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      ◆      文革博物馆专集(四十三)      ◆      ◆                        ◆      ◆◆◆◆◆◆◆◆◆◆◆◆◆◆◆◆◆◆◆◆◆◆◆◆◆◆            SUPPLEMENT TO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增刊 第一六二期 ——            (一九九九年一月十二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9901a) ———————————————————————————————————— ⒈【史海钩沉】 文化大革命中的民主党派              何 蜀 ⒉【不堪回首】 三十年回想——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韦 然 ⒊【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四)   宋永毅·孙大进 ————————————————————————————————————   关于CND十周年纪念高尔夫球衫,请访问http://www.cnd.org/shirt            或致信cnd-shirt@cnd.org。 ————————————————————————————————————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  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  来稿请寄:HXWZ@cnd.org。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请只用  电子邮件寄纯文本文件。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  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除非本刊另有安排,不得转载。如欲以公用目的网络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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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曾在9月2日起草〈有关红卫兵的几点意见(未定稿)〉,对红卫兵提出十条要求,其中一条载有“对于在国家和统一战线中具有合法地位的民主人士和对于有贡献的科学家和科学技术人员,只要没有发现现行反革命活动,应该加以保护”。次日上午他召集中央领导人开会研究,这份文件因遭到康生等人反对而没有通过。9月14日,周恩来主持中央碰头会,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的陶铸根据会议精神起草了〈关于抓紧研究文化大革命中有关社会政策问题的通知〉,其中列出当前急需解决的八个方面问题中,就包括“对民主党派、民族资产阶级、工商联及其代表性人物的政策”。周恩来作了多次修改后,交中央文革小组,请他们先行派出各报记者或其他工作人员调查研究、收集材料,准备国庆节后讨论解决。在9月22日召开的国务院各口、各部委党组成员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到包括民主党派政策在内的若干政策,大家都要想一想,国庆节抓一抓。但此事也未见下文。   10月3日,周恩来在中南海礼堂对来京观礼的全国红卫兵代表讲话中,批评了红卫兵砸南京孙中山铜像和给宋庆龄贴大字报等错误行动,谈到有人提出要关政协和民主党派的门,不要政协,不要民主党派时,周恩来说:“关一个时期是可以的,房子你们占一个时期也可以,但不能永远这样,不能把东西搞坏。”并明确说“政协还是要的”,“毛主席还是政协名誉主席,我还是主席哪!”但仍未对民主党派的存废问题作出明确表态。   8月27日,由“红卫兵战校”(即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发出的《对目前形势的十点估计》传单中,第八点“关于破四旧”说到:“有些重大行动(如取缔民主党派等)应该先动口,向中央、市委报告,在中央、市委的统一领导下再动手,不然会给中央工作造成很大的被动。”从这段话可知,当时红卫兵“取缔民主党派”的行动受到过来自中共中央和北京新市委的委婉批评,但未受到根本否定。   在红卫兵勒令解散民主党派、各民主党派停止活动两个月之后的10月24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汇报会议,他在听取中央工作会议的汇报时才对这个问题表态。他说:“民主党派还要,政协也还要,向红卫兵讲清楚。”但是,毛泽东这一讲话当时并未公开传达,事后也未对此加以强调,因此未能象其他“最高指示”一样产生影响。民主党派仍然未能恢复活动。 二 民主党派人士在“破四旧”中遭到残酷打击   自“破四旧”狂潮掀起开始,代表毛主席、党中央声音的“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和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一直在为之呐喊助威。8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好得很!〉,《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做得对!做得好!〉;8月24日,《红旗》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在这片“好得很”的欢呼声中,民主党派人士受到第一次大规模迫害。   据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所撰《张治中将军年谱》记载:   “8月28日张治中从北戴河回京,(此时‘文革’已开始)回家坐下不到两小时,红卫兵即进门抄家。气势汹汹,咄咄逼人。以后又来了4次。由于中共中央统战部事前已打过招呼,所以第一次张还能沉得住气。第二次,红卫兵指着张的鼻子质问:‘你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张在久病之后,身体本已极度衰弱,至此再也忍不住了。他摇晃着颤巍巍的身子,猛然从靠椅上站起大叫:‘你去问毛主席去!你去问周总理去!’事后,张对家人和亲信说:‘若干年后,这将成为一个大笑话!’”   当时正在病中的纺织工业部部长、民革中央常委、民革北京市委主任委员蒋光鼐,被一群女红卫兵抄家。这些女红卫兵闯进蒋家住宅后,凶狠地叫蒋家的人全部集中到客厅内,听她们宣读通篇是凌辱言辞的〈告民主党派最后通牒〉。然后骂骂咧咧,东翻西找,把稍微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拉走了。   民盟中央委员、著名哲学家冯友兰被红卫兵抄家后,家门被贴上了“冯友兰的黑窝”大字标语,儿女均被牵连受到批判,甚至连上幼儿园的小孙子也受到“退园”处理。   在恐怖浪潮席卷京城的8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盛赞红卫兵的“斗争锋芒,所向披靡”,称“一切藏在墙角落的老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虫,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了出来。他们隐藏的金银财宝,被红卫兵拿出来展览了。他们隐藏的各种变天帐、各种杀人武器,也被红卫兵拿出来示众了。这是我们红卫兵的功勋”。   民进中央常委、著名作家谢冰心被抄家后,红卫兵办了一个“抄家物资展览会”,在展览会文字说明中将谢冰心和丈夫称作“吸血鬼”。红卫兵到民盟中央常委、著名建筑学教授梁思成家中抄家,将他家中的果酱刀、餐刀、水果刀收到一起,说是“准备暴动”的罪证。梁妻林洙刚想声辩,就挨了一记耳光。随后,红卫兵又从梁思成已故前妻林徽因的母亲房间搜出一把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短剑,当作梁思成藏有蒋介石赠剑“梦想变天复辟”的罪证——其实那把剑是林徽因的小弟林恒在抗日战争中从航空军校毕业时的纪念品,林恒在对日作战中壮烈殉国了,痛失爱子的林母因而留下这把剑以作纪念。   在红卫兵“破四旧”中受到最典型迫害的民主党派人士,大概要数曾任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的“大右派”、经济学家章乃器了。他在遭受红卫兵冲击后不久写成的〈七十自述〉中说,这是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灾祸,从8月24日到31日,整整八个昼夜,他在绝食中受到百般拷打。折磨他的方法有:用钢丝包橡皮的鞭子打,划了火柴烧手,用气枪射击头面,用水壶灌鼻孔,强迫吃肮脏的食物,用油彩涂脸,用氨水灌鼻孔……。   在1970年底,中央国家机关统战系统军管组曾按照周恩来的提议,对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到红卫兵查抄的人大、政协机关所属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的情况进行调查,查明共有68人。   最能反映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命运的典型事件,莫过于中国民主同盟等民主党派的诞生地、被誉为“民主之家”的重庆“特园”遭到了毁灭。   “特园”是抗日战争时期陪都重庆著名民主人士鲜英(特生)的公馆,当年他不顾国民党当局威胁,经常接纳中共代表和各界民主人士到公馆内活动,而被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人董必武誉为“民主之家”。郭沫若、冯玉祥分别为之题写过“民主之家”匾额。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都是“特园”的常客。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谈判时,“特园”曾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对外活动场所,毛泽东曾三次亲临“特园”与民主人士共商国是,并在这里说过:“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解放后,“特园”主人、民盟中央委员鲜英被划成右派分子,“特园”从此冷落下来。   文革初期,1966年8月,“特园”被重庆大学赤卫军查抄。园内挖地一尺,各屋内翻了个遍,大客厅内珍贵的历史见证物签名轴(上有抗战胜利前后到过“特园”的国共两党要人及各界名人的签名)不见了,凡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都在查抄封存之列。鲜英的家属后来从看守他们的赤卫军口里得知,鲜宅是当时市领导点名首批抄家名单中七家之首。由市公安局、重大赤卫军组成抄家队伍进驻“特园”。赤卫军总部就设在“特园”。这显然不应视为“群众性自发行动”。后来重庆造反派的两大派武斗发展成真枪实弹的全面内战,“特园”的主要建筑——接待过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并曾多次作为国共两党谈判场所和中共代表团新闻发布会场所的达观楼,被其中一派红卫兵作为武斗据点。在该武斗队战败撤退时,因销毁传单资料而引起火灾,达观楼化为废墟。毛泽东赞赏过的“民主之家”被他所提倡的“大民主”毁掉。 三 有关文化大革命与民主党派的几份名单   1966年8月30日晨,86岁高龄的著名无党派民主人士章士钊,因前一夜遭到前来抄家的北京大学红卫兵的残暴凌辱和折磨,愤然上书毛泽东,恳求“在可能范围内稍微圜转一下”。毛泽东指示“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周恩来立即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名单中列出的12个著名人士,除去中共方面的郭沫若和无党派的宋庆龄(曾任民革中央名誉主席)、章士钊、傅作义、张奚若外,其余7人是民主党派领袖:民革中央副主席程潜,民革中央主席何香凝,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治中,民革中央常委、社会联系工作委员会主任邵力子,民革中央常委蒋光鼐,民革中央副主席蔡廷锴,民建中央常委、“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周恩来在仓促间写成的这份名单中,只列入了民革和民建两个党派的部份负责人,其他民主党派无人列入名单。显然,周恩来在开列名单时主要不是从这些人士的党派身份上考虑的。在这份名单中还规定了六类干部(外加李宗仁一人)为保护对象,第五类即“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只是这一“负责人”的含义不象其他几类干部如“副委员长、人大常委、(政协)副主席”、“(国务院)部长、副部长”等那样明确(直到两年多之后,周恩来在致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的信中才写明了“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   许多文章在谈及这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时,都只谈到其重要意义而未具体考察其实际作用。在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特定时期,连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也常常被加以各取所需的理解而得不到认真执行,更何况这样一份名单?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属名单中明确规定的第二类保护对象,却在这份名单提出四个月之后在残酷斗争中被迫害致死。即使是列入这份名单中的几位民主党派领袖人物,也并未得到切实有效的保护。如蒋光鼐、张治中虽然没有受皮肉之苦,但精神上仍受折磨,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先后在抑郁中去世。蒋光鼐是文化大革命中去世的第一个中共党外部长级干部(纺织工业部部长),时值大动乱的1967年6月,以致有关工作人员竟然没有以周恩来的名义给追悼会送花圈,在追悼会后受到周恩来严厉批评。张治中病危时,其一女二婿正被隔离审查,经周恩来与专案组交涉,张治中才得以同家人作临终前的团聚。   而名列保护名单上7位民主党派人士之首的程潜,情况更糟。1968年初,程潜在家中摔成骨折后住进北京医院,周恩来派来大夫和护士,护士是林伯渠的儿媳妇,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护士长。在制订手术方案后,周恩来批准了。但是很快发生变动,周恩来派来的大夫、护士全部被撤换了,治疗方案全部改变,换上来的医护人员对程潜的态度很粗暴。程潜因腿痛要求按摩,工作人员竟说:“你还让人侍候?象你这种人,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给你贴大字报。”程潜夫人郭翼青后来说:“对于程老的死我们是有怀疑的。因为程老身体本来很好,医生说基本上恢复了,但医院突然撤人,改变方案。这恐怕会有政治原因的。”1968年4月9日程潜病逝后,对他这样身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国家领导人”是否应该举行追悼活动竟无人敢作主。直到周恩来闻讯后作出明确指示,人们才着手筹备追悼活动。追悼会于4月12日由民革中央主持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开得颇为冷清。   周恩来其时因中共高层领导内突发所谓“杨余傅反党集团”事件而忙碌不堪,以致未能出席程潜的追悼会,直到第二天晚间才抽出时间专程到程潜家表示悼念。这时,在程潜去世的第二天,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为此发表的社论〈芙蓉国里尽朝晖〉和成立、庆祝大会上通过的〈给毛主席的致敬电〉中,均回顾了湖南的革命斗争历程,但只字未提程潜为湖南和平解放一事所作出的贡献,而且在社论中公布的毛泽东“最新指示”,还提出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出现了“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新提法。在那个形而上学空前猖獗的年代,与国民党有着较深历史渊源而且名称中就有“国民党”字样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自然就被许多人视同于国民党或“国民党残渣余孽”。因此,象程潜这样的国民党起义将领是否被算作“国民党残渣余孽”之内,就成了一个让人担心的问题。于是,在周恩来向程潜家属表示慰问时,程潜夫人郭翼青鼓起勇气问周恩来:“程潜究竟算什么人?我家到底算什么成份?”当时全场震惊。直到周恩来回答:“颂公当然是革命干部嘛!”“你们家庭当然是革命家庭嘛!”程潜所有在场亲属才如释重负。   但是,周恩来的这个表态只是对程潜一人而言。反观同样为湖南和平解放作出贡献的湖南军政界耆宿、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就受到了另一种对待。据唐生智的外孙女艾晓明回忆:当时正在接受审查的唐生智从报上看到程潜去世的消息,感慨地说,颂公死得值得,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都出席了追悼会(引者注:此说有误)。这话被汇报到了造反派那里,省政协的一个年轻造反派头头,竟跑来打了年已八旬的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唐生智一记耳光,还责骂:“你还想这种待遇么?”   与这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相对立的,还有另外几份与民主党派有关的名单。   1980年11月2日,在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上,由最高人民检查院检查长兼特别检查厅厅长黄火青宣读的《起诉书》中第5、6两条指控:1968年8月27日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和他的妻子曹轶欧指使中共中央组织部负责人郭玉峰,编造了《关于三届人大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和《关于四届政协常委委员政治情况的报告》。两个报告都经康生亲笔修改、审定,将115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的60人和159名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中的74人分别诬陷为“叛徒”、“叛徒嫌疑”、“特务”、“特务嫌疑”、“国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走资派”、“三反分子”、“里通外国”等。在这两份“黑名单”中,民主党派人士被列入的有: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民革中央秘书长梅龚彬,民革中央常委、宣传部长王昆仑,民盟中央副主席史良,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盟中央常委梁思成,致公党中央主席陈其尤,民革中央常委陈劭先,九三学社中央常委赵九章,九三学社成员茅以升,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厥文,民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委主任委员刘清扬,民革中央常委朱蕴山,民建中央常委、民建辽宁省委暨沈阳市委主任委员巩天民,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民盟中央常委、宣传部长萨空了,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孙起孟,民进中央副主席车向忱,民建中央秘书长孙晓村,民革中央常委朱学范,民革中央常委刘斐,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云南省委主任委员寸树声,民盟中央常委吴鸿宾等。   《起诉书》中指控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第38条罪行即是对民主党派的迫害,其中指出:   “各民主党派领导人遭到诬陷、迫害的有: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副主席邓宝珊,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副主席高崇民、吴晗,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孙起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副主席车向忱,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周谷城,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潘菽。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的中央常委、委员和候补委员大批受到诬陷、迫害,黄绍弘、梅龚彬、楚溪春、高崇民、刘清扬、潘光旦、刘王立明、刘念义、王性尧、唐巽泽、许崇清、李平心、陈麟瑞、郑天保、王家楫、刘锡瑛、张玺、王天强等被迫害致死。”   《起诉书》中所列举的“被迫害致死”的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的职务分别是:黄绍弘,民革中央常委;梅龚彬,民革中央秘书长;楚溪春,民革中央副秘书长;高崇民,民盟中央副主席;刘清扬,民盟中央常委、民盟河北省委主任委员;潘光旦,民盟中央常委;刘王立明,民盟中央委员;刘念义,民建中央常委、民建上海市委副秘书长;王性尧,民建中央委员、民建上海市委常委;唐巽泽,民建中央常委、民建浙江省委主任委员;许崇清,民进中央常委、民进广州市委主任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兼民盟广东省委主任委员;李平心,民进中央委员;陈麟瑞,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郑天保,致公党中央常委、秘书长;王家楫,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刘锡瑛,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张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九三学社青岛分社主任委员;王天强,台盟福建省支部主任委员。   这份“被迫害致死”的名单并不完备,比如其中就缺少农工民主党人士。其实,农工民主党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同样大有人在,如该党前中央主席章伯钧,该党中央主席团委员兼秘书长郭则沉、中央委员黄琪翔等人,都应列名其中。此外,这份名单提及的主要是各民主党派的中央及省级领导人,尚未包括其基层干部和普通党员。 四 民主党派人士竭力理解文化大革命   1966年国庆节前,周恩来曾打算向参加国庆观礼的高级民主人士说明和解释文化大革命的方针政策,以帮助其“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金城奉命通知有关民主人士。可是,毛泽东检阅游行队伍的庆典结束后,民主人士在天安门城楼上休息厅苦等了半个多小时也没见到周恩来,最后只好满腹狐疑地离去。事后方知,那天毛泽东因为广场上人们的狂热欢呼而一时心血来潮,走下了天安门城楼,走到人群中去了。周恩来只好紧跟着毛泽东以保护其安全。一次与高级民主人士的谈话会,就因毛泽东这一随意性的举动而告吹。不过,尽管那天周恩来与高级民主人士的谈话会未能开成,尽管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他们出于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高度敬仰与信任,仍然竭力让自己去理解、去“紧跟”。   这方面的例子不少。如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蒋光鼐抱病去天安门城楼参加接见活动。周恩来问他抄家情况,他为了表示对毛主席支持的红卫兵有正确态度,只好淡淡地回答:“来过了,不过还斯文。”同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张治中时问:“红卫兵到你家没有?”张治中说:“去了。”毛泽东有些惊讶:“啊!你既不是当权派,更不是党内的当权派,他们到你家干什么?”张治中也没有趁机申诉。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问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胡子昂挨斗情况,胡子昂撒谎说没挨斗。   民盟中央常委梁思成是竭力理解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典型。当清华大学红卫兵分裂成两大派后,不管哪一派都要揪斗他。他对此不但不气愤反而高兴,因为他天真地认为这是学生们不再打内战,开始听毛主席的话,搞“斗批改”了。张治中病危之时,于1968年10月10日口授的“遗嘱”中留下了这样的话:“尤其经过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后,社会面貌,人的面貌,都起了剧烈深刻的变化,一切走向革命化的道路”,并认为自己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确实是没有什么遗憾的”。从这份打着深深的文化大革命烙印的“遗嘱”可以看出,民主党派人士是何等虔诚地要求自己“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拥护这场文化大革命。 五 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深入后的命运   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深入,毛泽东与中共中央不断呼吁“掌握斗争大方向”,搞好“革命大批判”,引导红卫兵和造反派将打击矛头指向中共“党内走资派”。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主党派就躲过了劫难,因为他们的历史就是与中国共产党风雨同舟的历史。   在当时的“揪叛徒”恶浪中,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康生等人于1967年制造了所谓“新疆叛徒集团”案,诬陷在1942年和1943年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关押、抗战胜利后获释的中共干部131人“投敌叛变”,并将打击矛头指向了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康生甚至说这是“叛徒”和“国民党”张治中相勾结,好在共产党内潜伏下来。张治中听到这个说法后,悲愤地说:“这怎么可能?这不是没有了是非黑白了吗?”   周恩来在对红卫兵谈话中说明了新疆出狱一事的经过:张治中是受他之托,将一批被国民党关押的中共干部释放,党中央早已做了结论;张治中才幸免于难,但精神受到打击,健康日趋恶化。当年由他释放并精心护送回延安的马明方、张子意、杨之华、方志纯、高登榜等92名中共高级干部仍被立案侦查、批斗迫害。马明方等26人更被迫害致死。   张治中毕竟因被周恩来列入“应予保护”的名单而免去了直接的人身迫害,但民革中央常委唐生智则因中共党内的刘少奇、贺龙两大冤案而被迫害致死。唐生智的外孙女艾晓明回忆:1968年2月,中央军委文革专案组到长沙,要唐生智检举1927年刘少奇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一事。在此之前,已有人找唐生智数次个别谈话,逼他检举此事。唐生智只知道武汉工人交了枪,但究竟是工人自动交的还是奉谁之命,则不得而知。由于他不愿无中生有,因而受到审查逼供,白日交代,夜间反省,有家归不得。专案人员又反复启发提示,要他检举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专案组某政委甚至掏出手枪威胁唐生智。   张治中与唐生智都是因中共党内的冤案牵连而受到迫害。在这场重点打击中共“党内走资派”的运动中,却另有一个以民主党派人士为主要打击对象的重庆“一号专案”。   自1968年9月至1971年9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以“清查武斗黑手”、“清理阶级队伍”名义组织了一个所谓“管训队”集中管训以民主党派成员(其中多为起义、投诚的原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吏)为主的“牛鬼蛇神”236人,对他们进行法西斯的刑讯逼供,不仅“挖出”涉及刘少奇、贺龙、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张友渔等中共高级干部的所谓“政历问题”材料数百件,还炮制出一个以三位民革领导人:民革中央委员裴昌会(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重庆市副市长)、民革中央候补委员鲁崇义(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人委参事室主任)和民革中央委员、民革重庆市委主任委员夏仲实(全国政协委员)为首的所谓“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集团”嫌疑案,即,重庆“一号专案”。   这个天方夜谭式的冤案,诬称裴、鲁、夏等从1967年2月开始即密谋策划,串连他们解放前的旧部下、旧关系,并请示了“走资派”任白戈(在文化大革命初被打倒的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兼市长)、李止舟、廖伯康(在文化大革命前与萧泽宽一起被打成“萧李廖反党集团”的中共重庆市委领导干部)的同意,于1967年3月在民革重庆市委礼堂召开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反革命组织成立大会,裴昌会宣布集团军设总部,所辖两个军,三个独立师,总司令裴昌会,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夏仲实,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鲁崇义,第二军军长卿云灿。兵力来源:插手群众组织;战略方针:立足四川,发展云南,联络缅甸,迎接反攻。并设专用电台,与台湾、上海、广州等地联系,待机暴动……。   在长达三年的“管训”中,冤案涉及的人员从精神到肉体都受到百般摧残,被强加了“潜伏特务”、“武斗黑手”、“残渣余孽”、“投敌叛国”等诸多罪名。裴昌会等人被迫害致残,夏仲实等人被迫害致死。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多之后,这一大冤案才得以平反昭雪。类似这样的冤案在文化大革命中可谓罄竹难书,许多民主党派人士还作为“要犯”被关入了北京秦城监狱。   除了对民主党派政治人物的迫害外,对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落实政策”,也是另类形式的精神迫害。例如,1969年1月底,毛泽东派驻清华大学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负责人迟群向全校师生员工传达了经毛泽东审阅、由中共中央批发全国学习的清华大学所谓“坚决执行对知识分子‘再教育’、‘给出路’政策的经验”,这个经验被称为“毛主席亲手树立的样板”。其中说,革命群众按照毛泽东“学问再多,方向不对,等于无用”的指示,把清华大学的著名建筑学权威梁思成、机械学权威刘仙洲、力学权威钱伟长这三个“反动学术权威”典型批倒了、批臭了,成了“废品”、“垃圾”。批了之后怎样“给出路”呢?对梁思成、刘仙洲这样“年纪太大,用处不大”的人,所给的出路就是“养起来,留作反面教员”。宣传队认为这是伟大领袖对梁思成的大恩大德,居然还派人到医院去向正在住院治病的梁思成当面传达这个文件。梁妻林洙回忆:   “后来当我翻阅他的笔记本时才发现,从1月26日到2月27日他没有写一个字。沉默!这是他的回答。对知识分子来说往往生活上的艰苦不是最可怕的,最难以忍受的是人格的侮辱与恶意的嘲弄。”   1969年4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陆续恢复活动,但民主党派仍未恢复活动。5月4日,周恩来致信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转人大、政协军代表,要求给派往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谈谈政策。“机关革命造反派的任务是清理机关干部的队伍,而不要去斗批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即他们的中央委员、省市党部委员。如他们中间出现了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自当别论,但也需先报告军管代表,得中央或省、市革委会同意后,方能采取行动。机关干部也要在清理队伍时‘按具体情况区别对待’不能以中共党内标准要求。”1970年2月,周恩来对进驻各民主党派机关的军代表指示:对民主人士不能那样随便揪斗;如果党外人士有政治历史问题,可以背靠背地进行审查;历史问题,既往不咎,如有现行反革命,另当别论。之后,又几次向有关部门提出,要把已下放劳动的民主党派人士中的中央委员以上人员,从干校抽调回来。从周恩来这几次指示,我们可以从反面得知,民主党派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决不亚于中共干部。 六 民主党派的“十月晋言”   在竭力使自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同时,也有民主党派领导人向毛泽东直接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作过曲折的抗争。   久已养病在家,停止了一切政治活动的张治中,虽然在后来留下的“遗嘱”中表示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虔诚拥护,但1967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毛泽东时,仍委婉地对毛泽东说:“您的步子走得太快,我们跟不上了。”“现在被打倒的人不止百分之五了吧?”在当时,这是无人敢说的话。毛泽东是否回答了张治中?是怎样回答的?我们不得而知。   程潜在他家附近发现贴出了丑化朱德的大字报和漫画时十分气愤,叫女儿赶快用“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将其覆盖。当社会上开始出现批判刘少奇的浪潮时,他坚持让服务员把刘少奇的像挂起来,并说:“还没有取消少奇同志国家主席的职务,为什么不能挂呢?”   在当时的形势下,民主党派领导人之间已很少往来,以避免是非,但程潜有一天仍然将朱蕴山请来家里,谈及对江青的一些做法很不满,不知该如何向毛主席进谏。朱蕴山劝告他千万不要写信,以免落入江青一伙手里,最好是有机会见到毛泽东时当面直言。程潜和毛泽东的关系,一直很密切,以往他每次提出见毛泽东,都是有求必应的。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多次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都没有回音,使他失去了“进谏”的机会。   1972年10月,几位著名高层民主党派人士共同向毛泽东和中央提意见,亦即所谓的“十月晋言”。事缘林彪事件之后的1972年夏,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在京病重,作为王季范的学生和挚友,民盟中央委员、民盟湖南省委主任委员周世钊专程进京探望。王季范去世后,周世钊在追悼会上致悼词。此后,周世钊在京拜访了一些老朋友,如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民进中央副主席杨东荪、民盟中央副主席楚图南、民盟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部长萨空了、民盟中央常委李文宜和胡愈之夫人、民盟中央常委沈兹九等。大家无不为国事担忧,并达成了要向毛泽东上书言事的共识。于是,周世钊通过王季范之女、当时常在毛泽东身边担任翻译的王海蓉,向毛泽东表示想要“晋言”的意思。随后,几位民主人士在胡愈之家中进行了认真商量,并决定:为避免有人与负责外交工作的周恩来为难而不谈外交问题;为避免犯江青的忌讳而不谈文艺问题。最后由胡愈之将要谈的问题归纳为广开言路、教育问题、青年问题三个方面,并确定了由胡愈之、周世钊、杨东荪分别进行准备。   10月2日晚,王海蓉陪同周世钊到中南海见毛泽东,周世钊当面递交了他于8月5日就写好的近四千字长信,信中谈了八个方面的问题:严惩林彪集团中罪行特别严重的头目;落实干部政策;解放知识分子;总结解放军支左的经验教训;青年教育问题(包括恢复共青团、少先队)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严重后果;恢复尖端科学研究,除恢复理工科大学外还要恢复文科大学;开放书禁,改变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其他书可读的状况;设立受理群众申诉的机关,健全法制。周世钊向毛泽东反映了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长谈了三个小时,并转达了胡愈之等人希望见面晋言的愿望。毛泽东指定汪东兴去听取意见。   于是,从10月3日下午到10月5日下午,汪东兴听取了这几位民主人士的意见。其间,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国务院业务组负责人的华国锋前来听过一个半天。谈话由当时的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李金德记录。胡愈之着重谈发扬民主、广开言路的问题;周世钊着重谈教育问题;杨东荪着重谈青年问题。值得注意的是,胡愈之在谈话中明确提出希望在可能的条件下恢复民主党派的活动,即使是恢复部份代表人物的活动也好,并提出恢复由民主党派办的报纸。   至今尚无公开材料可以让我们了解毛泽东对周世钊的信和这次民主党派人士“晋言”的看法,但可以确定的是,胡愈之提出恢复民主党派活动的请求并非全无反响。在“晋言”一个月之后的11月12日,周恩来批准恢复孙中山诞辰纪念活动,明确由全国政协、民革中央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出面举办纪念仪式。虽然还只是礼仪性的活动,但是民革这次是以民主党派身份而不是以“爱国人士”身份出面了。又过了两年多,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才提到了“进一步发展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爱国民主党派、爱国人士、爱国侨胞和港澳同胞的革命统一战线”,算是明确了民主党派在“革命统一战线”中的名份(尽管仍未恢复其组织活动)。   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主人士直接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不同意见的行动,是有背景的。1971年8月27日,毛泽东在长沙与湖南省军政领导人卜占亚、华国锋谈话,曾谈及民主党派,他说:“你们对民主党派的问题要研究研究,看还要不要?”“民主党派还要存在。有的地方说不要了,不要太急了,急不得。”“对民主党派来说,他们没有搞翻案,他们也没有发指示。作为民主党派来说,还是可以存在的。”还说:“应该把民主党派的牌子都挂起来。”“把民主党派搞掉了,有什么好处呢?一个‘拖’字解决不了问题,存在的问题在他们挂起牌子以后,可以再了解、再调查、再处理嘛。”大约是得悉了毛泽东的有关讲话精神,1971年9月,周恩来指示让下放到全国人大、政协机关“五七干校”劳动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返回北京;1971年底中共中央在京召开上层爱国人士座谈会,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揭批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一系列文件及林彪事件后中央采取的若干重要措施。会议期间,周恩来询问了一些民主人士的身体和生活情况,肯定他们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所做的工作,提倡大家要做中国共产党的“诤友”,但是并未提及民主党派恢复组织活动的事。   在文化大革命之后,楚图南在一篇悼念胡愈之的文章中谈及“十月晋言”一事时说:“据说这些问题都被详细记录下来,并上报了,但却无结果,并且得到相反的反应。”   自1957年反右派运动以后,民主党派“万马齐喑”,很难再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制订的国家大政方针提出不同意见。1972年“十月晋言”,如此全面地反映了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意见,不仅要算是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高层、最直接的一次曲折抗争,而且可能要算是自反右派运动以后民主党派最大胆的一次“参政议政”行动。这是值得在文化大革命史上大书一笔的事件,也是民主党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光彩的一页。 □ 原载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八年十月号·第四十九期 ~~~~~~~~~~~~~~~~~~~~~~~~~~~~~~~~~~~~ 【不堪回首】            三十年回想——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                 ·韦 然·   30年前——1968年12月13日,我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落户。   插队不到一个月,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我想,这几年一直灾难不断的家一定出了什么大事,否则姐姐不会一反常态写来这样一封信。于是向北京的奶奶报知我的去向,就爬上火车奔向上海。   17岁的我,趴在小桌上茫然呆望着窗外苍凉冷寂的大地,火车仿佛一直围着远处的一个点在没完没了地转啊转,我的思绪也开始不停地兜起了圈子。                  (一)   一定是妈妈。   是病情恶化了?还是别的什么意外?我不敢想下去。   在我刚刚4岁的时候,就离开了母亲从上海到了北京,跟爷爷、奶奶一起生活。除了学校放假回上海以外,和妈妈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但是,妈妈只要有机会到北京,一定会接我一起住上几天,共享天伦之乐。1962年,妈妈在北京拍《早春二月》,住在北京白塔寺当时电影局的招待所里,从上海来的道临叔叔、高博叔叔还有谢芳阿姨等几位主要演员也住在这儿,这段时间,我就和妈妈住在一起。平时,他们拍戏,我去上学,星期天,大家一块儿去远足,沿着后海漫步,寻访大观园门前那唯一干净的石狮子;中秋夜,几个人分头采购食品饮料,摆了一乒乓球台,邀来在京的亲友,共享团圆。王文娟阿姨主演的越剧影片《红楼梦》上映,大伙儿一致推举我出面,要求道临叔叔买票请大家看电影……所有这一切,好象就在昨天。   1966年2月,妈妈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借回上海休假的机会进行例行体检,发现乳房上有肿块,确认为乳腺癌后不久,在华东医院做了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身体恢复得也很快。但是两个月后,她突然昏倒,检查结果是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这次可是动了大手术,十几个小时,等从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妈妈谁也不认得了,脑子里一片空白。术后一个多月,妈妈才给我写了第一封信,仍旧是她那向右倾斜的字体和习惯用的绿色墨水,告诉我,已经认识300个字了。   时隔30多年后再来追想,我倒宁愿妈妈就这么一直昏迷下去,睡上十年,直睡到浑浊疯狂的世界重新清凉宁静的那一天!   可是,生活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人,又有谁躲得过这场劫难呢?   就在妈妈第一次手术时,社会上已经在批判电影《早春二月》和《舞台姐妹》了,是医生的干预,才把她留在了医院,没有过早地卷入汹涌的漩涡。她在华山医院动过脑手术,马上转入华东医院,躲过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第一个浪头。但是,到了可怕的“红八月”,偌大个中国再也找不到一个安静的角落。妈妈是被一瘸一拐赶出医院的!一个刚刚动了癌切除大手术的病人啊,哪有半点人道可言!那时候的她,人是半傻的,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半年内连续两个大手术,刚刚被医生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马上又被投入更大的虎口。   那些日子里,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妈妈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妈妈病弱的身躯倚靠在床上,木然呆望随意进进出出的红卫兵,心中充满恐惧,头脑一片空白……   她到底怎么样了?                  (二)   到了上海,我立即去找姐姐。她在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声乐,再有一年就毕业了,可是碰上了“文化大革命”,一切都成了未知数。姐姐在校园里看到我,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拉着我匆匆来到暂时栖居的琴房,掩上门,抱住我就哭了。   这时候,不用再多问什么,我只有紧紧地、紧紧地抱住她。   妈妈出院不久就被逼迫去电影厂上班。其实哪有什么班上,只是每天要到“牛棚”报到,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那时妈妈的身体,还远没有恢复到一般健康状态,连日常家务都做不了,可电影厂却不敢不去。   出事的前一天,妈妈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的时候搞阴谋。妈妈不承认,他们就打,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打得很重。   妈妈回到“牛棚”时,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阿姨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一边安慰一边关切地询问,但妈妈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打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妈妈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但是还要完成造反派勒令她写的交代,她哪里还拿得动笔,拿起笔来,又能写什么呢?她实在害怕明天,害怕天亮。就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妈妈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   那是1968年11月22日的凌晨。   那一年妈妈48岁。   妈妈从楼上跳下,落在小菜场准备上市的菜筐里,当时还可以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可是,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去医院,已经没救了。   姐姐得到学校工宣队的通知赶到医院时,连骨灰也没有见到。妈妈身后的一切,都是姐姐的同学、男友燕凯一手帮助料理的。燕凯,我一直视他为姐夫的人,高大,英俊,多亏有了他,支持姐姐度过妈妈过世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那次我在上海住了一个星期,一直是我们三个在一起,燕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送姐姐去部队农场之后,返回了山西,而燕凯则在妈妈死后一年半,1970年3月8日,也因文革迫害,自杀身亡,年仅24岁。   我的叔叔程述铭是一位天文物理学家,为中国天文报时准确性跃居世界前列作出过杰出贡献。1971年深秋,在天文台被隔离关押时,他用最简单的物理方法——触电自杀,那一年,他42岁。   我的姐姐因为家里的种种“问题”,学校迟迟不予分配工作,直至1975年才在亲友的帮助下获得浙江歌舞团的工作名额。为了尽快办理手续四处奔波,在9月末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被一辆大卡车撞倒在南京路上。她才刚刚过完31岁生日,几天前我俩还相约,要患难与共、相依为命,可她突然就这么走了,全都走了。                  (三)   30年前的11月22日,妈妈被逼迫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她是不情愿的。   燕凯和叔叔,我深信,也是不情愿的。   我不知道妈妈决心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夜,她都想了些什么。就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象妈妈一样义无反顾地辞世而去的人,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老舍、傅雷、田家英、穆宏……以及数不清的燕凯和叔叔们。中国古代的“士”,也就是今天的知识分子,从来具有这样的传统——可杀,不可辱!他们用宝贵的生命捍卫自己的尊严。因为,在那个非常时期,人民没有合法手段维护自己的起码权利。任何一个人,今天给你罗织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明天就可以肆意对你进行人身攻击和侮辱,其手法之残酷和恶劣,真可谓集世界之大成。面对这种非人性的、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可言的身心羞辱,他(她)们只有以死抗争。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   在这成千上万以自杀来抗争世道不公的人群中,以及为数更多的被各种方式迫害致死的人群中,包含了多少对社会作出了杰出贡献的精英!他们的死给国家带来多大损失,有没有人认真计算过?有没有人追根寻源去究其原因?巴金先生创建“文化革命”纪念馆的倡议,不是没有人去理会,至今没有下文嘛!   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在《牛棚杂忆》中写道:“‘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能发生?兹事体大,我没有能力回答。有没有能回答的人呢?我认为,有的,可他们又偏偏不回答,好象也不喜欢别人回答……如果把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坦诚地、实事求是地回答出来,全国人民……会衷心地感谢,他们会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前进,表现出真正的安定团结。”   20世纪马上就要结束了。本世纪中国历史上如此重大、如此罕见、触及了几亿人灵魂的大变故,为什么事隔30年还不能有一个彻底的交代呢?难道不该让年轻的、更年轻的一代人汲取教训,不要让这惨绝人寰的悲剧再次重演吗?   妈妈离开我们30年了,30年来,我们从来没有忘记她,所有热爱她的电影艺术的观众也没有忘记她。1995年纪念世界电影100年暨中国电影90年的活动中,妈妈荣幸地获得中国电影世纪奖就是最好的证明。   但是,在我心中更为渴望的,是能够把妈妈为什么会遭此恶难的真正原因弄清楚,以告慰她屈死的冤魂。 □ 摘自《中国妇女报》,来源:1998年12月21日《采风报》 ~~~~~~~~~~~~~~~~~~~~~~~~~~~~~~~~~~~~ 【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四)               ·宋永毅 孙大进· (续上期 总论:异端初露,思潮迭起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三.反论:异端思潮成熟在文化大革命中   一般而言,滥觞于十九世纪的共产主义革命事件毫无新意地模仿着,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却开出了一个个独出机杼的迷局。已故的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John Fairbank)称它为“比法国革命无论在规模与意义上都更值得我们世世代代研究下去的历史事件”,并长叹感喟:“总的来说,文化大革命对我们仍是一个个谜。”〖66〗究其独特之处,其一是它在形态上不是一群人(一个阶级或一个流派)革另一群人的革命,而象一场全民族的“革命”与“被革命”的循环混战。其二是它在结果上竟在没有与外界文化大规模正面冲撞的情况下(如五四),从内部完成了原有正统意识形态的全面大崩溃。文革后弥漫于全民族的“三信”危机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民主运动的风起云涌(从“民主墙”到“八·九”学运),异端思潮凤凰涅磐的彻底性与普遍性都是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如果说一九七六年的天安门事件——四·五运动是异端思潮在完成其理论成熟后(以“李一哲思潮”为标志)的第一次大行动,那么就其规模——云集在广场上与“秦皇”及其追随者对峙的数十万群众而言,就可以看到“异端”在人民,至少在“思考的一代”心中的人心向背。这种意识或下意识的人心抉择并不是说群众都已受到了异端思潮的影响,而是说李一哲等人大字报正是人民心中自发的异端心态的一种理论化的表述。简言之,这些民众,尤其是相当数量的年青一代已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异端思潮的群众基础。   又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在这些民众从“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转化为异端思潮的基础的过程中,有些什么极有意义的步骤或阶梯促进和推动了异端心态广泛地萌生和迅速地播散呢?人类不可能一无依傍地凌空建筑他们的思想殿堂。知识的承传,思想的沿革,都必须有其继承与发展的一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书作为知识与思想的有形载体是必不可少的媒介物。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以其鲜明的“反文化”的特征,恰恰是一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焚书坑儒”运动。浮面看去,似乎那一代青年要读其他的书已是一种奢望,其实不然。由于对各级党组织的冲击,文革在某种意义上又是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中央集权失控阶段。大批判的盛行,扫荡了封、资、修留下的一大片心理空间,单靠“毛泽东思想”是填不满的。而十七年正规教育的戛然停顿更腾出了成年累月的自学时间。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烧掉所有的图书馆,由于抄家,父母被囚禁,红卫兵掌管了图书馆等种种原因,不少文革前非正式出版的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灰皮书”和“黄皮书”——其内容大都是介绍种种西方现代政治思潮的——开始流落到他们子女及一般青年学生手里。文革前公开出版的许多西方著名哲学、文学、经济学著作也同样成为流行读物。加上出版手段(从油印刊物到铅印小报)在文革中的民间化,不少资料还可以翻印出版,这样就更扩大了流传的外延。伴随着“革命者”在文革中不断地被“革命”,毛泽东思想在一代青年人中一次次失去宗教的权威,而心中的问号迅剧地叠列,幻灭成一次次地加深——“谁之错?”——无论是老红卫兵,还是极“左”派学生,都带着这样的疑惑始而向马列主义,继而向人类所有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库中寻找答案。甚至一位北京红代会的常委在目睹“自己曾经抱以极大期望,并以满腔热血为之奋斗的‘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政权,只不过是一种欺人耳目的形式”后,都有这样的感觉:“正是在那所谓‘权力之巅’的时候,我开始产生了苦闷,也产生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从这时候起,我开始重新认识‘文革’的目的,思索自己多年来据以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然而总是对不上号,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把自己投入到书籍的海洋,从马列著作开始,去寻求答案。”〖67〗——这便是十年文革中蔓延全国的地下读书运动的缘起。   根据目前非常有限的资料,这一自发的地下读书运动大约始于一九六七年“全面内战”阶段,又而在一九六八年的“上山下乡插队落户”风潮里得到更猛劲的推搡。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利用后抛弃的老红卫兵——联动分子,厌倦无休止无规则内战的造反派红卫兵和一次次成为文革殉道者的极“左”派新思潮倡导者们,都开始形成一个个地下的读书圈子。由于毛泽东指导文革理论的出尔反尔和前后矛盾,最初的读书与讨论主要是围绕着与文革有关的许多问题。“李一哲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王希哲曾回忆1967年的这种读书会和讨论会道: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什么是走资派?有无‘主观走资派’与‘客观走资派’之分?中国的十七年特别是教育部门的十七年究竟是红线还是黑线占统治地位?文革两派的实质和解决它的正确方针是什么?等等。这一系列问题的深化讨论,又不可避免地触及了过去没有触及过的哲学领域的一些问题,如毛泽东思想是否也是一分为二的,决定事物性质的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的转化,量变与质变及其临界点的确定等……虽然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当时辩论的双方的持论都未免幼稚,甚至它的某些前提本身即属荒谬,也不可能在那种大环境下得出什么正确的结论,但它对我们这些已经为文化大革命付出那么大代价并希望理解文化大革命的青年学生来说,是一次重要的启蒙,可以说,这一次关于文革理论的讨论几乎决定了我后来一生的道路和命运。我渴求获得更多的政治、哲学、历史的知识。”   为了读书与讨论,王希哲甚至利用武斗中控制的广东社科院哲学研究所图书馆,“从建工局医疗所楼爬进了哲研所图书馆偷了一旅行袋书籍,包括有《三个国际的历史》、《托洛茨基传》、《联共布党史》、《经济学辞典》等……我在造反楼辟了一间小书房躲进去读书……”〖68〗   尽管缺少文字记载,但类似王希哲和他伙伴们的小圈子读书会,在全国范围内,自1967年起就十分普遍。前面提及过的异端组织北京大学的“共产主义青年社”,上海的“反复辟学会”,武汉的“北斗星学会”,山东的“马列主义小组”,其实都是一些类似的小圈子。笔者作为一个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红卫兵,在1967—1968年间就参加过不少类似的地下读书活动。当时正值上海造反派红卫兵第一次“炮打张春桥”被镇压下去不久,流传于各个小圈子内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美国记者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油印本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等等都惊世骇俗般地大开了我们的迷蒙的眼界: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与斯大林残酷的大清洗如此同出一辙,希特勒对罗姆冲锋队的清洗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利用又何其相似乃尔……也正是这一读书运动,推动了后来上海造反派红卫兵运动中“反复辟学会”,“胡学钧小集团”,“中串会”等异端思潮的形成。   自1968年起,打倒了政治对手后的毛泽东决定整治为他效过犬马之劳的红卫兵。“上山下乡”的发动便是他收回给青年学生的结社自由权并企图从组织上作为一个整体彻底打散他们的运动。尽管国内外学界目下仍主要从国民经济、毛泽东的农民乌托邦主义等角度去分析这一运动的动因,但毛在这场运动中已公开把“红卫兵小将”作为革命对象(“再教育对象”)——他政治斗争的对象——本身就明白无误地透露了这一政治权术的蕴奥。然而,插队落户却增进了这一地下读书运动的发展。据各种知青回忆录记载,知识青年带书下乡和回城读书聚会曾风行京城。一位在河北白洋淀地区插队的原北大异端思潮“共产主义青年社”读书圈子成员后来回忆道:“那时,我们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和黄皮书;我的一个初中同学的父亲是位著名作家,曾任文艺部门的领导,我在她的家里发现了数量颇丰的一批黄皮书,记得当时对我有启蒙意义的书是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经历了一个全面的压迫和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而最终使我们冲破十几年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得益于两本灰皮书的点拨,一本是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托氏的书无疑是困惑之中出现的一缕明晰的光。那年冬天,我又找到了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至此,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我们终于摆脱了梦餍般的桎梏和愚昧。”她还不无留恋地回忆了当时极有规律的读书生活:“那一时期生活是振奋的,白天读书,作笺记,自己为自己强行安排课程;中午到学生食堂打饭……”〖69〗   陈小雅曾有一篇文章记述到老红卫兵的创立者与联动思潮的倡导者们在插队落户期间读书的情景:   “后来我回北京,其间读了毛主席的《读〈政治经济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第三版)的笔记》,吉拉斯《新阶级》、《赫鲁晓夫传》、苏共二十大报告、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其他人——引者注)已经把马恩选集前22卷从头过了遍。同时,我还翻阅了1957年的所谓右派言论,向党交心材料,以及考茨基、伯恩斯坦、托洛茨基的言论和斯大林的《论反对派》什么的。给我震动比较大的是《新阶级》,斯大林的黑幕,赫鲁晓夫苏共20大报告引起的经久不息的掌声,还有‘解冻’所带来的影响……看了七千人大会讲话后,有一种眼前突然一亮的感觉……又把所谓彭德怀的反党意见书翻出来看,在农村呆了几年之后,就觉得太是这么回事儿了。而且觉得份量并不那么重,是那么的客观那么谨小慎微。尤其是还看到大右派向党交心材料,给我印象很深。”与此同时,他们还“自己办了一个刊物,叫《新思潮》。同时搞建设,搞学习。”〖70〗   从上述非常有限的引述材料中便可窥见,这一代青年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即这代人十七年来被培养起来的政治信念产生了极大的动摇;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的声音(中央文件,报刊社论等)产生了严重的不信任。而一旦对文革本身取怀疑态度,这代动荡不羁的青年,尤其是异端思潮的倡导者们则更要找寻一种可以替代的理论。他们先是向马克思主义经典,后扑向浩瀚的知识海洋。出于某种逆反心理,他们还有意地潜心阅读和钻研从前被他们批判过的“毒草”,被毛泽东们封禁的书籍,加上各种以前他们无法翻阅的“内部读物”——他们自觉地把自己的思绪延伸到“右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国际共运中的修正主义头目”等等的思想脉流里去;他们完全用反“毛泽东思想”或“毛泽东思想”以外的思想自觉地重构他们驳杂的思想体系。这种自觉,正是他们从对文化大革命朦胧的异端心态走向清晰的异端理论的自觉,又是他们从感性抵制向理性反抗的飞跃与成熟。作为主要是政治性的地下读书运动的副产品,后来还产生了文学艺术的异端——朦胧诗与“星星”画展,这则不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了。〖71〗   真正使这代青年的异端思潮臻于成熟的,不仅是书本和任何纸上的东西,更是社会和只须睁了眼看的悲惨的中国现实。对于杨曦光、王希哲等文革中尚十六、七岁的理想主义充溢的少年人来说,尽管他们开始独立思考,但十七年的“左”的教育仍然是无形却强大的思想牢笼,束缚着他们的思考去逾越正统意识形态的樊篱。文化大革命提供了他们一个个接触与深入社会的机会:大串联,社会调查,上山下乡……当他们忽然脱离了常规的、惯性的轨道,不再有父母的管束和老师的教诲,面对着破碎、痛苦的悲惨世界,他们忽然觉得他们所受的教育,他们所信奉的主义,是那么耐不住深入的探讨,尤其是经不起现实的验证。他们不仅对文革,而且对整个十七年的专制、荒谬都有了制度层面上的认识。曾有一篇由当年红卫兵写的关于“省无联”理论家杨曦光思想转变的文章指出:“杨曦光是生长在一个特权阶层的家庭里,他一出世就受到毛泽东思想教育。他的物质生活是美满的。他成年以后肯定是特权阶层的接班人。从父母的影响和整个社会的接触,应该说他对现实十分满意的。在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时,他也是和其他的红五类出身的红卫兵一样,带头去斗牛鬼蛇神……。”促成他思想的转机是他调查了湖南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运动。在1967年夏季的湖南武斗中,湖南各地的上山下乡知青曾是造反派的主力军,但中共在利用过他们后,由周恩来出面高压他们回农村去“抓革命,促生产”,却不解决他们上山下乡中遇到的一系列实际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杨曦光和其他的青年学生,为求彻底了解上山下乡青年的现实状况,就走到上山下乡青年队伍中,问他们为什么不听中央指示,不回农村去。上山下乡青年就将实际情况摆出来,大家激烈地辩论起来。上山下乡青年要求杨曦光到农村去走一走,看一看,后来杨曦光和其他青年学生连同上山下乡青年组成调查组到农村去实地调查。经过了一段时间的亲身体验,杨曦光的整个思想都变了。他自己问自己,搞了一年多的文化大革命搞出什么名堂来了?”〖72〗   按杨曦光今天的自述,当时是由于两个原因使他形成了震动全国的〈中国向何处去〉中的异端思潮:一是“我觉得这种社会矛盾(指干群矛盾——引者注)不能用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两条路线斗争’的理论来解释,于是决心从马克思主义原著中找答案……为此我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二是“通过系统的社会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特别是调查了当时知识青年要求回城的运动和临时工合同工组成工会式的组织提出经济要求的运动。我最后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毫无共同之处。所以中国需要一次新的暴力革命推翻特权阶级,重建以官员民选为基础的民主政体。这就是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中的主要观点。”〖73〗杨曦光在他的〈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中就写道:“知识青年运动集中暴露了我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中国现存的政权形式基本上是官僚机构……他们通过城市剥削农村来塞满自己的腰包,他们的高薪就是工农和知青的血汗。”〖74〗——从“省无联”思潮的形成和杨曦光思想的发展来看,这些十六、七岁的中学生理论家深入社会后的思想变化是极大的。   “李一哲思潮”是另一个典型例子。对省无联极“左”思潮的扬弃而向右转曾是“李一哲大字报”的不同凡响之处。而在这一转折中,社会考察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王希哲在回忆这一思想转折时讲到有三件事对他思想上震荡极大:一是林彪一伙在“左”的旗帜下屠杀广东群众;二是广东发生了风起云涌的“复退军人要求恢复工资运动……它也教育了李一哲:“文革左倾的经济政策及左派鼓吹的共产主义分配方式是行不通的”;三是在专门的社会考察中,他亲眼目睹广东大规模的农民、知青逃亡港澳潮流,“开始使他朦胧地感觉到: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充分给个人以发展天地的经济制度,现代资本主义对人民的吸引,都是不可阻挡的。”〖75〗人们的怀疑精神一旦打开了闸门,思想的洪水决不会再被阻挡在小河道里,必然汹涌泛滥,冲击整个体制。作这一如是观,李一哲第一个在文革中喊出“民主与法制”的口号,又转而成为第一批成熟的民主主义战士,也是水到渠成般地可以理解了。   或许,我们以魏京生的思想转变为例更能说明问题。文革初期,由于高干子弟的背景,魏曾先是一个“狂热的毛主义分子”的老红卫兵。在老红卫兵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们利用后抛弃时,他也加入了联动,反对过江青。如果魏京生思想以后只是停留在这一感性反抗的层面,那么他今天极可能是大大小小的高干子弟,第三梯队的一员或某个官倒公司的总经理。是什么使魏京生从一个感性的异端思潮分子转化为一个理性的民主主义战士呢?同样源起于对文革疑窦初生后的“社会调查”。他发现报刊神话中的仙境,在现实中竟是鬼蜮:在“河西走廊”,他目睹成群结队衣不蔽体的乞丐,甚至其中有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在新疆,他看到被当作囚犯一样失去自由的上海知青和“完全是好人”的右派……魏京生写到:“从这时我就产生了这样一种心理,看见报纸上登载‘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描述和听人讲起社会主义如何胜过资本主义的大道理,就在心里骂一声:‘扯你娘的淡’。虽然从书本上看到的资本主义也并不好,可是我不相信还有比我所看见的这些更不好的了。”〖76〗继而,在1968年下乡插队中,魏京生更进一步了解到了五八年“大跃进”带来的大灾荒和饥饿的农民被迫易子而食的血淋淋的事实。人是有思想的,最悲惨的人间现实教会了这个十八岁的青年思想,不是任何教条所能禁锢的——魏京生全面的反体制思想以及他对毛泽东是“‘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一个’的刽子手”的深刻认识就是在对中国社会底层的悲惨世界的观照中成熟的。   或许,又正如魏京生所言:“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乱了一切秩序,包括正常升学。虽然如此,我觉得文化革命的动乱给我们这一代年青人思想上的益处,可以抵偿不能继续升学带来的损失。因为在这动荡的年代中,人们被迫放弃了头脑中的迷信和偏见,被迫不断审查他自己的看法和思想方法。从而有可能真正客观地分析一切事物。这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能作到的。”〖77〗   以一张大字报开端,以四位显赫人物的倒台告终,十年文革,一场动乱。但毕竟是给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及其思想史留下了宝贵的史料、教训与经验。异端思潮在这场动乱中的萌芽,产生,成熟,更说明了在任何大圜昏黑的岁月中,中华民族优秀的大脑都没有停止其独立的思考。尽管在那个以“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的年代里异端的呼声仍显微弱,被摒弃于我们民族的意识形态主流之外,但它毕竟是在逐渐壮大中的、中国当代思想史上最有希望的旁流支脉。在反体制的意义上,无论“左”的或右的异端思潮,都已在文革中汇成了一股挑战与颠覆正统——毛泽东思想的合力。从这一意义上,异端思潮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给我们留下的最宝贵的思想财富之一。 注释: 〖66〗John Fairbank,China Watch,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 158. 〖67〗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第237页。 〖68〗王希哲〈从李一哲到王希哲〉,洛杉矶:《中国之春》,1996年3月,第19页。 〖69〗潘婧〈心路历程——关于“文革”中的四封信〉,纽约:《北京之春》,1995年1月。 〖70〗陈小雅〈北京知青历程回眸〉,载余夫、汪毕华编《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泪》,北京:团结出版社,第10-17页。 〖71〗可参见杨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北京:朝华出版社,1993年。 〖72〗黄风〈敢捋虎须拔龙牙〉,香港:《中时周刊》,第105期(1969年9月26日)。 〖74〗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纽约:《中国之春》,1990年12月。 〖74〗杨曦光〈长沙知识青年运动考察报告〉,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75〗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纽约:《中国之春》,1994年12月。 〖76〗魏京生〈从十六岁到二十九岁的思想发展(之一)〉,载《中国民办刊物汇编》第一卷,香港: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香港《观察家》出版社联合出版,1982年,第269-285页。 〖77〗同上。 (总论完,待续:第一章 血统论:从对联的风行到联动的觉醒) ————————————————————————————————————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赵 桦(美 国) 〈cnd-cm@c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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