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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email-masked] Li <[email-masked]>
Date: 17 Nov 1993 05:55:42 GMT

因为想与网上诸君共同理性地反省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但是又
担心网友来自不同地方，观念沟通也许会有些困难，不如先为大家介
绍一点本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韦伯 (Max Weber)关於 (传统) 中国社
会的讨论，看看外国人对於中国社会的性质究竟有何看法。网上如果
有精研韦伯学说者，或是对於中国社会、文化性质有深入研究者，请
不吝赐教。
    应该先声明，韦伯虽然曾经讨论到中国社会的性质，但是他并不
真正关心中国的问题，他也绝无意成为一位汉学家，他只是想要寻找
西方的独特性质、探索西方之所以成为西方的根源因素。他只是想要
借助对於中国、印度、古犹太与伊斯兰教的研究，以便对照出西方的
独特发展路径及其性质，因此，基本上他对於中国社会、文化并没有
多少同情。此处介绍他的学说，也未必即完全认同他的观点，只是觉
得他的看法毕竟有其深刻洞察，仍然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帮助我们
做进一步的反省。
    实际上，韦伯的整个研究焦点是摆在西方的合理企业式资本主义
产生的原因，我们不妨先从他对於西方之所以能产生合理企业式资本
主义的原因谈起。
一、西方合理企业式资本主义的兴起：
  1 前提条件
    ―态度上对「牟利」观点的肯定：唯有当「追求利润」的观点得
      到了肯定，理性的计算才有可能。韦伯强调「新教伦理」对资
      本主义的产生具有关键性的地位，正因为新教伦理可使牟利观
      念合法化，「理性的计算」才可以伴随「效用」的概念一起出
      现。
    ―理性的计算。这种计算包括对投资及报酬的理性运用、预算制
      度的建立。在管理上，生产事业必须和家庭分开。
    ―必须有市场自由，让商品与劳动力自由地在市场中竞争，使得
      货物生产或流通不致受到不合理的束缚，而减低了商人计算的
      准确性。
    ―技术必须发展为可计算性的。唯有能够大量生产，经济的转变
      才有可能。
    ―在法律的判决与行政管理措施上，必须以可计算的法律作为依
      据。唯有透过一套适用於每一个人的普遍形式规则，以担保确
      定性和可预测性，同时积极限制传统权威的滥用，如此经济上
      的成就才能获得保障。
    ―必须有自由劳工的存在，才能根据工作量预估生产费用，理性
      计算资本才有可能。
    ―经济生活必须商业化，即由以政治作为主导的商业活动转变为
      纯粹的商业活动。
  2 背景条件
    ―科层 (bureaucratic) 国家的发展：由於科层制组织解决问题
      的技术非常优越，使得它具有强大的力量。这种强大的力量经
      过层级性的控制，导致了行政管理的集中化。科层国家摧毁了
      封建主义与世袭制度，使得土地与劳动可以纳入市场中，也帮
      科层国家消除了市场中流通的阻碍，以及将税制和通货加以标
      准化。科层国家最重要的贡献在於，它提供了一个可以理性计
      算的法律体系，以保障投资、财产与契约等的履行。国家与形
      式法学的结合，间接对资本主义有很大的帮助。
    ―形式法律：最彻底的科层化必须建立在形式法律规则的基础上
      。这种形式法律规则是由市民权 (citizenship)逐渐发展出来
      的。早期西方城市的兴起大都以商业与军事中心为主，它拥有
      自己的法律，由市民们自己处理行政事务，所以就某种程度而
      言，城市具有局部的政治自主性。为了享受此种自主权，农奴
      纷纷逃向城市，逃到城市的人只要经过宣誓就可以获得市民身
      份，享有低度的市民权，而独立生产的能力提高，所以城市中
      到处充满了牟利的机会。这种情形更加吸引人们涌向城市，以
      获得市民权。这种身份(membership)的产生，显示出氏族(sib)
      、家庭解体的趋势。当市民权由最初所意味的城市居民的地位
      与资格，逐渐扩展为国家中的国民资格时，原来保障市民的原
      意虽已消失，但是其普遍主义 (universalism) 的涵意却留下
      来了。
    3 理念层次的因素
	  基督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基督教与印度教均持对
      世界拒斥的态度。基督教经由二元世界的观点及神的概念的系
      统化，产生了「救赎」的概念，而且其救赎途径与印度教迥然
      有别。印度教抱持遁世的态度，而基督教则倾向於把外在成就
      当成目标，透过有规律的生活方式，理性地将世俗的秩序转换
      ，这种「支配世界」的世界观造成了西方与中、印间的极大不
      同。
	  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活动在资本主义兴起中所扮演的角色
      主要是在使牟利活动合法化。新教结合了宗教的理念与经济社
      会的发展，而赋予俗世工作一个救赎性的意义，因而扫除了基
      督教理性化的最後一个障碍。唯有将出世性的宗教转换成为入
      世的取向，资本主义才有可能起飞。由於路德教派采用「天职
      说」 (Calling)作为教义的核心部份，使他们认为勤奋工作是
      荣耀上帝的手段。此外，喀尔文派、虔信派、美以美会(method-
      ism)与浸礼运动诸派均强调俗世禁欲，要求信徒过规律、严谨
      的生活。信徒们努力工作，不断累积财富，却不享受成果；尤
      其是喀尔文派的「预选说」与用现世成就证明得救的教义，使
      信徒对於自身能否得救感到焦虑，并因此努力追求现世的成就
      以期证明自己是被上帝拣选的。总之，新教改革使营利欲望可
      以和内在道德结合，而提供了资本主义突破的契机。就此而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间具有选择的亲近性 (elective
      affinity) 。
二、传统中国社会无法自发兴起合理企业式资本主义的原因：
     (事实上，韦伯认为，中国人的强烈占有欲无疑由来已久，这种
    驱力和与非亲族间的无情竞争性无与伦比; 而且，中国人勤劳、
    工作力强、商人行会强有力且自主性高; 从十八世纪初起，人口
    又快速增加; 贵重金属持续增加; 由於常呈统一状态，各地方间
    的行旅方便、人民没有服兵役与受教育的义务; 没有限制高利贷
    和类似之商业行为的法律; 人们节俭并且懂得斤斤计较，并且对
    於财富赋予正面意义。这些似乎都有利於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
    为什麽资本主义终究未能自发地在中国发展出来呢？韦伯大致上
    从物质条件、制度、心态三方面进行讨论，并且著重强调中国人
    的心态特性。)
    1 物质条件
      ―中国人口虽然从十八世纪起快速增加，但是农地缩小;
      ―中国的货币制度未能长足发展，未能真正达到货币经济的水
	准。
    2 制度
      ―大体而言，中国社会缺少固定的、公认的、正式的和可靠的
	法律，也缺少合理的行政、司法制度来保护工商业的自由、
	蓬勃发展;
      ―中国农业史上展现了两种收税原则间的单调摆汤情形。从封
	建制度崩溃以後，处理农村财产的方式就再没有内在的「进
	化」了。在封建时代，农民就是封建地主的农奴，农奴需交
	税给地主及为其服行劳役。虽然政府极力防止「兼并」的情
	形发生，但是农民由於战争的威胁、不安全，或因为课税、
	贷款所导致的过大债务，故而群集在富户周围，把自己付托
	给富户，自己则成为佃户。
      ―中国城市虽然有繁盛的商业活动，但是城市本身缺少自主的
	行政管理与司法，也缺少自主的立法权; 此外，城市仍然透
	过宗亲组织与乡村紧密相连，难以独立发展，也不利於出现
	类似西方中古城市的新兴市民阶级;
      ―行会虽然有助於各行业的存续，但是却因为束缚力量太大，
	不利於发展、创新，而且削弱了重视合理计算的态度;
      ―因水利建设的需求，有利於建立及维系大一统帝国，但是中
	央集权却不利於各地方间的竞争与发展;
      ―皇权和神权集於皇帝一人之手，人民缺少自由发展的机会;
      ―社会中的菁英成员为俸禄 (prebend)体制所束缚 (官僚阶层
	与亟望任官者不愿改变制度，以免有损既得利益) ;
    3 心态：韦伯强调中国人缺少一种有利於合理资本主义精神发展
      所需要的特殊心态，尤以官僚阶层与亟望任官者为然。
      ―一般士大夫均接受儒家的生活取向，基於此一生活取向，中
	国人的「灵魂」从未经先知予以变革; 没有私人的「祈祷」
	; 仪式主义者、文官与皇帝管理一切事物，也只有他们能从
	事管理;没有有权力的「祭司」(priesthood)(也许道教是例
	外) ; 没有独立的宗教力量来发展「救赎」的教义或发展自
	主的伦理与教育，官僚阶层倾向於轻视宗教，只视宗教为驯
	化百姓的工具，因此宗教是用来维系秩序的。儒家思想中存
	有强烈的不可知论，并且认为对此世以外的世界是不可能认
	识的。中国虽然也有「弥赛亚」的希望，但是不是希望一种
	绝对的乌托邦。由於缺少救赎的教义，也不追求超越的价值
	或命运。
      ―中国的官方仪式都是在为社会的利益服务，而祖先崇拜则则
	是在求家族的利益。两者均未顾及个人利益。自然的伟大神
	灵愈益走向非个人化(impersonalization) 。结果，这样的
	崇拜就变成官式的仪式。这种仪式逐渐除掉了所有的情绪要
	素，最後成为只是一种社会仪式而已。这是文化水准较高的
	知识阶层的产物，一般民众的典型宗教需求是被忽略的。只
	有知识份子能够持著这种扬弃他世 (the beyond) 并忽视在
	此世中之个人得救的宗教保证的态度。
      ―孔子有教无类的态度并不能弥补大众与知识份子之间的信仰
	鸿沟，因为他只教导古典的教义。因此，在孔子之後，有许
	多被奉为神□的英雄与功能神 (functional deities) 在民
	间出现;
      ―科层体制的生活方式不考虑个人的救赎，中国的科层制理性
	也忽视个人的救赎问题。
      ―老、庄是隐者，倾向神秘主义，他们达道的力量来自这样的
	内在态度：行事时就好像是没有灵魂的人，如此可将灵魂从
	感官中解放。
      ―儒、道两家都有「道」的概念，「道」是宇宙的永恒秩序及
	其运行方式。对儒道两家而言，「道」是同等有效的。不过
	，儒家不是神秘主义者。道家则倾向於把世界看成是一个巫
	术花园;
      ―总地来说，中国人的心态是偏於与此世相适应的，他们不会
	像西方清教徒那样彻底地专注於上帝的意旨，那样不顾一切
	地奉行禁欲伦理的理性主义，那样想要宰制这个世界，以迎
	合一个完美的理念。
    虽然韦伯并非中国通，他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有许多地方有偏误，
但是，至少就我看来，他对於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结构性质的领悟，
实在超出了大多数中国学者 (更不用说一般人) 。之所以能够如此，
除了他个人的资质与用功之外，极可能与西方整个学术发展已经奠立
下的深厚基础有关。此外，他似乎也得益於他的西方人身份，这使他
能够从非常不同的视角、采用已经发展出相当效度的观点，来审视中
国，从而能见我们所不能见。希望此处的介绍能够促使大家共同来做
更深刻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