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ked Conspiracy) Chapter 5 陽謀 第五章 第五章:  評肅反上下呼冤  丁抒著   人命關天,一旦鳴放起來,「鎮反」、「肅反」等死 人的事就首先被提了出來。   中央人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原國民黨政府廣西 省主席黃紹竑,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召集的鳴放座談會上發 言:「我去各地視察時親眼見到的事,鎮反、肅反運動中, 處決冤枉,慘不忍睹。但死者已矣,不能復生,該他命短, 不去談它。然未處決還在押者,尚有五百一十二件冤案。 其中舉出幾件冤案的情況為代表,和黨的方面談一談。」 他舉的例子有上海一個醫學院的女學生批評蘇聯醫學不及 德國、日本,認為不應將蘇聯醫學拿來誤人子弟,於是被 指為「反蘇」、「反革命」,遭逮捕關押一案;有上海原 滬江大學校長因早年代表國民黨政府赴德與希特勒政府簽 訂秘密貿易協定,被指為反革命,關押六年不審不判一案。 舉了幾個例子後,黃氏又總結道:「我認為這樣的肅反, 盡是冤獄……文明國家,有冤獄的賠償規定,社會主義國 家冤獄就冤死了結。……要人民如何信仰?國家社會如何 安定?」(注1:當代出版社刊行《鳴放革命實錄史》第 八至九頁。)   另一位國民黨老黨員、廣東省政府參事室副主任羅藝 群則如此鳴放:「共產黨所領導的一切,別的省份我不知 道,就廣東省來說,肅反政策、農業政策,搞得太糟,七 年以來的鎮反、肅反冤殺了許多好人。」(注2:同注1, 第九十九頁。)   瀋陽師範學院兩位青年幹部張百生、黃振旅聯名在《 瀋陽日報》上發表文章,認為「鎮反和肅反都是企圖用暴 力維護革命果實。這同我國著名的『愛民如子』、『以德 立國』、『以法治國』的傳統思想是背道而馳的。」   民盟湖南省負人杜邁之認為「肅反是全國性的錯誤」, 是「專政專到人民頭上來了」,主張成立「肅反善後委員 會」。民盟湖北主任委員、中南財經學院院長馬哲民則斥 責中共搞的肅反,「把發牢騷的,就認為是反黨,反黨就 是反革命。這是一種殺人邏輯。」   對外貿易部行情研究所歐美研究室主任嚴文傑則鳴道: 「親身經歷過三反、五反、肅反這些運動的人,想起來就 或到心驚肉縮,毛骨悚然。」「真是人人自危,社會大恐 怖。」「不管甚麼人,只要領導手指一下,就可以鬥的。」 「鬥的場面,比坐牢難受多了。」「我覺得,反會把一些 本不一定反革命的人逼著去反革命。」「不管成績怎樣, 這種運動不能再搞了!」「要求政府規定:除非檢察院同 意,並由法院接受和主持外,一般機關、團體不得開鬥爭 會。」(注3: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   復旦大學法律系教授楊兆龍的口氣比較和緩,但問題 卻提得十分尖銳:「希望檢查一下歷次運動的合法性,尤 其是肅反運動。」對於中共將法律定義為「階級鎮壓的工 具」,他表示異議:「中國今天鎮壓對象只有百分之幾, 百分之九十幾的人民要不要法律?」(注4:《提高警惕, 粉碎右派陰謀》第八十六至八十七頁。)   清華大學學生組織的「庶民社」,在其油印的《庶民 報》中鳴放道:「發動群眾搞肅反是沒人權,沒憲法,沒 常倫。」提議對肅反中積極參與的人「追查責任,以法律 制栽」。   中央民族學院副院長費孝通教授六月六日在民盟的學 者會議上說:「學生控訴在肅反中被清鬥,有人聽了流淚 ……想不到在解放以後還有這種事,簡直是太黑暗了。…… 我對學生所揭發的這些事實是同情的。」(注5:成文出 版社《中國往何處去》第五十二頁。)   在中共北京市委召開的非常局長座談會上,司法局副 局長、原政法學院教授樓邦彥說:「肅反運動中被整的都 是知識份子,而且都整錯了。」   中央美術學院院長江豐說:「肅反運動有甚麼成績?」 「文藝界又肅出了甚麼特務?」「許多人都說肅反成績是 主要的,在群眾運動中有偏差是不可避免的。這種理論非 常可怕。」(注6:《新華半月刊》一九五七年第十七號 第一九一頁。)   劇作家吳祖光在文化界的一次整風座談會上發言道: 「肅反這種鬥爭形式,即使在專制時代,也是罪惡的。」 「建議文聯出一個小冊子,把文藝界內受冤枉者的名單, 通知大家。」   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朱啟賢說:「對肅反重新估 價的問題,關係到將來的歷史如何寫法。應該說肅反錯誤 所造成的罪惡是嚴重的。因為鬥了多少人,多少人被當作 反革命鬥了,結果都不是反革命。拿人命做試驗,這叫甚 麼社會主義人道主義呢?造成的罪惡是人與人之間冷酷無 情。」(注7: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 「《阿房宮賦》中有『使天下人敢怒而不敢言』的話,可 是現在卻變成了『不敢言不敢怒』了。」(注8:見《首 都高等學校反右派鬥爭的巨大勝利》第三二八頁。)   山東工學院的民盟、九三學社成員(均為教授)召集 了六次「平反座談會」、「肅反座談會」,請肅反時被鬥 的人訴苦。他們抨擊該學院的肅反運動是「亂點鴛鴦譜」, 學院領導肅反的人「無理、無知、無情、無能,個別的無 恥。」(注9: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日《人民日報》。)   河南農學院女學生姜卓廉是院學生會副主席,她認為 「農學院的肅反是違法亂紀」,並主持學生會通過決議, 成立獨立的、不受黨委管轄的「肅反調查小組」,還召開 了「控訴大會」。   天津市天主教人士聶國屏說,過去的運動「傷害了許 多虔誠教徒的感情和自尊心」。他主張「過去判十年、二 十年徒刑的,今天都應該宣判無罪了。」   雲南大學中文系教授葉德鈞肅反時被逼自殺身亡。鳴 放時,該校經濟系教授、九三學社昆明分社負責人秦瓚對 《雲南日報》記者說:「拿肅反來說,最初,說雲大一定 有反革命:到系裡,就成了系裡一定有反革命:到小組, 就成了一個小組裡有反革命……但誰也不敢說『不見得』 ……那怎麼辦呢?就只好捕風捉影了,本來是打『老虎』, 結果是把狼、狗、貓都打了。十分之三、四的人都揹上了 包袱。」   山東省文聯藝術部部長、畫家任遷喬說:「哪個單位 打不出『老虎』,(領導)就要摘烏紗帽。肅反都要湊百 分之五的數字,這就得從瘸子裡面選將軍。這些都是與中 央的政策有關係。」(注10: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 《人民日報》。)   又如山東大學物理系教授束星北在中共山東省委召開 會議上發言:「肅反時毛主席說了一句『反革命份子可能 只有百分之幾』,一句估計猜度的話,但是後來竟成為肅 反的指標。……我們看,靠『人治』是多危險。」 (注11: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九日《青島日報》。)   肅反時湊百分比、按預定的數字捉人,非僅山東省一 處,全國都是這麼幹的。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顧執中在一個高等教育座談會上將 數字列了出來:「以第一次肅反為例,共產黨不從細密調 查工作出發,而是事先擬定必須打擊的一張數字單,規定 北京需要逮捕反革命份子五百名(似應為五千--引者), 上海七千名,武漢五千名,廣州六千名,其他省也相等如 此上下數字。……結果就使無數的人民受了害。」由於對 受不了折磨而自殺的人當局一律冠以「畏罪自殺」的罪名, 顧還指出:「對並非畏罪,而是畏鬥、畏逼者,必須清查, 予以名譽的恢復,並須照顧其家屬。」(注12:同注1, 第十七頁。)   提到「畏罪自殺」,實在不能忘記一個人。   「新中國」成立之初,率領船隊由香港開赴大陸的四 川民生輪船公司總經理盧作孚,曾被毛澤東稱為中國近代 工業發展史上不可忘記的四個人之一。(注13:見《現 代作家》一九八四年第十一期第十五頁:「報載:五十年 代中期,毛主席對黃炎培等人的一次談話中指出,中國工 業發展,有四個人不能忘記。講重工業,不能忘記張之洞; 講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講化學工業,不能忘記范旭東; 講交通運輸,不能忘記盧作孚。)盧本人在新中國確也受 過優待,在毛舉行的招待會上,他曾兩次得到坐在毛身旁 的禮遇,周恩來也曾端著酒杯到他座前來敬酒。然而,僅 僅一年以後就搞起了運動,他在四川成了「不法資本家」。 在無情鬥爭之後,他自殺了(但一九八八年四月二十五日 《人民日報》海外版說他「一九五二年在重慶病逝」)。 隨後,四川當局在報紙上公佈了他的「罪行」。   盧作孚本為中國一代愛國知識份子的楷模。一九二五 年,這個出身貧苦的青年知識份子為了「實業救國」,集 資合股,訂造了一條名為「民生」的小船,利用四川合川 縣一所小廟的殿堂開始了他的事業。事業發展後,他當過 國民黨政府的交通部次長。一九四九年時,他的公司已擁 有上百條船,航線遠達東南亞,他本人卻房無一間(他住 在公司職工宿舍裡),地無一壟,銀行裡甚至沒有一文存 款。他真是赤條條地離開了人間。   盧的遭遇實為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寫照。一九五二年 初開始的以工商界人士為目標的「五反」運動(反行賄、 反偷稅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國家 經濟情報),用不受法律約束的群眾運動的方式清查資本 家的違法行為,正是以「不法」攻「不法」。對於偷稅漏 稅,不是坐下查賬,以數字為依據,而是先把人扣起來, 用餓飯、疲勞審訊的辦法讓人交待。那些被鬥的,要是熬 不住日夜追逼,便只好用死來解脫了。   盧氏是服毒死的,大多數死者卻是採取更簡單的法子 --跳樓。當時主持全國「五反」運動的中央節約委員會 主任薄一波在一九八八年回憶此事道:「『五反』開始後, 在上海引起了很大的震動,不時傳來了資本家跳樓自殺的 消息。為此,毛澤東同志派我到上海去。我跟陳毅同志說, 發生跳樓事件不好……」 (注14:一九八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 (後來,上海市長陳毅對人說,上海的「降落傘部隊」有 一千三百多個,他感到很不安,若早點作宣傳,本來會縮 小到一千名之內的。具體數字目前無法核實。) (海生按:也有資本家去黃浦江,雇了舢舨去江心,趁船 家不留意時投江的,有的自殺成功,有的被船家救起,也 有自殺者跳入江中後,因穿的是絲棉棉襖,使之浮在水面 而無法下沉,成為求死不成的黑色幽默。)   資本家死了就死了,那是無人去為他們平反的,只是 由於盧作孚當年太有名,對中國工商業的貢獻太大,從重 慶到上海長江一線,上了年紀的人幾乎無一不知當年有過 「民生公司」。當局在三十多年後還肯承認當時公佈的盧 的「罪行」不實,並費心為他平反,表示要紀念他對中國 近代工業所作的不可磨滅的貢獻,而其他「畏罪自殺」者 --包括千名以上在上海跳樓的所謂「不法資本家」-- 則永遠在中國的歷史中無聲無息地消失了。   嚴格來說,盧氏之死可能是通訊不夠發達,上下來不 及通氣,以至陰差陽錯造成的。不管毛澤東如何想消滅資 產階級,他總該還感念盧率船隊來歸的功勞,盧氏本人不 可能是他要直接打擊的對象。只是運動一下子搞得太猛, 盧氏生性太烈,行動太快,毛澤東、周恩來還沒想到將他 的個案另行處理,他已經以死抗爭了。他的死與一九六六 年文化大革命初起時名作家老舍的死相類似,只要向毛、 周求救,或者忍幾天等毛、周伸來援手,都能免於滅頂。 可是他們都撰擇了死。不過,盧氏即使不死,日子也不 會好過。譬如他的公司的經濟研究室主任就被送到新疆 去「勞動改造」,直到三十年之後才宣佈平反,說是搞 錯了。 (海生按:在共產黨以前的舊中國,一些胸中尚存浩然之 氣的忠勇之士,多仍有「士可殺而不可辱」的氣概。這也 是為什麼毛澤東老賊曾對李志綏醫師透露:「中國共產黨 裡,好人早都死完了。現在剩下旳都是些行屍走肉。」   中國共產黨剷除異已的慘酷手段,所造成的對中華民 族的心靈摧殘,不知要多少代的教育才能恢復原氣!   這也是海生對中國近年的所謂『經濟起飛』,不敢抱 樂觀態度的原因之一。不管你對一些凶殘成性的強盜如何 臣服,不管你將多少錢給了那盜賊,如果世人以為一個有 了錢的強盜就會變成君子,其結果將會和那對豺狼施以援 手的東郭先生、那對毒蛇拖以仁愛的農夫相似。)   上述鳴放者,本人並不是肅反的受害者。他們只是替 別人申訴,鳴不平,有的鳴放者甚至是肅反中的積極份子。 譬如上海同濟大學助教汪長風是該校青年團委組織部長、 上海市人民代表,肅反時曾搜查過學生的日記告信件,使 部份被鬥者精神失常,有的甚至自殺身死。現在他在全校 近千人的教師大會上說:「如今我覺吾了,我願意向被鬥 的人道歉,向死去的懺侮……」(注15:見香港自聯出 版社《鳴放回憶》一書中《我戴著帽子寫回憶》。) 他還說:「我認為肅反是對人類道德的進攻,對人類心靈 的摧殘。肅反問題現在黨委採取個別道歉,我是不同意的 ……肅反是方針政策的錯誤,不單是方式方法的錯誤。…… 」(注16: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   民盟副主席、森林工業部部長羅隆基在中共中央統戰 部主持召開的座談會上的發言也以肅反為主題:「黨領導 這一次的人民革命的勝利,是人民赤誠擁護而勝利的。人 民不擁護的話,大家不站共產黨一邊去合作,共產黨得不 到勝利。」「但是人民有個不解的問題,每次政協、人大 開會時,司法、公安兩部門的首長都要光榮地報告肅反成 績,宣佈『有反必肅』的長期政策……這個政策的需要, 連我都有些不太明白。我們覺得已解放了八年……尚須長 期地繼續肅反,那就證明……至少這次革命過程中出了毛 病,有了偏差。」   他的發言心平氣和,毫不激烈,他主張成立一個委員 會,為歷次運動中受了冤屈的人平反。「同時,勞改中的 大知識份子,應該釋放:其他勞改的知識份子,從事體力 勞動者,應該改為從事腦力勞動。」   羅并沒將那委員會命名為「平反委員會」,倒是湖南 省有人提議成立「肅反善後委員會」,專事平反工作。   民革中央委員周穎倒不將肅反的問題全算在中共身上。 她說:「在肅反運動中,我們民主黨派不聞不問,不提意 見,民革的成員被鬥爭,自己的組織袖手旁觀。」因此民 革也有一份責任,也應該改變作風。(注17:一九五七 年六月六日《人民日報》。)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九三學社成員顧執中也有類似意 見:「共產黨把國家事情搞得這樣糟糕,民主黨派也要負 責任,因為民主黨派過去都是捧共產黨。」   鳴放只是鳴放而已,那些肅反的受害者,死的不說, 活著的也沒有因此得益。出席鳴放會的共產黨幹部只是在 聽意見,而不是聽指示,當然不會說了就去處理冤案,開 獄門放人,向當事者賠禮道歉。在鳴放期間,立竿見影、 一鳴而收效的恐怕只有文學講習所所長丁玲和《文藝報》 副主編陳企霞的「反黨集團」案。肅反時二人無端被肅, 只因名氣較大沒有下獄。此刻鳴放,二人將兩年來受的氣 大大地出了一通。主持全國文藝界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長周 揚竟立即承認肅反有偏差,並向二人表示了歉意。就全國 範圍來說,這實在是個異數。二人嘗到了鳴放的甜頭,著 實高興了一陣。但個把月後,風向突轉,他們也就首當其 衝地成了文藝界的「大右派」。   關於肅反,人們的鳴放(譬如黃紹竑的發言)與前述 毛澤東的「一個不殺,大約百分之一勞改,其餘的人都在 原單位工作)的說法大相逕庭。毛澤東和黃紹竑,一為中 央人民政府軍委會主席,一為副主席。毛講話在先,黃鳴 放在後;毛說「一個不殺」,黃說「處決冤枉,慘不忍睹」 ,而且是「親眼見到」,可謂存心要與主席搗亂。因此, 一個多月後全國報刊一齊咒罵這位黃右派,使他成了婦孺 皆知的大名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胡風反革命集團」案也是鳴放中的一大話題。羅隆 基顧忌中共的面子,只在民盟內部說胡風肯定是搞錯了, 卻沒在會上將這問題挑出。上海文化出版社編輯室副主任 許君遠卻公開鳴道:「胡風有才華」,「為甚麼不把胡風 放出來讓他開開花?」河南省文聯創作部負責人、共產黨 員欒生認為胡風集團是「一個大的文字獄」。他說:「當 今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主義的思想統治,比清朝的『文 字獄』還要兇,還要厲害。」(注18:一九五七年七月 二十七日《人民日報》。)   對外貿易部法律室顧問董士濂亦為胡風辯護,說胡風 不是反革命。他指因揭發胡風被中共寬大、不予逮捕的舒 蕪是「賣友求榮」,並說因在批胡風的大會上為胡辯護而 獲罪的呂熒「顯示了中國人的骨氣」。他還指斥刊登胡風 「罪行材料」的《人民日報》「犯了誹謗罪」。 (注19: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人民日報》。)   北京大學物理系學生劉奇弟本人在肅反中曾被關押, 與胡風在同一所監獄呆過。他在校園裡張貼了一副對聯: 「鐵窗禁忠良,天昏地也暗」,橫批是「為胡風伸冤」。 中國人民大學刑法教研室教師的說法則婉轉得多:「如果 胡風是反革命,為甚麼至今還不審判?還不敢見人?」 (海生按:在近四十年後的今天,中共對魏京生的做法, 和當年對待胡風可有分別?對中共的「開放與改革」仍有 「虫二」之幻想的,值得反思一番。)   對胡風案講得最宜截了當的恐怕要算人民大學的女學 生林希翎,她的鳴放一語破的:「胡風的意見書基本上是 正確的……毛主席的話又不是金科玉律,為甚麼不能反對 呢?」「兩年還不公佈胡風案件的下文,我看共產黨很為 難,沒法下台,知道錯了又不肯認錯……」   對於中共不依法行事,人們不滿已久。鳴放期間以顧 執中教授的意見最為尖銳:「憲法自一九五四年通過以後, 有的被徹底破壞了,有的有名無實。」「第八十九條規定 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非經法院決定或檢察院批准不受逮捕, 而肅反時的行動證明這一條文全被破壞了。第八十七條規 定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事實都沒有得到保 證。」「集會結社的自由更少,許多人民團體幾乎都是官 方包辦。可不可以再有新的民主黨派?憲法沒說不行,但 事實卻沒有人敢大膽的做。」「大家都把憲法當做一張紙, 通過後也就算了……現在從劉委員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委員長劉少奇--引者)到一般公民誰也不提保護憲法了。 這樣下去,把憲法當成了手紙,亂關人、亂捕人、拆(私 人)信等等,都可以為所欲為,將來何堪設想?」 (注20: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人民日報》。)   過去八年中,司法部門執行黨的指示,在一波又一波 的運動中捕人、殺人,冤枉了許多無辜。但司法人員並非 都是鐵石心腸、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他們心裡也有氣。   最高人民法院顧問俞鍾駱在中共召開的整風座談會上 坦率地表明了他的不滿。他認為「現在的政府不保護公民 權利的狀況,還不如封建王朝和蔣介石」。他批評審判時 「罪與非罪界線劃不清」,並認為原因是「無法可依」、 「有法不依」和「審判人員判案可以隨心所欲」。 (注21: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   北京是首都,可是北京的司法幹部似乎意見最多。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院長王斐然說:「市委不懂法律, 還阻礙法制建設。」   北京中級法院院長賀戰軍則說:「案子送給他們(指 市委書記)批,我看行市也不一樣,犯人有走運的,也有 倒霉的。」   北京市司法局副局長樓邦彥提出他的意見:「單憑市 委的指示辦案是違法的,破壞了法院進行審判的獨立地位。 」王斐然的意見同樓一樣:「現在審判獨立不起來,主要 原因是黨委干涉。」   這些幹部所以主張按法制辦事,反對黨委干涉,可能 與其經歷有關。譬如樓邦彥早年自清華大畢業後即赴美國, 一九三九年留學歸,回母校任教。一九四九年共產黨掌權 後,他欣然接受中共的委任,是因為以為中共會按法辦事, 會尊重法院的獨立地位;但幾年下來發現根本不是那麼回 事,自然有話要「放」了。   由於這幾位高級幹部帶頭,北京司法界的鳴放十分尖 銳:「黨委過問具體案件就是違法。」司法部門黨的幹部 「很多根本不懂法律,真是禍國殃民。」「當委審批案件 是做成錯案的原因。」   作為司法人員,他們的意見幾乎都是圍繞法制而發的: 「主要法律沒有公佈,造成審判人員無法可依。」「所有 刑事案件都沒有法律。」「以政策代替法律。」「現在只 有人治,沒有法治。」   「在這個社會裡,無法可依,有法也不依,誰有權, 誰的決定算數。」「審判員憑空氣辦事,中央說寬就寬了, 說嚴就嚴得要命,憑風辦事。」「重判的時候有重判的理 由,輕判的時候有輕判的理由……這『辯證法』反正甚麼 時候都對!」   「群眾運動破壞法制。」「遇到運動就要找典型,就 要判罪……」(注22:此處數段引文均見中國人民大學 出版社編《北京市司法界右派份子是怎樣進行反黨活動的》)   中共本將司法部門視為「專政機關」,抓、殺反革命 都要靠此機關,現在竟然連這些參與「鎮反」、「肅反」 的執法人員都「鳴放」起來,而且矛頭指向黨和黨的幹部, 可見中國人已經到了非鳴不可的時候了。   可是,在不久即展開的反右運動中,上述對肅反表示 了不同程度不滿的人無一例外地成了「右派份子」,儘管 他們只不過說了幾句實話而已。   共產黨裡並非人人都是以說謊為生的。中共中央委員、 公安部部長羅瑞卿一九五九年就在公安部的一次全體幹部 大會上說過這樣的話:「在右派進攻的時候,肅反是他們 攻擊的主要方面……他們講的一些事情,……有一些就是 事實。」(注23: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四日,羅瑞卿在 公安部全體幹部大會上的發言。)   由於時值毛澤東發動的另一波運動「反右傾機會主義 份子運動」的高潮,羅瑞卿的講話不那麼爽快,而在「反 右鬥爭」之前,他講的便直率得多:   「我們(肅反)的缺點錯誤是很多的,我們決不隱諱。 」「鬥了、捕了、搜了一些好人,有些好人自殺了。」 「有說,『鎮反、肅反不知冤枉了多少好人』,這種說法 ……是有一些根據的……有冤枉,可以平反……」 (注24: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羅瑞卿「在各省、 市、自治區黨委xxxxx會議上的總結發言」。)   「我想黃紹竑……等人所列舉不人道的事例,事實上 是遠遠不能代表我們現在真實存在著的嚴重事實的。」 (注25: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三日,羅瑞卿「在全國省、 市檢察長、法院院長、公安廳局長聯席會議上的講話」。) 「我們有少數勞改隊的一些幹部對待犯人比奴隸主對奴隸 還要殘忍……不僅是違法,簡直是慘無人道。」 (注26:同注25)   「我們的勞改隊、監獄,……有的不給水喝,不讓睡 覺,有的勞改隊,使犯人每天勞動到二十小時,死後解剖, 腸子和紙一樣薄,這簡直是慘無人道,而且是犯法的。」 (注27:一九五六年七月五日,羅瑞卿「在各省、市委 xxxx負責人會議上的總結發言」。)   一九五七年為受冤者鳴不平、抨擊中共將憲法當手紙 的人,無論如何沒有料到他們自己也會成為冤獄的犧牲品, 成為羅端卿所批評的那些勞改隊、監獄的「奴隸」。當然, 這是毛澤東發起「反右鬥爭」之後的事,我們還是繼續述 說五七年春中國人的「鳴放」吧。  第五章完 .待續. 陽謀﹣﹣「反右」前後(修訂本) 作者:丁抒 出版:九十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琉璃街三號向南樓1樓A座及B座 電話:(852)887﹣3997 傳真:(852)887﹣3897 1993年9月修訂本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在網路上轉載時請附此段) 打字:海生怒潮(Micky Wong) 于楓葉之國.屠龍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