Subject: [TALK] China after Deng (3)

From: Ping Shu
Date: Mon, 14 Feb 1994 20:53:57 G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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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政治发展重新抉择的机会

                                ----访八九学运领袖王丹
 
    一九八九年五月下旬，在北京的中外记者们私下对天安门广场的学生领
袖已有了许多非议，印象中王丹却是极少受到批评的一个。某一天，《明报》
的林翠芬介绍我认识王丹，但我只和带着墨镜的王丹在北京饭店门口匆匆握
了一下手就告别。
    后来离开大陆，阅读了许多有关王丹的材料，也听了不少熟悉他的人的
介绍，看来他与那几个浮躁又极具骟动力和欺骗性的所谓“学生领袖”不同。
但这位当时二十四岁的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六、四”之后，名列二十一
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首，随即不幸入狱。三年的囹圄生涯，并未改变他奋
力追求民主的初衷，他目前在北京以写作为生，文章常出现在香港报刊上。
很显然，这是位前途无可限量的青年。
    一九九四年一月五日上午，他自北京致电当时住在刘宾雁家中的笔者，
表示愿意接受笔者的访问。

                        政治强人的死都会改变朝代

何  频：邓小平随时都有可能死亡，他的去世您认为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
        影响?
王 丹：   的确，八十九岁的邓小平正进入风烛残年，他的生命已经开始摇曳
        不定，随时可能倏然而灭。他的去世将给中国政治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人治国家，有着悠久的人
        治传统，政治强人在政局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已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
        一大特色。远的不说，在近一个世纪前，满清政府的最后一位强人---
        -慈禧太后的去世，使几百年的封建大山开始分崩离析，最终在革命的
        洪流中土崩瓦解；袁世凯之死，使在中国建立皇帝的梦想化为乌有，
        一切有实力的复辟集团失去了旗帜，终于沦为一群政治闹剧的制造者；
        蒋介石的去世，为台湾走向民主化道路创造了契机；而毛泽东的死，
        则成为结束祸国殃民的“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条件。可以说，每
        个政治强人之死都改变了一个时代。在中国的政治仍未走上现代化道
        路的今天，邓小平这位最后的政治强人的去世，也必将激起波澜。
          从现实角度看，邓小平虽然身无一职，但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
        中国政治发展中任何一件大事未经他点头，便无法成为现实。一旦他
        去世，就必然会出现巨大的权力真空。有真空，就会有人去填补。而
        在邓死亡后，纵观党内，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足够的威望、资历和能力
        能独领风骚，这就必然产生填补过程中的争夺。这种争夺就为中国政
        治发展提供了一个重新抉择的机会。
何 频： 面对这样一种可能发生的政治变局，您和同仁们有何准备?}
王 丹：无论作为对中国未来发展的一种学理上的预测研究，还是作为民运力量
        自身出于战略考虑做出的一种判断，我们都应该高度重视对邓后中国
        的准备工作。我想就民运自身来说，现在最重要的既不是重申我们的
        理想，为社会发展规划一个灿烂的宏图；也不是切齿痛斥，揭露过去
        四十多年的黑暗和罪恶，而是要脚踏实地，认真分析，列出邓后中国
        的几种可能态势，然后作出可行性建议。或者做好心理准备，即邓后
        中国是不可测的，到那个时候，我们应该以怎样的原则把握自己的行
        动。
        
                        中国肯定会乱

何 频：您个人对邓小平之后形势的具体估计如何?邓南巡前，外界对邓后多预
        言会乱，现在中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说邓后中国不会乱的预言开始
        增多......}
王 丹：我认为中国肯定会乱。当然大乱、小乱，还是中乱，现在还很难说，但
        是乱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乱，最可能出现在两个层面上，第一就是中
        共上层。我认为中共作为一个统一的利益整体来说，已经不存在了，
        现在的中共已经开始分裂成不同的利益集团。各个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
        尖锐的矛盾。邓小平在“十四大”上苦心孤诣的安排了江泽民为首，
        乔石主持人大、李瑞环主持政协，朱容基主持国务院为辅的权力结构，
        企图使各利益集团之间能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格局；但是他的这种安排
        产生的负作用恰恰足以折消他的初衷，也就是这种安排必将使党内矛盾
        激化具备形式上的载体，也即“战场”。现在可以看到乔石、李瑞环都
        在加紧凸显人大、政协的地位，而且有可能形成政治上的同盟；作为对
        方的江泽民，尽管身负国家主席、党的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的所有大
        权，但他并无权以行使这些权力的条件，从中央到地方，他都缺乏足够
        的权力基础，不要说李鹏、朱容基、乔石、李瑞环等，就是强大一些的
        地方实力派，也不会买江泽民的帐。尽管如此，江泽民毕竟具有领袖的
        “名分”和邓小平的支持，因此一旦邓去世，双方必有一争。中共上层
        的权力斗争一旦公开化，势必影响到省、军区一级的地方政权，不论顺
        风使舵，还是用实力自重，各个地方诸侯也都卷入政治角逐。
          最可能乱的第二层面，就是社会的下层民众，尤其是工、农、社会不
        稳定的苗头，现在已经可以看得出来，一九九三年以来各地的罢工、游
        行、骚动事件层出不穷，社会矛盾激化有递增趋势向，这些趋向还未构
        成大规模动荡，主要还是因为政局仍然相对稳定，各级政府在自身不乱
        的前提下，还有能力控制所辖范围内的事态发展。一旦因为邓的去世引
        发中共上层权力斗争，进而危及地方各级政权的稳定，社会矛盾就会在
        权力控制薄弱处喷发出来。另一方面，改革进行到今天，已经进入深层
        结构，它所要触动的已不是表面上的制度，而是决定了制度的各种利益
        关系。当前中国面临着这样一个局势：各个社会集团之间在进行一种利
        益上的调整，并因而出现强烈利益摩擦和利益对抗。这个时候，正需要
        出现一种机制，能够以程序化的手段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进行谋和和协
        调，缓解利益冲突。这样一种机制，只能建立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自
        由经济的发展不能没有民主政治“保驾护航”，要想避免大规模的社会
        动荡，无非两条路：要么实行专制的铁腕统治，可是这就阻碍了自由经
        济的发展；要么在发展自由经济的同时进行民主政治的配套建设工作。
        现在中共权衡利弊，认定只有发展自由经济，使国家强大才有可能确保
        自己的利益存在，这本来是明智的认识。但是他们却不肯再继续明智下
        去，他们既想确保自己的利益，又不想切割自己的权利，他们不知道要
        想原封不动地维持所有原来的利益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有让出一部分利
        益才能确保另一部分利益。
          因此中共领导下的改革到了今天，陷入了一条腿走路的困境和危险。
        利益摩擦不用民主政治机制去协调，势必产生冲突和动荡；作为当局者
        的中共又拒不实行民主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