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  夏  文  摘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第四二五期 ——          —— 每周五出版 ——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一日出版)       (一九九一年四月五日创刊)                己卯年四月初七 ————————————————————————————————————               本期目录(cm9905c) ———————————————————————————————————— ⒈【一周要闻】 5.14~5.20                CND ⒉【遥望神州】 世纪末中国人性状况“白皮书”           陈耀明 ⒊【后事之师】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重读《北京大学右派分子           反动言论汇集》、《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上) 钱理群 ⒋【艺术世界】 《时代的晚上》——崔健还是有话要说        袁 越 ⒌【各抒已见】 自由主义与轰炸                  甘 阳         读《舆论导向可以休矣》有感            直 言         也谈腐败问题                   华 仔 ⒍【诗  苑】 小木船——读鹿子的散文《生命的漂泊》       西 田 ⒎【往事追忆】 大舅的故事                    戴 凡         逐渐忘却的“学习班”的日子           ——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           河 流 ⒏【信息交流】 外国计算机软件如何受中国法律保护 ⒐【谜园信步】 谜语五则                   游子吟谜社 ⒑【增刊目录】 增刊第一八○期(上、下) ————————————————————————————————————   关于CND十周年纪念高尔夫球衫,请访问http://www.cnd.org/shirt            或致信cnd-shirt@cnd.org。 ————————————————————————————————————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  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  来稿请寄:HXWZ@cnd.org。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请只用  电子邮件寄纯文本文件。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  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除非本刊另有安排,不得转载。如欲以公用目的网络服  务站对本刊进行收集存档,或以任何方式对本刊再传播,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并取得授权。未经本刊许可,不得利用本刊或本刊存档从事任何形式的营利性  的或收费的活动(包括广告宣传在内)。 ———————————————————————————————————— 【一周要闻】 ★ 五月十二日,中国驻南联盟使馆留守人员在清理被北约导弹袭击毁坏的馆舍时,发现了一枚没有爆炸的导弹。工作人员戴上钢盔进入大使馆大楼,抢救出电视机、洗衣机、电脑等二十余件电器。有报章指出,南斯拉夫时间五月七日夜,一架B-2远程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发射了五枚导弹袭击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后,直接飞回美国。 ★ 五月十四日报道,经过连日的大规模民众示威活动后,北京使馆区一带已逐渐回复平静,公安首次解除路障,让车辆和市民自由进出使馆区,但美国使馆附近仍有公安把守,禁止一般市民靠近。英国大使馆已于十三日重开。 ★ 五月十四日报道,中国农业经济学家郭书田日前说,中国自然生态失衡有七大“赤字”,包括:水土流失,北方沙漠化,南方石漠化,草原退化,工业三废污染,水资源浪费及耕地流失。另在一场关于国土绿化的研讨会上,专家们指出,我国的国土生态环境已不再安全,若不及早认真治理,难免有祸于旦夕之虞。 ★ 五月十四日报道,经过五次会议的激烈争论,联合国安理会终于通过了主席声明,对中国驻南使馆五月七日遭北约轰炸一事表示“深切遗憾”和“深切哀伤”,但没有加入任何谴责字眼,也没有加入“误炸”的字眼。 ★ 五月十四日晚,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接听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热线电话,双方通话近三十分钟。克林顿就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遭袭击一事表示“由衷的道歉”,并向受难者家属表示“个人的哀悼”。 ★ 五月十五日,由推委会选举产生,何厚铧当选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其任命将由筹委会报请中央人民政府认可。何在当选后表示要“坚决落实一国两制,严格执行基本法”。 ★ 五月十五日,由纽约地区侨社人士组成的“声讨北约侵犯中国主权行动委员会”在联合国总部前示威,抗议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有一千多人参加了示威活动。 ★ 五月十六日报道,一场罕见的龙卷风袭击广东省南部湛江市属覃葛村,造成十三人死亡,五十一人受伤,一百七十八间房屋倒塌。初步估计直接经济损失为三百三十多万元。 ★ 五月十五日日本媒体报道,多艘中国军舰出现在钓鱼台岛海面,最多时一度增加到十二艘,其中包括装载有反潜舰艇导弹的一级驱逐舰。日本政府表示,相信不是中国方面有意侵入日本领海。 ★ 五月十六日法新社报道,大陆著名导演陈凯歌在法国坎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此次参赛电影《荆珂刺秦王》的主旨在于反对暴力。在被问及“六四”十周年的看法时,陈表示“没有被允许谈及此事”。但他希望中国人民不要忘记过去的教训。 ★ 五月十六日报道,北京四名知识分子因印制要求平反“六四”传单,于五月十一日被北京公安局拘留,至今下落不明。据香港“中国人权民运信息中心”透露,四人为:曹家和,余振斌,陆广文和高巍。 ★ 五月十七日报道,作为中国最早建立的综合性入门网站“国中网”(http://cww.com),日前开通了“入世之路”专栏,就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问题进行全面详尽的报道。 ★ 五月十七日报道,被认为是全球最大规模的挑战失明的壮举“视觉第一中国行”实施两年来已使七十一万白内障盲人复明,其中年龄最小的四个月,最大的一百零三岁。 ★ 五月十七日,台湾金门举行了一九九二年台湾解除戒严以来最大规模演习。这个代号为“金安”的演习,是假设解放军以飞弹和飞机攻击金门,全岛进入战备状态。 ★ 五月十七日,香港立法会以三十五票赞成、两票反对,通过了特区政府要求中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基本法》中有关居留权条文的议案。十九位民主派议员离席抗议。 ★ 五月十八日报道,中国高层于上周下达通知,要求各单位注意本月二十二日法轮功弟子为庆祝创始人李洪志生日及法轮功创立七周年,再度聚众滋事。北京部分练功者否认有任何行动,并强调性命双修的法轮功讲究“真善忍”。 ★ 五月十八日《国际日报》报道,由于游客过量的践踏,致使九寨沟内出现了程度不一的水土流失。一九九二年,九寨沟接待十三点九万游客,已经是极限,到了一九九八年,这一数字是三十八点五万人。 ★ 五月十八日,中国外经贸部外资司司长汪师嘉表示,中国今年头四个月的合同利用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分别为一百二十亿美元和一百零七亿美元,较去年同期下跌百分之十四和百分之十二。 ★ 五月十八日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与“中日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林义郎会谈时说,对于日本通过日美防卫指南相关法案一事,“我自己不认为这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读卖新闻》称之为“理解日本国情”的发言。 ★ 五月十九日,台湾总统李登辉在今天推出的新书《台湾的主张》中表示中国应该分成七块,以“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各具特色的地方拥有自主权”。对此中国外交部与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都表示反对,并称这是“分裂中国、破坏中国统一的言行”。 ★ 五月二十日报道,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将于近期提出提案,要求中国当局重新检讨对六四事件的结论、成立调查委员会、释放良心犯、执行政治暨公民权利国际公约,以展现尊重人民权利的诚意。 〖新闻主要来源:CND-Global(上周编辑:刘东)〗 ⊙ 本栏编辑:戴捷,小林 ~~~~~~~~~~~~~~~~~~~~~~~~~~~~~~~~~~~~ 【遥望神州】             世纪末中国人性状况“白皮书”                 ·陈耀明· ◇ 性用品,一种日常生活用品   1993年3月,中国第一家性用品商店在北京悄然问世,店名叫“亚当夏娃保健中心”。随后,形形色色的性用品商店很快出现在许多城市的大街小巷。这里所陈列的商品有令许多人面红耳赤的“塑胶自慰器”、“电子按摩器”……   位于广州繁华商业地段北京路的一家国营药店,原来没有性用品专柜。为了便于顾客了解和挑选,去年特辟性用品超市,实行开架销售。据这里的一位导购人员介绍,到这里购物的人,有男有女,有年轻人,也有老年人。   在中国,性用品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流动人口(夫妻两地分居)、离婚人士和独身主义者的迅速增加,社会上已形成对性用品的市场需求。正如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生殖研究中心吴明章教授所说:“消费者的需要是性用品市场存在的最好理由。”   1998年12月28日,在广州召开的一次“性保健品的应用和展望”研讨会上,中国性学会秘书长朱琪教授强调指出:性用品不是“淫药”、“淫具”,而是一种满足人们正常生理需求的生活用品。同时,性用品的使用对于抑制嫖娼、减少性病传播都有好处。 ◇ 性高潮:女性告别“第二性”   1993年,广州电台“零点1+1”节目在神秘的夜空中正式开播,据说这是大陆第一条性热线。如今,只要在晚上12点以后打开收音机,不论是经济台、交通台、音乐台、商业台,几乎所有的电台都变成了“性电台”。   在“性热线”上,女性听众向主持人咨询率最高的一个问题是:“我还没有达到性高潮,他就……”。   曾几何时,以羞涩著称的中国妇女岂敢奢谈性高潮?作为“第二性”,她们好象只懂得“俺把身子给了你”(曾是中国文学、影视作品的高频台词),却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件“1+1”的事。在黑暗中摸索了这么多年,她们如今终于从各种媒体上懂得了“快感”、“G点”……   中国性学会常务理事朱嘉铭先生认为:“90年代女性很突出的一个进步在于,她们敢于在性满足、性体验方面追求和男人一样的平等。渴望性高潮是中国女性的巨大转变。” ◇ 性生活不和谐:离婚的理由   不太夸张地说,今天的人们见了面,已经不问“吃了吗?”而是改问“离了吗?”   最近20年,中国的离婚率直线上扬,已由1978年的3.7%上升到1996年的12.1%。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开放城市,离婚率已超过20%。而且,离婚率的增长速度还在逐年加快,广州去年上半年仅法院受理的离婚案,就比上年同期增长25%。于是,“离婚餐厅”、“离婚学校”(相对于“婚前教育”的“离前教育”),也成为一些城市的时髦景观。   值得一提的是,离婚当事人陈述离婚理由时,80年代最流行的是“感情破裂”,90年代最流行的是“性生活不和谐”。有数字显示,在中国近几年来的离婚中,有34.7%的离婚案是因为“性生活不和谐”。   据广州《黄金时代》杂志社一位资深编辑介绍,她所主持的“欢欢信箱”栏目里,80年代读者来信询问最多的是“如何写情书”、“第一次约会该带什么礼物”之类,90年代读者来信总在问“妻子性冷淡怎么办?”、“夫妻之间如何同时获得性高潮”之类。她调侃说:“过去中国人只懂得谈恋爱,现在不但要会谈,而且还要会做。” ◇ 性功能障碍:男人何止心太软   按理说这几年咱们中国人过上了好日子,吃得好了,喝得也好了。可是不知怎么回事儿,我们的男同胞却腰酸了,肾虚了……,于是,满大街都是这个宝、那个精;这个鞭、那个鳖。就在我家楼下的信筒里,几乎每天都会被塞进几份广告小报,全都是为了“还我男子汉的威力”。广州一位食品公司的经理朋友曾讲过一个笑话,假如你开发出一种新食品来,现在最流行的营销策略是:对老人说可以长寿,对儿童说可以提高智力,对妇女说可以美容或减肥,对男人则说可以壮阳。   据有关专家估计,中国目前至少有10%的成年男性患有不同程度的性功能障碍(ED)。而实际人数恐怕远不止这个数,谁愿意承认自己是“萎哥”呢?   幸好“伟哥”来了!   “伟哥”1998年风靡全球。在广州、深圳一带,一片“伟哥”的黑市价高达300元以上。据报道,中国有关部门目前已委托北京、武汉和上海几家医院对“伟哥”进行二期临床试验,预计到1999年4月将合法上市。 ◇ 精子库:“献精者”的困惑   1992年,上海仁济医院建立了全国首家精子库。然而,建库6年,来此献精者不足80人,而来自全国各地的求精者则是献精者的10倍以上。   据该院有关人士说,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制约,倡议人们献精比献血还不容易接受。   据了解,到该院献精每次可获报酬200元。   1998年9月1日,仁济医院在“上海热线”互联网开设了精子库网站,到年底约有100位志愿者报名献精。   据该网站创建者陈彬大夫介绍,过去因为不敢大张旗鼓做广告,所以一般从大学生中找献精者。而这100多位献精供选人中,除大学生外还有外企员工、银行职员和国家公务员。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有几位义务献精者尚未参加体检,就被家里人“劝退”了。 ◇ 黄昏恋:夕阳无限好   进入90年代以来,“黄昏恋”成为老年人的一个流行词,有些城市还专门成立了“老年人婚恋介绍所”。   据统计,广东省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丧偶率达36%,城市老人再婚率达5%。   目前, 中国老龄人口已达1.2亿人,中国即将步入老年社会。   而另一项题为《全国性文明》的调查显示,中国女性51岁以后停止性生活的,城市占35.3%,农村占58.3%;中国男性51岁以后停止性生活的,城市占56.8%,农村占80.6%。有关专家认为:中国老年人停止性生活的时间太早了。 ◇ 婚前性行为:别忘了安全套   当女儿要去和男友约会时,美国母亲的叮咛是“别忘了戴安全套”,中国母亲的叮咛是“早点回家”。但是现在,中国母亲也开始担心“安全套”的问题了。   据北京《女性月刊》去年发布的《我们的性生长历程》专题调查,中国城市知识青年首次与异性性交的年龄在17—19岁之间的女性为27%,男性为20%;在20—22岁之间的女性为28%,男性为13%。   据上海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1997年的调查,69.34%的上海未婚女青年承认有过婚前性行为,其中有过婚前妊娠史的占39.9%。   其实,即使在相对保守的乡镇小街上,我们也经常会看到诸如此类的街头广告:“往前200米处,人工流产,昼夜营业,绝对保密”。   1998年3月,深圳街头出现了安全套自动投币售货机,只要你投入一元港币,即得到一只“小夜曲”牌安全套。 ◇ 性骚扰:烦恼的“桃色瘟疫”   正当克林顿被莱温斯基那条蓝色的连衣裙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1998年7月5日,一则新华社电讯援引全国人大常委陈癸尊先生的话说:“中国需要惩罚性骚扰和对异性滥用职权的法律。”   1992年下半年至1994年上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唐灿曾就性骚扰问题,在北京、上海、长沙和西安进行了随机调查,在200多位受访对象中,有84.2%的人曾经遭遇性骚扰。   另据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中心的一项调查分析:被骚扰者90.2%是从事文职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的女性,骚扰者67.5%是处于领导地位的男性。   广州一位白领丽人说:“我们最头疼的事情就是‘领导关心’。” ◇ 同性恋:一种亚文化   1991年,安徽省无为县女青年潘玉珍因与另一位女性林永霞谈恋爱,被林父告到当地公安机关。上报有关部门后,得到的批复是:“什么是同性恋,以及同性恋的责任问题在目前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情况下,你们所反映的问题,原则上可不予处理,也不宜以流氓罪给予治安处罚。”   对于同性恋,以前许多人不是当作“流氓”,便是当作“患者”,直到李银河女士出版了《同性恋亚文化》,人们才明白,原来同性恋是一种“亚文化”。   在李银河女士对中国120位同性恋者的个案访谈中,叙述爱情所用的词汇有“爱上了”、“占有”、“海誓山盟”、“感情破裂”等爱情名词。一位“同志”(同性恋者)说:“我丝毫不认为我的倾向有任何不正当的地方,我坚信这是人类天性中的一部份。”   1998年2月,“华人同志交流大会”在香港召开,内地也有一些代表和专家出席。   1998年2月14日,北京同性恋者在一家麦当劳举行聚会,这一天是浪漫的“情人节”。 ◇ 性病:世纪末的流行病?   走在城市背阴的小巷,我们的视线无法回避这四处张贴的“城市牛皮癣”——专治淋病、梅毒、疱疹、尖锐湿疣……   据全国性病控制中心提供的数据,性病已成为中国继痢疾和肝炎之后的第三大传染病。1997年,全国共报告8种性病46万余例,比1996年增长了15.8%。而据国家卫生部调查,实际患病人数是报告病例的5—10倍。   从地区分布来看,发现性病病例最多的省市依次是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和四川,病例合计占全国总数的一半以上。   从职业分布来看,据一位性病专家介绍,性病高发群依次是卖淫女、个体工商户(私企老板)、汽车司机、营销人员和党政机关干部。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世纪末,“性”及其相关的一切已经堂皇地摆上了中国人的“台面”。 □ 原载《华声月报》1999年3月号 ~~~~~~~~~~~~~~~~~~~~~~~~~~~~~~~~~~~~ 【后事之师】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           ——重读《北京大学右派分子反动言论           汇集》、《校内外右派言论汇集》(上)                 ·钱理群·   北大百周年校庆庆典活动的帷幕已经落下,喧嚣过去,一切归于平静。   这正是反思的时机。——或许是受了鲁迅的影响,我特别喜欢“……以后”这样的命题:此刻想做的,正是“庆典以后”的反思。   这些日子,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北大;也写了许多——关于北大。但凭着我的直感,我们仿佛又无意地遗漏了,甚至是有意地遗忘了不少——同样是关于北大。   我想起了刚收到的一位老同学的来信,说到校庆那天,“怀了不少旧,但似乎都局限在‘反右’以前,这也难怪,后面的事不好说了……”。我懂得他的意思:在我们这些老校友的北大记忆里,原是深藏着那一段或难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说”的历史,谁愿意轻易搅动——“避重就轻”本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这仅仅是个人的记忆,不好说就不说,这倒也罢,生活中类似的事太多,哪能老是念念不忘呢?   但如果这是一所学校,以至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记忆呢?——我翻遍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诬蔑”、“攻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无论遗忘或坚持,都令人恐怖!   我于是想起了那一本书——那是“大批判”时,校方发给每一个学生,作为反面教材的“右派言论汇集”;当时我有个收集资料的习惯,朦胧中仿佛意识到这或许将是一个历史文件,就把它小心地保存了下来(可见我大概从头就是一个“谬种”),文革后期退还抄家材料,它又奇迹般地回到了我的手中,却不料在向周围的年轻朋友炫耀中不知被谁“没收”而后悔莫及——连一本书的命运也会有这般的曲折……   于是我又四处打听,寻问,终于通过某个途径找到了,而且还有好几本,真是喜出望外!   我迫不急待地打开了书……   我首先要寻找的,是因为聚集全校最出名的“右派”而引人注目的《广场》的“发刊词”,那是可以视为这个思想群体的宣言书的——   “……人与人的关系要重新调整,一些过去习以为常的正面和反面的东西要重新进行肯定和否定,对于现代的一些论点与观点要重新进行估计、评价和探索……。总之,这里——整风运动为主流的大变革是一次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或思想意识的大革命,对一切都要勇敢地再认识。   “大鸣大放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作者注:原文如此〕   “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以少年事叶〔作者注:原文如此〕为风骨的、建设文学的再生,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盛〔唐〕般的诗的创造,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伟大的马列主义的不朽理论会得到进一步更全面更正确的运用、阐明和发挥!党会因此而更强大更有生命力!人也会因此而返老还童,而具有十分鲜明可爱的社会主义个性!   “北京大学是五四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的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   “我们的刊物——‘广场’便为此而诞生。‘广场’的含义在于:北大民主广场曾是五四举火的地方,五四的先辈们曾在民主广场上集会点火与誓师高歌!   “先辈的广场已经荒芜了,我们艰难地把它打扫干净,我们愿爱讲话爱唱歌的人们一起来打扫它,整理它,使它开出一万朵美丽的花!   “来吧!朋友们!到‘广场’上来!这里有自由而新鲜的空气,它可以震动你的声带,唱出你愿意唱的个性的歌!   “我们的广场期待着20世纪的社会主义文艺复兴的到来!”   历经人世沧桑之后,再来重读这即使掩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也依然熠熠闪光的文字,怎能不令人感慨万端!正在总结与反思20世纪历史的我们,惊喜地发现:这发生在世纪中叶1957年的当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与世纪初(1917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世纪末(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语言到思想,竟是那样的相似!——同样是集合在“重新估定价值”的旗帜下,对“习以为常”的既定观念、习惯,进行大胆的置疑与挑战;同样是呼唤人的精神的自由、创造力的发挥,与个性的解放,呼唤社会的民主与民族文化的复兴,以及背后的对民族、国家复兴的巨大期待,等等,这都是一脉相承的。贯穿其中的是“独立,自由,批判,创造”的精神,在我看来,这是“北大精神”的核心所在,它所提供的正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基本范式。而几乎要溢出字面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精神,更使得这些20世纪不同时期的思想变革运动的参与者,看起来像是精神兄弟;因此,当年“广场”的勇士们自称为“五四的后裔”,北大精神的传人,这是理所当然,一点也不夸大的。   或许这只是外在的印象,不足为论;那么,我们就再进一步,来比较、分析下面这些论述吧。   △“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不够,这都是产生三害〔作者按:中共中央当时发动整风运动,以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与主观主义,群众概称“三害”〕的根源”;“目前除三害都停留在表面上,似乎把三害的根源只归结到领导者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追究三害的社会根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三害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从成风。……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一,法制问题,宪法的人民权利尚未得到绝对保证。二,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由于尖锐阶级斗争而形成权力高度集中使领导与群众绝不是真正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三,言论自由问题。……在反动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在政治的压力下,更可怕的是在‘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舆论下,任何反面意见都遭到毁灭性的围攻,任何片言只语都可以列入肃反材料,将来有无穷后患,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民主是不存在的”。   △“主要要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来根除三害”,“严密健全的民主法制,大公无私的人事待遇制度,健康活泼的民主生活的习惯性气氛,……是最强大的现代化武器”。   △“我们有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   △“如果有人问,你们标榜的是那一种心,我们答:是从‘五一九’开始的〔作者按:1957年5月19日,北大部份学生自发贴出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当时就称为‘五一九民主运动’〕,在民主广场自由讲台上出现的,正在继续形成与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   △“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有制名符其实,就是说公有了以后,如何正确的分配。我们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目前问题不在于此,而是不合理的悬殊的差别。这样纵然占有公有,但实际上在分配的过程中,无形中一部份占有了另一部份的劳动”,“〔由于特权的存在〕在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已出现一定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叫内部矛盾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指出来,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上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   ▲“我们过去发生的许多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解放后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利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还有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了个人领导”,“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个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以上凡标以“△”的,都抄引自《言论汇集》,作者分别是徐克学(数学系学生)、岑超南(物理系学生)、张景中(数学系学生)、庞卓恒(系别不明)、龙英华(哲学系学生)、陈爱文、江文(中文系学生)、钱如平(数学系学生);标以“▲”的,则摘自人所熟知的《邓小平文选》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今天人们不难发现,1957年青年学生的议论与1980年党的领导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或有不同之处,但一些重要的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制度的弊端”有关,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反对领导与群众关系中的不平等;主张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些认识都是一致或相似的。但正是这些基本观点,在1957年是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所有的作者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80年代以后却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的指导思想,像“民主”与“法制”这类概念差不多都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当然,这还存在着是否认真实行的问题,但至少再也没有人斥之以“反动”了。   这或许是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但这事实本身却是应该好好想一想的。 〖未完待续〗 □ 原载《方法》1999年3月号 ~~~~~~~~~~~~~~~~~~~~~~~~~~~~~~~~~~~~ 【艺术世界】                《时代的晚上》              ——崔健还是有话要说                 ·袁 越·   CND的老读者们,你们有谁没听过崔健的那张《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专辑?又有多少人听了崔健于去年底推出的这张名为《时代的晚上》的新专辑?恐怕人数都不太多吧?   国内各种音像杂志上有关崔健新专辑的报道可谓五花八门,说什么的都有。崔健老啦;脱离时代啦;人文精神不见啦;想更通俗可离老百姓更远啦;等等。套用一句乐评人话:摧已无力,何谈其建。读完了我就直纳闷:老崔没话说了?那他还出唱片干嘛?   听完这张专辑后我要告诉大家的是:老崔还是有话要说!而且这次“要说的话太多,还不如不唱光说!”不过老崔这次话虽多,可说来说去还是那句他已说了十年的话:让我们换一种方式生活。   当我们还在唱着革命歌曲的禁欲时代,老崔说:抒情(《浪子归》);当抒情成了时尚时,老崔说:摇滚(《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当流行摇滚全面进入卡拉OK歌厅时,老崔劝大家:别唱了,快到那雪地上撒点儿野(《解决》);当大家撒野撒到了长安街上,老崔说:宽容点儿,你我毕竟只是一窝红旗下的蛋(《红旗下的蛋》);当大家最后变成一群混子时,老崔再一次提醒大家:现在已经到了时代的晚上,可我们还有许多事情不能干呐!   新专辑里许多歌的歌词都很长。我想你听过后一定会同意:老崔的歌词仍然是一流的。他写歌词的天才就在于他能把一般人只是在潜意识里感到的东西用通俗的方式表现出来。开首曲《混子》通篇都是对当今流行的一种生活态度的绝妙讽刺。《笼中鸟儿》、《缓冲》、《新鲜摇滚Rock’nRoll》、《另一个空间》和《春节》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崔健对当今这个世界的看法。这些看法被崔健总结到最后一首歌中。这首标题曲完全可以和《一块红布》、《花房姑娘》等名曲一起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代表歌曲之一:        没有新的语言也没有新的方式        没有新的力量能够表达新的感情        不是什么痛苦也不是天生爱较劲        不过是积压已久的一些本能的反应        情况太复杂了现实太残酷了        谁知道忍受的极限到了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请摸着我的手吧我孤独的姑娘        检查一下我的心理的病是否和你的一样        ……        你会相信我吗你会依靠我吗        你是否能够控制得住我如果我疯了        你无所事事吗你需要震撼吗        可是我们生活的这辈子有太多的事还不能干呐        行为太缓慢了意识太落后了        眼前我们能够做的事只是肉体上需要的        请摸着我的手吧我美丽的姑娘        让我安慰你度过这时代的晚上   这张专辑的音乐恐怕会让听惯了《新长征》的听众找不着北,因为她全是说唱(Rap)。不过我却认为她完全符合对艺术的所谓“形式要服从内容”的要求。既然老崔劝我们换一个角度来检查一下我们的生活;换一种方式来开始我们的新生活,那么干嘛不先从这些歌做起,让我们换一套听觉神经去感受一种新鲜的刺激呢?专辑里九首歌有九种不同的节奏,各个都是强烈有劲儿。开车的时候听绝对让你不会犯困。   流行歌曲可以说有四大要素:词、曲、节奏和演唱。咱们中国人好象对歌儿的曲子和演唱者的嗓子有特别高的要求。你往往可以听到某人评论一首歌时说它“旋律优美”或者某某“嗓子特好”。而一首歌的词要是写得好往往也只是个“Bonus”。至于节奏,国内乐评似乎只有两种定性方式:快歌和慢歌。这显然反映了某种倾向。   而崔健则从《新长征》开始就极重视节奏。他的现场演出可以同时使用三个鼓和打击乐手。在这张专辑里他更是加进了许多电子化的节奏,这大大地丰富了每首歌的节奏素材,使得它们听起来更多样化。   不过在这里我尤其想向读者强调的是,说唱乐(Rap)这种艺术形式绝不只是节奏,甚至可以说节奏只是个陪衬,她真正的精华和魅力是在于“说”。你可以把她同配乐诗朗诵或者绕口令一起归为一种语言艺术。一个好的说唱乐手必须能很快地说出一句话,每个字都要说清楚,而且还要说得抑扬顿挫,使听众不能有“听和尚念经”的乏味感觉。更好的说唱乐手则要具备在长度一定的乐句中说出长度不等的句子的能力,这种能力可以大大解放音乐对歌词的限制,使得词作者可以有更多的自由。美国民歌大师鲍勃·迪伦是这方面的天才,他在歌词创作上的成就与他的这种“会说”的能力很有关系。崔健也是如此。如果你试试跟着那首“混子”来个“卡拉OK”,你一定会明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说唱乐是美国黑人用自己的方言对美国主流音乐的一次成功的挑战。而擅长“拿来主义”的中国音乐人在拿来了从港台流行曲到摇滚乐,再到重金属、朋克、新民谣、雷击乐、新浪潮、舞曲、节奏布鲁斯、电子乐等等音乐形式之后,在说唱乐上卡了壳,我想一部份原因就在语言上。在当今这个必须说普通话的流行乐坛,要找个普通话说得溜儿的人还真不容易,即使有,也会被普通话流行歌曲在人们头脑中形成的定式吓住,不敢轻易尝试。只有崔健这个永远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才具备这种勇气和能力。   如果我们改用方言会怎样?也许说唱乐会成为中国地方方言走向流行音乐市场的一个捷径呢?!当然,你首先得有话说,或者允许乐手说他想说的话,不过这完全是另一个问题了。   崔健的这张新专辑也许不会有太多知音,不过这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自古以来,没有一个音乐家能说自己的音乐改变了社会。那些有社会责任感的乐手们所作的一切只是反映当时的社会。他们就象一桶桶浇到篝火上的汽油,首先要有火,他们才会有作用。至于哪根木柴被点燃,则完全决定于那是一根干柴,还是早被浸足了水。到底有多少同胞在听完这张专辑后能听老崔的劝,只有天知道。   我突然想到,其实我们这些在海外的中国人更应该多听听来自国内的摇滚乐,因为它们可以用我们熟悉的语言向我们展示一种久违了的新生活。因为种种原因,我们的朋友圈子越来越局限在中国人当中。而我们这些人都是所谓“读书人”,是拼下了“托福”、“鸡阿姨”的“托鸡分子”,再差劲的小学时也是个中队长。可如果我们仍在国内,那怎么也得有个把没上大学的邻居朋友,再不济也得有几个不搞科研的远房亲戚。一句话,我们会有一些“另类”的朋友,他们会多多少少让我们走出象牙塔,使我们的的生活更丰富多采。可在这儿,你有几个非同事的朋友?除了做功课做实验看电影看电视带孩子打篮球下馆子交谊舞你还干些什么?听听摇滚乐吧,她起码能让你回忆一下过去的好时光。   花房姑娘如果遇不到假行僧就永远不会走在新长征的路上。 □ 寄自美国 ~~~~~~~~~~~~~~~~~~~~~~~~~~~~~~~~~~~~ 【各抒已见】                自由主义与轰炸                 ·甘 阳·   还在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以前,哈佛大学保守主义政治哲学家贝尔科维奇(Peter Berkowitz)就曾发表“自由主义与科索沃”一文。他本人虽然赞成出兵,但却强烈质疑美军采用高空高速轰炸机狂轰滥炸的合法性。因为他认为,这种轰炸方式无非是为了避免美机被击落,但同时却必然造成大量南国平民的伤亡。这实际表明,美国方面为了确保任何一个美国士兵的生命而可以不顾无数南国平民的死活,从而使美国完全丧失了自己出兵的道德根据。因为美国出兵的唯一根据是所有人都应享有同等的人权,因此美国有权出兵维护美国以外的人类的人权,但当美国用兵时,却又明确地把美国的一条人命置于别人的整个社群存活之上,这当然只能表明美国人的道德自相矛盾。 ● 美国和西方的深层道德败坏   贝尔科维奇著有《品德与现代自由主义的生成》(Virtue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Liberalism),主张自由主义不应该放弃要求人具有高尚品德。他的这篇文章实际上是批评今天的美国人已经没有“高尚的品德”(noble virtues),因为美国人不敢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来维护美国人标榜的道德原则,却不惜牺牲无数他国平民的生命来标榜自己维护人权。我们不妨说,美国对南国的野蛮轰炸说到底反映了美国社会的深层“道德败坏”(moral corruption)。   正是在这里,我以为必须强调,在中国驻南使馆遭美国野蛮轰炸以及中国记者与平民惨遭屠杀以后,中国学生和中国民众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并不是什么不分青红皂白的“反美反西方”,恰恰相反,中国人反的是美国的战争机器,反的是美国政府“强权即公理”的霸权外交,反的是美国媒体堕落为美国战争宣传部,反的是美国和西方的“道德败坏”!   美国媒体现在大肆渲染中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反西方”运动,力图在美国和西方民众中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学生和中国民众现在都走上了反人权、反自由、反民主的道路。中国人中的一些败类例如戴晴之流,也跟着鹦鹉学舌,宣称中国学生和民众都是被中国政府所利用而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这是极端可耻的宣传,因为事实上中国学生和中国民众决不是在反人权、反自由、反民主,恰恰相反,今天中国人不能容忍的是:美国和西方日益以人权的名义滥杀无辜,以自由的名义奴役他人,以民主的名义施行暴政!   中国学生和民众的大规模抗议运动因此有必要提升到更高的道德基础上来认识。今天的中国人要理直气壮地强调:人权、自由、民主、平等并不是美国和西方的专利品,恰恰相反,中国人有充分的道德根据从自由主义的高度来挑战美国和西方的虚伪道德,因为中国人的反战意识事实上恰好突出了晚近自由主义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这就是:自由主义与战争的关系。 ● 罗尔斯论轰炸   将近四年前,即广岛轰炸五十周年时,美国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泰斗罗尔斯曾发表“广岛五十年”,认为美国当年对广岛核轰炸乃“罪恶滔天”。当时美国知识界和舆论界曾经为此发生一场大辩论,结果是社会各界压倒性地反对为核轰炸作辩护,迫使美国联邦邮政总署收回发行纪念所谓“核胜利”五十周年的纪念邮票。   罗尔斯的文章特别批判了在战争问题上的两种虚无主义论点。一种是认为战争就是下地狱,因此任何事都可以干;另一种则是认为战争中人人都有罪,因此无人有权指责他人。这两种虚无主义论点在罗尔斯看来都适足瓦解文明社会的全部基础,因为在他看来文明社会的全部根据即在于: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作出道德的权衡,即什么是可以作的,什么是不可以作的。   罗尔斯所要提出的中心议题因此就是:一个自认为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在战争中所必须遵守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是什么?他特别强调,不但广岛、长崎的两次核轰炸。而且在此之前美军对东京等城市的轰炸,都是极大的罪恶。因为它们逾越了一个民主国家在战争中所应遵循的正义原则和道德约束,亦即逾越了战争不应以平民为目标这一个基本的道德约束,反而肆无忌惮地大规模轰炸人口高度密集的都市。 ● 轰炸城市就是野兽行为   罗尔斯和其它许多学者当时都特别指出,美国之所以会作出在广岛投掷原子弹这一疯狂行为,其前提是一种新的战争观在此以前已经形成,这就是轰炸城市、轰炸平民已经成了战争的常态。尽管在1939年美国尚未正式参战时,罗斯福曾呼吁欧洲各国避免轰炸平民居住区这种野蛮行为,但后来盟军包括美国都日益把轰炸城市当成了最基本的战争方式,从而造成事实上无法区分士兵与平民、军事目标与非军事目标,这就是所谓“全面战争”(total war),亦即把敌对国全体居民作为战争对象来对待。这里特别需要一提二战后期盟军方面三次大规模的城市轰炸。   首先是1943年的汉堡大轰炸。汉堡是当时德国第二大城市,人口约一百五十万。当年7月25日英国皇家空军出动七百二十八架飞机以炸弹和燃烧弹混合大规模轰炸,全城顿成炼狱;两天后英国再出动七百八十七架飞机以同样方式再炸,事实上已无异于屠城,以致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哈特(B. L. Hart)当时就尖锐指出:“如果文明的捍卫者们只能把自己的胜利建筑在以最野蛮、最原始的方式去赢得战争,那岂非文明本身的极大讽刺?”   其次则是1945年英美空军联合轰炸不设防的非军事城市德累斯顿——欧洲巴洛克艺术及建筑名城。当年2月13日先是英国空军七百九十六架飞机连续两次轰炸,第二天则有美国空军三百十一架B—17轰炸机再炸,德城夷为一片废墟,其惨状使丘吉尔本人都觉触目惊心,从而有其名言:“我们都成了野兽了吗?我们是否炸得太过分了?(Are we beasts? Are we taking this too far?)”   但德累斯顿轰炸无非表明:轰炸城市已经被全面合理化、合法化,从此以后平民与军人、城市与战场的区分已经荡然无存。因此毫不奇怪,德城轰炸后不到一个月,1945年3月9日凌晨,美国就对人口密集的东京发动了更恐怖的大轰炸,结果一次就炸死八万三千多人。随后,日本所有大中城市均成为美军轰炸目标,只留下两个城市即广岛与京都——其原因恰恰在于美国已经内定这两个城市用作原子弹轰炸之用! ● 轰炸城市必然道德虚伪   我们知道,盟军在二战中是正义的一方,但尽管如此,罗尔斯等都强调,从汉堡、德累斯顿,到东京,再到广岛的轰炸仍然是极大的罪行,不能在道德上被辩护,因为这种把轰炸平民和中心城市合理化的行为事实上无异于蓄意谋杀平民。而且正因为如此,轰炸者必然要采取一种自欺欺人的态度,极力回避他们本来必须正视的重大伦理问题,亦即一方面轰炸者非常清楚地知道轰炸城市必然造成对平民的大屠杀,但另一方面他们却又力图不仅要使别人相信,甚至也要自己相信,这种轰炸不会涉及平民,这就必然使自己日益陷入极端的道德虚伪。   决定使用原子弹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这方面正是一个典型例子。正如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中心主任伯恩斯坦(Barton Bernstain)在一篇著名研究中指出的,杜鲁门一方面在自己的日记中详细记下了有关原子弹功能的各种细节并感叹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恐怖的武器,足以毁灭人类,但同时他却在日记中说:“我已批准使用原子弹用于摧毁军事目标,而非用来对付妇女儿童。”伯恩斯坦教授对此评论说,杜鲁门在这里完全是在自我欺骗(self-deception),因为他太清楚广岛核轰炸将导致大批妇女儿童死亡,这对于他自己在知识层面是不能接受的,因此他必须使自己相信他下达的命令不是针对妇女儿童,而是以纯粹军事目标为对象;由此一来,妇女儿童大量死于原子弹对他似乎也就变得心安理得了。 ● 是可忍,孰不可忍   笔者个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在上述大辩论后不到四年的今天,美国政府竟然纠集北约十几个国家肆无忌惮地对人口密集的中心城市贝尔格莱德进行迄今已经将近两个月的轰炸。而且在轰炸了中国使馆、屠杀了中国记者和平民以后,美国从克林顿以下竟然没有人有任何犯罪感和道德忏悔意识,竟然没有人有勇气承认这是不折不扣的野蛮行为。现在美国媒体更反过来把一桶污水倒到中国学生和中国民众头上,诬蔑中国人的所有行为都只能证明他们是极权国家的产物,是以民族主义对抗自由民主人权,云云。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人里还有戴晴这一类人物合着西方媒体的旋律翩翩起舞,作出种种丑态,唱起一种新的“凡是歌”,歌词大意无非是:凡是西方说的就要照办,凡是西方作的就要紧跟。他们以为所有中国人都应该象他们那样,努力作一个好奴才!然而,西方媒体任意欺瞒天下的时代已经终结,戴晴之流的为虎作伥更可以休也!今天的中国人知道,他们是在堂堂正正地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所有平民的尊严!中国人反对的不是美国也不是西方,而是反对美国和西方以自由的名义奴役他人,反对美国和西方以民主的名义施行暴政,反对美国和西方以人权的名义滥杀无辜! □ 99.05.14           ※   ※   ※   ※   ※             读《舆论导向可以休矣》有感                 ·直 言·   最新一期《华夏文摘》登载了陈礼铭先生的文章《舆论导向可以休矣》。陈先生所指的舆论导向是不太好,甚至是很不好:抗美援朝,中共的舆论导向使包括毛泽东的儿子在内的千百万中华儿女的鲜血洒在了异国他乡;自卫反击战,中共的舆论导向又掩盖了中国军队如日本鬼子的暴行;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又是中共的舆论导向掩盖了米洛舍维奇残酷清洗阿族同胞的暴行,……够了!   中共的舆论导向已经到了十恶不赦,无可救药的地步了!美国在日本投下的两颗原子弹,是日本的舆论导向所致,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遭到盟军毁灭性的轰炸,是纳粹德国的舆论导向所致,看来中共遭北约轰炸、吃原子弹的日子不会太远了!   但是,且慢,似乎有什么不对:陈先生所指的舆论导向好象并不是纳粹德国,也不象是日本,更不象是中共的专利吧。是谁在江泽民、朱熔基来访时,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为数不多的藏独、台独分子身上,告诉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等着中共领导人的都是抗议示威的人群;又是谁在实在避不开的情况下,将绝大多数挥舞着五星红旗的欢迎人群说成是抗议者。这算不算是舆论导向呢?恰恰是一贯标榜新闻自由、平等、公正的西方媒体,在波黑塞族被大批赶出祖祖辈辈生活过的家园时,在大批印尼华人被抢、被奸、被杀时,装聋作哑,只字不提;也是这些道貌岸然的西方媒体,一方面指责中共独裁,没有民主选举,另一方面又将经南联盟全体公民公投选出的米洛舍维奇描述为希特勒一样的独夫民贼。这又算不算是陈先生所深恶痛绝的舆论导向呢?   陈先生一边倒的评论还不止这些。先不说陈先生在对诸多历史事件的背景、来龙去脉、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并不十分清楚的情况下,就对往事枉加评论。我们来看看陈先生是如何调侃中国人的。那些“连选举学生会的权利都没有的学生们居然有模有样地搞起反美示威来了”。不知陈先生的门槛有多高,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搞反美示威?象陈先生这样的美国人,或是吃美国饭的中国人?我想陈先生不至于要求中国人挨了打之后还要对打人的人笑脸相迎吧?我想如果陈先生要是挨了什么人的打,总是要讨个说法吧。或许,被美国人打,对陈先生来说又另当别论?打是亲,骂是爱?或许,陈先生连选举学生会的权利都没有,怎么好意思去向人家自由、民主、人权的总代表讨说法呢?挨了打,受了羞辱,不但自己不敢去讨回公道,还不让别人有所行动,除了奴才、走狗,谁会如此表现呢?   调侃完了那些示威的中国人,又来指责那些在北约野蛮轰炸中不幸遇难和负伤的同胞:“半夜三更,明明知道空袭正在进行,几十个人不去地下室防空洞躲避却呆在办公室……”。不知陈先生是瞎了还是聋了,或是因为痛恨舆论导向而不看报刊杂志,不看电视。连最起码的事实也不顾,就信口雌黄。击中大使馆的三枚导弹中,有一枚基本上是沿垂直方向从五层楼的屋顶一直贯穿到地下室才爆炸,同时引爆了储存在地下室里的天然气和汽油,并引起大火。如果依照陈先生的主意,袭击过后,几十个人恐怕连尸骨都找不到了!疯狂残忍如希特勒者,都不曾袭击敌国大使馆,更不用说第三国的大使馆了。陈先生不去谴责杀人凶手,反过来为虎作伥,将责任强加于受害者,这又为的是哪一桩?这恐怕是陈先生以反舆论导向之名,行舆论导向之实吧。 □ 寄自美国           ※   ※   ※   ※   ※                也谈腐败问题                 ·华 仔·   读了第四二二期“中国腐败问题简析”感到和作者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作者开篇时试图用一个类似“博弈论”中“囚犯难题”的例子说明人人都有腐败的动机,并且作者论述了为何制度不是腐败(低效率)的原因。作者在举此例时没有说明例子是发生在有效竞争市场经济里,还是发生在充满市场失灵的市场经济里。(招标和拍卖是市场经济的手段,计划经济里是不使用的,所以例子一定发生在市场经济)。假如是发生在充满市场失灵的市场经济里,那么低效的原因一定是市场失灵,要作的事是完善市场,消除失灵。这显然是制度的问题。由于作者描述的世界里没有制度问题或是制度问题可忽略,所以例子不是发生在充满市场失灵的市场经济里,而是发生在有效竞争市场经济里,但是遗憾的是这一情况在一个有效竞争市场经济中不会发生。原因如下:首先我们可以肯定例子中的100元是超额利润,原因很简单,假定这100元是正常利润,在有效竞争市场经济中两个投标人都不可能愿意掏一分钱来行贿,因为他们完全可以做其他生意,同样可赚来100元的正常利润,只有当100元是超额利润时他们才会从中拿出一部份来行贿。但是在有效竞争市场经济中竞争使得超额利润为零。在很多招标和拍卖方式下可以达到一个象完全竞争的结果,即:没有超额利润。作者否定制度原因论,然而作者描述的100元利润却是制度造成的。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依然假设作者描述的100元利润是存在的,腐败的动机也不是必然的。是否会出现腐败动机完全决定于游戏的规则。当规则变动后两人的动机和行为立刻将发生变化。例如投标人进行勾结,他们结为一个卡特尔,抬高价格,平分中标机会或利润(这种现象是很普遍的,特别是在国家基建招标中)。卡特尔作为组织当然有处罚不守行规公司的规定,假设象黑帮一样,不守行规公司的经理将被杀。在新规则(制度)下单个投标者将没有行贿的动机。   让我们简单地看一下“博弈论”。其名源于下棋,但是和下棋已经关联不大了。它论述人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行为来影响他人的行为的。“博弈论”中囚犯难题的例子是很著名又很有趣的。两个同伙的罪犯在一次作案中被捕,警方知道他们的其他犯罪但无证据。他们被分关在两处。警官告诉甲方你如果全部招供而你的同伙不供你将被立即释放,他被判10年;你不招供他招供,你被判10年,他立即被释放;你招供他也招供,两人各6年;你不招供他也不招供各1年(罪名不足)。乙方被同样如此告知。对甲方来说无论乙方是否招供最佳选择是招供,因为当乙方不招供时,甲方招供比不招供好,招供马上自由,不招供1年监狱;当乙方招供时甲方招供也好些,因为不招供会被判10年,而招供只6年。乙方的想法和甲方完全相同,最终两人都招供,结果每人6年。从他们的角度出发这是个最差结果,因为共计12年,其他都要好,而最佳结果是两人都不招供共计2年。假如两人被合关,并且在审问中可以沟通,那么结果就大变,因为甲方知道自己一招供乙方马上招供,反之亦然,所以他们将不招供,每个人1年(最佳总体结果)。另种可能是甲和乙都是一个黑手党的成员,黑手党内规定谁招供将被杀(这是黑手党暗中加入这场游戏的规则),这样也没人招供,同样达到了最佳总体结果。我们看到当规则变动后人的动机和行为也变动了。摆脱“博弈论”中囚犯难题的方法是否存在,完全取决于游戏的规则。社会和法律制度是其成员的游戏规则,人的个人倾向对人的动机有影响,然而决定动机的是制度(规则)。   结论是:人可能有腐败倾向,但腐败动机不是必然的,是取决于制度的(绝对不是象作者说的:人人都有腐败动机)。   人的社会行为是由社会制度决定的,但是民主制度和专制制度究竟哪种能有效反腐败呢?   在讨论这个问题前,先观察一下人在什么情况下会腐败及在什么情况下不会腐败。每人在作选择时都会搞一个“成本—收益分析”。为了简单,我们假设人的风险偏好是中性。他是否受贿的因素如下:1)他的收入的边际效益,即:每单位收入的增加能给他带来多大的额外收益。每一元额外钱对甲有一单位效益,可能对乙有五单位。乙受贿的潜在可能大于甲。这是为什么有人建议提高工资降低腐败。因为,提高工资可以降低官员收入的边际效益。行贿者只有高额行贿才可以买通官员。在小事上不值得高额行贿,因为值得高额行贿的事情有限,无事可为时,官员将被解雇,这是他们不愿意的,所以在无贿赂时他们也办事。这是为什么高度富裕国家腐败面较小的原因。但是西方腐败依然存在,而且数额巨大,说明单纯提高工资并不能消除腐败。而且官员的工资是人为制定的,不是由市场竞争决定的,一味提高其工资显然对非官员的人是不公正的,我们没理由为消除一个不公正(腐败)而制造另一个新的不公正。   2)受贿额与处罚额的分析对受贿者至关重要,当受贿为100元而处罚大于100元时,官员将不受贿,并且处罚越高,越无人受贿。   3)但在有死刑的地方依然有严重犯罪,原因在于罪犯有可能不被抓获。当侦破率接近1时,即使处罚很低,也无人犯罪,当侦破率接近0时,即使处罚很高,也有很多人犯罪。(这是死刑不能消除犯罪的原因,杀一警百是无法达到与犯罪斗争的目的)。良好的监督制度可以提高腐败的发现率。   4)人的道德水平越高越不易被收买。德语有个谚语:“所有的人都可以被收买,只是价格不同。”道德与腐败的关系和收入的边际效益与腐败的关系相似,仅仅依靠道德可能不能完全克服腐败。以上四个方面在反腐败中都可以使用,但是任何一个也很难单独担负起消除腐败的全部任务。   民主类似竞争,不过它是政坛上的而不是市场上的。完全竞争是市场经济中的最优结果,直接民主中的一致同意是政治选择的最优结果(这是经济学中所描述的帕累托最佳状态)。这两个最优是极其理想的状态,是几乎不能达到的。人们在无法得到最优结果时,总是想找到一个接近最优的状态(即:次优)。间接民主成为可以选择的对象。   组织民主投票并非不要化成本,有时这个成本很高。当成本高于民主决策的所得收益时,民主是低效的。因此没有也没有必要有完全绝对民主。我们能见到的民主国家都采用间接民主。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越间接越节约成本,而越民主越接近最优(越间接越离最优远)。在数学上这本是一个求条件极值的问题,而在政治上函数本身和条件方程的表达式是极端复杂的。而且对大多数人也太抽象。   除了成本外,民主还有其本身的缺点,任何一种投票方式都是可被操纵的(manipulable,数学上是已经得到证明的,这一证明较为复杂,这里不作描述)。此外选民的信息问题,也很大。他们不可能有完备的信息,而且信息也是不对称的,选民加工信息的能力也不同。民主的这些弱点使如希特勒这样的人也能成为国家领导。   选民的素质,风险偏好,信息的渠道都与选举的结果直接相关。在西方发达国家新闻发达广泛自由,人们得到的信息较多较快,人们受教育程度较高,因此对问题分析水平相对较好。由此可见民主与物质基础相关,没有经济保障,民主效率较低,停留在表面上。正因如此,一些年轻的民主国家由于经济因素,其民主体制不能发挥出较高的效率。但它不应成为反民主的借口。   虽然民主体制不是最优,也有自己的弱点。但是它毕竟是次优。而且它一定优于专制。有人说专制有时也会产生高效决策。这种可能是不排除的,但是它是偶然现象。(就象自然垄断,能够产生高效,但它是偶然的。有的专制政党说自己象自然垄断,这种论断是不成立的,是在欺骗不懂得自然垄断条件的人)。希特勒作过正确的决策,但他选择战争,造成极端低效。   比专制更低效的是无政府状态,象是在经济危机时,有钱买不来东西。一个不好的政府要比没政府好。让垄断资本家剥削点要比有钱买不来东西好。很多人担心搞民主运动会造成无政府状态,不如保持现状,我也有同感。专制者也很清楚这点,他们消除一切反对者,一来消灭竞争者,二来公然布告天下民众:你们要民主只能得到无政府状态。但是专制者必须认识到这一点:当一个国家的制度、法律不能保护其平民时,也终将不能保护其总统。   民主是将个人的偏好选择集合成为集体决定的方法。民主选举出的政客和专制的政客究竟谁更有动力反腐败呢?政治家的动力来自实用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共同驱动,对于这一组合的分析是极为复杂的。简单化一点我们可认为他们都是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力。民主选举出的政客必须以得到最多选票来维持自己的权力(选票最大化),专制政客必须以消除反对者(包括潜在的)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显然两者都没有直接的反腐败的动力。我们假设社会是由乐于受贿的官僚和反对行贿受贿的非官僚组成,民主选举中的政客不但需要非官僚阶层的选票也需要官僚的选票,政客面临的是一个条件极值的问题,他会找一个有行贿受贿而又不太过份的程度,完全乾净他会失去官僚们的选票,太过份腐败他会失去非官僚者的选票,所以他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专制政客虽然没有选票最大化的问题,   但是他们也不愿意两个阶层反对力量过大,以危害自己的统治,所以他也会找一个有行贿受贿而又不太过份的地方来作为自己的选择。   虽然政治家们都是反腐败的而又不是彻底反腐败的。但是在不同的制度中反与不反的程度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认为非官僚阶层为多数。在民主体制下非官僚阶层处于有利地位,他们可以以选反对党威胁执政党进行强有力的反腐败行动。然而在专制制度下非官僚阶层只能以革命威胁执政者,仅仅为反腐败而革命,非官僚阶层可能是不愿意,因为革命风险和成本是无比巨大的。“中国腐败问题简析”一文中在提到加强监督消除腐败时问:谁来监督监督者呢?在专制制度下这是个很大问题,而民主制度下可以相对较好地得以解决。此外,新闻监督是高效监督,而且是相互的。在民主体制中新闻自由是个基本要素,在有效的市场经济和新闻自由的条件下记者为了提高自己的收入,有很大的动力寻找报道腐败丑闻,因为人们对丑闻有一种特别的偏好。竞争使得新闻监督成为相互监督,哪家的报道经常失真(质量差),将被另一家揭穿,在竞争中将被淘汰。市场经济和新闻自由都使反腐败阶层在民主体制下处于有利地位,而专制制度中新闻不自由并且市场经济成份也可能较少,使得这一体制下的非官僚阶层相对处于不利地位。相反这一体制下的官僚阶层拥有权力,他们组织得也较好,他们可以通过反叛,废除总统,立一个有利自己集团利益的总统,这一现象在非洲经常可以看到。   我的结论是,在反腐败中,政治体制是很关键的。民主体制有很大优势。对执政者施加压力反腐败,无论在何种体制下都是有用的,政客对反腐败是没有直接动力的,人们要主动地争取,才可使政治家反腐败的间接动力加大。 □ 1999.5.2,维也纳 ~~~~~~~~~~~~~~~~~~~~~~~~~~~~~~~~~~~~ 【诗  苑】                  小木船            ——读鹿子的散文《生命的漂泊》                 ·西 田·             漂泊在水上             即使靠岸             也只是为了另一次起锚             小木船,小木船             我心中的小木船             小木船,小木船             载我漂流远方             没有方向             在雾中             在雨中             在风中             小木船,小木船             在一个萧瑟的冬天             载着父亲的棺木回家乡             那一天他架着木船出去             再没有象往日那样             把爽朗的笑声             带回温暖的小茅屋             涛声如雷,细雨如丝             波浪翻滚,急雨如风             小木船,小木船             象一片树叶             沉沦颠簸在水面             忠实的鹭鹚             站立船头,随我漂流             它们在寒风中发抖             我真该释放它们             给它们飞翔的自由             我现在远离故乡             在茫茫人海中漂荡             在梦中,我看见             自己的灵魂沉睡了             小木船载着我的躯体 □ 寄自Houston,美国 ~~~~~~~~~~~~~~~~~~~~~~~~~~~~~~~~~~~~ 【往事追忆】                 大舅的故事                 ·戴 凡·   大舅去世得很突然,他走后第二天,我们竟还接到他几天前写的信。那以后的好多天,我的心都被一层厚厚的沉重压着,为大舅不幸的一生而长久地叹息。   大舅的名字又硬又响叫“铁坚”。外婆怀他近十四个月,他还没有出来的意思。知道的人都说一定是怪胎,只有一个颇有名气的郎中向外婆保证,胎儿一切无异;并说如果是男孩,将来就把自己出生不久的女儿许配给他。过了几天大舅正正常常地降生了,外公给他起了那个响当当的名字,相信他日后会是个命硬、脾气硬的人。   大舅的脾气果然很硬。上了大学的他就是不愿与那个和自己没感情的郎中女儿结婚。但他毕竟生在封建社会,不听父辈安排是大逆不道的事,加上外公和郎中在县城里都是头面人物,家有逆儿是很丢脸的事,所以大舅终是没有拗过那个年代,被迫成婚。只是父辈管得再严,也管不到卧室里的事;大舅就以他的方式抗起婚来:坚决不和那女子住在一起,她睡里屋,他就睡外屋;她走过来他就走开去。如此这般竟僵持了七年,两家父母又气又拿他没办法,只好同意他离婚。   后来好些年的事我都不清楚,只知道大舅大学毕业后回到湖南衡山县。外公外婆都在那里,作为七兄弟姐妹中的长子,他觉得自己有照顾父母的责任,然而这孝顺之举成了大舅悲剧的开始。1949以前外公在当地是个数得上的有钱人,1949后他陆续把自己的财产都交了出去,成为共产党的支持者,大舅也因此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这种家庭出身仍是通不过当时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大舅终于被冠以“反革命分子”的头衔,从此就在农村改造上了。这个昔日的富家大公子,转眼成了谁都可以辱骂和批斗的对象。   很难想象性格倔强的大舅是怎样熬过那漫长的十多年的,只听说那段时间里他和一个有三个孩子的女人结了婚又很快离了婚,主要原因是那女人无中生有地向有关部门报告,说大舅要放火烧长沙市的五一大楼;大舅既是反革命分子,当然是连为自己伸冤的机会都不会有。还听说外婆、外公相继去世,大舅求人把他们抬到山上,又把他们背到墓地埋在了一起,之后就孤苦伶仃地继续当他的反革命分子。   估计大舅多少学会了对革命群众唯命是听的要诀,否则他不可能生存下来。但象当年抗婚一样,刚烈的大舅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地抗议,只是三次自杀未遂:一次是喝酒精含量极高的液体,却因自杀水平有限反被酒精烧灼得生死两难,终于重新选择生存,叫人把自己送到了医院;第二次自杀也未见得有太多的科学性,吞下一堆钉子和火柴头,这种奇怪的混合物在他的胃里好一阵搅和,让他痛不欲生又欲死不能;最后一次几乎成功,因为他服了足够的安眠药,在昏死过去之前还暗自得意,觉得总算摸索出一条好的死路。也许是天不忍他如此屈辱而去,就在他迅速滑向死亡之时,有人发现了他。农村医院的医疗条件很差、医生水平也很有限,但抢救自杀者却很有办法,于是大舅又回到人间。不知具体因为什么,大舅终于决定活下去。   我第一次见到大舅是七三年。那时他看上去已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没什么话说,让人难以想象他曾是个大学生,曾在学校的舞台上和自己两个兄弟象模象样地扮演过《雷雨》中的周家公子。再次听到大舅的消息,已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了。大舅开始给妈妈写信,说他就要被摘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不久他又来信,说他的大半生已成了一笔糊涂帐,因为有关部门说当年并没有正式文件通报他为反革命分子,现在自然就不存在什么平反的问题;一句简单的话,轻松地葬送了大舅十几载最美好的年华。唯一的安慰,就是政府给他补发了十几年的工资。   那笔钱在城市里算不了什么,在他那个小县城却是个很管用的数目。一时间,好多农民家的女儿对大舅问寒问暖,争当他的干女儿。从未得到过多少女性温暖的大舅哪里经得起这个?很快就选定了一个干女儿,继而对已婚的干女儿产生了自然又不该有的感情。干女婿不乐意了,于是大舅只好中断这段很可能是单方面的感情,干爹也当不成了。后来他又有了一个干女儿,原以为将来会老有所靠,不料发现干女儿主要是对继承他的遗产感兴趣,办完法律手续就不怎么理他了。   偶尔也听说大舅给哪个女的写信,但总也没有什么结果,倒是他慢慢有了一点社会地位。毕竟他是读过书的人,所以很快当上了县人大代表。这点荣誉对大舅来说实在是一种精神上的大翻身。他时常会写信描述作为人大代表的他做了什么、去了哪里旅游,那时我才发现大舅原来很风趣幽默。他的书信很有特点,笔画极为有力,从来不用标点符号,所以念他的信到最后总是上气不接下气。   不久,大舅到广州看我们。他的气色非常好,看上去根本不象六十多岁的人。我暗想这可能是大舅在农村这么多年的唯一好处了。大舅表示,他无牵无挂一个人,以后其他六个兄弟姐妹家中若有什么困难,他完全可以招之即来。后来我父亲病重,我也刚生了小孩,妈妈忙得不可开交,于是求助于大舅。他二话不说就来了。   由于长期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大舅照顾人的能力和卫生习惯比我们能接受的要差,比较胜任的只是抱着我的儿子到外面散步。无子女的他当然不会带小孩,往往只是面无表情地抱着侄孙走走站站。认识我的人一致认为让他带小孩很放心;只是他完全不懂得、也没想过要跟小孩交流一下。我听了直感到一阵阵心酸:其实大舅和成年人在一起很容易就会激动得眉飞色舞,过去受的罪,使他一辈子没有启动过父爱。   大舅跟陌生人的交往总是很成功,因为他看了不少气功和民间医书,一般人有什么慢性病或哪里肿痛,让他一阵捏拿拳打,竟会奇迹般地减轻或没有了症状。于是得过他好处的人一致夸他,大舅回家讲起这些事时总是神灵活现。我听了难过的成份总是多于高兴:大舅一辈子得到的承认太少,现在也是以造福他人为乐,只是不知道以后谁来照顾他。   从没有过什么物质享受的大舅,到了城里仍然无法去掉在农村养成的节省习惯。他到广州一周以后,有一天忽然想起还有在火车上没吃完的面包,于是拿出来当午饭。我抢过去要把面包扔了,却见大舅急红了脸,说过去这东西人们想吃还吃不著。我说现在不是过去,不新鲜的东西吃了没好处。大舅摇着头说我不懂,原则性很强地说,别人可以不吃但他要吃。   大舅在我们家最喜欢倒垃圾,每次都要好一会才回来,往往手上还拿着什么。我多次告诉他,他需要什么我给他买,他说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是见不得挺好的东西被扔掉。他捡回来的一双鞋子就比他穿着的一双要好,于是就成了他的鞋子。   相处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明白,大舅的血液里,已象电脑一样被输入了程序,那程序只任艰苦和节省,奢华是其天敌般的病毒。   后来又见过大舅几次。有一天猛然发现他老了许多,人也消瘦了,平时坐着看书常会睡过去。问他身体好不好,他总说很好,而我也很难忘记印象中健壮的大舅。所以,直到听说他去世,总觉得死亡不应该跟他有关。妈妈说他几乎是在孤独中饥寒交迫而去的——多年的困苦生活使他节省成性,营养严重不足;冬天屋里也没生火,穿得非常单薄,几天没有进食。等有人把他送进医院再通知姨妈去看他时,他已经奄奄一息。   几个兄弟姐妹在第一时间从各地赶去为他守灵、送终,把他的骨灰埋在了父母身边。在那么多的不幸和孤独以后,大舅终于和外公、外婆团聚了,那里一定是他最温暖的所在。现在想来,当年他迟迟不愿来到人间,莫非是不愿面对那几十年的苦难?   大舅去世半年后,一位落户在新疆的湖南老乡和我们联系,拐弯抹角地问大舅留下什么东西没有。她怕我们误会,强调说只想有件纪念物。我觉得这女子有来头,便找出一张大舅的照片给她,说了一句难得她记得他。那女子接过照片“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原来他们断断续续地交往了几十年,后来她被发配到新疆,七、八年才回一次湖南,他们零零星星、小心翼翼地见面,直到他不再是反革命,直到她的男人死去,他们才不顾一切地有过夫妻般的交情。但她不得不回新疆照顾孙子,她让他等她,没想到他等不及了。   一时间,我对那多情的妇人充满了感激:她给他的一切,也许是他带走的人世间最温暖的东西。我开始翻箱倒柜,但找来找去只有几张照片,那老婆婆如获至宝地拿走了,留给我一个少女般纯情的想法:她要把她的照片埋在大舅的坟头,陪他到永远。   我想大舅终于可以安息了。 □ 寄自广州           ※   ※   ※   ※   ※             逐渐忘却的“学习班”的日子              ——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                 ·河 流·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我永远忘不了两个特殊的日子,它分别为9月27日和10月29日。这两天我都被押送到“学习班”。   1955年9月27日,我因“胡风问题”被送进学习班。那时团队参加民主改革,住在帐篷里。我干宣教工作,兼干俱乐部工作,曾在《战斗与工作》报、《人民战士》和《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过七八篇文章,出席了西南军区政治部战士文化读物通讯员代表会议。后又在《西康日报》、《上海青年》、《四川日报》和《公安军建设报》、《公安战士》上发表过十余篇新闻、散文、通讯、诗歌和开展俱乐部工作的报告,当了通讯员,因而被审查。当时我很坦然,认为自己是重庆解放后才考入二野军政大学三总队的学员,既不认识胡风,又没有联系,尚能做到“相信群众、相信党”,积极提供自己的社会情况。那知“打不成胡风分子”,又转入肃反运动,“上纲上线”地批判斗争,身后跟着“警卫员”,诱逼说假话,参加假组织,并于年底送分区肃反队审查。虽然1956年5月27日政治部作了“经研究和查证,认为你在肃反运动前之交代属实,望今后在填写个人材料时以此为准”的结论,并授军衔恢复工作,任命我为军需给养助理员,但我的思想已被搞乱,再不敢走新闻文学之路了。   第二次押进学习班是“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之中的1969年10月29日。那时我早已是准团级干部,正被派在州生产指挥部任农林办公室主任,并参加分区整党办公室工作。由于派性作怪,某些分区领导对我突然袭击,宣布我有历史问题,被押送到大军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入三连三班学习,进入营门编号为321。这个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实为清队学习班,第一连是大军区的领导干部,第二连是军直领导干部,第三连为省军区营以上干部,连队干部由省军区抽调师以上干部组成。对被审查的学员,不准通信、不准请假、不准会客、不准串门、不准打扑克下象棋,天天都是学习最高指示,写交代材料,“上纲上线”地开小型批判会,斗争审查对象,敦促交代问题,丢掉幻想。当时我也很坦然,认为共和国的元帅、将军都挨整了,我又算老几呢?经过三个多月的内审外调,查遍敌伪档案,行程数千公里,最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作了结论,才自由地回到原单位。   两次“学习班”的日子,对我产生了很坏的影响,还受到歧视。从重庆解放时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到参军后唱“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我们的生活本来应该多么幸福啊!但按“斗争哲学”的理论,斗来斗去,我不仅毫无“其乐无穷”之感,反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像《红楼梦》里的林黛玉进贾府,不敢多说一句话,不敢走错一步路。   从第一次进学习班起,我放弃了新闻文学之路,不记日记,不保存资料,不给亲友写信,也不回故乡探亲,一心一意搞军需工作。然而更使我遗憾和痛苦的是,从第二次学习班回队不到一周,分区又派我“三支两军”,办地方干部的清队学习班,审查职工的问题。从1970年至1974年五年间,我一身系“六个第一”的重任,先后任州(工交、商业、粮食、物资)车队革委会主任、总支书记、军管小组长、交通局长、联运办公室主任与联运指挥部副指挥长、工交支部书记与党委委员,忙得解小便时都有人找着办事儿,更没有时间搞写作了。但我采取集体领导、分级管理、发扬民主、各负其责的办法,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充分调动地方干部的积极性,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从而受到州委、州政府的挽留,没有留下一点后遗症。当时,“文革”尚未结束,好心的朋友都劝我趁此机会,为自己亲友办点事儿,比如招工、买木料、做家俱等,我都好言谢绝,无法向亲友说清人世间的险恶……1975年我被调到军区五七干部学校学习,又谢绝了留在州委当官的美意。   一直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情况才开始变化。全党全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搞政治运动,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人们的精神才获得很大解放。从那时到现在,我1981年转业到学校工作后,就一边上函大学习新闻理论业务、科学决策与科学管理,一边工作、教学,重新开始业余写作,写了一些新闻、散文、通讯和论文在报刊上发表,编了《工业企业管理》和《领导科学概论》教材,1998年被评为高级经济师后,又编了《校志》,有的摄影作品和论文还获得奖励,退休后还被评为“优秀教员”、宣教工作先进个人。那些战战兢兢的日子已经结束,那种不敢讲真话的环境已经改变。也许是老了吧,我开始逐渐忘却那些押进学习班的日子,相反地写出这些变化,以纪念改革开放二十周年,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1998年11月15日写成 □ 1999年3月26日寄于美国 ~~~~~~~~~~~~~~~~~~~~~~~~~~~~~~~~~~~~ 【信息交流】            外国计算机软件如何受中国法律保护   我们是一家美国计算机软件开发公司,最近打算在贵国发表我公司的软件作品,希望能了解贵国法律对计算机软件是如何进行保护的。                   〔美国〕××软件开发公司 ××软件开发公司:   中国法律对于计算机软件的保护起步较晚,采取了著作权法(或版权法)的法律保护方式。一九九零年九月颁布的《著作权法》将计算机软件列入被保护对象,但该法第五十三条规定,“计算机软件的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一九九一年五月发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成为中国保护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的第一部行政法规。   该《条例》的适用范围采取了国际上通常采用的“国籍原则”、“地域原则”和“互惠原则”。《条例》第六条规定:“中国公民和单位对其所开发的软件,不论是否发表,不论在何处发表,均依照本条例享有著作权。外国人的软件首先在中国境内发表的,依照本条例享有著作权。外国人在中国境外发表的软件,依照其所属国同中国签订的协议或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享有的著作权,受本条例保护。”   中国法律规定了软件著作权人享有五种权利,即发表权、开发者身份权、使用权、使用许可权和获得报酬权、转让权。软件著作权自开发完成之日起即开始享有,登记不是必须程序,软件著作权人可以向计算机软件登记机构进行登记,也可以不登记。但是《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向软件登记管理机构办理软件著作权的登记,是根据条例提出软件纠纷行政处理或诉讼的前提。”就是说,如果不进行登记,则该软件虽享有著作权,但该权利一旦被侵犯,软件著作权人无权根据条例要求行政保护和提起诉讼。因此,在中国,计算机软件的登记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中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计算机软件主要有两种保护方式:(一)行政管理。当事人的软件权利一旦受到侵犯,可以申诉要求软件著作权管理机关予以保护;同时软件著作权管理机关也主动查处侵权行为,根据不同情况作出相应的行政处份决定或行政处罚决定,维护软件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二)司法保护。包括民事保护和刑事保护。软件权利人对于侵权行为有权直接诉至人民法院,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并进行经济赔偿。人民法院受理案件后,对于一般的侵权行为,则根据有关法律以及《条例》的规定作出裁判,要求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   由于贵公司系外国法人,如果贵公司在中国发表的软件作品系首次,则可依我国法律当然享有软件著作权,受中国法律保护。如果贵公司在中国发表的软件作品并非首次公开,贵公司的软件作品则应按中美两国关于此问题达成的双边协议或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受到保护。另外,贵公司在中国发表的软件作品应向中国软件登记机构进行登记,以便使贵公司的软件得到行之有效的法律保护。  〔北京观韬律师事务所律师 何嘉华〕 □ 摘自《人民日报海外版》,1999年4月23日 ⊙ 本栏编辑:熊波 ~~~~~~~~~~~~~~~~~~~~~~~~~~~~~~~~~~~~ 【谜园信步】                 灯谜五则      1、 墨溅罗裳激红颜      2、 五羊广州名声响      3、 太真宫严防刺客      4、 质已衰败形尚全(卷帘格)      5、 日本印度如何作活   以上灯谜各猜四字环保用语一条。答案请见下期谜底 □ 游子吟谜社供稿 〈riddle@ASIA.AAN.NET〉 ~~~~~~~~~~~~~~~~~~~~~~~~~~~~~~~~~~~~ 【增刊目录】           一九八九民主运动及“六·四”十周年                纪念专集(八)           —— 增刊 第一八○期(上) ——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9905d1) ———————————————————————————————————— ⒈【不敢忘却】 六四回忆录(上)                 海 明 ————————————————————————————————————           —— 增刊 第一八○期(下) ——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八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9905d2) ———————————————————————————————————— ⒈【不敢忘却】 六四回忆录(下)                 海 明         她是谁?她活着吗?她在哪儿?           邢 村         八九民运在底特律                 旧 旧 ————————————————————————————————————            增刊责任编辑:赵 桦(美 国) ———————————————————————————————————— ———————————————————————————————————— 本期编辑:       林南修(澳大利亚) 〈cnd-cm@cnd.org〉 本期校对:       曾 敏(美 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月 边(美 国)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 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赵 桦(美 国)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 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 国)  〈cnd-cm@cnd.org〉 ————————————————————————————————————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HZ或GB-UU编码版)以及 CND提供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服务站地址:ftp.cnd.org[207.151.78.100]:pub/hxwz                canada.cnd.org[142.132.1.13]:pub/cnd/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