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夏  文  摘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第四一○期 ——         —— 每周五出版 ——   (一九九九年二月五日出版)       (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创刊)            戊寅年十二月二十日,昨日立春 ————————————————————————————————————              本期目录(cm9902a) ———————————————————————————————————— ⒈【一周要闻】 1.29~2.4                 CND ⒉【遥望神州】 新一轮通胀卷土重来?               杨 帆 ⒊【观  察】 教育是中国最大的失败               陆不平 ⒋【讽刺幽默】 老三篇之一新读:《为人民币服务》         茅则冬 ⒌【往事追忆】 域外怀旧录之一——锡庆门行走(下)        维 一 ⒍【诗  苑】 小树与孤独                    何绍义 ⒎【各抒已见】 人口政策、婚姻法和国籍——          简论“选择和责任共存是道德和法律的根本基础”  吴逸夫 ⒏【信息交流】 连载:中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连载完) ⒐【文化论坛】 没有大清朝,何来大中国          ——一个由“外来政权”创造的历史奇迹(下)   赵无眠 ⒑【杂感随谈】 “新燕山夜话”三十:三百年间同晓梦        王伯庆 ⒒【谜园信步】 灯谜六则                   游子吟谜社 ————————————————————————————————————   关于CND十周年纪念高尔夫球衫,请访问http://www.cnd.org/shirt            或致信cnd-shirt@cnd.org。 ————————————————————————————————————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  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  来稿请寄:HXWZ@cnd.org。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请只用  电子邮件寄纯文本文件。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  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除非本刊另有安排,不得转载。如欲以公用目的网络服  务站对本刊进行收集存档,或以任何方式对本刊再传播,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并取得授权。未经本刊许可,不得利用本刊或本刊存档从事任何形式的营利性  的或收费的活动(包括广告宣传在内)。 ———————————————————————————————————— 【一周要闻】 ★ 一月二十九日报道,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农贸市场周一发生一次土炸弹爆炸事件,造成九人死亡,六十五人受伤。 ★ 一月三十日报道,马其顿共和国总统格利戈罗夫发表声明称其对马其顿和台湾建交一事不知情,并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方面称建交一事为马国总理和外长主导。马其顿施行内阁制,总统为名义国家元首。三十一日,北京向马其顿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其立即撤销与台湾建交的决定,否则北京将与其断交。 ★ 一月三十日报道,外经贸部提供统计数字表明,去年全年两岸贸易总额为205亿美元,比一九九七年增长3.3%。大陆对台出口38.7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13.9%;自台进口166.3亿美元,比前年增长1.1%。 ★ 二月一日起,中国国内所有航空公司的航班价格必须以中国民航一九九七年七月颁布的价格为准,不可以再销售减价机票。同时,幼儿、团体、教师、学生和老年残废的优惠飞机票也只能在航空公司直属的售票处购买。 ★ 二月一日报道,台湾方面证实两岸将于今年五月首次开通海运客运航线。但台湾方面规定,经营航线的必须是外籍客轮,且中途必须停靠第三地。大陆方面早在四年前就在福建湄洲岛上建立了一个三千吨级对台客运码头。 ★ 二月二日报道,今年春节期间中国国内假期旅游量预计将达15.6亿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3.6%。政府计划在全国380个最繁忙的火车站安装数千台计算机。 ★ 二月二日报道,美国众议院特别调查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称,过去二十年美国的国家安全确实因中国的间谍活动而受到损害。克林顿总统对此报告表示认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美国的指控提出强烈批评,称其结论是荒谬和不负责的。 ★ 二月二日报道,陕西省裴家原镇(译音)45个村共1万2千村民联合上告,指控镇委书记和镇长以苛捐杂税搜刮村民,征税额达52万元人民币,并秘密逮捕拒绝交额外税的村民20人。该镇村民平均每年收入700元。村民们去年曾向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上告,这次准备告到陕西省更高一级的法院。 ★ 二月二日报道,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将在上海市人民广场附近把一幢26层高的大厦装扮成饮料瓶状,树立起中国最大的露天广告。该广告平面面积将达8,789平方米,运用120个照明灯,从春节期间一直展示到二月底。“吉尼斯世界纪录”正在研究该广告是否也是世界之最。 ★ 二月三日报道,中国科协去年进行的一次社会调查结果显示,35.5%的中国人相信算命。一九九六年进行的一次类似的调查中28.7%的受调查者承认自己相信算命。 ★ 二月三日报道,中共中央宣传部日前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强对因特网内容的监管以确保今年大局稳定。现在中国因特网用户总数已超过210万人。 ★ 二月三日报道,台北财经中心公司已经在台北市繁华地带开始建造一幢世界上最高的楼房,高508米,共101层,预计于二○○二年建成。 ★ 二月四日报道,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罪”和“偷越国境罪”判处持不同政见人士王策四年有期徒刑。王策曾留在美国留学八年、流亡于西班牙十年,并任海外民运组织民联阵—自民党主席,去年回国后曾与“中国民主党”创始人之一王有才相会。西班牙外交部曾对王策在中国被捕表示关注,对给王的判罪表示不满。 ★ 二月四日报道,中国民主党成员在中国继续宣布成立分支,包括在河北省、河南省、辽宁省和陕西省西安市境内,使民主党自去年六月宣布成立以来在国内的分支总数至少达到十六,党员人数在200到500名之间。 ★ 二月四日报道,中国政府最近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宁市增兵近9千人。另据人权组织“国际大赦”报告,近几个月来新疆境内有十余人先后以“分离国家罪”被判死刑,另在伊宁地区至少有尚未定罪的18人被捕,数十人失踪。被拘禁的人被严刑拷打,以供出其他分离主义分子。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指责国际大赦的报道没有根据且不负责任。 ★ 二月四日报道,台湾官方将于下星期二将九名劫机人员遣送回中国大陆。 ★ 二月四日报道,中国红十字会已向哥伦比亚地震灾区捐款总值8万美元,其中包括3万美元现金和价值5万美元的药品。一月二十五日的六级地震造成哥伦比亚一些咖啡豆生长地近1千人死亡,4千多人受伤。 〖新闻主要来源:CND-Global(上周编辑:刘东)〗 ⊙ 本栏编辑:钟超、谭波锐 ~~~~~~~~~~~~~~~~~~~~~~~~~~~~~~~~~~~~ 【遥望神州】               新一轮通胀卷土重来?                 ·杨 帆· ● 九八年最后的心事   1998年最后的日子,看来要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恐慌情绪中走完了。当然对中国的百姓来说,全世界的事儿未免遥远,他们在这年头岁尾关心的是:手里的人民币还能坚挺多久?   事实是:无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是脚步加快,还是速度放慢,人民币都可以不贬值。   有趣的是: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越低迷,人民币就越可以不贬值。因为国内物价低落,而出口退税却大量增加,因此造就了居高不下的贸易顺差,1998年的外贸顺差估计不会少于350亿美元,再加上外资,全年的国际收支顺差应该在400-500亿美元之间,这是人民币仍旧能在国际金融风波中挺直腰杆的一个坚强后盾。   是的,中国的出口增长率下降了,尤其在受到金融风暴冲击的东亚地区,下降的程度令人心痛。但是出口增长率的下降,对于汇率不一定有影响,因为在出口下降的同时,进口也在下降,有一个数字可以证明人民币汇率并没有受到出口增长率的过度影响: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从40%下降到了30%左右,但是净出口没有下降,反而上升了。   事实上,人民币贬值的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对贬值的心理预期太严重了。似乎人人都惧怕这一预言,因此在潜意识里已经把它视为隐藏的事实。1998年上半年中国的贸易顺差有267亿美元,但是几乎没有结汇,这笔巨额资金全都留在了企业和个人的手中,没有变成国家的外汇储备。中国最近一直在打击外汇黑市,藉此恢复人民对人民币的信心。   只要没有恶性的通货膨胀发生(严重的贬值心理预期有可能就是导火索),人民币汇率在1999年依旧坚挺,就不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对于香港,清醒要比乐观明智。国际资本势力一时的偃旗息鼓,只是球赛的中场休息,香港遭受的将是反复的冲击,有没有阴谋都一样,因为规则、实力和经验,都掌握在对方的棋局里,香港的办法只能是修改游戏规则,力保联系汇率这张王牌,当然港民为此付出交易减少的代价是在所难免。 ● 九九年还要勒紧腰带吗?   通货紧缩,应该算是1998年中国经济生活最明显的一个表征(所谓通货紧缩,是指流通中的货币大大少于商品流通的需要,特别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社会对经济前景的预期普遍不良,造成价格普遍下降,经济持续萎缩,资产严重缩水。)   金融机构正在滋生一种罕见的“惜贷”心理。在繁荣时期,曾经被戏谑为只会“乱贷款”的银行,现在却背上“不贷款”的恶名声,尽管今年有两项有利的政策出台:中央银行取消了对商业银行多年的贷款额度限制,利率连续几次大幅度降低;结果还是:贷款根本放不出去。   利率降低势得其反,百姓存钱的热情保持高涨,直到现在,中央政府运用各种手段一再刺激和鼓动的消费,依然挣扎在瓶颈中,金钱的流通仍旧不畅。   最新突显出来的一个情形是:富有阶层的消费能力也在萎缩。豪华住宅在全国积压了6000万平方米;曾经兴盛一时的“三陪”行业严重过剩;以单位的“小金库”支撑的奢侈性公款消费由于受到反腐的打击,目前也呈疲软之态。这些暗示出中国的消费不足,实际上存在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   但是,消费的萎缩直接导致了通货紧缩,因为在中国的经济总需求中,消费占到了60%,而投资和出口仅仅各占20%。   1999年,继续通货紧缩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还比较大。 ● 胀与缩:一根绳上的俩蚂蚱   这种预测的根据首先是国际环境的不容乐观。全球金融危机的余波或者说后果,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将无法消失。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面临通货萎缩的局面:收入下降,失业增加,保护主义的重新抬头与盛行,货币象多米诺骨牌一样前仆后继地倒下,将是大范围的事实。所谓199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的预言,并不是没有发生的可能。   在东半球,日本和俄罗斯的经济看来遇到了真正的麻烦,经济学家认为他们的困境恐怕还要持续相当长的时间;而东亚各国的经济在1997年就已进入零增长,如果日元在将来跌破了150-180,那么整个亚洲包括美国的经济,都将受到一次强烈的冲击。即使没有日元的拉扯,美元的地位也称不上稳固,欧元不日出台,相当多的人预测美元会发生贬值。   回到中国的边界,周边国家的经济低潮,也使其难免受牵连。1998年上半年,中国对韩国的出口下降了30%,对日本的出口下降了4.5%,而同时亚洲各国向中国的直接投资也下降了大约30%。   要知道,亚洲的经济动向,对中国意义非凡,因为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共引进外商直接投资企业31.4533万个,亚洲就占到81%,在协议投资金额上有80%来自亚洲,在合同上有73%来自亚洲,在实际投资上有77%来自亚洲 。   在中国国内,国有企业的问题更趋严重,成为越来越难啃的硬骨头。去年第一季度,近6万户国有工业企业还能够盈利5亿多元;1998年的头3个月,这6万户国有工业企业居然净亏损87.7亿元,其中产品积压就价值600亿元。   经济的不景气,使投资者看涨不看落,消费者买涨不买落,越没有信心就越不投资越不消费,也就越造成经济萧条。   日本曾经陷入通货紧缩10年之久,难于自拔,中国显然不想重蹈覆辙。为了遏制通货紧缩。   这一轮通货紧缩是在当时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出现的,而此番克服通货紧缩的措施如果不适度,那么反通货紧缩的后果之一,有可能就是爆发新一轮的通货膨胀。 ● 螳螂捕蝉,麻雀在后:通货膨胀卷土重来?   出口、消费、私人投资样样都不被看好,唯一扩大需求的方法,目前似乎只能是政府发行国债,投资于基础设施的建设。   8月份水灾过后,中央政府藉重建家园的时机,向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国债,专门用于防洪、治涝、农田的灌溉,铁路、公路、空港的建设,环境保护、粮食仓储等等。   但是,向基础建设投资,一向是社会效益好,经济效益未必好,而且见效缓慢,即经济学上所谓的乘数低,不能象汽车和住房那样,在较短的时间内,拉动整个产业链条。   说到住宅,关键还是降房价,很多为了降低房价推出的改革措施并没有得到认真执行,高价格的建房已经全面铺开,这些住宅卖不出去,就会降价出售,银行也就会收获更多的呆帐,新一轮的通货紧缩也就开始,这是比商品缩水更可怕的资产缩水。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金融稳定正在接近某个临界点,M2即广义货币(指现金加上定期存款,大致可相当于居民个人的金融资产),在改革的20年中增加了100倍,从400亿上升到了50000亿,但真实的物价上只上升了5倍,多余的货币肯定是太多了,这种畸形的增长,当然难以持续。   中国的广义货币每年增加25%,平均通货膨胀率是7.56%,平均GDP增长是9%,在这种通货膨胀背景下出现的通货紧缩,显然比较难以处理。   力保经济增长8%、人民币不贬值、物价水平低于3%,是中国新政府的三大“硬任务”;尤其是这个8%据说是中国许多经济学家计算出来的,他们认为,在中国如果经济增长速度低于这个数,就会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8%就成为经济增长的最低界限、新政府“初战力求必胜”的首要经济目标。   但是,如果不惜一切代价扩大需求,追求8%的硬速度,恐怕等到克服通货紧缩之日,就是通货膨胀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之时。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 原载《华声月报》一九九八年九月号 ~~~~~~~~~~~~~~~~~~~~~~~~~~~~~~~~~~~~ 【观  察】               教育是中国最大的失败                 ·陆不平·   改革的最大失误是教育失败——这是一九八九年邓小平在出动军队、平息了所谓的“六四动乱”后不久,痛定思痛,总结经验,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提出来的。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发了这段录像。笔者当时在大学任教,记得十分清楚。在电视上听到这句话时,当即感到一阵激动。因为,知识分子地位急剧下降,“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说法,就是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流行社会的。一九八九年大学生上街游行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呼吁政府切实重视知识、重视教育、加大财政教育开支。邓小平动武之后马上提到“教育失误”,似乎从侧面证明了学生们诉求的正确性。然而,激动没两秒种,邓小平下面的话让我立马凉了下来:“我说的教育,主要是指思想政治教育……”。   闹了半天,在“改革的总设计师”那里,“改革的最大失误”原来是他设计的“思想政治教育失误”,而不是我们想象的什么“国民文化素质教育”、“九年中小学普及教育”和“高等教育”,也不是什么“科学、技术、道德、文化教育”。要么就是后面的这些教育在十年改革中没有什么设计失误,要么就是这种失误比起思想政治教育失误来,只算上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比例关系,所以用不着顾虑。   按“总设计师”的亲自诊断结果,药方也不难下:只要各单位恢复每周几天下午政治学习时间的旧制度,同时在各阶层组织大量配备“根正苗红”、跟党中央始终紧密保持一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者,坚持不懈,持之以恒,天长日久,自然水到渠成,全国重新变成一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大学校”。   然而笔者坚持认为,改革的最大失误,甚至失败,是中国的国民教育,没有承担开启民智的使命和功能,这是指道德智慧启蒙、文化素质提高和普及科学技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如果国民教育不是传授为人一世的起码道德修养,不是教授谋生的技业,不是解答人生的疑难困惑,而是什么“思想政治教育”,这样的荒唐“教育”只会失败。中国目前大量的社会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九四九年后至今共产党政府教育政策的失败。 ● 发达来自整体国民素质   与一般的投资比较,国民教育有特殊之处。首先,它有不可改变的先期投入,后期收获的“滞后性”。其次,教育投资回收周期长,教育成效一般要十五年以上时间才可以逐渐显示出来。最后,教育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公共商品”的特征,即民众教育成功的好处和失败的害处都会扩散到他人和社会上去。从经济学角度,私有资本缺乏对“公共商品”的投资热情,政府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必须义不容辞地承担起码程度的普及国民教育责任。   由于这些特点,世界各国的各级政府,无不把教育放在政府开支的重要地位上。可以这样说,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几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无不建立在不断提高的整体国民素质上。   日本二战后从废墟上快速发展成经济强国,原因就在于它当时拥有的高素质科技和管理人才。资料表明,日本在一九一零年就已经达到边远乡村教育普及的水平,当时的工厂企业管理人员中拥有本科学位的就已经达到47%。一九八八年中国的工厂企业管理人员中,真正拥有本科学位的有百分之几十?显然,除了中国清末年间的战争赔款给了日本发展教育的财力外,日本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更值得我们深思。比如,它们为什么没有将这笔巨大的额外收入用于同样重要的水利、交通、军事或别的政府消费性开支方面?   不难想象,从一九一零年就开始接受良好教育的日本青少年,到了一九三零-一九四五年中年时,正好成为具有现代科学技术的科技人员和具有现代企业管理能力的管理人员。日本以弹丸小国之地和贫乏的自然资源,其工矿企业却能够高效地大批量地制造出先进的武器,打一场横扫西伯利亚、中国大陆半壁江山、东南亚褚国,和在太平洋岛屿、海洋、天空战场与美国一决雌雄、持续15年的大规模战争,其国内企业中科技和管理人才储备量之充沛、素质质量之高,可以想见。   至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教育投入对二战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作用已经被其在高新科技领域的发展成就所证明。 ● 文盲大国要拖到何时?   在任何公开场合,中国政府和官员们都强调他们对教育是重视的。然而,这种重视更多地仅表现在口头上。政府是否重视教育,从结果上可以看出来。据一九八二年的普查资料,我国人口中12岁以上人口中有2.35亿人属于文盲或半文盲;一九八八年估计为2.5亿。时至今日,中国政府依然坦承中国目前还有两亿多文盲,具体数字要到二零零零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才能确定。   这些数字暴露出一些实质性问题。正是由于建国后教育政策的失误,导致八十年代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依然为文盲或半文盲。这里固然有人口增长、经济落后、财政紧张等因素,但政府一九四九-一九七七年间教育政策严重失误已是不争事实。这是建国后,在继承解放前文盲的情况下,政府不但不重视教育,反而贬低知识、不断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的恶果。   在九十年代即将结束,新的千年纪元即将开始,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教育上继续犯着短视和无能的错误。其短视表现在他们依然不能痛下决心,依然以一种“今年不成有明年、明年不成还有后年”的心理,在国家财政预算永远紧张的情形下,一年一年地往后拖延从根本上解决教育问题的时间表。从七十年代拖到八十年代,又从八十年代拖延到九十年代,按教育部长陈至立最近发布的规划,要到二零一零年去解决了。 ● 穷国的惊人奢侈   中国是个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在教育财政投入上,人们不应该过分要求。然而,令人吃惊、气愤、失望和绝望的,却是各级政府官员全然蔑视中央多如牛毛的“三令五申”禁令,奢糜享乐,挥霍开支。中央权威的式微和政府的无能可见一斑。   看看那些豪华的楼堂馆所、高级饭店吧,它们基本建设花费的是国家的钱,再由国家官员拿公家的钱去消费。陈希同的一栋楼到底花费了多少“希望工程”孩子的钱?陈希同判刑了,豪华到厕所都镶金的那栋楼怎么办?该不会是收回后又由别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继续享受吧?   一边是国家在财政极其紧张的情况,投资建设北京铁路西客站,另一边却是负责工程的政府官员勾结建筑商,趁机中饱私囊,搜刮民财。记得在国内时,一位搞工程建筑的朋友淡淡地说了一句:“修条路,该铺5厘米的柏油路面,给你铺4厘米,轧道机一压,你能看出来吗?可几十、上百公里下来,就‘落’下多少万!”我为之语塞。   早在一九九三年,记者就报道了国内公款吃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一千亿元。如今,再加上卡拉OK、桑拿、按摩,这个数字早不知又创什么新纪录了。   所以,要说国家穷,财政没钱办教育,恐怕政府官员自己都不信,因为他们最清楚钱花到哪里去了。 ● 恶果就在人心败坏   早在八十年代,千家驹老先生就在全国政协会议等各种场合大声呼唤、警告:我国教育落后的严重状况如不迅速改变,将会和五十年代忽视人口问题那样,带来严重的后果。   如今,国家教育失败的后果早就开始凸现在人们身边。当前社会上各种刑事犯罪率不断上升,表面是一些个人或为生活所迫、或因私欲膨胀。实质上这是教育在国民素质上的失败。   相当一部分青少年走上犯罪道路,是由于缺乏起码的文化教育,不具备起码的道德水准,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没有自尊和尊重社会、尊重他人的观念,缺乏个人行为约束力。另一方面,他们又由于缺乏一定的文化知识,难以掌握必要的就业技能,进入合法谋生、自食其力的工薪阶层。   目前失业的许多工人中,下岗是由于企业倒闭,然而工人自身缺乏知识和技能,使得他们不仅最先下岗,同时又是最难再就业的一批。他们自小缺乏基础教育,在就业期间,社会又没有提供继续教育、更新知识的机会,如今下岗后,又面临生计困难,更无法拿出钱来更新知识、掌握新技能。这里处处都有政府的职责。   社会就是这样:不尊重别人的人,也不会赢得别人的尊重。把别人的生命、价值视为零的人,同时也在社会上失去了自己的个人价值。既然人们不把我当“人”,让我拥有人的地位、尊严、价值,我又何必尊重别人的人的地位、人的尊严、人的价值?   于是,在天子脚下、共和国首都,上演了当代中国众生态相的一幕:出租车出事起火,烧的是活人,还是女人,赶紧,围观吧,不看白不看!   (“该去救人?我当时后兜里揣着钱,上前怕哪位大爷给我摸了去。”一旁观者言)   于是,火越烧越旺,钱也越赚越多,中国人的血也越来越凉……。   于是,缺乏起码道德启蒙、文化教育的“盲流”,会顺手把马路上的井盖子拿走、砸碎、卖给废品站;废品站也心安理得地收购下来,双方都没有在良心上产生犯罪感:哪管你骑车人摔死摔伤!   就是危害社会又如何?一九九八年春节期间,山西不法商人制造“甲醇白酒”,只要自己赚到了钱,别人眼喝瞎了,人喝死了,活该倒霉。造假酒的人根本不曾动过是否“缺德”的心思,概因其已不知“德”为何物,又如何知“缺德”二字?道德沦丧一至于斯,实在是文化教育、道德启蒙空白在先,法制松驰在后。从心理学看,现代社会公民守法,有内、外二因:从小就培养的道德启蒙、文化素质、文明规范等普及教育形成日后生存社会、维护公德、遵守法纪的内在约束力,社会的法制体系则构成外在的约束力。 ● 不肯花教育的钱,就要多盖监狱   由于教育的失败,由于缺乏内在道德约束力和外部公正昌明法制体系,从政府官员、执法人员、到工人、农民等都已不能切实履行各自在社会中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市场没有秩序,政府行政干预,官员“寻租”行为比比皆是,每一次干预无非是要拔一次毛,收一次买路钱。另一方面,道德沦丧,做生意不讲信誉,欺骗行为无所不在。国家几乎天天都有枪决人犯,但歪风邪气却刹不住,国家的治安成本,国家机器成本日益升高。   如果政府和国家领导人还是不明白,就看看国家为整体性民族文化低下不得不花费的种种额外开支吧。   为了维护道德沦丧下社会的秩序,近年来公安、武警部队不断地扩充编员,更新装备,一方面对付日益增多的犯罪案件,另一方面预防有朝一日,处于文化、道德文盲状态的“流民”会在贪官污吏欺压下,揭竿而起,变成“暴民”。   不幸的是,相当一部分公安、武警人员,由于文化素质和道德品质低下,倚仗权势,欺压鱼肉百姓,横行霸道,草菅人命,正在制造着产生“暴民”的社会因素。稳定社会的力量正在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力量,政府将被迫继续加大公安、武警力量,出现可怕的恶性循环。   教育失败、人口素质低下造成的社会成本现象更是随处可见。为了防止国人乱穿马路,不知多少万吨的钢铁被制成隔离栏杆,放到城市马路中间,成为中华民族特有“景观”,而我国却是个缺乏钢铁资源的国家。   华北某油田附近,村民时常结伙冲入油田,砸开油管,用马车把原油一桶一桶地拉回去贩卖。终于在一九九三年某一日,砸油管的铁榔头碰出火花,引起油井大火,数十台救火车奋战半月才扑灭,国家损失几千万元。   全国铁路沿线,到处飘撒着废塑料袋、泡沫饭盒、汽水瓶,不仅旅客随手乱扔,乘务员们也把清扫收集的垃圾往车厢外一倒了之,污染蔓延数万里,成一景观。   社会上多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个人,不仅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反而会给社会创造财富。反过来,如果社会上多了一个从小没有受过良好文化、道德教育,又没有什么技能的个人,不仅很难为社会创造财富,反而会由于犯罪,给社会造成破坏和财富损失。这样的人多了,社会将不得不配备更多的警察、监狱,加大这些非生产性的开支,从而减少了社会财富。一加一减,反映出国民教育的社会经济效益。   中国的教育,早一日投入,早一日得利。今日图省钱,不投资办教育,日后将不得不投钱去盖“监狱”,这是笔者过去十几年来的一贯看法。   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了占20%的城市人口增长,却没能有效地控制住占80%的广大农村人口增长。在全国总人口构成中,缺乏良好教育条件机会的农村人口比重开始上升,享有良好教育条件机会的城市人口比重开始下降。一些专家前些年担忧的“人口逆向淘汰”现象,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发展趋势令人思之胆寒。   中华民族到了一个新的生死关头。   中国政府各级官员们,你们什么时侯能卖掉小汽车办教育??? □ 原载《民主中国》第六十六期<xksu@chinamz.org> ~~~~~~~~~~~~~~~~~~~~~~~~~~~~~~~~~~~~ 【讽刺幽默】           老三篇之一新读:《为人民币服务》                ·茅则冬·   〖编者按:本文取自《北美自由论谈》。鉴于此文权当笑话来读,本刊转载时在题目、内文,作者署名上又作了一些改动。〗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平暴大军、黄色娘子军,是贪污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自己的,是彻底地为人民币利益工作的,陈希同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人可能是要坐牢的,但坐牢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私埋钱的说过:“人偶有坐牢,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币利益而坐牢,就比泰山还重:替自由民主卖力,为老百姓坐牢,就比鸿毛还轻。陈希同同志是为人民币利益而坐牢的,他的坐牢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币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特怕别人批评指正。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不行。哪怕你说得对,我们也不改正。除非你说的办法是对人民币有好处,我们才照你的办。“吃拿卡要”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你顶名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币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只要我们为人民币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币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发达起来。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贪污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干部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有很多亿美元在外国银行帐号,但这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自己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到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币正要贬值,我们有责任兑换成美元,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坐牢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拥有人民币的利益,想到没有人民币的痛苦,我们为人民币而坐牢,就是坐得其所。不过,我们应当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坐牢。我们的干部要袒护每一个战士,一切贪污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袒护,互相帮助。   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谁坐了牢,不管是书记、是部长,只要他是做过一些贪污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单位里的人坐牢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币团结下来。 □ 寄自<yunzhe@yahoo.com> ~~~~~~~~~~~~~~~~~~~~~~~~~~~~~~~~~~~~ 【往事追忆】            域外怀旧录之一——锡庆门行走(下)                 ·维 一· 〖续上期cm9901e〗   后来,这些故宫过期文物有一大块挂在我家厕所的窗户上挡太阳,还有几块象点儿样的做成自行车的座垫子。其余小块的,等我儿子出生之后,就让照看他的王妈做成了屁股帘子,挂在儿子身后,冬天挡风。   在“锡庆门行走”的任上,我不但见着了故宫的好东西,还结识了一群故宫的好心人。   比如就说老牛吧,四十好几,识几个字,小时候从京东某县来北京混事由。早先在隆福寺庙会上给人看过车。原来我还以为当初就有自行车的存车处,觉得那时候也挺有秩序的。   他说:“不介,那时候哪有怎么多自行车哇,我是只看一辆车。要是哪个阔家主儿的少爷骑车来买东西,看我闲着,就吆喝一声:‘过来,看着我的车,我回头给你钱。’我就守着这辆车,等少爷回来了,给我俩钱儿,有的时候多,有的时候少。”   我说:“那你要是把车推走了呢?”   “那不能够,”他很肯定地说,“咱不能干那缺德事儿。再说,你看我象是有那三枪、凤头车的主儿吗?”说完还憨憨一笑。   老牛解放前不干缺德事儿,解放后也不干缺德事儿。有件事我还真得谢谢他。   记得毛泽东过世的当天,原本我约好同队的小苗在下午清场关门的时候上御花园的假山上转转,那时正在重阳前后,我建议登高望望落日。   刚好下午我不值班,就先回家看一趟。看了两眼街上的禁书,正在打盹,突然听到大院里头人声鼎沸,象是出了什么大事。出去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毛过世了,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我想,这回故宫大概会关门,下午御花园登高的雅兴算是泡汤了,心里懊丧得很,也就没有按时回故宫去会小苗。   谁知小苗在巡查值班,并没有人通知他毛的死讯。他按时到了假山上,左右等我不至,看着徐徐落下的日头,不禁兴头大发,放声高唱“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唱到高兴处还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说时迟,那时快,警卫队中一帮得知毛死讯的人一拥而上,将他按倒,拖回警卫队。小苗一路上不知就里,还在嘻皮笑脸地高叫。   晚上小苗到锡庆门的宿舍来,好一通数落我,怨我为什么也不来通知一声,要不是警卫队的弟兄们仗义,他险些遇害。后来又扯了一回老王的儿子今天从乡下来看他,老王心里特高兴,晚饭吃了七个窝头的趣闻,说罢我们就抚掌大笑。谁知隔墙有耳,门外有故宫过路的人汇报到领导上,说是锡庆门警卫队有人在治丧期间大笑,并且有门外警卫队值班者可以作证。值班的就是老牛,他一听说要他作证,就连忙找到我们俩,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那晚天黑,他也没有瞅清楚那人的眉眼。既然事已至此,要我们就一口咬定,那晚我们是在哭,而不是在笑。可能过于悲痛,声音有些反常。大概领导上也是悲痛已极,另外也根本不相信在这个时候会有人大笑,就放过了我们一马。时至今日,尽管现在我想怎么哭就怎么哭,想怎么笑就怎么笑,但每每想起二十多年前的这桩往事,脑袋后头还不禁冒起阵阵凉风。也不知道如今老牛“下岗”了没有,不过象他这样的人,玄!   再说锡庆门外这排房的北头上是珍宝馆的售票处,售票处的兰大姐也是个好心肠,待人热情,直来直去。有时候他们的火炉子灭了,没法子烧开水,就到我们宿舍来讨碗开水沏茶,一来二去也就熟了。她见我爱读个书,就主动要帮我介绍文物专家汪老先生。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我得告诉你,汪老先生现在还没落实政策。可你别瞧,人家是大专家,大伙儿不是都说,臭豆腐,闻着臭,吃着香吗?”   兰大姐见众人低头无语,便转了话头对我道:“有句话可得说在头里,你小子今后要是成了专家,可别忘了你兰大姐!”   “哪儿能呢,那不成了白眼狼了么!”我赶紧接过话头。锡庆门警卫队的众弟兄也赶紧打圆场儿,说我不是那号人。   从兰大姐嘴里知道了点儿汪老先生的经历。   以往洛克菲勒基金是每年拨款资助给故宫修缮古建筑,到了临解放的前两年,洛克菲勒基金也看出来政府要玩儿完,修得再好也白搭,于是就建议马衡院长改用这项费用派人到美国学习博物馆管理。汪老先生当年是马衡院长一手挑来的青年才俊,燕京大学毕业,英文流利,文物是家学,功底深厚。汪老先生也吃得苦,后来他本人跟我说过,说那时候年轻,身体也好,每天早上不用等看库房的人开大门,身上拴上条麻绳就能翻过宫里的院墙,每天一干就是十几个钟头。此项计划马衡院长派遣汪老先生去,当然是不作第二人想。   等到汪老先生得到洛克菲勒基金的资助,到美国去考察文物管理,这边厢傅作义将军就献了城,北平改回了名字叫北京。汪老先生惦记着故宫的文物,怕有个闪失,在美国一完了事就赶紧回中国。在天津口岸一上岸就让他发现了美国人罗弗尔趁乱要偷出境外的几箱文物,到底给截了回来。不承想,文物是截回来了,新政府却怀疑他是和罗弗尔一伙的,要不然怎么那么清楚?又是刚从美国回来,抓起来审一审再说。于是就先暂时定了个文物走私罪,关了起来。罗弗尔倒给放了,后来这个家伙仗着已经运出去的文物,成了中国文物专家,还出了几大本书,不管是故宫、历史博物馆,还是考古所,都象是宝贝似地供着他的书,奉为圭臬。这是后话。   当然后来搞清楚汪老先生是清白的。但是到了“反右”,政府一个劲儿地动员大家帮助共产党,汪老先生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碍着面子,就提了一句当初他的遭遇,说是如果能搞清楚再关人比先关人再搞清楚要好一点儿。政府正等着这句话,赶紧把汪老先生定了个“右派”。   后来我问过汪老先生:“您不觉着冤吗?”   “我不在乎,我就是惦记着故宫里的文物呢!”说的时候他还挺认真。   他确实是这么个人。家里的好些文物都捐给了故宫,可是到他要研究文物,希望借出来看一看的时候,人家的脸色就跟听说这回长工资没份儿了似的,甭提多难看。他也不在意,说是只要东西管好了,不给看就不给看吧。   听说在文化部干校的时候,别人正在批判他,正说到兴头上,他忽然不紧不慢地冒出一句:“完了没有?”   “你这是什么意思?”发言的人不乐意了。   “没别的意思。我是说我那盆糖拌西红柿的冰大概全化完了,”他说。   兰大姐跟我说到这儿,免不得伸出大拇哥,道:“人家真是这个!”   知道汪老先生是这么个人物之后,我就心悦诚服地跟着汪老先生学文物,他还介绍了好几个老人给我。有时候,礼拜天看着他这么大岁数的人跟我一起骑车,从东城到南城几十里地的奔,为的就是给我找个师傅,真是于心不忍。   这么着也就过了一阵子。毛泽东咽了气,政府里头的头头脑脑们折腾了一辰子也就都消停了。亏政府还惦记着咱们这一拨人,就让大家伙考大学,省得老是嘴里不干不净地骂街。于是我就进了考古研究所去读书。警卫队的队长还真有点儿舍不得,说是早就看出来我是个苗子,算是警卫队培养出来的吧。我笑说,要是您早就看出我来,那可就坏了。队长不明白我说的是什么,还以为我在开玩笑。这事儿只有我自己心里明白。   离开故宫之后,我还经常回去瞧瞧。后来到德国学习,呆了几年,回国之后,换到天安门边上的历史博物馆工作,都属国家文物局,与故宫算是“兄弟单位”,这就更方便了。特别是沿着锡庆门外的那一溜平房,是我当年住过的地方,每次到故宫,那是一定要去看看的。记得有一回,我顺道路过锡庆门,便到宿舍去串个门。警卫队新来的人还真知道我,说是听队长说起过。说罢便把洗澡票硬塞过来,一定要我去新盖好的热力洗澡房洗个澡。我洗完了,他一脸期待地望着我说:“怎么样?不亚于你在西德的水平吧?”   也别说,故宫这二年真是建设得不错,也懂得文物值钱了。知道不能成天烧煤球炉子,那样对古建筑太危险,于是就从东郊热电厂铺进来热力管道。这样,人也沾了文物的光,大家不用一个礼拜就可以洗个热水澡了。而且领导上还做了规定,各个宫殿里,不是有头有脸的人,一般都不让进去细瞅,怕把地面给踩坏了。更要紧的是,搞文物的专家也跟文物似的,一个个地被政府出了土。别瞧全都灰头土脸的,可人家专家见过世面,从来也不多说那没用的话,就知道埋头干活。不像那些小一辈儿的年轻人,成天老有不顺眼的事儿。   这样一来二去也就到了“风波”那年。说也巧,我的办公室的窗户正对着天安门广场,居高临下。戒严部队一进驻博物馆,就在我的办公室外面安营扎寨。走道上,楼梯边全是铺盖,满楼道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听说后来还走了两回火。我偷偷地跟当兵的打听了一回,知道他们一时半会儿也走不了。和他们在一块儿呆着,什么活儿也干不成。闲着也是闲着,我就琢磨着出国看看,好在基金会的奖学金倒是现成的。   出国到北美之前,我还最后参加了一次文物局的专家组会议。记得讨论的一个题目是:好些农民看了《河殇》,都要蓝色文明,不要黄色文明,把长城上的砖刨走垒猪圈去了。我这人还算有自知之明,在组里我是岁数最小的,轮不到我插嘴。我来开会不是为了别的,是想再来看看那几位一辈子和中国文物打交道的老人们,也算是辞个行。汪老先生听说我要走,知道这次我拿的也是洛克菲勒基金会一个机构的钱,便说:“这个基金不错,出去再学学也好。完了事还是赶紧回来,这儿还有多少事等着人做呐!”听到这儿,我不禁眼眶一热,倒了多少年的霉,受了多么大的委屈,从来都不抱怨一声,真是好人呐!   行前,还特意到故宫张院长家中辞行。因为他在“风波”中说了几句不中听的话而被罢了官,我这一走,也不知何时再能相见。后来到了美国,有友人给我捎来他的信,一向穷忙,也没有回他。见网络上有人说谭先生顶了他的缺,赶忙托人去打探他的下落,知道他仍然在读书做学问,不问政事。我倒是觉得这比什么都强。   快十年没有回国了,多少人劝我回去瞧瞧,我可怎么也打不起这份精神。直到前些日子,听说北京城里又开始大卸八块地拆房,我这才动起心思来了,断断续续想起上面这些拉拉杂杂的往事,想起当初汪老先生送给我“锡庆门行走”的头衔,觉着无论如何应该再去故宫瞧一回,看看护城河,看看乾清宫、太和殿,看看锡庆门。真是风水宝地哇,怨不得那么多的人都惦记着它!   珍宝馆售票处的兰大姐没准儿还在抱怨我:“那年在锡庆门站岗当巡查的那小子,要不是我给他介绍的汪老先生,他哪儿会有这么出息!也不说来看看我,整个一个白眼狼!”   说走就走,要不然明天怎么样?                          〖全文完〗 □ 寄自美国 ~~~~~~~~~~~~~~~~~~~~~~~~~~~~~~~~~~~~ 【诗  苑】                 小树与孤独                 ·何绍义·             山坡上,独立着一颗小树,             枝叶间挂满了孤独的痛苦。             清晨,小树想留住那颗晶莹的露珠,             晨风吹来,露珠掉进了树下的黄土;             傍晚,小树想邀请那只漂亮的小鸟,             晚霞褪去,小鸟飞向了苍茫的山谷。             初春,小树憧憬着似锦繁花开不败,             春雨洒下,却见满坡野草十分醒目;             深秋,小树期待着金灿黄叶永不落,             秋霜打过,只剩一树枝杈格外光秃。             露珠挂上又掉下,小鸟飞来又飞去,             日复一日,小树摆不掉孤独的痛苦;             野草枯萎又发芽,树叶变黄又变绿,             年复一年,小树扎根在痛苦的孤独。             终于有一天,树根旁长出一棵青藤,             明知藤缠树死,小树却是坦然自如;             青藤缠又绕,小树从此摆脱了寂寞,             纵然被缠死也强似活在孤独的痛苦。             山坡上,挺立着一颗小树,             枯枝间缠满了青藤的须触.... □ 寄自纽约长岛<she@liu.edu> ~~~~~~~~~~~~~~~~~~~~~~~~~~~~~~~~~~~~ 【各抒已见】             人口政策、婚姻法和国籍       ——简论“选择和责任共存是道德和法律的根本基础”                 ·吴逸夫·   《华夏文摘》最近第三八九、三九○和三九一这三期(九月份)分别刊登了“中国婚姻法修改方案引发争议(特别报导)”、“一部苛刻而不合理的《国籍法》”和“关于人口政策的一点建议”三篇文章。读后产生了一些关于伦理、法律基础的感想。 一.多元选择的基本原理   先谈关于人口政策的一文。该文作者提倡,鉴于中国的国情,应该以“每户一男孩”的政策(每一户任意生孩子,一直生到有一个男孩为止)来代替“每户两个”的政策,这样,总体效果是一样的,但更容易为中国农民所接收。笔者认为这在数学上没有问题,严重的问题在于性别歧视。要消除性别歧视的色彩,就不妨规定夫妇在计划生孩子前有选择“生到男孩还是女孩为止”的自由,当然,同时要保留“不管性别,只生两个”的自由。这样,每对夫妇就有三个选择,而在控制人口的效果方面总体上同每户生两个是一样的。   达到同样的控制人口效果,而给人民三个选择,政治上和心理上效果就很不相同。我的孩子从前有早上赖床的习惯,我叫他醒来就起身,他不愿意,于是我跟他说:“给你两个选择,或者不赖床,或者起来后自己弄早点吃。”他稍一考虑,觉得还是早起合算,就痛快地答应了不再赖床。他觉得自己做出了聪明的选择,而不再是光感到被迫和委屈。从此,我对他的任何指导都提供选择,效果明显比从前的单一命令好。人一旦有了选择,心理上就有一种满足感,而且也愿意对自己的选择守信负责,因为失信意味着今后失去更多选择的机会。   婚姻法修改过程的一些两难情况,也可以根据夫妇双方的结婚协议来解决。可以有不同的两性关系模式供不同的人选择。双方如果都主张夫妻有义务“相互忠诚”,那么就选择传统的模式,双方如果都新潮,认为不能把把道德问题法律化,或甚至认为婚外性关系并非不道德,而互相隐瞒才是更大的不道德,那也可以建立双方互不干涉的模式。总之,结婚前就选择一种模式,写成有法律约束的契约。当然也可以建立另外有创意的模式,只要这种模式不违犯基本民事法,就可以经由律师公证而生效。这样,婚姻法可以简单些,而基本民事法应该详尽些。只要不违犯基本民事法的结婚协议,家庭模式,法律都没有理由禁止。毛泽东说“十亿人口,能不斗吗?”我们现在要说“十亿人口,能只有一种婚姻模式、家庭模式吗?!”如果只容许一种模式,不同政见的人为采用自己的模式,就要争斗。模式一多,各取所需,竞斗的必要和程度就可以大大减少。   如果双方在建立长久关系前就对于今后双方长远的关系不能取得共识,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建立长久关系。   当然,人的思想感情是会变化的,但一个人总要对自己在协议中的承诺负责,如果违背承诺,那就在道义上理亏,经济上和其他方面多些损失也是应当的。   其实,人的关系多种多样,如果有婚姻法,是否应该有师生法、雇佣法乃至朋友法呢?我看是不必要的,凡是严肃长期的关系,都应该通过双方协商后在基本民事法和其他相关基本法基础建立有法律效应的个别协议,而不必由国家来各各专门立法。两性关系,说到底不过是一般人际关系的一部份而已。多数国家并无专门的婚姻法,或者象美国那样包含在家庭法中,原因部份在此,另一部份原因是婚姻关系可由教堂负责,同国家法律不一定直接联系。   如果双方在协议中同意一旦分离,财产平分(和结合后所增加的财产)平分,在平分时也可以发挥多元选择的巨大优点。先决定双方对各项财产的珍惜程度,即“优先指数”。双方各自给每项家庭财物打分,全部财产折成总数必须在一百份内。例如家庭计算机,丈夫认为值20分,妻子认为值10分,家中的狗丈夫认为值5分,妻子却认为值8分。就把计算机判给丈夫,狗判给妻子。最终,双方都能得到自己认为超过50分(一半)的财产,皆大喜欢。   这种选择可以在社会管理的各个方面乃至国际关系上加以运用。例如在环境保护方面,可以给产生污染物质的厂家两个选择,或者减少排废量,或者罚款或出钱购买“排废额”。厂家可以根据成本核算做出最优化的选择。而整个地区、社会的污染控制可以通过“排费额”的价格调整来实现。可见多元选择意味着社会资源的最优化分配和实现。 二.死刑和堕胎难题的解决   上述分析的基本原理就是“人对自己的选择和承诺负责”“权利和义务相应”。   许多人提出未来社会是多元选择的社会,好比在超市里可以自由选购商品一样。但是必需指出,任何选择都意味着牺牲和责任。因为超市里的东西毕竟是要用钱去买的,对于一个顾客来说,买了这种商品就不能买另外的商品,选择某些就必需放弃另一些。你不能要对方对你忠诚,而你自己却可以不忠诚。你一旦选择自己不必忠诚,那么也失去了要求对方忠诚的权利。当然,如果有一方是受虐狂,你不妨是个虐待狂,这倒也是相得益彰。但双方同意、有协议的原则还是没有变。实际上对方如是受虐狂,你的虐待他或她也反而成了一种义务。   总而言之,“权利和责任同在”“自由和牺牲同在”,应该是任何道德的起点。许多有争议的社会矛盾都在这一基础上得到解决。例如在脑死亡者身上摘取器官移植是否道德、合法,是一个永远不可能有共识的问题。其实这也可以实行选择和义务并存的措施:赞成脑死亡情况下器官移植的人可以签署一份文件,这样他在获得从脑死亡者身上移植器官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自己一旦脑死亡也允许他人从自己身体上摘取器官的义务。根据“权利和责任同在”的基本原则,对脑死亡器官移植持不同政见的人就可以和平共处。这种方法,可以称为“个人选择负责契约制”。   关于是否废除死刑的伦理讨论,也是永远不会有共识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不能象器官移植那样通过个人选择来决定。一般认为“非法杀人者偿命”(“非法”排除了执行死刑的警察或协助绝症病人安乐死的医务工作者)是死刑最主要的理由。如果当事人双方(杀人者和被杀者)在废除死刑问题上属于不同派别,按照那一方的意见办理?如果杀人者在死刑问题上是死刑反对派而被杀者是赞成派, 那么该杀人者的废除死刑主张已经同他的实际杀人行为发生矛盾,这种人格不一致者,不能把他的话当真,因此只能按照另一方的派别来处理他。假如非法杀人者是死刑赞成派而被杀者是反对派,笔者认为此时应该根据同被杀者关系最直接之亲属或者活着的第一受害者在死刑问题上的派别来决定。   你选择了一个派别,就对自己的选择负责。现在由于这方面没有建立起个人选择负责契约制,人对自己的政见择并不直接承当后果,所以尽可以大唱人道主义的高调。如果他的选择意味着他自己或家人被杀就不能要求对方偿命,他们在做出选择时就会慎重一些了。民主国家的选举浪费而无效率,主要来源于此。   反对死刑的另一个理论根据是犯罪者某种程度上是先天基因决定的,就如同性恋有基因因素一样,不是自己完全能选择的。人不能对自己无法选择的事情负责,至少不能负全部责任。那么,在将来科学发达的条件下,可以让死刑犯做出两种选择,或者是被处决,或者接受改变你基因和大脑结构的“洗脑手术”(在将来科学更发达的条件下),消除谋杀罪的生物基础。此外,何种情况下用终身监禁或替受害家属作奴隶来代替,也是一些可以考虑的选择,这样一来避免死刑,另一方面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弥补受害者家属的经济乃至心理损失。可见奴隶制也不是绝对坏,至少比起死刑来,是一种较好的选择。没有绝对的价值观,任何价值判断都以条件为转移。人类历史上,从处死战俘到蓄以为奴,就曾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而且也的确是大部分战俘的选择。奴隶制的最不道德的地方是奴隶身份不应该遗传。   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哲学家诺齐克(RobertNozick)就提出“自愿当奴隶”在某种情况下应该是合法的,“一个自由体系是否将允许这个人把自己卖为奴隶?我相信它将允许”。(Anarchy, state and utopia, New York: Black books,1974)。这是“自由契约”的逻辑的彻底运用。事实上,西方近代的“自然权利”理论(自由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最初是因论证自愿当奴隶的合理性而提出的。《西方文化中的奴隶问题》一书作者,耶鲁大学教授戴维斯(David Brion Davis)对此作了考证,该书荣获1967年普利策奖(The Problem of Slavery in Western Cultu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6)。   任何事情都应该提供可能的多元选择。就是注定要处死,死刑犯也应该有选择死法的权利(毒气、注射等等),当然不能选择“老死”,因为人人都会老死,这并不构成一种对犯人的惩罚。   美国两年前通过Megan'slaw,对性犯罪分子居住的社区发出布告,指出该人有性犯罪倾向,要求居民提高警惕。这又增加了一种惩罚的选择。也有性犯罪者主动要求动生理手术以消除不可抑制的性冲动,也不失一种选择的形式。   关于堕胎是否谋杀和合法的问题,情况又有不同。这里面根本的困难是无法知道受害者即胎儿的政见派别,而且堕胎的妇女又是胎儿之外的第一受害者。但问题解决的挈机也正在这双重身份上:既然母亲是第一受害者,所以这事根本上还是应该由胎儿的母亲来决定。这个推论是建立在假设胎儿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堕胎反对派的基础上的。当然也有人认为并非所有胎儿都愿意来到这苦难的人世,证据就是胎儿一生下来就痛哭而不是欢笑,那么堕胎就更没有罪了。 三.国籍的商品化和人的商品化   最后来谈国籍问题。“一部苛刻而不合理的《国籍法》”的作者认为中国政府现行的“单一国籍法”太苛刻,认为中国应该容许多重国籍。笔者在其他文章中(如“绿卡值何价,股票代选票”,转载于《华夏文摘》cm9709d)已经提出国籍应该成为自由选择的商品,因此多重国籍原则上应该说是合理的。   人选择双重国籍,主要是两个因素。一是同时热爱两个国家,舍不得放弃任何一个,并且愿意对两个国家都尽义务。二是为了方便,因为国籍如同任何商品,有服务性质和使用价值。就第一个意义上来说,只要这有关两个国家不是在交战敌对状态,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即使两国交恶,就非军人和政府官员而言,持双重国籍对两国利益并不构成直接威胁。相反,既然战争并非总是合理,那么,双重国籍的公民正好成为推动和解的重要力量。在和平友好时期,双重国籍者更是两国友谊交流的促进者。而双重国籍本身也给持有者提供了加强两国友好交流的极大方便。   人通常爱护、珍惜自己选择的东西,要使公民最大程度地爱国,首先的条件是让人民有选择自己国籍的最大机会。另一方面,人对于自己不能选择的事情是没有责任的。不应该嘲笑天生的残障人,种族歧视之不合理,部份原因也在此。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人是全世界最爱国的民族,因为她的移民和移民后裔比例最高,而移民来到美国(除去被当做贩卖来美国的黑人和其他非自愿来美者外)确确实实是自愿的选择。   当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平等恐怕就是天生国籍和基因的不平等了。前者可以通过国籍商品化来最大程度的减少,后者怎么办?精子仓库和人工授精,可以部份减少后者的不平等,如果代理母亲、卵子仓库也普遍化,这方面的选择就更大了。而且个人成人之后,如果那时的科学足够发达,某些先天决定的素质也能通过身体结构的手术去选择。   假设在试管婴儿普遍化,婴儿也就成为商品了。这人道吗?!其实,人所珍惜的是代价高的东西。婴儿成为商品,父母一旦有选择余地,他在选择后更有责任感,因为不是送子娘娘强加给他们的。人连养宠物都要选择,孩子为什么反而不能选择?商品化的意义就在于“有代价的选择”。摩尔《乌托邦》一书中的乌托邦人对外邦人买马时要解下鞍子仔细检查是否有掩盖的伤疤而对挑选对偶反而不这样作感到很不可理解。因此在摩尔的乌托邦中,结婚的双方要在挑选对偶时互相检查对方的裸体。   当然,绝大多数夫妇宁愿要继承自己基因的亲身子女,“瘌痢头的儿子自己好”。传统的生儿育女方式应该保留,并且可以预见在可见的将来仍然是人类家庭的主要模式。但是世界大了,什么鸟都有。有些人喜欢安静听话的孩子,有些人反而喜欢顽皮捣蛋的孩子,他们并不总能如愿生出自己喜欢的儿童类型,因此确实会有人愿意同别人交换孩子,这应该也是一种选择。这样,父母(抚养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儿童类型或性别,这对儿童也是好的。至少可以减少漠视儿童甚至虐待儿童的事件。并且那些强烈地一心要个男孩或者女孩的夫妇,也可以通过交换子女而避免碰运气一路生下去而导致人口膨胀。   在儿童懂事以后,如果对自己的抚养人不满意,也应该有同他们解除关系重新找抚养人的权利。美国去年就有一个男孩要求同他父母“离婚”的案件。人以类聚,朋友、对偶都可以选择,为什么更重要的亲子关系反而不能更慎重地选择。   个人选择责任契约制,是古典伦理金律“你希望人家怎样对待你,就怎样对待别人”和中国儒家“自所不欲,勿施于人”。(西方一般将此成为“银律”)的形式化和具体化。其实中国的表面消极的银律比西方表面积极的金律更合理,因为你喜欢的东西,别人不一定喜欢,就没有必要强加于别人了。   父母包办的婚姻未必不幸福,自由恋爱未必导致完美婚姻。因为自由恋爱也如同父母包办一样会有选择错误,而且由于年轻人缺乏实际生活经验和过于感情用事,选择错误的可能性还是相当高。自由恋爱之所以优于父母包办,原因有好几个。例如,父母往往会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给子女选择婚姻,这是对子女的不公。其次,不管后果如何不可测,自由恋爱的过程本身总体上总是幸福多余痛苦的经历,而包办婚姻剥夺了青年人享受自由恋爱这一幸福的权利。但是,包办婚姻和自由恋爱最大的区别乃是:自由恋爱不管结果好坏,都是承担自己选择的结果。而包办婚姻却是:或者父母的错误由子女承担,或者子女享受并非自己争取来的幸运。两种情况都违犯自由、权利和义务、责任相当这一人类社会运作的根本原则。专制和民主的区别也是如此,有开明而高效率的专制,也有混乱而低效率的民主。但不管后果如何,后者总是人民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当然迄今为止的所有民主制度,基本还是“少数服从多数”的模式,在如何充分保护满足少数人的选择方面,在如何使每个个人更直接地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方面,提高个人选择和个人后果的相关程度方面,都是仍然大有改进余地的。   总而言之,在个人对自己的选择直接负责和承担后果的情况下,提供的“负责选择”越多越好。选择意味着自由,同时也意味着牺牲其他和对所作选择有义务、责任。这样,自由、权利永远和责任、义务相联系,我们还有什么顾虑怕给人民以太多的自由呢?这把一些基本社会矛盾化解为个人之间协议的问题,从而大大简化政府行政,并且能够做到“求仁得仁,求智得智,皆大喜欢”。   所有劝人行善的宗教都诉诸彼岸、来世、天堂的报应。唯物主义不相信这些玩意儿,因此其劝人为善的约束力大大减弱,甚至成为某些不法为恶之徒的精神武器:“我之生后,管他洪水滔滔!”就是生动的写照。要同时坚守唯物理性和道德标准,只能把渺茫而遥远的报应转化为现世可见的报应和代价。 □ 原载《北京之春》1999年一月号 ~~~~~~~~~~~~~~~~~~~~~~~~~~~~~~~~~~~~ 【信息交流】           连载:中国涉外税收优惠政策(连载完)   个人所得税方面   外籍人员在缴纳个人所得税时,享受的主要税收优惠政策有:   (1)中国公民个人计算月工资薪金所得的费用扣除额为800元,而外籍人员则可提高到4000元。   (2)在中国境内无住所,而在一个纳税年度中在中国境内连续或者累积居住不超过90日的个人,其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由境外雇主支付并且不由该雇主在中国境内的机构、场所负担的部分,免征个人所得税。   (3)对外籍个人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伙食补贴、搬迁费、洗衣费,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4)对外籍个人按合理标准取得的境内、外出差补贴,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5)对外籍个人取得的探亲费、语言训练费、子女教育费等,经当地税务机关审核批准为合理的部分,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6)对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以及持有B股或海外股的外籍个人从发行该B股或海外股的中国境内企业所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所得税。 (全文完) □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8月13日〕 ⊙ 本栏编辑:熊波 ~~~~~~~~~~~~~~~~~~~~~~~~~~~~~~~~~~~~ 【文化论坛】              没有大清朝,何来大中国?         ——一个由“外来政权”创造的历史奇迹(下)                 ·赵无眠· 〖续上期cm9901e〗   既然说到日本,就不妨把当时的大清帝国,与侵华时的大日本帝国作一番更细致的比较。它们都是中国的“一衣带水”的近邻,都崇尚武力,推行军国主义,对中国这个貌似强盛实则虚弱、疲惫不堪的庞然大物虎视眈眈,久存亡我之心,长期实行渗透、侵扰、掠夺、蚕食及软硬兼施的政策,都趁火打劫,趁中国内乱之际大举入侵。它们都是先征服朝鲜,控制蒙满的广大地域,造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和压迫。日、清都由单一民族立国,但是就文化而言,日本的民族习俗较之清帝国更接近中国。如服饰、饮食,日本比满清更与中国相像。日本的和服,就是仿照中国的唐服改制的。在工业化以前,日本重农耕,而满清则是游牧民族。日语和汉语一样,都是单音节,并且都使用汉字。而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文字由四十个字母组成。有些发音如卷舌的“R”在汉语中原是没有的,如“Tartar”中文只好读成“Tata”(鞑靼)。现代北京人爱发卷舌的“儿”字音,我以为是满清在此定都二百多年造成的。语言上的异同并非一件小事。蒙古与中国同被满清征服、统治,但“蒙满一家”,蒙满可以通婚,蒙族可以封王,汉族却不能。这与蒙满都是“鞑靼人”,属同一语系不无关系。日本从未有过“和汉不能通婚”的规定,事实上,当时中国的涉外婚姻最多的就是中日联姻,许多著名中国人士娶日本女人为妻,如学者辜鸿铭,作家郭沫若、周作人,艺术家李叔同,前清皇弟溥杰等,还有一些著名中国人士则乾脆有日本血统,如文学家苏曼殊。这种跨国婚姻是如此之多,乃至大量见诸小说、电影、电视剧为人们所熟视,即连描写侵华日军罪行的电影《南京,一九三七》,也以一对中日夫妇作为男女主角。中日之间的关系也十分悠久,明代以前基本上是非常友善的。汉时便有日本人前来朝贡,光武帝曾赐倭奴国王印绶。近世还有人考证,日本的神武大帝即是当年秦始皇派到海上寻找长生不老宝丹的方士徐福。他带去的三千童男童女,及大量能工巧匠,融合进了日本民族的血缘和文化。总之,日本受中国影响至深至久,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大清帝国侵略中国,是“历史超越汉族正统论所作出的正确选择”,那么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岂不是一种更为“正确的选择”吗?   满族成为“中国的满族”,是在清朝入关,成为中国的统治者以后的事情。然而为中国人民所认同,仍花了相当长的时日。满清入侵,虽然纵横肆虐,烧杀抢掠,心里总还是有些发虚的,毕竟这不是它的家园,这么干未免伤天害理。那时候要是有一位像今天这么大度的中国学者站出来替他们说说话就好了:你们顾虑什么?你们不是侵略者,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民族,来超越“汉族正统论”的,这是历史作出的正确选择,你们只管大胆放心的干就是了。可惜那时没这样有器识的学者。   清军大举南下,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督师江北进行抵抗。清摄政王多尔衮修国书一封劝降。大意为:闯贼李自成起兵犯上,中国臣民却无能为力。只有吴三桂在东陲效包胥之哭。朝廷感其忠义,为你们驱除反贼。这国土是从闯贼手里得来的,而非得自于明朝。我国费了这么大的力气代你们报仇,你们将如何感恩图报?居然欲雄据江南,坐享渔人之利,我们岂能就此罢兵?你们那一小块地方,打得过我们吗?   这是明摆着的强词夺理。干涉中国的内政还不算,还要尽夺我领土、主权。史可法回覆了多尔衮一封信,援引历史上契丹和宋、回纥助唐,只要钱不要土地的故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希望对方放过一马,允许双方就地划疆而治。他发誓将来永远巩固与大清帝国的邦交,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从此两国誓通盟好,传之无穷,不亦休乎!”   然而清政府志在灭明,当然不听这一套,乃调动豫亲王多铎,率兵攻下扬州,史可法殉难。清军恨中国人抵抗,将扬州城屠杀了十天,史称“扬州十日”。   “扬州十日”,大约可以与日本侵华时的南京大屠杀相比。我甚至怀疑,日本是向当年入关时的清军学的,专门用以对付中国军民,企图瓦解中方的斗志。不然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了那么多国家、地区,固然罪行累累,何以只对中国进行过这样残酷的大规模的屠杀。都是屠城,不同的仅仅是,南京大屠杀发生在人类社会已进入现代文明的二十世纪,留下大量人证物证,令举世震惊、愤怒和谴责;“扬州十日”则发生在三百多年前,是“古时候”的故事,不痛不痒,与今天的人没有什么关系了,所以我们的学者才能够“警惕”并战胜代表着“最世俗力量”的情绪,徘徊在幽静的昔日宫苑之中,指出这种情绪化的社会评判是何等的不公正。   本着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正义感的抗清名将史可法,竟然站错了立场,站在“历史错误选择”一边;“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竟然是“历史正确选择”的一个组成部份;那位引清兵入关,甘为先锋帮异族征服中国的大汉奸吴三桂,也无疑是“正确”的,若说有错误,那也是后来又反戈一击,终于为康熙所平定。当然,还有一大批“正确”的汉奸,先后投靠清廷。就连许许多多抗清志士的后代,最后也不得不走上与朝廷和解、合作、服务、效力的道路,共同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即后来意义上的大清帝国,俗称或者简称“中国”。   有人说,元、清两朝虽是外来政权,最后却为中国所同化,除了政治典章制度、语言习俗的汉化外,连国都都建立在中国本土上,所以还应该属于中国的国内事务,与日本侵华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我们讨论的是国都建立在中国本土之前、亦即中国被征服之前的战争性质,与战争后的状态无关,更不能反过来把战争的结果作为原因,颠倒因果关系。如果中国打算将未来的国都建在莫斯科,我们是否就可以举兵进攻俄罗斯,发动一场“历史正确选择”的“国内战争”?   日本侵华计划的主要设计者石原莞尔,在他著名的《石原构想》中,提出日本从占领满州起步,进而征服全中国、印度、东南亚乃至澳洲,夺取石油、橡胶等自然资源,最终战胜英美等西方各国,达到主宰全世界的“宏伟目标”。他预计,一旦日本受到西方的干涉和威胁,即行迁都至满州,也就是被占领后的中国本土。如果日本的计划得以实现,这个外来政权也将和清朝一样,成为中国政府;中国的正式国名,也可能就叫“大日本帝国”,就象大清帝国一样。当时的中国,社会形态落后,经济停滞不前,国力衰落,军阀混战,内乱纷争不休,而经过明治维新的日本则经济发达、科技进步,由他们来统治无疑属于“历史的正确选择”。而以后的学者们谈起这一段历史,也会要求我们克服狭隘的汉族正统论和世俗的情绪,给征服中国的大和民族以“公正的”社会评判。再继续推论,日美间的太平洋战争,也将更名为“中美战争”。这场战争的失败,将同甲午海战一样成为中国人永远铭记的“国耻”。如果侥幸取胜,那也只能更加证明,中国加入日本或日本加入中国的“正确性”。   日本的不幸在于它没能征服中国,没有做成中国的统治者,没有成为“中国的大和民族”。它打赢过代表中国的清朝,却永远不可能建立象清朝曾经建立过的那样辉煌的功业。和清朝败落的原因一样,它生不逢时。   再来谈清朝与元朝的区别。为什么清朝终能融入中国,而元朝始终只是“外人”?元朝在中国统治了九十年,清朝是它的三倍,这样它就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民族融合。到清朝覆亡时,人们忽然发现,统治民族——满族几乎完全汉化、消亡,几乎所有的人,包括皇室人员都不再而且也不会说满语。辛亥革命的口号“驱逐鞑虏”也就显得很可笑:驱逐谁?往哪里驱?怎么驱?元朝的朝廷则不一样,虽然也说汉话,但蒙古人还是蒙古人,明军硬是把元皇帝赶出了中国,赶回它的大草原去了。他一回到那里,又开始说起了蒙古话,恢复蒙古习俗及政治典章制度。元、清两朝的结局,说明中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是有本质区别,亦即“内外有别”的。清帝退位,是为了实现“满汉藏蒙回”五族共和的大中华民国,退位后继续享有尊号、特权。元帝却是遭到真正的“驱逐”,你走了就行了,咱也不再追究,不要求追夺你的帝号,你在这边的蒙古人我们以礼相待,要回去的放行,以后中蒙(明元)两国互不相犯,和平共处。   清政府入关后,一直自称“中国”,继承中国的名号,把朝廷的利益与命运跟中国不可分割地紧密联系在一起。元朝则不然,元只是蒙古人在中国本部的国号,元皇帝同时还是蒙古帝国的大汗。类似拿破伦是法国皇帝,同时兼任西班牙国王。蒙古帝国还辖有窝阔台、察合台、伊尔、钦察等“四大汗国”,势力范围和利益、命运跟中国本部风马牛不相及。元朝在中国实行的政治制度,也与蒙古本土及四大汗国完全不一样。而且如前所述,元朝将国民分为四等,不但使中国人作为亡国奴的心头创伤无可弥合,同时也阻塞了最“上等”的蒙古人融入“下等”的中国人的过程。有人认为,中国是元朝的继承国。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没错,如元大都建在中国本土;元朝廷通行汉语;蒙古人后来终成为中国的少数民族之一;即令外蒙独立,在中国的蒙古人也远远超过外蒙及俄罗斯的蒙古人,等等。但继承国的主要意义还不止于此,它必须有文化上的传承性,还要能够继承政治上的全部或大部份遗产。从这两点来看,中国的明朝都没有做到。元朝是被赶走的,并没有推翻,它回到草原后,还延续了相当长一段时日。明朝的版图,也只大致限于以汉人为主的居住区域,远小于横跨欧亚大陆的元(蒙)帝国的辽阔疆土。中国史学家将元史列为中国的正史,也并不能说明继承国的关系。元史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一段,是中国的亡国史,否认它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正如日据时代五十年,也应作为台湾正史的一部份。元史从成吉思汗开始记叙,是为了阐明这个曾经征服、主宰中国人命运的统治集团是怎样产生、发展壮大的,所谓来龙去脉。明朝建立以后,元政权几乎与中国无关,它的历史连同四大汗国也就从中国的正史中割得干乾净净。   元、清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元代只有一个像样的皇帝,即元世祖忽必烈。他以后皇室为争抢帝位闹个不休,祸乱频仍,这也是中国人从感情上始终难以接受这个政权的原因。一个朝代出一个好皇帝并不难,难的是一直出好皇帝,不出坏皇帝。清朝基本上做到了。它甚至是唯一做到的一个朝代。这样,讲人治、重伦理的中国人,才从法、理、情上接受了清朝,视其为正统,将满族及其带来的蒙、藏、回都作为中华民族的成员。   清朝给中国人留下的最大的政治遗产,是辽阔的领土,与多民族共处共存的局面。也就是所谓“大中国”。这笔遗产当然不是白得的,各个民族都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都有过被征服、当上亡国奴的惨痛经历。满族是征服者,它自己却被汉文化最后所征服,满汉不分了。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付出的代价也最为惨重,且不要说曾遭到大规模的屠杀,即连服饰外形都被强行改换为满族式样。中国人头上那根被西方人讥为“猪尾巴”的长辫子,就是当年实行“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政策的结果。这一政策似乎是专对汉人来的,其他如蒙、藏、回则都不实行。也就是,只要求汉人满化。然而到头来,却是满人被汉化得最为彻底,不能不说是历史给征服者的极大嘲弄。   清朝覆亡以后,汉民族未能很好的守成,外蒙古从大中国的版图中划分了出去。外蒙的独立,从国共两党发表的历史文献看,都有往对方身上卸责之嫌。究其实,则是国民党签约在前,共产党承认在后,为“国共合作”的结果。既已独立,在国际秩序大体确立的今天,也就没有反悔的余地了。                 1998年5月于河溪屯子   〖全文完〗 □ 原载《中国时代》1998年7月号,作者寄自美国 ~~~~~~~~~~~~~~~~~~~~~~~~~~~~~~~~~~~~ 【杂感随谈】          “新燕山夜话”三十:三百年间同晓梦                 ·王伯庆·   看了“华夏文摘”上赵无眠先生说到清朝对中国的贡献,我想算个领土粗账。清朝接手明朝时,明朝只有353万平方公里。清朝先替中国领土进账了947。6万,后割给沙俄161万,割台湾3。6万给日本,其它有如香港等鸡毛蒜皮不计,领土净收入约783万,加上明朝朱老公原来的家底,所以清朝留给了民国政府1136万平方公里,以及列强们在华的租界和驻军。   民国卖掉了外蒙180万平方公里(蒙古国现在的测量是157万)〖注1〗,收回了台湾3。6万,净割土176。4,剩下了959。6万,加上零碎,即现在所说的960万平方公里。这些旧社会的数字只是大概,专业水平的“斤斤计较”,留给历史学的夫子们去搬指头吧。   有几个问题可以讨论一下。第一,东北,即满州,算不算明朝领土?要算的话,清妹妹过门中原时带来的248万东北土地就不能算是陪嫁进账,因为这东北本来就是俺大明朱公子为娶满州媳妇给的聘礼钱。   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明朝与女真人的关系。女真人曾分为野人女真,海西女真和建州女真。大约在十五世纪初,建州女真受野人女真的侵犯,迁移到现辽宁和朝鲜会宁一带,明朝把他们分为三卫:建州卫,左卫,右卫。“卫”是建设兵团的意思(军事屯垦区)。越来越多的历史书把这种关系定义为一种藩属关系,从明王朝来看也许就是如此。   过了百来年,右位的王杲王司令老跟明朝过不去,1583年,我大明边防军在辽东军区司令员(总兵)李成梁同志的带领下把右卫打掉了,配合明军作战的建州卫司令,努尔哈赤的爷爷觉昌安,老爸塔克世也在那一仗中牺牲了。据说,是被明军趁乱杀了的,是李成梁和左卫司令尼堪外兰设下的一箭双雕之计,同时消灭建州卫和右卫。   努尔哈赤忍辱负重,跟明朝假意周旋,明朝念他是烈士子女,又是干部家庭出身,子承父业,封他为建州卫代司令员(都督佥事)。以13副盔甲为本,努尔哈赤乘机发展,宰了尼堪外兰这条老狗。1616年,努尔哈赤称可汗,建立金汉国,后改为清帝国,1618年他以“七大恨”祭天,与明朝脱离藩属关系,并以国家名义对抗大明国。这时距离满州兵团破关入朝还有26年。   明朝跟女真人最初是一种藩属关系,后来则是两个独立国家了。所以,明末时东北恐怕已不是汉家天下了,虽然在东北土地易手中,明汉也曾经染指其中部分。汉人讲史把抗清算成是爱国,是认定外夷侵略。辛亥革命不也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吗?   第二,西藏跟清朝的关系,是不是象清朝跟朝鲜的藩属关系?如果是,这西藏1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不含青海)进项就不该算到大清的账上,而要归于毛泽东的进军西藏了。   西藏十八世纪初是三驾马车,土伯特国王桑结管行政,达赖主持宗教,硕特汗国王子拉藏汗管军事。这帮兄弟伙你争我杀,1717年准噶汗远征军攻陷布达拉宫,杀了拉藏汗,清庭决定武力干涉。1718年,清军送逃到了青海的达赖七世格尔桑嘉木措回藏,清军被打败;1720年,清军卷土重来,远征军三路进攻,打进拉萨,撤销了土伯特国国号以及国王和可汗的称号,改称西藏,并把巴塘以东划给四川。成为了“西藏”的土伯特国,跟外蒙的命运一样,象熟透了的桃子,掉进了大清的口袋里。   除嫁妆和西藏外,清朝的其他领土进账为:内蒙100万(1635年),台湾3。6万(1683年),外蒙古180万(1697年),青海66万(1724年),新疆190万(1759年)〖注2〗。这满祖先(满汉一家嘛,何况给俺这份祖业)让我们少办多少签证啊。“满州”发音接近“满住”,可能是纪念建州卫的第一任司令李满住吧。   第三,谁丢了外蒙?有人说是蒋介石,有人说是毛泽东。辛亥革命时,外蒙王公宣布独立,沙俄把在库伦的清军缴了械,那时是1911年12月,大清龙旗还没倒呢。1913年11月,袁世凯的民国政府承认外蒙自治,换取俄国承认外蒙属于中国领土,中国用治权换回了主权。1915年6月,库伦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布取消外蒙独立,中国享有外蒙主权,外蒙享有自治。   到了美苏英签订了雅尔塔密约后,看老美脸色行事的蒋介石于1945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意外蒙独立。蒋先生1952年在国民党七大四次会议上回忆说:“于是我们政府对俄帝,乃决定忍辱谈判,不惜承认外蒙独立,做此最大牺牲,来签定条约和附件。”(国民党七大政治报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胳膊拧不过大腿,毛泽东还是翻不了斯大林和蒋介石定的约,1950年又签了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维持外蒙独立现状。   到了1953年2月25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国会说,雅尔塔会议美国没有卖掉中国对外蒙的主权,第二天下午在台湾的中华民国外交部宣布,废除1945年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以,蒋介石现在没卖国了,说是大陆毛泽东卖了蒙古。若是大清现在紫禁城有留守处就好了,傅处长出来宣布一下,大清与外国签的条约统统无效。只可惜国家关系上玩蒋先生这种白相人的手段没用。蒋先生治国小气,玩小聪明,当大笨蛋。   到了1961年,外蒙要加入联合国了,美国人及很多非州小国支持外蒙,台湾得罪不起,讨论提案时国民党不敢动用安理会常任国的否决权,于是保送外蒙进了联合国。蒋先生需要美国支持他的统治,国家和民族毕竟是他个人的私器。别忘了,个人服从集体,集体服从国家,国家服从领袖。   雅尔塔会议可能真有密约,可悲的是,1945年的国民党和1950年的共产党都面对着战后的内忧外患的政治,千疮百孔的经济,国共两帮兄弟都需要斯大林的支持,斯大林也就不客气了。这样,不到一百年,俄国砍掉了中国341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中国现在没收回的总失土也就是这么多了。如果毛蒋有什么一致的话,憎恨苏俄算一桩。   上次回国碰见对中国边界谈判熟悉的朋友,说中国政府现在是寸土必争。据说,前两年敲定的中俄边界条约,中国进帐1万多平方公里。不要小看这1万,中越边界谈判几年没搞定,陆地领土争议不过就几百平方公里。中俄边界条约一签订,在俄国的远东地区引起反弹,谈判主持人的一位俄国将军引咎辞职了,莫斯科压下了边界居民的愤怒,报纸都报道了。边界重勘后,有些俄国居民就得搬家了。兄弟啊,风水轮流转,搞一万算一万。   中国争议边界原来有15条,现在只剩下与印度,塔吉克斯坦和越南。中朝在白头山及鸭绿江中岛屿归属上有争议,若是朝鲜统一,这吵架的主有又多一个。昧着良心讲,一个分裂的朝鲜对中国有利,养贼自大嘛。   中越的边界难题不在陆上,在海上,北部湾海域分界问题。细心地读地图,你会发现在北部湾里有个叫白龙尾岛(Bech Long Vi),正是这个岛的归属涉及到一大片油气资源丰富的海域。该岛地理上靠近越南,可按河流入海口延长线算,则该归中国有,岛上住有两千多中国人,中国曾从南越政权手中武力收复该岛,归海南行政区管。“抗美”时,中国无私把该岛交给越南北方使用。若是该岛划归中国,中国的海岸线就划到了越南南宁省和太平省的门口了。据说中越双方倾向于今年“政治解决”,即抛开技术依据,合理分配争议陆地面积,海域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解决了中越边界问题,印度就首当其冲了。   中印反击战后,中国退还了战争中取得的9万多平方公里,据讲是因为不宜长期据守,军队后勤供应太困难,当时西藏内部也不稳。不过,如果现有的麦克马洪线对西藏不公平的话,如果西藏真的独立了,一定会跟印度有领土争议。所以,中央政府在没有跟达赖流亡政府就西藏独立问题达成一致之前,我猜想中央政府可能会拖一下中印边界谈判。   看见今天一点点艰难地往回抠地皮,更觉得清朝干进了783万平方公里功劳太大。中国历史上有过三个黄金时代,它们分别是春秋末至西汉,盛唐和大清前半节,中国今天的万里锦绣河山也是托了大清的“黄金”之福。大家现在骂清末的慈禧太后,想想看,列强霸道,长毛拳匪,内外交困,老太太挺下来不容易,把你我兄弟换上去做,恐怕所有的边境省都得赔出去,形势比人强。从小读“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书,我恨透了慈禧,看了清史学家高阳的书,才知道慈禧也是尽力了。再说呢,你民国赔出了外蒙180万,比人家清朝总赔量还多了十来万。说到底是国家不行,洋枪厉害,打不过要输啊,兄弟。   当然,一个政府真正的功德不是拓疆保土,而是善待百姓,就这一点来讲,大清,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有愧于中国苦民。   “三百年间同晓梦,钟山何处有龙盘?” 〖注1〗数据的出入可能是由于:过去记载的测量与现在的不一样;俄国也许收了蒙古的领土回扣(俄蒙边界条约啦,可能是诬蔑苏联老大哥)。 〖注2〗从清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省重划了多次,各历史阶段的分区数据出自不同的测量手段和各区边界。本文数据和史实引自现在流行的一堆历史书(不含“人民教育出版社”),并不代表一些历史学家的算盘和观点。 □ 寄自美国<Boqingw@aol.com> ~~~~~~~~~~~~~~~~~~~~~~~~~~~~~~~~~~~~ 【谜园信步】                 冬季灯谜六则        1、冬泳员还在犹疑      (五言唐诗一句)        2、霏霏达长沙        (七言唐诗一句)        3、清晨雅颂,露凝整日    (七言唐诗一句)        4、徒步路遥长,脚下偏染冻疮 (后主词一句)        5、秋尽江南草未凋      (中药一)        6、日东照冰清        (成语一)                (谜底请见下期) □ 游子吟谜社供稿<riddle@ASIA1.AAN.NET> ———————————————————————————————————— 本期责任编辑:   徐名扬(澳大利亚)〈cnd-cm@cnd.org〉           赵 桦(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李 立(美 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荣 刚(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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