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ked Conspiracy) Chapter 14 陽謀  第十四章 陽謀  丁抒著      第十四章﹕反溫情六親不認   如此大規模地抓人鬥爭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中共似乎輕而 易舉就做到了。它究竟是怎麼「成功」的呢﹖   當然是靠嚴密的組織和鐵的紀律。反右中﹐鄧小平(當時 是中共中央總書記)曾代表中共中央指示全黨﹕「在反右派斗 爭中﹐必須像對待黨外右派份子一樣﹐一視同仁地對待黨內的 右派份子。但是﹐現在還有一些同志﹐在反對黨內的右派份子 的鬥爭中﹐表現了較嚴重的溫情主義﹐特別是對一些應該劃為 右派的老黨員更加惋惜、心軟、下不了手。這種情緒必須加以 克服。」(注1﹕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三日﹐鄧小平在八屆三 中全會上《關於整風運動的報告》。)   這樣﹐各級幹部中稍有理性、對如此大批地抓人斗人心存 疑問的人就不得不保持沉默了。心腸再好的幹部也不能不考慮 到對右派表現「溫情主義」的後果﹐他們畢竟不能為了幾個右 派危及自己的仕途。因此﹐他們所能做的充其量只是少抓幾名 而已。如陝西省委第一書記張德生收到下面報上來的右派名單﹐ 找了個藉口將其中正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的一批人從名單 中剔除﹐保了這些人。又如中央農村工作部主持部務的副部長 王觀瀾﹐僅為了應付差事抓了一名右派﹐決不再多抓一個。 (注2﹕一九八二年二月十一日《人民日報》。)   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也在其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保護了 一批人。當時﹐胡耀邦是共青團中央的第一書記。抓右派抓得 熱火朝天時﹐他率領代表團在國外參加國際青年聯歡節。他一 回國﹐便從新疆的烏魯木齊給北京打電話﹐問團中央機關打了 多少右派﹐當聽到回答說「一百多」時﹐他立即告訴對方﹕ 「你給我剎住﹐不要再打了。有問題等我回北京再說。」   當胡耀邦得知《中國青年報》有十七人成了右派時﹐不禁 痛呼﹕「損失慘重啊﹗」(注3﹕《閩西文叢》第三十八期第 三頁。)他試圖保護許多人﹐連劉賓雁這個「大右派」也想保。 按劉的說法﹐胡只成功地保住了兩個人﹐其餘的只能眼看著他 們淪為「人民的敵人」。事後﹐也仍把團中央機關的右派們集 中到一起談了一次話﹐鼓勵他們對未來保持信心。一九五八年﹐ 劉賓雁與其他右派下放到山西勞改﹐團中央對他們說﹕「準備 勞動三、五年。」說話算數﹐三、五年後胡耀邦的確把他們大 多弄回了北京。正由於如此﹐劉賓雁曾對人表示﹕胡在反右時 「沒有污點」。但胡自己卻不這麼看。一九七七年他擔任中共 中央組織部部長期間曾坦白承認﹐他當時在團中央將一些有才 能的幹部打成了右派﹐為此感到很抱歉。   由於中共是以「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為組 織原則的﹐既然毛澤東決計要實施「陽謀」﹐張德生、王觀瀾、 胡耀邦這些人就無力挽狂瀾於既倒﹐改變不了整個局面。要是 堅持反對抓右派﹐他們自己就會落網。這樣的例子頗不少﹐教 育某司司長李常青便是一個。   李常青本出身於吉林省延吉一個大地主家庭﹐弟兄五人都 參加了中共。李一九三一年入黨﹐一九三五年「一二﹒九」學 生運動爆發時﹐他是中共北平地下市委書記﹐運動的主要領導 人。他當時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員﹐由於與彭真等人有隙﹐被 疑有問題﹐調離北平﹐赴敵根據地「學習」(受審)。他到達 晉察冀邊區的前一天﹐另一姓名與他相近、也是從敵佔區去的 幹部﹐按北方局的指令被秘密槍決。后人理解﹐那人是錯殺﹐ 李只是僥倖未死。直到一九四八年﹐中共中央東北局作出決定﹐ 他的「問題」已被查清﹐才被任命為黑龍江省委兼哈爾濱市委 書記。但幾年後又被扣上「高崗集團份子」的帽子﹐罷了官﹐ 反右前不久讓他到教育部當一名司長。   反右時﹐李任該司「反右領導小組」組長。該司有一青年 幹部是基督徒﹐在日記中寫了一些自己的宗教觀﹐其日記被查 出後﹐即將被定為右派。李認為宗教不能和政治混為一談﹐故 定他為右派毫無道理。這樣﹐他就成了「包庇右派」的右派份 子﹐開除黨籍﹐發配到內蒙古大學教書去了。幾年後﹐這個一 生坎坷的老共產黨人終於被一輛卡車撞死於輪下﹐比他那也是 右派、後來臥軌自殺的兒子范政還早幾年離開人世。(注4﹕ 李常青的材料由劉賓雁提供。)   清華大學袁永熙的命運也差不多。十年前(一九四七)﹐ 袁與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的女兒陳璉(中共北平地下黨的 黨員)結婚不足一月﹐雙雙被捕﹐押至南京。當時犯了「共案 」﹐照例槍斃﹐但蔣為收買人心﹐破例放生。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蔣政權崩潰前夕﹐陳布雷自殺。在這 之前﹐陳曾勸袁勿弄政治﹐但袁不為所動。幾個月後﹐這位忠 誠的共產黨員被中共黨組織認為向國民黨自苜而遭開除黨籍的 處分﹐不久又獲准重新入黨。中共建國后他一直擔任清華黨委 書記。一九五六年﹐上述被捕自首的問題又被提出﹐作為一個 「歷史上有錯誤」的人﹐他失去書記職﹐改任黨委常委、清華 大學校長助理。   反右初期﹐袁永熙不贊成在教授、學生中大抓右派﹐理由 是「整風就是要改造領導﹐不是要整群眾」。但他在黨委內是 少數派﹐而清華的校長蔣南翔是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不是有職 無權的花瓶﹐這樣袁也就被揪了出來。   袁永熙的右派罪名不少﹐其中由《人民日報》公佈的一條 是「喪失共產黨員的立場」﹐「在工會主辦的自由論壇上﹐黨 右派份子高呼『反對共產黨的特權』等等誣蔑性的口號時﹐他 竟跟著群眾一起鼓掌」﹔(注5﹕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二日《 人民日報》。)一條叫「別有用心地歪曲和誣蔑中央的方針」﹐ 根據是他曾對左右親近的人說過﹕「毛主席受到很大的壓力﹐ 國內告急﹐電報雪片飛來﹐都要求收。」(由此可見﹐各級干 部在收到毛澤東五月十五日寫的名為《事情正在起變化》的黨 內文件﹐弄清毛的「讓他們猖狂一個時期」、「誘敵深入﹐聚 而殲之」的策略之前﹐是不歡迎「鳴放」的。這足以說明為甚 麼他們幾乎個個都能完成或超額完成抓右派的指標。)   當年袁與陳璉同在中共執政後任北京市委第二書記的劉仁 手下做地下工作﹐憑藉在國民黨方面的關係﹐為中共獲取過許 多重要軍事情報。(注6﹕關於袁永熙﹐見香港《九十年代》 一九八六年第五期和《人物》一九八五年第六期《陳璉在黎明 前》。)劉仁為中共中央委員﹐不知何故此時未出來為袁辯誣。 由於文化革命期間劉死於中共冤獄﹐這件事大約永遠無人能說 明白了。   低級幹部中﹐因為「包庇右派」、「同情右派」﹐而自己 戴上帽子的就更多了。   四川醫學院學生會主席宋乃湘兼任該院學生會校刊的編輯 工作﹐手頭有十餘份對中共提了不少尖銳竟見的同學來稿﹐鳴 放期間因稿擠未來得及刊發﹐反右時若拿出來則個個逃不了右 派帽子。他毅然將那批稿件燒燬﹐保護了那十幾個同學﹐但他 自己則被扣上右派帽子一頂﹐送去勞改了。   武漢大學政治經濟系一位一九五三年冒死在法國殖民者軍 隊的槍口下泅水從越南回到祖國的學生被定為右派﹐班上的團 支部書記李淦林表示異議﹐結果也陪綁做了右派份子。   上海同濟大學一位學生在肅反中被鬥爭﹐停學一年後復學﹐ 鳴放中寫了一份大字報﹐要求公佈被斗、被判入獄、勞改及自 殺者的名單﹐因而成為右派。他的同學嚴公政認為黨已經虧待 過他一次﹐不應再對他採取粗暴態度﹐結果也被扣上一頂帽子﹐ 送到黑龍江勞改去了。   東北有個機關刊物﹐編輯部九名成員有五名被定為右派﹐ 主編作為「反右領導小組」的成員﹐在會議上說﹕「這幾位同 志的錯誤﹐但都不是右派﹐我了解他們。」他剛說完﹐主持會 議的首長便拍桌子道﹕「就你這句話﹐決定了你的命運。你退 場吧﹗」該主編被撤了職﹐雖未當右派﹐卻於不久一九五八年 的「拔白旗」運動成了一面「白旗」。(注7﹕引自《人民文 學》一九八五年第三期。)   某單位黨委開會﹐投票決定某幹部是否右派。一位黨委成 員因病在家﹐平素認為那幹部不錯﹐便讓別人代他投了個反對 票。結果黨委裡他是唯一反對那幹部戴右派帽子的。這樣﹐他 也成了右派﹐但幸獲寬大﹐被定為「不戴帽的右派份子」。不 幸他妻子仍然認為這同戴帽右派並無區別﹐同他離了婚。   所以﹐在那種局面下﹐凡是自己不想當右派的﹐就非得死 心塌地地跟著中共中央抓右派不可。每次運動都是如此﹐不想 自己挨斗就得跟著黨斗人。譬如《文藝學習》的主編韋君宜曾 竭力替下屬黃秋耘辯護﹐甚至到上級那裡痛哭流涕﹕「要是黃 秋耘要劃為右派﹐恐怕我也該劃﹐我們的思想本來就差不多嘛 ﹗」但她畢竟不願被劃成右派﹐所以還是把幾個明明不該劃的 下級劃成了右派份子。   反右不積極是不行的。山東省省長趙健民就因為「對右派 態度不明朗」而被批判﹐撤了職。(注8﹕一九八九年版《當 代中國的山東》第一七三頁。)   當時有的幹部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卻又不忍見人無端被 斗﹐祇得採取躲避現實的態度。   譬如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眼見反右運動愈演愈烈﹐ 他這個書記也無法控制﹐連省委直屬機關也抓出了一大批右派﹐ 《新湖南報》的全部業務骨幹幾乎一網打盡﹐他「坐立不安﹐ 進退失據……思之再三﹐只有退避」。這樣﹐他不得不違心地 以「多日失眠﹐精神不佳」為由﹐向中央請求休養。獲准後﹐ 他於十月間離開了湖南﹐躲到青島讀《資治通鑒》去了。 (注9﹕《中共黨史人物傳》第二十四卷第二九三頁。)   像這樣的控制不住局面的幹部﹐各省都有一些。廣東省乳 源縣一位縣報編輯﹐作為右派被送到農場勞動教養﹐二十年後 又遇到當年的乳源縣委第一書記。那位書記對他說﹕「你們 (被錯打為右派)的問題我知道﹐可是當時我也頂不住。後來 到五九年我也成了『右傾機會主義份子』了。」(注10﹕該 編輯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連中共幹部中的有識之士都不能挺身而出﹐對抗這個瘋狂 的政治迫害運動﹐右派自然也就愈抓愈多﹐無人能控制了。   還有一種情況﹐一些本來讚同「右派觀點」的中共幹部﹐ 在毛澤東一聲反擊令下﹐便在自己主持工作的地區﹐部門大抓 右派。譬如北京航空學院黨委書記武光﹐在五月十八日的教授 座談會上說﹕「黨群(黨員與群眾)之間不僅有一座牆﹐而且 這座牆是一座『萬里長城』﹐甚至比萬里長城還厚。」要是說 這話的是教授或學生﹐那決計逃不脫右派帽子﹐但武光身為黨 委書記﹐沒人去抓他﹐他倒是按著中央的指令在教授和大學生 中抓了一大批右派。   廣東省委第一書記陶鑄在鼓勵鳴放時曾說﹕「全國政權雖 是人民的政權﹐但政權的行使只落在少數共產黨員手裡﹐很容 易脫離群眾產生官僚主義﹐變成特殊階級﹐從而脫離人民﹐最 後被人民唾棄。」(海生按﹕陶鑄的這番話相當精確地描述了 今天的共產黨。)這番話與「大右派」葛佩琦在人民大學的鳴 放發言可以說是大同小異﹐而且陶還說﹕「縱使有人講了幾句 反動話﹐寫了幾條反動標語﹐這算甚麼呢﹖」按照反右時的標 准﹐上述言論便足夠使他當右派了﹐但是他卻主持全省的反右 鬥爭。他在八月間的省人大會上理直氣壯地說﹕「不反對右派﹐ 我們還算甚麼共產黨呢﹖」   當然﹐這不過是他在反右風暴中為求自保而不得不做的違 心的行動。所以﹐當一九六二年初毛澤東的左傾濫調在黨內明 顯失去市場時﹐已貴為中共中南局第一書記的陶鑄﹐本性又露 了出來。「不要動不動就劃人家右派份子。」他在一次會議上 說﹐「在我們這個國家裡﹐講誰是右派、反黨﹐那他是混不下 去的呀﹗坐火車住旅館都有困難﹐連兒子都有問題。大家都是 來革命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注11﹕一九六二年三 月﹐陶鑄《對繁榮創作的意見》。)   正由於他心存此理﹐在文革初期升為僅次於周恩來的第四 號人物後﹐他拚命保護大大小小的幹部﹐以至被扣上「最大的 保皇派」的帽子﹐自己慘被整死。所以﹐雖然他有過一段左傾 的歷史﹐人們還是記著他的好處。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就不同了。此人心狠手毒﹐在延 安整風中就整死了許多人。   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大學做學生時加入中共的山西人趙梅生﹐ 一九二九年任北平市委負責人兼北大黨支部書記。一九三三年 曾率汾陽軍校官兵三千餘人徒步到張家口﹐加入抗日同盟軍。 延安整風中﹐北平地下黨組織被誣為內奸﹐一批人被處死﹐包 括這位忠心耿耿的知識份子﹐後來由於民憤太大﹐毛澤東不得 不將康生降職﹐讓他以一個政治局委員之尊之任山東省委書記。   政治局委員、外交部長陳毅的兒子一九八六年的文章記述﹕ 「解放後﹐康生一直『不得志』﹐常住院﹐據說神經也不太正 常。父親素來為人寬厚﹐在『門前冷落鞍馬稀』的時候﹐父親 常去看望他。那時康生對父親真是感激涕零。」一九五六年﹐ 毛澤東覺得要必要將他解凍﹐決定將這位昔日的打手放出來﹐ 康手聞知自己將在中共八大撈到政治局候補委員的位子﹐才結 束「養病」的生涯。   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康生一旦喘過氣來﹐又回復成一隻 咬人的狗。例如﹐在一九三二年參加中共發動的山東日照暴動 失敗後和黨失去了聯係的牟宜之﹐借助其姨父、國民黨元老丁 惟汾的幫助﹐赴日留學。三年後歸國﹐靠著丁的關係﹐擔任 《山東日報》社長兼總編輯。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他找到八 路軍辦事處要求赴延安。因為他與國民黨上層人物的關係﹐中 共勸他暫留在國民黨那裡做官﹐以配合八路軍在山東的行動。 抗戰期間﹐他曾利用各種關係﹐先後策動近七千名偽軍反正、 來歸。反右時他在城建部工作﹐罪狀是沒有的。康生說﹕「就 憑牟宜之在國民黨內複雜的社會關係﹐他也是右派。」 (注12﹕一九八五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這樣﹐他 就被送到黑龍江勞改去了。   人民出版社副社長曾彥修在延安的革命隊伍中長大。在一 個整風座談會上﹐他引用詩人杜甫的詩「在山泉水清﹐出山泉 水濁」﹐說中共出山進城後﹐做了官﹐就脫離人民﹐搞特權﹐ 變「濁」了。康生見到載有曾彥修發言的內部簡報﹐批道﹕ 「單憑引用這兩句詩﹐曾彥修就該劃成右派。」這樣曾也就逃 不脫厄運了。   康生的老婆曹軼歐﹐在中共中央高級黨校只是一名普通的 黨委委員﹐但憑藉康的權勢﹐為所欲為。黨校內的幹部和學員 (學員也是各地撰來準備提拔重用的幹部)﹐凡是議論過曹或 對康生流露過不敬的﹐一律被扣上帽子﹐開除黨籍﹐進了勞改 場。   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是個和康生不相上下的黨閥、 黨霸。他口一張就有人要倒霉。安徽省話劇團創作了一個話劇﹐ 到上海參加彙演﹐評比委員會一致叫好﹐可是柯硬說不行﹐一 定要劇團檢討﹐否則不讓回家。劇本作者那沙也就因此成為右 派。另一個話劇《布谷鳥又叫了》﹐深受廣大城鄉觀眾喜愛﹐ 柯卻下令禁演。姚文元聞風而動﹐撰文說該劇是大毒草﹐作者 隨之被扣上了右派帽子。   上海《文藝月報》副主編王若望是個老共產黨員﹐但當年 在延安與柯慶施有過不愉快的糾葛。柯的政治秘書張春橋化名 徐匯在《人民日報》上攻擊王「反黨反憲法」﹐柯則在大會上 說「王若望那麼猖狂﹐藉黨員的名義散佈反黨言論」﹐王就戴 上了右派帽子。(注13﹕香港《九十年代》一九八六年第八 期王若望的文章。)   毛澤東在四月發動鳴放運動時是這麼說的﹕「我看每省辦 兩個報紙比較好﹐一個黨外辦﹐唱對臺戲。」(注14﹕一九 五七年四月﹐毛澤東在上海局杭州會議上的講話。)可是凡提 出類似主張的人卻全都成了右派。又如他四月三十日召集各黨 派負責人談話﹐鼓勵他們鳴放時曾說﹕「學校黨委制恐怕不合 適﹐要改一下。」但幾個月後他卻轉了一百八十度﹐在最高國 務會議上說﹕「章伯鈞、羅隆基等……他們要取消學校黨委制﹐ 要同共產黨輪流坐莊。」(注15﹕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這樣﹐凡是在五月間鳴放 中建議取消學校黨委制的人統統成了右派。譬如北京政法學院 院長錢端升認為﹕「學校可以不要黨委領導﹐而由校務委員會 領導﹐這樣省事得多。」(注16﹕一九五七年五月十六日 《人民日報》。)結果錢端升成了「大右派」。   主張教授治校、取消黨委的人是右派﹐反對教授治校的人 未必就是左派。清華大學無線電系系主任孟昭英對「教授治校」 持反對竟見。但他曾罵過蘇聯是「赤色帝國主義」﹐又認為中 共「非常不民主」﹐把毛澤東當成「神仙」﹐「農村幹部強迫 命令的作風到了極點﹐比過去土豪劣紳都不如」﹐他也就成了 「一貫反蘇反共」的右派。(注17﹕一九五七年七月十八日 《北京日報》。)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時加入中共﹐參加過萬里長征的文 藝理論家、作家和詩人馮雪峰﹐是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他當 上右派後﹐獲得的監定是「三十年來一貫反黨」。毛澤東點他 的名道﹕「他在那裡放火……他放的火﹐他的目的是要燒共產 黨。」(注18﹕一九五七年十月十三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 會議上的講話。)   毛澤東對馮雪峰恨之入骨似乎毫無道理。他們兩人曾經是 好朋友。一九三四年一月﹐馮到江西紅軍根據地﹐毛去他住處 聊天﹐他告訴毛﹐魯迅認為毛的詩中有「山大王」的氣概﹐毛 聽了開懷大笑。從那時起﹐直到長征到陝北﹐二人過往甚密。 毛還曾對人稱讚馮﹕「誰說書生不會打仗﹖雪峰就會打游擊﹗」 (注19﹕張樂初《雪峰紀事》第六十六至六十八頁。)一九 三六年馮被派到上海從事地下工作﹐期間找到了毛的兩個兒子﹐ 並設法安排他們經法國送到了蘇聯。以後馮被國民黨逮捕﹐毛 電告在重慶的周恩來﹐輾轉請國民黨人胡秋原出面保外就醫﹐ 終於使馮逃離險境。   可是﹐在反右時﹐毛澤東翻了臉﹐徹徹底底地六親不認﹐ 馮雪峰便被打翻在地了。   在用槍桿子打出天下的毛澤東眼中﹐文化人本是召之即來 揮之即去的角色﹐馮雪峰的遭遇只是一個普通的例子。他是少 數經歷了紅軍萬里長征的高級知識份子之一。他寫了一部五十 餘萬字的關於長征的小說﹐但黨組織告訴他﹐一個右派份子不 適宜寫這種偉大的革命題材﹐於是他憤而將文稿一把火燒掉﹐ 直到在文革中鬱鬱死去﹐再也沒有動筆。   一九三六年﹐丁玲自國民黨的監獄出來﹐到達延安﹐毛澤 東曾有一首詞相贈﹐其中就有「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將軍」 (注20﹕見《新觀察》一九八○年第七期。)的贊詞。據說 在延安時丁玲與毛私交甚好﹐她曾是極個彆不必相約、通報便 可闖到毛的住處拜訪的人之一。丁玲當了右派﹐熬了二十多年 後平反﹐有人問她﹕「反右派的時候﹐他(指毛--引者)也 不站出來講句公道話﹖」丁玲答道﹕「我們經過這麼多的運動﹐ 覺得不落井下石的人﹐就是好人。」   丁玲不怨恨毛澤東之無義﹐這是她的寬容。但說毛沒有落 井下石﹐那就大大錯了。早在一九五七年一月﹐毛著手鼓動鳴 放之時﹐就先對丁玲的處置預作了安排。他在全國各省、市委 書記會議上髮指示﹐要把丁玲「在社會上搞臭」。將丁玲打成 「大右派」之後﹐毛又幾次點了丁玲的名﹕「大鳴大放﹐一不 會亂﹐二不會下不得臺。徐開個別的人﹐譬如丁玲﹐她就下不 得臺了。譬如馮雪峰……他就下不得臺了。那是少數人﹐就是 右派。」「只要不是馮雪峰、丁玲這種人﹐也不要怕下不得臺﹐ 怎麼下不得臺呢﹖」「進了共產黨﹐他要反共﹐共產黨反共﹗ 丁玲、馮雪峰不是共產黨反共﹖」「共產黨裡頭出了個高崗…… 現在共產黨又出了丁玲、馮雪峰、江豐這麼一些人。」 (注21﹕同注18。)   「右派」、「反共」、「高崗」﹐正是由於毛扔了這幾塊 大得足以壓死人的石頭﹐丁玲與其丈夫一起到北大荒農場勞改 去了。   一九五六年中共提倡「百家爭鳴」時﹐曾復查、甄別了 「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案﹐為其平了反。現在丁、陳當了 右派﹐不僅當初受牽連的十九個人全是右派﹐連主持復查工作、 為其平反的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部機關黨委書記李之璉等 人也受連累成了右派。   可能丁玲始終無緣讀到毛澤東上述講話的材料﹐以至到死 還認為毛是「好人」。   毛澤東雖然殺得性起﹐將原先許諾的「頂多十五萬到二十 萬」(注22﹕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 全會上的講話。)右派一下子翻了幾倍﹐但並沒有殺昏了頭。 出於「統戰」的需要﹐他也「保護」了一些人。他在上述講話 中提出﹕「對一部份人批評從嚴﹐處理從寬﹐如榮毅仁等。」   榮毅仁當然不傻﹐趕緊在報上表態﹕「感謝黨在我危險關 頭向我大喝一聲﹐使我能猛醒回頭」﹐「如果不是這一次黨大 喝一聲﹐我就有可能成為右派份子的俘虜。」然後再將章乃器 (中國民主建國會委員、時任糧食部長﹐本章稍後評述章氏的 遭遇)狠批一通﹐這樣他就安然無事了。   毛說的「榮毅仁等」的「等」字裡還包括九三學社的社長 許德珩。許曾在社內批發四月三十日毛澤東在天安門的談話紀 錄﹐其中有毛贊成取消大學黨委制的話。如今毛對自己說的話 不認賬了﹐許便犯了「篡改」毛的指示的「重大錯誤」。不過﹐ 在報上批了一陣「許德珩的重大錯誤」和「右傾」之後﹐毛很 快就放過了他。他後來還能長期擔任人大副委員長的角色﹐即 使在文革中也能替毛式「社會主義民主」充當花瓶﹐足見毛之 聰明多智。   毛澤東還曾因為私人原因保過一些人。   有一天﹐毛看到教他英文的女教師淚痕滿面﹐問是怎麼回 事。那教師告訴他﹐她丈夫是北京大學的講師﹐恐怕快要成為 右派了。毛說﹐不要緊﹐只要讓秘書給北大黨委打個電話﹐保 險平安無事。果然﹐電話一打﹐那位講師就化險為夷過了關。   七十六歲的章士釗早年做過北洋政府的教育總長﹐一九二 ○年毛向他募捐時曾拿出兩萬銀元供毛作活動經費。毛始終不 忘此事﹐因此當章眼看就要戴右派帽子﹐給毛寫信求援時﹐毛 立即指示說章對中共的批評言詞雖過激﹐用意還是好的﹐保他 免了災。   毛還出面保了天津《大公報》社長王芸生﹐但該報總編輯 袁毓明則沒那麼幸運。袁毓明是黨員﹐被宣佈為「無恥反黨」 後﹐成了右派份子。王芸生雖然幸運﹐但也不是沒付出代價﹐ 他必須寫檢討才能過關﹐在檢討中必須攻擊被定為右派的老朋 友。王問心有愧﹐長期悶悶不樂﹐從此患上糖尿病。(注23﹕ 《文史資料選輯》第九十七輯第八十二頁。)他或許還不如讓 中共把他也打成右派﹐反正地位像他這樣高是一律不送去勞改 營的。   周恩來對某些落難的人伸手拉了一把﹐但做得也極有限。 (一九五七年)七月中旬﹐一九四九年放棄在英國劍橋大學任 教的機會毅然回歸的作家肅乾已被《人民日報》點名批判﹐但 當時還有資格參加一個會議。會上週恩來安慰他道﹕「你不是 右派﹐要認真檢查﹐積極參加戰鬥。」蕭頓時如死囚聽到釋令 一般激動。但過了不久﹐他還是成了右派。   《旅行家》雜誌主編彭子岡﹐被批判為「特別強調反映社 會的陰暗面」﹐「譭謗祖國」﹐「常常在原稿上刪減歌頌黨、 歌頌社會主義的字句或段落」﹐「向讀者灌輸反黨毒素」﹐成 了右派。(注24﹕一九五七年十月七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屆 三中全會上的講話。)   彭在國民黨時代是《大公報》的名記者、中共秘密黨員。 國民黨曾抓過她夫婦二人﹐只因不能肯定其共產黨員身份﹐很 快就放了他們。如今夫婦雙雙被共產黨自己判為右派﹐生性倔 強的彭拒絕認罪﹐拒不出席批判她的會議﹐又要求辭職回家做 家庭婦女。可是成了共產黨的敵人﹐便沒有做家庭婦女的自由。 她被宣佈為「對抗運動」﹐是「極右份子」﹐須送往邊疆勞改 營。但周恩來審查勞改名單時將她的名字刪除﹐她才幸運地就 近去了河北農村。   女作家冰心的丈夫吳文藻成為右派後﹐周恩來所能做的﹐ 只是派車將冰心接到家中﹐安慰一番而已。  需要保的人太多﹐周恩來也許顧不過來了。反右前夕﹐他 曾同劉少奇一同去觀賞著名的豫劇演員陳素真的演出﹐演罷又 同劉一起上臺與陳合影﹐陳立中間﹐他與劉分立左右。不久﹐ 劇團黨委將陳定為右派﹐《人民日報》特別批她﹕《「豫劇大 王」陳素真原來是右派角色》。大字標題﹐劉、周不可能看不 到。也許是因為鞭長莫及﹐想救她也救不了﹐也許是因為她有 「共產黨不得人心」一類的謬論﹐不能去救。總之﹐他們不會 再去看她的戲了。(海生按﹕「共產黨不得人心」實在是一句 大實話。而今天的共產黨更是臭名昭著﹐其無恥的作為可以黨 官的貪污枉法的越反越烈為證。也難怪今天有中國人在吵架時 會以「你這個傢伙他媽的比共產黨還壞﹗」來將之作為「壞」 的底線與標準。)   有些人未成為右派﹐那是中共蓄意保護﹐並非因為他們不 「右」。如國內最有聲望的幾位科學家曾昭倫(化學)錢偉長 (力學)、華羅庚(數學)、童第周(生物)以及千家駒(經 濟學)共同起草了《對於我國科學體制問題的幾點意見》﹐該 「意見」被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一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 宣佈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科學綱領」。但中共又不打算將這 五位學部委員都定為右派﹐決定放千、華、童三人過關﹐招呼 他們與曾、錢劃清界線﹐於是千、華、童三人趕緊在報上寫文 章聲討右派﹐表示向黨靠攏而成了左派。   自然﹐要當左派得付出代價﹐那就是良心的折磨。千、華、 童三人明明是同曾、錢平等討論的﹐卻說自己是被利用了。華 羅庚至在全國人大的講臺上指「右派份子們」「假借了我們的 名義提出了這篇荒謬文件﹐作為他們向黨進攻的政治資本」。 (注25﹕《新華半月刊》一九五七年十八號第十一頁。)這 樣當眾撒謊﹐其內心所受的折磨恐難為外人道明。   右派隊伍如此龐大﹐同共產黨的各級幹部在反右時胡作非 為有很大關係。那些幹部品德惡劣、素質極差﹐在上級面前是 奴才﹐在下級面前是主子。譬如有的大學的黨委書記就指著在 鳴放時對他提過意見的教授的鼻子說﹕「你攻擊我﹐目的在於 反黨﹗」隨即將那位教授定成了右派。   但仔細說來﹐要是沒有中央撐腰﹐不久前還在信誓旦旦地 表示歡迎批評﹐保證不打擊報復的各級幹部也還不至於打擊無 辜到肆無忌憚的地步。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發出「劃分右派 份子的標準」﹐下達全國﹐其中有一條是「惡意地攻擊共產黨 和人民政府的領導機關和領導人員﹐污衊工農幹部和革命積極 份子」(注26﹕《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八卷第六六九頁。) 這樣﹐所有的中共官員及向其靠攏的「積極份子」都成了在中 共卵翼下碰不得﹐說不得的特權份子﹐人民則徹底失去了法律 的保護。黨的官員們想要置誰於死地﹐只要說他「攻擊黨的領 導﹐破壞黨的威信﹐損害黨的權威﹐污衊黨的幹部」就可以了。   曾獲得中國、德國、美國醫學博士學位的老科學家劉紹光﹐ 四十年代任中央藥物研物所所長。一九四八年﹐他謝絕美國醫 學界的邀請﹐對人表示「我決定等待共產黨﹐等待中國的新生﹐ 把智慧獻給新中國」。但解放後云南當局竟把他當作舊政府人 員﹐將其博士文憑、榮譽證書和手稿收去作為「罪證」﹐幾次 拉他到野外去「槍斃」。槍聲響後﹐他才發現自己仍活著。如 此折磨持續了兩年﹐直到中國科學院成立﹐通知他赴京報到﹐ 才告一段落。   一九五六年﹐他將數十年的研究成果交給中醫研究院的負 責人﹐請他「轉呈毛主席、黨中央」﹐誰知直到反右前夕他才 知道他的手搞被那位負責人送進了火堆。憤激之餘﹐他大罵那 位負責人「吃人飯不干人事」﹐「不懂科學」。這樣﹐那負責 人反過來給他按上「謾罵黨的幹部﹐反對黨的領導」的罪名﹐ 把他打成了右派。 (海生按﹕別以為今天的黨官就會高明多少。試想一下﹐大亞 灣那個法國設計製造的核子反應爐﹐是哪個聰明黨官提出要求﹕ 更改設計﹐所以可以增加發電量若干百分比的﹖在使用原子能 發電的普及性上﹐法國是最成功的國家﹐大約有百分之六十以 上的電力能量是由原子能供應的。將一個很成功的、經時間和 數量證明瞭其安全性的設計﹐加以更改﹐那是在被證實了的安 全恆數中加入了相當危險的未知的變數。要求更改設計的人注 重了提高效率而漠視了安全。這實在是「心中無民」與缺乏簡 單常識的另一個實證。再看一下數年前﹐中國民航有一架飛機 在香港降落時出了意外﹐滑進了海中﹐只有尾巴高高地蹺起﹐ 第二天﹐香港人發現那飛機尾巴上竟然有人以黑色油漆將民航 的標誌涂蓋掉了﹗這麼多年來﹐中共黨官中吃人飯不干人事的 故事罄竹難書。這都是一黨專政、沒有公眾言論監製的不可避 免的後果。)   從此﹐劉紹光成為一名被「管制」的壞人﹐被迫遷居到一 間原來堆放雜物的小窩棚裡棲身﹐既不通風﹐又無水管暖氣﹐ 屋門正對著公廁。他需要「勞動改造」﹐職務正是打掃廁所。 這位年過花甲的老學者就這樣開始了他長達二十年的屈辱生活。 (注27﹕香港《鏡報》一九八六年第十期第三十三至三十六 頁。)   右派帽子扣到當事者頭上﹐重如千鈞﹐直可把人壓入十八 層地獄﹐但對手握一疊帽子隨意派發的當權派來說﹐就不那麼 有份量了。河北束鹿縣一位姓裴的客串演員有個七歲的女兒艷 玲﹐演武戲《哪吒鬧天宮》出了名﹐劇團領導為了挽留人才 (或者說挽留搖錢樹)﹐將他叫去說﹕「你的言行足夠給你戴 上右派帽子。但是這帽子是活的﹐可戴可不戴。」然後攤牌說﹐ 如果留下不走﹐做基本演員﹐不僅沒事而且待遇從優﹔如果不 從﹐則戴帽下鄉勞改。裴氏懂得好漢不吃眼前虧的道理﹐自然 舍下鄉勞改而取「待遇從優」﹐他的女兒也就沒有被葬送。熬 了幾年後﹐父女終於出頭﹐獲得了去京演戲的機會。不僅北京 的普通戲迷得飽眼福﹐連毛澤東也親自觀賞了裴艷玲的《鬧天 宮》、《寶蓮燈》。   十幾年後﹐毛死前不久﹐在病中突然又想看裴女的《寶蓮 燈》。當局趕緊給她拍攝了一部不得公映的「內部資料片」﹐ 使毛如了願。   若不是那個小小束鹿縣劇團的當權派愛才或愛錢﹐那位裴 姓演員早就戴上右派帽子下了鄉﹐從此沉淪在中國社會的最底 層﹐裴女也許便就此被埋沒終身了﹐而毛澤東也將失去那最後 的文化享受。以此來看﹐那小小劇團的當權派實在是積了大德。   由黨委書記一句「你攻擊我﹐目的在於反黨」而被扣上帽 子的右派﹐數目相當大。(海生按﹕共產黨黨棍的這一手﹐其 實類似歐洲古代的宗教審判庭﹐任何反對當時教庭的人﹐就是 反對上帝的異端﹐既然是異端﹐就一定是十惡不赦﹔任何人都 可以將之唾棄﹐加以羞辱。只是此種做法讓中國比歐洲落後了 五百年。)譬如安徽省書記曾希聖將中央的「惡意地攻擊」、 「污衊」簡化為「反對」二字﹐規定凡是「反對黨委書記」的 便是右派﹐而百姓是否「反對」了書記﹐則由書記大人判定。   其他各省雖然沒有這樣的明文規定﹐實際也是按此標準辦 的。所以就全國而言﹐雖難以斷定確切的比例﹐估計大約有一 半或更多的右派是由於被認為「反對黨委書記」﹐或者「反對」 更小的黨官(如支部書記)而落網的。這五十萬右派實為共產 黨大大小小的幹部假公濟私、打擊報復的犧牲品。譬如作家劉 賓雁就曾給本書作者講了兩個故事﹕其一是一位中學校長看上 了本校體育教員的妻子﹐將那教員定為右派送去勞改﹐進而將 其年輕貌美的妻子弄到了手﹔其二是一位中學教員﹐因偶而撞 見校黨支部書記與一個女人的奸情﹐被扣上帽子送去勞改﹐他 當然也就不可能對黨支書構成威脅了。反正上級只查各部門是 否按人頭數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標﹐並不問那些人有哪些罪行﹐ 凡右派一定有罪就是了。   那些幹部如此胡作非為﹐與毛髮動反右的本意並不相干。 但創了這個政治制度﹐將人民的生死大權交給他的黨的幹部﹐ 任他們為所欲為的是毛澤東﹐而且規定了抓人的「指標」命令 下邊完成的是中共中央﹐所以這筆賬首先要算在毛身上。   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九日﹐毛澤東關於判別香花毒草的「六 條標準」公佈後﹐誰也不再提共產黨整頓作風的事了。儘管中 共統戰部長李維漢說過不要求各黨派整自己的風﹐各黨派還是 安靜下來﹐各自回窩﹐整自己的風去了。   由於各黨派裡本有一批公開和不公開的共產黨員﹐以他們 為骨幹﹐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各黨派內選定了一批右派名 單﹐痛批一頓之後﹐統統趕出其領導機構。人們開始整日將 「熱愛黨」掛在嘴邊。當「熱愛黨」比「熱愛共產黨」顯得更 親切﹐卻絕不會引起「熱愛哪個黨」的誤會時﹐我們就知道﹐ 那些「民主黨派」已經死去了。   中國民主建國會的黃炎培於七月十二日在《大公報》上發 表了一篇文章﹐在痛斥民主建國會首領、國務院糧食部部長章 乃器為「右派野心份子」﹐細數他「惡劣的品質﹐兇狠的行為」 之後﹐一本正經宣佈﹕「我們今天對章乃器展開鬥爭﹐就是整 個反對右派的鬥爭中間的重要一環。」如果不看文章的署名﹐ 人們真會以為這是一個共產黨首長的政治報告。為了痛打落水 狗﹐民主建國會出版了兩本專集﹐往章氏身上潑盡了污水。   章乃器在歷史上是幫過中共大忙的。抗戰初期﹐章就任國 民黨政府的安徽省財政廳長前﹐周恩來囑他與中共領導的新四 軍搞好關係。章想方設法每月補助新四軍三萬銀元﹐(注28﹕ 《安徽文史資料》第二十五輯第四頁﹐轉引自徐承倫《抗日戰 爭初期章乃器在安徽》﹐載《安徽史學》一九八六年第四期。 亦見章乃器遺稿《七十自述》。)並為中共培訓了一批財經干 部﹐為此毛澤東曾向他致謝﹐稱他做了好事。戰後國共內戰﹐ 國民黨政府經濟瀕臨破產局面﹐有人蔣介石建議起用章為財政 部長﹐蔣嘆氣道﹕「我是要用章乃器﹐可他不為我所用。」 (注29﹕《人物》一九八四年第一期。)   一九四八年底﹐章氏拋開在香港已具規模的產業﹐接受毛 的邀請秘密到了東北解放區。《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中國》這首 歌﹐他建議在「中國」之前加一「新」字。毛對他說﹕「你提 的意見很好﹐我們已經讓作者把歌詞改了。」從此這首歌傳遍 了全國。   這樣一個人是絕不可能反共的﹐那麼究竟是甚麼使毛澤東 將他定為敵人的呢﹖   綜觀章乃器的反動言論」﹐主要是「攻擊社會主義」﹕ 「官僚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危險的敵人……我們從資本主義還 可以汲取精華﹐去其糟粕﹐可以找出有利於生產與管理的經驗 和知識﹐服務於社會主義﹔但是官僚主義是百無一用的糟粕。 官僚主義一旦加之於社會主義事業﹐它的效率就會低於現代資 本主義企業﹐其原因即在於此。」(注30﹕《新華半月刊》 一九五七年十三號第七十七頁。) (海生按﹕章乃器可謂是智商絕高之大聰明人﹐其四十年前講 的話﹐就在今天﹐仍是字字珠璣、震聾發睽。可惜人謀不智、 認賊為友﹐不但他自己受冤被害﹐而在今天的中國﹐官僚主義 就象癌症病毒﹐滲透中共的每一個企業單位、充塞絕大多數黨 官的神經細胞。這是我對中國的所謂「經濟奇跡」﹐不抱樂觀 的主要原因之一。)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周恩來將章乃器召去﹐說馬上 要開國務會議﹐要撤他和章伯鈞、羅隆基的職。章伯鈞和羅隆 基不得出席申辯﹐但允許章乃器出席。章乃器說﹕「那還申辯 甚麼呢﹖我願意放棄出席權利。」這正合周恩來的意﹐便回答 說﹕「那也好﹐辯論起來我們人多﹐你說不過我們的。」(注 31﹕章乃器遺稿《七十自述》。)(海生按﹕中共的虛偽、 背信與乏義﹐這裡又是一個明證﹗而中共的所謂「辯論」﹐原 來只不過是以人多聲大者則勝的「叫喊比賽」。欲去今天的中 國發財者﹐實在須要惡補一番。)就這樣﹐章乃器開始了長達 二十年的屈辱生活。在中共的強大攻擊下﹐他的妻子和兒女均 作了向黨靠攏的撰擇﹐與他劃清界線﹐從此斷絕了來往。唯剩 幼子章立凡不願離開﹐與也相依為命。一九六六年文革初起﹐ 共產黨子弟組織起紅衛兵﹐大鬧「紅色恐怖」。年已七十的章 乃器與許多人一同挨打﹐不少人喪生﹐他卻因每日練功而體格 健壯﹐活了下來。可是不久兒子章立凡因「為父親翻案」而被 抓進牢房﹐他就成了形影相吊的孤老。從那時到去世﹐他再也 沒有見過一個親人的面。   一九四五年七月﹐黃炎培曾訪問延安。當時﹐毛澤東問他 有何感想﹐他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 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矣』。一人﹐一家﹐ 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跳出這週期率的支 配力--一部歷史﹐『政總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 有﹐『求勞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跳出這週期率。中共諸君 從過去到現在﹐我略略了解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 出這週期率的支配。」毛當時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 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 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 息。」(注32﹕轉引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延安文藝業書》報 告文學卷第五一六頁。) (海生按﹕在五十年後的今天﹐重讀毛當年的「真言」﹐實在 是慘痛無比的黑色幽默。今人可以依照毛當年自己的言語為毛 評定﹕毛澤東實在是一個口是心非的竊國大賊。在國外那幾個 捧著老毛的靈牌仍在膜拜的中國讀書人﹐其作為實在和那些望 著鄰家草地之綠色在羨慕、眼紅之貪愚沒有甚么不同。在今天 的中國﹐當政者如果不立即施行「還政於民」的政策﹐而堅持 其以往的「愚民蠢政」﹐則中國將還是無法跳出「政興政亡」 這不斷循環的惡夢。)   事隔十二年﹐滿復經綸的黃老先生自不會忘記毛澤東那番 漂亮的言詞﹐他完全可以著文問毛﹕你不是說要走一條民主的 新路嗎﹖你不是說要「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嗎﹖為何人民才監 督了一個月﹐你就翻臉不認人了呢﹖你熟讀《紅樓夢》﹐難道 不記得「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客﹐眼見他樓塌了」的醒世 明言嗎﹖但是﹐黃老既沒有勇氣﹐也沒有條件發表文章批評毛 澤東食言。連他那在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當教授的兒子黃萬里 都成了右派﹐他還能有甚麼力量制止毛的所作所為呢﹖ (海生按﹕九十年代的中國人﹐在「虛腫」的「經濟奇跡」中﹐ 不妨重讀一下紅樓夢﹕「眼見他起高樓﹐眼見他宴客﹐……」 尤其是當那起高樓和宴客的錢都是借的外債時﹐其結局會是個 什麼﹖就象在九十年代的加拿大﹐那些在借了大批外債後﹐仍 堅持每天要吃魚翅泡飯的人們﹐也需要讀一下這中國古典名著 中的醒世名言一樣。)   這些所謂「民主人士」﹐非但不挺身而出﹐斥責中共背信 棄義、踐踏民主﹐反而紛紛搶著向中共獻忠心﹐表示要當「左 派」﹐做「紅色老人」﹐巴結唯恐不及﹐遑論對中共實行監督。   黨外人士中公開對反右的做法流露出不滿的﹐似乎只有張 治中。這位解放戰爭未期國共談判的國民黨一方的首席代表﹐ 自談判破裂留在北平與共產黨合作以來﹐基本上是賦閒在家。 他對反右的做法實在不滿﹐終於打破沉默﹐對受到中共保護、 未定為右派的「民主人士」沈鈞儒(民盟主席)等人委婉地說﹕ 「反右應著重擺事實﹐講道理﹐情緒激昂一點還可以﹐但拍桌 子、破口大罵是不是好﹖以勢壓人人怎服﹖」(注33﹕《人 物》一九九一年第二期第三十二頁﹐張治中生前秘書余湛邦的 文章。)當然﹐張治中只能說到這裡為止﹐批評中共的膽量他 是沒有的。七年前中共「鎮反」﹐將在他投共後追隨他﹐到北 平投奔中共的堂弟張韶舞抓到浙江平陽公審﹐當場就地搶決。 張聞訊﹐只是在家中痛哭一場﹐不敢對中共道一個字。儘管他 知道張韶舞的罪名只是抗戰期間任平陽縣縣長時﹐為政府徵兵 徵糧比較賣力而已。   民盟中央主席沈鈞儒雖然支持中共反右﹐但對那麼多人成 為右派感到不解。聽說教育部副部長柳□、上海經濟研究所所 長沈志遠等人都成右派後﹐他說﹕「這些人過去都是老朋友﹐ 做過許多工作﹐為甚麼現在都變成了『右派』﹖」(注34﹕ 見當時的中共統戰部副部長金城的文章《民主人士的左派旗幟 》)這位八十三歲的老人雖然被中共確認為左派﹐但誰人能說 出他內心的憤怒或悲哀﹖   每個人都有一些人性的弱點。在那種正派人動輒得咎的情 形下﹐能夠堅持正義、不同流合污﹐的確很困難。二十多年後﹐ 名作家巴金這樣回憶當年的事﹕馮雪峰是個「耿直、真誠、善 良的人﹐我始終尊敬他」﹔「我想不通他怎麼會是右派。但是 我也上了臺﹐和靳以作了聯合發言……我們也重複著別人的話﹐ 批判丁玲的『一本書主義』﹐雪峰的『凌駕在黨之上』﹐艾青 的『上下串連』等等﹐等等。我並不像某些人那樣一貫正確﹐ 我只是跟在別人後面丟石塊。我相信別人﹐同時也想保全自己。 」(注35﹕巴金《隨想錄》第一集第一三○至一三一頁。)   要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中生存下來﹐不像巴金那樣做點違心 的事是不可能的。為此﹐中國最優秀的京劇藝術家梅蘭芳先生 不得不奉命在批判「京劇界的敗類、右派份子李萬春」的大會 上發言。   「看著李萬春長大的」老一輩藝術家荀慧生被迫在報上表 態﹐說李「昧盡天良﹐顛倒是非﹐狂妄地向黨進攻」﹐是個 「為虎作倀的敗類」。(注36﹕《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十 八期第二十八頁。)   後起之秀﹐女演員杜近芳亦曾奉命登臺批判戲劇家吳祖光。 二十多年以後﹐杜近芳已是五十歲的人了﹐她在紀念慘死於文 革的戲劇界老前輩田漢的會上見到吳﹐站起來深深地朝他鞠了 兩個躬﹕「吳先生﹐我對不起您。在一九五七年﹐我在大會上 批判過您。我向您道歉﹗」   即使在反右前﹐眼見了「肅反」等運動的恐怖以及因此而 造成的知識份子的懦弱﹐巴金便預言﹕「今天誰被揭露﹐誰受 到批判﹐就沒有人敢站出來﹐仗義執言﹐替他辯護。」 (注37﹕同注35﹐第一三一頁。)   巴金的預言基本上成了事實。百萬右派幾乎每一個都發現 平素的朋友、同事毫不憐憫地加入鬥爭自己的行列。對此無法 忘懷的青年作家從維熙三十年後回憶道﹕「我尊敬的前輩作家 老舍在《北京文藝》上著文時竟說﹕『從維熙寫《並不愉快的 故事》意在煽動農民造反。』」(注38﹕從維熙《走向混沌》 第三十五頁。)從並不記仇﹐他明白「反右的鑼鼓敲響﹐知識 份子人人自危﹐誰都怕陷入右派泥沼」﹐也就全理解了。   禍到臨頭仍然敢說真話的人還是有的。《戲劇報》編輯張 郁就公開站出來說﹐中共拿吳祖光開刀是「對中國善良的知識 份子的不信任」﹐是戲劇家協會「為了要在戲劇界抓一個右派 份子報成勣」。很自然﹐他為此付出代價﹐成了「反黨急先鋒 」。(注39﹕《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十七期第十五頁。)   上海同濟大學研究生、中共黨員吳中在眼見那麼多人成為 右派後﹐挺身而出﹐說﹕「被指為右派份子的背後﹐沒有政權﹐ 沒有法律﹐沒有國家機器作為後盾﹐他們所有的只有道理和真 理。而黨卻有一系列的政權機構為它撐腰……有槍桿子握在手 裡的。今後誰還敢再開口﹖」「黨本來說﹕言者無罪﹐聞者足 戒﹐可是忽然來了這麼一手﹐不由人不聯想到『葉公好龍』這 個故事……」(注40﹕香港自聯出版社《鳴放回憶》第一二 一頁。)為了這幾句話﹐吳也進入了右派行列。   在高壓下為右派的觀點辯護是需要勇氣的。一九五七年六 月十二日農工民主黨舉行大會﹐會議雖然仍由章伯鈞主持﹐主 題卻是批判章氏的「政治設計院」。在一片討伐聲中﹐唯有一 九二○年在北大任講師時與李大釗一起參與組建中國共產黨的 張申府(當時為北京圖書館研究員)明白表示說﹕「章伯鈞所 說的『政治設計院』問題﹐並不一定是錯了。」他因此也成了 右派。   張申府成為右派聽來有些不可思議﹐但卻是事實。一九二 ○年底﹐他到法國里昂中法大學執教﹐首先介紹了天津學生劉 清揚(女)入黨﹐隨後張又與劉一起介紹周恩來入了黨﹔以後 到了德國﹐又同周恩來一起介紹朱德加入中共。張回國后﹐正 值國共合作﹐廖仲愷請他推舉國外留學生回國工作﹐他開列了 一個十五人的名單﹐第一個便是周恩來。這樣﹐周便回國當上 了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注41﹕人民出版社《懷念周恩來》 ﹐張申府《留法前後我同周恩來同志的一些接觸和交往》。) 逐漸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一九五七年時﹐要是周堅 持不贊成給張扣上右派帽子﹐張應當能夠幸免。也許是張的 「政治設計院」的主張涉及中共一黨專政的制度﹐太致命了﹐ 連周恩來也覺得無法保得住他。毛澤東的態度也許是周不願出 面保自己的入黨介紹人的另一原因。一九一○年代未期毛在北 京大學圖書館工作時﹐張申府曾是他的「頂頭上司」(毛氏自 述)﹐給過他氣受(毛抄寫潦草﹐張令重抄之類)。毛討厭這 些大知識份子﹐認為他們「最無知識」﹐派給他們「右派」帽 子時當然不會懷惻隱之心。看透了毛澤東肚腸的周恩來﹐一貫 以不與毛衝突為首務﹐自然也任由自己的入黨介紹人張申府成 為「反黨反社會主義份子」而不吭聲了。   小人物中也有敢於站出來為「大右派」辯護的。   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學生黨治國﹐是一九五四年陝西省高 校考生第一名﹐一位極有才華的青年。學校批判錢偉長、黃萬 裡兩位教授時﹐他走上講臺去為他們辯護﹐說他們不是右派。 這樣﹐他成為「極右份子」﹐被送去勞改了。(注42﹕陳祖 芬《理論狂人》﹐見《人民文學》一九八六年第七期。)   化學工業部一位普通科員閻義採在章伯鈞已成了人人喊打 的過街鼠之後﹐寫了一篇《兩黨制適合中國國情》的文章﹐說﹕ 「我認為民盟章伯鈞先生提出在政治上向美國學習﹐在中國實 行『兩黨制』的主張﹐對人民來說﹐只有好處﹐沒有壞處。只 有『兩黨制』才能真正起到互相監督的作用﹐才能真正實現 『百化齊放﹐百家爭鳴』。」(注43﹕一九五七年八月三日 《人民日報》。)當然﹐閻因此而成了「反黨份子」﹐儘管他 也是個共產黨員﹐自一九四五年起就參加了革命。   自然﹐絕大多數人沒那麼勇敢﹐他們不願成為犧牲品﹐就 只好「黨指向哪裡就打到哪裡」了。   被迫地或者主動地與右派劃清界線的人﹐只比右派多享受 了幾天「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而已。一九五八年毛澤東又號 召「拔白旗」﹐一批人被「拔」。如北京大學一級教授傳鷹。 一九五七年時﹐傳未落網﹐但五八年卻成了北大頭號的「大白 旗」﹐終於未能逃脫被整的命運。   到了下一年(一九五九年)﹐毛又指揮全國「反右傾」﹐ 又有很多人落了難。譬如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反右時的左派 鄒魯風﹐曾在《光明日報》上著文批判許孟雄教授﹐說許「不 學無術」﹐對馬列主義「一竅不通」﹐並正言告誡許﹕「你的 狂妄的叫囂﹐正是『蜉蝣撼大樹﹐可笑不自量』。」鄒在別的 批判右派的文章中曾說﹕右派「都是些高級知識份子﹐他們的 陰謀也是『高級』的。說它『高級』﹐是因為他們不僅要篡奪 高等學校的領導權﹐而且要篡奪我們國家的領導權﹐企圖發動 匈牙利事件﹐使千百萬人人頭落地。」(注44﹕一九五七年 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報》。)這是反右中左派們所能想得出 的最嚴重的罪名。像鄒這樣堅強的左派怎麼會在兩年後就成為 「右傾機會主義份子」﹐挨斗自殺﹐實在是個謎。(海生按﹕ 共產黨左派咬得發狂﹐發生狗咬狗﹐分贓不均或狡兔死後走狗 烹﹐都是可能的原因。當然﹐也可能是天道好還﹐天網恢恢的 結果。曾有玄學大師謂﹐文革時一些共產黨人身受的慘刑﹐仍 是肅反時的被殺的冤魂投胎後來報仇。是焉﹖非焉﹖不妨將之 當作鬼故事看待。)   如果既未在一九五八年被「拔」﹐又未在一九五九年被 「反」﹐也須夾緊尾巴做人。隨後三年﹐在「大躍進」帶來的 飢荒中﹐知識份子同全國人民一起挨餓。廣東的「大右派」羅 翼群的「反黨言論」--「農民在餓死的邊緣」--不幸成了 事實。幾億農民到了餓死邊緣﹐兩千萬以上農民成了餓殍。可 是飢饉剛過﹐毛澤東就大聲疾呼﹕「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一九六三、六四年開始批這批那﹐又有人成了政治運動的犧牲 品﹐孫定國則是其中之一。 一九五七年冬﹐九三學社和《光明日報》聯合舉辦千人批 判大會﹐將儲安平拉去當眾批判。會中作主要發言者﹐是從中 共中央高級黨校特別邀請去的的孫定國。孫能文能武﹐抗戰時 先後做過山西新軍的旅長和八路軍的軍區副司令。一九五七年 他是當校的哲學教研室副主任﹐因為懂馬克思主義﹐又有口才﹐ 在批判儲氏、逼使他低頭認罪一役中立過功。但是六年後孫自 己也被批判﹐趕出了黨校。一九六四年底﹐他被弄回黨校﹐接 受再批判﹐中央政治局委員陳伯達讓他在幾千隻眼睛面前站起﹐ 挖苦他是「大名鼎鼎的哲學家」、「冒牌的哲學家」﹐又罵他 是「大流氓、大壞蛋、大騙子」﹐「你是死不要臉﹗」當天夜 裡﹐他留下了一張遺書﹐跳進了校內湖中的冰窟窿。他在遺書 中寫道﹕「我今天才體會到鄒魯風的心情……」(注45﹕林 青山著《康生外傳》第二二二頁。)   如果說一九六四年的打擊面還不夠寬的話﹐到了六六年文 革﹐五七年的左、中、右就差不多一鍋端了。這裡不妨舉幾個 例子。   一九五七年八月﹐首都戲劇、電影界接連舉行過四次批判 吳祖光的大會﹐每次都由田漢主持。由於吳曾對「今天的政府 機構和過去封建統治的機構有甚麼不同」和「社會主義的優越 性究竟表現在哪裡」發表過疑問﹐田漢便著文批判吳「包藏禍 心」﹐「一貫對我們的制度有反感」﹔他還將吳受邀在座談會 上的發言標上《當「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的題目﹐在報上 發表﹐用以作為吳「反黨」的鐵證。吳是人人喊打的落水狗﹐ 劇作家曹禺甚至發表文章﹐說「吳祖光向我們摸出刀來了」。 (注46﹕《戲劇報》一九五七年第十五期第十五頁。)名作 家老舍也打了一桿子﹐這大約是因為不打一桿子自己要惹禍﹐ 打一桿子也傷不到哪裡去罷。後來吳到北大荒勞改﹐吳妻將他 收藏的齊白石的畫拿去變賣﹐恰被老舍買到﹐說等吳歸來時 「物歸原主」﹐可見他在會上、報上發表的斥罵吳的話並非由 衷之言。   九年後﹐文革乍起﹐吳祖光幸運地活了下來﹐而老舍、田 漢卻相繼死於非命。老舍是遭毒打後投湖自盡﹐受罪只是一時﹐ 田漢就慘了。試看文學教授秦似《悲田漢》詩「光天競指鹿為 馬﹐暗室難堪尿作茶」二句之自注﹕「田漢有糖尿病﹐在獄中 備受折磨﹐甚至尿脹亦不得解﹐遂不得已而解在臉盆內。監守 者竟逼他喝下肚裡去。」受此侮辱﹐何如一死了之。   民革(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常委王崑崙早在一九 三二年就成了秘密的中共黨員﹐於是中共讓他出頭大肆批判其 民革同事龍雲、黃紹宏、陳銘樞等右派。但到了文革﹐他又被 誣為「特務」、「反革命」﹐坐了八年牢。由於毒刑拷打﹐到 釋放時已成了半癱的廢人。   京劇藝術家周信芳參加了幾十次反右鬥爭會﹐幾乎每次都 聲色俱厲地斥責右派份子。他真心地熱愛共產黨﹐並於一九五 九年要求加入中共。幾年後他也成為鬥爭對象﹐被捆綁雙手游 街示眾﹐終於折磨而死。其妻也被慘無人道地拷打致死。   上海《新聞日報》社長金仲華﹐也是緊跟中共刻薄咒罵 「右派份子」的一員小卒。九年後﹐他也被中共扣上了「反黨 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份子」的帽子﹐被鬥爭、抄家之後﹐ 終於自殺﹐骨灰也被當局拋棄而不可尋。作家巴金在悼念他的 文章中這樣記述了他的死況﹕「金仲華孤寂地吊死在書房裡﹐ 住在樓下的八旬母親只聽見凳子倒下的響聲。」(注47﹕巴 金《隨想錄》第五集第三十二頁。)   京劇女演員言慧珠在批判民盟上海市副主任委員《陳仁炳 的鬼把戲》的文章中說﹐她「感到社會主義社會比舊的社會制 度好一千倍、一萬倍﹗」又說「我要大聲告訴右派份子﹐我們 堅決走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注48﹕一九 五七年七月十日《人民日報》。)九年後﹐這位被公認為中國 最優秀的旦角演員的藝術家也像金仲華一樣懸梁自盡﹐告別了 毛澤東的「社會主義」。   中國史學界有兩位權威人士﹐一是北大歷史系主任翦伯贊﹐ 一是離開清華教席擔任北京市副市長的吳□。反右開始後不久﹐ 翦伯贊作為黨員﹐緊跟中央﹐公開懷疑章伯鈞、章乃器、羅隆 基三位右派部長在私底下有過串連﹐在鳴放中分工合作。「章 乃器的說法是經濟上的資本主義復辟﹔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 ﹐就是政治上改制﹐要倒退到資本主義的民主﹔而羅隆基則要 和共產黨算舊賬。」翦氏這樣分析﹐只是憑「據說」而已﹐可 是這一來﹐他們便成了一個陰謀集團--正與中共指稱的「章 羅反黨聯盟」合拍。吳□則於六月中旨主持北京民盟的反右大 會﹐決議要求對章伯鈞、儲安平、羅隆基等人「按組織紀律嚴 肅處理」。中共讓吳□主持北京民盟的反右大會是耍了花招的。 吳□的公開身份是民盟成員﹐但他已在三個月前秘密加入了中 共﹐成了中共在民盟的代理人。(吳一九四九年一月曾給毛澤 東去信﹐要求加入共產黨﹐毛答覆同意﹐但說時機尚值得研究。 到五七年三月﹐這「時機」到了﹐吳被吸收加入中共﹐但身份 不公開。)(注49﹕《黨史研究》一九八○年第四期第六十 至六十二頁。)由此可知﹐這所謂「民主黨派」不過是中共操 縱的民主玩具罷了。中共執政前﹐作為清華的一名教授﹐吳□ 常與社會學系主任潘光旦以及費孝通、錢偉長等民盟同志聚會﹐ 商談如何與共產黨領導的學生運動相配合﹐反對國民黨政府。 而今潘、費、錢均被中共黨作敵人處置﹐吳□竟不明白自己早 晚也會成為毛澤東的階下囚﹐他在(一九五七年)七月初的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發言猛烈抨擊右派﹐該發言以《我憤恨﹗我 控訴﹗》的醒目標題在報上發表。   九年後﹐輪到翦、吳兩位下油鍋了。毛澤東說﹕「翦伯贊、 吳□是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注50﹕一九六 六年三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講話。)一 九六六年八月毛第一次在天安間檢閱紅衛兵時﹐在城樓上對北 大附中的女紅衛兵小將彭小蒙說﹕「娃娃﹐對翦伯贊﹐你們批 判了嗎﹖」   「他這種人﹐書讀了不少﹐可是越讀越反動。像他這樣的 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對人民還是有用的﹐可以掃掃地﹐搞搞衛 生嘛……」(注51﹕見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九○年三月號 《寫血書給毛澤東》﹐文章署名「佚名」。文中彭小蒙回憶道﹕ 「事隔二十年﹐毛主席的話我可能記得不很準確﹐但基本內容 決不會錯。」)   翦氏在歷盡侮辱後﹐於一九六八年秋與妻子一起服藥自盡。 據說他死後﹐人們從他的左右衣袋裡找出兩張紙條﹐寫有「共 產黨萬歲」和「毛主席萬歲」的字樣。是真是假﹐並不重要﹔ 倒是毛澤東果真「萬歲」活到今天的話﹐翦伯贊恐怕還是「反 共份子」一個﹐決無翻身之望。   吳□的遭遇比翦氏更悲慘。他被捕入獄後﹐妻子也被關進 勞改隊的一間小浴室﹐直至全身癱瘓沒救了﹐方許可其年幼的 子女接回家﹐第二天便含冤而逝。七個月後﹐也即翦氏夫婦自 盡的一年之後﹐吳□的孩子被通知道﹕「你爸爸今天早上死了。 他臨死前提出過想要見你們﹐可我們不知你們的地址。」那十 五歲的女孩受不了打擊﹐精神分裂﹐歷盡幾年磨難之後﹐也選 擇了死。   還有甚麼比這些令人痛心的事實更能描繪毛澤東時代中國 知識份子的處境和遭遇呢﹖ (海生按﹕不要以為在今天的中國﹐知識份子的處境就好了多 少﹐尤其是那些「不太聽話」的而又無名望、權勢的知識份子。 只要看看中共對「不聽話」的魏京生的手段﹐中共在六四後﹐ 取消高爾泰的女兒以高分考取的入學資格﹐將她逼瘋後自殺的 手段﹔對那些人在國內而在不具國際知名度的知識份子的迫害﹐ 決不會比在老毛的統治下時﹐「仁慈」了多少﹗今天的不同處 不過是將門關起來﹐在暗中偷偷地狠干而已。)   反右過了三十年﹐在文革中吃盡了苦頭的漫畫家華君武痛 定思痛﹐自述道﹕「批判胡風﹐反右派、反右傾、大躍進﹐我 都畫了一些漫畫『配合』﹐曾經畫過胡風、浦熙修、丁玲、蕭 乾等﹐……當時自己洋洋自得﹐出版社也把這些漫畫印成小冊 子廣為散髮﹐現在回頭看看﹐真可以說是『不堪回首』。…… 想想人家已經遭受了不白之冤﹐我還添油加醋地去諷刺人家﹐ 實在很不應該。」(注52﹕《人物》一九八七年第二期第三 十一頁。)   一九八四年﹐反右時的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長宋振庭給當 時的文化部副部長衍寫信﹐對自己在文革中寫文章批判周揚、 夏衍﹐「傷及長者」表示「悵恨不已」﹐同時又表示當年主持 省內文教、電影界的反右﹐「整了人﹐傷了朋友﹐嗣後歷次運 動﹐傷人更多﹐實為平生一大憾事。」   宋振庭悔恨自己傷了哪些人已不可考﹐但有一個被他傷了 的人可能是他永遠忘不了的。宋是中共吉林省委宣傳部部長﹐ 該省省會長春市委的宣傳部部長范政是其直接下屬。范因父親 李常青(即本章前面所逑的教育部某司司長)及四位叔叔均是 一生獻給中共革命的老黨員﹐少年時代便入了中共。他自幼聰 穎過人﹐十四歲起便開始寫劇本﹐寫過一部在知識青年中頗有 影響的小說《夏紅秋》。反右中他被指為鼓動文藝界自由化﹐ 再加上一些別的罪名﹐成為右派。范後來被調到長春第一汽車 廠任熱處理車間主任。文革初期﹐右派份子個個是鬥爭對象﹐ 范被工人批鬥、侮辱﹐憤然臥軌﹐碎尸三段。罪人自殺﹐無人 收尸。他妻子不得不去收了那「自絕於黨」的丈夫的屍體。   為安撫宋振庭不安的心靈﹐夏衍將文革中自己被關在牢裡 吟就的一首打油詩寄了給他﹕    聞道人須整﹐而今盡整人﹐有人皆可整﹐不整不成人。    整自由他整﹐人還是我人﹐請看整人者﹐人亦整其人。 (注53﹕《散文世界》一九八八年第一期。)   夏衍是中共的一名高級幹部﹐他對毛澤東一個接一個地搞 運動﹐一批接一批地整人的手腕算是看透了。   「種瓜得瓜﹐種豆得豆﹐誰種下仇恨他自己遭殃。」這是 抗戰時流行在中共解放區的一首歌裡的歌詞。當中共各級幹部 們在一九五七年將其管轄下的知識份子圈成右派、送去勞改營 的時候﹐也就埋下了九年後他們自己的名字被劃上叉叉﹐押上 鬥爭臺的種子。   中國人民大學的黨委書記胡錫奎反右時是個積極份子﹐他 毫不手軟地抓了好幾百名右派學生。他在反右的高潮中咒罵那 些右派教授們﹐說「其目的是……使共產黨的領導權化整為零﹐ 全部消滅。……把高等學校變成資本主義復辟的根據地。」他 以為他這樣做是忠於黨的行為。因為要忠於黨﹐因為腦子裡有 「階級鬥爭學說」﹐自然不會憐憫那些上了名單的無辜學生和 教授﹐他大大超額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標。到了文革中﹐他自己 被抓入監獄﹐並於三年後死在獄中。他的骨灰被丟棄而不可尋。 今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裡﹐他的骨灰盒中盛放的只是刻有 「胡錫奎」三個字的一枚私章而已。胡遭此下場﹐不是由於知 識份子的報復﹐儘管被他抓的幾百名右派中有很多人的遭遇比 他悲慘得多。當然﹐那更不是由於上天報應﹐而只能說是他們 「緊跟毛主席幹革命」的必然﹐只是他們自己認識不到而已。 (海生按﹕世人不要以為今天的中國共產黨人就學乖了多少人 道主義的精神。舉個例子﹐在遲至1991年拍攝的「大決戰 之淮海戰役」中﹐影片中除了將「敵方」儘量作缺乏常識而一 相情願的醜化外﹐沒有表露絲毫悲天憫人的精神和對那場慘酷 的內戰的反思﹐大力宣揚的只是當年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如何以 弱勢的多少萬人戰勝了國民黨的軍隊的多少萬人﹐還要引用洋 人的某某將官在訪華時對這個戰例表示瞭如何的「欽佩」作印 證。當然﹐在列舉這樣的數字時﹐那些自願的或被迫地被動員 起來支前的那數百萬民工民夫的數字是不會被算進去的。那數 百萬民夫的參戰數字﹐只是在證明當年的共產黨是如何地得到 老百姓的擁護時才被用來引證。在事後沒有人統計和公佈究竟 有多少民夫傷亡於戰場﹐也就屬理所當然了。反正只要「真理」 勝利就行了﹗而對當時國共內戰的戰場上曾發生過有老百姓、 甚至有婦女老弱被解放軍的正規軍驅趕在前頭打衝鋒﹐做砲灰 的殘酷事例﹐在今天的「牛肆網」上仍有人公然揚言﹕這只不 過是中國人民解軍的「人海戰術」的一部份﹐不足為奇﹗這種 血腥的思維方式和最近在奧克拉荷馬城﹐為了對美國聯邦政府 的不滿﹐而不惜將無辜者、兒童甚至嬰兒一併炸死的暴徒可有 甚麼實質上的不同﹖)  第十四章完 ﹒待續﹒ 陽謀--「反右」前後(修訂本) 作者﹕丁抒 出版﹕九十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琉璃街三號向南樓1樓A座及B座 電話﹕(852)887-3997 傳真﹕(852)887-3897 1993年9月修訂本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在網路上轉載時請附此段) 打字﹕海生怒濤(Micky Wong) 于楓葉之國﹒屠龍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