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ked Conspiracy) Chapter 8 陽謀 第八章 陽謀 丁抒著 第八章:  數弊政舉國放言   自從共產黨執了政,所有的報紙都成了「黨的喉舌」。如今 黨歡迎人們說真話,當然也包括那些充當喉舌的人們,於是新聞 界也「『鳴』起來了」。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二百多名新聞工作者在北京開會, 放出了不少言論。新華通訊社記者鄒震說:「新聞自由被官僚主 義、宗派主義、主觀主義剝奪了……中宣部應該開放綠燈。」 《中國青年報》總媥輯張黎群認為報紙成了「佈告牌、留聲機、 翻版書」,新聞工作者沒法獨立思考。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教員 莫如儉說:「黨委認為報紙是代表黨和政府的,所以講黨性,過 份強調報紙是教科書,總是自上而下地傳達命令。……壓制了大 家的積極性。」《文匯報》記者楊重野說:「解放後許多記者不 寫新聞,是因為新華社統一發稿。新華社這麼一統,各報記者就 沒事做了,文風也變了,新聞的寫法都是老一套。」楊還批評新 聞記者協會是「新聞記者首長協會」,因為其負責人全是「首長」 ,沒一個編輯、記者。   由於各省的報紙都是黨報,聽不到不同的聲音,《河北日報》 編輯于山提出了在全省辦兩家報紙唱對台戲競爭的主張。   鐵道部的《人民鐵道報》副總編輯范四天認為共產黨是「官 方」,報紙不應代表「官方」,一代表官方就「不能成為群眾與 論機關」了。   上海復旦大學新聞系主任王中批評「有些黨委把報紙看成下 達自己的命令和意見的工具,忘記了報紙還是人民獲得知識和消 息的東西」;「有一個報紙要辦個文藝副刊,黨委不同意,說這 沒有思想性。」他不贊成中共把報紙當作「階級鬥爭的武器」: 「報紙是為了叫人看的,如果人家覺得沒意思,沒興趣,看不進 去,那還有甚麼階級性呢?」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顧執中是這樣批評中共的「宗派主義」的: 過去「上海《申報》、《新聞報》許多老記者……在解放以後全 被辭掉了。新設立了一個新聞圖書館,成為這些人的養老院」。 他建議大家想一想:「為甚麼資產階級的報紙能夠辦得生動活潑, 社會主義的報紙卻做不到呢?(注1:此數段引文均見一九五七 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   自中共執政以來,文藝家們就不得不時時提防自己在階級觀 點上裁跟斗。創作新作品要當心地雷、陷阱,出版舊作則更成問 題。作家於是只有刪削自己的作品以免受批判。   「剜卻心頭肉,醫得眼前瘡。」葉聖陶將他的主要作品《倪 煥之》刪去好幾章。曹禺則改動其劇作,將《雷雨》、《日出》 中身為勞動人民的「好人」從陰曹地府拉回人間,使他們的結局 由死變為生。老舍的《駱駝祥子》未尾描寫無產階級份子祥子墮 落為行屍走肉的那近萬字統統刪去。他們這樣做,是因為學會了 如何在階級鬥爭的風浪中保護自己,免於滅頂。被刪的內容,幾 乎全是有「醜化勞動人民」嫌疑的(現在又改回來了)。   作家們那樣做,心裡自然有氣。劇作家吳祖光在整風座談會 上發言道:「不論黨員非黨員,領導非領導,都是怨氣沖天。」 「行政領導看戲,稍有不悅,藝人回去就改。」「一切都是領導 決定的,其至每一個藝術處理,劇本修改也都是按領導意圖作出 來的。」「做了工作的會被一棍子打死,不做的反而能保平安。」 「鼓勵不勞而食,鼓勵懶惰。」「解放後我沒有看到甚麼出色的 作品。」(注2:《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十四期,吳祖光《黨 「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   吳祖光還激烈抨擊八年來禁戲的惡果:「今天無數的藝術團 體的領導,偏偏就不估計人民群眾的需要,認為群眾渾噩無知, 對群眾喜愛的東西,用無數清規戒律斬盡殺絕。」「把擁有幾萬 齣戲的古典戲曲生生擠兌得只剩寥寥幾齣戲在舞台上苟延殘喘。」 「許多應當屬於國家寶貝的優秀前輩藝術家,在這樣悠長的歲月 裡,就是因此被剝奪了在舞台上生存的權利,窮愁潦倒,老淚縱 橫。」「如果黨一定要這樣的領導,過去誰領導屈原的?誰領導 李白、杜甫、關漢卿、曹雪芹、魯迅的?又誰領導莎士比亞、托 爾斯泰、貝多芬、莫里哀的?」(注3:《戲劇報》一九五七年 第十一期第五至七頁。)  廣西省文聯副主席胡明樹(民主促進會成員)的鳴放與吳祖 光類似:「共產黨領導文藝,就使文藝枯萎了,沒有生氣。」 (注4: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人民日報》。)   按首長意圖改戲,這裡有個例子:傳統京劇《三岔口》,劇 中角色劉利華本是反面人物,可是「有個領導同志看了《三岔口》 ,說劉利華應該是好人,第二天的戲台上劉利華變成好漢了」。 (注5: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      寫戲的不滿,演戲的火更大。在不得不服從指揮棒轉了數年 之後,中國京劇一團團長李萬春終於有了說話的機會:「中國戲 劇本來就是人情法理、善惡因果的社會反映,是好的教育,是寓 教育於社會人生的,也是促使改變不善的人心。凡一詞一句,經 過了許多文學家審慎鑑定,一排一演,經過了許多藝術家設計指 導。如此而成為劇,流傳數百年……這是它的價值,亦是中國戲 劇的歷史光榮。「中國戲劇的重點反映『忠奸功罪』四字,當然 離不開帝王將相、富貴貧賤。也有呼帝王萬歲,那是表徵實情實 事,何謂封建以及資產階級?要以這是『封建餘毒』,那麼…… 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皆是封建餘毒。」(注6:當代出版社 刊行《鳴放革命實錄史》第四十七頁。)   針對將中國的傳統文化一概說成「封建」的情形,北京一位 教授忿忿不平地說:「好像馬克思未出世以前,人類就沒有文化 似的。王羲之的字,李白的詩,趙子昂的畫,等等一切,都是封 建,只有馬列主義是人類的文化,豈不太偏太過!」   吳祖光提到的那些被剝奪了演戲權的老演員中有一位在北京 曾頗有名的筱翠花(本名于連泉),他把《人民日報》的記者請 到家中說:「請你把我的心裡話在報上也登一登吧:我要唱戲! 我知道這幾年觀眾很想念我,我更想念他們……一個演員,不讓 他演戲,比死還痛苦。從九歲登台起,在舞台上生活了四十多年; 這五年閉門在家,心情實在是痛苦之至。」記者如實記下他的不 滿,冠以《筱翠花說:「我要唱戲!」北京市文化局竟置之不理》 的標題,登上了《人民日報》。   吳祖光說共產黨領導文藝的方法不對,李萬春則認為黨派去 領導文藝的幹部素質不夠:「黨領導戲劇,黨幹部根本中國文化 不夠,歷史不明,偏要來領導、要改劇、要改演。」「黨領導幹 部,根本不明藝術,一律以馬列教條……嚇唬他人,似乎拉屎撒 尿都要結合社會主義,才拉撒得正確。」(注7:同注6,第四 十八頁。)   話劇作家曹禺說:「依照教條所寫的戲劇,寫出來叫不響, 價值安在?所謂重在為黨宣傳的文化,令人不看已討了厭,有何 收效?『三害』(指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是文藝界 的大敵,此敵不除,今後文藝界沒有搞頭,都要被迫『入土』了。 」(注8:同注6,第四十六頁。)   外文出版社的編輯馮亦代則利用鳴放為胡風伸冤:「胡風主 張文藝要有自發性,不要欽定式。欽定式的文藝,是對文藝界頭 上插上一刀子,文藝要喪命。這個主張是正確的。」   其實,如吳祖光、李萬春所抨擊的「禁戲」問題,有些共產 黨幹部早已有所認識。譬如,一九五六年中共中央宣傳部、國務 院文化部召開第一次全國戲曲劇目會議,對京劇《四郎探母》是 否應當禁演發生爭論後,中共副主席劉少奇表示:「《四郎探母》 唱唱也不要緊麼,唱了這麼多年了,不是唱出一個新中國嗎?」 (注9:一九六七年五月十日《紅色宣傳員報》。)北京市長彭 真在一次招待民主人士晚餐後的閑談中,還說過這樣的話:「文 化部的同志真是頭腦狹窄。他們今天說這種題材不能用,明天說 那種題材不能用,若是照這樣挑眼下去,恐怕根本沒有題材可用 了。……其實,我們是聽戲,其麼題材不都是一樣嗎?」後來他 還頗為得意地對人說:「進城以後有那麼一股風,這戲不能演, 那戲不能演。我就第一個在市委禮堂請人來演《貴妃醉酒》,打 開了這個局面!」當時身為中共「第八號人物」的彭真相信是贊 同吳祖光、李萬春的觀點的。叫人難以理解的是,他那麼愛看京 戲,竟然讓吳、李,特別是李萬春這個著名的京劇表演藝術家在 他的鼻子底下當了「右派」。   中共執政以來,共產黨和毛澤東被尊奉為「紅太陽」。每次 集會時,人們必須起立恭唱「共產黨,像太陽,照到哪裡哪裡亮」 。文學家、詩人都圍著這個太陽轉。詩人李白鳳對此深為痛惡, 在鳴放期間寫了一封《寫給詩人們底公開信》。他在信中引用了 馬克思的一段文字:「每一滴露水在太陽的照耀下都閃耀著無窮 無盡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陽,無論它照耀著多少個體,無論它 照耀著甚麼事物,卻只准產生一種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接 著又寫道:這「在我們今天,不是可以參考參考嗎?」 (注10:刊於《人民文學》一九五七年七月號。)   大多數文藝家的鳴放都是基於自己的經歷而發旳。《北京日 報》的漫畫家李濱聲說:「有些人輕視漫畫、輕視作者」,「粗 暴到野蠻的程度」。北京出版社出版他的畫集時,不許在封面上 印他的名字,說「印上作者的名字會培養個人英雄主義」。   南京的戲劇教授朱彤說:「一九五一年我創作了《書香人家》 ,蘇南文聯卻要我檢討。後來我又寫了諷刺喜劇《賈醫生的煩惱》 ,江蘇文聯連油印幾份討論一下都不肯……幾年來,我的話劇創 作生命幾乎被窒息了。」   北京著名的女舞蹈家戴愛蓮說:她創作的舞劇《和平鴿》 「演出之後,就被教條主義者指責,扣上一頂『崇拜西洋、資產 階級文藝思想』的帽子」。她是中央實驗歌劇團團長、北京舞蹈 學校校長,可是團內、校內的事務均由黨員把持,「我只能聽他 們的,我的意見不被重視。」(注11:李濱聲、朱彤、戴愛蓮 三人的言論載於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八日《人民日報》。)   這種情況十分普遍。民間文學專家鍾敬文是《民間文學》雜 誌的負責人,他在文化部邀請的一個座談會上吐出了自己的怨氣: 「黨員的文章不經我這負責人同意就可發出去,我自己的文章在 《民間文學》上也登不出。」   中央美術學院教授李苦禪是有名的國畫家,他在文化部和中 國美術家協會召開的會議上述說了自己受排擠、被歧視的遭遇: 院方不讓他教授國畫,竟然派他到工會去,專事給職工代買戲票。   漫畫家們以往是不敢諷刺黨的幹部的,現在黨本身鼓勵批評, 畫家的膽子也就壯了一點。當時中央理論刊物派人用轎車將《北 京日報》的李濱聲接走,請他根據報資料作一幅漫畫後,他畫了 一幅《沒嘴的人﹣﹣老實幹部獎獲得者》,用怪誕誇張的手法, 畫了一位幹部,五官堂堂,獨缺一張嘴,意指這種幹部是中共的 優秀幹部。他還畫了幅鸚鵡與一位幹部對話。鸚鵡:「我專會學 人講話。」幹部:「哼,我是有選擇的:專學領導人說話。」   山東省的畫家任選喬是省文聯藝術部部長。他畫了個褓姆模 樣的女人,抱著個模樣像成人、太陽穴貼著膏藥的娃娃,娃娃手 中捧著一張「陞官圖」,下邊的說明是:「乖乖,聽我的話聽, 我將給你個副局長的官作作。」這樣的「攻擊」黨的幹部的漫畫 能夠出籠,足見人們對於鳴放真的是百無禁忌了。   不過,百無禁忌的日子只持續了不到一個月,到六月初中共 「反擊」時,李濱聲的漫畫被說成是「反蘇、反共、反社會主義 的宣傳」,他本人則成了《北京日報》社頭一個被揪出來的右派。 而共產黨員任遷喬則成了「對黨進行了露骨地惡毒地攻擊」的 「反黨漫畫家」。(注12: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一日和八月十五 日《人民日報》。)   知識份子幾年來一直處於受教訓、被改造的地位,他們的不 滿集中由北京師範大學副校長傅種孫教授的一篇短文表達了出來。 該文題為《中共失策之一》,用詞不可謂不尖刻:「對知識份子 的失策,也許這是中共近幾年最大的失策之一。」「在鄉間,中 共提倡鬥爭的目標是地主、富農。在城市中共提倡鬥爭,鬥爭的 目標是買辦、資本家。在高等學校,中共提倡鬥爭的目標是誰呢? 自然不是工友,不是學生……每一個政治運動起來,雖然這運動 名目不叫鬥爭,不管它叫學習也好,思想改造也好,肅反也好, 每一運動起來,知識份子就會心驚膽跳。對於統治者衷心奉承而 一再受白眼、挨耳光,這是史無前例的。我想不起來有哪一個興 朝盛世是這樣糟蹋知識份子的。」「中共可以檢查一下,這幾年 四海之內有哪一個地方的知識份子不寒心?……自然中共會說, 我現在是用了,沒有一個知識份子失業呀!但打著用,罵著用, 把這般知識份子打服了,罵服了,就容易駕馭了嗎了嗎?……再 這樣打罵下去,仇恨就會結深,後果不堪設想……」 (注13:《師大教學》第一五一期。)   這種不滿是普遍性的。浙江大學教授董太龢就這就這樣說: 「共產黨不僅把知識份子當門下食客,而且每次運動都把他們當 作批判的『罪犯』。」北京大學教授、著名化學家傅鷹的不滿則 有所不同:「這些年來,中年以上的人差不多都消沉起來,處於 無用的地位。」「六年來學校當局沒有找過我們討論學校的方針 大計……」   其實,學校當局不找那些教授商量大事自有其理由。北京大 學黨委委員文重便公開這樣說:「辦社會主義大學是我們的事, 不能放在你們(指非黨教師﹣﹣引者)手裡,這樣你們就會把我 們的學校帶到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去了。」(注14:見一九五七 年五月二十九日《北京日報》北京大學教師黃繼忠《大膽的向黨 和黨員提意見》一文。)儘管不愉快,傅鷹還是覺得北大比他曾 執教過的北京石油學院還強些:「在北大,我只覺得黨沒有表示 願意和我交朋友。在石油學院時,我可是覺得黨踩在我頭上。」 (注15:一九五七年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報》。)  瀋陽師範學院教授徐公振發表了類似的意見:「我國自古以 來是尊重教師的,天地君親師,教師在古代是有地位的。只有今 天教師才沒有地位,共產黨不尊重教師。」(注16:一九五七 年七月四日《人民日報》。)   北大的王鐵崖教授批評的則是共產黨帶進學校的官氣:「我 們現在是學校機關化、衙門化……學術空氣下降……人們不是以 學術地位來衡量一個教授的學識才能,而是以甚麼主任甚麼長來 表示一個人的學識才能;甚至在報上也出現了『某某教授升為系 主任的可笑提法……」   上海的學者也表示了類似的不滿:   「在學術界,由於教條主義的長期以來的統治,使我們的學 術思想,自由的思想,幾乎遭到窒息而死的命運,因此解放八年 來,我們學術界顯得非常沉寂。沒有任何的獨立思考,聽不見有 甚麼自由辯論的空氣,也就是說我們的學術界是沒有生命,沒有 生氣的。」(注17: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批判右派份子沈志 遠吳承禧在經濟科學方面的反動言行》第六頁。)   「幾年來高等學校裡教師們變成了留聲機,科學研究機構變 成了死氣沉沉的衙門,許多學者專家變成了鸚鵡。」 (注18:同注17,第十三頁。)   不僅大學,中國科學院也是這樣。在五月十六日的一個高級 研究人員的座談會上,「不少發言者認為,科學院不像一個學術 研究機關,而像一個衙門。」「行政人員超過研究人員一倍。」 考古學家陳夢家說:「科學院實際上是一個衙門,層層的領導都 是些大大小小的官。」「科學院有一個黨員副院長專管社會科學, 原來是張稼夫,後來是張勁夫。但不論是張稼夫還是張勁夫,我 們都只在台上見到他們,除此以外別無關係。」(注19:一九 五七年五月十七日《人民日報》。)   科學院學部委員、著名的有機化學家黃鳴龍認為,「科學院 中階層森嚴,以『長』為貴,不以研究人員才力為尊。」他建議: 「最好恢復以前(指共產黨執政前﹣﹣引者)的條例,即以研究 員為主體,研究員才可兼所長或院長。」(注20:一九五七年 五月二十八日《人民日報》。)   大學教授們在過去幾年的不同遭遇,又使其鳴放有不同的內 容。譬如南京大學,由於中共認為社會學、法律學、政治學的教 授講授的全是「資本主義的一套,要從根拔掉」,於一九五二年 強令解散了其法學院。現在被遣散的教授們紛紛壯起膽子鳴放起 來。   原國際法教授孫煦存說:「政治、社會、法律究竟是科學還 是萬金油?是否有了馬列主義就可代表一切?這個問題首先要解 決。」   原政治系教授王輝明說:「解放後,高等學校的變化很大, 但沒有學語文的去教化學,而我們社會學、法律學、政治學的人 卻你到圖書館,他到參事室;你在教美術,他在教俄文……已經 五年了。」   原法律系教授祝修爵就就在教俄文。他忿忿地說:「這真是 我一生以來精神上最大的打擊,最痛苦最恥辱的事!我看共產黨 處理問題太主觀、太武斷,不講理,前後反覆無常。」 (注21:孫煦存、王輝明、祝修爵三人的言論見一九五七年五 月十九日《人民日報》。)   其實祝教授的命運並不太差,至少要比前輔仁大學社會學系 系主任李景漢好得多。李一九一七年赴美學習,一九二四年歸國, 先後在燕京、清華、輔仁等校教了二十多年書。一九五二年起, 所有社會學教授都失業了。李教授便如一名小工般被驅使,這學 期做機械學教員助手,下學期做紡織教員的助手,再下學期又換 過學校做教勞動保險的教員的助手。到了學期未了,工作又沒了。 鳴放時,他說道:「於今黨不僅要洗臉上的灰塵,需要洗臉,更 應該把肥皂吞到肚子裡去洗一洗。」要「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注22:一九五七年八月十六日《人民日報》。)   以前是有意見不敢提,如今有了機會,天津南開大學王贛愚 教授便在《人民日報》編輯部邀請他出席的座談會上提出:「過 去好多課程因為蘇聯沒有,都取消了……取消後好多專業沒有人 管,如人口學、民族學、社會思想都沒有人專門研究……我希望: 重新考慮恢復某些被廢除的學科。」(注23:一九五七年四月 二十二日《人民日報》。)   國際法便是被廢除的學科之一。北京大學王鐵崖教授說: 「國際法科學在中國已經中斷了七年,這是由於對法律科學採取 全盤否定的態度的結果。」國際法的姐妹學科國際私法「面臨著 極大的危機,快到絕種的境地」。他呼籲趕快讓國際法教授們恢 復教職。(注24:一九五七年六月五日《人民日報》。)   前天津南開大學史國綱教授是研究國際關係的,共產黨用不 著這樣的資產階級教授,便給了他一個江蘇省政府參事室「參事」 的閑差。他認為,「在(江蘇省會)南京的情況看,國際關係學 這一門整個已經絕種了。」   民主黨派和文藝界、學術界人士的鳴放即使言詞激烈,也仍 只限於在座談會上發表看法,但青年學生一進入政治漩渦,就不 再是「和風細雨」了。他們無官一身輕,沒有「人民代表」、「 政協代表」的頭銜,又無家室之累,不必瞻前顧後。更難能可貴 的是他們有熱情、有勇氣。這樣,大學生的鳴放就完全是另外一 個局面了。   中國人民大學的女學生林希翎在北京大學的辯論會上,站在 幾張課桌拼成的講台上,面對幾千聽眾陳述自己的觀點,抨擊八 年來中共沒有真正實行社會主義:「我覺得公有制比私有制好, 但我認為我們現在的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真正的 社會主義應該是很民主旳,但我們這裡是不民主的。我們管這個 社會叫做在封建基礎上產生的社會主義。」「我們要為一個真正 的社會主義而鬥爭!」「大家要聯合起來。匈牙利人民的血沒有 白流!我們今天爭到這一點小小的民主,是和他們分不開的!」 (注25:成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中國往何處去》第十二 至十四頁。)   四川大學女學生馮元春在事先貼出海報後,兩次在成都對學 生、市民及郊區農民演講,聽眾達數萬人。學生組織的《論壇社》 向兄弟院校發出「呼籲書」:「要重新燃起五四以來的火燄,以 衝擊的號角聲和劍戟聲奪回民主自由。」   瀋陽師範學院青年團委宣傳部長張百生等在鳴放講壇上發言 說:中共執政這幾年來,「不僅沒有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民主,連 資本主義國家的假民主也沒有,憲法成了一紙空文,黨可以不遵 守它。」「黨是太上皇,是威武神聖的。一手托著馬列主義的聖 經,一手仗著國家政權的寶劍,誰敢提出異議,不是被扣上反馬 列主義的鐵帽,就是被帶上『莫須有』罪名的手銬。」「人大只 有手(指舉手通過):政協只有口(說說而已),……『人大』 與『政協』,就像兩朵紙花一樣點綴著民主的門面。」「應該讓 人民自由組織新的黨派、社、團和出版報刊,以便廣開言路。」 (注26: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瀋陽日報》。)   在北京大學,有的學生持臉盆在路邊敲幾下,等人們聚攏來, 便發表演說抨擊時政。清華大學一位學生,在校園裡擺上一張桌 子,借了一個擴音器,命名為「自由論壇」,讓同學自由鳴放。 北大學生還組織了「百花學社」,不僅搞演講,還創辦了刊物《 接力棒》,寄發全國各大專院校。他們主張「開展自下而上的民 主運動」,「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據當時上海《文匯報》 的報導《北京大學「民主牆」》介紹,北大學生辯論的問題有: 要不要取消教條主義的政治課?要不要取消黨委負責制?新生入 學由校方硬性規定學習的專業是否應改?這些全都是敏感、尖銳 的問題。山東曲阜師範學院一位學生將自己的鳴放文章油印散發, 還給毛澤東、周恩來各寄了一份。   南京大學地質系學生雷戟張貼了一份《二十條大綱》,提出 「反對特權」:「特權是官僚主義的特徵。它產生奴顏媚骨,阿 諛逢迎,趾高氣揚,魚肉民眾。」(注27:一九五七年七月三 日《中國青年報》。)   湖北武漢大學的學生舉辦「民主論壇」,發起討論「胡風集 團是反革命嗎?」「武大肅反成績是主要的嗎?」要求建立教師 民主管理學校的體制,取消黨委負責制。中文系學生吳開斌還組 織了一個演講團,到處向成千上萬的學生、工人、市民發表演說。 北京師範大學的學生組織起《X光社》、《苦藥社》,自辦 油印小報《底層之聲》,要求改組院刊《師大教學》。   湖南長沙的中南礦冶學院的學生組織了《解凍社》,向黨委 宣傳部要求接收校內廣播台,參與院刊的編輯工作。   陜西師範學院的學生似乎行為最為激烈。他們拿木板、鐵釘 封了黨委書記的辦公室,佔領了青年團委書記的辦公室。化學系 學生提出「學生會管理學校行政」,物理系學生接管了校廣播室, 生物糸同學將系黨總支部書記半夜從被窩裡抓起來打了頓。由於 該校回族學生曾上書學院黨委,要求開設回民食堂,被黨委書記 拒絕,不吃豬肉的回族學生被迫與漢人同餐。現在,他們署名 「小民」貼出了一首打油詩:「共產黨,像太陽,民族政策太荒 唐。和尚吃狗肉,尼姑喝狗湯。回民啃豬骨,藏胞嚼魚腸。不吃 你的事,餓死自己當……」(注28:香港自聯出版社《鳴放回 憶》第九十一至九十五頁。)   有些學校鳴放最激烈的問題並不涉及政治,如蘭州大學被教 育部定為全國重點大學,可是師資、設備均差,學生不滿,各系 各班推舉代表,組成了一個十二人的上京請願團。五月下旬,代 表團剛到西安車站便被北京趕來的教育部副部長劉皚風勸回,未 進入北京。   又如北京俄語學院,聽說在華蘇聯專家的人數將減少,需要 的翻譯相應也減少,學生畢業將面臨沒有工作的境地,三年級學 生主辦的大字報刊物《破冰船》組成代表團專訪黨委,獲證實, 於是全校轟動。高教部長楊秀峰親去學校亦不能制止騷動。楊離 去當夜,各班選代表,第二天赴國務院請願。總理周恩來未出面, 但其辦公室主任齊燕銘與學生舉行了座談。   學生自身沒有職業,天下大事他們都關心。只要不合理,即 使與切身利益無關,也要議論、抨擊一番,不像文藝界人士大抵 是就事論事,不出文藝本行的圈子。譬如安慶師範學院的一個學 生貼出一份《古今談》的大字報,就陳獨秀墳墓被掘一事對毛澤 東作了猛烈的攻擊:「鞭屍!中國古今歷史有兩個被鞭屍者,楚 平王是一個,安徽的陳獨秀是一個。伍子胥報父兄之仇,鞭楚平 王之屍。按中國倫常道理,殺父係不共戴天之仇,尚有可說。陳 獨秀並未殺毛澤東一群的父兄,又有甚麼戴天之仇要鞭屍呢?因 為陳獨秀是列寧時代的中國共產黨開創的領袖,……演變為今日 的毛澤東作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而陳獨秀已長眠於客地的四川 江津。但是中國人有一種特性,不以成敗論英雄。陳獨秀是中國 有數的文學家、政治家,他是溫和中國型的共產主義者。中國人 民仍然崇敬他。他長眠於江津,也時有文人學士,以及革命家常 去墓前獻花致敬,景仰其學術與其為人,憑弔一代的政治人物﹣﹣ 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乃其共產黨一群,得了中國統一政 權後,尚不容陳獨秀這堆死骨頭存在,挖墳鞭屍,平毀無跡,使 百年之後中國政治歷史只有毛澤東而無陳獨秀其人了……」「斯 大林已遭受後輩共產黨的鞭屍,我相信中國鞭屍的歷史要重演… …」(注29:同注6,第八十二至八十三頁。)(陳獨秀之子 松年於一九四七年托人將陳的靈柩遷回安徽安慶老家,不知這位 安徽師範學院學生所言究係何處之墓。﹣﹣作者註)   六月二日,北京清華大學一個共產黨員,並且是「解放區土 生土養」、為中共打過仗的,署名「一個清華人」,張貼了一份 題為《我控訴、我抗議》的大字報,矛頭直指毛澤東。這份大字 報行文不甚通順,不像從容寫來再加潤飾的文章。作者顯然是在 感情衝動的情況下草草揮成,所以顧不上遣詞造句:   「我抗議毛主席最近在團中央所說的……。皇上喲!秦始皇 與你相比,也只能是個無名小卒了,無怪乎你說:『昔秦皇漢武, 略輸文采』,你在鎮壓人民的這方面,是勝過了秦始皇的『焚書 坑儒』多少倍了……。老祖宗啊!世界上有多少皇上能像你這樣, 從一九四九年以後殺了七十多萬人民!(還算不算一些自殺的呢) 殺吧!把中國人殺絕吧!   「胡風那一條子構成了反革命份子的罪狀呢?還不是由你將 『莫須有』的罪名加在善良人們的身上!……他要殺你時,還不 用自己動手,還可以動員你的妻子、你的骨肉孩子翻臉不認你, 親手殺死你!這是理性的社會乎?這就是毛澤東式的階級鬥爭啊, 這就是我們時代的精神面貌啊!   「獨裁者,你們已經是殘暴成性了。在延安十二點鐘一聲炮 響,你殺了多少所謂可疑份子呢?這就是你們的所謂『純潔內部』 、『三查』和『整風』啊!所謂甚麼聖地延安,王實味不過在 《野百合花》中說了一聲大灶、中灶、小灶而挨整了。下落呢? 不知道。抗大(全稱為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的學生他們 在前線拚命,而你們在延安呢,花天酒地。甚麼窞洞生活,甚麼 棗園清苦(當時毛住在棗園﹣﹣引者),抗大學生在看到這些令 人不能容忍的事實後,在一個晚上打死了二十多條豬吃掉了。而 你們利用了『純潔內部』,活理了多少人,這不是事實嗎?你們 自己這樣做會有根本的動盪時,你們的沒有人性的理論出來了: 委屈是應該的,為了黨的利益受委屆以至犧牲是光榮的。……有 多少人死在自己人手裡呢,他們遭活埋了,他們遭自己所依靠的 和所相信的人活埋了。這就是『同志』的涵義呀!」 (注30:成文出版社一九七九年出版《中國往何處去》第二十 八至三十頁。)   清華大學學生孫寶琮在其油印散發的小報上發表了一篇雜文 《神.鬼.人》,將國民黨比作鬼,共產黨比作神,大眾比作人: 「神居天闕,難以呼人吸」,「久而久之,竟染鬼習。」「人受 命於天,而神主宰萬物。」「人敬鬼、神而遠之。這是人的悲劇, 也是神的悲劇。」「願神棄神權,重返人間,神棄神皮,重新作 人。則庶民萬幸,祖國萬幸。」(注31:北京出版社《首都高 校反右派鬥爭的巨大勝利》第二九八頁。)很可能這是第一篇反 對神化毛澤東的文字,儘管文中沒有直呼其名。後來中共自己反 對神化毛,那是在孫的雜文發表二十多年之後的事了。而為了這 篇文章,中共將孫寶琮抓進牢裡關了十五年。(注32:韌鋒 《回憶「反右」期間的北京高校》,見香港《九十年代》一九九 ○年七月號。)   北京大學的學生領袖譚天榮在大字報裡點名批判了毛:「毛 主席發表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是赤祼祼的唯心 主義,不是唯物主義……是帝王思想的變相復活,是一種古代封 建意識……。無產階級專政,就是人為的盜竊國家政權的一種新 穎名詞。……蘇聯的工人階級的專政,也是欺騙人民的口號,完 全是黨巨人階級獨裁,人民一切無自由。」(注33:同注6, 第三十頁。)   他認為馬克思主義過時了,應該對資本主義有個新的解釋。 他要求為被全世界共產黨一致視為公敵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翻案。 此外,他還攻擊《人民日報》,把這家中共中央的機關報說成是 「封鎖真理的萬里長城」。(注34:同注31:第一八三頁。) 他還主張全民直接選舉,對地主也給予選舉權,反對用法律規定 共產黨在國家的領導地位。   廣州中山大學,有人貼出大字報,要求全體同學為肅反期間 因受不了鬥爭、追查而跳樓自殺的生物系女學劉雪明開追悼會。 在追悼會上,二百多名同學在她的遺像前默哀三分鐘;多人發言, 要求追查兇手,要求已調職原校黨委書記回來還賬。   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的學生先在系裡開了個「控訴會」,由 三名受到不同迫害的同學上台控訴。之後,又移到學校辦公樓召 開大會。校黨委聞訊,欲予制止,要求至少去掉「控訴」二字, 但遭拒絕。   由於學生的激烈言詞和行為,在當局看來已屬於「鬧事」, 家長們不安了。當時并無任何蛛絲馬跡表明共產黨即將反擊,這 些學生將會遭殃,但過去幾年令人心寒的運動使他們擔憂一場鎮 壓就會來臨,於是紛紛給學校當局去信。據清華大學副校長,著 名力學家錢偉長說:「許多學生家長來信要我勸勸他們的子弟, 不要參加鬧市,我都勸過了,但是學生們十分堅決。這好像到了 『五四運動』的前夕。」據錢氏分析,學生們所以堅決要「放」, 是為了出路問題。「知識份子在衝破惡劣環境而求出路。學生鬧 事,也是因為沒有出路。學校裡的一切操在黨員團員手上,非黨 團的學生們……自然演變成反黨團的極端思想,尋求出路。就如 蔣校長(指清華校長、中共中央候補委員蔣南翔)上星期在報告 中,居然公開地說『今日的知識份子吃共產黨的飯』。知識份子 在共產黨之下,有甚麼出路?」「知識份子是憑本領賣勞力吃飯 的,怎麼吃到共產黨的飯了?」   中國的高等教育制度,採用美英那一套還是蘇聯那一套,曾 經引起很大的爭論。一九五二年中共強令全國高等院校採取蘇聯 的制度,理、工科分家,清華的理科全部併入北大,鳴放是這便 成了一大議題。   清華大學副校長錢偉長當初就反對照搬蘇聯那一套。當工程 物埋系的學生告訴他,要求理工合校的簽名運動已徵集到六百多 人簽名時,他簽以「六百多人太少了,六千多人還差不多」。他 向學生傳其主張:北大理學院入清華,其他科系合併到中國人民 大學去,將北京大學的牌子掛在那裡,「人民大孛這個教條主義 的名字就乾脆不要了」。(五十年代初,中國人民大學是專門培 養幹部的大學,與一般大學有所不同。)   對於學生鬧事,中國人民大學的英語教授許孟雄另有一番解 釋:「共產黨所希望的人民大學,是要一窩蜂一般。那些學生經 過黨的指導,馬列主義的教育成功以後……能飛往各地去螫人。」 「但這群蜂在蜂窩裡看到不妥,變了質,不願螫人,反要咬製造 蜂窩的主人。那是共產黨沒有想到的。」「共產黨要知道,失去 真理與人性的教育是要失敗的。」   北大校長馬寅初的解釋又略有不同:「以前幾年學生都聽黨 的指導和蘇聯專家的指導,學習馬列主義一系列的文件和書籍。 有的學生是模糊的,有的學生是認真研究的。那些認真研究的學 生,將馬克思的學說,以及唯物辯證法等等,蘇聯的社會主義革 命等等,研究出新的導理出來了,認為馬克思主義和一切學術已 經過時,認為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完全錯誤,就開始不信了。」 「這次毛主席高瞻遠矚,主張人民自由鳴放……。對馬列學術研 究有素,對蘇聯社會主義革命認識清楚的學生,敢鳴敢放,批評 黨領導教育部門的錯誤與黑暗。其他平素模糊的學生,亦恍然憬 悟。   當年敢鳴敢放的學生的確對馬列主義作過一番研究,只是結 論為「不信」罷了。馬寅初雖年高七旬,又貴為校長,對青年學 生的狀況了解如此透徹,實為難能。馬氏由於德高望重,當局沒 有公開給他一頂「帽子」;但許孟雄卻落了網。沒有證據表明將 許打成右派獲得毛的贊許,但不管怎樣,人們都可以說毛有負於 許。   許孟雄為清華大學英語系第一屆畢業生,執教數十年,是中 國漢譯英的泰斗。早在一九三八年,他就在周恩來領導下的一個 對外宣傳小組工作,將毛澤東的幾十篇著作譯成英文,向世界傳 播。四十年代後期,他任國民黨政府駐馬來亞和印度的外交官。 新中國成立前夕,他衝破重重困難返國。歸國後,他在北京外國 語學院執教四年,因與黨員幹部難以相處而被迫轉去中國人民大 學。鳴放時,他在報上發表了一篇《北京外國語學院鳴起來吧!》 的文章,抨擊「黨黨相護」、「黨員欺侮非黨員」,還批評了 「外交部一位大員」在外語學院師生大會上放的謬論「政治好英 文也會好」。這樣,一個有功於中共、有功於毛的老學者就因為 上述幾句話而被當作敵人處置了。   不過,當時的知識份子只是對共產黨有意見,卻並不想使共 產黨陷入被動和過份難堪的境地。因此當學生情緒正十分激烈, 到處在找領袖,希望教授出來領頭說話,局勢已嚴重到一觸即發 的時候,他們決定不再採取鼓動學生「鳴放」的態度了。北京航 空學院的學生一度打算停課上街遊行,黨委書記武光控制不住局 勢,即向教授們求援,一位名教授為幫黨委擺脫困境,起草了 「呼籲書」,勸學生不要罷課,終於平復了學生的情緒。 第八章完 海生按:六.四大屠殺以後的這幾年來,中共某些領導階層和一     些親共、媚共者,費了不少功夫欲造成一種說法:似乎     中國人民對「自由,民主,人權」的追求是近年來受了     西方的別有用心的灌輸後,才使得一些「別有用心」的     民主斗士用來做為達到私人企圖的工具;這是完全漠視     中國近代歷史的無恥謊言!     丁抒在這一章中,舉出了活生生的例子,早在一九五七     年鳴放時,就有四川的大學生組織,毫不含糊地提出了:      「要重新燃起五四以來的火燄,以衝擊的號角聲和       劍戟聲奪回民主自由。」     又有北大學生,清清楚楚提出了「爭民主、爭自由、     爭人權」的主張。而那是在近四十年前的事,     這個世界在這四十年中變了多少?而中國在中共當家了     四十年後,在這「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上有了多     少進步?     感到奇怪的是,那些仍在替共產黨臉上塗脂抹粉的,這批     不惜自宮的奴才臉上的皮究竟有多厚!聽說受害者對兇手     會有不同的心理反應,最令人啞心的一種症狀是,受害者     向兇手認同,將之視為自己的保護者。 .待續. 陽謀﹣﹣「反右」前後(修訂本) 作者:丁抒 出版:九十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琉璃街三號向南樓1樓A座及B座 電話:887﹣3997 傳真:(852)887﹣3897 1993年9月修訂本初版 板權所有,翻印必究(在網路上轉載時請附此段) 打字:海生怒潮(Micky Wong) 于楓葉之國.屠龍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