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ked Conspiracy) Chapter 13 陽謀 第十三章 陽謀 丁抒著     第十三章:超「指標」賤民百萬 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共召開八屆三中全會,總書記鄧小平 在會上作了《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他在報告中公佈了毛澤 東在七月間作的指示:「資產階級反動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敵 我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調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注1: 見《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即毛澤東「一九五七年七月在 青島同各省、市黨委書記談話的一些要點」。)這就為「反右 運動」定下了甚調。一百萬右派被鬥得死去活來,無數人家破 人亡,緣由皆出於此。   由於中共官方正式公布的右派人數是「五十五萬多」, (注2: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下冊第八三九頁。)實有必要 在此論證,為何這是個被縮小了的數字。   也許是由於受「計劃經濟」的影響,也許是圖方便省事, 中共一向愛搞數字計劃,按照它的術語,叫做「指標」。肅反 時因為向各省市下達計劃捕人的指標,造成了無數的冤獄,許 多人在整風中對此作了尖銳的批評。現在,「攻擊肅反運動」 的人全成了右派,當局對於按「指標」辦事的做法非但不改, 而且變本加厲地推行起來。   肅反時往各地下達的是捕人的總數,而反右中為了強調打 擊的是「一小撮人」,便換了新花招:給各部門下達該抓的右 派佔總人數中的百分比,再由那個部門、地區將自己的人頭數 乘以那個百分比,從而得到自己該抓的右派數目,作為官定的 「指標」。各級黨組織都按「指標」辦事,上級考核下級亦按 「指標」完成與否為基準。這樣,中共中央就省了很多事,不 必「不患寡而患不均」。   完不成指標,便是沒完成黨的任務,那是不行的。剛好百 分之五,那是勉強完成,還是「不積極」,「反右不力」。例 如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江隆基抓了百分之六點五,卻還是「反右 不力」,下了台。直到陸平去主事,抓到百分之十才住手。   所以各級黨組織的幹部們為了向黨獻忠心,求取立新功, 往往超額完成任務。譬如中國人民大學六千多學生,第一批就 抓了四百多名右派,超出北京的父母官(市長)彭真定的百分 之五的指標一大截。人民大學的著名「右派」林希翎第一次漏 了網,只因她提出「反右運動擴大化了」的意見,被認為是 「繼續放毒」、「堅持反動立場」、「攻擊反右運動」,入了 第二批名單。當時,校長吳玉章並不贊成將林劃為右派。吳本 為辛亥革命的國民黨元老,雖然三十年代就到了延安,被毛澤 東和中共領導人尊為革命元勳,但他在人民大學亦屬有職無權, 學校完全控制在黨委手中,因此他對林希翎也愛莫能助,無從 搭救。他對林的右派帽子故意「視而不見」。學校開學典禮, 別人為他準備的報告稿中點了十幾名右派的名。他在唸稿子時 跳過林的名字不唸,算是公開表示了自己的意見。   各地的幹部都願多抓幾個,誰也不願用一個「百分之五」 框住自己。例如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就這樣說過:「復旦 大學六百多個教師中……右派只佔百分之八點五。」(注3: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柯慶施在中共上海市委一大二次 會議上的報告。)要是再加上一九五八年「反右補課」補充的 右派,必定超出了百分之十。吉林省的各高等院校,一九五七 年七月初講師以上的教員已有百分之七至百分之十五被定為右 派。(注4:數字源自吉林省委關於高校反右鬥爭的報告,中 共中央七月七日轉發。見叢進著《曲折發展的歲月》(河南人 民出版社)第六十頁。)至反右結束時應有百分之十五至二十。 北京地質學院五千多學生,百分之九是右派;一千餘名教 師、教授,右派佔了百分之十二。(注5:該校右派學生吳宏 達平反後訪問母校時得到的數字。吳告訴了本書作者。)     甘肅蘭州大學右派總數不詳,僅知物理系二年級(一九五 六年入學)一百五十名學生中,近四分之一是右派;其中一個 班三十人,八名是右派。   鳴放期間蘭大赴京請願代表團的十二名成員,除了一名因 「揭發」他人而「將功贖罪」未定為右派外,全戴上了帽子。 這些人都是各系學生中的優秀份子,如物理系學生苖慶久是該 系青年團的總支(部)副書記,深受同學信賴才當代表的,結 果被送下鄉勞動改造,以後又因「反革命」罪入獄,坐了二十 年牢。   不僅學生代表入網,連同情學生、受蘭大黨委委托陪同代 表團一起赴京的副校長陳時偉教授也被「揪出來」了。陳不久 被送去勞改,餓死在武威黃羊河農場。(注6:蘭州大學的情 況源於物理系右派學生何之明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其餘各大學的右派人數均在數百名上下。譬如武漢大學抓 了四百八十多名,其中中文系三年級有個班,因學生中的「右 派頭子」吳開斌在該班的緣故,三十三人中有二十九人成了右 派。(注7:一九五七年八月十七日《人民日報》。)上海交 通大學抓了三百多名。福建師範大學有三千多學生,一下子抓 出四百多名右派,而在最初的批鬥風暴中,有十多人不堪凌辱, 以死抗爭,結束了年輕的生命。   後人也許會奇怪,哪裡會有那麼多學生出來攻擊共產黨? 或者會納悶,即使以言定罪,也必要先有了「言論」才行。果 真有那麼多學生出來攻擊共產黨?或者會納悶,即使以言定罪, 也必要先有了「言論」才行。果真有那麼多學生參加了「右派 大合唱」嗎?為說明這一點,不妨舉個例子:清華大學有個學 生,父親是國務院某工業部的高級工程師,所以算是出身於清 白家庭,與共產黨無冤無仇。他本人積極擁護黨,還是個學生 幹部。反右時他聽黨的話,積極寫大家報批判右派學生。不幸 他的大字報裡有「雖然在這個問題上你的看法是對的,但是… …」這樣的話,就證明他與被批判的右派學生有相同的思想, 結果他也遭了劫。(注8:源於當事者的同學與本書作者的談 話。)   清華大學還有個學生張德寰,因為給過幾位有困難的同學 幾件舊衣服及幾十斤糧票,而那些同學因「右派言論」成為右 派,他也就被牽連,戴上帽子,被判處三年徒刑。(注9: 《新觀察》一九八八年第十八期,《一位工程師的命運》。)   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講師黃繼忠是一個班的班主任,曾帶 領二十八名學生到清華大學介紹北大的鳴放(但由於清華黨委 事先組織了學生在會場上起哄、噓叫,會開了個頭就散了。) 北京市市長彭真下令:「黃繼忠是北京高校第一個帶學生出校 門的,應該嚴懲。」於是黃成為「極右份子」,他班上二十四 名學生三分之二成了右派。鳴放時,該班一位學生時榮章曾打 電話到中共中央,要求向毛澤東匯報北大的運動。獲准後,以 他為首的十個同學,外加黃繼忠老師,於五月二十七(八?) 日到了中共中央所在地中南海,雖未能見到毛本人,卻向稱為 毛的「辦公室主任」的人物鳴放了一通。過了十天,毛下令在 全國範圍內反右,這十一名榮幸進入中南海重地的小人物一個 也沒逃脫。黃繼忠和時榮章一對師生成了河北清河勞改農場的 難友。(注10:源於當事者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一九六六年六月,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北大校長兼黨委書 記陸平就被毛澤東拋出來,成為「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的祭品。歷盡磨難之後,他竟然活了下來。文革後他對前國家 主席劉少奇被整死一事發表了一通感慨,說「社會主義沒有法 制不行啊!」說完眼淚奪眶而出。(注11:《歷史在這裡沉 思》第二卷第三十五頁。)這個看法固然很對,但他對於把幾 百名北大學生送去勞改一事,似乎並沒有足夠的反省。   當時物理系的學生似乎格外活躍,右派也格外多。北大全 校的右派學生,物理系幾佔三分之一。由於一九五二年中共學 習蘇聯,理、工科分校,清華的文科、理科併到北大,當時又 還沒有與清華、北大鼎足而立的中國科技大學(該校於一九五 八年成立),因此北大集中了一大批中國最優秀的理科學生。 落網之後,很多右派學生被押往農場改造,從此葬送了青春。   與北大隔街相望的清華也是一樣,工程物理系的第一屆學 生由各系挑選優秀者而來,預定一九五八年畢業,為中國剛起 步的核工程、核科學技術事業輸送第一批人才。可是,該屆學 生近一半成了右派,比例遠遠高於其他各系。由於該系專業涉 及國防,右派個人固然落入了悲慘世界,國家蒙受的損失更是 無法估量。   當時,毛澤東說「全國大專學校一千五百多所」(注12: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澤東在各省市委書記會上的一次講話。) 可能包括了中專,真正的大學、學院大約四、五百所。每所大 學的右派人數均在三四百以上。所以高教系統的右派大約十五 至二十萬。全國一百七十個大、中、小城市,中、小學教員右 派約為五萬。新聞、文藝界的右派比例高,一般在百分之十五 以上。粗略估計,全國應有五萬新聞、文藝界人士落網。工程 技術界、銀行、金融界亦應有五至十萬。如中型城市鞍山是一 座工業城,知識份子較多,右派數字為二千零七十。(注13: 見《鞍山市誌》。)「全國資本家七十萬戶」(注14:一九 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澤東在杭州會議上的第一次講話。)估計 亦有五萬以上戴了「帽子」。商業服務行業知識份子雖然不多, 但有大批「舊社會」過來的留用人員,右派總數亦應有五萬。 除此之外,全國黨政軍幹部的右派總數估計為五萬,不會更少。 這樣相加,右派在四十至五十萬之間,中共公佈的數字「五十 五萬多」似乎不差。何以會有「一百零二萬」(見劉賓雁為本 書撰寫的序言)這個數字呢?因為全國二千零二十三個縣尚未 考慮進去。   各縣右派人數差異較大,端視其所在省的省委書記抓右派 的積極性而定。如河南南陽縣,八十萬人口,右派數達一千一 百六十四名。又湖北,七十萬人的襄陽縣,八百五十二名; (注15:一九九○年版《南陽縣誌》第三十九頁及一九八九 年版《襄陽縣誌》第二十二頁。)七十七萬人的隨縣,七百四 十一名。(注16:見《隨縣誌》。)安徽省比例更高,二十 八萬人的全淑縣,四百四十五名:(注17:一九八八年版《 全椒縣誌》第二十一頁。)十七萬人的休寧縣,三百三十九名。 (注18:一九九○年版《休寧縣誌》。)江西省比例相對較 低,二十四萬人的萬載縣僅五十人,三十六萬人的高安縣僅一 百一十名。(注19:參見八十年代出版之各縣縣誌。)不過 江西文化落後,知識份子少也是原因之一。   黑龍江省嘉蔭縣是個隔黑龍江與蘇聯相望的偏遠小縣,全 縣僅六千餘人,沒有一輛汽車,可見知識份子屈指可數,但右 派仍有十五人。按人口比例計,比安微還高。可見反右運動無 遠弗屆,「天高皇帝遠」一說不成立。全國兩千餘縣,僅內蒙 古巴林右旗(人口六點七萬)是個例外,蒙古族的中共旗委第 一書記哈斯巴根堅持不改整風初衷,違法亂紀的幹部處分了四 十七名,右派卻沒抓一個。其鄰居巴林左旗則積極反右,抓了 二十五名右派,三十五名「中右份子」。(注20:一九九○ 年版《巴林右旗誌》、《巴林左旗誌》。)   今隨機抽樣,取二十二個省市中的一百個縣,統計結果如 下:總人口三千三百一十萬,右派總數為一萬九千四百一十一 名。(注21:一百個縣為:黑龍江省集賢、五常、綏稜、海 倫、肇東、肇源、阿城、青岡、綏化、望奎、嘉蔭;河南省南 陽、安陽市郊區、淮濱、西峽、陜縣;湖北省襄陽、隨縣、松 滋、漢陽、宜都;四川省什邡、崇慶、仁壽、井研、夾江、彭 縣、新津、南川、豐都、蒲江縣鶴山鎮;安徽省宿松、全椒、 祁門、休寧;山東省益都、臨淄、陵縣、嶗山、慶雲;湖南古 丈、鳳凰、保靖;江西省高安、萬載、豐城、萬年、廣豐、崇 義、樂平;廣西省陽朔、扶綏、橫縣、大新、上林、賓陽;江 蘇省高郵、如東、武進、溧水、常熟、江寧、昆山;上海市郊 區青浦、奉賢、崇明、松江、川沙;浙江省蕭山、仙居、象山、 淳安、常山、嵊縣、臨海;山西省河津、永濟、沁水、五台、 河曲;陜西省渭南、戶縣、安康;遼寧省海城、錦西、長海、 台安;廣東省和平;寧夏省鹽池;吉林省集安;雲南省彌勒、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縣、鎮雄;貴州省惠水、黎平、興義;青 海省互助土族自治縣;內蒙古托克托縣、巴林左旗、巴林右旗。) 當時全國總人口六億五千餘萬,兩千個縣的農村人口約為五億。 粗略推算下來,全國縣以下農村的右派總數約為三十萬。這樣, 加上城市的右派,全國右派總數當在七十至八十萬之間。這是 下限,決不會更少。   另一方面,前述各縣的統計數字雖然是在八十年代中共比 較實事求是的時期披露的,其中並不包括當作右派鬥爭、處理, 但實際沒有正式列入右派名冊的人。這樣,即使官方無意做假, 其統計數字也要比實際右派人數為少。   譬如,安徽省蚌埠市的《蚌埠報》,文藝組的編輯記者全 成了右派,自然包括組長張鍥。但是,拉糞車、扛麻包,勞動 改造了十五年之後,軍管會的軍代表突然發現張鍥的檔案裡並 無上級核准他為右派的批覆件,自然不能算右派,或者只能算 「不算右派」的右派了。(注22:《新華文摘》一九八一年 第八期第一三四頁。)  又如,有所學校,上級下達的右派指標是五個,但該校黨 支部書記年方二十餘歲,老實規矩,抓出四名後再也找不出第 五個,為了完成黨的任務,只好將自己的名字報上去作為第五 名右派。上級官僚不問緣由,照例批准,將他開除黨籍,送往 農場勞改,妻子離婚,兒子亦隨之改姓。在農場改造了二十年 之後,右派們均獲改正回了城,唯獨他一個無人過問。原來上 級右派籍冊裡並無他的大名,自然不在平反之列。(注23: 一九八九年一月二十四日《團結報》。)   哈爾濱工業大學教師李樹槐的檔案中,也發現當初上級並 未批准定他為右派。他被告知:「你不是右派,我怎麼給你改 正?」但他在二十年右派生涯中遭的罪,就再也無人過問了。   北京幼兒師範學校女學生胡慧芝的父親因「歷史反革命」 罪入獄。她給父親寫的信和日記中同情父親的話被一位學生幹 部偷看了,報告上去,就夠定為右派了。由於她才十七歲,不 能戴右派帽子,便給了她一個「反右期間有錯誤言論,不宜當 教師」的結論,發配到北大荒興凱湖勞改農場「支援邊疆」。 二十年後,右派平反了,她父親也平反回京了,但她卻無反可 平,因為她不是右派。她到《新觀察》編輯部去請求記者為她 申訴時,痛苦地說:「我真希望自己是個右派!」   除此之外,有些重要的科學家不宜公開定為右派,而稱為 「內控右派」,如瀋陽金屬研究所研究員葛庭燧、大連化學物 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英等等。「內控右派」和「不戴帽的右派 份子」也是不計在右派名單內的。總數雖無法統計,但全國估 計總不下數萬。所以粗略說來,右派總數大約接近一百萬。   這個數字可以由當時毛澤東的一番話得到輔證:「現在產 業工人有一千二百萬人,黨、政、軍、教育和經濟工作人員 (廠長,合作社社長不在內)等共一千四百萬人,合計二千六 百萬人。這一千四百萬人不是直接生產的,真正直接參加生產 的是一千二百萬工人。」(注24:一九五七年四月三十日, 毛澤東《約集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談話記錄》。)   按當時中共的說法,那一千四百萬是全國所謂「參加運動」 的人數(工人、農民不參加運動)。如四川省新津縣,「全縣 應參加整風人數二○○八人,實際參加人數一八六四人。定案 劃為右派份子一三一人」,右派數為參加運動的人數的百分之 七。四川仁壽縣,「全縣參加整風運動職工六千二百六十四人… …在職工中錯劃右派份子四百六十二人,佔參加運動人數的百 分之七點三。」山東慶雲縣,五百三十七名中小學教師參加運 動,右派出了八十二名,佔百分之十五以上。(注25:以上 數字分見一九九○年版《仁壽縣誌》第三六六頁,一九八九年 版《新津縣誌》第三十一頁及一九八三年版《慶雲縣誌》。)   一千四百萬人,百分之五是七十萬,百分之七便是一百萬。 筆者探用「百萬右派」這個數字的根據便在這裡。無論如何, 五十五萬是不可能的。縣以下農村都有三十萬,城市怎可能只 有二十五萬?運動對象知識份子絕大多數在城市,只是城市右 派人數一直不公開,難得計算其總數羅了。但「百萬」要比 「五十五萬」更接近實際數字,這是不容置疑的。   還有的人「因『右派』言論戴上其他帽子,受到處理」。 這些人也沒有被官方統計進去。如廣西上林縣,一九五七年七 月至九月將一○七○名教師集中到縣城「參加運動」,除右派 外,還抓了一百五十八名「反革命份子」和「壞份子」。 (注26:一九八九年版《上林縣誌》第三八三頁。)   「右派」怎麼同「壞份子」扯到了一堆?那是因為可以在 完成抓右派的指標之後再多抓一些人。譬如有人本來就有辮子 可抓,如「男女作風問題」,但雙方自願,並不算犯法,但如 今又有「右派言論」,黨決定嚴加處置,卻並不宣佈此人是右 派,只說是「壞份子」,予以逮捕。儘管此人在獄中、勞改營 中仍得為其「右派言論」認罪,卻不在右派名單之中。   有的大學生,有「右派言論」,剛好借圖書館的書丟失, 逾期未還,當局便宣佈他是偷書的「壞份子」,抓走了。這學 生也不是右派,但實際也是反右的犧牲品。   北京有個十年前畢業於燕京大學經濟系的姚祖彝,幾年來 無業在家,自然沒有哪個部門的黨組織會去給他一頂右派帽子。 可是人不能住在天上,只要你在有人煙的地方,就有街道「居 民委員會」考察你的思想。他被「居委會」報告說是「思想反 動」,結果也被抓起來勞動教養了。   在勞改農場,姚遇見了燕京同學、北京大學西方語言系講 師黃繼忠。黃是右派,可姚不是,然而農場對他們的處置沒有 區別。服了十年勞役之後,姚看不到出頭之日,便同北京俄語 學院的右派學生王同竹一起逃跑,欲偷渡去香港。不幸事敗被 捕,二人及另外兩名「同犯」一併被槍斃於南京。這是「右派」 之外的受害者的又一例。   不在右派名單內的還有一批「中右」。如江蘇省宜興縣, 右派是二百零八名,而「中右份子」則有一百六十九名。 (注27:一九九○ 版《宜興縣誌》。)黑龍江省肇東縣 「共劃右派一百九十三人,中右份子三百三十六人。」 (注28:一九八五年版《肇東縣誌》第二十三頁。)中右數 目比右派還多一百多名。   「中右」也是一種正式的帽子,雖不統計在「右派」之列 (中共公佈的「五十五萬多」右派中只包括「極右份子」,不 包括「中右份子」),也是要受處理的。這自然也是偉大領袖 的指示。毛說:「右派反對我們,中右也反對我們。」 (注29:同注14。)所以,中右份子也要被開除公職,或 降職降薪,當團員除名,或回鄉種田等,只是不送勞改營而已。 例如位於齊齊哈爾的解放軍第十一軍醫學校一位教員被定為 「中右份子」後,預備黨員的資格被取消,轉業離開軍隊,下 放到了邊遠的小縣城北安。他的妻子倒還留在第十一軍醫學校 教書,但兩人卻因此過了長達十四年的兩地生活。(注30: 《無情未必真豪傑》,《人物》一九九一年第二期。)   此外,還有僅有「右派言論」、不戴帽子者,算是「右傾」 或乾脆就叫「右派言論」。甚至還有叫做「疑似右派」的。這 些都是要寫進檔案的。個人檔案中有了這條記錄,調動工作時 就誰也不敢要了。   從各縣縣誌公佈的數字來看,各地「中右份子」的總數大 約為右派數字的四分之三。(注31:前述一百個縣中,有十 七個縣公佈了「中右」的數字,總數為一八六四名;這十七個 縣的右派數為二五五一名。)所以全國農村大約有二十萬「中 右份子」。這個比例與大城市相近。如北京大學,「右派」與 「極右派」約七百左右,另外「中右」、「右傾」的處理對象 為八百左右。(注32:高望之《北京大學與民主運動》。該 文於一九八八年五月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二十世紀中國民 主運動史」會議上宣讀。)所以,全國「中右」亦有五十萬, 不會更少。   應當說明,戴上右派帽子的只限於知識份子及夠得上稱為 「幹部」的人,工人、農民是不定右派的。這是中共的「階級 政策」。當地方執掌大權的人想要將工人、農民中不順眼的 「份子」定為右派時,必須做點手腳才行。如河南省洛陽市五 金交電公司有一位姓蔡的職工,鳴放期間出差外地,見到別處 鳴放挺熱鬧,便寫信回去鼓勵同事向公司領導提意見。因此, 公司黨委定他為右派。誰知上報到中共洛陽市委,未准,因為 該職工本人成份為工人。於是公司黨委玩了個花招,將其成份 改成了「學生」,再度上報。學生是可以按知識份子處理的, 這下他便被正式扣上「右派份子」的帽子,送到農村勞動改造 去了。(注33:源於該蔡姓職工的兒子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中共規定農民也不抓右派。可是湖南臨湘縣有個未進過大 學校門、自學成才的養蜂專家李忠譜。成了專家就不能再算農 民了,因此他不配享有農民的「豁免權」。他成為右派,入獄, 在獄中身體被摧殘,出獄後不得不臥床兩年才恢復健康。 (注34:《人物》一九八二年第六期,《農民養蜂「博士」 李忠譜》。)   當時,像這樣想方設法把工人、農民變成知識份子扣上右 派帽子的例子不很多,較普遍的是定為「反社會主義份子」和 「壞份子」。如遼寧海城縣,除了五百八十名右派外,「反社 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竟多達二百四十八名。(注35: 一九八七年《海城縣誌》第二○七頁。)四川省什邡縣是個僅 二十幾萬人的小縣,大約因為知識份子不多,抓了一百二十一 名右派後,縣委書記覺得不過癮,便在不夠稱為「幹部」的工 人、農民、城鎮居民中大抓其「反社會主義份子」,總共抓了 九百七十八名,是右派數目的八倍!(注36:一九八八年版 《什邡縣誌》第五及第七十八頁。)   成了「反社會主義份子」的工人一般不去坐牢,但懲罰是 要給的。四川重慶附近獅子灘水電站工程局有位姓凎的老工人, 是全局有名的勞動模範。本來,勞模只要勞動帶頭就夠了,可 是如今黨要改進作風,要請工人們給領導提意見,所以勞模也 要帶頭。在領導們的再三動員下,他終於提了點意見:各級幹 部都是由東北豐滿水電站調來的,對四川本地人重視不夠。一 條足矣,他成了工人階級中的「敗類」﹣﹣「反社會主義份子」。 勞模除名,工資由最高的八級降到最低的一級,而且被發配到 荒僻的貴州去了。   古人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雖說字字是真理,但 古人不懂今人的事,如今患的不是辭,而是帽子。要是甚麼帽 子都扣不上,事情就不那麼好辦。天津市一個工廠的工人在廠 裡大字報上大事小事一齊亂鳴時,寫了一張大字報,呼籲大家 談正事,不要就誰偷東西、誰搞女人之類的閑事亂扯。結果黨 委說他「向黨放暗箭」,因為他那張大字報一出,許多反革命 就縮回去了,沒暴露出來。「放暗箭」算甚麼「份子」呢?甚 麼也不算。鬥爭會是要拉上台的,可是鬥來鬥去,帽子卻不好 安。工人不能定右派,說他是「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子」 也不妥,只好胡亂給了他一個「勞動教養緩刑兩年」的處分。 (注37:《報告文學》一九八八年第二期,馮驥才《我不願 承認是犧牲品》。)   粗略估算一下,在「右派」和「中右份子」之外,全國按 「反社會主義份子」、「壞份子」及其它名目處理,加上沒有 名目、不算「份子」也同樣處理的人,估計不會少於三、四十 萬。   所以,從一九五七年六月開始、持續近一年的那場「反右 派鬥爭」中,大約一百萬,至少七、八十萬「右派份子」,五 十萬「中右份子」,三、四十萬「反社會主義份子」和「壞份 子」被製造出來,成了共產黨的新的敵人。這一百五十至二百 萬人是所謂戴了「帽子」、有「份子」頭銜的,中共後來給他 們平反、「改正」,還有據可查,譬如廣東省於一九七九年秋 「改正」了四萬多名。(注38:香港《爭鳴》一九八七年六 月號第四十四頁載:「據廣東省改正右派辦公室透露,至一九 七九年秋,全省共改正四萬八千多件右派案件,和當年反右鬥 爭結束時內部公佈打出六萬五千多名右派的數字相差一萬七千 多人。」但一九九一年版《當代中國的廣東》第一四四頁說該 省僅抓了三萬多右派。)至於如前述姚祖彝那樣的不屬「份子」 的份子,被送去勞改營也好,留在城裡在街道上掃馬路也好, 那就無從統計了。  第十三章完 .待續. 陽謀﹣﹣「反右」前後(修訂本) 作者:丁抒 出版:九十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琉璃街三號向南樓1樓A座及B座 電話:887﹣3997 傳真:(852)887﹣3897 1993年9月修訂本初版 板權所有,翻印必究(在網路上轉載時請附此段) 打字:海生怒濤(Micky Wong) 于楓葉之國.屠龍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