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夏  文  摘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第四○六期 ——         —— 每周五出版 ——   (一九九九年一月八日出版)       (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创刊)              戊寅年十一月二十一 ————————————————————————————————————              本期目录(cm9901b) ———————————————————————————————————— ⒈【一周要闻】 1.1~1.7                  CND ⒉【遥望神州】 中国缺水将动摇世界粮食安全(下)      〖美〗霍韦尔 ⒊【焦  点】 目击北京人“直选”            周艳秋、吴 洁         他们为何懒得搞倒“腐败”村官         愿选民不再被传讯                 潘多拉 ⒋【往事追忆】 记朋友郁君的死——域外怀旧录之四(上)      维 一 ⒌【诗  苑】 雪夜                       独行客         小夜曲                      唐 夫 ⒍【“我们”】 开学式                      毛 毛 ⒎【信息交流】 连载:中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二) ⒏【散文随笔】 再说我家小鬼子                  王伯庆         无耻的好人                    赵无眠 ⒐【各抒已见】 也谈人性,理性,与加权              王晓田         从中国怪坡到加拿大磁力山             庞也人         也谈沈阳怪坡                   朱力扬 ————————————————————————————————————   关于CND十周年纪念高尔夫球衫,请访问http://www.cnd.org/shirt            或致信cnd-shirt@cnd.or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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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日报道,中国将大幅度提高贡献突出的教授和科学家的待遇,将一批教授的年薪提升至10万元。据悉,在教育部和香港知名人士李嘉诚合搞的一个试验项目中,已经从63所大学的各个专业中,挑选了将得到10万元年薪的首批教授。这虽然远远低于国际水平,但至少要比迄今为止的教授薪水高2倍。中国科学院也将进行调整,在今后2年内将其6万名成员裁减2万人,主要是裁减行政管理人员。为了遏止年轻精英外流,还将把1万名最好的科学家的年薪提到一个较高水平。 ★ 一月二日报道,上海将建立中国第一个DNA数据库,以帮助刑事侦探工作。政府为这个项目共投资250万元,预计今年八月份可完成。 ★ 一月四日晚6点50分,重庆市綦江县城区一座步行桥突然整体垮塌,数十名过桥者随大桥坠入桥下的綦河,造成了严重伤亡事故,死者达36人,轻重伤16人。这座桥长180米,宽10.5米,为中承式混合结构拱型桥,1996年2月建成。重庆市已组织解放军后勤工程学院、市设计院等5个单位的专家对事故原因及大桥工程质量进行调查。 ★ 一月五日报道,湖南省原机械工业局局长兼党组书记林国悌特大受贿案最近侦查终结,并交由长沙市人民检察院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案起诉的还有林国悌之子林如海、其妻赵幼娟。经检察机关查明,1992年8月至1998年8月期间,林国悌利用担任原机械工业厅副厅长、厅长兼党组书记、湖南省机械工业局局长兼党组书记的职务之便,单独或伙同其子林如海、其妻赵幼娟先后在香港、深圳、珠海、长沙等地收受他人贿赂29次共计折合人民币507万余元。 ★ 一月五日报道,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负责人日前宣布,今年中国计划进行6次卫星发射。这几次发射是:用长征四号乙火箭发射风云一号太阳同步轨道气象卫星、实践五号科学技术试验小卫星、中巴合作研制的资源一号卫星,用长征三号乙火箭发射中星八号通信卫星,用长征二号丙改进型火箭发射铱星补网星等。另外,预计从现在起到2005年前后,中国还要发射30颗左右不同类型的外国卫星。同日报道,未来中国将跟踪世界航天技术发展前沿,力争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突破载人航天技术。 ★ 一月五日报道,从今年起,香港地区国际长途电话服务的垄断局面将被全面打破。过去一直垄断长途电话服务的香港电讯宣布削价30%,其竞争对手立刻也宣布在今年头两个月内减价50%。新的长途电话服务公司皆可以低廉得多的价格打入市场。香港政府在批准开放长途电话市场之前,曾付给香港电讯67亿港元的补偿费。 ★ 一月五日,武汉四名蒙面匪徒抢劫金店后,与警察发生枪战,造成五伤一亡。目前,武汉警方正在全力侦破此案。商场负责人称,此次事件损失估计有三、四百万元。 ★ 一月六日报道,中国奥委会全体通过北京市政府举办2008年奥运会的申请。中国奥委会主席伍绍祖将在下月赴瑞士参加国际奥委会会议时正式递交北京市的申办报告。国际奥委会将于2001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代表大会上确定2008年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地点。 ★ 一月六日报道,去年中国汽车制造业一共生产机动车160万辆,与前年产量相同。整个行业的损失则达22亿元人民币。 ★ 一月六日报道,中国国务院总理朱熔基计划于今年四月访问美国。 ★ 一月七日报道,两起严重交通事故近期在辽宁省境内发生。凌海市一辆载有40多名乘客的长途公共汽车于上周一在行驶过程中,车厢中段突然发生爆炸,当场炸死15人,另有4人稍后死在医院里。据侦破,带炸药上车者原想将乘客炸昏,随后进行抢劫。其本人当时躲在车厢后段,并当场被震昏。本周二,铁法市一辆脱轨的货运列车撞入一辆客运列车,造成24人死亡、100多人重伤。 ★ 一月七日报道,中国男女人口差异与日俱增,最新调查显示男女人口比例已达120:100(相对于106:100的“自然比例”)。在1.11亿结婚年龄的未婚男子中,六分之一将找不到配偶。 ★ 一月七日报道,一个非政府组织的中国人艾滋病俱乐部在北京开张,希望能为国内的HIV病毒患者及艾滋病人创造一个友好的环境。该俱乐部名为“红带之家”,位于北京地坛医院。 〖新闻主要来源:CND-Global(上周编辑:刘冬)〗 ⊙ 本栏编辑:华林、谭波锐 ~~~~~~~~~~~~~~~~~~~~~~~~~~~~~~~~~~~~ 【遥望神州】            中国缺水将动摇世界粮食安全(下)            〖美〗莱斯特·布朗布莱恩·霍韦尔   (接上期) ● 对各主要流域的评论   如美国圣地亚实验室的模拟研究那样,单独地研究中国每条河流及其流域的状况也许最能正确评估过度抽取河水和地下含水层所产生的影响。圣地亚实验室研究了长江、黄河、海河、淮河和辽河五大流域的情况,这五大流域栖息着中国十二亿人口中的大约九亿,粮食产量在全国粮食总产量中占相当大的比例。   主导中国南方流域的长江,其水量十分充足,到二○三○年仍足以保证该流域的用水。虽然不排除今后几十年由于供水需求的增长而导致的偶尔的地方性缺水,但是该流域至少不会出现因水量而导致的任何严重的缺水限制。   在华北,情况将严峻得多。所有北部的四个流域都面临严重的水资源短缺和大量用水被挪作非农业用途的问题。约有九千二百万人口、包括了北京和天津的海河流域,目前处于长期缺水状态。根据圣地亚实验室的Dennis Engi的研究,海河流域在二○○○年的预计的抽水量约为五百五十亿立方米,大大地超过了可持续供给的三百四十亿立方米的来水量。所短缺的二百一十亿立方米的水仅能靠开采地下水得以保证。一旦地下蓄水层枯竭,所抽取的水将下降到地下蓄水层可持续的出水量,那时的供水量将比现在减少百分之四十。这至少可说明,整个海河流域在今后都会把农业灌溉用水转为城市供水,这种情况已经开始在北京周围出现了。   海河南面的黄河流域正在经历每年数次的严重乾旱,且情况注定会越来越糟。由于黄河流域所拥有的一点○五亿人口将迅速地工业化,今后几年对河水的需求将迅速增加。黄河流域的每个上游省份都计划增加在黄河的抽水量以满足民用和工业用水。   在计划从黄河上游引水的数百个项目中,一个项目是修建一条河渠,每年将一点四六亿立方米的黄河水引入内蒙古的首府呼和浩特市,这一引水量相当于美国新泽西州内瓦克市的年度用水量。该项目将于二○○三年建成,所增加的供水将有助于保证该市的一百二十万人口和逐步扩大的工业用水需求,包括该市利用内蒙的巨大的牧业而发展起来的重要的毛纺业。   计划中的另外一个项目李家峡水电站是中国最大的水电站之一,它的五个四十万千瓦的发电机组已经于于一九九七年开始部份发电。该电站只是计划在黄河上游兴建的许多大型水电站中的第三座水电站。水电工程师爱争辩说,这些电站仅仅从河流中获取电能而不耗水量。但是电站所需的水库扩大了河流的表面面积,每年由于蒸发而损失掉的水量就将占到库容的百分之十。   随着上游的新项目不断增多,流向下游的水越来越少。一个结果就是下游的工厂向上游转移,以保证有充足的水量供应,同时利用上游的廉价劳动力。如果这种现象持续下去,黄河就可能变成一条不能入海的内陆河。这种结果使北京主管农业的官员们夜不能寐,因为如果黄河水不能流到山东,该省将失去约百分之五十的灌溉用水。由于山东的粮食产量在中国的粮食总产量所占的份额比依荷华州和堪萨斯州的粮食产量之和占美国的粮产份额还高,这将会对中国的粮食供给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同时,在黄河上游省份创造就业机会的压力相当巨大。在国家层面,经济落后地区的收入再分配对于保持政治稳定和避免人口向沿海城市的大规模迁徙是至关重要的。在平衡上游地区对创造就业和满足居民消耗的用水需求与下游地区农业灌溉的紧迫的用水需求这一对矛盾时,北京政府在政治上左右为难。 ● 水的损失导致粮食减产   不但对农业官员来说,而且对国家领导人和全球安全顾问而言,越来越重要的是准确地了解灌溉用水的急剧减少对土地生产力会产生什么影响。迄今为止,真实、充分的证据较少。《中国日报》在一九九五年报道说,由于黄河断流未能流到山东省,使当年粮食减产二百七十万吨,减产的粮食足以养活九百万人口。如果真是这样,一九九七年黄河断流时间增加二倍所产生的影响将更大。   当人们主要关注城市缺水时,中国的农村地区也面临缺水,但这种情况常常得不到重视。在一九九八年三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王文远(音译)代表指出“全国农村每年约缺水三百亿立方米,使粮食减产二千万吨……”   为了估算未来缺水对中国粮食的影响,有必要弄清有多少现存的水浇地的粮食产量依赖于不可持续的用水或地下水开采。在美国,仅十分之一的粮食收成来自水浇地,灌溉用水的减少并不会大幅度改变粮食供给。但对一个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粮食收成来自水浇地,并且广泛地开采地下水的国家而言,地下蓄水层枯竭的紧迫影响是极其巨大的。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有多少灌溉用水由于被转为非农业应用而损失了。目前还不清楚的是,中国预计的一千零三十亿立方米住宅用水增长量和二千一百七十亿立方米的工业用水增长量中,有多少是取自农业用水;但是对于华中和华北那些所有的水源都已被利用的地区而言,这些增加的用水量只能取自农业用水。   虽然对中国未来有多少水将转移到居民和工业部门用水还没有预测,但世界银行对水量相对丰富的南韩的预测可以对中国未来的情形作一警示。世界银行专家估计,如果南韩在到二○二五年以前以每年百分之五点五的平均速度增长,居民和工业用水的增加将使农业用水的供给减少七十亿到一百三十亿吨。如果不考虑对居民和工业用水的回收利用,或者水价变化对用水的影响,这将使农业用水减少差不多一半。如果是这样的话,本来人均水量就要少得多的中国华北地区,水量的减少可能会出现类似的模式。灌溉用水的转移将极大地改变中国粮食生产的前景,其影响甚至要超过政府长期担忧的农田转为非农业用途的问题。   诸如以色列、约旦和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些小国在面临严重缺水时,它们只须按照需要将灌溉用水转为供应城市,牺牲国内的粮食生产而进口所需粮食的百分之七十五至九十五即可。但是中国由于太大了而不能这样做,因为那样将向粮食市场提出不可能满足的需求,所以中国必须自身解决缺水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中国需重塑整个农业、能源和工业经济体系,使其用水更加有效率。这样做须转向依靠节水的作物和畜产品,以及用水强度较小的能源。这还同时意味着减少水质污染,使可供的水都可用于灌溉。 ● 重塑中国的水经济   从水的供给角度来看,中国已提出三项从南部调水的建议,但是没有一个南水北调建议能提供超过二百亿立方米的水。与正在出现的北部缺水相比,这个调水量是杯水车薪。中国南水北调的“西线”计划从长江流域上游将水调到黄河上游;“中线”计划从长江支流汉水的最北端调水直接输往北京;“东线”是在长江流到上海以前调水输往天津。   从长江支流汉水将水调往北京,其路途相当于将密西西比河水调往华盛顿,其所需投资估计约为数百亿美元。一些分析家指出,花在南水北调项目上的钱,如投资于提高用水效率或进口粮食将更加有利。他们指出,中国华北每年进口二千万吨粮食(加拿大每年粮食出口量)将可腾出二百亿立方米水,这相当于从汉水调水的水量,但是其成本会更低些。   对付缺水而经常提出的建议之一是提高水价,迫使用水户能高效地用水。遗憾的是,将水价提高到能迫使工业企业提高用水效率时,水价将超过农民能够负担的灌溉用水的价格的数倍。为确保农业高效用水,水价必须提高,但不能超过农民的负担能力。因此应实行水价双轨制,即农业用水的水价和工业、城市用水的水价分开。   对农民而言,农业用水的高价格将鼓励采用高效灌溉技术。例如,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Sandra Postal在其著作《最后的绿洲》(Last Oasis)中指出,使用喷灌具有很大的节水潜力,同中国目前百分之九十五的水浇地上所采用的漫灌技术相比,它可以极大地提高浇灌效率。有一种被称为低能耗精确喷水装置(LEPA)的系统能在低压下运行,它比之于其它喷灌装置有两种效率上的优点:其一是能耗低,其二是该装置喷出的水更接近地面,而不是将水喷向空中,从而避免了水的大量蒸发损失。在美国的南部大平原,低能耗精确喷水装置帮助农民对付由于地下水减少而引起的供水减少,同时减少能耗并提高产出。由以色列发明的滴灌技术,对生产谷物并不经济,但对高附加值的水果和蔬菜来说,用水量可减少百分之七十。   在使用农业节水技术的同时,还需要转向生产耗水少的作物,这可能意味着某些地区应多种小麦而少种水稻。对畜产品而言,这表明需多养家禽而少养猪,因为生产一公斤家禽其所需的粮食只是生产一公斤猪肉的一半,从而所需要的水也只有一半。这或许意味着政府应该在中国社会较富裕的阶层中劝阻他们消费畜产品,因为这部份人群的动物脂肪摄入量已达到对其健康有害的程度。   另一种可能是提高家庭和工业的用水效率。例如,在中国缺水地区的城市引进复合式厕所取代传统的冲水厕所也许从经济上更划算。西方国家的那种用水很多的污水处理装置对水资源缺乏的中国不适合。此外,在家用水龙头和淋浴装置中建立节水标准也有助于减缓水的短缺。   随着中国的新兴城市的兴起和老城市的扩张和重建,城市规划人员应该将来自居民区和工业区的废水分开,而不能走西方国家将两者合一的老路。由于不含工业污染物,居民区的废水可以重复利用,而提取的营养物可以用作肥料。当前的那些损坏环境、难于管理的城市扩张计划至少提供了一个重新设计高效用水系统的机会,因为若现在采用了糟糕的设计,则在将来还会带来重新翻新的经济损失和社会损失。   中国工业的节水潜力更加巨大。例如,中国生产一吨钢的耗水量为二十三至五十六立方米,而在美国、日本和德国这样一些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其平均耗水量不到六立方米。类似地,中国生产一吨纸一般至少需要四百五十立方米的水,而发达国家的耗水量不到二百立方米。对某些工业部门来说,提高用水效率需要投资于全新的技术和工厂。而在某些情况下,对制造工艺进行适当的改进就可节约大量用水。   在能源工业领域,为了满足气候稳定的需要,从根本上重塑能源体系已经成为全球性的任务。可喜的是,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观点来看,最可能的有利于环境的新能源技术——风力发电和太阳能发电——也是节水的能源技术,它们的耗水量比水力发电、核电或燃煤发电要少得多。开发风力发电资源也可以加强风力资源丰富的内地省份的经济发展。   很明显,需要进行全面的努力以重塑中国的水经济。为了解决缺水问题,传统的强调供给方的办法常常需要建设巨大的工程项目,而这些项目可能带来严重的社会和环境的负面影响;相对而言,需求管理对满足中国未来的用水需求至关重要。对中国巨大的人口来说,正如人均用水量的少量增加可导致需求量的巨大增加一样,人均用水效率的小小提高可节约大量的水。这些工作并不能阻止由于地下蓄水层枯竭和灌溉用水被城市挪用而使华北灌溉用水减少的趋势,但是这些工作能减缓灌溉用水供给减少产生的影响。 ● 中国的粮食进口   当日益增加的水需求与日渐严重的水供给限制交织在一起时,在家庭用水需求仅能靠挪用灌溉用水来满足的情况下,缺水国家的典型反应是进口粮食以弥补缺水导致的粮食生产损失。实际上,进口一吨小麦相当于进口一千吨水。如果对缺水国家来说进口水的最有效的方式是进口粮食的话,缺水就会通过粮食贸易而越过国家的边境影响全世界。   其它地区的经验表明了缺水将如何增加对进口粮食的依赖。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粮食市场不是东亚地区,而是北非和中东,包括由摩洛哥向东,通过中东并将伊朗包括在内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对粮食的需求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和居民因拥有大量石油美元而变得日益富裕而迅速增加。其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五,但一九九七年该地区却占世界粮食进口的四分之一。要生产出输入这一地区的粮食所需的水量约相当于尼罗河的年净流量。   如果将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对二○二五年中国需进口一点七五亿吨粮食的预测外推到二○三○年以与本文作者的预测时间范围相吻合的话,则那时中国需要进口二亿吨粮食,这相当于目前世界粮食出口的总额。   由于分析的范围仅限于中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研究简单地假设中国所需的一点七五亿吨粮食进口可很容易地从粮食出口国获得,但是主要的粮食出口国——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阿根廷和欧盟——的自身发展趋势对这种假设提出了疑问。这些国家生产了世界粮食出口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五,其粮食出口稳步地从一九六○年不到六千万吨增加到一九八○年的二亿吨。但是自从一九八○年以来世界粮食出口没有增长,即使美国农场商品计划中全部休耕的农田又重新投入了生产。近二十年来,全球粮食出口总量在每年二亿吨上下波动,最初是因为粮食需求没有增加,而最近则是由于无力生产更多的粮食以供出口。   在农田基数基本上固定的美国,粮食产量的提高受土地产出率增加的限制。目前美国土地生产力的增加勉强跟得上美国人口的增长,则可供出口的粮食供给并没有增加。在九十年代中期,欧盟有一些闲置土地没有投入生产,但到一九九七年已将大部份闲置的土地投入生产。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都主要依靠旱地耕作,其增加粮食出口的能力受到降雨量少的限制。阿根廷可大量增加其粮食出口,出口量也许可增加百分之五十以上,但阿根廷是个较小的国家,每年的粮食出口量不到二千万吨。由于这些国家增加粮食出口的潜力不大,中国缺水可能迅速变成世界缺粮。   是否有那么多粮食可供出口的问题已经引起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关切,因为它们已经依赖于粮食进口以养活其不断增加的人口。虽然中国有钱在日见紧张的世界粮食市场高价购粮,但粮价的小幅度上升就有可能用尽其它一些不那么富裕的国家的宝贵的外汇,使其本地的粮食价格上涨,最终引起粮食暴动。   解决与用水和水资源重新分配有关的越来越棘手的政治难题对中国的领导人提出了挑战。这些问题包括,农村地区和城市为争夺可提供的水而日益加剧的竞争;流域上下游省份之间的用水矛盾;用水去创造就业和用水来维持粮食自给的矛盾。更为紧迫的是,中国将面临这样的选择:投资数百亿美元每年从南方向北方调二百亿立方米水,还是在北方地区从农业中调出这些数量的水另作它用,而进口所需的二千万吨粮食。在一个国家政治生活中,很少有什么问题会有中国在今后的几十年中所面临的缺水问题那样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当我们回顾过去时,我们应该问问为什么我们没有及早地看到中国水资源所面临的压力。在一九八○年,那时中国约有十亿人口,经济改革刚起步,供水一般还足以满足所有需求。但是我们展望二○三○年时,中国将拥有十五亿相当富裕而不是十亿相当贫穷的人口,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需要三倍于现在用水来满足其需求的国家。但中国却没有那么多的水。中国的经济向所有国家表明,及时地稳定人口规模以使人均粮食消费处于其资源基础所限定的范围内是何等的重要。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研究结果建议成立一个永久性的美、中农业论坛,以便制定互补的农业战略以及分享双方在诸如粮食生产和灌溉效率等领域内的技术。我们赞同这个建议。如果世界上的这两个粮食生产大国密切合作以保护其农业资源基础,与此同时全世界努力去稳定人口,这不仅对中、美这两个国家有利,也对世界其他国家有利。   〖全文完。原文发表于1998年7/8月《世界观察》杂志,国务院体改委研究所理论室高世楫译〗 □ 摘自《华声月报》一九九八年十二月号 ~~~~~~~~~~~~~~~~~~~~~~~~~~~~~~~~~~~~ 【社会透视】                目击北京人“直选”                ·周艳秋 吴洁·   在有了两年多四处反映问题碰壁的经历后,赵大妈在面对那张选票时就多了一些疑问:这些候选人我都不认识,他们能代表我说话吗?要是不能为我们说话,我干嘛要选他?   12月15日那天上午,60岁的芦大妈在走过那个“流动票箱”的时候犹豫了一下,然后径直去了以前的老街坊赵大妈在附近开的杂货店。两位老人聊起今天投票选代表的事儿,芦大妈说:“待会儿去把票投了吧。我算是交了差,人家(守票箱的人)也好早点下班。”55岁的赵大妈气呼呼地说:“反正我不给他们投。”芦大妈站着想了一下,最后也决定弃权。   就在这一天,北京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关于此次区县换届选举的标语。天还没亮的时候,播送选举事项的喇叭就响起来了。记者在早晨7:30到达北京市崇文门外街道委员会第一选区的投票站时,看到了络绎不绝前来投票的居民。   不想投票的芦大妈和赵大妈也是崇文区的选民。她们原先就住在热闹的崇文门外,两年前因拆迁而被安置到了距离北京市区20多公里的合义小区。据介绍,这个小区有些特殊:小区在行政区划上归丰台区管理,搬迁的上百户居民的户口却还在崇文区,而安置搬迁户的房子是当地企业的,居民们没有房产权。居民们说,我们是“崇文的人,丰台的地,企业的房”,实际上是个“三不管”地区,治安非常乱。另据居民反映,两年多来,这个居住着数百名搬迁居民的小区一直没有居委会。   也就是在这两年中,合义的搬迁居民曾就小区的饮用水水质、拆迁补偿、住房产权等问题多次向区市有关部门反映,但也一直没有得到切实的解决。   在杂货店里,赵大妈拿出一个电热水器给记者看,电热棒上裹上了厚厚的一层水硷。赵说:“这还刚用没几天呢!”据悉,合义小区的居民饮用水经有关部门多次检测均不合格。小区里条件好一点的居民长年买纯净水或从城里带水回来,但大多数居民还是只能喝“本地”水。   在合义小区的“流动票箱”现场,有位中年男士举着一个装着水硷的饭盒问工作人员:我投了票,水质的问题能不能解决?工作人员解释说,这和投票是两回事儿,不过我们可以替你反映。这个男士投了票。   五年前上届北京市区县换届选举的时候,当时住崇文门外的赵大妈虽然也不认识候选人,但还是积极地投了票。赵大妈说:“说实话,什么人当选我都拥护,可什么人当选都得给老百姓办点事儿吧。想想这两年的遭遇,真是连说理都找不着地儿,我们失望透了。”在有了两年多四处反映问题碰壁的经历后,赵在面对那张选票时就多了一些疑问:这些候选人我都不认识,他们能代表我说话吗?要是不能为我们说话,我干嘛又要选他呢?“权利是宝贵的,投或不投不也是我的权利吗?”   在“流动投票箱”外围,记者还接触到其他一些表示要弃权的搬迁居民。有的居民说:按法律规定,我们若不同意候选人,还可另选他人。与其弃权,不如填一个自认为能代表自己利益的人。其他居民瞪大眼睛,说:真有这规定吗?   与此同时,居住在大兴县旧宫、南苑北里等地的崇文区搬迁户的投票积极性也都较城区弱,一些选民因对搬迁不满而把气撒在了“选举”上。后据崇文门外街道委员会初步统计,该街道委员会所辖的市区选民投票率为98%,郊区搬迁住户的选民投票率为60%左右。 □ 原载《中国青年报》,1998年12月24日           ※   ※   ※   ※   ※             他们为何懒得搞倒“腐败”村官   某村支书和村民委员会主任等一帮村官,既贪又不公道,村民们平时怨声颇多,但很奇怪,竟一直连任,位子坐得稳稳的。村民们说,不是搞不倒他们,只要在整党时照实说、换届时不举手,就没有不倒的,是“懒得搞倒”!   他们的理由很实际:一是养肥一拨子人不容易。现在村官们吃香的,喝辣的,住着小洋楼,拿着大哥大,这些都是靠大家的血汗钱供养的。对这一拨子不满意搞下去,选出一拨子又要重新去喂肥。“要想甜,当主任,要想富,当支书”,时下就这么个行市,民管不了官,换了谁都一样,既然已经喂肥了,就这么喂下去,总比把瘦的重新喂肥省。二是铺起一条官路不容易。现在这一拨子人花了村上不少烟酒钱,乡上、县上都混熟了,好赖还能办点事,比如要个好一点的种子、化肥、农药和征兵指标、平价电什么的还成,换了新一拨子人,上面不熟悉,关系又要从新建立,又要花老鼻子钱。三是人至清无友,水至清无鱼,真要选上了个清官,心虽好,但办起事来反而会拿捏得太死。得罪上面的头头脑脑,村里就啥事也办不成了。   对村官们不满意,并且能够搞倒而又“懒得搞倒”,怕是除了本村村民,上级党组织和政府是很难想得到的。他们会说:给了你们民主权利,为什么不用呢?其实,于村民看来,在较大范围风气不正的情况下,单在一隅行使民主权力,风险太高了,成本也太大了。首先是乡村处在最基层,是党风政风管理最为薄弱的环节,人们选掉差的干部容易,无法保证新选出来的干部就一定会公正清廉。其次,作为基层的官,要造福一方,很大程度上离不开上面的扶持,必须跑得通上线,上线的党风政风决定着下线的作为,如上不正,要么以混对混得花钱,要么以清对混办不成事。   “懒得搞倒”,对于村民来说,是一笔简单的投入与产出的价值取向,而对我们的党和政府来说,则是一个非常实际且迫切需要解决的政治问题。 □ 原载《山西发展导报》,转载于《南京日报》1998年12月25日   植字推荐:〈zzhou@ycp.edu〉           ※   ※   ※   ※   ※                愿选民不再被传讯                 ·潘多拉·   身为海南省琼海市大路镇党委书记的蔡宗彬,认为该镇云满村党员陈光和等人联名推荐村委会主任候选人是在搞“串联”,大骂他们是“跳梁小丑”,称他们的脸皮“比冬瓜皮还厚”。这里边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蔡宗彬真的不知道陈光和等人是在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行使正当的民主权利,以为他们是在“图谋不轨”,必须紧急予以弹压;另一种是,他虽然知道陈光和等人的行为并未违法,但却认定其不符合“镇情”、“村情”,若不及时制止,就不能保证镇政府、村党支部认为合适的候选人当选。也许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上述两种可能兼而有之。   在看到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这期节目的前几天,我曾前往西南某地农村采访。该村在正式选举村委会主任的前一天,村民被召集到村民小组,他们被告诫说,明天一定要照镇上的意思投票,如果选举结果不符合“规定”,就要重新再选,直到合格为止,这样大家都不方便,还不如弄一次就完成任务。果然,第二天的选举很顺利,前后不过一小时就投完了票,工作人员把投票箱抱上就走,村民们每人领了一元“选举费”就走。   这几年来,特别是在去年,全国许多地方的村民自治活动有了实质性的进展,直选、“海选”等选举形式,竞选演说、设立秘密划票间等程序设计,都使村民自治活动突破了传统长官意志的束缚,也突破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初期在所难免的一些纯粹形式主义意味的套路,而呈现出了非常可喜的亮色,引起了海内外舆论的广泛关注。不过,正如全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各地村民自治活动的发展程度也不平衡(二者大体上为正比关系),既有选举程序有条不紊,选举结果符合民意的地方,也有象云满村那样选举“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地方,也还有象我采访的西南某村那种地方,选举事实上为村镇领导左右,理论上是违法的、无效的,但村民们基本上漠然置之,令人慨叹不已。   民主的关键是什么?抛开政治家、思想家们的形形色色的论述,愚以为第一是利益,第二是程序。在我采访的西南某村,乡镇企业闻所未闻,青壮年十有八九外出打工,村镇干部的主要任务无非催粮催款,因此村民们觉得选谁当都一样,谁也没心思去搞什么“串联”。如果没有一元钱的“选举费”,恐怕连形式上的投票都很成问题。而云满村的村民之所以对村镇领导“钦定”的候选人不感兴趣,而以多数票将曾经当过村干部、又办过企业的能人吴毓洲选举为村委会主任,是因为在云满村这样一个有一定乡村经济基础的地方,是选出一个“没有功劳有苦劳”的人掌舵,还是选举一个既有从政经验又有经营才干的能人当“领头羊”,与每一个选民(村民)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至于程序,其意义丝毫不亚于“实体”。比如在众目睽睽之下问“同意的请举手”,其结果多半是同意的举手,不同意的也不敢不举手;如果让“钦定”候选人在镇领导的陪同下端着投票箱挨家挨户去“欢迎”投票,请问谁吃了豹子胆敢不买他的账?相反,只要设立一个小小的秘密划票间,同意的可以真心实意地划“√”,不同意的也可以无所顾忌地打“×”,选举人方能真实无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为选举结果的客观公正奠定基础。   “社会权力除了交给人民以外,我不知道还可以安全地委托给谁。假如我们认为他们缺乏足够的智慧和明辨是非的判断力来行使他们的权力,那么,纠正的方法不是从他们手里把权力夺走,而是通过教育使他们具有明辨是非的判断力。”(杰斐逊)当年解放区不识字的农民用投掷豌豆的方式也能参与选举,现在不识字的农民只会比那时更少,关键在于程序设计,在于依法行事,做到这一点,那些一向认为中国人“素质低”的人,才不会“从他们手里把权力夺走”,不会骂他们是“跳梁小丑”。 □ 转载自台湾交通大学资讯科学系   BBS〈bbs.cis.nctu.edu.tw:140.113.23.3〉 ~~~~~~~~~~~~~~~~~~~~~~~~~~~~~~~~~~~~ 【往事追忆】                记朋友郁君的死             ——《域外怀旧录》之四(上)                 ·维 一·   我平生最恨为尊者讳,但这一次我却要为死者讳。不过也只是掩其姓名,并不掩其事迹。   我与郁君的首次见面是在分场场部欢迎我们新人的联欢会上。六九年底,我们一行数人千辛万苦总算到了云南农场的红旗分场。当年的中国,不比现在,若是不能搞出个像样的文艺宣传队,当领导的面子上比今天连年亏损的工厂厂长还要难看。我们这些人里面还真有干这一行的:能拉提琴的就有两个,手风琴更有三位。但我那单簧管就是滥竽充数了。当年为了能到农场当个农工,好歹吃完上顿有下顿,也就瞎说八道,面子顾不上了。   接我们来的分场陈干事,为了显示他的独具慧眼,特意组织了这场迎新联欢会。他让新来的两把小提琴与场部宣传队原有的两把小提琴汇成一气,组成他喜欢的四手联奏,曲目当然是当时脍炙人口的《红色娘子军》中四小战士舞。三位手风琴指定演奏各自拿手的外国曲目,陈干事很有经验,吩咐报幕的时候一律冠以《×××人民热爱毛主席》,果然不出所料,一炮而红。尤其是杨君的手风琴独奏《土耳其人民热爱毛主席》,台下再三再四地不肯放过他,掌声铺天盖地。喂猪的张老汉,从来不言不语,这时也忍不住喃喃自语:“这么老远的,也难为他们还想着咱毛主席。”   入夜,各队观众终于散去,我们便到土台子后面卸妆。借着快要烧尽的汽灯,会拉提琴的文艺干事杜君把我们新来的人作了介绍,说今后就是一家人了,大家要互相有个照应。众人都齐声叫道:“好说!好说!”不少人在北京就互有所闻,在此一见,不免惺惺相惜,相见恨晚。不过郁君我没见过,也从没有听说过。他并不以为意,一边握手,一边指着躲在他身后一个怯生生的女生:“我和她原来都是东城区造反派宣传队的。慢慢的大家就会互相认识了。”言语中似乎带有一点点南方口音,软软的,不过不是道地的北京人很难发觉。   “那你可认得康萝卜?”黑暗中不知哪个对京城文艺界了如指掌的人立刻问了一句。   “认得,认得。”他连忙应声答道,“他是首席。”   有了共同的朋友,一时仿佛更近了许多。杜干事见大家如此一见如故,便索性介绍说,郁君与躲在他身后的女生已由革命的战友升华成感情的朋友了。众人不免又是一阵喝彩。不过汽灯太暗,我尽管好奇,也没有看清这个女生的眉眼。好在来日方长,大家总还在一起,有的是时间。   约莫是插队差不多一年有余,我调到场部,钟君调到场部的学校,陈君调到分场的执枪连,邵君调到场卫生所,加上已在场部的诸位好友,一时间济济一堂。我们这群后生小子,心中便免不了生出范文正公的感慨:“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虽说没有“谪守巴陵郡”,却也十分快活。好友孙君竟笔走龙蛇,把一篇千古文章写满好几张上等宣纸,竹篱笆墙也被他糊得严严实实。   真正与郁君的结识是在我调到场部之后的事。一日正在百无聊赖之际,见郁君正在篱笆墙下苦练撒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我这个人最见不得别人专心致志,于是就上前搭讪:“我在北京的家是一处很老的四合院,房门上还有四个大字:‘富贵康宁’。文化革命到了今天,你怎么居然还保留着这么个名字。”这本是我的玩笑话,不想对他却十分唐突。他立刻紧张起来,放下提琴,正色对我道:“怎么?听到什么了?”我便抚掌大笑起来:“听到什么?富贵嘛,康宁嘛,听到说你很有钱。”他便更紧张:“什么?你也知道我是资本家出身?”   “哦,你资本家出身?”我不由得一楞。文化革命的烂污拆到如今,很少听到还有人这样自报山门。   “嗯。”他很懊恼自己的不打自招,刚才拉琴时神采飞扬的兴致全被我搅得一干二净。说罢便低头松了弓子,收起琴,准备进屋。“还有什么事?”他挑起眼睛看我,像是想赶我走,其实我脚下站的这块地方并不属于他的房间。我极尴尬,半晌想不出话。我想告诉他,我并不在意这件事,甚至很愿意与他为友。但我心里明白,此时此地,说什么都是争取不到信任,倒不如走开为妙。   回到房间,我也无名地懊恼起来。晚上与同房间的朋友孙君说了,从他口中才略微得知郁君的家境。郁君家里是上海人,长在北京。从小循规蹈矩,初中三年,年年三好学生,保送本校高中。到了文化革命,因为父亲属于资本家,被抄了家。从此便一蹶不振。因为从小学习提琴,文化革命后期便参加了个宣传队,每日与琴为伴。插队下乡便和宣传队的女友一起同来。自从有了女友,情绪还算好了许多。   听到这些谁也不愿意再多听一遍的故事,我从此就格外小心,留意不要碰到他的痛处。他倒也不计前嫌,无论何处见到我,总还是以礼相待。   大约是又过了半年的光景,一次我们去一个路途颇远的分场演出,天色太晚,主人就留我们在当地过夜。郁君和我分到一处安歇。当晚主人款待我们吃了不少富含油水的饭菜,尽管我们早有经验,每次出差前总是准备几片止泄药,但多日油星未见的肚子大约还是不能承受这突如其来的关照,用不了多久肯定会照样排泄出来。我们两人不敢大意,想等把稀拉掉再睡个安稳觉,于是便坐在床边神聊。他问:“你可发现我今晚油炸花生米吃得特多?”我答道没有注意。他便笑了,狡黠地冲我一点头说:“还行,你坐在我边上都没发现,别人不会知道。”   “那你怎么吃的呢?”我不解地问。因为那是一道主菜,众望所归,况且用筷子夹,一次能夹多少?老是朝那里伸筷子,马上就会被人发觉。   他像是看出我的疑问,竟像个孩子似地笑了:“这就是秘密。”不等我求他,他就开诚布公对我说:“如果用筷子夹,老不停地夹,不好意思。我每次出差都要带一个小勺,”说着就信手从裤口袋中摸出他的宝贝,“我吃油炸花生米的时候就用它舀。一舀一大勺。”说着就比划起来,虽然已经吃得很饱了,但他好象还在重温不久前的把戏。   教给了我这个秘密,我们两人的心一下子贴近了许多。一阵沉默之后,双方好象都在寻找可以拉近两人距离的话题。   他说:“上次我告诉过你,我家是资本家……”   我不想再扯出这个让两个人难堪的话题,连忙打断他的话头:“得,得,得。我不想听。受的罪还不够哇,刚享了口福,你这是想让我把饭吐出来吧?”   他执拗地说:“不,我想告诉你。你听我说。”   其实想听别人的秘密是对我最大的诱惑,我便不再坚持。   他的父亲原是个读书人,原籍宁波,世代书香。临近内战结束的时候,上海物价飞涨,家中并无许多不动产,手中的钞票顷刻之间便会成为废纸。上海出版界首屈一指的张老板与其父相熟,劝他不如把钱投在张的出版社,算作一个股东,今后不管什么人上台,都免不了要出书,总会有钱赚。他的父亲原来就对版本典籍颇有偏好,多年的积蓄有了这么一个出路倒也不坏。于是就把钱放到张老板那里。后来上台的是共产党,这家出版社迁到了北京,他的父亲便做了出版部的主任。但因为是股东,天经地义是个资产阶级,没有话讲。   其父一生谨慎,与国共两党从无瓜葛。因此,无论国共两党互相打架,还是共产党内自己打架,他都只是静静地看在眼里,默默地记在心中。家教极严,尽管子女个个优秀,但从不许在外张扬。所以六六年文革开始之前,政府倒也不大找这家人的麻烦。   文革一起,他家比那些次次运动整得死去活来的人家反倒显了些眼。那些人家大多早已整得一贫如洗,枉背了个资产阶级的虚名。而他家光是前后三进的四合院就早已让收水电费的居民组长垂涎欲滴了。于是首当其冲,做了抄家的模范。   所幸的是,他的父亲还有工资,几位兄长也已长大成人。他的境遇与许多人相比并不能算太坏,郁君自己也承认。只是从小一帆风顺,到底受不了别人的许多白眼。另外,父亲总爱用贪官污吏的下场教育子女,时时提到满门抄斩的恐怖,所以抄到自己的家,那种大祸临头的感觉也比一般人家的子弟要来得猛些。自那以后,一点风吹草动总是害怕。   “你现在不错了,竟然敢用勺子舀花生米,也是一个进步,”我不禁要给他一点鼓励。他不好意思地一笑,看得出,心里还是有些得意。我连忙怂恿他接着说下去。   日后他因为恐惧,患了失眠症。一夜一夜只能坐着。天长日久,身子不知不觉就坏了下来。倒是文化革命后期,两派为了保卫毛主席,打得不亦乐乎,他便在家里堵上门窗听交响乐,自得其乐。他现在拉的一手好琴,就是亏得那时的清闲。   后来他又指指外边,意思是指他的女友,说是有了她,什么别的事也不想,甘心就在这里呆一辈子了。我那时毕竟小他几岁,仍旧雄心万丈,对男女之间的鱼水之欢也不甚了了。但看他一脸满足的样子,也不禁走过身去,拍拍他的肩膀,道了一声贺。说来也怪,那天晚上没有拉肚子,二人倒身下去便鼾声如雷。   二天回到分场便听说,省歌舞团到农场挑演员来了。消息不胫而走。因为我们分场的水平他们早已耳闻,于是就直接下到我们分场。   这天,郁君慌慌张张跑到我们房间,我正好与钟君在闲谈。他便问我们是不是也去考一考,试试运气。我自知志向根本不在于此,当然不会去。钟君更是一位散淡的人,连连摆手。我与钟君相对一望,互相忽然都明白,他这是想探探我们的口气,看他是不是应该去一试身手。我们说,他是个中翘楚,全分场首席提琴,且名声早已远播,或许省歌舞团就是专程来顾他的茅庐,早已内定也未可知。经我们一说,他便大喜过望,频频点头。但又一想,若是他的女友不能一同考取,那岂不是要人各一方,又如何办?我们就劝他,如果省歌舞团求贤若渴,那就坚持一定要双双调走。否则,如此拘促小器的地方不去也罢。他便点头称是,又问道,若是他走了,放下众人仍旧在此受苦如何是好。这正是我们可以一显高风亮节的机会,我二人便道,能先逃一个就是一个,都困在这里,一个跑不掉也不是道理。况且来日方长,人各有志,不必多虑。他听了便不再多话,连连谢了,说是还要找他的女友过细商量,便告辞走了。分场其他的文艺高手也都磨拳擦掌,暗中积极准备。   (未完待续) □ 寄自美国波士顿 ~~~~~~~~~~~~~~~~~~~~~~~~~~~~~~~~~~~~ 【诗  苑】                  雪 夜                 ·独行客·              一个月色的晚上              狐狸们四处逃散              听说森林里很冷              唯一的馈赠是苍白的雪              那么,偶尔的狼嚎呢              猎人们说:不知道 □ 寄自日本 〈laibin@rs.noda.sut.ac.jp〉           ※   ※   ※   ※   ※                  小夜曲                 ·唐 夫·              圆月在空中一轮              夜色在林荫相会              美丽的湖泊是甜酒              已把微风灌醉              是枝叶劝阻了月光              是月光在树傍守卫              是蟋蟀大胆的倾诉              把秘密偷给了草卉              寂静是空虚的黑袍              把欢乐和痛苦融汇              只有顽皮的拂晓              才探索人间的羞愧              树叶已溢满着泪              月光被轻轻推回              那一滴滴晶莹的露珠              正和脚印相对 □ 寄自芬兰 ~~~~~~~~~~~~~~~~~~~~~~~~~~~~~~~~~~~~ 【“我们”】                  开学式                 ·毛 毛·   四月是日本学校开学的时候,我也耐不住家中闷坐的无聊,报名上了鹿儿岛的一所语言学校,赤冢学园。电话通知我去学校参加开学式,除告诉时间地点之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了。我也就坦然地随夫如约而至。   远远地看到赤冢学园主楼里鱼贯而出的深灰深蓝的西装们,心中大叫糟糕。我的短袖T恤,先生的牛津纺衬衫肥腿裤,怎么看都是两个休假的观光客。硬起头皮,索性潇洒到底了,权当刚刚归自夏威夷吧。上了二号楼的4F,在门口签名,领一只厚厚的纸袋,进了大会厅。   脚下是暗红色金花地毯,庄重又略带些热烈,和台上正中高悬的矩形国旗、赤冢校徽的红色呼应得恰到好处。天花板的吊顶打的是兰色的冷光,一下子就托出金色大吊灯的华丽,而这华丽一点也不突兀,自然得像春日里煦暖的阳光。大会厅里每五把椅子一排,十二排为一个方阵,一共有四个方阵,其间是过道。中间的两个方阵在最外边的椅子靠背处立了小小一个白底黑字的纸牌,写着“新生席”,三个字是竖着写的,“新”字上还别着朵小小的红花。最里边的就立着“保护者”三个字,靠门的方阵没有牌子,一定是在校生和赤冢的先生们的了。台前的横幅,白地黑字“赤冢专门学校入学式”,看了觉得触目,和周围的色调格格不入,直到深灰深蓝以及黑色西装们填满了台下的座椅,才发现那肃穆得让人窒息的情调是在这里辉映的。所以整个入学式的氛围就被规范好了,有一点热烈,又有颇具约束力的端肃,你不得不收敛起嬉笑,端平肩膀,挺起腰,放规矩举止,胸中像模像样地涌起仪式的庄严感。   不敢搅扰了那西装世界的整肃,挑个最后最边的位置坐下,才发现,台边另有一个方阵的,不像这四个正对着台,是侧着的,立着的白地黑字的小纸牌,“御来宾”,仪式开始的时候,校长董事们陪着来宾在那里入座。原来台上是不坐人的,这让我感觉出奇的好。每个人都是参加者,没有人高高在上俯瞰众生,也就没有了那种面对面狭路相逢般的对峙。人,原来就可以这样亲和地相处。   不知什么时候,不知从什么地方,隐隐飘来钢琴丝一般柔滑的乐音,没有高声的呼喝,人们原本压低的谈话声渐渐中止了,而钢琴的音量却在渐渐加强,但始终是轻柔润滑的,象一只柔软清凉的手,抚平了有一点焦躁有一点激动的心。人就在乐音里沉静下去,沉静下去。我终于没有完全地沉静,伸出头,让目光越过一个个端得平平的肩膀四处搜寻,那架白色的钢琴,原来就立在来宾席靠近台口的地方。就在人们沉浸于如水的乐音时,琴音却渐行渐远,袅袅地不见了踪迹。二十几个妇人上著蓝紫色丝绒园领衫,下系白纱曳地裙,飘飘地在台上站成了合唱队形,指挥上台,琴音又起,接着的是妇人们如水的歌喉……   四支歌唱完了,仪式才正式开始。   第一项叫“一同礼”,随着司仪轻柔的话语,懵懵懂懂跟着大家起立,前边的人深深地鞠下躬去,白白红红的日本国旗就蓦地占据了我整个的视野,我明白大家在做什么了。注视着这熟悉的旗帜,忽然意识到自己踏上这片土地后,从未正视过它,总是有意无意地错开目光。而此时此地,被迫直视着它,我的头,只好孤独地昂在一片脊背之上。   落座以后,依旧不能移开我的视线,直直地瞪视着那面旗帜,在东三省,在卢沟桥,在台儿庄,在南京城、北京城飘过的旗帜!一直以为时间是疗伤的良药,一直以为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事应该睡在历史里,慢慢积上尘埃,不翻不会再痛。哪里知道一个国家给另一个民族的重创早已深深烙入那片国土的山山水水,刻进子子孙孙的每一条生命符号中,只不过日常的作息起居中不感觉罢了。而一到这种时候,如我正经历的,先人滔滔流出的血,先人胸中透骨的恨和痛一起涌来,终于明白,有些仇恨是永世不能化解的,除非罪恶得到应有的清算。   然后是奏国歌,又是鞠躬。我慢慢垂下头,沉沉地弯下腰,不是不再痛恨,只是对现在这个文明的国家和民族献上我应有的礼貌和敬意,仅仅是一个中国人的教养吧。 □ 寄自日本,写于1998年4月 ~~~~~~~~~~~~~~~~~~~~~~~~~~~~~~~~~~~~ 【信息交流】            连载:中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二)   企业所得税方面   (3)行业性定期减免税的优惠政策:   △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和第二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三年至第五年减半征税。   △对外资银行、中外合资银行,外国投资者投入资本或者营运资金超过1000万美元,且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免税,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征税。   △在经济特区设立的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超过500万美元,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免税,第二年和第三年减半征税。   △对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在海南经济特区设立的从事机场、港口、码头、铁路、公路、电站、煤矿、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从事农业开发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在上海浦东新区设立的从事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电站等能源交通建设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凡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可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一年至第五年免税,第六年至第十年减半征税。   (4)鼓励外商兴办产品出口企业和先进技术企业的优惠政策。对外商兴办的产品出口企业,按税法规定减征、免征所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品产值达到企业当年产品产值70%以上的,可按现行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半后税率低于10%的,按10%的税率征税。对外商投资兴办的先进技术企业,在按照税法规定的减免税期满后,还可以延长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减半后税率低于10%的,按10%的税率征税。(未完待续) □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6月11日〕 ⊙ 本栏编辑:熊波 ~~~~~~~~~~~~~~~~~~~~~~~~~~~~~~~~~~~~ 【散文随笔】                再说我家小鬼子                 ·王伯庆·   女儿学中文断断续续已经有八年了,为了教她学中文,我们是动手早,干劲大。八年前,那时中国大陆还没有专门给海外儿童学中文编的教科书,我们就请人从国内带来了全国小学语文统编教材。太太说我的小学语文成绩太差,自告奋勇地当了女儿的语文老师,我干上了助教。   每周一课,拼音,造句,背课文,做完课本作业还有配套的辅导书。老爸们,不容易啊,这小妞是学一课忘一课,还得帮她复习,想到愚公移山的精神,女儿成凤的前景,一咬牙当爸妈的也是认苦啦。   教小鬼子学中文是苦中有乐。毛主席说“教育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八年前,中国的小学课本还在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很多课文是歌颂伟大领袖和英雄的文章,我家小鬼子缺乏阶级感情,记不住英雄们,背课文时老是把人名搞错。   她学全国小学语文第三册时,第二课“温暖”,讲的是周总理和清洁工人;第三课“收稻谷”,讲的是毛主席从小就心痛穷人,下雨时帮助邻居毛四阿婆收谷子;第四课“诚实的孩子”,讲的是列宁小时候可老实啦,把姑妈家的花瓶打坏了,开始赖帐,后来也承认了。   这几篇课文让她一背,张冠李戴,把周总理派去收谷子,说毛主席是个老实头。她妈妈不乐意了,通不过。其实,小鬼子背课文只是为了学语法和词汇,人名记住了也没用,老爸我一贯就会出好主意,要她遇到课文中有记不住的名字干脆就换成“王伯庆”,省事。   第二天下午,象往常一样,女儿站在公寓楼的走廊上,朗读课文“温暖”:“天快亮了,王伯庆走出人民大会堂。他又工作了整整一夜。他刚要上车,看见远处有一位清洁工人正在清扫街道。他走过去,紧紧握住工人的手,亲切地说:‘同志,你辛苦了,人民感谢你。’清洁工人望着敬爱的王伯庆,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楼里住了好几户中国学生家庭,大家听起来很不习惯,心想你爹跟大家一样从免费报纸上剪折扣卷买东西,谁敬爱他了?小鬼子不知道群众有看法,还照读不误呢。打那以后,她的阅读有所进步,只是苦了老爸我,一会儿代替朱总司令去井冈山挑粮,一会儿代替毛委员去打土豪扩红。有一次她读到课文“刘胡兰”时,干脆把老爸的脑袋给砍了:   只听她朗读道:“王伯庆挺起胸膛说:‘要杀要砍由你们,怕死不当共产党!’他迎着呼呼的北风,踏着烈士的鲜血,走到铡刀跟前。王伯庆光荣地牺牲了,那年他才十五岁。”   如果你以为做老爸的这样牺牲奉献,小鬼子又这么一往无前,她的中文一定不错啦,那你就是错把一当成十了。她是学了后面忘前面,记不住。有一次我打电话回家,请她在家里的常用电话单上找一个朋友的号码,因为是中文名字,她硬是找不到。   中文的同音不同字也把她给搞糊涂了。一天,我在家里找飞机票,用中文大声问:“我的机票呢?”小鬼子没弄懂,说:“Mom, where is Dad's chicken ticket?”(妈妈,老爸的鸡票在哪里?)   每次看到“人民日报”海外版登有小鬼子们写的汉语文章,做妈妈的很希望自己的女儿也能够达到人家孩子的水平。娃娃是自己养的,做父母的不会说她笨。她从小是个读书迷,她在美国的洋学堂里创下过英文阅读的学校记录,中国的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和“西游记”都读过,还会背“黛玉葬花”,你别当真,全是英文版的。   学不好中文的主要原因是她没有动机,不往脑袋里去。 再说,就算记住了一些也没地方用,久了还得忘。在美国的中国小孩之间都只讲英文,在家里也喜欢讲洋话,中文读写更没有机会练啦,学的中文知识就象肩上的担子,有机会她就撂路上了。   当年我们在中国为什么就把英语给记住了?那是因为想出国,干劲大;再说周围的人都在学,搞个英语角什么的,没出国就可以扯俩洋嗓,有那单词量大的主,在国内就不跟你我罗嗦汉语了。听讲,在台湾说话时能捎带上洋词(日文也算),才是见过世面的人物。   我现在义务给一个美国学生指导中文学习,她在UW学了两年,虽然中文口语不好,但是认得的汉字似乎比我女儿还多,下个学期还要我指导她学《论语》(英文啦)。她想成为一个中医针灸师,所以干劲很大。而我的女儿将来想学西医儿科,又要在美国生活,中文跟她的事业关系不大。   因为小鬼子不想学中文,我们教她是越来越没劲了,有一种“竹篮打水一场空,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感觉。本想送她去当地中文学校,可是那学校是台湾驻美文化处赞助的,用的是台湾教材,繁体字不说啦,全是歪瓜裂枣的注音符号,没法学,女儿就停学了两年。待到我混进华人协会后,窃取了教育“大权”,从中国领事馆买来了专门给小鬼子们编的汉语教材,请了来美国中学教中文的北师大附中的交换老师兼职,办起了简化字拼音班,女儿才又恢复了中文学习。   我们也把她定期送回国内度暑假,今年从国内回来,在家里也多讲四川话,对Family Tree(家谱)的兴趣很大。现在我们只能要求她会说中文就可以了,读写能力有一点算一点,不敢奢望。   这次过圣诞,让她给外公写张问候卡,在楼上憋了半天,拿下来是这样写的:“外公外婆,你妈,年好,这里的雨下得又多又大,不好玩(儿)。”应该是“外公外婆,你们好吗?新年好”。她还卖弄地说:“‘儿’加括号写出来是帮助讲四川话的外公学说Mandarin(满洲官话)用的。”   虽然女儿的中文达不到阅读水平,通过阅读英文版的中国书籍,她对中国文化也有所了解。再有,家庭生活中父母言行带有的中国文化成份,会比学中文对孩子的影响更大,这是小鬼子们观察中国文化的主要窗口。   其实,她要在美国长期生活,学会中文读写真的不是为了实用。要孩子学中文,是我这个第一代移民的“祖国情结”,也是希望能跟女儿用母语交流。在家里跟孩子讲四川话,感觉上是多了一份亲切。到了第二代,第三代,恐怕张口说中文都不行了。可怜老爸我的一厢情愿,熬不过岁月的风吹雨打呀。   “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   对中国文化的眷恋,也让我止步于大国臣民顾影自怜的阴影里,使我对投身于美国政治缺乏热情,有一种做客的心态。我希望女儿吸收中国文化的优秀成份,但不要背负上我的“文化情结”的包袱,要有在美国当家做主的精神。   无论我们的愿望如何,女儿把中文学成什么样子毕竟还是她自己的事。即使小鬼子们成了“黄皮香蕉”,这也是华人后代在美国的阳关大道,美国是他们的国家,英语是他们的第一语言。   斯民如土,青山处处。 □ 寄自美国〈boqingw@aol.com〉           ※   ※   ※   ※   ※                 无耻的好人                 ·赵无眠·   常说“乱世出英雄”,《三国》就是明证。里面有多少英雄?数是数不清的。单是蜀汉一朝,就有关羽、张飞、赵云、黄忠、马超这“五虎上将”,姜维好象像也算一个。诸葛亮算不算?当然要算,不然于理不通。二十几岁出茅庐,羽扇纶巾定天下大势,运筹帷幄,处变不惊,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这还不算英雄?不过照曹操的意思,当时够得上大英雄的只有两个,一是刘备,一是他自己,“惟使君与操尔”。曹操的英雄是英雄中的英雄,与我们百姓讲的不全是一回事。   蜀营中还有一位魏延,立过不少战功,却没有谁把他当英雄。原因是他脑后有块反骨,靠不住。这块“反骨”别人都看不出来,只有诸葛亮看出来了,要杀他,为刘备所保。正是用人之际,杀降将不利于广纳人材。诸葛亮虽然能决胜于千里之外,看人却不一定准。譬如马谡,他就没看准。刘备曾说马谡不堪大用,他不信,偏教他守街亭,结果丢了。魏延杀了昏庸的上司太守投了过来,使长沙得以和平解放,还救了老将黄忠,功劳是很大的。诸葛亮以貌取人,指他有反骨,实在是一种偏见。魏延终其一生,只反过两次,第二次是诸葛死后。他急报军情时脚步太重,煽灭了油灯,于是怪他坏了丞相的祈禳之法,也就是说,诸葛亮之死是他给害的。那诸葛亮是何等人物,连皇上都称他为相父;把如此罪名扣到魏延头上,岂不是明摆着逼他造反?所谓“祈禳之法”,本不过是装神弄鬼的伎俩,没做成也就算了,竟还要逼反一位久经沙场、功劳卓著的大将。蜀汉虽说是以“人和”得与占尽天时地利的魏、吴成鼎立之势,其实用人一直甚不公平,喜欢任人唯亲。而魏延既死,蜀中再无大将,只等着垮台了。   三国是人才流通的时代,大家都反来反去的,只看谁对我有知遇之恩。用现代语言说,叫跳槽。诸葛亮以忠心耿耿著称于世,是因为他进了一家好公司,遇着一个好老板,也就是曹操评定的大英雄刘备。但即如刘备本人,也反过就不止一次。今天投袁绍,明天投曹操,后天投刘表,甚至还投过吕布。可见单指魏延长了反骨是不公正的,有本事你指着刘备的后脑勺这样说试试。象诸葛亮这样不长反骨的人,倾旷世之才,最后也不过辅佐了一位扶不起的阿斗,结局未见得就怎么美妙。   说到反,吕布的反名最大,要超过魏延。先是杀了义父丁原,后又杀了义父董卓,故人讥为“三姓家奴”。然而细究起来,杀丁原固然不义,杀董卓却是反戈一击有功。董卓枭雄,除了吕布无人能杀。吕布本领高强,力能敌刘、关、张三英,民间才有“人中有吕布,马中有赤兔”的说法,夸他的英武盖世无双。而且他不是个好战份子,有本事没本事一定要打个出人头地什么的,这样的政治野心他没有。虽说成不了气候,对于饱受战火涂炭的百姓来说,总比穷兵黩武、动不动就兴师北伐或御驾南征要好得多。   三国不算是太坏的时代,因为各国都是英主长期执政。及至龙种一个个孵成了跳蚤,天下归晋,反而世风日下,致于五胡乱华,才真正到了黑暗时代。隋唐以后,五代十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各地军阀割据,山头林立,一想不通就自称皇帝,你打过来我打过去,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这个人上来杀一批人,颁布一个政令;那个人上来又杀一批人,又颁布一个政令。没完没了,百姓可就遭殃了。   那时候有没有什么英雄?实在想不起来,好象是没有。至少没有让人记得住的大英雄。那是一个需要英雄而没有产生英雄的时代。只产生了很多皇帝,当然还有皇后及其亲戚。从朱全忠篡唐,到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周,凡五十三年,正规的皇帝出了十几个。再加上那十个小朝廷的皇帝们,大大小小共有五十几个。   有一个叫冯道的人,一生经历过五个政权。这本来没什么,五代么,就应该是这样。问题是他在这五个朝代里都当大官,这就值得说一说了。后唐庄宗时官拜副部长(户部侍郎,充翰林大学士),明宗时复拜中央副秘书长(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弘文馆大学士)。后唐亡,石敬瑭入洛阳,改国号为晋,仍拜冯道为首相,封鲁国公,少帝时封太尉封燕国公。契丹灭后晋,冯道又事臣辽太宗耶律德光。耶律德光北走,刘知远入洛阳建立后汉,拜冯道为太师。郭威篡汉,改国号为周,复拜冯道为太师中书令。冯道病殁于周世宗时,享年七十三岁。如果他等几年再死,等到赵宋政权建立,依例他还能做成一朝大官,那就是六朝元老了。   冯道一生,历五朝事十一主,这在推崇忠诚不贰传统观念的中国人看来,简直太过份了,是为非常的耻辱。宋人欧阳修作《新五代史》,曾痛斥冯道这种不义之徒:“传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   也就是说,国家之亡,就亡在冯道这样无耻的大臣身上。欧阳修还举了一篇五代时的小说中的故事,作为反例:一位李姓妇人,其夫死在官任上,她于是带着儿子捧着丈夫的骨灰返乡。过开封住店,店老板见她形迹可疑不让住,而李妇偏不肯走,争执之下,店老板扯她的手拉到街上。李妇觉得“被淫”,深以不能守节为耻,就当街将自己的那只手臂剁了下来。欧阳修叹曰:“呜呼!士不自爱其身,而忍耻以偷生者,闻李氏之风宜少知愧哉!”   欧阳修是一代文章大家,他已把丑话说在前面,后人也就不好反驳了。久而久之,冯道竟成为历史上反复无常、趋炎附势、寡廉鲜耻一类小人的代表。照欧阳修的意思,冯道应该向李妇学习,国家一改变颜色,就得自己把自己给砍了;至少也该坚不出仕,这才无愧于先朝皇上的厚恩。欧阳修的节妇观与义士观,对后世的影响至为深远。宋代是中国人重建道德风气的时代,同时也是汉民族由极盛走向衰弱的开始。宋亡时,面对强大的蒙古军队的入侵,志士仁人迭出,节节抵抗,直至最后一位忠臣背着最后一位小皇帝跳入大海。文天祥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为千古名句。   文天祥的忠勇,甚至受到敌人的敬重。元廷对他颇为优待,丞相孛罗亲自劝他,许以高官厚禄。而文至死不降,在狱中作《正气歌》,关押三年被杀。   然而一个民族,只有文天祥这样的英雄,显然也是不够的。大家都成了文天祥,大家都去跳海,这个民族就要从世界上消失了。蒙古侵略军的残暴,较之日本鬼子和希特勒,有过之而无不及。南京大屠杀杀了三十万,举世震惊;而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杀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完全屠杀,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蒙哥命旭烈兀讨伐木剌夷,务将木剌夷斩尽杀绝。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杀。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蒙古人奉行的几乎是种族灭绝政策,那时又没有联合国宪章及海牙国际法庭,没有任何威慑力量予以制约,尽可无法无天。   幸好当时出了两个人。一个是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才,字晋卿。单从他的取名来看,就晓得将有“楚才晋用”的故事发生。他出任宰相,以博学与品格影响了成吉思汗,使之渐渐接受了一些汉文化,不那样动不动就屠城了。另一个干脆是汉人,从事道士工作,名丘处机,人称丘神仙。丘神仙的特点是装神弄鬼,经常给成吉思汗讲道,劝奉他少事杀戮:“要征服天下,在乎不嗜杀人。”成吉思汗叫左右记录下来:“神仙劝我的话,都要依从,不可忘记!”因而稍敛蒙古人的犷悍之气,使中原百姓免遭许多屠戮。其后,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又深受另一位汉人宰相姚枢的影响,同时还延揽和重用了如窦默、许衡、刘秉忠、王文统、张文谦等一大批著名汉儒。国难当头,正是这些直接为侵略者政府服务的汉奸们,使中国本土不至于象那些一个个被征服的西方国家一样,受到灭绝种族式的浩劫。   蒙古人彻底改变其好战嗜杀的民性,是经历元代以后。中国本土的蒙古人,包括它的帝王将相,几乎全部汉化,连蒙语都不说了。中国被强大的武力所征服,而蒙古民族则被中国的文化所征服。就长远的历史来看,当然是后一种征服更具有力量,也更具有意义。这是誓死不降的文天祥当初所没有料到的。同样的故事,这绝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早先,有鲜卑族拓拔氏的北魏,有契丹人耶律氏的辽朝,有女真人完颜氏的金朝。其后,又有关外女真人后裔满族爱新觉罗氏建立的清朝。   说到辽朝,又回到前面提到的冯道。冯道曾事臣辽太宗耶律德光,按中国人历来的说法也就是当了汉奸。辽灭后晋,冯道来朝,耶律德光问:“你怎么也来了?”冯答:“无城无兵,安敢不来?”又问:“你是什么老头?”冯答:“无才无德的痴顽老头。”如此装痴卖傻,逗得耶律德光大乐,于是封为太傅,位列三公。   冯道只是卖傻,而非真傻。在自贬以求全求宠上,他可以说是无耻。但问起国计民生的大事来,他可是一点也不傻。耶律德光问:“天下百姓如何救得?”冯答:“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冯道一言,使契丹改变了夷灭中国人的初衷,救了无数无辜的百姓。   我不能断定,冯道为了拯救中原百姓才去当“汉奸”的。但冯道为政的贤明清正,却是连鄙视其人格的欧阳修也不得不秉笔直书的。欧阳修不愧为大文章家,一是一,二是二,分得清清楚楚。要是到了别人手里,除了指他脑后有反骨外,怕是再指不出什么来了。殊不知反骨也是一骨。   冯道家世耕读,从幼好学,善属文,不耻恶衣恶食,唯以吟讽为事。当官以后,为人刻苦自励,生活淡泊,曾住在茅庵中,与随从人员共用瓢勺碗盏,一个锅里吃饭。父死归乡丁忧,他亲自耕田砍柴,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这样体察民情,所以深知民间疾苦。唐明宗问他治术,他说:“陛下以至德承天,当日甚一日以答天心!”又问农事,他说:“谷贵饿农,谷贱伤农,此常理也。”接着背了一首唐诗给明宗听:二月卖新丝,五月粜秋谷,医得眼下疮,剜却心头肉,我愿天下君,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遍照逃亡屋!明宗听得眼睛一亮,说此诗甚好,叫身边的秘书录下来,经常念诵自省。   对君王如此,对下面的人如何呢?一次,一个军士跑到衙门前指名辱骂冯道,冯道听了说:“他肯定是醉了!”叫人把他请进来,好酒好菜招待了一番。那时冯道第一次为官的后唐还没有亡,也就是说,他还从未当过贰臣,汉奸,叛徒,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当街辱骂的,那军士多半是无理取闹。冯道不恼,还请人家吃喝,尽欢而散,中国历史上恐怕难得再找到几个这样有风度的大官了。他的贤名,外国人也佩服和敬重。后晋时他出使契丹,契丹主准备亲自到京郊迎接他,有人告“天子无亲迎宰相之理”,乃罢。天子为什么要郊迎宰相?而且是“上国”的天子,郊迎“儿皇帝”石敬瑭的宰相?原因就是两个字:服了!   文天祥至死不反,是中国人的自豪;冯道反来反去,却是中国老百姓的大幸。事实上,反来反去的是迭次更替的朝廷,是世事和政局;他冯道倒是以不变应万变。谁来做皇帝他都欢迎,都乐于为之办事,并以其德高望重给最高当局尽可能以善的影响,让民众休生养息,使动荡混乱的社会尽可能维系一种更深沉的秩序和安定,维系这个民族细若游丝的命脉。没有人说他是英雄,他手无缚鸡之力,无法镇压反叛的军阀或御敌于国门之外;他只有等你们来了,笑眯眯地迎上前去,让你们喜欢他,尊重他,把权力交给他,他再按照自己的意思去乱中求治。老实说,这个朝那个代,这个党那个派,对于老百姓有什么意义呢?就老百姓而言,让咱们过上安生的日子,就是最好的。   不管后人怎样评说,冯道自己是挺达观的。他有自己的忠孝观和人生态度,曾著书述其历事五朝的经过,自命为“长乐老”:“孝于家,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父为母,有子有孙,……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老而自乐,何乐如之!”   冯道,瀛州景城人,字可道。“道可道,非常道。”冯道之可道,就是非常道。 □ 1998年5月10日于河溪屯子   原载《今天》一九九八年秋季号 ~~~~~~~~~~~~~~~~~~~~~~~~~~~~~~~~~~~~ 【各抒已见】             也谈人性,理性,与“加权”                 ·王晓田·   《华夏文摘》四零二期所载赵南元“理性与人性”一文引发了一场讨论。讨论的火力集中在赵文中用风险概率以及加权等数理概念对行为价值的计算。这种计算被某些作者嗤之以鼻。比如,冯凭峰的文章将其称之为“杀人的理性”。冯先生还很为赵先生的生命担忧。他说:“万一将来某天赵先生不幸落入粪塘,附近只有一个博士,而他又不幸假定赵先生只是一个掏粪工,且把自己的权重系数及丧生概率又估计得高了一些,请问赵先生该怎么办呢?”   这里有几个问题应该澄清。首先,这种数理统计的方法只是一种对人的行为(而非人的思维)的描述。就象绘画,图表,计算机模拟,和文字叙述一样是一种对行为的描述方式。方式本身当有难易之分但并无对错可言。   不管你选择用哪一种方法,这种对行为的描述并不只限于“高尚”的或是“卑鄙”行为。描述本身并不是一种道德判定。所以,由于对某一描述方法的不满而对选择这一方法的人进行道德审判,显然是有失公允的。比如,科学研究有许多方法,人们并未因某一种方法可能被坏人利用而停步不前。我们恐怕还不会因为原子弹是基于爱因斯坦的理论而研制的就要审判爱因斯坦本人或是爱因斯坦理论体系吧。我们恐怕也不会因为化学武器的产生而要封杀运用类似化学方法的实验室吧。   用加权系数和其它函数描述决策行为,以及运用价值曲线(value curve)反映主观价值与客观价值的关系,是社会科学中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而并非象一些作者所认为的那样是赵先生的独创。假设,张三对钱的主观价值是金钱实际价值的对数(而非线性关系),那么对张三而言,十元钱和一百元的差别就不是十倍而只是一倍(log10=1;log100=2)。根据这一函数关系还可以推断,如果要张三在百分之百得五十元钱(50×1.0)和百分之五十的机率得一百元而另外的百分之五十的机率得零(100×0.5)之间作选择,他将选择前者。因为对于张三而言五十元钱的主观价值(log50)要高于贬值后的一百元钱的一半(log100×0.5)。   被称为用现代遗传学对达尔文理论做出贡献的海墨尔顿(Hamilton)定律(C〈rB)就是一个“加权”的不等式。这个式子中的r就是一个小于1的加权系数,它是反映一个施惠人与一个受惠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的系数。C是损失而B是获益的量化值。就是说,一个救助他人的行为是否在进化中被选择取决于这个行为对自身生存与生殖的损害(失)是否小于这一行为给受益人的生存带来的利益乘以r的乘积。从遗传学的角度看,一个生命所携带的决定个体特征的基因同样存在于两个有0.5的血缘关系或四个有0.25血缘关系的个体之中。如果一种利他行为违背了海墨尔顿定律,就会因为对自身的生存弊大于利(C〉rB)而难于在进化的过程中得以遗传。因此也就不能成为一个群体的普遍行为。无条件的无私只能在真空的无私世界中生存,而无法在生存竞争中抵御自私行为的入侵。对自身生命的珍视是人类生存与延续的保证。   许多分歧始于各自对所谈的概念给予了不同的定义。比如赵南元认为,人性需要理性的指导,拒绝理性的“人性”是靠不住的,并极有可能退化成“兽性”。而赵文的批判者冯凭峰则认为,没有人性束缚的理性是杀人的理性。但两位都没有对人性与理性的内涵作任何界定。也许在赵先生眼里“人性”与“理性”的冲突是情欲与理智的对抗。但对冯先生而言,“人性”则是良心与道义的体现,而“理性”是赤裸的为一己私利的算计。有的放矢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看得见的靶子。   不少西方学者以个体的功利(utility)作为坐标系,将“理性”的行为量化为“最大可能地增加个人的功利”。姑且不论其正确与否,这至少使得有关“理性”的论点得以被检验。人性与人道主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人类作为动物界的一个种系并不超脱于适用于生命进化的自然法则。事实上,与其它动物相比,人类的纪录并不容骄傲。人类的历史充满血腥的杀戮。大规模的同类相互残杀的行为在动物界并非多见,而为人类所特有。忽视人性中的弱点而谈高尚的理念并不能就此实现人类大同。   作家梁晓声由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重提当年(1982年)有关“大学生张华救掏粪老人而牺牲是否值得”的那场讨论,梁晓声认为那场讨论是可耻的,是冰冷的理性对人性的粗暴侵犯。但是,当年对张华之举表示惋惜的人们也许并不否认“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价的”这样一种观念。关键的问题在于由谁来作对生命价值的判断。当以第三者的身份对两个非亲非故的生命进行比较,许多人都认为生命没有贵贱之分,同样都是无价的。但是,当一个人把自身的生命和另一个生命放在价值的天平上“权重”的话,结果往往是倾斜的。人们往往并不把自身的生命与一个陌生人的生命等量齐观。   如果在做出拯救大兵瑞恩的决定的时侯,军事指挥官们就已经知道会牺牲更多的生命,理性地权衡利弊便成为决策者的必要功课。这个拯救计划就应当撤消。否则才是对其他同样宝贵的生命的践踏。当然,在拯救瑞恩的问题上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瑞恩的两个兄弟都已阵亡,他是家里唯一的“命根子”了。据说,美国军方由此案例而制定了新的征兵规定:一个家庭的兄弟之中只征一人当兵,但独生子仍要当兵。看来这是一种家庭权益与公民义务的平衡。   当年那场关于“张华救人”的讨论决不是可耻的。那场讨论反映的恰恰是长期思想监禁后对自身价值的一种觉醒。记得不久前梁晓声曾因其象伟人般指点江山的激扬文字“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分析”而惹上一场笔墨官司。在此书中梁晓声因过份地发挥了一个小说家的想象力,张冠李戴地描绘了一段并不存在的与一个私营企业家交往的亲身经历。然后对这一“阶层”的投机行为进行了道义上的清算。颇有意思的是,事情出来后梁晓声曾表示:“记错了固然很惭愧,但不觉得可耻。”但是为什么那场未必令人惭愧的关于人性的讨论就是可耻的呢?   更有意思的是,梁先生反守为攻对所谓“四两拨千斤”的经商论调再作清算。梁晓声说:“‘四两’可能便是沾染了人民血汗的四千万,四个亿。倘某个一无所有的王八蛋拨不起‘千斤’怎么办?那么就是枪毙他一百次,一千次,人民的四千万,四个亿也将化为乌有!”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加权”。以四千万折合一千条命为例,四千万除以一千还余下四万元人民币(或是约五千美金)。这就是一条贱命的价钱了!这么一算,也难怪梁先生如此火大,偌大个中国得有多少既一无所有又不守法的“王八蛋”们让梁先生操心啊! □ 寄自美国〈xtwang@usd.edu〉           ※   ※   ※   ※   ※              从中国怪坡到加拿大磁力山                 ·庞也人·   读到上期谢小庆关于“怪坡”一文,马上联想到加拿大新布伦思威克(New Brunswick)省的磁力山。这座山与谢文中所谈到的沈阳“怪坡”可谓是无独有偶。开车到磁力山的游客把车停在山下,松开刹车放在空挡,车就会徐徐向山上滑动,为了安全起见,在到达山顶时还得略踩闸门。并且与沈阳“怪坡”一样:在磁力山不仅车可以自动上山,而且水也是倒流的。为了解释这一现象,当地人称此山为磁力山。   其实磁力山并无磁力,而车上山水倒流的现象是由于人们的错觉造成的。这点与谢先生的结论一致。一谈到错觉,人们就会想到魔术。当人们在看魔术表演时,就会被魔术师的一连串的错觉搞得晕头转向。俗话说“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其实大部份的观众都是外行人。外行人若想探出门道是无法从魔术表演中如愿以偿的。同样道理,怪坡与磁力山的秘密也无法通过随车上山来了解。“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大陆讨论了十几年,其实这个论题并无问题,关键是:实践的次数是否够多,时间是否够长,场地是否够大。 □ 寄自加拿大〈ezb5@musica.mcgill.ca〉           ※   ※   ※   ※   ※                也谈沈阳怪坡                 ·朱力扬·   近日,本人读了谢小庆教授的文章《从沈阳怪坡谈起》,文中,谢教授根据“沈阳怪坡”推断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一“可笑的命题”。本人却认为,沈阳怪坡现象并不足以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   首先,我相信:实践是一反复研究,逐步深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先在现象中发现谬误,进而进行试验研究,再进而得出新理论,然后用新理论去解释现象。这一过程可能受制于技术水平,使得一些理论长期处于推论的阶段,无法得到证实。比如说“日心说”,如果当时哥白尼有颗人造卫星,穿梭于各大行星间,再配以卫星电视向全球转播星际旅行实况。我相信,许多人至少不至于因为坚持“日心说”而被烧死 。   其次,本人认为“沈阳怪坡的研究”,恰恰证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当我们看到水在此坡上向高处流时,我们应该怎么办,关上门开个“沈阳怪坡研讨会”?钻进图书馆查资料?还是找大学教授咨询?我不相信这些可以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是:测量。我说是测量,不仅仅是观察。测量可以到实地去做工程测量,也可用卫星。总之不应该到怪坡上去走马观花地看看。这实际上是利用比肉眼观察更高一层的技术进行的实践。只有通过这一更深层的实践,才可以找到在沈阳怪坡上“水往高处流”的真实原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20年前攻破了华国锋建立的“两个凡是”的碉堡,引发了中国石破天惊的大改革。同样,今天的中国人民更应该以这一有力的武器攻破民主的障碍,实现一次新的飞越。 □ 寄自加拿大 ———————————————————————————————————— 本期责任编辑:   赵 桦(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曾 敏(美 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荣 刚(美 国)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 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 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 国) 〈cnd-cm@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 SUB(或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 SUB(或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207.151.78.100]:pub/hxwz             或 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hxw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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