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ked Conspiracy) Chapter 17 陽謀  第十七章    陽謀 丁抒著     第十七章: 再「補課」劫禍不止 「百花發時我不發,我一發時都嚇煞。」六百年前,朱元 璋在農民起義軍中初露頭角時寫的兩句詩,可以用來說明反右 風暴塵埃落定之後的局面。共產黨一鳴,百鳥齊瘖,百花齊被 嚇煞,一九五七年夏初那熱鬧的鳴和放在知識份子心頭只剩下 了痛和苦。   「百家爭鳴」呢?沒人提了。好像大家都忘了共產黨是主 張實行「雙百方針」的。正如當時的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陸定 一所說:「反右派以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形 式上沒有被廢除,但實際上停止執行了。毛澤東同志提出,百 家爭鳴實察上是兩家,資產階級一家,無產階級一家……」 (注1:一九八六年五月九日《人民日報》。)   因為右派又叫「資產階級右派」,所以凡右派一律不得鳴、 不許放。不僅政治上不許鳴放,學術上也不准。著名的力學家 錢偉長撰寫的《應用數學》一書,本已排好了版,現出版社不 僅不肯再印,反而要向他索取拆版費。他費了數年心血寫成的 一篇關於彈性力學變分原理的學術論文,也因為他的新身份而 被《力學學報》退了稿。   當年秋天,巴金主編的大型文學刊物《收穫》第三期即將 付印時,收到了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所在部門的黨來信,說那 作者「有問題」,不同意發表其作品。主持編務的靳以立即遵 命,抽掉了那篇文章,此類做法在中國就此成了慣例。   毛澤東此時必定早已忘了他年輕時在學校面對「言志」的 作文試題所寫的《詠蛙》詩:「獨坐池城如虎踞,綠楊樹下養 精神。春來我不先開口,哪個蟲兒敢作聲?」到此時此刻,偌 大的中國,的確沒有一個蟲兒敢作聲了。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六日,北京正是乍暖還寒時節,萬名在 反右鬥爭中過了關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在天安門廣 場舉行了一個「自我改造促進大會」。會後,八十多歲的民盟 主席沈鈞儒和七十歲的郭沬若率領一支隊伍沿著長安街向西走, 隊伍裡有一個高大的木架,上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社會 主義自我改造公約」的條文。在他們的背後,八十歲的黃炎培、 李濟深等人則另率一支老兵隊伍向東走,由年紀較輕的人高舉 一個巨大的紅布造成的心,上面寫著「把心交給黨」五個大字。   把心交給黨,交給哪個黨?這支遊行隊伍不是屬於「中國 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嗎?   沒有人提出這個問題,甚麼誤會也不會發生。除了共產黨 之外,所有的黨派已經名存實亡,沒有人會把心交給他們,雖 然這個黨派的新首領已經表示要「爭取三年內使成員中左派和 中左份子達到百分之八十」。   民盟一九四四年通過的《綱領草案》有如下的條款:「國 家應保障人民身體、行動、居住、遷徒、思想、信仰、言論、 出版、通訊、集會、結社之基本自由。」(綱領「政治」部份 第二條)(海生按:半個世紀前提出的這十一條「基本自由」, 至今仍一條也未曾達到。沒有中國人覺得這是民族奇恥,這也 可算是當今中國之真正「奇跡」罷。)「國家應實行憲政,厲 行法治,任何人或任何政黨不得處於超法律之地位。」(綱領 「政治」部份第三條)(海生按:在五十年後的今天,共產黨 仍是高高地處於法律之上,還一本正經地在大立其自己超越其 上的「帶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的法律」。)(注2:轉引自日 本《民主中國》月刊一九九一年八月號第三十四至三十五頁。) 如今共產黨將民盟的綱領視如廁所手紙,將民盟各級負責人大 多打成了右派,如寧夏銀川地區四十五個民盟支部負責人中有 三十三個成了右派,卻沒有一個人出來抗議。(注3:一九九 ○年版《當代中國的寧夏》第一一九頁。)應當說,這些「民 主黨派」的領導人如今不會忘記自己的黨綱,可是為甚麼卻一 個個都成了不敢作聲的蟲兒?無他,人要吃飯,飯票在共產黨 手裡。一年前毛澤東說的「不舉手就不給飯吃」,可不只是說 說而已。右派們的悲慘下場明擺在那裡,誰還敢不把心交給黨?   這些新首領其實是替共產黨看管「民主黨派」。譬如一九 五八年十二月民盟召開第三次代表大會,新選楊明軒為副主席, 以後沈鈞儒去世,他接任了主席。其實楊早在一九二六年就入 了共產黨,比他在民盟的歷史長二十年。他於六七年文革初期 死時是民盟的中央主席,在共產黨內卻只是一名普通黨員。但 是八○年中共替他舉行骨灰安葬儀式時,覆蓋在他的骨灰盒上 的卻是共產黨的黨旗。由此可見,要是民盟也有自己的旗幟, 那也不過是一堆爛布。它的主席既然是中共派去的,其存在也 就可有可無了。(海生按:李瑞環要加強政協的功效,第一步 先得讓那些花瓶黨中的帶著面具的假花瓶,真共產黨人「站起 來、請出去」,李「魯班」會有這個神通麼?否則的話,這就 明明是一場串通好的假戲,是做來騙騙那些欲去中國發財的傻 蛋的。)   又如歷史學家吳唅,一九五七年春天入黨,但其共產黨員 的新身份卻未暴露。反右後,他以老民盟的資格成了民盟北京 市的負責人。有他當管家,民盟北京支部自然不會做踰規越矩 的事了。後來毛澤東在文革中整死他,那是共產黨內的事,與 民盟毫無關係。   有那麼些秘密的中共黨員替共產黨照看各小黨派,按說毛 澤東可以高枕無憂了。可是不,他仍不放心,他決心掃清所有 可能懷異心的人。於是又有了「反右補課」一說。這又是毛澤 東的指示。他在一九五八年三月間發動「大躍進」的成都會議 上說的是「整風沒有整好的,要補課」。而當時整風已死,唯 餘反右,因此所謂「補課」,只是中共各級當權派審查、計算 其所轄的部門是否完成了該抓的右派指標數,少一個也要補上。 各級黨委為免「反右不力」,自己遭清算,便紛紛抓無辜湊數, 把一九五七年沒有說甚麼話,卻又多少流露了幾分不滿,當時 沒有劃成右派的人,作為漏綱份子補進新的右派名單中。   沒有可靠的數據告訴我們有多少人被補進右派行列,但估 計不會在十萬名之下。   如河南省南陽縣,本已抓了八百九十二名右派,一九五八 年七月開始「又在工商、文教、衛生界開展向黨『交心』運動, 再劃『右派』二百七十二人。」(注4:一九九○ 版《南陽 縣誌》第三十九頁。)   又如上海交通大學造船系三年級共一百八十名學生,一九 五七年僅抓了三名右派,可是五八年四月間「補課」卻又補了 十八名,而且是經由上海市委正式批准,毫不含糊的。這二十 一名右派佔該班學生人數的百分之十一點七,大大超過「指標」 。這批右派中有十二名獲得寬大,留校改造,每日將自己的 「改造日記」貼在牆報上供人監督批判。其餘的,半數被抓去 勞改,半數被押送新疆去了。(注5:當事者之一與本書作者 的談話。)   又如哈爾濱一家工廠的青年技術員李嘉亮,一九五七年鳴 放時在黨內會議上說過「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建設是值得我們 學習的」這樣的話。當時沒整到他頭上,可是一九五八年八月 的一天,公安人員突然向他出示逮捕證,將他抓進了監獄。他 的罪名是「極右份子」,根據卻僅是上述那句話。六年前,李 的母親獲准出國定居,正在上海交通大學讀書的李嘉亮表示自 己是共產黨員,打算留在國內為社會主義建設貢獻力量,未與 母親同行。他千里迢迢由江南來到北國,不料竟成為二榜右派, 被判十五年徒刑。他遠在美國紐約的母親聞訊,幾乎哭瞎了眼 睛。她將自己在異國給人燒飯所得的微薄工資省下來,每月往 中國東北關押她兒子的監獄匯款,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度過 了整整十五年。(注6:賈宏圖《他從美國回來了》。)   天津二十三歲的青年王宏烈平素愛在報刊上發表一些文學 小品,一九五七年反右時被查出他發表的作品中有「右派言論」 ,當時未受處理。要「補課」了,黨委書記在全體職工大會上 宣佈他「拒絕組織挽救,甘心墮落為右派」,罪名中竟有一條 「與(黨)支部書記開玩笑」。   三十年代日本在東北成立「滿洲國」,頒佈了「國歌」。 此偽「國歌」頒佈的第二天,哈爾濱多處出現用其譜填了新詞 的傳單:「九.一八事變起滿洲,我滿洲變成殖民地,日本強 盜率同走狗,造成傀儡國……」這新歌詞,漸在抗日民眾中傳 開,其作者是哈爾濱工業大學一個學建築的學生、共產黨員任 震英。自一九三七年起,他即離開東北,到甘肅蘭州以建築師 職業為掩護,從事共產黨的地下活動。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風、 鳴放時,他是蘭州市規劃局長、總工程師。反右時沒整到他, 可是一九五八年夏天,他從蘇聯等國訪問一回來,就被宣佈是 「資產階級右派份子」,開除出黨。有幸的是,他未被送去勞 改,因而得以在逆境中嘔心瀝血,將黃河北岸的白塔山改造成 一個俏麗的山上公園。不過,文革中,他歷盡折磨.包括被綁 在蘭州大街的電線桿上凌辱示眾,根子就是一九五八年「補」 到他頭上的右派帽子。   中國最大的鋼鐵企業鞍山鋼鐵公司下屬高爐公司(煉鐵廠) 有三位工程師,一九五七年中共整風之時奉黨委之命召集三十 來位工程技術人員開座談會,給黨提意見。由於不提意見便是 對整風不關心,對黨不夠熱愛,被叫去開會的人只得湊出幾件 瑣事提了提,算是參加了鳴放。不料,會議記錄交上去後,黨 委認為是反黨言論,主持會議的老工程師和擔任記錄的歸國華 僑工程師也就蒙上「記錄和整理反黨言論」的大罪而成為右派。 那第三位工程師,公司的總工長滿開彊在會上一言未發,當時 只被告誡要「吸取教訓」,免於處分,算是寬大。一九五八年, 鞍鋼高爐公司大隊人馬調到北京,為首都鋼鐵公司安裝第一座 煉鋼爐。最初,這位總工長連續二十二天泡在建設工地上,連 綿襖都沒有脫過,直到身上長了虱子才想到回家去換衣服。他 正要離開工地時,黨支部書記把他叫到工棚裡,取出一張紙, 擺在他面前說:「你被劃為右派了,簽字吧!」驚愕、迷惘之 後,滿終於憤憤地抗辯道:我在鞍山做過結論,不劃右派,為 甚麼調到北京後還要被劃為右派呢?」黨支書冷冷地答道: 「告訴你,你是漏網的。在鞍山不夠劃右派,在北京不一定不 夠!」隨即說:「現在通知你,從今天起,免去你的工程師職 稱,撤銷總工長的職務,工資降兩級,到下面去當工人,好好 接受勞動改造!」從此,滿開彊開始了長達二十年的屈辱生活。   地質師顧樹松,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春風不度」的玉門 油田,但在他自己的要求下到了更為艱苦的柴達木。在戈壁灘 上踏勘時,他曾一度迷路,僅靠用自己的小便解渴,走回營地。 這樣的熱血青年亦是補課中的右派,罪名是「要技術領導不要 黨的領導」。(注7:馮君莉《柴達木情思》,見北京《當代》 文學雙月刊一九八七年第三期。)   《新觀察》主編戈揚女士躲過了反右的第一波,但一年多 之後終於被網住了,連一直想保她的中宣部副部長周揚也愛莫 能助。   抗戰期間,戈揚在重慶直接受周恩來、鄧穎超夫婦領導為 中共工作。當沈醉手下的國民黨特工人員對她盯梢,企圖加害 之時,鄧及時安排,使她安然潛出了重慶。沈醉丟失獵物,不 明所以,直到近四十年後才知道自己輸給了周氏一著棋。   但是這一次,周恩來身為政總理,她和鄧穎超竟未能保護 住戈揚。這頗像胡風的情形,他們在國民黨欲加害於胡的時候 能夠用計保住他,到了共產黨欲整肅加害的時候,反倒束手無 策了。   著名翻譯家傅雷也是在補課時落網的。   傅雷當上二榜右派,實在是因為他太迂。一九五七年六月 底,反右已經搞得熱火朝天,虔誠的傅雷在上海《文匯報》發 表了一篇長文,支持這場鬥爭。   他在文章中說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共產黨領導 的正確」,也總結了「七年的成績遠遠超過了缺點」。這都不 會惹禍。但是,他在文章結尾處還表示:「為了愛黨、愛政府、 愛社會主義事業,愛我們自己的前途,而誠誠懇懇、切切實實 地幫助黨整風。」傅雷罹禍,實源於此。   這個書生可能是唯一的在舉國討伐右派的時候仍然念念不 忘「幫助黨整風」的人。我們完全相信傅氏「愛黨、愛政府」, 可是找不出證據說明那個黨和政府也愛他。至少可以說,從一 九五八年將他打成右派直到六六年將他夫婦逼得雙雙懸樑自盡 這幾年間,由毛澤東控制的黨是不愛他的,儘管共產黨內始終 有個別人暗暗地愛護著他。   反右這場風暴摧折了無數大樹,更摧殘了數不清的幼苗。 但是,也有一些小樹在被巨石壓倒後,憑著一股韌性,又從石 縫中頑強地鑽出來,在中華大地上繼續高唱他們的生命之歌。   廣州的青年中學教師龍潛庵成為右派後失了業,寄居親戚 家中,靠改名換姓向報社投稿每月得二十元稿酬維持生計。他 開始了三年的宋元斷代詞典的編寫工作研究卻沒有中斷。以後 他進了街道小工廠,工餘仍潛心研究,持之不懈。整整三十年 心血,凝成一部百萬字的《宋元語言詞典》,使中國有了第一 部斷代詞典。   清朝乾隆年間有三部文學巨著問世:《紅樓夢》、《儒林 外史》和《岐路燈》。其中《岐路燈》始終沒有付梓,一直靠 抄本流傳。右派份子欒星在窮愁潦倒之中,歷盡艱辛,收集各 種抄本,加以校勘,終於校注出完整的小說,並在八十年代出 版獻給讀者。   江蘇作家、新聞記者海汝愷當右派後的二十多年,始終從 事艱苦的體力勞動。他找到堆放雜物、破門被釘死的斗室,每 日勞動之餘從那破裂的地方鑽進去,躲在那裡研究波蘭名作家 顯克微支的作品,日積月累,寫出四百多萬字的文稿,等到文 化革命後,陸續出版見天日。   文字改革出版社編輯吳越成右派後,先是囚禁,後是勞改。 在繁重的勞動之餘,他編了一部二十餘萬字的《漢語拼音自修 課本》,一部一千餘頁的《漢語世界語大詞典》,一部四十萬 字的關於浙江方言的專著。文革中,他又在槍口下被押到了渤 海灣邊的一個勞改農場。在難友們和基層幹部保護下成功地瞞 過農場當局,他寫成了一部八十萬字的歷史小說《括蒼山恩仇 記》。該書於文革之後出版,第一次印刷二十八萬冊,不到一 個月即銷售一空。   青年知識份子陳以強由右派轉變為「現行反革命」,被判 十五年後,不願白白度過獄中的歲月,他要為人民留下一點東 西。當時能夠得到的唯一的書只是字典,由於「四角號碼」難 學、難用,他決定改造字典,重編檢字法。後此,白天和其他 犯人一樣去勞動,夜裡等其他犯人都睡下了,他再悄悄地工作, 對上萬個漢字逐一反覆推敲……   十五年後,陳以強出了牢門,又被平了反。他的生命之燭 雖已將燃盡,他那本檢字比迄今所有的漢語字典都快捷的字典 已出現在全國各書店的書架上。(注9:一九八四年一月二十 一日《人民日報》。)   上海著名的雜誌編輯尚丁,流放青海牧羊四年。放羊之餘, 他以藏族歷史題材創作了一部詩劇《達賴喇嘛傳奇》,還編寫 了海南藏族自治州地方誌。   中國科學院薯類研究所雜糧研究室主任盛家廉當上右派下 放農村後,數十年如一日地專注於甘薯新品種選育工作,終於 在一九八二年培育出「徐薯十八號」,一下子在全國推廣種植 二千八百萬畝,一年增產折合糧食二十億斤。他本人也獲得了 一九八二年國家發明一等獎。(注10:《人物》一九八四年 第六期,《甘薯專家盛家廉》。)   上海水產院一位學生趙乃剛,因為反對在學生中抓右派而 自己成了右派。他二十年中吃苦無數,包括在文革中戴高帽遊 街示眾,但他仍不放棄其研究。中國特有的中華蟄絨蟹,由於 長江到處築壩建閘,迴游通道斷絕,產量從五十年代至七十年 代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他辛苦十餘載,試驗上千次,終於使人 工半鹹水育苗成功,挽救了瀕於絕滅的這種蟄絨蟹。他本人亦 獲得一九八四年國家發明一等獎。(注11:《人物》一九八 六年第二期,《追求之歌﹣記國家一等發明獎獲得者趙乃剛》 。)   中央音樂學院作曲系學生金湘,在音院少年班時,才華便 被院長馬思聰賞識,特保送入音院。可是他成為右派後,馬院 長就保護不了他。他被分配到新疆阿克蘇地區文工團,整整十 三年搬佈景、打燈光、掃廁所,就是不能作曲。但他沒有在逆 境中消沉,終於在一九七三年創作了一部歌劇,並於七九年回 到北京,擔任北京交響樂團指揮、中央音樂學院作曲教研室主 任。他的歌劇《原野》還越過大洋,在美國首都華盛頓的肯尼 迪中心連續上演十一場,使中國歌劇第一次登上西方的歌劇殿 堂。(注12: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美洲《新聞自由導報》。)   一九七八年,一流學府中國科技大學將三名優秀的學者越 級提拔為正教授,成為當時中國最年輕的教授。這三人都是在 各自的研究領域中成績斐然的科學家,其中項志遴和曾肯成當 年是右派,方勵之則是被批判後開除出黨的準右派。   這樣的例子雖然還可以舉出不少,但就百萬在反右運動中 橫遭迫害的右派份子而言,卻極為個別。絕大多數應當在其專 業領域裡做出成就的右派份子,終身事業被葬送在勞改營裡了。   即使一千年後,人們心要說:這是中國歷史上極為黑暗的 一章。我們不說「最黑暗」,那是因為這三個字屬於毛澤東在 九年後製造的另一場災難﹣﹣文化革命,這已成了公論。   文化革命那場遍及全國的政治迫害,宗旨是「橫掃一切牛 鬼蛇神」,「地富反壞右」特別是右首當其衝,「叛徒、特務、 走資派」倒在其次。在文革中受罪最多,吃苦最久,坐牢殺頭 最多的一類人就是右派份子。   中央美術院學生傅小石(名國畫家傅抱石之子)曾被許多 人公認為是個「天才」。成為右派後,他先在農場勞改了三年, 文革中又成為「現行反革命集團」成員。在萬人大會上被「公 審」之後,入獄判刑十年。   青年醫生王賢才,因為成了右派份子,要「痛改前非,重 新做人」,曾將他所譯的世界著名的醫學專著《希氏內科學》 (Cecil's Textbook of Medicine)的譯稿扔進火堆。他勞動數 年後仍未被「改造」好,文革中作為「現行反革命」五花大綁 地押到內蒙古體育場萬人大會上「公審」,被判處十二年徒刑, 其判決書上寫著:「吹捧美帝國主義科學文明和資產階級反動 學術權威」。只是有幸遇到了一位通情達理、正直的勞改隊政 委,又得助於一位同時坐牢的山西大學歷史系教授,終於在獄 中再將此書的最新版譯成,計中文三百四十萬字。(注13: 《人物》一九八六年第四期第五至八頁。)   《新湖南報》編輯鍾叔河在一九五五年的「肅反運動」中 就是一名鬥爭對象,反右中更是被大張旗鼓地批判。一本《揭 發批判鍾叔河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小冊子竟厚達一百多 頁。其主要右派言論有:「社會主義……並不是共產黨發明的。 ……除了馬列主義以外,社會主義學說還有別的流展,實行它 們的理論,這樣才可以顯出優劣……」(注14:《人物》一 九八六年二月號第七十七至七十八頁。)由於這些言論,他不 僅成為右派,而且被處理為「現行管制份子」。文革中,他又 「攻擊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成為「現行反革命」, 判了十年徒刑。   十年也好,二十年也好,不管怎麼說,這些人活了過來。 可是很多人活到了一九六六年,就再也活不下去了。   蘭州大學地理系學生褚松村一九五七年戴著右派帽子到農 村去勞動了幾年,被認為改造得還可以,獲寬大,允其回學校 繼續讀書。可是文化革命一來,老賬又翻了出來,他終於絕望 跳了樓。   「內控右派」也是牛鬼蛇神,與右派沒有甚麼差別,也逃 不脫。中國科學院大連化學物理研究所研究員蕭光英,在被批 鬥、抄家、掃地出門進「牛棚」後,選擇了死。他的妻子得到 他的死訊,決心與他同去,但又不願扔下女兒在人間受罪,只 得先狠心毒死愛女,然後再隻身奔赴黃泉。蕭光英是一九五六 年舉家從美國歸國的,十年間,報效祖國不成,反成了毛式階 級鬥爭的犧牲品。後來,他的表弟、美國著名的物理學家鄧昌 黎回國訪問,要求看看蕭光英一家的墳,結果不僅沒有墳,連 屍骨何在也無人知曉。一家人就這樣消失了。   自殺的多,被殺的也不少。一九五七年時的《新湖南報》 總編輯劉鳳祥就是其中之一。   劉鳳祥是一九四九年中共接管政權後參加黨的青年知識份 子,一九五○年任瀏陽縣縣長時還不到三十歲。成為右派後, 他被送到一家工廠「勞動教養」,被機器軋去整條右臂。一九 六七年毛澤東將其反右時最賣力的手劉少奇、鄧小平、彭真打 倒後,劉鳳祥與一批右派朋友印發傳單,鼓動右派們起來翻案。 這便成了當局將他定為「現行反革命」、判處十五年徒刑的 「罪行」之一。一九七○年春,中共在全國範圍內大舉清除 「現行反革命」,毛澤東的老家湖南省省會長沙召開了兩次 「公審大會」,每次審完都將近百名犯人拉去槍決,其中半數 以上是政治犯,其中就包括劉鳳祥和他的右派朋友、原湖南省 公安廳幹部雷特超。(注16:《中國之春》第一○○期至一 ○二期,楊小凱《獄中回憶》。)   差不多就在同時,北京也殺了一批「現行反革命」,所不 同的只是那幾十個人在被槍決之前的一個多月裡,天天拖著腳 鐐和手銬,分組被帶到市內各處的萬人大會上鬥爭、示眾。連 那些同將被殺戮的知識份子毫無關係的地方,譬如「中越友好 人民公社」,也把他們「借去」鬥一通,就像一批就要扔掉的 東西最後再使用一次似的。那批人除了中央美術學院學生張郎 郎被周恩來以「留個活口」的名義保下未殺之外(因為張的父 親張仃是文化界名人,著名畫家),全都死在了「無產階級」 的槍口下。一九五七年反右時的右派、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沈 元就是其中之一。右派份子反黨,當然有罪,可是一個文化人 怎麼就犯下死罪了呢?原來他因為被鬥得受不了,買了盒黑鞋 油,塗在臉上扮成了黑人,進了馬里大使館。誰知馬里使館轉 手就把他交給了中共,他也就「罪該萬死」了。(注17: 張朗朗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清華大學右派學生黨治國也是文革中被判作死刑的「現行 反革命」,原因是他在陜西銅川煤礦勞改時組織了一個「共產 主義小組」,輔導工人業餘學習《共產黨宣言》。在被鬥爭、 毒打了一陣之後,銅川市法院將他判處死刑,上報陜西省待覆 處決。,恰好那時省法院按指標行事,說已作好計劃只槍斃四 名,而各地當時報審的死刑犯共七名,黨治國排第五,竟因此 而逃了一命。(被處決的前四名均於十年後被當局承認是冤殺 而平反。)黨十多年後出獄,回到母校領到了一張久違了近三 十年的清華大學水利工程系的畢業證書。(注18:陳祖芬 《理論狂人》,《人民文學》一九八六年七月號。)   清華大學建築系還有一位右派學生馮國將,是從印度尼西 亞歸國的僑生。他被送到清河勞改農場先後在延慶縣勞改犯工 廠和京郊良鄉機械廠服刑。別人刑滿後可以遣送回原籍,而他 在印尼是第三代華僑,原籍何處都不知道,只能留在廠裡就業。 文革一開始,又要將他送往新疆去開荒。他終於又逃亡,成功 逃到北朝鮮後,卻又被那個「社會主義小兄弟」引渡回國。先 是判處十年,後又改成死刑。只因後來考慮到他是印尼華僑, 槍斃了對海外有影響,那死刑才未執行,讓他最終活到了平反 的一天。(注19:當事人與本書作者的通訊。)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衛生學校右派學生劉士源也是一個揀了 一條命的死刑犯。他在勞改農場組織「馬列主義學習小組」, 被說成是「反革命集團」,他也就成了反革命集團的首犯。根 據「首惡必辦」的原則,他被判處死刑,作了死囚的牢房。只 是混亂之中未被拖去執行,揀了一條命。   如此幸運右派畢竟不多,原教育部副部長柳湜就沒有度過 那場劫難。柳本是個著述甚豐的學者,他成為右派後同其他地 位較高的右派一樣,被寬大,免於勞改。但文化革命來了,再 也沒有一個牛鬼蛇神可以獲得寬大。他於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 日被補,隨之而來的便是嚴刑拷打。二十一日夜,這位六十五 歲的老學者被打得大腿折斷,腦漿迸裂而死。事後,人們從他 的棉被裡發現一小頁紙,那是從當時犯人必讀的小紅書《毛主 席語錄》中撕下的文前空白頁,上面是這位學者留在人間的最 後幾行字:「政治迫害,毒打取供。我非叛徒,為我伸冤。」   另一個「大右派」、原《光明日報》總編輯儲安平曾被下 放到長城腳下去放過一陣羊。後來文革興起,已回到北京城裡 的儲安平成為紅衛兵打罵、侮辱的對象。他曾投水自殺獲救。 一天,一群人又來敲門,要批鬥他。他從後院翻牆而出,逃到 當年放羊時的右派伙伴李汝蒼老先生的家前,在門裡塞進一紙 條:「汝蒼:我走了!安平。」從此沒有人再看見過他。不久 老右派李汝蒼也被鬥死,儲安平的下落便永遠成了一個謎。   儲是江蘇宜興人,《宜興縣誌》的著者不願說他死了,只 說他於「一九六六年深秋一個晚上,出走失蹤,生死不明。」 (注20:一九九○年版《宜興縣誌》第八四五頁。)當時, 總理周恩來曾派人調查尋找他的下落,但無結果。儲安平肯定 不會出家做了和尚,因為那時所有的和尚、道士都被勒令還了 俗,全國已沒有一所寺院可以棲身了。   他會隱姓埋名跑到國外生存下來嗎?不可能,但當時確實 有人成功地跑到了國外。   上海第一醫學院學生徐洪慈,一九五七年鳴放期間,以他 為首,十四名同學合作寫了份大字報。因為他是共產黨員, 《人民日報》特發文《上海醫學院三千同學聲討叛徒徐洪慈》, 說他「妄想……搞垮黨」。隨後,他被送往安徽白茅嶺勞改農 場「勞動教養」。因為不堪一天十幾小時的勞役和動輒而來的 扣飯,他和一位本是空軍飛行員的右派合謀逃亡,求一生路。 但很快被捉,判處六年徒刑,送雲南省麗江勞改隊服刑。一九 六五年刑滿,名曰「釋放」,實則「留場就業」,仍然回不了 家。文革一來,他又成為「反革命份子」,又判了二十年徒刑。 監獄當局布置人貼了一百多張大字報,將他罵作「陰謀家」、 「敗類」、「毒蛇」、「叛徒」、要求「嚴懲」;他不甘心等 著被拉去槍斃,成功越獄,歷盡千辛萬苦,從雲南橫穿中國, 逃到了外蒙古。在獲得政治庇護,又服了二年因偷越國境而判 的刑之後,他終於成了一個自由的人﹣﹣那裡不是中國,沒有 「留場就業」一說。當他作為反右及文革的倖存者和那個時代 的罪惡活見證,於一九八四年揩同蒙古妻子和兩個孩子回到中 國時,已時五十開外的人了。(注21:一九五七年八月二日 《人民日報》和《探索雜誌》一九九二年七月、八月號。)  第十七章完 .待續. 陽謀﹣﹣「反右」前後(修訂本) 作者:丁抒 出版:九十年代雜誌社﹣﹣臻善有限公司 香港銅鑼灣琉璃街三號向南樓1樓A座及B座 電話:887﹣3997 傳真:(852)887﹣3897 1993年9月修訂本初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在網路上轉載時請附此段) 打字:海生怒濤(Micky Wong) 于楓葉之國.屠龍之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