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      ◆    一九八九民主运动及“六·四”十周年   ◆      ◆         纪念专集(八·下)      ◆      ◆                        ◆      ◆◆◆◆◆◆◆◆◆◆◆◆◆◆◆◆◆◆◆◆◆◆◆◆◆◆             SUPPLEMENT TO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增刊 第一八○期 ——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9905d2) ———————————————————————————————————— ⒈【不敢忘却】 六四回忆录                    海 明         她是谁?她活着吗?她在哪儿?           邢 村         八九民运在底特律                 旧 旧 ————————————————————————————————————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  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  来稿请寄:HXWZ@cnd.org。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请只用  电子邮件寄纯文本文件。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  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除非本刊另有安排,不得转载。如欲以公用目的网络服  务站对本刊进行收集存档,或以任何方式对本刊再传播,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并取得授权。未经本刊许可,不得利用本刊或本刊存档从事任何形式的营利性  的或收费的活动(包括广告宣传在内)。 ———————————————————————————————————— 【不敢忘却】                 六四回忆录                 ·海 明· 〖上接zk9905d1〗                  十一   昨夜枪声大作时。在和平环境里居住几十年的大部份人都没有意识到会有多严重,以为最多也就是橡皮子弹。很多人家里亮着灯就趴在窗户上往外看。我母亲经历过二次世界大战,有许多亲身经历的实在经验。当时就喊“快关灯!快关灯!”左邻右舍的几家很快都关了灯。   士兵们被授予了在京城里开枪的权利。如果说这场运动在千千万万参加的群众中会有几个不会掌握政策,有所过激行动,甚或是趁火打劫的也并不为过。如果因此就可以否定这场运动长达七个星期的和平性质,那么,在得了开枪命令的上万士兵里,进了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又是在晚上,谁知道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心理活动,又会有什么样的举动呢?谁又能保证士兵们开的每一枪都是为了向市中心推进,为了占领广场,为了在北京实施戒严呢?简言之,在那种条件下,无法保证士兵们开的枪都仅仅是为了实现最高政治领导的战略意图。   西长安街沿线好些亮灯的家里打进了子弹。最高监察院某一副监察长的女婿就是在木犀地临街的家里中弹身亡的。他是到窗户临街的厨房去给他的孩子拿牛奶时被从窗外射进的子弹击中的。另一个女孩因趴在亮灯的十几层楼上的窗口往下看,就被子弹打穿了脖子。还好她捡了一条命,却留下了疤。后来我亲眼见过她。脖子前面子弹进去的孔(疤)小,脖子后面子弹出来的孔(疤)大。这是否为说明士兵使用了何种子弹有所帮助,我不懂。只能请专家们来判断。   我不能相信这些都是流弹所为。为了扫清阻拦部队前进的人群,开出的枪也不可能向高楼上飞。更何况还这么准。我认为这些打到亮灯家里的子弹是来自瞄准的射击。只是这些射击的动机是什么?我们也许永远不可能知道了。但我绝不排除只是为了一时兴趣,就是为了好玩:你京城里的人可以趴窗户看着玩,我也就可以(而且也被允许)开枪打“猎物”打着玩。或者会是其他任何一瞬间的心理活动所驱使的。我倒是很想听听当事士兵来叙述,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有什么样的上级命令及暗示,以及在什么样的内心活动下开的那些枪。   戒严部队中还有从中越边境战场上下来的。在那儿他们与越南人打得一点也不痛快,既不能宜将剩勇追穷寇,也不能挥刀血刃杀顽敌,甚至连有没有消灭又消灭了多少敌人都不清楚。这次在京城可是痛痛快快地打了一个“大胜仗”,让“敌人”毫无招架之处。其实这场民主运动的参加者们在自己被打杀之前从来就没准备与谁进行武力的对抗。   6.4死了多少人,各个人死的情况,丁子霖教授通过艰辛的调查掌握了很多材料。在这里我只想讲一下我所了解的清华死亡学生的情况。清华有两个学生是在西长安街一线中弹身亡的。他们中的一个被打中后还清醒,并相当平静地对在场的同学说:“我被打中了。”这个从未经历过战争的残酷和死亡的恐怖的年轻而天真的学生,对于政府会用如此极端的手段毫无思想准备,当时都不理解被打中了意味着什么。在这两个死亡的学生中,有一个是段祺瑞家族的后代。如果他对祖上有过研究的话,他应该知道政府对于枪杀它的臣民从来都是不手软的。只是我们受了太多的宣传,太相信当今的政府是如何与以往历届政府都不同,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结果他就被这个政府下令的枪弹所射杀。   另一个清华学生是在前门一带与戒严部队发生冲突。当他已经躲到一条胡同里后,士兵追到胡同口开枪把他击中的。对于这种追杀我也很难理解是实施戒严的必要。   在官方的统计报告中,清华只死了以上三个学生。其实清华还有一个死亡的学生,只是他的死是到了很晚才得到确认的。他是一个从外校考到清华的博士生,在清华待了还不到一年。他失踪后,亲属和学校也到各医院的停尸间去认过。因为一颗子弹是从他下巴底下射入头部射出而使他的面部不可辨认。我想任何人的亲属也极不愿意相信这就是他们的家人。他身上也没有任何身份证明,只是有一串钥匙。最后决定拿这串钥匙到清华的宿舍试一试。据说试的人随着钥匙在锁中卡哒一声的转动,他(她)的心也一下就沉了下去。这才证明了好久没有被人认领的这个死者就是清华失踪的博士生。这里还请注意,从子弹射入的部位和角度可以判断他是在躺倒在地上以后才被击中的。   我虽然很想知道每一个士兵在向群众开枪时的心情与想法,也希望时到今日他们会有良心上的自责和追悔。但我并没有要去追究那些士兵的责任。最应该被追究责任的是没有积极解决政府的官僚腐败、政策失误、专权统治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没有努力寻求与学生和群众的基本共同点(如果还是从为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和人民的好心而出发的),却做出坚决武力镇压的决策者。谁也不应该用他们可能有过的任何功绩来遮盖和掩饰这一历史的罪责。而且这一罪责也不因死亡人数的多少而有本质的变化。因为确有人在死亡的人数上大作文章。所有在这次事件中死去的,不管是学生群众还是士兵,都应该有权利在这个世上活下去,又都是这一决策的牺牲者。如果我们有可能对所有死亡的学生、群众做案例调查的话,他们大部份都会象丁子霖教授的儿子那样,既是非常年轻、又相当优秀,会是中国社会未来的栋梁。死者没有一个是暴徒。真正又暴躁又屠杀的就是决策的制定者。因为这个决策使基层部队对运动产生了很大的疑惑和相当的抵制;还有实施这个决策的督战者,就是他们下令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发动军事进攻,造成全面敌对状态,死了这么多人的。   我们到了我母亲家里没多久,就听说坦克在六部口碾死了人。坦克冲着学生们碾我们是亲眼看到的。我们甚至就很可能也确实差一点就成了坦克履带下的死鬼。我们急着和回清华的人通电话询问有没有我们认识的朋友被碾在下面的。在校的朋友也非常担心我们的安全。我们认识的朋友里倒是没有被碾着的。但是坦克碾了人是确凿无疑的。我还是很不明白,已经占据了广场的军队,还要用坦克追着学生并碾死学生。这真是为了实施戒严的战略部署而必要的杀生吗?                   十二   6.3夜里留在清华的袁夕等几个朋友也以为我们在广场的人是不能活着回来了。他们一边大哭一边骂地把手边的瓶子都从楼上的阳台砸到外面的地上去了。砸瓶子一方面就是发泄内心激愤的情绪,另一方面本身也就是一种政治口号。   6.4回到学校的清华学生在西阶教室召开会议。在历经政府开枪镇压,坦克碾人取乐,同学有死有伤之后,年轻的学生们怒火中烧,热血沸腾,讨论的是如何与政府的恶举继续进行斗争,有必要就转入地下。清华校领导有人在场旁听。在场的几位校级领导对学生的心情表示理解并婉言劝学生不能采取任何暴力行动。要知道他们也可以把这些学生交给戒严部队当作暴徒处理。当然他们要这么做了,以后也就别想在清华学生中能有任何威信了。清华领导和其他几所高校领导曾联名上书中央希望政府尽快采取措施结束这场学生运动。我相信他们也没有料到也不希望看到政府采用了现在这种措施。   清华当时的校长张孝文听说还是第一个高校的校长亲自到各医院认自己学校的学生。后来还参加了被打死了的同学的追悼会。   6月5日,一辆车载着一个被打死的只有七八岁男孩的尸体到几所高校里游示。遇难孩子的母亲也在车上守着她的孩子。在突然丧子的巨大痛苦冲击下,她变得完全木呆了。既没有哭泣,也没有控诉。我却觉得她的空白(这个世界对她来讲再没有任何意义)和木呆比有声的哭诉更让人感到凄凉和震撼。   清华在主楼大厅里设了一个灵堂,来悼念所有在戒严屠城中死去的人们。蔡敖他们买了一匹白布从楼上的窗口一直垂到楼外的地面上。   有一个推车在街边卖衬衣的。我先想人们的经济活动还真不受政治乃至有生命危险的影响。再仔细一看他们卖的是白色和黑色的衬衣。我也赶紧买了一件黑衬衣穿上。我的一位朋友见到后说:“你怎么还这么敢呢!”这些都是我们对杀人政策的无声抵抗。   其实在6.4之后的最初几天里,戒严部队只控制了西到复兴门,东到建国门以内的市中心。直升飞机不断地在郊外与广场之间往返。看起来陆路交通还不被戒严的指挥者所信赖。这也才有群众在6.4和6.5烧军车。请注意时间上的关系和被烧军车的地理分布。戒严部队是在6.3夜和6.4凌晨大规模开枪的。而军车是在戒严部队已经占据广场开过枪杀过人之后被烧的。更甭提大部份军车还是在那些开车到位然后弃车的军人指导下烧的。被烧的军车又主要是在从礼士路到军事博物馆一线。   在那几天晚上,时不时会有零星的枪声,还有群众在楼里向外大声地喊口号。6.6日半夜,复兴门立交桥附近突然枪声大作,持续了几十分钟。后来听说是几个年轻人在铁桶里放鞭炮骚扰在立交桥上驻守的戒严部队。戒严军人狠命地回击了一通,也没有找到具体的目标。   6日白天时,我有意绕道从复兴门立交桥旁走了一下。立交桥上八辆坦克向着四个方向扬着炮口。士兵们在用浇花的橡胶水管接水洗脸。他们好象几天里都没有后勤的支援。后来他们几人一起端着枪到礼士路口的一家食品店搞吃的。吓得群众都躲得远远地观望。   最让人焦虑的是几天来中央领导也不露面。从立交桥上坦克的布阵来看,他们针对的也不象是学生和市民,而是与他们有同等作战能力的其他军队。中央上层也不那么统一,对于局势也不敢说是完全掌握了。他们在担心军队中会有拉出来造他们反的。如果军队之间干起来的话,那将完全不同于镇压学生和市民了。   北京城里有人开始惊慌。加上那几天里北京还时有停电停水的情况,北京已经让人感到非常不安全了。我的姐夫已经在想把老人和孩子送到外地乡下去避一避。只是他自己的父亲和我的母亲都不想离开北京。北京毕竟是他们这些老人居住了几十年的家了。   高自联在此情况下也发布了空校宣言。外地的学生能回家的都回家了。这时候离京也确实像逃难一样。北京站不敢走。有点钱距离远的坐飞机跑了。其他人想办法到永定门或丰台去坐火车。我们的几个朋友们就是先向北,出了张家口,然后才往各自的家乡跑。   没有回家的学生也不敢住在宿舍里。许多老师都把没有回家的学生接到自己家里避一避。学生宿舍区里,学校确实是空了。各个学校也不希望戒严部队进驻。清华率先把教师组织起来护校,表示不需要戒严部队的帮助就能维持学校的秩序。我也被排班在校门口值勤。清华平常是随便出入的。现在则要出示证件。清华团委的一位干部看我值勤觉得有些滑稽或是觉得我是不是有些投机,讥讽道:“你不是在广场上声嘶力竭的吗,怎么现在在这儿干呢?”大概她真的认为我这样的是惹事之徒,该由戒严部队抓起来。这样天下也就太平了,他们就可以专心从事他们的事业了。只是他们的“事业”是什么?我实在不是很理解。                   十三   终于,6月9日邓小平接见了戒严部队干部并在电视上播出。看来局势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全国各地的领导陆续发电表示对中央的拥护。北京的戒严也才真正地在全市实施,并且实施得非常彻底。在北京的每一个路口,都有两名以上的军人荷枪实弹地站岗值勤。   在接近市中心的长安街两侧,6.4后留下了上百辆自行车。都是那天晚上在长安街一线阻拦军队或在广场坚持到最后的人留下的。现在被收捡堆放在一起,说是让人来认领。可是没人去领。谁都知道去领自行车就是自投罗网地说你是那天阻碍戒严的暴徒。我很庆幸我算是及时地推走了我的自行车,不然的话我现在也肯定不敢去取了。   11日晚,蔡敖、袁夕和我一起在蔡敖的宿舍里看电视上播放对21位学生的通缉令。这次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学生领袖尽在其中:王丹、吾尔开希、柴玲、刘刚、王超华等。清华有三位学生榜上有名:周封锁、张铭、和熊炜。很清楚,现在不仅是要秋后算账,而且要抓一批人。把这一事件的所有责任都由他们来承担。   这21个仅是前奏,后来又抓了许多,不再只是学生,社会各阶层的都有。只是没再在全国范围公开播发通缉令而已。   看完通缉令之后,我们也担心有被抓的可能。我们当即商量了要做那些准备:有关运动的所有材料都坚壁清野;要被追查时建立必要的攻守同盟。   很晚我才离开蔡敖的宿舍。他的宿舍就在已经空荡了的学生宿舍的顶层。当我下到一楼的时候,袁夕在楼上用已经是颤抖的声音叫我:“老海!老海!”那声音在深夜寂静空旷的楼里显得是那么的凄凉和恐惧。袁夕在喊之前也没有意识到会有这样的效果。不然他肯定宁愿跑下楼追我也不愿意这么叫我了。原来我们还有些东西要处理。   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很放得开的人。遇事虽然容易激动,但并不爱惊慌害怕。就像面对戒严士兵的枪口时,我并没有感到害怕而是感到非常的气愤。对于可能因思想的“犯罪”而去坐监狱,我也是有思想准备而毫不畏惧的。不仅是《红岩》里的主人公们为我树立了榜样,就是我的祖父因几进几出监狱也称监狱是静修的好去处。他曾这样写他在狱中的心态:“几忘却身在这踞天脊地的狱里,恍惚是居天下之广居,行天下之大道的路上,做跃跃进取的工夫哩。”   可是这一夜我却不断地做恶梦。梦与现实交织在一起,一会儿显得那么真实,所有的背景都是我的现实,好像就在真的发生一样。一会儿又很离奇。   梦一:我就在我的床上睡觉,楼下有了一些动静,我听见有人在走动和询问的声音。我先想如何能逃脱。等了等,还没有人来敲门。他们好像在查看是否把从我住所能够走掉的通道都已经把住了。我已经无路而且也不可能逃掉了。我开始想他们会如何对待我,我又应该如何表现才能显出镇静、不失风度、不露惊慌。这一切显得是那么真实,我完全不能把梦与现实区分开来。   梦二:我在一场战争中。敌人好像是日本鬼子,但决不是戒严部队的军人。我不清楚我是在楼里,还是巷里,亦可能都在,总之是在城里打这场仗。枪战打得非常厉害,子弹不断地呼啸而过或打在我的周围。我早就不知道被打中了何处,血流得到处黏糊糊的。在激烈的枪战中我顾不上查看是哪伤了又有多严重,只是在用每一个可能的东西来掩护我自己。   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学生宿舍里用的那种上下铺的铁床。虽然这种床根本就挡不住子弹。我想它之所以在我的梦中出现,是因为它的铁管架子与西长安街几个十字路口的铁管栏杆有相像的地方。而那些十字路口的栏杆中,在6.4时被弹穿了的非常多。直到我离开中国的时候,这些栏杆还没有被换掉,那些弹孔也没有被填补。是6.4时军队沿那条街射击猛烈程度的真实记录。   最后梦中的枪战终于告一段落。胜败不知,在梦中也不那么重要。只知道和几个朋友劫后相逢,我习惯地伸手到衣兜里掏出烟来请哥们儿们抽。拿出一看,烟卷早已被鲜血浸透,用打火机点了好几次都点不着。对于这一细节我醒后乃至如今都久久不能忘怀。记得刚到美国不久,就看了一场电影《致命武器—2》(Lethal Weapon 2)。电影的结尾是剧中的男主角(Mael Gibson饰演的)在历尽艰辛的生死搏斗之后,终于击毙了敌手。他自己也遍体鳞伤、奄奄一息、行动已经非常困难了。既使如此,他还想起来要做的事,就是相当艰难地掏出烟来抽。看到这我就不能不想:我那梦中的一幕比起Mel Gibson的场面来不知要感人多少倍。   其实我是过于紧张。虽然我后来确实是清华教师中清查的重点。但我一直是在校内被审查的,从来还没有被公安系统收留去或落在戒严部队的手里。所以一直还有人身的自由,可以从容地和伙伴们制订攻守同盟。倒是我们的一个朋友张亚非,6.4之后还出了一本地下刊物,在我出国之后被抓起来判了11年。不知道现在是不是出来了。   局势控制住后,学生们被要求返校进行思想教育。毕业班的同学只有在通过了对这次运动的思想认识,并写出文字的思想汇报之后,才可以参加毕业分配。为了做好学生的思想转变工作,学校要求每三到五个同学就要配一名教师帮助他们。几乎所有的教师都被派到各个班级的学生中去作工作。只有我因为不再被信任,也就不能再派到学生中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我当时就自嘲地说“我是入了另册的”。   这一时期,无心做事,开始学打麻将。好几次都打了通宵。很多同学也是如此,读书学习的事都做着没意思。以前觉得自己将来是国家的栋梁,学习上很有自主的积极性。现在想着自己成了动乱分子,也就不再想什么事业和前途,而有一种醉生梦死的感觉,在玩闹中发泄郁闷的情绪。毕业班的学生聚餐。大家在一起吃饭,在一起喝酒;然后在一起大哭,在一起大唱《国际歌》;最后在一起把酒瓶子砸得粉碎。后来北京市下文件不许大家随便唱《国际歌》。学校里也禁止砸酒瓶。   学生中仍然有地下的严肃的政治讨论会。我曾参加过两次。在当时那样的白色恐怖下,这种地下活动当然相当慎密,每一次是在一个不同人的家里。大家不能同时到达,那样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大家零散地显得很自然地分别到达。关上门以后的讨论仍然是激烈认真的。只不过我并不喜欢讨论会中占主流的思想:要保证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入发展;这种发展会造就出相当数量的中产阶级(有相当自己独立财产的人)。等到这个中产阶级壮大到一定程度时,一方面他们对中国的经济会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会有自己独立的经济利益,从而就有独立的政治要求。这些人就将成为真正的政治反对派。   中国后来的发展路子,基本上符合他们当时的许多想法。经济的改革不仅没有倒退,在92年之后还有了更新的发展。但是新生的有产(有钱)阶级,好像不是和有权阶级融为一体,就是和有权阶级达成有政治上的交易。他们是中国经济较高速发展的即得利益者。所以并没有见到他们提出任何对中国更有前途的主张。   由教委发文要求各高校认真清查在运动中表现出问题的人。各校都成立了至少是由党委副书记挂帅的清查办公室。清华清查办的专职工作人员是由学校保卫部、人事部、校团委、校工会及各系抽调的教师组成的。我们在运动中有表现的人被要求写出详细的交代材料来。在其中要列出在哪一天,在什么地方,你干了什么,又有谁能为你证明。这后一条是连环套,你在为你自己提供证人的时候就有可能揭发了他人。对这些小伎俩明眼人一看就穿,所以我们早就串好了供:那些事要谈,那些事不谈;谁给谁作证。   我写的第一稿材料中有着许多对比:学生没有组织系统,没有舆论手段,没有联络工具,有的只是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政府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强大的舆论工具、先进的联络手段、和武装到牙齿的军队。那隐含的意思当然是这结果只论输赢,而无正义可言。   材料写好后,先给同教研组的老同志看。他们非常善意地要我改,说我是在气头上写的,这么写于事无补,你通不过审查鉴定。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又写了一个带有自我检讨的东西交了上去。   对这份东西,清查办领导也不满意。倒不是思想上的认识,而是说我“没有如实地交代”。可是他们自己也找不到证据材料。他们只是感觉我做的要比我交代的多得多。在和清查人员面对面的谈话中(因为没有正常的法律程序,所以不称之为审讯。问我话的有两个人,一个人主问,一个人记录。) 我心胸坦荡、问答自若。据说给问话的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问话过程中,不时有其它房间(在问别的人)的工作人员拿着条子给问我话的人。条子当然不给我看。我猜想是一些人的名字。他们要看看在我交代过程中会不会提到这些名字。   清查对我的影响是我不能出国。我是在运动前就联系出国的。本来在89年8月就该入学报到的。6.4之后必须有关于运动表现的政审材料才能办理出国手续。直到89年底,我想也跟大气候有关,我才被允许办出国手续。同伴中高戈的党员转正被拖延了。其他人都没受太大的影响。   有一个人,因为他已经去世了,在此提到他也不再会给他带来任何麻烦了。所以我想讲讲他并趁此机会悼念他。   在运动的高潮时期(戒严令之后开枪之前),我曾经非常冲动地给当时的广播电视部部长艾知生打过电话让他要站在人民一边。他当然没有答应我什么。但我们都知道在开枪之后的几天里,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播音员杜宪、薛非、张宏民在全国观众面前一人一身黑素装,表情和语调都很沉痛地播发的新闻。对外的英语广播则明白无误地要世人记住6.4这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后来我也听说李鹏找艾知生训话,责备广播电视没有和中央的步调一致。从此艾知生的仕途没有再进一步。年纪不能说是很老就从部长的位置上退了下来。后来他得癌症去世不知是不是与心情也并不愉快有关。记得在清华时我们都爱游泳。我是游各种花样,他是严格地锻炼身体。我一直认为他的身体是很健康的。   我这次给他打电话对他是否有影响(包括后来在政坛上的发展),我不知道。但我很清楚他从来没有向别人(诸如清华有关方面)透露过此事而使我受到任何影响(在审查我的过程中从来没有人提过此事)。对此我是非常感激的。   我和艾知生相交已久。他曾在我母亲那儿给予我很正面的评价。在他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期间,铁道部曾发文取消研究生探亲回家的半票待遇。在我们活动下,经他干预,铁道部改变了那项决定。   就在他要走马出任广播电视部长的时候,我们又碰上了一次。我还搭他的车一道回清华。在谈到广播电视部的情况时,我告诉他说广播电视部是一个是非之地,到那儿当头可是不好干。他在官场里当然是身不由己。只可惜广播电视部竟真成了他仕途的终点。   我不能说我对他的思想观点都很赞同。但是我认为他作人还是很诚实的。在我们的交往中,不管他任哪一级的干部,从来与我是平等相待,决无居高临下的态势。对他的英年早逝(与很多老干部90多岁才死相比),我很感痛惜。借此我对他表示真挚的敬意和深深的悼念。   在此我也对所有在清查中帮我过关的朋友们,包括在清查办里工作的表示衷心的感谢。                   十四   西方报上曾有过一幅漫画来比喻89年中国民主运动对世界的意义。在基督教的传说中,当耶稣诞生的时候,东方升起了一颗星。三个智者就是在这颗星的指引下找到耶稣诞生地的。   在这幅漫画里,诞生的是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瓦解和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新的政治格局。而指引这新世界诞生的那颗星就是中国的6.4。这个评价一点也不夸张。   下面是东欧和苏联民主进程的时间表。   就在中国民主运动的后期(政府宣布戒严之后),匈牙利党和政府的领导就指出:匈牙利的军队绝不能介入政治改革与政治分歧的冲突之中。   89年11月东德打开柏林墙。同月捷克议会结束了共产党的一党统治。   89年底,罗马尼亚发生了反对罗马尼亚长期统治者齐奥塞斯库的风潮。齐奥塞斯库接受中国方面的意见和榜样,采取了强压的政策。他有一支装备精良、多年培养要效忠于他的御林军。这支御林军镇压时比较凶猛。结果他在一次大会上讲话后,全场从他所期待的掌声变成了打倒他的口号声。后来齐奥塞斯库惨死。罗马尼亚从此走入民主国家的体制。   90年苏联共产党结束一党专制。东西德合并。联合工会主席瓦文萨成为第一任波兰民选总统。   91年8月苏联发生政变,8位国家领导人趁戈尔巴乔夫度假时机将他软禁并宣布解除他的职位。苏联民众起来反抗。苏联国防部长受命镇压,他在人性和党性(他所忠于的政变派)的矛盾冲突中,放弃了镇压,选择了自杀(他不忍心下令让他的坦克向他的人民开枪)。我相信在他的选择中,一定是有中国6.4例子为借鉴的。结果反政变在叶利钦的领导下取得了胜利。   92年初东西方共同宣布冷战的正式结束。   世界政治的新变化反过来又给中国的政治很大的冲击。这也才有了92年下半年邓小平的南巡和商品经济在中国的认定。   中国的民主运动在血腥的镇压下失败了,这颗星陨落了。但是它追求民主自由的精神和被镇压时所流的鲜血在专制漆黑的夜幕里发出了星光,引发、激励了东欧和苏联的民主化进程,促进了世界新政治格局的诞生。   台湾人民反对国民党暴戾政策的二·二八民众起义,时过45年才立起了一座纪念碑。纪念六四人的碑什么时候会立起来,我不知道。六四自身作为中国民主运动史上辉煌一页的骄傲和中国血腥镇压群众运动的耻辱就是一个既高大又沉重的碑,永远永远地立在我们心中! 〖全文完〗 □ 寄自美国           ※   ※   ※   ※   ※             她是谁?她活着吗?她在哪儿?                 ·邢 村·   三名无辜的中国人在中国驻南使馆的不幸事件中失去了生命。在电视上看到他们悲痛欲绝的亲人,我想,我们一定要为他们讨回公道。如果这是一个意外事故,责任人应该受到处罚。如果是一起蓄意制造的事件,一定要让策划者受到惩罚。经过多年的努力,英、美终于将洛克比空难的制造者送上法庭。与此相仿,如果轰炸大使馆是一起蓄意策划的事件,如果经过调查已经掌握了确实的证据,作为无辜遇难者的同胞,我们绝不能善罢甘休。如果某些势力企图对凶手进行庇护,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该象英、美一样,不惜为此一战。如果需要,我自己也准备走上战场。   在我下决心为这三位死难同胞讨回公道的同时,我也想到了10年前那至少数百个为了社会公正和国家富强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生命的同胞。我想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终生难忘的六三之夜,想到了北京南池子那些惨烈的场面。   六月三日夜晚,我大约在夜里1点钟到达南池子路口。当时,群众与戒严部队已经形成了对峙局面。戒严部队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墙根到历史博物馆形成了一条跨长安街的警戒线,只有3排士兵,不时向聚集在东面长安街上的群众进行一个点射。每次点射之后,群众都会向东后退几十米,长安街上就会留下几位中弹者。这时,历史博物馆北侧停了好几辆救护车。马上就有身穿白大褂的医务人员用担架将受伤者抬走,随即就会有一、两辆救护车向东呼啸而去。人们马上会自发地为救护车让开道路。   我也加入了与部队对峙的行列,与群众一道呼喊口号,一遍遍反复高唱国际歌。这时,“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的歌词具有了特殊的含义。当第一次打枪时,我随着周围的群众,一下子向东后退一大截,至少是十几米,也可能是几十米。完全是一种本能的反应,自己当时就回忆不出具体的过程,只知道是连滚带爬。腿也擦伤了。   枪声平息后,群众坐在地上继续喊口号,唱歌。本来我坐在最前面,但有人坐到了我的前面,又有人坐到更前面。我后来发现,我前面又坐了很多人。这时几乎所有的人所关心的都是广场上纪念碑附近的学生,都想冲进广场将学生们解救出来。当戒严部队感到距离太近时,就会开枪将最前面的人打倒几个,人群就会往后退一退。就这样,开枪、后退、抢救伤员、向前逼进,再开枪……循环往复。   现在回想起来,仍然被当时北京市民的勇气所感动。面对鲜血,面对死亡,总是有人坐到更危险的位置上。在我的印象中,当时只有少数学生,没有有组织的学生,主要是普通的北京市民。我也发现自己的适应能力很强。虽然第一次开枪时狼狈不堪,很快就适应了。在以后的开枪中,自己并没有感到很慌乱,并充当了带领大家喊口号的角色。尽管知道会由于领喊口号而成为阻击手的靶子,心中感到的不是恐惧,而是愤怒。当时带领群众反复喊的口号是:天理何在?良心何在?人性何在?   在南池子附近的长安街上,到处是斑斑的血迹。我还看到一处比较大的积血中,放着几张10元的人民币。不知是什么人放的,放钱时是出于什么心情。   大约凌晨3点钟,最惨烈的一幕出现了。我坐在长安街靠北的马路上。忽然听到人们的呼喊。向南望去,只见一个身穿白色连衣裙的姑娘大步向戒严部队的警戒线冲去,身后飘起她的长发。人们立即呼啸着跟着她一起向戒严部队冲去,我也起身跟着人群向戒严部队冲去。很快,响起一阵密集的枪声,人们都趴在了地上并后退。在戒严部队与后退的群众之间的长安街上,留下了大约六、七个中弹者。但是,那个白衣姑娘却没有中弹,也没有停下,继续一个人向戒严部队冲去。当距部队的警戒线仅仅几米的时候,响起一串罪恶的枪声,她应声倒下。   后来,她与其他的中弹者一起被医务人员救下。由于人很多,我没有能够到她的身边。据周围的人讲,子弹打中了她的大腿。   10年来,我一直在想,她是谁?她活着吗?如果活着,她现在在哪儿?她生活得好吗?10年来,这惨烈的一幕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虽然,天安门广场上的自由女神被坦克摧毁了,但是,这个身材修长、穿着白色连衣裙、飘着长发的自由女神却永远地矗立在我的心上,矗立在当时在场的数以千计的北京市民的心上,也会矗立在那些戒严部队指战员的心上。   钱钟书先生曾经拒写回忆录,他认为,人的记忆是靠不住的。他说,作家在创作时往往缺乏想象力,但是在回忆时却充满想象力。(大意)因此,10年来我一直怯于动笔回忆自己在1989年的所见所闻。但是,我实在希望向这位英勇的姑娘表达自己的敬意,并希望得到有关她的消息。因此,借《华夏文摘》一角,写下自己的片段见闻,希望可以以这种方式得到她的消息,并求证于当时在场的其他目击者。   我真诚地希望知道她的情况的人能够提供关于她的信息。我也愿意向她提供一切自己力所能及的帮助。如果她不愿自己的生活受到公开打扰,我希望知情者能通过《华夏文摘》的编辑将她的情况转告我。不论如何,如果她还活着,我衷心地祝愿她健康,幸福。   那天晚上,我的一位朋友(北大研究生)也在南池子现场。我们事先没有联系,也没有碰面。他在那里右胸中弹。被及时送到协和医院手术,保住了性命。目前他在加拿大多伦多工作,我们保持着联系。   前天,北京的主要场所降半旗悼念在南斯拉夫遇难的三位记者。我期盼着,有一天我们的祖国也能以同样的方式悼念十年前那些为了国家富强而自觉地走向最危险的地方并英勇地献出了生命的英雄们。 □ 寄自北京           ※   ※   ※   ※   ※               八九民运在底特律                 ·旧 旧·   八九民运的主战场无疑是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然而许多海外的留学生,华人,华侨也都积极参与和支持了这场运动,并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他们也是这场运动中的一支强大的生力军。本文将介绍发生在美国密西根州大底特律地区爱国民主运动的一些情况。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因病去世。我们是在四月十七日听说的。笔者当时是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主席。记得当时刚好中国国家教委副主任韦珏在美国访问,我请她来与我们开个座谈会。大家正为中国的民主与法制与韦珏争得面红耳赤时,有同学进来悄悄告诉我胡耀邦逝世的消息。我马上在会上宣布了,全体与会者包括韦珏都感到震惊。座谈会就这样结束了。   这时美国的舆论开始大量报道北京学生游行,静坐新华门等消息。我们这些留学生都在密切注视着国内民运的发展。我在家里放了两台电视机,两台录像机,搜索不同的电视频道,把有关中国的消息都录下来。同学们见面也相互交换国内的最新消息。四月二十八日,我收到芝加哥中国领事馆教育组负责密西根学生工作的刘秀英老师的来信。信中寄来四月二十六日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并要求我组织大家学习,传阅。信中还寄来了一张一百九十美元的支票作为我们联谊会的活动经费。   一直到五月十八日,我们这些留学生只是密切关注国内民运的事态发展。虽然大部份人都感到很气愤,但是没有人敢首先站出来,因为共产党历次政治运动中对人的整治和迫害大家还都记忆犹新。另外在海外组织参加反政府活动更是罪加一等。五月十七日,北京一百多万人走上街头,对学运表示支持。这时我校工业工程系的刘小哥决定回国支持学运。我们几个人在校园里请人在一个印有我校名字的T—shirt上签名, 然后请刘小哥到天安门广场上穿在身上,表达我们对国内学生的支持。我们共征得了七十四个签名,但其中好多是美国人和台湾人。许多大陆来的同学说他们宁愿捐钱,也不愿签名,因怕家人受迫害。在大家签完名之后我在T—shirt的中心工整地用大字写上我们学生学者联谊会的名字。我还想请他带一面我校的旗帜,在天安门广场上打出去。由于买不到校旗,只好到校学生中心去借,被告知要副校长同意。我又去找副校长,但被拒绝。我们就到学校的书店买了一个印有校名的白色浴巾,又买了一个小三角旗,要他回国后再缝到浴巾上(在美国缝好怕海关不让入境)。我算了一下我们学生会的帐目,我们还有二百多元,再加领事馆寄来的一百九十元,我便开了一张四百元的支票给刘小哥,请他转交天安门广场的学生们。我又将我精心录制的两盘美国电视台播放的有关中国学运的录影带请他带给国内学生。我们一行八人送他到芝加哥坐飞机。我们又连夜赶回学校,到家已经早上七点多钟了。   当天我在校园以学生会主席身份贴出通知,通知晚八点开会,讨论支援国内学运。这一通知使忍耐已久的群情一下就迸发出来了。当晚有一百多人参加了会议。我首先在会上讲了一下国内形势,然后进行募捐。有七十四人当场捐钱,有的把刚从餐馆挣的小费全部捐出,也有小朋友把自己攒的零花钱都捐出来。当晚共计捐了一千三百多元。大家多日来积淤在心中的愤怒终于发泄了。刘强跑过来一个劲对我说“干得好”。我又宣布第二天要参加美国中西部地区留学生在芝加哥中国领事馆门前的示威游行。一对夫妇当即回家取来家里的窗帘,张船同学用大字在窗帘上写上我们学校的名字,大家又纷纷把自己名字签上。当晚我们又成立了几个小组,张船(经济系学生),钟玉(医学院学生),田落(化学系学生)和严小兵(生物系学生)负责买布写口号。刘强负责与新闻媒体联系。刘西匙守在电话机旁迅速把 们的决议通知给每一个同学,当晚一直忙到晚上两点。   第二天早上(五月二十日)八点在校园门前集合,底特律电视台二频道和七频道的记者都来摄像并现场采访了许多学生。大约有四十多人,开了十二辆车。我们在每一台车上都贴上了编号,车窗上又都贴上“China”,“Protest”等字样。大家热情非常高,结果一开进高速公路,我们的四台车就相互撞到一起。大家也毫不在意,把撞坏的车丢在路边继续前行。那天共有五千多学生参加了游行。其间,各校代表又开了一个联席会议。我作为我们学校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上通过了致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信,信中要求立即撤换李鹏政府,成立新政府。信中还要求惩治官倒,承认学生组织的合法性,承认学生的行为是爱国行动。这封信在五千多人的大会上宣读了。   游行后回到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二十一日早上,我正在梦乡中便被一个电话吵醒了。打电话的是一个自称是我校商学院的女生(她其实是来这里看她姐姐的)。她在电视上看到中国政府已经宣布在北京戒严,并将派军队包围北京城后大怒,训斥我“你是这里的学生会主席,为什么不采取任何支持学运的活动?”她显然不知道我们刚从芝加哥游行回来。她在电话中继续嚷着“我们要在美国绝食,美国最重视生命,这样可以引起美国人民的关注,从而敦促布什政府向中国施加压力”。她要第一个站出来绝食。这是一个满腔热血,充满激情的烈女子。也就是这个电话引来了我们俩之间的一段生离死别,刻骨铭心的恋情,这是后话了。   我当即决定晚八点召开部份学生代表会议。会议是在校园的草坪上举行的,有二十人参加。烈女子也来了。刘西匙首先讲了一下最新消息,田落送来了计算机传来的在美其它学校活动的信息,然后我就下一步行动计划征求意见。我首先提议就绝食一事表态。烈女子举手赞同。为了鼓励她的热情,我也举了手。赞同的有十一人,反对的有九人。但我感到反对的人的观点更合理合情,便决定不举行绝食,而是在第二天在校园内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我们立即同时分头准备,吴景程,田落负责准备口号,传单之类的。窦热负责租大型音响设备。王丙负责与新闻媒介联系。我则负责总体进程。当晚我又接受了底特律最大报纸“Detroit News”记者的电话采访。采访中我告诉他我们要求李鹏下台,要求邓小平彻底退休。   集合定于五月二十二日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举行,地点在校园中心的一个开阔地带。我十一点四十抵达会场时发现会场周围已经布满了摄影机。底特律的电视二台,四台,七台,二十台,五十台等都来了。几个大报,如“Detroit News”,“Detroit Free Press”和我们校报也都来采访。我刚到会场就被记者团团围住,我对记者的谈话在12点午间新闻立即播放了。大约十二点十分,我宣布大会开始,并首先发表演讲,介绍了中国这次学生运动的起因,过程,以及我们集会的目的。我在演讲中说,在学生一片要求民主,自由的爱国运动中,中共不但不接受要求,反而宣布戒严令,准备武力镇压学生,这是每一个炎黄子孙所不能容忍的。我们要起来,要斗争,直到胜利。李起同学代表我们学生会汇报了这段期间学生会所做的工作。刘西匙向大家介绍了国内民运的最新进展。吴景程宣读了我们学生会的宣言。Jesse代表土著印地安学生会讲话。台湾同学会长吕子气代表台湾同学讲话支持我们。自由发言时,有方服、王丙、李季凰等同学发了言。会议的最后一个议程是游行,我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带领大家高唱“义勇军进行曲”。会后许多同学都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有趣的是美国共产党也来参加我们的集会,以后还多次试图与我接触,都被我拒绝了。他们认为中国学生反对政府是由于邓小平抛弃了毛泽东的路线。   这以后每天都有许多记者采访我。五月二十六日,我到电视台五十频道接受专题采访。在回答主持人Cynthis Cantg的问题时,我说“这次学生运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可以说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的第一次”。继而我又讲了,学生争取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自由选举的必要性;邓小平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治国理念;李鹏与赵紫阳的相同和不同。当她问我军队会不会进入天安门广场镇压学生时,我回答“会的”。不幸的是真的让我言中了。   当天晚六点我又委派吴景程、李起、邬晓岭和钟晓贤到WDET广播电台谈关于中国问题。五月三十日我又接受了Oakland Press的林小姐的采访,阐述了我们斗争的目的,方法及希望美国人民的支持。   五月三十一日,应我的要求,学校学生会主席Rajan Telang,副主席Juliana Tworek与我见面。我请求他们从美国学生的角度支持中国学生。Juliana写了一个支持中国学生的议案,在议案里她自做主张地写了一句支持中国学生的一切行动。在学生会讨论时大家对这句话不同意,认为他们应只支持和平行动。结果议案被否决。会后土著印地安学生会和印地安科技协会感到不满,共同要求上诉,在更改了那句话后得到了通过。我在接受校报记者采访时对决议的通过表示高兴,并对各个美国学生组织和个人对我们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   6月3日星期六,我打开电视机,突然看到有关中国的Special Report。报道说中国军队已经进入天安门广场,对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和市民进行无情的大屠杀。电视台上几分钟就有一个Special Report。每次报道死亡人数都在增加。看着电视上那些被杀的镜头,听着市民要求其它国家对中国人民声援,我的泪水一遍又一遍地流出。我的同胞们,我的兄弟姐妹们竟这样惨遭杀戮。那些学生是抱着一片赤诚之心,为了自由、民主不惜牺牲自己年轻的生命。而相反,中共却自恃武力向这样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平民开枪扫射。我当即通知我校学生准备参加中西部地区中国留学生第二天到芝加哥中国领事馆们前的游行抗议。   第一次到芝加哥游行时我们只去了四十人左右,所以这一次我们只租了四台小面包车,估计差不多了。6月4日早上等我们从出租公司把车开回来时,发现校园门前站满了人,有一百多人。大家表示一定要去表达自己的抗议。没办法,临时又去租了六台车。在芝加哥游行时群情激愤,喊的口号也是五花八门。有喊“打倒共产党”,“向共产党讨还血债”。还有人喊“武装夺取政权”,逗得大家哄堂大笑。在这次集会上一大批留学人员宣布退党。   6月5日,我召集严小兵、田落、李起、李明贤一起开会,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我们一致认为要把中共屠杀人民的真相告诉中国人民。我们决定制作传单,通过传真机传向中国。我责成田落起草一封信,信中详细叙述了6月4日大屠杀的经过,并附上两张照片,一张是大屠杀现场许多人倒在血泊中,另一张是密西根州中国学生抗议大屠杀的镜头。   6月6日,布什总统举行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记者招待会,决定暂停武器交易等项措施。消息刚一播出,底特律电视台七频道新闻节目主持人Kan Ford便赶到我的公寓门前对我进行了采访。我对布什的决定表示不满,认为太软弱。当天午后,Kan Ford又采访了李起、苏加承、孙惠杜和我。我们强烈谴责了中共的法西斯暴行。我们几个人都讲得声泪俱下,Kan Ford和摄影师都感动了,说他们站在我们一边。   6月6日晚八点我们在学校大教室举行了追悼会。追悼会里座无虚席。我首先请大家全体起立,在哀乐声中为北京的死难者默哀。然后请大家介绍一下每人从国内得来的消息。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学运开始以来,大家已经自动每天晚饭后来到校园的草坪上互通消息。闫英起先讲了她打电话到济南家里的情况,钟晓贤讲了广州的事,李惠杜介绍了哈尔滨。最感人的是北京来的侯州的故事。她打电话到她婆婆家,婆婆说,“我们家没人挨枪子儿,你父母家附近血流成河”。接着侯州又说,她自己以前一直没有参加我们的游行活动,一是认为政府不是那么坏,二是怕家里人受牵连。这次她看了大屠杀之后再也坐不住了。她认为政府不是人民的政府,今后她要参加我们的活动。她说完后当即又捐了一百元给死难者家属。她的讲话赢得了一片掌声。我又请侯州把我们写的那封揭露大屠杀真相的信给大家读一遍,大家一致表示同意。我们就把那封信发给大家,请大家寄给他们国内认识的人。我们总共买了800张邮票和840张信封发给大家。许多人不要邮票和信封。他们准备自己付钱。以后的几天还陆续有人找我要信,寄给国内。我们又一连三天组织人在刘强家里往国内发信。参加的人有我、刘强、李起、李明贤等。我们除了发给自己的亲友,便是发到国内大公司、工厂、矿山。我们坚信共产党对信件检查再严,只要有一封混进去就是胜利。   我们又进一步完善我们学生会的组织结构,组成了以苏加承为组长的公共关系组(专门与新闻媒体打交道),以张船为组长的宣传组(出版我们的小报,共出了四、五期,其中还有中英版本),以钟仑为组长的交通设备组(负责我们游行时的车辆,音响装置等)。我则担当总负责。   6月7日,当地韩国人社区一些头领请我们去开会。他们都是当年大力推动韩国民主化的学生领袖,因此他们对我们非常同情和支持。我们大约去了二十人。除了我们之外,会议室里还挤满了新闻记者。我对记者讲我们已经向国内发了好多信,并打了好多电话,现在急需能借到一个传真机,能以最快的速度把图文传到中国人民手中。这件事在当天的新闻中播出了。   6月8日晚,在韩国社区的影响下,当地的中国社区才开始行动。他们感到韩国人都来支持中国学生了,而中国社区还在观望。晚7:30我们在密西根大学工学院开了一个会,讨论了向美国政府发出请求进一步关注中国局势的一封信。会后通用汽车公司的张先生借给了我们一台传真机。我们用这台传真机向中国大陆发了许多传真揭露6.4屠杀真相。6月14日,底特律电视台七频道新闻节目主持人Guy Guver对我们发传真进行了现场采访。   6月22日,底特律当地华人举行了一次为中国学生义演活动。义演是由Ferndale电视台协作举办的。我应邀在会上发表了演讲,强调一个人倒下了,千万个人又站起来了。Ferndale市长也出席了这次演出会。   6月24日,我们九个同学(我,李起,蔡飘,刘西匙,俞小兵,谢晓利,李小浮,李明贤)及一个美国朋友Down Ross一起出去到美国人家挨家挨户去募捐。我们的目的有两条,一是从经济上支持我们向国内传真的费用以及向天安门死难家属捐款,二是进行宣传,唤起美国民众对屠杀事件的关注。第一天便捐了五百元。   同年七月,我与严小兵、舒嘉承作为我校的代表到芝加哥出席了全美学自联筹备和成立大会。大家通过民主协商讨论学自联章程和各项议案。我们感觉我们在写历史。严家其、万润南、吾尔开希、戈扬,苏绍智等都出席了会议。底特律的记者Christianne McMillam跟我们一同去了芝加哥并全程给我们录了像。   十月一日我又率领大队人马到华盛顿DC参加全美留学生万人大游行(据说有六千人参加了游行)。我们在林肯纪念堂前集合出发,一直游行到中国大使馆。在馆前竖起了一尊自由女神像。领馆里有人从窗子扔出纸条,说支持我们。这以后就没有再举行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大家也都回到自己的教室和实验室去了。值得一提的是严小兵同学,在学运一开始时他就告诉他的教授他将有一段时间不能到实验室工作。他也真的全身心投入到这场运动中。   象严小兵同学这样的人还有好多好多。从八九年到现在已经十年了。十年真的是很漫长的岁月,当年十岁的小女孩都出落成二十岁的大姑娘了。但十年前那段火红的日子,那些年轻热情的面孔却永远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就象是发生在昨天一样。我也仅以此文表达我对当年与我一起在底特律战斗的同学、朋友们的感激和怀念。我们的热血应该不会白流的,我们为之奋斗的明天也一定会更美好的。 〖由于没有征求当事者的同意,文中的名字都是假名,特此说明。〗 □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四日于底特律 〈jiujiu_liu@hotmail.com〉 ———————————————————————————————————— 本期编辑:       赵 桦(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校对:       曾 敏(美 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月 边(芬 兰)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 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赵 桦(美 国)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 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 国) 〈cnd-cm@cnd.org〉 ————————————————————————————————————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HZ或GB-UU编码版)以及 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服务站地址:   ftp.cnd.org[207.151.78.100]:pub/hxwz                canada.cnd.org[142.132.1.13]:pub/cnd/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