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ked Conspiracy) Chapter 7 陽謀 第七章 陽謀 丁抒著 第七章:  「黨天下」識者垢病 鳴放所提出的問題中,真正觸了毛的痛腳並最終引發空前規 模鎮壓的,還是政權問題。   中共於一九五四年制定的憲法規定,中國「是工人階級領導 的」。既然中共說自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當然就要 它來領導。但它和中國究竟是甚麼關係呢?機械科學研究學副院 長雷天覺用提問的方式放出了自己的意見:「黨究竟應在國家之 上,還是應在國家之中?」   山東青島市民盟成員曲北韋也用提問的方式參加了鳴放。他 在市政協會議上發問道:「我十分懷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 切權力屬於人民』呢,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共產 黨?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呢,還是人民為共產黨服務?共產黨 是人民的勤務員呢,還是人民的統治者?人民是國家的主人呢, 還是奴隸?」(注1: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人民日報》。)   廣西省副省長、民革中央常委李任仁說:「每個黨員並不等 於黨。有的機關、學校中有人給黨員提意見,竟被批評為是反黨 反組織,這不是比『朕即國家』還有過之嗎?」「在省裡還好一 點,愈到下面愈成問題,區委書記和鄉支書就可命令一切。」 (注2:一九五七年六月六《人民日報》。)   湖北省中南財經學院院長、民盟湖北支部主任委員馬哲民則 批評道:「中共不少領導同志……認為目己就是真理的化身。… 他們儼然為『天生的聖人』。這就等於基督教徒說『我代表上帝』 了。」(注3: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   北京大學有人署名「天水心」貼出一張大字報說:   黨獨攬一切,專斷一切,黨即人民全體,黨即國家,黨即法律。 所謂「民主」實際上已被黨主所代換。   略舉一二事例:   憲法規定人民有選舉權,然人民代表已由黨內定。人民不認識 代表,代表不代表人民。   憲法規定人民有言論自由,然而報刊、廣播、電台均為黨所壟 斷,凡發表與黨的調子不諧和的言論,概以反革命論罪。   憲法規定人民有集會、結社自由,然而凡結社、集會不經黨批 准,並接受其指定領導人,均有可能被冠以反革命罪。   憲法規定人民有人身自由,然而「肅反」表明:各級黨組織負 責人都有權以黨的名義,限制任何一個正直的公民的自由。   大字報還提出:「反對以『黨主』代『民主』。把民主權給予 人民,讓人民享受憲法所賦予的民主權利的充份保障。」 (注4:成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中國往何處去》第三十七至     三十八頁。)   竟見雖然尖銳,卻只是泛泛而談。相比之下,《光明日報》總 編輯儲安平卻將矛頭直指中共主要首領毛、周二人,而且口氣頗有 些咄咄逼人。他在中共中央統戰部於一九五六月一日召開的座談會 上作了一次發言,題為「向毛主席和周總理提些意見」。他說「我 認為黨領導國家並不等於這個國家即為黨所有。但是,在全國範圍 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要安排一個黨員做頭兒 ……黨這樣做,是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樣的思想,從 而形成了現在這樣一個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最近大家對小 和尚提了不少竟見,但對老和尚沒有人提竟見。我現在想舉一個例 子,向毛主席和周總理請教。解放以前,我們聽到毛主席倡議和黨 外人士組織聯合政府。一九四九年開國以後,那時中央人民政府六 個副主席中有三個黨外人士,四個副總理中有兩個黨外人士,也還 像個聯合政府的樣子。可是後來政府改組,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副主 席只有一位,原來中央人民政府的幾個非黨副主席,他們的椅子都 搬到人大常委會去了。這且不說,現在國務院的副總理有十二位之 多,其中沒有一個非黨人士。是不是非黨人士中沒有一個人可以坐 此交椅?」(注5:一九五七年六月二日《人民日報》。) 儲氏提出此問題,實在是因為他沒有學好毛主席著作。毛只說 過在「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也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 和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制度」,並沒說社會主義不搞一黨專政,而 且他的意思正是到了社會主義社會,就「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 黨獨佔政府機構的制度」。一九五三年,劉少奇企圖「鞏固新民主 主義秩序」,推遲進入社會主義,被毛批了一通。到了一九五六年 消滅了全部私營企業,農民也已將土地改革中分得的土地全部交出, 變成了只憑「勞動工分」吃飯的合作社社員。中共正式宣佈全國進 入社會主義,將那些黨外人士的椅子搬到「人民代表大會」去也就 是順理成章的了。   細察儲氏的歷史,他並不傻。他在此發問,也許只是明知故問, 為了向毛、周二人挑戰。一九四七年國共內戰時期,他就曾在其主 持的《觀察》雜誌上著文說:「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 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 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 」「坦白說,今日共產黨大叫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 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 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的 中國的紛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 『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真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 而決非『民主』。」他反對國民黨政權,但也從來不歡迎共產黨上 台。他說:「今天能動搖國民黨政權的不是共產黨而是這一批自由 思想份子……反過來說,今天能抗拒共產黨的,也不是國民黨,而 是這批自由思想份子。」(注6:一九四七年三月八日《觀察》第 二卷第二期,轉引自一九五七年七月三日《人民日報》。)   由於他的雜誌一篇接一篇地刊登名為特約軍事記者、實為周恩 來手下秘密工作人員的撰稿人的文章,報道國共戰事,氣得蔣介石 大罵:「報上都登了,還打甚麼仗?」(注7:戴晴《儲安平與 「黨天下」》。)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底,國民黨封了他的《觀察》 雜誌,將儲氏逼上梁山,採取了與共產黨合作的路線。   中共本來說執政後將成立「聯合政府」,但當時並沒有說明如 何個「聯合」法。現在給「民主黨派」人士幾個部長當,已經夠客 氣了。中共並未食言,只是這些「民主黨派」人士自己胃口太大, 以為中共真的有心同他們平起平坐了。賊船是這班知識份子自己爬 上去的,這就是為何毛澤東對他們說「你們是上了賊船了」的時候, 頗為蔑視這班人的緣故。   對儲安平的說法表示贊同的人頗為不少,如《中國青年報》記 者詹寰就說:「共產黨就是黨天下,沒辦法,這是根本制度問題, 我完全同意儲安平的竟見!」「共產黨不僅是以黨代政,而且有黨 無政!」(注8:一九七七年六月二十五日《光明日報》。)   民盟副主席章伯鈞是國務院交通部長及全國政協副主席,他對 「一黨獨佔政府機構」的狀況也頗有不滿:「國務院每次開會,總 是拿出成品要大家提竟見。生米煮成了熟飯,還有甚麼竟見可提?」 「譬如文字改革和如何改革,並未討論過,就拿出已擬好的改革方 案,向大會宣佈,就算通過,強制執行。這算是人民民主專政?人 民沒有說話的餘地,只可說是黨的專政吧?實際的情況就是共產黨 專政,並沒有人民民主專政。」   章伯鈞早年留學德國,返國後參加大革命,北伐期間曾具有國 共雙重黨籍。他是一個社會主者,但不是馬克思的信徒。他主張 「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民主相結合」,認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沒 有加上英美的議會政治是一件大大的憾事。(注9:一九五七年六 月二十五《人民日報》。)幾年來,他無可奈何地接受了共產黨專 政的既成事實,現在似乎看到轉機,便提出搞「政治設計院」的主 張:「工業方面有許多設計院,可是政治上的許多設施,就沒有一 個設計院。我看政協、人大、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應該是政治上 的設計院……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設,要事先交他們討論。」 (注10: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二日《人民日報》。)   有些人則不談大事,只用具體事例表明其不滿。如國家計量局 副局長嚴希純(致公黨成員)這樣批評中共:「不管黨員稱職不稱 職,就把他放在甚麼『長』的位置上……一個圖書館內有一個圖書 館專家,做了十幾年工作,但領導上卻派一個文化不高的黨員作他 的科長。這樣作,是不能使非黨人士心服的。」(注11:一九五 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民盟廣州市主任委員梁若塵以廣 州市博物館為例說,全館僅一個人事幹部是黨員,他便成了整個博 物館的實際領導人,但他對文物史料一竅不通,因此大大妨礙了工 作。   電力工業部工程師張金堂也用實例說明中共對非黨人士之不信 任:「雲南燒壞了發電機,請了十個工程師去作鋻定,結論是技術 操作上的錯誤,十個工程師都簽了字。但十個人中沒有一個是黨員, 因而領導上不相信這個鋻定,結果還是把運行人員逮捕了。」 (注12: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五日《人民日報》。)   更多的人不似儲安平以「黨天下」概括共產黨控制整個社會的 現狀,但用詞同樣激烈,第一機械工業部設計總局老工程師戴占奎 鳴道:「國民黨黨員犯法,加倍處罰,共產黨黨法不分,黨員犯法, 逍遙法外,姑息養奸」,把「中國舊有的優良傳統給毀棄了。」 (注13: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八日《人民日報》。)   戴占奎所言,正是中央林業科學研究所鳴放期間的主題。該所 辦公室主任兩年前強姦了其家中女傭,所的黨支部不依法行事,卻 只召開黨內會議,給了那人一個「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了事,辦 公室主任的官還可照當,而且替他保密,不讓黨外群眾知道。鳴放 中,群眾得知此事,便貼出無數大字報,將批評矛頭對準了包庇罪 犯的黨支部。(注14:香港自聯出版社印行《鳴放回憶》第七十 九頁。) (海生按:世人如果仔細觀察一下中共近年來的推廣法制,就會發  現中共的法律在執行時有黨內和黨外的不同區別,最無恥的是所  謂「黨內處份」。外人根本就不知道那犯了罪的黨員得到了甚麼  「處份」,只給人一個黨員身份可以抵罪若干的清楚信息。此種  帶有中國共產黨特色的「法律」,是造成中共黨內腐敗的真正原  因之一,也是為其自己的滅亡而自掘墳墓的舉動。)   福建師範大學學生貼出的第一份大字報《黨委在幹甚麼?》由 二十二人署名,內容也是說校人事科長利用職權,威脅利誘並施, 姦污女助教、女學生,而校黨委熟視無睹,千方百計包庇,任其 「在我們新中國神聖的高等學府中為非作歹」。(注15:林學政 《陽謀》,《從大陸看大陸》第一一二頁。)   黨外人士對中共不滿,說:「只要是共產黨員,不論工作、地 位、待遇、生活都可以特殊照顧……舊的統治階級是沒有了,但是 又出現了一個新的特殊的階層。」(注16:同注1。)   很多黨員也一樣不滿。一九三六年參加共產黨的山東農學院馬 列主義教研室主任周次溫就這樣說:「我是戰時入黨的,假若是在 解放後的現在,這樣的共產黨,我根本就不會參加。」 (注17: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三日《人民日報》,戟引自陳權《鳴 放選萃》第一八五頁。)   中共哈爾濱市委宣傳部報刊處副處長傅信也認為中共已經變了 質。他認為共產黨的幹部利用特權剝削人民,是剝削集團。他說, 這種剝削很巧妙,不必佔用生產資料,「直接利用特權而無償地佔 用勞動人民的剩餘勞動」。(注18: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 《人民日報》。)   傅信沒有舉例,但國務院參事徐行之則講得很具體:「北京醫 院專門給七級以上的高級幹部看病,這種照顧也是應當的。但是有 些高級幹部的家屬也去享受公費醫療的優待,有的甚至一起把四、 五個得了感冒病的孩子也送去住院。有的因為天剛冷就乾脆把自己 的父親母親送到醫院住院了。」(注19: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八 日《人民日報》,轉引自《鳴放選萃》第一八五頁。)   外貿部民主建國會副主任毛宗堯也是就事論事:「生活上,幹 部的待遇也很不一樣,經理的褓姆一人一間房,而一般幹部是三代 同堂。我是十口之家,只住了三十三平方公尺的屋子,白天把衣服 放在床上,晚上放在桌子上。……對面的空房空了幾個月也不讓我 住進去。……黨員幹部坐轉椅,非黨幹部坐硬板凳。一樣的科員, 但是屁股不一樣。常言說:『菩薩廟裡的菩薩怎麼壞的,就是被捧 壞的。』」(注20: 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轉引 自《鳴放選萃》第二○六頁。)   由於共產黨聲稱與各黨派「互相監督,長期共存」,實際上卻 將各黨派視作可任意擺佈的棋子,那些黨派的人士長期敢怒而不敢 言,現在得到機會,便把悶氣大大地放了一通。們平素最深惡痛絕 的是共產黨派遣黨員到各黨派中去擔任領導職務,把持各黨派的活 動。前國民黨政府廣東省主席、民革中央常委陳銘樞便說:「共產 黨派黨員參加民主黨派,是封建王朝稍有頭腦的政治家所不敢的。」 當時各黨派被控制到這地步,以至欲使用一名工作人員也須由中共 統戰部派遣或經其批准。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的學生領袖、九三學 社主席許德珩在鳴放座談會上發言溫和,但也提到九三學社內的職 員問題困難重重:「社內所中意的人選,統戰部不派,這樣如何才 能使本社社員安心工作?」   中共這樣做,自有其理由。「新中國」是個社會主義國家,人 人都拿政府的工資,民主黨派錄用員工,薪水卻要從政府支取,政 府自然不能不聞不問就照單全收,一定要從中挑選可靠的。中共的 統戰部雖然不是政府的一個部門,但中共本無黨政分家的概念,為 了管理方便,就讓統戰部審查、控制各黨派人員錄用,實在是自然 得很。所以,民主黨派不幸要從共產黨管理的荷包裡拿飯錢,想獨 立也無從談起。   這些黨派在國民黨時代經濟上是獨立的,不需按月到政府那裡 去支取薪水。作為一支政治力量,它們也就獨立於政府之外,而不 是執政者的附庸。由於鼓吹實行民主政治,說它們是「民主黨派」 也還恰當。但如今共產黨執政,號稱實行社會主義,「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其麼都是「國家」的。共產黨控制了國家,當然也就 控制了這些政黨。說這些黨派是「民主黨派」,早已名不符實,共 產黨尊稱其為「民主黨派」,只是照顧歷史,兼為自己增添些民主 色彩而已。   毛澤東拜斯大林為師,建立了一個集全社會經濟與政治權力於 一身的政府,使自己成為中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統治者,然後將這 種一切歸政府所有,而政府的一切又由共產黨安排的制度定義為 「社會主義民主」,這與他執政前所主張的「人民民主」已完全不 是一回事了。   共產黨不讓其他小黨派參政已有違其執政前建立「聯合政府」 的許諾,它在各黨派中安插不暴露真實身份的「地下黨員」,更是 自打其「互相監督」的耳光。而各黨派對其組織內何人係中共秘密 黨員只能臆測,平白生出許多矛盾,積怨已久。一九四九年上海解 放後,羅隆基提出的第一個要求就是要共產黨員退出民盟,當時未 有結果。現在民盟中央副秘書長張雲川便把問題點明了:「請(中 共中央)統戰部將盟內還未公開的黨員身份公開,看看他們的作法 如何,以便互相監督。」   名作家肅乾於一九五七年六月一日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 短文,其中引用了一位民盟成員的牢騷:「從政治鑒定,評級評薪, 到領結婚登記的證明書,孩子能不能進機關的托兒所,都掌握在人 事科手裡(各單位人事科均由黨員把持﹣﹣引者),還談甚麼互相 監督。」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吳景超認為,民主黨派沒有自己的通訊社,中共 又實行保密制度,使各黨派無消息來源,根本無法與共產黨「互相 監督」。他要求中共允許民主黨派建立一個足以與共產黨的新華通 訊社競爭的通訊社,並解除實為「封建愚民政策」的保密制度。   中國致公黨主席陳其尤舉了一個例子,說明「互相監督」之不 實。一九五五年肅反時,「致公黨有一成員在科學院工作,被捕了。 」「但是不久他又出來,而且恢復了工作。至於到底為甚麼被捕? 又為甚麼釋放?致公黨根本不知道。究竟為甚麼不給民主黨派知道 呢?」(注21:一九五七年五月十日《人民日報》。)   農工民主黨中央執局委員嚴信民認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 意味著共產黨與各黨派平等相處,可是「現在民主黨派同共產黨…… 離事實上的平等還遙遠得很。……平等的權利是宣佈了,民主黨派 卻沒有資格去享受這項權利」。(注22: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 日《人民日報》。)   對於這個「互相監督」,武漢華中師範學院的一位教授艾瑋生 (民盟成員)則真截了當地說:「當前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一個 領導,一個被領導,……互相監督是解釋不通的。」「民主黨派只 能在共產黨提出的成品上提意見,譬如共產黨提出一個文件,民主 黨派便在文件上改幾個字,像『之』字改成『的』字,『我們』改 成『大家』等。民主黨派只能施工,不能設計。所以『長期共存、 互相監督』這個帽子是扣不上的。所以,共產黨和民主黨派之間領 導和被領導的關係,應該改變。」(注23:)   民主黨派人士都是自視才高的知識份子,他們對於國家建設的 確也有很多設想,對於「只能施工,不能設計」,充當政治花瓶, 自然不滿。如中國伊斯蘭協會副主任、北京伊斯蘭經學院副院長馬 松亭就發騷說,「政府把他和達浦生(中國伊斯蘭友好協會副會長) 當作兩盆花,一盆擺在伊斯蘭教協會,一盆擺在回民文化協進會」。 (注24: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九日《人民日報》。)   可是,不滿歸不滿,「吃人的嘴軟,拿人的手短」。他們每月 要從共產黨那裡支取薪水,除了跟著指揮棒轉外,實在也無他路可 走。於是便出現章伯鈞所說的現象:「民主黨派人士在政協、人代 會上的發言異口同聲,千篇一律,直正的意見得不到發表,不滿意 的意見不敢講。」民盟女中央委員周穎則說得更坦率:「民主黨派 的工作只是歌功頌德,錦上添花,火上加油。」   章、周二人只覺得「異口同聲,千篇一律」不正常,卻不知道 這正是毛澤東蓄意造成的。毛在一九五七年一月的省、市委書記會 議上露骨地說出了他對付民主黨派人士的辦法:「他們是知識比較 高的階級,要把他們的政治資本剝奪乾淨,辦法一是出錢贖買,二 是出位子安排。共產黨加左派佔三份之一,三分之一非舉手不可, 不舉手就沒有飯吃。」(注25:引自作者保存的一九六七年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的《學習資料》第二冊(一九五七﹣﹣一九六一)第 五頁。)他將那些人安置在政治協商會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位 子上,只是為了剝奪他們的政治資本,只是叫他們舉手。所謂「人 民民主」、「互相監督」,不過是趕時髦,貼個現代標籤罷了。   「民主人士」中有善於隨遇而安、與世無爭的人,但也有很多 頗想幹些事業的。這些人對於有職無權的處境便深為不滿。   原國民黨河南省政府主席、華中剿共副總司令張軫,思想一貫 左傾,身在曹營心在漢,加上其年方十八歲的夫人與中共有秘密接 觸,在她說服、安排下,他暗中去上海與中共接上了頭。一九四八 年他率兵到湖北即宣佈起義。隨後湖南的程潛、陳明仁亦起義,國 民黨在華中遂崩潰瓦解。有此巨功,解放後張被任命為河南省副省 長,並被授予國家一級解放勳章。然而在共產黨領導下,他的日子 過得卻很不如意。黨號召整風,他這樣「鳴放」道:「我告訴朋友, 『我是個黨外人,做掛名的副省長裡面的一個,是個閑散的人,稱 不上官僚。』」「遇著黨員要低頭,開起會來是湊數的木偶,所發 表的講話,是黨擬好了的文章,照章一讀,或不須經過照讀的麻煩, 黨就在報上替代發表了……官都不成為官,僚是潦倒的潦……」他 還舉了一個例子說明自己的處境:「有一次,由於初次不了解黨的 規矩,在會的講台上,我以為我是副省長,自然站在前排的正中。 哪知領導幹部指責我:『哪個排定你站在這裡的?這裡是省委書記、 省長站的位置。你知道不知道,隨便亂站,破壞會場秩序,是犯錯 誤的。』我就知趣後退向台下走,那幹部如巨雷一聲喊道:『張同 志你走到哪裡去?你發態嗎?你真不進步,你的位置在前排右角。』 (注26:見當代出版社刊行《鳴放革命實錄史》第六十四至六十 五頁。)   其實,有職無權的花瓶並不只是副省長。中國民主建國會主任 委員黃炎培過去多次拒絕國民黨政府的邀請,不肯做官。中共執政 後,他在周恩來的勸說下終於同意出任政務院(國務院前身)副總 理兼輕工業部長。他年過古稀而當官,連他的子女也不理解。他這 樣回答子女:「以往堅拒做官是不願入污泥。今天是中國共產黨領 導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注27:《新華文摘》 一九八六年第三期第一七三頁。)他自以為做了「人民的官」,其 實是一廂情願。有一次他要求得到一張全國各省工業廳廳長的名單, 遭到拒絕,理由是「保密」。貴為副總理、部長尚且有此遭遇,一 般人的處境和所謂「聯合政府」是怎麼回事,就更可想而知了。   森林工業部林業經營司副司長張楚寶是九三學社成員,有一次 司內開會,身為共產黨員的司長聲色俱厲地對他說:「公文你要先 看,你是正司長?你是共產黨員嗎?」張不敢頂撞,只是在鳴放時 訴了一下苦,說「這些都使我情緒消極」。(注28: 九五七年 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   陜西師範學院中文系古代史教授王尊一是位七十高齡的老學者, 他在《陜西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六月十五日《人民日報》轉 載時反右已經開始,文章就成了罪證:   「元朝時候,把全國人民分為四等,……統治權在蒙古人手裡 掌握,其次才是由色目人掌握,漢人和宋人只是處於被統治者的地 位罷了。我們把這種政治叫做『民族壓迫』。再如清朝入關以後, 政治要職都設複職,如內閣大學士和六部尚書,滿、漢人各擔任一 職,滿人官品高,漢人官品低,滿官有職有權,漢官有職無權。這 種政治我們也把它叫做『民族壓迫』。但是,反觀今天,全國人民 也可分為四等,第一等最高貴的人是共產黨員,第二等是共青團員, 第三等是民主黨派,第四等是群眾。……國家機關、學校、企業的 首長,也是多設複職。正的總是由黨員擔任,副的偶有民主人士, 但民主人士多是有職無權。這種政治的形式……和元朝、清朝又有 甚麼區別呢?」   其實,即使黨外人士任了正職,也一樣是有職無權。郵電部部 長朱學範是長期「左傾」的原國民黨政府的官員。為「統戰」計, 中共給了他一個部長的頭銜,但往往部內的事下邊的黨員司、局長 都已經知道了,他還不知道。他批准成立一個教育科,可是管事的 黨員副處長不同意,結果便無法成立。當他不同意開除一個人時, 監察室一位黨員副主任堅持要開除,結果便開除了。他在局長會議 上作報告,只能照本宣科,唸完才能談點他自己的意見。部內有些 事務乾脆先由黨員副部長簽完字再交給他個押,自是履行了手續。 (注29: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三日《人民日報》。)   又如上海一間大學曾發生過這樣的事:黨委書記兼副校長因公 外出,事先貼出告示,說在他離職期間「校內一切事務均由校長代 理」,等於公開聲明校長是個傀儡。天津市有間醫院,院長非共產 黨員,副院長卻是黨員。此副院長常未經討論自己決定問題,院長 批評他時他竟答道:「有甚麼事,我負責好了。」院長自知本人的 地位,只好說:「這樣,要我幹甚麼?」   民主黨派不滿被排斥於權力中心之外,「輪流執政」的意見自 然就提了出來。不過,各黨派的領導人似乎都很有自知之明,並不 認為那是現實可行的方案,因此他們並沒有提出這個意見。章伯鈞、 羅隆基、龍雲、黃紹弘、陳銘樞、章乃器等所有「國家級」的大右 派份子無一人主張「輪流執政」。倒是有位小人物,天津市一位中 學教師黃心平這樣說:「既然允許民主黨派存在,為甚麼不可以實 行各政黨輪流執政的辦法呢?如果不要共產黨一黨執政,而要共產 黨和各黨各派提出不同的政綱來,由群眾自由的選擇,這樣可以刺 激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不得不努力克服缺點來博得選民的選票,為 人民服務。」不過,即使他希望這樣做,也並不認為這是個現實的 方案:「這是一個觸及共產黨利益的意見,問題是共產黨肯不肯放 棄政權。」(注30: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二日《人民日報》。)   提出類似意見還有一些,譬如中共天津市塘沽區委組織部幹事 韓克才就有「各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共產黨下台不等於蔣介石 回來」的議論。四川重慶西南農學院教授李友霖在該校的座談會上 亦公開表示:「共產黨中央不改變政策(的話),我就擁護第三黨 出來執政。」(注31: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另一位明確主張「各民主黨派通過競選,輪流執政」的是河南 省洛陽市九三學庄的梁中康。(注32:一九五七年六月七日《河 南日報》。)   沒有人公開主張讓台灣的國民黨上台,但太原鐵路局技術員王 少英卻這樣放出了他的主張:「中國應分成兩半,以長江為界。長 江以南歸蔣介石領導,以北歸共產黨領導。讓任何一國援助共產黨, 讓美國援助蔣介石,雙方競爭。」(注33:一弓五七年七月三十 日《人民日報》,轉引自《鳴放選萃》第二九四頁。)   江西省公路運輸廳工程師黃振藩發表了與眾不同的觀點。他寫 了一份《修改憲法要點》,建議在全國範圍內成立各級「先進人民 代表大會」,待「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現有的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全國政治協商會議、中國共產黨及其他民主黨派「均自動宣 佈解散」,「此後全國任何人不得另組織政治黨派」。 (注34:一九五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   這個意見太致命了,所以當清華大學教授徐璋本公開呼籲結束 共產黨一黨專政,提議成立勞動黨,走印度尼赫魯的中立路線後沒 多久,中共就將他抓了起來。這位老學者很快就死在勞改營裡。   徐教授之死,原因恐怕不僅在於他建議成立勞動黨,還在於他 在清華大學黨委邀請的座談會上「不揣冒昧,建議(中共)取消用 馬列主義作為我們的指導思想」。「因為任何學說都是在一定的歷 史條件下產生的,都有其局限性……任何一個學說都不能包括全部 的真理。」因此他主張「廢除以一種學說來指導一切的限制」。 (注35: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   徐教授不久前方自美國歸來,他之所以敢如此「冒昧」要中共 廢止其指導思想,也許是因為他在國外呆得太久,以為在這個世界 上人人都享有語論自由,不會因言獲罪;也許他以為他是做過毛澤 東老師的徐特立的近親,說話可以隨便些。總之,他要是對中共多 了解一些再鳴放,是不致惹上殺身之禍的。   一九八六年五月,當年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代表中 央宣佈「雙百」方針整整三十年之後,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 對這段歷史作了這樣的回顧:「一九五七年四月,黨中央決定在全 黨進行一次……整風運動,極少數右派份子乘機向黨和新生的社會 主義制度進攻,妄圖以『輪流坐莊』取代共笙黨的領導。……在這 場政治鬥爭中,極少數右派份子失敗了。」   黨外人士並沒有「妄圖」取代共產黨,即使有這麼幾個人「妄 圖」如此,也不過是讀書人的臆想,中共本不必將其囈語當真。然 而它不僅當真,而且草木皆兵,以為執政地位受到威脅,匆匆實行 鎮壓,還抓了上百萬從未對執政問題置一詞的人陪綁,製造了有史 以來最大規模的政治迫害。   大多數人在鳴放中是就事論事,泛泛而談的很少。直接將矛頭 指向毛澤東本人的雖然不多,但亦有人在。   前國民黨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對毛個人的修養、品質抨擊了 一番:「凡是舊創造者,執國政治者,是公平正直,絕無偏見,明 察秋毫,謹慎將事,精誠坦白,亦不裝假,豁達大度,為國家而不 為名利。並有功成身退者,如美國華盛頓然。偉大的毛主席,不是 如華盛頓然,而是與德國的俾斯麥、日本的伊藤博文相似。政治修 養上熱而不淡,疾而不舒,燥而不寧,察而不週;自然為黨見與感 情所沸動,生出浪潮,喜功好大,難以制止。」「好好的一個優良 的國家,純樸的民情,去搞俄式的清算鬥爭,三反五反,弄到中國 八年來混亂不清,天天忙於鎮壓肅反,已不成為國家政治。」   陳銘樞還說:「光榮的、偉大的毛主席,還沒有搞清楚歷史文 化和國本的地位、民性的風格,硬去尊夷,鬧了一些甚麼總路線的 新名詞,無產階級專政的甚麼經驗……這些多餘的新名詞,在愚民 的蘇聯用得著,在文化高度的中國不會有人重視。」 (注36:同注26:第十至十一頁。)   在毛澤東尚在世時便對毛作如是批評,尤其直指毛欠缺政治修 養,可以說只有陳氏一人,陳因此而被一棍子打倒,實屬必然。七 月十五日,《人民日報》發文:《陳銘樞公然誣蔑毛主席》,說他 「狂妄無恥」、「是一個包藏禍心、喪心病狂、忘恩負義的反動份 子。」從此陳銘樞這個人就在政壇消失了。      第七章完 海生按:讀完第七章,覺得「肯尼斯世界紀錄中」應加上一項,人     類歷史上,以被害者人數最多,日後造成非自然死亡人數     最大,將最多數目的無罪知識份子搞待家破人亡的,最大     的政治騙局,曾發生在二十世紀中葉的中國。     最俱悲劇性的諷刺是,當時上了共產黨的賊船而日後讓共     產黨一棍子打進地獄的,那些無限天真的中國讀書人中的     歷盡煉獄的倖存者,在近四十年後今天的處境,並不比那     時強了多少。     另外一個體會是,當「江八點」中提到了以「中華文化」     為綱來推動中國的統一時,不見任何人指出,共產主義或社     會主義的專政,不論其是充滿羊騷味的正宗羅宋進口貨、還     是掛上帶有「中國特色」的羊頭的也好,俱都和中華文化格     格不入。要講中華文化,共產黨捨不捨得放棄「一黨專政」?     肯不肯丟棄主導「馬列毛鄧」思想的原裝進口貨共產主義?     有沒有人能看到,今天中共所搞的非騾非驢的「改革開放」     有可能是鄧公在面臨經濟崩潰而無計可施之下的另一個欲將     「整個人類之貪欲者、皆入吾殼中,大千世界之金銀財,俱     進我錢袋」之「妙計」? .待續. 陽謀﹣﹣「反右」前後(修訂本) 作者:丁抒 出版:九十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琉璃街三號向南樓1樓A座及B座 電話:887﹣3997 傳真:(852)887﹣3897 1993年9月修訂本初版 板權所有,翻印必究(在網路上轉載時請附此段) 打字:海生怒潮(Micky Wong) 于楓葉之國.屠龍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