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      ◆      文革博物馆专集(四十七)      ◆      ◆                        ◆      ◆◆◆◆◆◆◆◆◆◆◆◆◆◆◆◆◆◆◆◆◆◆◆◆◆◆            SUPPLEMENT TO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增刊 第一六八期 ——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9903a) ———————————————————————————————————— ⒈【痛定思痛】 张志新的凄然清泪                 茉 莉 ⒉【往事如烟】 文革期间广东琐事                 粤中汉 ⒊【历史资料】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八)   宋永毅·孙大进         第二章 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书(续)         ⒍出身论之六: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         ——驳“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遇罗克         ⒎出身论之七: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         ——再评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反动立场    遇罗克 ————————————————————————————————————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  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  来稿请寄:HXWZ@cnd.org。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请只用  电子邮件寄纯文本文件。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  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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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陈禹山至今仍然没有说出全部真相。据曾经于1979、1980年两次采访张志新事件的原《人民日报》记者刘宾雁先生回忆,张志新在监狱里喊出过“打倒毛泽东”的口号,因而犯了被“太上皇”割断喉管赐死的死罪。笔者认为,这个重要的情况陈禹山先生不可能不知道,由于对毛泽东的彻底否定在大陆仍然是个忌讳,所以陈禹山在接受采访时含糊其词,只说张志新批评毛泽东犯了“左的错误”。   这么多年过去,张志新事件仍然蒙着需要一层层揭去的面纱,这只能证明当今中国有多么大的“新闻自由”。   然而先知先觉的张志新那振聋发聩的“打倒毛泽东”的呼声终将载入史册,使所有被中共惩罚却感激“母亲打儿子”的委琐奴性得以现形。至于她的疯狂,一位美国诗人这样吟诵:   疯狂是什么?无非是那灵魂的高贵   与时势格格不相入。…… ◇ 婚外恋为“性”还是为“情”?   关于张志新有第三者的问题,据说辽宁早有传言说张志新生活作风有问题。陈禹山说他在看张志新的案卷时见到了张志新的自白,她确实同沈阳一位文艺界人士有婚外恋。整个案件中,所有指控她“反革命言论罪”的,她没有一处承认,但是她唯独坦率地承认自己有婚外恋,并说自己在这方面有损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辉形像。   陈禹山说,他在“看到这一案卷时,已经采访过张志新的丈夫曾真,了解到张志新的丈夫当年体弱多病,可以想见,在夫妻性生活方面身体健康的张志新可能处在一定程度的性饥渴状态,加上张志新天性热爱文艺,与情投意合的艺术家产生婚外恋是可以理解的。……”   但陈禹山先生这样的“可以想见”,对张志新来说却是不负责任的。张志新曾经有第三者,这是个事实。现在瑞典做学术研究的王若水先生认为,张志新的婚外恋无损她的英雄形像,将这样的私人感情生活曝光也无可指责。但是笔者对于该报导使用的想当然的夹叙夹议却大有疑问:你们凭什么认为张志新的婚外恋是因为“性”,而不是因为“情”呢?   现居美国的刘宾雁先生认为陈禹山所述几处失实。刘宾雁先生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谈到当年他调查到的情况。他介绍张志新婚姻说:“张志新与其夫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后者是一小官僚,一个庸人,结合时已很勉强(那人利用“培养”张入党的身份,政治因素可见也起了作用)。二人长期不合,不能从‘性’上来解释。张在婚前其父母、妹妹、哥哥一致反对,可见那人不适合于她,她也不会毫无感觉,后终于勉为其难。我的分析是:一、张善良,不愿有负于他;二、依当时流行的观念,认为个人的婚姻幸与不幸是小事一桩,无碍于革命。” ◇ 感谢命运让她享有过真情   这个勉为其难的婚姻本来就缺乏坚实的爱情基础,加上当时中国席卷一切的疯狂的政治运动,正直坦率的张志新不可避免地和苟且庸碌的小官僚产生裂痕。刘宾雁先生回忆说:“文革时,张志新怀疑江青,在家常表异议,其夫严厉制止,这才逼得张志新去找外人(一个女干部)说,被告密。张志新对于党校一位教员(不是文艺界人)感情很深,文革前已遭批评,关系中断,但张志新还把那人的照片偷偷地缝到军大衣的领子中,被捕后,自责对不起丈夫,这才告知其夫取出烧掉。张志新入狱后其夫一直未去探监,直到她提出离婚时才去见了一面,给张志新刺激很大。文革初期大字报揭发此事,对张冲击极大,精神已经有失常迹象(恐应从不幸婚姻算起)。”   刘宾雁先生最后总结说:“总之此事乃一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二代人之悲剧。文革前夫妇本已达成离婚协议,只因争要女儿才未能办成。一、倘若中共在两性问题上不持清教徒主义,以致造成对个人的强大压力和人的自我压抑,以致张志新在离婚的问题上拖延甚久;二,倘若此事不被用作政治攻击的武器;三,倘若张志新仅受到政治迫害而无这一精神痛苦,则张的政治悲剧不致发生。”   在关于张志新婚外情的对象上,陈禹山所述和刘宾雁先生的回忆指的不是一个人。为什么两位参与调查的老记者的说法不一致?刘宾雁先生回答说,当时辽宁确有传言说张志新与一个主管文艺的干部相好。那个主管文艺的干部叫周桓,因为张志新经常陪那位干部看文艺演出,因而酿成流言蜚语。这个完全没有根据的流言极大地伤害了自尊心很强的张志新,给她的精神留下创伤。   幸亏还有一位党校教员,一位值得我们的女英雄把他的照片缝到军大衣领子里的男性。漂亮聪慧、多才多艺的张志新被专制政权凌辱至死,我们只能为她在生命的凄风苦雨中曾经拥有过那么一段温暖真情而稍感安慰。 ◇ “不要又出一个张志新”   据说一九七九年辽宁省决定命名张志新为烈士时,在对张志新之死负有责任的辽宁军政系统、以及反改革的保守势力那里引起一片强烈的反弹之声。很有意思的是,反对将张志新命名烈士的理由,竟然是说她的“作风不好”。对于中国男性来说只是区区“个人生活小节”的婚外情,对中国女性张志新却是至死不赦的大罪状,这充份反映了中共这个政权的男权本质。   张志新对于中国历史的今天和未来的意义都是不可低估的。她的事迹甚至深刻地影响了一代监狱女干警,她们也是当年和我一样为张志新哭泣的少女。   一九八九年六月我入狱后,经过收审所、看守所封闭式的一段监禁时期,在判刑后被押送到比较开放的长沙女子监狱。令我惊异的是,长沙监狱的几个女干警一开始找我谈话时和颜悦色地告诉我,她们愿意尊重我的人格,希望我也尊重她们的管教工作。我当然知道我被冤枉判刑不是她们的过错,她们只是执行任务的工具罢了。这之后我和长沙监狱教育科的一些女干警友好合作,在不谈政治、不谈案子的前提下,我们办起了女监第一个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班。到我出狱时,我任教的班上有几十个女犯获得了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合格证书。那段监狱生活因而成了我生命中的一段很值得怀念的时光。   据说当时我作为“六四”后长沙监狱唯一的一个女政治犯,给那里监管我的女干警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她们担心和倔犟的我发生激烈冲突,以后在历史上不好交代。“不要再出一个张志新!”她们商量怎样合理谨慎地对待我。至今我仍然深深地感谢所有在我的案子中表现了善良人性的监狱干警。她们作为我和李鹏政权尖锐冲突的中介,尽可能地在她们可能的范围内,使有着强烈个性的我不致因为拒不认罪而遭受更大的惩罚。张志新用她鲜红的热血,给后来的女政治犯争取到了较为人道的待遇。张志新对真理的追求、对专制的反叛,其思想的深广和命运的悲惨沉重,使得中华大地不致在轻薄油滑的精神荒原中完全沉沦。 □ 寄自瑞典(原载香港“开放”杂志) ~~~~~~~~~~~~~~~~~~~~~~~~~~~~~~~~~~~~ 【往事如烟】              文革期间广东琐事               ·粤中汉·   广东因地处岭南,自古便与中原有别,尤其是珠江三角洲一带为然。广东官民虽为王臣,只是天子千里之外,鞭长莫及,广东人也乐得君命有所不受,对朝廷阳奉阴违的传统似成了广东民风。文化革命惨烈之处惊天地泣鬼神,其间广东虽亦无以独善其身,只是南人到底不若北汉刚烈,虽粤中亦不乏不堪回首事,较之其余省份,广东算是偏安了。这篇“琐记”,不记杀人放火诸般“暴烈行动”,单道粤中十年琐事数则以发思古之幽情。 ◇ 北祸南延   广东鱼米之乡,人民安居乐业已久,所以从政意念从来就不强。历来没听说过几个广东人当大官的。广东是四野打下来的天下,因此在广东当官的,由省长市长到厂长校长,多的是南下后顺便“移民”到鱼米之乡的北方人。因为这些官僚们操的是各式各样的北方话,十多年下来,普通话(代表北方话)在广东民间成为了当官和权力的象征。广东人也乐得继续饮饮食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南民北官,十数年来倒也各得其所相安无事。   毛主席号召文化大革命,广东一开始也离不开岭南传统的微风细雨,不过是些婆婆妈妈地写几张大字报和敲几个泥菩萨。连红卫兵来抄家,也只是搬走些四旧崇洋等等为主,财物细软“革命”掉的,也大多是老老实实地上交,便有中饱私囊的大抵也不常见。广东的火真烧起来是北方的红卫兵老大南下串连以后。话说六六年七八月,一列列的火车拉来一队队说普通话的红卫兵们。鱼米之乡登时弥漫起权大气粗的官话来。广东本地的“移民”革命后代们本来在广东只是的少数民族,而且不少人已经差不多被广东文化同化了。他们现在终于有机会学习他们的北方哥们的革命暴力威风了起来,本来已经挺流利的广东话也不再说了,今天是普通话更威风。那时节,工农子弟只是二等革命。穿军装戴袖章,满口国骂,飞横跋扈的,都是凭着英雄老子全自封好汉的,胡作非为后面有老子撑腰。   广东的打砸抢,于是开锣。文革泛滥成灾的的苦水终于自京城流到了广东。不表。   有一段日子,直到七十年代初,因为不满北方式的革命,好些广东人拒绝用普通话与北方人交谈,不管北方人是革命者还是被革命者。不明白粤语?活该!妙的是语言隔阂难以被上纲上线到“反党”程度,装聋作哑聊以泄气愤则个,倒也是有中国特色的表示不满方式。   人的劣根性不易除。官话作为政治暴发户的言语,倒也叫一些广东小子们羡慕。因此,也偶然听到有广东小子们彼此之间以蹩脚普通话对话,以自欺欺人地作作高人一等的黄粱梦的。   多数广东草民倒一直没甚胃口去闹革命。茶照饮,酒楼饭馆照满,墙上挂幅毛主席像辟邪,主席像下照例大吃大喝,阳奉阴违加岭南美食文化,没办法。菜色决不因抓革命促生产而或缺色香味。笔者曾有幸在那日子于顺德龙岗墟一面摊得尝鲜虾大肉馄饨一碗,汤面及馅皮外加葱花色泽分明,然其中韵味浑然一体,鲜而不咸,浓而不腻,果腹而不饱滞,绝对是馄饨面中登峰造极之佳作。佳作可遇而不可求,后来便是在香港九龙混了好些年也不曾有此口福。至今遗憾。   哪位天才说的“民以食为天”?在广东绝对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 京剧粤唱   文革期间样板戏剧为京剧。此不知是否毛主席贤伉俪对京剧有偏爱,待考。各地为表忠,忙不迭将京剧改编成地方剧。广东自亦不甘后人。粤剧《沙家浜》于六十年代末粉墨登场。名为粤剧,实则不过略为改动京剧原谱再以广东话唱戏文而已,语言南粤,曲调中原,不折不扣南腔北调,也居然哄动一时。原因是广东民众苦京剧已久,骤然有用粤语唱曲,不啻如醍醐灌顶。记得有日访友,友人居面街。友人父正收听电台播放“革命现代粤剧沙家浜”。不一会忽而发见门外人渐稠众。原来一群推大板车的无产阶级刚巧路过,听见里头唱戏,便将板车胡乱停下来,挤到友人门前听戏来了。一时之间,里外皆不知肉味。   数年以后京剧《杜鹃山》面世,广东照改如仪。只是如今改戏的开始阳奉阴违。改编后,词是原词,曲已是地道粤曲了。广州粤剧二团众好汉一台唱来,荡气回肠,撇开政治内容不说,绝对是功力深湛上佳之作,赢取全省上下彩声不绝。可惜好景不长,此剧得闻三数次后便成绝响。大抵是广东戏剧界有那等好事之徒从中作梗,在文化官之前进言此剧唱腔复古诸般罪状。一台好戏,于是寿终。   还是奴才较主子更可恶。呜呼,文化人!   是否“打着红旗反红旗:另当别论。以地方文化之名向京城搞小动作的,除广东外,不知还有谁何,也不失是有“广东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了。 ◇ 冰寒花枝   广东文化胆敢于万马齐谙的岁月独树一帜的,还有广州部队和海南岛。   不知是否后台够硬,四野嫡传子弟,黄司令永胜将军的广州部队政治部歌舞团早于七二年春便在广东电台推出作品。又不知是否海南岛山更高皇帝更远,更兼有自治区之恃,海南歌舞团稍后也于广东省内播放自己曲目。那时其它省份恐还只有唯京城马首是瞻。   是时军人势力如日中天,歌舞团自然可以罗致各方人材。节目内容,当然仍是歌功颂德一类,然艺术水准实令人刮目相看,乐队不俗,尤以声乐部为佳。郑秋枫等创作曲目,独唱有郑湘娟等,以邓韵尤其出色。邓在那愚民时代经已胆敢以花腔女高音去处理革命歌曲,挑战京剧文化。此子后来出国深造,现于欧美歌剧界颇有名气。海南歌舞团(据说)由广州知青担纲,水准不消说是逊于军队单位。记得此团录音连音准划一都未臻完美,然而在这“已是悬崖百丈冰”的日子里,这帮子黑七类子弟勇气委实可嘉,要知道因搞文艺而开罪朝庭的已经不知有多少。值得着墨的是小提琴家何东。何君以一曲小提琴独奏“送代表”(改编自黎族民谣“五指山歌”)令自己及担任伴奏的“海歌”名噪南粤。此曲虽有乐界闻人月旦,但笔者尽以为无稽。盖何东以右派之后而有胆略于样板戏中另树一帜,单是这份胆色已可令不少文人为之汗颜。兼且乐曲雅美,主题变奏鲜明,一派海南风韵,是亦佳作。是故笔者至今仍珍藏此谱,偶以自娱,兼发思故国之幽情。抑扬间,友侪绝倒。该曲后来易名“黎家代表上北京”,又及。   上述诸般越轨举动,实于政治低压中令广东人众得舒一口半口鸟气,亦不无功德。而音乐之妙,在于无言。便是巴哈贝氏,反正谅那等不学无术的打手喽罗们也不懂,随便找个什么革命标题搪塞一下,便可将诸般问罪化解得干乾净净。这一招以柔克刚之策,相信不止广东,全国各地的黑七类子弟如笔者辈都曾获益匪浅焉。 ◇ 知青文化   上山下乡既是红太阳的世纪佳作,知青文化不可略去不提。文革前知青下乡已有之。知青文化的蓬勃倒是始于六八年青年人被毛主席送去接受再教育后。   广东与港澳比邻,资产阶级精神污染自然较内陆省份为重。下乡伊始,首批先是戎装前往(是时时尚军服),不旬月再见,革命小将已变得长发窄裤腿。官方自然瞧不顺眼,不过知青越来越多,呼啸回城过节,呼啸又走。一是法不制众,二者当局鞭长莫及,不顺眼也惟有干瞪眼。知青文化,至此赢了首回合,继而一发不可收拾。先是流行黑话,如偷渡(港澳),久已流行作“督卒”,喻此举若像棋中楚河汉界;后又添有“教脚”(走之可也),由水路叫“起板”(典故不明,侯教,不知是否因船桨以板制造),循陆路叫“着屐”,又云“踩线”(不言自喻)。其时邻近港澳地带是偷渡黑点,守禁森严,无数偷渡客遭到拦截,于是珍宝岛的口号被借用,“生命不息,冲锋不止”。尝试偷渡次数以“板”计,如“两板”为两次,“四板”为四次,鲜有多于“四板”的。因为四闯不成,一认命,二是当局以强制劳教威胁,权衡下,或不偿失 ,遂作罢。   知青圈中,忌某等香烟,至忌为广州产“银球”“芒果”。盖银球者,命中注定碰壁,于有意偷渡者尤其有“大吉利是”之嫌;芒果之“芒”字,不知何时为知青文化定义作“倒霉”,又是不讨口彩的。   又有称广州为“大圈”,睡觉曰“晒”,监狱作“格”,买烟作“买米”,钱包谓“PENG”,掏腰包的鼠摸勾当叫作“挠PENG”,月份道“鹅”,年份道“笼”,如因偷渡被截回而关了一个月作“一只鹅”,因盗窃而坐牢一年作“判左一笼”;“无”又叫作“盟”,钱又叫做“冰”,香烟叫做“襁”,于是“盟襁”即是没烟,“盟冰”即是无钱。   篇幅所限,不能尽录。笔者便有下乡七年之造诣,也自问未尽知各种暗语切口,上录种种,不过艺海拾贝而已。   那时节当局对文艺监管极苛,动辄棍子帽子,但却丝毫奈何不得流通于广阔天地的知青文化。于是又有知青歌曲出自无名作家手笔,以粤语音律九声之巧唱出,立即大行其道。歌之一曰(括号内为笔者注):   望见东窗早已日上,   快的起身洗个面,   褴块咕哩巾带烂帽,(“咕哩”即苦力)   抓七去趟生路;(锄头状如7字,“抓七”即务农)   做起功夫手软脚软,   满眼金星走错路,   你挨下就知道。   讲到钱,日日两毫二,(富裕农村日入二毛钱,穷乡僻壤以分、厘计)   讲到玩,日日无得闲。   日里开工买米落肚,   晚间心悲伤到发梦,   望见北帝公你在上,   我愿时到运该到。 同一调又有另版,云“二百一文赶我落乡,去左乡村几个月,学会褛蓑衣戴烂帽“。曲中“二百一文”指是时当局以每知青二百一拾元付予接收知青的公社,喻下乡犹如卖身。又而下一首调寄广东音乐“彩云追月”,幽怨动容:   怀念旧日夜梦境,   景色真正系心花开放,(“正”,粤语,意为“漂亮”)   满心都充满希望;   可惜真倒彩,   好花不常开,   乡间抓七令我渺茫。(抓七:见上解)   远走他方劳碌奔波,   挨尽苦难得两餐,   今世无得望;   遥望东南方,(香港在广东东南方)   我心都想到(ngong),(字库欠此字,意为痴呆)   哪载哪日得成往。   知青文化开始不过是次文化。但因是下里巴人,又不失幽默,更每切中时弊,因而日渐于城市大众中间流行,到后来连党员干部也不乏暗地套用以为时髦者。   事过三十年,如梦如烟。昔日一众同人,至今多已逾不惑。回首往日,岁月峥嵘,逝者如斯,教人谓叹。每梦回那海滨荒岛,孤鸥寂雁。当日离去之际,曾发狠说这辈子决不再来了。现在倒是盘算是否该回去看看,凭吊那逝去却不会淡忘去的日子。毕竟,生命中本该充满激情的二千五百多天是在那里熬过来的。在这段不寻常的日子里,却有一等不寻常的激情。在火炼当中,你或者烟飞灰灭,或者百炼成钢。于笔者而言,是一份来自上帝的不寻常祝福。他使我夜间歌唱,叫我经死荫幽谷而不致遭害,更让我历劫难而从此不畏艰险,粪土富贵。   今日去国千里,土插队以后,此刻又来个洋插队了,又如何,皆非我家。笔者有机,每向儿辈及美国友人讲述往事,于彼等也,却似天方夜谭。   奈何。 □ 寄自美国 ~~~~~~~~~~~~~~~~~~~~~~~~~~~~~~~~~~~~ 【历史资料】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八)              ·宋永毅·孙大进· (续上期 第二章 出身论:黑暗中的人权宣言书)           出身论之六:反动血统论的新反扑         ——驳“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          ·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旭日战报》,不惜以六版篇幅,对《出身论》大肆攻击,发表了一篇又长又臭的文章,“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用他们的话说,他们这篇文章在文化大革命发展到大联合大夺权的阶段出现,是必然的。   大家总还记得,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正当火势燎原的时候,是反动的血统论配合着刘邓路线将这场大火窒熄的。随着运动的第二次高潮,反动的血统论又找到了旧同志。它配合着保皇派别、联动分子、刘邓路线的忠实信徒,配合着社会上的习惯势力,再一次进行新反扑,这当然是“必然”的!   该文的作者实在没有时间概念。《出身论》出现在去年秋天,当时大联合,大夺权还不是高潮!有的却是西纠的猖獗,联动的骚乱。《出身论》敢于面向这些嗜血成性的反动组织下战表,敢于动摇他们的特权地位,即使缺点再多,也足以使庸人惭愧。而那时候你们这些好汉却连屁也不敢放一个。谁人不知你们轻院东方红承认过谭力夫的讲话,承认过反动对联!你们可曾触动过你们的错误思想,哪怕是一丝一毫!即使是现在,指导今年运动的元旦社论明确地批判了反动的血统论,又有哪个人看过你们的表态!如今你们在批判《出身论》——这个向反动的血统论的宣战书上充当英雄好汉了。你们和轻院“红爆队”大联合了。就连你们的编辑也不否认他们是保皇势力和执行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大杂烩,你们为了装门面,竟和血统论的崇拜者,联合在一起“批判”血统论了,岂非咄咄怪事?而发表于贵报的“红爆队”们的大作中,不知道从《出身论》的哪一节找出“男女关系”这一条罪状,这大概就是他们要批判的血统论吧?   该文(指“大毒草……”,下同),首先从理论上,继而从政治上否定《出身论》,我们有必要逐一批驳,我们要通过这样的批驳,指出他们趁此机会攻击毛泽东思想,颠倒历史之真实目的,我们就是要暴露这些跳梁小丑们肮脏的灵魂。 一.《出身论》从理论上“铲除”不动   该文反驳《出身论》的第一个论点:“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并能克服家庭影响”。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社会影响不大于家庭影响,社会影响不能克服家庭影响”。   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尤其(注意尤其这个词——笔者)是家庭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对于一个人的思想的形成将起很重要的作用。”又说:“家庭给予一个人的阶级烙印,对他的立场、观点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因为他给人以认识问题的基础。”请看,家庭影响又起“很”重要的作用,又是“基础”,又不容“忽视”,显然家庭影响是远远大于社会影响的,是社会影响所无法克服的。   这是放屁!   该文的作者不会不知道江青同志去年十一月十四日的讲话。她说:“尤其(注意尤其这个词,这决不是偶合)你们都还年青……大多数是在红旗下、新社会,受了党多年教育,所以出身对你们影响不大。”在这一篇讲话中,江青同志又说:“阶级出身是给人打烙印的,但是它不起决定作用,决定作用是人的努力,是人的思想革命化。”   以该文作者之矛,攻该文作者之盾,请问你们的“矛头对准了谁”?   江青同志的这个讲话,也雄辩地说明了内因和外因的关系。内因是什么呢?就是“个人的努力”,就是“人的思想革命化”,也就是《出身论》中所说的“人的主观能动性”。   我们是唯物主义者,当然不否认内因也是由外因形成的;但我们必须同时指出,内因和外因有着质上的不同。我们处在阶级社会中,无产阶级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作为外因,是同时存在的。尽管从总的方面来说,一个是强大的,一个是相对弱小的。但对于一个具体的人,情形又有异样。他总有自己的选择性。对于同一种影响,往往有的人起同感,有的人起反感;有的人爱好,有的厌恶,有的人强烈,有的人淡漠,有的人接受,有的人抗拒。这就是内因在起作用。即如你们,为什么和血统论的倡导者红爆队大搞联合,而不和反血统论的人搞联合,也是内因起了作用。   对于家庭影响也是这样。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社会上的好影响是强大的,这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强大的。因此,一个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他从小受的社会教育,就是剥削可耻,劳动光荣的教育。长大以后又知道阶级斗争,知道无产阶级的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灭亡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再强调一遍,从小(照该文作者唯一清醒的时刻所说的话,即刚刚脱离“本能”,刚刚有了“思想”的年纪,亦即从7岁)起开始长期接受这种思想,这就形成了内因。这时对于自己的家庭影响就会是反感而不是同感,是厌恶而不是爱好,是抗拒而不是接受。当然这也是指一般情况,例外也是有的。不过不管诡辩论者怎样曲解例外,真正了解了内因的决定性作用,就不会把家庭影响看得神乎其神了。   江青同志的讲话当真是给了“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内因,什么叫外因”的“先生们”一记“耳光”!当真是给了只承认老子而不承认毛泽东思想的“先生们”一记“耳光”。不但给了耳光,而且很响亮。   返回来再看社会影响是不是能够克服家庭影响,就很容易得出结论了。为了证明该文作者对于毛主席著作是怎样的不学无术,我们摘录一段毛主席的话就足够了。毛主席说:“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教育,是社会影响吧?可见,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不是家庭影响,而是社会影响。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是社会教育儿童的结果。   但是“铲除”《出身论》的英雄们却立论:家庭影响是形成一个人世界观的基础!   在发难的开头,他们本来说,《出身论》的这一段是“不值一驳”却驳了三千字。不幸的是那驳的结果,原来是他们自己违背了最高指示。   该文在做了这样的“文字游戏”之后,又反驳《出身论》的第二个论点:“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按照辩论的原则,他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大”。   他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出身既然给一个人的思想打上阶级的烙印,它就必然会对这个人的行动(即表现)发生作用……有着紧密联系的。”   发生作用,固然是对的。我们说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并没有说一点没有。但是“有着紧密的联系”,则大错而特错了。   上文,江青同志已经批驳过你们了,出身是不起决定作用的。但为了使你们再多享受一次耳光,把教训记得牢固一些起见,还可以就这个问题再多讲一讲。   出身和表现是没有直接关系的,有个中间物,那就是“影响”。   正如一位老工人所讲的,出身、影响(社会影响和家庭影响)、表现是一个索链的几个环节,那边烧热了,这边不见得热。   表现和影响是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和社会影响。因为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而思想是表现的根据。所以,表现是受社会影响制约的。   对于一个人的表现,家庭影响自然也要起一定的作用,不过不是主要作用。毛主席和江青同志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   而只有家庭影响和一个青年的出身才是有关系的。特别是新社会,社会影响和出身是没有多大关系。今天的学校都是无产阶级开办的学校,并没有地主子弟学校或资本家子弟学校,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所受的教育同样是社会教育。当然,对于高干子女,出身和社会影响常常是有关系的。例如寄宿制高级学校,即那些只供高干子女享受的修正主义温床,就是和出身有关系的。不过,举出这个例子,对你们的结论实在太不利了。因为这只能证明出身好的有时社会影响并不好。所以我们还是不要提的好。   出身只和家庭影响有关系,家庭影响又在表现中占了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那么,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与表现关系甚小。   光是论证到这一点,已经足以动摇血统论的基础。但是,我们还要证明出身即使和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的同一性。——尽管这个论点会使“炮制”该文的“混蛋”们暴跳如雷。   “当然在部份工人贫下中农中也有着一些落后的思想意识,甚至有极个别反动的。”——谢谢,这是该文作者神志不清时提供给我们的论据。   联动成员的出身都是最上乘的,但是陈伯达同志说,他们的家庭影响并不好,因为这是由经济地位决定的。   相反的,列宁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但他从哥哥姐姐那里受到了很好的革命影响。毛主席在他的回忆中,也说,尽管他的父亲是个富农,但是他从母亲和家里的雇工那里,受到了许多好影响。无论血统论者多么一厢情愿,一个老子总是组成不了一个家庭的。   这就是《出身论》中所说的:“一个人家庭影响的好坏,不能机械地以老子如何而定。”   “这是少数!这是例外!这不是主流!”血统论者振振有词地念咒了。不过,既然已经承认是“少数”、是“例外”、是“支流”,那么,就是承认,这是客观存在的。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就有它存在的道理,就无法视而不见、充耳不闻。阶级敌人还是少数呢,但并不等于没有。那么,说明这些例子的道理是什么呢?该文作者说不出。别人说出来,他又跳脚!   这个道理,《出身论》说得很清楚:“一个人的家庭影响是好是坏,是不能机械地以出身判定的。”   如此说来,出身和构成表现的次要因素——家庭影响也没有必然联系了,结论是不难得出来的:“出身和表现关系甚小”。   小到什么程度?小到出身只能作为参考。“只要把一个青年的政治表现了解清楚了,它们就连参考的价值也没有了。”   这几条气势汹汹的好汉,在两次碰壁之余,开始反驳《出身论》的第三个论点了:“出身不是成分”。按照辩论的原则,它们要否认这个前提,必然要提出“出身就是成分”。   它们正是这样做了。该文说:“我们必须坚持第一有成分论,第二不唯成分论,第三重在政治表现,也即既要重视出身,但又不光看出身……”显然,作者是把成分当作出身了。   把成分当作出身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就是,老子是老地主,儿子是小地主;老子是老高干,儿子是小高干。“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生儿打地洞”是也。   我们在论证“出身不是成分”这个论点时,有这样一个论据:“毛主席在1939年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说,当时的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在这里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为哪一个范畴。”蒙作者费心,找到了原话。原话说:“从它们的家庭出身看,从它们的生活条件看,从它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于是它们便手舞足蹈起来:“殊不知毛主席在讲这一段话时首先就讲到了家庭出身。”按照他们“混蛋”(对不起,这是借用)的头脑所得到的“混蛋”的结论,便是“哪一个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就应划归哪一个阶级范畴。”真要给他们讲点初级历史了,可怜的大学生!请问,当时能上得起学的知识分子,什么家庭出身的居多呢?显然,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居多。可是,他们的大多数偏偏不属于剥削阶级,而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前面援引过的毛主席的话:“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都雄辩地证明了:“并没有分门别类,把哪一个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划为哪一个范畴。”   出身不是成分,儿子的职业不是老子的职业,天底下还有比这更浅显的道理吗?“出身不由己”,所以是死框框;成分可选择,比如,从前有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的青年放弃了继承权而参加革命的,如今也有成分不好的人改造好了摘帽子的,所以是活框框。既看成分,也看表现,是对的;既看出身,也看表现是不对的。因为成分和表现是密不可分的。地主的表现和贫农的表现就是不一样。而出身和表现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有的,甚至是一点也没有关系(例如列宁)。所以,用一个死框框,同时又用一个活框框衡量一个人,是为《出身论》反对的。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会,我们愿意对“出身”这个词做做正名的工作。“出身”有两个含义。今天普遍的用法是指父亲的职业,亦即家庭出身。我们文章里的“出身”,都是指家庭出身。出身还有传统用法,是指阶级出身,即本人过去的职业,亦即本人出身。例如:第一个发明电器的爱迪生是报童出身,不是说他父亲是报童,而是说他本人过去曾做过报童,在我们的文章里一般是用“成分”代替了。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常常有着不同阶级的属性。所以,在我们看到一些材料的时候,有必要分清哪个是出身的时兴用法,哪个是传统用法。   既然出身不是成分,请问铲除《出身论》的劳动能手们,你们何曾见过:“一、有出身论,二、不唯出身论,三、要重在政治表现”这样的阶级路线?你们是明目张胆地篡改党的阶级路线!   由于你们连这样起码的常识都不具备,所以就写出了那样狗屁不通的文章。的确,《出身论》是提倡“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对于过去长期受压抑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是会起一定积极作用的。但你们抗议了。你们说,这就是“他们还梦想重新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你们什么时候见过出身不好的青年骑在人民头上来着?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何谈重新二字?显然,出身和成分又被你们混淆了,你们又说:剥削出身不好的青年的正当权利,“这就是我们党的阶级政策,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制度。”你们多么恶毒地挑拨出身不好的青年与党的关系啊!请问,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出身不好的青年专政吗?对地富反坏专政,难道对地富反坏家庭出身的人也专政吗?出身和成分又被你们混淆了!一个堂堂大学生,把影响也看成老子,把儿子也看成老子,横竖都是,老子,念念不忘的也只有这个老子,简直高举老子这面大旗死耍赖皮了。倘不是犯了偏热狂,就是中了修正主义流毒太深,大概快不可救药了。   你们想驳倒《出身论》这三个主要论点吗?遗憾的是你们只停留在谩骂的水平上,一个也驳不倒。你们在理论上“铲除”不动《出身论》,因为《出身论》是以毛主席著作为依据的,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你们这几个神志昏溃,头脑混沌,思路紊乱,词不达意的家伙们妄想及锋而试,实在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到了极点。 二.《出身论》从政治上“铲除”不动   有一些人信奉这样的原则:用理论打不垮人家,就希望能用帽子把人压垮。看来,北京轻工业学院就很有几个这一流人物。   帽子之一是:“挑拨各种不同出身的青年之间的关系,蓄意制造宗派对立。”这个帽子要是给反动对联戴上倒是合适。但我们何尝提出过“老子英雄儿混蛋,老子反动儿好汉”这样的“鬼见喜”来过?并没有。我们只是提倡“出身不同的青年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而且我们深信这是党一贯所主张的政策。难道提倡平等,就是“制造对立”吗?你们真是到了发昏章第十一的地步了。   挑拨关系的恰是你们。正是你们恶狠狠地说:“老实告诉你们”,(那些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就是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和工农子女相同的待遇。”这是根据毛主席著作的哪一章哪一节?这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哪一条哪一款?你们还煽惑说,“这是党的阶级政策”,用你们的话说:“作者用心之极,何其毒也!”   你们也许会诡辩说:我们是在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前面加了定语的啊!我们指的是“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原文如此不通,非笔者引错)之云云的青年啊!   参照上下文意,那么不甘当“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剥削家庭阶级出身的青年,就可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了吗?显然,这也是要被你们否定的。所以加上了那一大长串的定语,足以证明了你们逻辑上的混乱,思想上的空虚。这样你们就越来越糊涂。比如对于没有定语的,而又不是工农家庭出身的青年怎么办呢?对于这个问题,你们是没有答案的。   退一步说,你们加上了定语,我们暂且认可吧。那么,试问:“甘当资产阶级的殉葬者的金童玉女”的出身好的青年——例如联动分子——能不能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呢?无论现在你们和这帮家伙怎样联合组织“批判《出身论》联络站”,在那里暗递秋波,恐怕你们口头上也不敢承认这一点。用中国人的话,简洁地说:坚持反动立场的(哪怕是出身好的)青年,也不应该享受平等的政治待遇。可见,这里只是坚持反动立场的问题,而不是家庭问题。只是表现问题,而不是出身问题。只是定语问题,而不是主语问题。是你们把本质的东西变成了定语,把非本质的东西当成了主语。因为自己的谎谬,而在那里“怒不可遏”,这个脾气可真发得没道理。   你们或者会大叫:出身好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几乎没有呀,出身不好的人坚持反动立场的几乎全部呀!应该说今天坚持反动立场的青年无论什么出身的都是少数。这在本文第一部分已经谈过了。现在再退让一步,就说即使如此吧,也只要提出“凡是不坚持反动立场的青年都应该享受同等的政治待遇”这一个口号就可以了。因为照你们的结论,只要这样一提,自然而然就把出身不好的人排除了,把出身好的人留下了。你们既然认为出身是表现的唯一的原因,表现是出身的必然的结果,那么,表现之中已经包括出身了。用不着把这二者相提并论了。可是你们偏偏要齐头并进。其实,文化革命以来的表现,用不着问老子,自己最清楚。不过你们怕谈表现。因为一谈表现,你们就吃亏。对你们这一小撮人,不拉出身这面大旗做虎皮,岂不露出庐山真面目?特别是对于你们的联动“小将”,这就更不利。   那么,是谁“为害人虫混进革命阵线进行活动提供了组织路线”呢?不是别人,正是你们。   是谁在挑拨关系呢?不是别人,也正是你们。为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请听你们自己的歇斯底里大发作吧:“我们就是要考验你们!”“你们”——根据下文,是指出身不好的青年,那么,“我们”是谁呢?是“铲除”《出身论》的英雄们吗?这些英雄哪里比得上郑兆南、王光华、陈里宁这样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你们还要考验人家,配吗?如果,这里的“我们”是泛指出身好的青年,则又大错特错了。出身好和出身不好的青年,都应该接受党的考验。可是,他们中间,不存在什么特权,不存在一个是考验别人的阶层,你们分出了这样的阶层,不是挑拨关系又是什么呢?   帽子之二是“为彭氏路线喊冤叫屈”。什么是“彭氏路线”呢?照你们的说法是“抽掉了重在表现的政策中的阶级内容,而把‘重在表现’变成了‘重在表面’。”或者说,是“剥削阶级子女受修正主义宠爱”,是“不讲出身”。这是最疯狂地颠倒了历史!如果说什么是“重在表面”,那么,只问出身,不问表现就是最严重的“重在表面”。因为出身是非本质的东西,出身和阶级内容实在没有什么关系。只有成分才是和阶级内容有关系的。即如你们,对于出身好的联动分子那样客气,而对于出身不好的不问其表现如何都那样霸道,实在就是典型的“重在表面”。   血统论既然被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利用的那样顺手,那么,这个古已有之的东西,也不会不为修正主义集团所利用。血统论的作用,就是缩小革命队伍,扼杀革命热情,制造人为的对立,产生不可逾越的鸿沟,哪一个反革命分子不欢迎这种东西!   我们在《出身论》中“受害问题”里举出了大量的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例,这都发生在彭真集团统治时期。今天本报发表的这一篇调查材料,也发生在文化革命之前。有无数事实证明了旧团市委推行的是“唯出身论”的反动路线。这都无可辩驳地说明了修正主义集团和血统论结下了怎样的不解之缘。   我们控诉彭真集团形“左”实右地推行血统论,你们则说没有那么一回事。请问,这到底是谁“为彭氏路线喊冤叫屈”呢?是我们还是你们呢?   你们颠倒了历史,但历史是忘得了的吗?问题不在于历史,而在于现实。你们为彭真集团翻案,把他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罪行,美化为实行了一概平等;把他不讲党的阶级路线,美化为执行了党的阶级路线,其目的不是别的,正是为了让反动路线推行“血统论”,继续歧视、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并使它合法化,同时也为了减轻你们过去迫害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罪责!总之,你们是想推行比彭氏形更“左”实更右的修正主义路线!你们最恶毒的是,竟把修正主义集团欠下的这一笔血债记在党的帐上!   是谁告诉你们,彭真集团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是现实吗?非也!是中央文件吗,中央确实发表过一篇社论,谈到彭真的招降纳叛。可是,这里指的降和叛,不是出身,而是成分。指的是彭真招降了一些无耻叛徒,反动权威,蜕化分子,奴才走狗,哪里说的是出身?于是,头脑简单的除花勇士们又迷惘了,既然彭真招降的是一些资产阶级份子,又怎么可能迫害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呢?如果,你连这也迷惘,那么,你可以回答一下,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推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情景。这总没忘记吧?那是千真万确地迫害了剥削阶级子女了吧?告诉你们,这恰好证明了修正主义集团和广大的剥削阶级子女不是一个阶级范畴的,正和广大的出身好的青年与修正主义集团不是一个阶级范畴的一样。那么,是谁告诉你们,彭真集团优待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呢?   不是别人,是刘邓路线。是刘邓路线指使他们的喉舌,所谓新改组的《北京日报》告诉你们的。翻开那时候的报纸一看,北大的孔繁不是大喊陆平优待“狗崽子”们吗?从此开了先声。至于孔繁是什么东西,现在大家都了解了。随着《北京日报》歪曲事实的报道,大规模地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丑剧就演出了。“对联”问世了。血统论变本加厉了。回顾历史,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今天以《旭日战报》为首,召集了三十个学校,大为彭真翻案,莫须有地大讲出身不好的青年“趁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纷纷出笼,他们自称‘左派’,打着‘造反’的旗号借批判形‘左’实右为名,行攻击党的阶级路线,打击工农子女之实。”好一幅不准人家革命的赵太爷的劲头!今天有哪一个出身不好的青年专门打击工农子女了?工农子女也有左、中、右之分,工农子女和非工农子女一样,既不是一个阶级,也不是一个集团,假使有个别的工农子女顽固地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理应所有的子女(当然是要革命的子女)共同打击之,其实这并不是打击工农子女,而是打击反动路线。你们把打击反动路线当成打击工农子女,这是对工农子女最大的诬蔑;你们又以工农子女为幌子,不许人家打击反动路线,实际上是肆无忌惮地包庇与袒护。你们颠倒历史的最终目的,就在于此。你们和修正主义集团,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一丘之貉!   历史是绝对不容许颠倒的!小心你们会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帽子之三是“拼命地鼓吹反动的‘阶级熄灭论’(疑是‘阶级斗争熄灭论’,不过,对于这帮不学无术的家伙们,错了一个术语也算不得什么怪事),鼓吹谎谬的‘阶级调和论’。”   在我们的《出身论》中,一直是强调阶级斗争的。我们强调无产阶级与地、富、反、坏、右分子的斗争,强调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斗争,强调了与反动路线的斗争。我们所没有强调的,所不赞成的,所激烈反对的,是“出身好的青年与出身不好的青年之间的斗争”。我们说,这是人为的鸿沟,理应填平。   但是,“聪明”的该文作者,说我们这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这就是“阶级调和论”!在他们看来出身好与出身不好的青年是两个对立着的阶级。   这个帽子,提出了一个很发人深省的问题:将来的阶级斗争规律是什么?   毛主席告诉我们:阶级斗争将要贯串整个社会主义的始终,阶级斗争要持续五代到十代。   今天的阶级敌人诚然是地、富、反、坏、右分子,是剥削阶级分子。那么,下一代的阶级敌人是谁呢?解放快十八年了,上一代已经遵照自然法则而将近老迈了,下一代却成长起来,逐渐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各个部门唱主要角色了。对于下一代,阶级斗争的对象是什么人呢?这个问题确实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反动对联告诉我们:“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阶级敌人有了。老一辈一死光,他们的儿子就会是阶级敌人的替死鬼!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点也不甘示弱,他们追随反动对联之后,继续把剥削阶级子女当作新的阶级敌人看待,谁替剥削阶级子女说话,谁就是“摇旗呐喊,为那些牛鬼蛇神,反革命夺权制造舆论准备。”   阶级斗争的规律当真是这样吗?   毛主席亲手拟定的十六条告诉我们,革命的依靠对象是“广大的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干部,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看来,主力军并不只是出身好的人。   那么,革命的对象,即阶级敌人是谁呢?过去揭出来的敌人姑且不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看来,这个新登台的阶级敌人,也还不是出身不好的人。   特别是通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泛滥时期,特别是通过西赳、联动骚乱时期,我们更进一步看到以出身来划分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够多么荒唐!   歧视、排挤、打击出身不好的青年,绝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而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他们之中的一部分接班人)的阶级斗争。将来的阶级斗争规律是什么?经验告诉我们,否定式的回答要比肯定式的回答容易一百倍,我们择易而行,可以这样回答,绝不能把唯出身论当作下一代阶级斗争的规律。   而以轻院为首的这一小撮人却以“血统论”代替了阶级斗争的学说,以血统论代替了阶级观点。从而搅乱了阶级队伍,放跑了阶级敌人。这才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这才是典型的“阶级调和论”。   我们记得林彪同志的教导:“没有阶级观点,没有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右倾思想的根源,是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最根本的根源。”不难得出结论,所谓的“批判《出身论》联络站”正是一群满脑袋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的蠢人。形“左”实右,是严重的立场问题,而不是认识问题。   《旭日战报》发表的这篇“臭文章”(这都是借用原话),通篇没有提血统论的一条罪状,没有列举血统论的一条表现。但为了遮掩他们色厉内茬的本质,在文末居然也喊出了“打倒反动的血统论!打倒反动的《出身论》!”足以使不明真相的人迷惑,以为《出身论》就是血统论。实际上,什么是血统论的活化身呢?这篇洋洋大观的铲花文章,就是血统论的活化身。它反血统论是假,反《出身论》是真。因为《出身论》嗅出了他们思想深处血腥的血统论的秽气。《出身论》当初可以作为进攻西赳、联动的武器,当然更不惧怕你们这群蟹将虾兵。我们既不怕你们的大帽子,也不怕你们的人身攻击,不怕你们沿街卑鄙的造谣!让你们在真理面前颤抖吧!   轻院东方红公社的“大毒草《出身论》必须连根铲除”不只是妄想消灭一篇《出身论》,它是要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继续受血统论的迫害,它是在挑拨广大的出身好的革命青年与广大的出身不好的革命青年的关系,它是在颠倒历史,替彭真翻案,它是在抹杀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没有忘记,前一阶段中央文革率领着革命小将,费了多么大的心血,才扭转了血统论猖獗一时,独霸一面的局面!可是,现在轻院东方红公社及红爆队这一小撮人却含沙射影炮打江青同志,竭力把已经前进的历史拖回来。我们说,他们完全不只是妄想消灭一篇《出身论》,而是怀着狼子野心,企图实现上述一系列丑恶目的。   在新的革命形势下,反动的血统论正在反扑,同志们千万要提高警惕! □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五期 一九六七年三月六日          ∞ ∞ ∞ ∞ ∞ ∞ ∞ ∞ ∞ ∞           出身论之七:为哪一条路线唱颂歌       ——再评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的反动立场            ·北京家庭出身研究小组·   北京轻工业学院东方红公社一小撮人(即《旭日战报派》)摆出一副狗气杀的架式,与该院的另一种小报联合起来,又拾起血统论的大刀,要和《出身论》血战到底了。   他们纠集了三十个学校不多的几个糊涂虫,其中包括他们的联动“小将”,要开“批判《出身论》誓师大会”了。遗憾的是响应者寥寥无几,终于没有告成。他们并不甘于失败,上窜下跳,妄想“以数量压倒质量”,大造声势。在他们特刊一号上,用了六个版的篇幅,非要铲除《出身论》不可。   我们在《中学文革报》第五期上给了他们致命的批判。我们说:《出身论》在理论上是铲除不动的。   聪明编辑们果然不再在理论上碰壁了,他们开始反击《出身论》的第二部分:“受害问题”,我们还记得,是他们说“社会影响大于家庭影响”这个理论是贯穿整个《出身论》的第一线。这次回避了理论,“受害问题”(这是实际问题)又成了“精髓之所在”了。   对于他们的朝令夕改有什么办法呢?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顽固专门学校毕业的人总是顽而不会固的。   好,你们要辩论“受害问题”,我们就辩论“受害问题”。不过,事先告诉你们,稻草是捞不到的,这正好会暴露出你们的“精髓”。   “受害问题”这一节,举出了工厂、农村、学校、街道等各方面大量的事例,证明出身不好的青年,不仅不象刘、邓路线控制的《北京日报》所说的,是受修正主义集团的宠爱,相反的,他们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你们承认不承认这些都是事实呢?这是根本没有办法否认的。但你们说这是“特例”,“特例就是诡辩”,于是你们就以阿Q精神得胜还朝了。   不过,要反驳我们,总得举出相反的例子呀!说起来令人寒心,你们有关社会方面的例子只有两个,我们原封抄在下面。   其一,“在控诉彭真集团时,京郊的贫下中农愤怒揭发道:彭真之流,在四清运动中大喊大叫什么以后地富子女叫什么名字,需要研究,总不能叫他们地富子女吧?他们还别有用心的起了‘新式农民’之称。贫下中农还揭发了彭真之流在一个生产队以搞《青年联合会》为名,不仅吸收了百分之三、四十地富子女,而且还让一些地富子女掌握了《青年联合会》的各个环节。复查时,还改划了一批地富子女为‘劳动者’,企图使青年一代混淆阶级界限。”   其二, “有的贫下中农这样说:以前他们(指地主)的孩子上洋学,咱们上不起,现在还是他们的孩子能上学,咱们还是不能上……,这也许是个特例,但是值得深思!”   第三个例子呢?没有了。但他们的结论是得出来了:“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这可不是因为他们草率,而是因为人家“不必多费笔墨的缘故。”   无论是从我们长时期的社会调查的结果中,还是从全国各地广大农村青年的成千封来信中,本来很容易挑出大量事例证明你们在说谎。不过,因为我们的“特例”都是诡辩,不如你们的“特例”那样“值得深思”,看起来,这样作的结果,对你们的花岗岩脑袋不会有什么好处。   那么,请听我们问几个问题,看你们能不能回答?   去年夏天,当我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南,写出《出身论》,进攻猖獗一时的血统论的时候,你们还在沉睡,或者说正在帮凶。无论那时还是现在你们都没放过一个屁。谁都知道,你们轻工业学院在“辩论”对联的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一边倒。在白色恐怖下,几乎没有一个“黑五类”子女不承认或不默认自己是“混蛋”,也没有一个“红五类”子女不承认自己是天生的“好汉”的。当然了,你们东方红公社诸公也“绝对如此”。按理说,血统论统治得这样结实的地方,在今天大家都批判血统论的时候,应当有所作为,那怕写一篇文章,装装门面也好。但你们却连这一点表示也没有。这是为什么?   或许如你们所说:“谭氏路线要反,彭氏路线也不能放过呀!”先说说你们思路的糊涂。谭力夫不过和你们一样,是从蠢人堆里挑出来的区区大学生,他算得了“什么氏路线”?就说有个“谭氏路线”吧,它和“彭氏路线”究竟又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可以告诉你们,“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围绕着我们党的每一次政策,都进行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条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那里还有什么第三条路线呢?   再退一步,就如你们所说吧!“谭氏路线是形‘左’实右路线,彭氏路线是形右实右的产物。我们总得杀退两边进攻的敌人啊!”为了给批判谭力夫讲话及其所代表的反动血统论的人加上一个罪名,你们不惜把彭真算作谭力夫的对立面,从而把他的“形”也变“右”了。你们真正觉得谭力夫形“左”实右吗?未必。不过事情相隔不远,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下,刚刚将“谭氏路线”置于死地。大家对谭力夫讲话的流毒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的事件也还记忆犹新,这时候,你们不得不咬着牙根说,这是从“左”边杀来的“敌人”。但彭真迫害这些青年的事件就数这一些了,大家的印象可能淡漠了,这时你们便指鹿为马,把彭真说成是形右的,以为搞了这样的把戏,就可以作为你们打击反对血统论的同志的借口了。不过,我们要问:彭氏路线真的形右实右吗?   党中央通过它的刊物告诉我们:彭真集团推行的是形“左”实右的路线。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也说:“联系到……1964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请问,你们是和谁唱对台戏?   你们的那两个特例,是想说明彭氏路线不仅是本质上的右,也是外形的右。请问,这个形“左”又“左”在何处呢?   你们回答得了这几个问题吗?   颠倒历史的人,是不会有好下场的。让我们回顾一下1964年以来的历史吧!   1964年5月,党中央和毛主席又一次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毛主席指出,正确理解和处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领导和团结全党,领导和团结全体人民群众, 顺利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   那么,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毛主席分析了几个大的方面。综合起来看,第一是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的复辟活动、恢复封建的宗族活动和利用宗教和反动会道门的活动;第二是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第三是雇工剥削、放高利贷、买卖土地的活动;第四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倒把的活动;第五是贪污盗窃分子,蜕化变质分子的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有没有单单把地、富子女提出来呢?   没有,一条也没有。到了1964年9月,为了对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由彭真亲手炮制,刘少奇亲自批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即后十条)出笼了。在这株毒草里,就把毛主席的阶级斗争学说“修正”得面目全非了。修正主义分子首先否认被腐蚀的干部篡夺领导权的活动。该文件说,即使是那蜕化变质的5%,“他们同阶级敌人还有区别,对他们应当采取教育、改造、团结的方针。”只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劳动人民”。其次有否认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投机倒把的活动,并且不准许向雇工剥削等现象做斗争。该文件说,不应该给当时猖狂地进行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富裕中农戴上资产阶级份子的帽子,甚至不应该和他们进行必要的斗争,并百般包庇这些人,还让其中“公认能干”的,继续担任基层组织的主要领导职务。接着又混乱无产阶级先锋队和阶级队伍。对于那些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可以不讲“成份”(注意,是本人成份,而不是家庭出身),而只能根据抽象的“德”、“才”标准来衡量他们。同时,那些贪污盗窃、蜕化变质的“贫下中农”,也还可以是“依靠对象”。把修正主义分子提出来的政纲和毛主席的阶级斗争的几大表现对照一下,就不难看出,他们把本质上的许多东西抽去了!那么,阶级斗争还剩下了什么呢?只剩下他们不敢更改的“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复辟活动”这一方面了。   但是依照宇宙的自然法则,到了1964年,这群地富分子很多已经是垂暮之年了。他们一死,别的剥削分子又都被否认了,岂不是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吗?这和毛主席的教导“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不是公开顶牛了吗?为了掩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就是掩护他们自己),为了掩护真正的,新兴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打着红旗反红旗,为了迷惑视听,这群修正主义老爷便人为地造成了一个阶级,那就是“出身反动的青年”!该文件分析约占农村人口10%(其实远不只此)的地主、富农子女的政治态度和思想状态时说:少数人受家庭影响很深,或者有杀父之仇,对党和人民有刻骨的仇恨,进行阶级报复。这就是新的阶级敌人。多数呢?“同自己的家庭划不清界限,对劳动人民缺乏感情,还站在十字路口”。这就是新的特殊“阶级”。当然也可能有极少数,“政治上要求进步,向劳动人民靠拢,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但即便是他们,也“一律不能担任本地的基层领导干部,一般也不宜负责会计员、记分员、保管员等重要职务。”不用说地富子女本人,就是和他们通婚的干部,也要“抓紧教育”。以上这些,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阶级斗争的“创造”。可见,最先提倡“血统论”的,最先提倡“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也正是修正主义分子。   《旭日战报》派说:“出身反动的青年历来是修正主义集团所宠爱的”,是不是指的以上这些规定呢?你们还要“左”到什么地步呢?非得把地富子女全部搞成敌对阶级不可吗?   那么我们要问,究竟怎样划分阶级?毛主席告诉我们,划分阶级有两个标准。一是经济地位,二是对于革命的态度。难道在解放后长大的出身不好的青年,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地位吗?没有。那些真正具有特殊经济地位的,比如投机倒把分子、雇主分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反而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那么,是根据“对于革命的态度”才视出身反动的青年为敌人的吗?也不象。假使真的以此做标准,首先那些蜕化变质的干部,那些贪污盗窃分子,那些搞资本主义复辟活动的人就应该算做敌人了。但这些人又被修正主义集团包庇掩护了,何况,把出身不好的青年的大部分算做“站在十字路口”、“划不清界限”的集团,也是完全违背毛主席的教导的。他老人家和他的战友们多次告诉我们:大部分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这样看来,把“出身反动的青年”算做下一代阶级斗争的对象便毫无道理了。其实,这也只是出自真正的阶级敌人的政治上的需要而没有一点无产阶级政治原则的。   把敌人拉进来,谓之“实右”,把自己人打出去,谓之形“左”,这就是我们在《出身论》中所分析的:“他们肆意包庇地富反坏右分子,包庇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把资产阶级权威老爷拉进党内,给某些五类份子厚禄高薪,和他们大讲和平共处。反过来却迫害出身不好的青年,迫害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接班人,这不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又是什么呢?”《旭日战报》及其同伙清华附中的联动分子,两次为这一段“笑掉大牙”,但是我们偏偏把这一段再写出来,直到你们的大牙一个也不剩为止。   我们也觉得可笑。但我们笑的是:所谓谭氏与彭氏,所谓的彭氏与你们,是何其神似!更可笑的是,谭力夫和你们这群小丑,一起在那里拾彭真的余唾,却还把自己打扮成反彭的英雄!怪不得在最近一次辩论会上,你们还公开为谭力夫讲话辩护呢!   修正主义分子的好梦是不长的。毛主席在一九六五年一月亲手拟定了“二十三条”,及时扭转了这个局面。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斗争的矛头不再指向出身不好的青年了,却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决策人和他们大大小小的喽罗!在这一纲领性文件中,只字没有提出身不好的青年是怎样的走在十字路口,相反的,即使对于他们的老子,还规定:“要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帮助他们重新做人。”又说,“十多年来,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富反坏分子,已经戴上帽子的,可否摘掉帽子?没有戴帽子的,可否不再给戴?”请看,二十三条中对待地富分子态度,恰好就是修正主义集团对待地富分子子女的态度!同样的文件,还有1964年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的五项标准,这里也丝毫没有提出身。这就是说,无论什么出身的青年,只要你按照五项标准去作,就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接班人。   回顾这一时期的历史,我们不禁高呼: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你是多么英明啊!   但是阶级敌人并不死心,他们还在煽阴风,点鬼火,他们的影响也远没有肃清。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展开殊死的搏斗,血统论、唯出身论这些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货色,就赤膊上阵了。请看:   刘少奇一九六六年八月的讲话吧:“他们(指地、富、反、坏、资)的儿女要报仇呀!有杀父之仇儿子不报孙子还得报。”又说,“对他们的子女……要提高警惕。”还说,“有些家庭出身不好,他们有些人反党反社会主义。”甚至对在场谈话的多年革命的老干部,还这样讲:“你们情绪不对,有几个地主家庭出身的,你们的思想感情不对,值得警惕。”(见北京建筑工业学院《八一战斗团》的材料)。我们都还记得刘涛的检举吧?她说:当她向刘少奇汇报“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被同学奉若神明的时候,“刘少奇微笑地听着。”按理说,出身地主家庭的刘少奇,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他的老婆,本来应该不爱听“老子反动儿混蛋”的。不过,他们听了还是很高兴。因为具体到自己,那是“值得人深思”的“特例”。当然,对于大多数人,可就“基本如此”了。要举出郑兆南、王光华这样的例子呢?那可又成了“诡辩”的特例了。   这是很能够说明问题的,这都说明家庭出身是非本质的东西。强调家庭出身,并不等于强调阶级斗争。再重复一遍,本人出身,即阶级出身,即过去的成份,当不在此例。我们反对血统论,就是反对修正主义,血统论和修正主义决不是毫不相关的东西。   可敬的《旭日战报》一小撮先生们,却张牙舞爪地大喊大叫:“把出身放在第一位,这是党的政策!这是阶级观点!”请问这是谁家的党?什么阶级的观点?当修正主义集团在出身问题上和毛主席对抗的时候,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围绕着阶级政策决战的时候,你们究竟是站在那一边?你们是为谁唱颂歌?   也许你们会不服气。“我们是为修正主义路线唱颂歌吗?我们不是把修正主义的头子彭真(的名字)排成了头朝下吗?”的确,你们是这样做了。我们早也没有把你们看得多高明。你们纵然很反动,但真的到了“抚哭叛徒的尸体”的时候,你们却还没有那样一分狗胆。你们有的只是“狼性”。据说阿拉斯加有成群奔驰的饿狼。当它们的头目因为多消耗了体力而精疲力尽的时候,它们就把它吃掉,再往前奔跑。你们正是这样做的。你们可以毁坏修正主义分子的外壳,但你们却拼命保存他的精神。你们的愿望就是,彭真可倒,刘少奇可倒,但他们印在你们头脑里的思想,他们为你们制定的反动路线,却要永远传下去。而你们竟说:这是“党”的声音!这难道不是为反动路线唱颂歌吗?   当我们的《出身论》到了农村的时候,革命的贫下中农子弟写信热情地支持我们,地富子弟也是十分赞同的。他们说:“读了《出身论》,知道党和毛主席是爱护我们的!迫害我们的是修正主义分子!我们要高呼:毛主席万岁!”我们饱含热泪读着这些信件,但你们这一帮无耻的小丑,却嚎叫:“就是不给出身反动的青年以平等,就是要无限期地‘考验’他们!”而你们竟说,这就是党的政策!   你们的嚎叫根本不是党的声音,这是彭真1964年9月已经喊过的,是刘少奇1966年8月还在喊的,你们是为他们唱颂歌!可惜“时兮时兮不再来”,如今你们的颂歌已经是回光返照,已是无限空虚,无比忧郁的垂危着的挽歌了。不过你们也不是没有自知之明的,你们在同党的政策对抗的时候,尽量把自己摆在“左”的位置上,认为失败以后,还可以落一个“认识问题”,而并非立场问题。你们错了!形“左”实右,本质上是右,还是立场问题。谭力夫不是立场问题吗?他何尝不如你们聪明!你们的立场是十分反动的。   历史早就给了我们沉痛的教训。1930年,当以毛主席为代表的党中央批判“立三路线”的“左”倾路线时,王明等假革命派却批判“立三路线”的“右”,从而庇护并发展了“立三路线”,给革命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今天,毛主席又发起批判彭真集团执行的形“左”实右的路线,而刘少奇却利用他的宣传工具,说彭真执行的是形也没有什么“左”,倒是实右形也右的东西,接着便有《旭日战报》、《教工战报》……一群英雄好汉,跟在刘善人屁股后面跑。请问,这究竟是为哪一条路线捧场呢?   若不彻底清算历史上的错误,就会有重演历史丑剧的可能。我们是不怕你们的各种卑鄙的攻击的。“当着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我们就指出,这不过是暂时的现象,曙光即在前头。”   让暴风雨来得猛烈些吧! □ 原载首都《中学文革报》第六期 1967年4月1日 (第二章完,待续:第三章 怀疑一切:从怀疑反革命到怀疑最革命) ———————————————————————————————————— 本期编辑: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校对:      钟 超(美 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月 边(芬 兰)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李健民(澳大利亚)〈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赵 桦(美 国)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 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 国) 〈cnd-cm@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 SUB(或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 SUB(或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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