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      ◆      回忆小说专辑之一(一)       ◆      ◆                        ◆      ◆◆◆◆◆◆◆◆◆◆◆◆◆◆◆◆◆◆◆◆◆◆◆◆◆◆            SUPPLEMENT TO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增刊 第一六四期 ——            (一九九九年一月廿五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9901c1) ———————————————————————————————————— ⒈【回忆小说】 外交官札记(一)                 剑 泯 ————————————————————————————————————   关于CND十周年纪念高尔夫球衫,请访问http://www.cnd.org/shirt            或致信cnd-shirt@cnd.org。 ————————————————————————————————————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  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  来稿请寄:HXWZ@cnd.org。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请只用  电子邮件寄纯文本文件。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  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除非本刊另有安排,不得转载。如欲以公用目的网络服  务站对本刊进行收集存档,或以任何方式对本刊再传播,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并取得授权。未经本刊许可,不得利用本刊或本刊存档从事任何形式的营利性  的或收费的活动(包括广告宣传在内)。 ———————————————————————————————————— 【回忆小说】                外交官札记(一)                 ·剑 泯·                一、来到纽约   从肯尼迪机场到领馆驻地有20多英里。我坐在汽车里,尽管乘了十几个钟头的飞机,加之不适应时差的变化,人已很疲倦了,但我望着窗外不断闪过的灯火,仍兴奋的不能自已。   这简直象在梦中。我居然到美国来了,现在正在纽约的街道上行进。记得以前学英语900句时,其中有一个句子:“I never realized that someday I would be living in New York”(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住在纽约)。现在我不仅来了,而且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高级外交官身份来的,这更使得我的到来带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当一名外交官曾是我儿提时众多的梦想之一。我曾是那样热衷于阅读有关间谍和神秘的外交生涯的故事。随着岁月的流失,我的这个梦想早已淡漠。可命运就是这样变幻莫测。当你常想它的时候,它总是躲得你远远的;而当你早已不再有梦想时,它又会突然掀开幕帷走到你的身旁。   被选为外交官,对我来说纯属偶然事件。当教委来我们学校选拔教育外事干部时,我正好符合他们的要求:处级干部,有做学生工作的经验,党员,懂英语(同时参加英语水平测试的四人中,我得分最高)。而且,因为前一段时间组织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搞了点新花样,我的名字正好在这个时候出现在组织部长的眼前。当然话得说回来,如果我不是坚持复习英语,我就不会在英语考试中得第一;如果当初毕业留校时,我坚持不当政治辅导员,而是留在教验室里搞专业,我就不会被提拨为副处级总支副书记;如果我不是坚持由我带领学生到钢铁厂实习,被记者采访,还上了电视,我的名字也不会被提到;如果我不是一贯坚持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也不会有今天。这就是说,偶然中存在着必然。咱们的老祖宗马克思早就对此有详尽的论述。其实,将历史分解开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事件,哪一件不是偶然事件呢?从这一点来说,当上外交官是我命中注定之事。   “姜健,感觉怎么样?”老王娴熟地转动方向盘,侧脸朝我笑笑。老王是专程到机场来迎接我的。老王是我在教委培训时的同学。他是我们中年纪最大的一个,因而被选为班长。他也是我们中第一个被派出国的。老王的个头很高,虽然已五十出头,但仍然显得很精干,一点没有发胖的迹象。他是清华大学文革前最后一届毕业生,因受其家庭出身的影响(他的祖父是中国第一代民族资本家之一,因而在解放初期划成份时,被划为资本家),他直到文革后才从江西的一个偏远小县城调回北京。他的经历使他显得很深沉,老练,有长者风度。我在集训时跟他的关系就很好,这次能跟他分在一起,我感到很幸运。   看见老王,我不禁又想起在教委培训的日子。出国之前,我到教委接受了为期二个月的集训。集训内容除了教我们这些外行外交礼节、外事纪律、外交注意事项外,主要放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上,特别是放在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上。说老实话,我对这种安排有点不以为然。   我的专业是金属材料学。但自从留校以后,我改行当了政治辅导员,政治学习就成了我的必修课。而且,在这个学习班里,我们中的哪一个不是经过多层次考察和挑选才进来的?能选中我们不正是因为我们的政治可靠吗?我确实希望能多学些与外交有关的知识,而不是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读文件,写思想汇报上。   我自信自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并且是久经考验的。在历次学生运动中,我都坚定不移地站在党中央的一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倒不是因为我对党内的腐败现象不反感,我总认为,做事要分清主次,认准方向。共产党中确实有不少腐败分子,共产党的名声也就是被他们给败坏了。但是不能因为党内出了几个蛀虫,就把整个共产党都否认了。再从更现实的角度来说,在中国社会中,有什么社会力量能取代共产党的位置呢?不管我承认还是不承认,我现有的一切都是共产党给的,特别是我们这些吃政治饭的人。搞专业的人,无论社会怎么变都有饭吃,而我们离开了现存的政体就无立足之地。所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不仅我的职责要求我帮助学生认清正确的政治方向,做正确的事,我的生存要求也规定了我的政治态度。我帮助政府,也是在帮助我自己。   抵制西方的思想侵蚀?这更可笑。我不敢为别人打保票,对我而言,我对西方政治,西方文化,西方生活方式并不感兴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只分成两种人,要么你是资本家,去剥削劳工;要么你是劳工,受资本家的剥削。当资本家,靠剥削工人发财,不是我的理想;而当工人,被资本家剥削,又不是我所情愿的。总而言之,我不敢说我的世界观已完全固定,至少到现在为止,我所信奉的除马克思主义之外,没有其他主义。   集训班所讨论的议题,完全是我非常熟悉的内容。例如东欧和苏联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我当政治辅导员,每天对学生谈的不就是这点东西吗。不是吹的,我可以如数家珍般的谈上2个钟头,中间都不带打顿。   从70年代起,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掀起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浪潮。怀疑社会主义制度,向往西方民主政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到了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成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具体行动。随着捷克斯罗伐克和南斯拉夫社会中的动乱,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的倡导下,苏联也开始了政治体制改革。苏联的动向严重地影响着中国。早在5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就与苏联共产党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两国关系很紧张。但当时不论两党在意识形态上有多大的分歧,两党存在着共同之处——坚持马克思主义。两党的分歧主要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上。当时,苏联以老大哥自居,要求中国在经济上成为苏联的卫星国。毛泽东对此予以了坚决反对,强调,中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走自己的路。但不管中国是否成了苏联的卫星国,中国的社会主义体制几乎是苏联体制的翻版。苏联毕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形成的两个世界级超级大国之一。有一个强大的苏联作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中国的压力要小的多。   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开始提出怀疑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论点。与苏联和东欧的浪潮相呼应,怀疑的要点是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和西方民主政治的优越性。而这些思想正好出现在文革刚刚结束,人们思想仍较混乱的时候。这种状况使新思想有了立足之地。   当然,这次学习与我即将担任的职位也不能说完全无关。随着中国改革的不断深入,对外开放的程度不断扩大。出国留学访问的人逐年增多。这些人堪称中国的佼佼者。他们中的一部份人就是中国将来的领导人。他们来到西方社会中,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并在其学成归国之后,将西方的思想带入中国。防患于未然,必须要掌握这些人的思想动态,做好他们在国外的思想政治工作。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些外交门外汉被送到国外来的原因。   “你看见前面那座灰色的大楼了吗?”老王指指前方拐角处的楼房,那就是领馆大楼。这座楼以前是一家旅馆,被我们买下了。你瞧,旅馆的招牌还在大楼上挂着。”   “老王,这工作,我们干得来吗?”不知为什么,当领馆出现在眼前时,我突然感到有点惊慌和不知所措。   老王笑了,朝我眨眨眼:“紧张啦?没什么,跟国内时差不多。我甚至觉得更单纯。不过,”他想了想,“也有很多区别。最明显的是与留学生的关系。以前在国内,我们与学生的关系一般都很密切,学生对我们也很尊敬。在这里不同。学生们与我们没有任何行政上的关系,我们管不到他们。特别是有些学生,对我们有戒心甚至是有敌意,工作很难做。你接上手就知道了。”   “是吗”,我的兴奋之感顿时消失了。我开始有点明白了,为什么临来之前必须要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学习。   领馆的地理位置应该说非常不错。正面朝向哈德逊河,与新泽西州遥遥相对。沿河自北向南,豪华远洋轮船码头,航空母舰博物馆,环河游艇码头和一些早已废弃的旧码头,呈一字热闹地排成一排。著名的环城小高速9A公路,正通过领馆的大门。   汽车一转弯,我就看见一面鲜红的五星红旗,高高地飘扬在大楼的正前方,大大的国徽,端端正正地悬挂在拱门的上方。在国内时,处处可见到五星红旗和国徽,不觉得有什么稀奇。可在这里见到她,我不由地有点激动。到家了。   “到家了,”老王拿出一只遥控器按了一下,车库的大门徐徐地自动打开,汽车驶了进去。我看见有不少人正站在车库的大门边谈话。   老王停下车,指着那群人对我说,“瞧,那是组长老江,副组长老方。他们等在这里欢迎你。”   我钻出汽车,朝老江他们迎去。   “欢迎,欢迎。小姜同志,你终于来了。我们一直希望能来个年青人,如愿以偿了。”老江迎上来与我紧紧地握手,我感觉到他的手劲。老江看上去有60岁了,几乎全白了的头发整齐地朝后梳着;脸庞清瘦刚毅,布满皱纹,给人以饱经风霜,经历丰厚之感。   “我看了你的材料,很满意。我们现在缺少象你这样的生力军,希望你能尽快接上手。给你三天时间倒时差,熟悉环境,够不够?”老江盯着我,两眼炯炯有神。   我顿时感到一股压力。我急忙说:“不用休息了,我不累。我希望马上就开始工作。闲着没事反而倒不过时差来。”   老江点点头,“好,好。明天早晨上班时到我的办公室去,我跟你谈谈你的工作安排。”他转身指着一直站在一旁微笑的老方,介绍道:“教育组副组长,党支部书记方永年。你也许早就认识他吧?”   “老方,”我跟老方握握手。老方的手软软的,有点潮湿。我从未见过老方,但我早就听说过他。他是外事干部的元老,经他的手挑选的外事干部遍布全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我也是他选来的。听教委外事局的哥们说,因为纽约是一个大码头,特地派老方来坐镇。名义上他是第二把手,实际上背景比老江都硬。对这位传奇人物,我立即充满了敬畏。   “小姜,家里安排好了吗?爱人没有什么困难吧?你若有任何事需要帮忙,只管跟我说,我会尽力帮你解决。我们这里每个星期都有人回国,你写好信,贴上国内的邮票,放进邮袋就行了。如果你没有带国内的邮票来,我那还有,你到我那去取,不用客气。明天我带你去看放信的邮袋。”   老方的形象与我想象中的外交官相去甚远。他的笑容满面的方脸,让我想起我的妈妈,一位和蔼可亲又有点吁吁叨叨的长者。他的风格与老江显然不同。很明显,他们二位,一位是武将,一位是文臣;一位在前台冲陷阵,一位是摇鹅毛扇的军师。   “家里都安排好了,没问题。”我急忙回答老方的一联串的问话。   老王已从大厅里找来一辆行李手推车,正在将我的行李放上去。我的行李很简单,只有一只大号旅行箱,一只旅行袋,一个公文包。老王去车库停车,我和老方一起推着车子朝大厅走去。   “你的房间是在12楼。因你的夫人没有同来,所以你的房间暂时是单间。如果你的夫人来了,我们立即给你换房。”老方有点抱歉地说。   “单间就足够了,”我对老方说,“我只有这么几件行李,一个人住,怎么都对付过去了。”   老方笑笑,点点头。   领馆大厅布置得很简朴,但很庄严。大厅的正面是一幅跟墙一样大的壁毯,绣有北京天坛风景。左边是一个铺着红地毯的小讲台,讲台旁边立着一架黑色的钢琴。沿着墙边,摆放着一盆盆长青植物盆景。拼花水磨石地板光滑照人,清洁得让人不忍涉足。   有位个头矮小,五十几岁的男子坐在领馆传达室内。他见到我们时,朝我们挥了挥手。   “他是办公室的老葛,外交部来的,”老方介绍道。我朝老葛挥挥手,但并不想停下来交谈。我想赶快回到自己的房间去。我的腿有点软,踩在地上就象踩在棉花上一样。耳朵里仍然象堵着棉花,闷闷的,所有的声音都象是从扩音器里出来的一样。坐了整整一天飞机,我有点累了。   我的房间里挤满了人,差不多整个教育组的同事,包括他们的夫人都聚集在我的房间里。   出乎我的意料,我的房间相当大。除了一张皇后席梦思床外,还有两张单人沙发,一只大冰箱,一张书桌,一张长条带四个抽屉的矮靠柜,靠柜上放着一驾21英寸大的彩色电视机。床头柜上,电话、台灯一应俱全。最让我满意的是那宽大清洁的卫生间,比起国内四星级的大宾馆一点不差。我注意到,在我的卧室墙上的镜子两边,悬挂着一幅对联:别家园,远涉重洋;挑重担,来到纽约。横批是:四海为家。显然是教育组的秀才为欢迎我而特地编写的。对同事们的盛情,我很感动。   老方将组里的同事及他们的家属一一介绍给我。我也一一与他们握手,说点应酬的话,但实际上我一个人的名字也没记住。尽管我们将一起共事,此时此刻,他们还是陌生人。   老王的妻子李丽挤到我身边,笑盈盈地指着墙上的对联说:“怎么样,喜欢吗?知道你今晚到,我们忙了一下午,为你打扫房间。这幅对联是老方的大作,有点水平吧。”   我以前见过李丽。我们在教委培训时,李丽曾去探亲,算是认识人了。我连忙道谢。   李丽止住我,“别客气,以后你将与我们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互相帮忙的机会多着呢。餐厅在五楼,早饭时间是7:30到8:30。明天早晨我会给你打电话,领你一起去餐厅。今天晚上吃饺子,我们给你留了一碗,放在冰箱里。你一会儿想吃时,倒点热水烫一烫就行了。”   “好的,好的,”我忙不迭的点着头,心里热乎乎的。教育组真象个大家庭,每个人都这么热情、周到,看来也很好相处。这是个好兆头。凭我多年工作之经验,要想正正经经干点事,没有一个好的工作环境是不行的。要是整天都泡在人事纠纷中,侧着身子做人,防前避后,将全部的精力都放在如何对付别人身上,那就别干工作了。   一只手朝我伸来,“罗天。”   我一看,是一位50出头的富富态态的中年妇女。她说得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长方形的大脸盘极其白净。衣着端庄华丽,很有贵夫人的派头。我心里不禁暗暗思忖,她一定是……   “江鹏是我的丈夫,”她自我介绍道。果真不假,她是老江的太太。没来之前,我就听说,老江的夫人年青时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还当过电视节目主持人,是位名人,很有特色。初次见面,果然名不虚传。那气势就是与众不同。   我急忙点头哈腰地与她握手,“闻名多时,闻名多时。很荣幸,很荣幸。”   罗天朝我拍了一个巴掌,“认识我荣幸什么?我算这里的什么?在这里当家属。你这么年青就当上了二秘领事,将来前途无量。应该是我认识你很荣幸才对。”   “不敢,不敢。”我有点尴尬,不知说什么好。   老江朝罗天瞪了一眼,“好了,好了。小姜刚下飞机,很累了,让他早点休息。我们走吧。”   听老江这么说,组里的同事都开始道别,相继离去了。庞大的屋子里就剩下我一个人。   我深深地透了口气,坐在沙发上,闭上眼睛。从今天起,这里就是我的家了。我是那么困倦,却不想立即上床睡觉。于是,我铺开信纸给妻子写信。在信中,我谈到了教育组的同事和我的感受。明天若有人回国,让他们把信捎回去。我又找出来一本厚厚的笔记本,写下今天的日子:1989年4月14号。想了一想,我又在笔记本的扉页上题了几个字:我的外交生涯。               二、第一次接触学生   时差反应强烈。吃午饭时,我若不是强打起精神跟老王他们说点笑话,敢肯定,我会趴在桌子上就睡着了。吃完午饭,我克制着自己不回寝室。我知道,如果我一躺下,今天下午就别想起来了。   我直接从餐厅下到一楼,还在电梯口时,就听见接待室的电话在响。我打开门走进去,犹豫了一会儿,抓起了电话。   “你好,我是留学生接待室。我能帮你什么忙吗?”我问道。   “唉,太好了,总算打通了。我今天上午一直在给你们打电话,但总没人接。你们是不是只是下午办公?”电话里传来一个年轻姑娘尖细的声音。   “不是,我们全天办公,但接待室仅下午开门。以后你上午打电话,可以直接打给管片领事。你是那个州的?”   “我是俄亥俄州的,我叫项宜珍。我以前见过扬领事,我也往他的办公室打过电话,可他那里也总没人接。我们学生会主席让我试试这里。我有急事要问。”   现在才12点多一点,罗天她们要到1点钟时才会来上班。我心里有点打鼓,这个项宜珍会有什么急事呢?我能处理好她的事吗?也许我应该让她1点钟以后再来电话,老江不是说过,宁可慢一点,也不要出差错。但她说有急事,而且她打了一上午的电话,好不容易找到人了,又让她再等一个钟头,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管它呢,先问清是什么事再说吧。   “我是姜健。我在留学生接待室工作。也许我能为你做点什么?”我问道。   “噢,太好了。我收到我家里的急电,我母亲病重,我要回国探亲。我听人说,应先到领馆办一份留学身份证明,否则公安局不让重新出境。有这么回事吗?”   “这个,没有吧?”我的回答很勉强。我努力回想早晨读过的文件,似乎并没有提到这件事。但我不能肯定。   “但我是听我的同学说的。他们说国内现在形势很不稳,回国时,一定要带上由驻外领馆开具的证明,否则会有麻烦。他们都劝我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回国。我还有一年就毕业了,万一回去后进不来了,就惨了。可是我的母亲病重,我必回去看她。姜领事,你说怎么办,我都急死了。”   我很同情项宜珍。而且,说实话,她是我上任以后接触的第一个留学生,又是俄亥俄州的学生。老扬下月离任后,我就是分管俄州的领事了,这件事我说什么也得办。可怎么办?我真有点不知所措。   我想了一下,“这样吧,你把你的电话号码告诉我,我找扬领事商量一下,然后给你答复。”   项宜珍给了我她的电话号码,但紧接着又说,“姜领事,能不能尽快告诉我,最好是今天,或者我过一个钟头再打电话过来?”   我能理解她急切的心情,但我实在说不准我是否能在一个钟头内就有结果。现在是午休时间。按中国人的传统,每天中午必须上床打个盹。这种习惯,美国人也许会不理解,但我总不能为这件事去敲老江的门吧。   “过一个钟头你可以试试,但我不能保证一定有回音。不过你放心,今天之内,我一定会给你准确的答复。你看这样行不行?”   “真的,那太好了,我就等在电话机旁。谢谢你,姜领事。”   我放下电话,在接待室里转了两圈。墙上的钟才指着12:30,离上班时间还有30分钟。我打开计算机室的门。   这间办公室比楼上的那间小多了。四壁洁白,没有窗户,也没有任何装饰品,给人以进了一个箱子的感觉。计算机放在房间的正中央,我的办公桌设在计算机的旁边。靠墙有几叠铁文件柜,还有一个小保险箱。   办公桌上放着厚厚的一叠留学生报到表,至少有一千来张。我拿起一张留学生报到表看了看。好家伙,每一张报到表至少有二十几个项目。除必须有的姓名、年龄、性别、籍贯等栏目外,还有国内单位、国外单位、国内地址、国外地址、电话号码、专业、婚姻状况、子女情况、现在身份、是否定了《人民日报(海外版)》、健康保险状况、是否公费留学、护照号码、以及备注。备注里包括转学、工作、是否是杰出专业技术人才等补充材料。我在心里计算了一下,按我目前的键盘操作技术,输入一张表格至少需要5分钟,一个钟头20张。按8小时工作日计算,我整天什么别的事都不做,光是桌子上这堆东西,也得要2-3个星期才能完成。我不禁有点犯愁,接手管理计算机,我还能做别的事吗?为什么组里不安排一位编外夫人专职来干这项工作?这很简单嘛,又不需要编程序,只往里输就行了。而且,我们要求这么详细的报到表干什么,难道将来还会将它报回国,以存入人事档案?也许组里的意思是为了便于管理。管理,谈何容易。人家既不拿你的工资,就不受你的控制,你有什么管理可言?当然,能掌握详尽的第一手资料还是有用的。至少当上级来视察时不至于一问三不知,连有多少留学生都不清楚。   我叹了口气,坐在计算机前。干吧,想任何事都没用。我打开计算机,进入DBase 4程序。我的前任已设立了输入程序,我只要按程序输入即可。说实在话,工作这几年来,我是第一次感觉时间不够用。   我专心致志地在计算机上工作,很快就进入最佳状态。我对自己的工作能力是相当自信的,无论是在什么地方,我都能很快地适应,并发挥最大的效能。我是这样的专心,当接待室的电话铃响时,我几乎忘记了我是在何处。我刚想起身到隔壁接电话,电话已不响了。我听见罗天的声音:“留学生接待室”。   罗天这么早就来上班了?我看了看手表,1:45。   什么,已经过去了一个多钟头?手头有事做,时间就过得快,特别是你不希望时间这么快的时候。我想起项宜珍的问题,我得找老江问问,看怎么处理好。我的办公桌上有两部电话,我抓起其中一只,电话中传来罗天和对方谈话的声音。这是怎么回事?我的电话可监听外面接待室的电话?或这两部电话用的是同一条线?但我并没有听见我的电话铃响。   “我告诉你,我们不办这种证明。”罗天的声音很响,我不得不将电话筒拿远一点。   “我刚才跟姜领事谈过了,他说要商量商量。是他让我过一个钟头再打过来的。”是项宜珍的声音。   “姜领事是新来的,他不懂。我们从来没有开过这种证明,而且我认为也并不需要。   “那我能不能跟姜领事说几句话,”项宜珍请求道。   “他现在没空,你以后再打来吧。”罗天搁了电话。   我感到血液直往脸上涌。这是什么话,他是新来的,他不懂,他没空。罗天怎能这样答复问题。我的确是新来的,我的确有很多事需要学习,但在留学生面前说这个话未免太不合适,我好歹还是她的领导。再说,即使是以前没做过的事,也不意味着现在就不能做,怎能就这么简单地回绝人家呢。   我放下电话,在桌子前坐了几分钟,思考该怎样处理这件事。立即过去跟罗天理论,也许会引起一场争吵。刚上班第一天就跟部下吵了起来,而且这个部下还是我的顶头上司的夫人。这绝对不行。让这件事就这么算了?我想起项宜珍那急切的声音,她现在是多么的失望和痛苦。我这个教育领事到美国来干什么的?不就是来为留学生服务的吗!?现在他们有事求我们帮助,他们不是在向我们哪一个人求援,而是在向自己的政府求助,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将其置之门外。我忍住心头的不快,拿起电话,拨老江的号码。   老江不在办公室,电话铃响了十几声也没人接。   我又拨了老方的号码。   “喂,”老方几乎是立即就抓起了电话,“我是方永年,请讲。”   “老方,我是小姜。”   “哎,小姜呀,已经上班了?休息两天嘛,倒倒时差。有事吗?”老方问。   “嗯,是的。我中午时接了一个电话,是俄州的一个留学生来的。她的母亲病重想回国探亲。但她听说国内现在需要驻外领馆开具的学生身份证明信,才能放她回来。罗天已告诉她,我们不办理这种证明。但学生坚持让我给她一个答复。我想请示一下,碰到这种情况,我该怎样处理。”   “谁说我们不开?!罗天真是乱弹琴。开证明信是管片领事的基本职责。特别是这种学生身份证明信,只要他在我们这里报过到,我们又确实知道他是学生,就可以为他办理。下次再碰到这种事,别听罗天的,直接来问我们。”   “好的。”我答应着,刚想问问具体怎么开,老方又说了起来。   “小姜,现在你是接待室主任,你要全面负起责来。许多留学生都反应,接待室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这种状况要彻底转变。接待室是我们教育组对外的窗口。它的根本宗旨就是为留学生服务。我们这些领事是什么?我们不是领导,不是官员,是服务员。不为留学生服务,那我们到美国干什么来了。”   老方这番话讲到我的心里去了,刚好回答了我刚才自己为自己提出的问题。看来老方还是挺有水平的。“那我是不是应该告诉罗天和李丽,以后再碰到这类的问题,就说可以办。”   “这个……”老方沉吟了一会,“这样吧,你告诉罗天和李丽,有关开具各种证明信的事,统统由管片领事直接处理。再有这样的电话打来,让她们将电话转到管片领事那去。如果管片领事不在,就转给你,由你来处理。你不懂的地方就来问我。”   “好,”我放下电话。根据老方的指示,项宜珍是俄州的,属老扬分管,应交老扬处理。我拨了老扬的电话。老扬不在。他因要离任了,应酬很多,总是不在办公室里。我写了一张纸条贴在电话机上,以提醒跟老扬联系。然后,我给项宜珍打电话。   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有人拿起电话。“Hello?”   “我找项宜珍。”我说。   “我就是,您是……”   “我是纽约领馆的姜健。”   电话里沉默了几秒钟,才又传出项宜珍的声音,嘶哑而低沉,似乎是在哭,“有什么事吗?”   我心里忽然很难受,“抱歉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开证明的事,我已与组里的领导商量过了,他们认为可以为你开具,但需由管片领事办理。老扬是俄州的分管领事,他有事外出,我暂时无法找到他。我已给他留了条子,今天晚上他回来时,我还会找他。你放心,我们一定尽快为你办好。”   “真的?”项宜珍的声音顿时响亮了,“真的,你真的问过了?你们会为我开证明信,right?太好了,太好了,太感谢了。”电话中传出她兴奋的咯咯的笑声,我可以在脑子里画出她那惊喜交加的样子。   “顺便问一句,你在我们这里报过到吗?”   “报过,当然报过。我一来,学生会主席就让我填了一张报到表,说是你们发的。我填好后,立即就寄给你们了。不信你可以查。”   “那就好,我们必须确切地知道你是留学生,才能为你办理。”我解释道。   “我明白,这是一定的。”项宜珍连忙说。“嗨,姜领事,你真好。不象刚才接电话的那位女同志,说话凶巴巴的,还说你不懂。我看是她自己不懂装懂。她也是领事吗?怎么讲话这么没水平。”   听她这么问,我有点尴尬。我发觉自己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含糊其词地说:“这真对不起了。我的确是新来的,所以刚才没有立即回答你的问题,让你等了这么长时间。请多包涵。”   “姜领事,你快别这么说,让我难为情了。刚才我差点挂了你的电话,而且对你很不客气。你应该原谅我才是。”   听着项宜珍清脆的还略带点童音的声音,我心中有底了。留学生工作就得这样做。我们的留学生是受过多年教育的优秀青年,只要你肯尽心尽力为他们排忧解难,真心待他们,他们不会给你为难的。所谓人心都是肉长的,这跟在国内时一样。   搁下电话,我到隔壁的接待室去。罗天和李丽正坐在办公桌前拆信。桌子上有厚厚的一摞信,全是各地留学生寄来的。   李丽见我进来,笑嘻嘻地向我招招手,“主任来了,这么着急就上班了?中午也没休息一会儿?”   我笑笑,“看了一上午文件,下午想干点计算机的活。学生报到表堆在那,起码有一千多份。真不知要干到什么时候才能干完。”   李丽指着桌子上刚拆封的信,“还有呢!这一段时间来报到的人增多了,每天都会有这么一叠。够你这个新官忙一阵了。”   罗天插话道,“小姜,你时差倒过来了?到底是年青人,就是快。我刚到美国时,两个星期都没有倒过来。整天是白天昏沉沉想睡觉,晚上又睡不着。”   “我也还没有倒过来。中午吃饭时,端着碗差点就睡着了。我是硬撑着不睡。听说,撑个一天就倒过来了。”   “你还是行,要我就是撑不住。”罗天说着,想起了什么,“哎,刚上班时有个小女学生给你打电话,我帮你回掉了。”她泰然自若地对我说,脸上的神情似乎是在等我的表扬。   “噢,什么事?”我故意装作不知道。   “说什么要开学生身份证明信。我们接待室从来不给个人开证明信。她硬说是你让她打来的,我把电话给搁了。有时我们就会碰到这种不讲理的人,死搅蛮缠,跟你没个完。我们接待室的工作是最难做的,我在这里呆了三年了,什么样的人都见过。”罗天的脸上满是不屑一顾的神情。   “喔,说到开证明信,老方刚才通知我,凡是要开证明的,统统由管片领事处理。管片领事不在,给他们留个条子,也可以转到我那。”   “老方告诉你这件事了?准是那个小女孩子到老方那告状去了。”罗天牢骚满腹地说,“老方就是爱大惊小怪,一点芝麻大的小事也当西瓜看。他有没有说我什么?”罗天瞪着我,满脸通红。   “没有,他只是让我通知一下。”   “他把自己的夫人安排在阅览室工作,那里又轻松又安静,没事时坐在那打打毛衣,看看报纸,聊聊天,舒服的很。却把我们安排在这里,一天到晚人来人往,又是电话,又是来信,空气差得让人头晕,还要求这么高。我们又不是领事,帮他干点活就够好了。”罗天气呼呼地说。   听罗天这样直接了当的议论老方,可真让我吃惊。我很不习惯在背后议论别人,即使是听别人议论,我也会起鸡皮疙瘩。何况,今天的事与我有关。   我转移话题问道,“空气差是怎么回事?”   李丽解释道,“我们楼下的这三间房屋在大楼的最低层,没有通向外界的窗户,唯一的通风口就是大厅。大厅里的空气本来就差,我们的屋子再依靠大厅的供应,就更差了。我们这间还好一点,必要时可打开朝外的这扇门透透气,你的那一间就更差了。以前小陈管计算机时,为赶季度报表,坐在屋里一天,出来时满脸通红,象喝醉酒似的。”   “有这么严重?”我有点不信。我在那坐了一中午,似乎没有什么感觉。也许是没有注意到。   “当然有。所以,没人愿意干接待室的工作,”罗天接过话题,“只有我们这些傻瓜才会来。”   李丽朝我挤挤眼,笑了笑。   我走到门口,“好,我不打搅了,我去干活了。”   “悠着点,时间长着呢。”李丽说。   “知道了。”                三、胡耀邦去世了   我精力集中在计算机的操作上。开头,因不熟悉英文名称,每一个字都要看半天,特别是那些英文地名,我得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认,花了许多时间,有时还会出错,输入速度相当慢,每一张表格耗用的时间大大超过我的预算。但随着对它们的熟悉程度的增加,我的速度也逐渐加快。到后来,我的动作几乎成了机械运动,输入每一张表格的时间从十几分钟降到5分钟以下。我心里暗暗高兴,照这样的速度下去,若再加几个班,两星期之内完成手头这点东西是不成问题的。老扬要到下个月才离任,在他尚未交班之前,我若能突击完成这批积压表格,我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我的其它任务——我的真正的工作,领事的工作。   其实,从输入留学生登记表开始我的工作,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优惠。我看着那些从手下走过的一个个字母,读着他们的姓名,地址,家庭情况,工作状况和专业,所在学校,想像着他们正在干什么,谈什么,仿佛一下子就成了他们的老朋友。能够在尚未接手工作之前,就了解我即将与之打交道的对象,怎么不是一个大好事呢。我是搞学生工作出身,我喜欢与学生打交道。与学生们在一起时我感到轻松自在,如鱼得水。很多人喜欢当官,我也喜欢,否则我就不会成为政工干部了。但其实我自己很清楚,我并不是当官的料。我喜欢当官的理由无非是为了那点说不清道不白的名声。我并不懂做官的诀窍,我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的走到今天,是我的运气好,而不是我有什么特殊的本事。与那些老于世故,满腹计谋的官场老手相比,我是太单纯了。我想,这也是我喜欢搞学生工作的原因吧。学生们是很单纯的,与他们打交道,用不着绞尽脑汁考虑对策。我的处世原则是,凭良心办事,老老实实干好每一件正在干的工作。我的这个座右铭看上去就很幼稚,但谁知道呢,我是靠着它走到今天的,我也将继续下去。如果将来出了什么不测,那只能说是我的运气不好。我早就说过,运气这个东西是无法预测的。运气来了,你挡不住;运气走了,你拉不回。我从不对命运有什么幻想。一个人如果能够正正派派的过一辈子,死时就可以安心合眼了。这也正是我所追求的。   电话铃响了,我伸手抓起电话。   “你好,我是姜健。”   “嗨,姜健,马上到1416会议室开会。”是小孙。小孙是从国家教委来的,他比我小几岁,在办公室工作。   “我们都去吗?”我问道。   “不是,就你一个,是编内人员开会。你跟罗天和李丽打个招呼。”   我放下电话,先将手头的资料存盘,然后锁上门,走到隔壁接待室。罗天和李丽正在处理信件,她们见我进来,都朝我笑笑。   “楼上通知我去开会,我上去一下,”我对她们说。   “什么内容?”罗天问道。   “还不知道,小孙没说。”   “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搞得神神秘秘的。动不动就是编内开会,好象我们这些编外就不是国家干部了,”罗天不满地说。   我笑着对罗天说,“这的确不公平。你也不跟老江说说。我们这里,你是最有资格提意见的。”   罗天一听我说找老江提意见,马上板起脸来,“我找老江有什么用。在他的眼里,我只是一个小公务员,轮不到说话的。”   李丽笑着对罗天说,“如果你是小公务员的话,那我们这些真正的小兵砬子该放到哪里去呢?”   罗天也笑了,“放到接待室呼吸废气呗。”   我们都笑了。我对她们说,“我上去开会,这里就交给你们了。有事打电话叫我。”   李丽挥挥手,“放心走吧,没问题。”   1416会议室就是阅览室。我还是第一次到阅览室去。阅览室在走廊的尽头,因此有两扇窗户。一扇朝西,就是哈德逊河的方向;一扇朝北,从这里可远眺华盛顿大桥。阅览室里放着两张阅览桌,桌旁是一溜红色折叠椅。靠墙是一排漆成土黄色的玻璃立柜,里边整齐的摆放着厚厚的精装本和平装本书籍。我浏览了一下,主要是马克思全集,列宁全集,毛泽东著作选集,邓小平文集,以及一些有关政治经济方面的书籍。靠窗的墙边放着两盆生长茂盛的盆景,一盆是巴西木,一盆是热带棕榈,为小小的阅览室增添了不少优雅的气氛。   阅览室里已坐满了人,应该说,该来的都来了。老江坐在朝门方向的长桌尽头,那里显然是他的专座。老方坐在靠门一侧的最外边的位子上,见我走进来,指着身旁的位子,让我坐下。我坐下后,老江问道,“是不是都来了?”   老方看了看四周,“除老胡出差还没有回来,其他的都到了。”   “好,我们开会。”老江双手撑在桌子上,朝我们大家扫视了一遍。“上午我和老方到401开了个会。胡耀邦同志于昨天凌晨去世了。心脏病复发,不救而逝。”   我们都很吃惊。在我的印象中,胡耀邦的身体状况还是很不错的,而且年龄也不大,还不到70岁。他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任总书记,因处理86年学潮不利被罢免,接替他的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对胡耀邦的处理,在我的感觉上一直比较含糊。中央文件上说,这次免职,是因为他犯了错误,不适宜继续当党的第一把手。所犯错误之一是说了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我的政治敏感性较低,说实话,直到今天,我对胡耀邦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仍有点糊涂。但我对中央这样处理问题还是比较满意的。犯错误与犯罪不同。犯了错误仍然是同志,不是敌人。人是活的,而活人就难免犯错误,这一点连毛泽东本人都承认。犯了错误被处罚也是应该的。中国的民主政治还没有发展到美国现在的程度。在美国,今天是总统,明天不当总统了,就到大学当教授或到哪个大公司当总裁,没有什么稀罕。拿胡耀邦为例,他不当总书记了,退休回家休息不也挺好。快70岁的人了,还那么操心干嘛。   胡耀邦在任时,我对他的评价很一般。胡耀邦在毛泽东时代仅是共青团中央书记。共青团是个群众组织,没有实权,因而职小位轻,我甚至不知道有这么个人存在。文革后当上了党的总书记,在我看来,也不是因为他有能力,鹤蚌相争,渔翁得利而已。既然胡耀邦是个中间人物,他的势力必然不大。势力不大,说话难免不够权威。权威不够,威信自然不高,被整下台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从这一点来说,赵紫阳比他能干多了。   当然,中央领导中,最有能力的还是毛泽东。毛泽东在世时,只有他整别人的时候,而没有别人整他的日子。我往往把后来人与毛泽东做比较,尽管我承认毛泽东在其晚年犯了重大错误,而且后果还很严重,我所崇拜的国家领袖还是非他莫属。   谈到毛泽东,我对他的感情很复杂。先不说我们国家因他晚年犯的错误所经历的苦难,我自己的家庭就饱受其害。我父亲曾担任相当高的职位,但他不到46岁时就被免职了,被免职的主要原因是我父亲的历史问题。在抗日战争时,我父亲曾在执行任务时被日军逮捕。他与同时被捕的战友经受了日军的残酷折磨,但没有吐露任何党的机密,后来经组织营救出狱。这事很清楚,参与营救的人还健在,党组织有明确的结论。但不知为什么终于成了历史污点,而不加重用。离职后,父亲一直郁郁寡欢,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毛泽东去世后,虽然组织上承认以前的做法不妥当,但父亲已年过60,到了退休的年龄。我母亲对父亲能够享受以前的待遇表示满意,父亲也从来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什么不满意的话。但我知道父亲的心思,他对自己还这么年轻就退出了工作岗位,一直是耿耿于怀,深有壮志未酬之感的。文革时,我六叔在一个科研机构当书记。被红卫兵楸斗,殴打致死,至今不知尸骨被抛在何处。六叔去世后,六婶被下放到食堂当勤杂工,每月仅30元生活费。他们的三个孩子完全靠吃别人的剩饭,穿破衣服长大。直到81年,我的六叔才被平反。我父亲没有去参加为六叔平反举办的大会。父亲对来接他的人说,我老了,受不了那种痛苦。其实父亲是处在一种绝望的心理中,人都死了,开平反会又有什么用?   但不知为什么,我仍然认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能够被称为伟人的,仅毛泽东而已。孙中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的理论没有成功。蒋介石应该也算是了不起的人物,但他掌权不到20年就被毛泽东打败,赶到台湾这个小岛上,到死都没有实现重返大陆的愿望。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古今中外,历来如此。就连中国人普遍敬重的周恩来总理,我也只是敬重他的辛勤的工作态度。周恩来的光辉是毛泽东为他照亮的。没有毛泽东,就没有周恩来。历史上有许多著名的宰相,他们或是因其忠诚名留千古,或是因其智慧而流芳百世。但没有一人是能够离开当时的帝王而成其大业的。   因此,当老江宣布胡耀邦去世的消息时,我虽然有点吃惊,但没有多大的震动。一个下了台的总书记,去世后怕是没有多少人为他哭泣。为胡耀邦的去世,馆里特地招老江老方到401室开会,倒有些太郑重了。   “胡耀邦去世了?”老王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记得他的身体好象挺不错的,手脚不闲,总在那跳来跳去。”   人们都笑了,桌子上顿时活跃起来,大家开始七嘴八舌地谈对胡耀邦的印象。从这些谈论中,我发现,大家对老胡的印象与我差不多,对他的突然去世不甚惋惜。   老方也谈了一些有关胡耀邦的趣事。整个房间里只有老江一直皱着眉头,似乎心事重重。见老江这样,桌子上的谈笑声渐渐地小了,大家都看着老江,等待他的表态。老江注意到这一点,他清了清喉咙,沉重地说:   “听到胡耀邦去世的消息,我很震惊,也很难过。我认识他多年了。文革时,我们曾在一个党校劳动。不管他是否犯过错误,生前他曾为党做过很多工作,有很多贡献。他的逝世是我们党的损失,也是我个人的损失。”说到这里,老江停了一会,喝了口水。“我和老方上午到馆里开了个会,馆里要求我们教育组要做好思想准备。胡耀邦的突然去世也许会引起我们所不能预见的严重后果,特别是在学生中间。既然他下台的原因是纵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他的去世,就有可能成为学潮再次掀起的导火索。对此,我们应有充份的认识。党的总的方针仍然是,‘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馆里要求每一个党员,国家干部,外事人员,都要贯彻执行党的这一方针,不能有半点偏移。近年来,国内学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有东欧的趋势。我们这些搞学生工作的人,担子很重。我担心,如果中央不正确处理这件事,采取一些有效的措施,恐怕会出事。”   又是出事,从早晨到现在,我已经是第二次听到人们使用这个字眼了。真的会出事吗?我的心情不禁沉重起来。听了老江的话,桌子上的活跃气氛顿时消失了,大家跟我一样都开始沉思。   “我们近一段时间的工作,一定要加倍的小心谨慎。有问题要多请示,多汇报,不能靠想当然处理。我在,找我,我不在,找老方。我把话说在前头,若是有人不按政策办事出了事,别怪我老江事先没有提醒,不讲情面。”   老江的话使我不禁打了个冷颤。   “会就开到这里,散会。”老江站起身走了,众领事也都跟着站起来。我坐在位子上没动。   能出什么事呢?难道真的会出现政变这样的大事?我努力回想在国内时的迹象。政变,没有军队的支持是搞不起来的。而军队参与政变的可能性很小。我对军队是相当了解的。我父亲是个军人,他把他的一辈子都贡献给军队了。我也算是半个军人,高中毕业后曾当过两年兵。中国的军队有一整套严密的政治思想教育体系和传统。从井冈山时,毛泽东就把党指挥枪作为建军原则定了下来。要调动军队参与政变,在现在的中国,只有两个人有可能。一个是邓小平,一个是赵紫阳。邓小平在军队中有相当的影响,如果他现在搞政变,军队会听他的。可邓小平是唯一的一个绝不会搞政变的人。他即使不在正式的位子上,可他掌握着真正的实权。搞政变的人只能是从他手中夺权。赵紫阳是现任军委主席,他手中有一定的军权,必要时,他是可以调动军队的。但我怀疑赵紫阳是否在关键时刻能调得动军队。赵紫阳是文官,在军队中没有根基。他自当上军委主席以后,常给军队一点小恩小惠,例如给军队干部加工资,改善生活条件,他也在人事上做了一些调整,选派了几个他自己的亲信。但他的所做所为并没有多大的影响。军队有军队的传统,半路出家的人是不可能掌握军队的。何况,赵紫阳是从地方官提拔到中央的,在老的京官中没什么威信,搞地方割据还有可能,在中央发动政变,简直是拿鸡蛋往石头上碰。更何况,他现在已经是中央总书记,他没有必要急着夺邓小平的权。而除了这两个人,我想不出另外的可能候选人。排除了政变的可能性,会不会是战争呢?例如那个国家乘乱打进来?苏联?日本?美国?或台湾?   苏联自戈尔巴乔夫上台以来,实力已大不如从前。戈氏的对社会主义再思考的新思维,已使苏联失去了对东欧的控制。而苏联党本身也面临着来自内部的挑战。他自顾不暇,那有力量发动战争?   日本近年来发展的很快。尽管他仍然执行维也那协约,不设军队,由美军驻防,但实际上军费增加得很快,每年的军费开支已超过了中国。由于经济的高速发展,他已具有发动战争的实力。日本是中国的近邻,有侵略中国的历史。若日本在中国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动进攻,中国一时肯定要吃亏。但日本为什么要在现在发动战争?发动战争对他们有什么好处?日本的国土是很小,但他完全没有必要靠发动战争扩张国土。美国人近年来不是已经在惊呼,美国有一半的国土已经属于日本了吗?   至于美国嘛,我不是小看美国,美国人不敢发动对中国的战争。为什么?一是地理位置不方便;二是没有跟中国人作战的心理准备——自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后,美国人对跟东亚人打仗缺乏信心;三是美国的国家体制制约了他的行动。在一个独裁的国家中,战争行为往往是由独裁者的个人行为决定的。而美国不同。美国总统没有发动战争的权力。决定国家政策的是国会。国会有几百号人,他们各有各的想法,各代表各自的特定集团的利益,让他们统一思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有点头痛。在国外工作压力可真大,这是我所没有预料到的。在国内时,我经常对学生宣传要关心国家大事。但那时,关心国家大事仅仅是政治教育,是宣传口号。在我的内心,国家大事是那些委员们的事,与我们的关系很远。而在这里,国家变成了有血有肉的整体,她联系着我,维持着我,她发生的每一件事都对我的存在产生影响。我想,没出过国的人,对国家的感受是不会这样强烈的。   我回到接待室时,罗天正在与一个瘦瘦高高的男青年谈话。李丽见到我马上就问:“是什么事?”   我看了看那个男孩,摇摇手。我不想当着学生的面谈胡耀邦的事。我对李丽说“等会告诉你。”   罗天插进来,“什么大事,不就是胡耀邦死了呗。病死的又不是人害的,那末紧张干什么?”   我皱皱眉头,没再说下去。老江中午肯定已告诉了罗天胡耀邦去世的消息。罗天说话太不顾场合,当着学生的面,大喊大叫的。   “什么?胡耀邦去世了?”那个学生显得很吃惊,“电台还没有广播,也没见到这方面的报道。什么时候去世的?”   “昨天早晨凌晨。”   “真是好人命不长啊!”男孩感叹地说。他叹息了一会,整理一下手中的表格,对罗天说:“我就按表格的要求填写,完了后寄给他们就行了,是吗?”   “是的。若你仍有不明白的地方,可直接给保险公司打电话。”   “那好,我先拿去看看,有问题再来。谢谢,再见。”男学生有礼貌地告别走了。   李丽迫不急待地问,“是关于胡耀邦的事吗?还有没有说别的?”   “就是这个事,老江没说别的,只是强调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干事要特别小心谨慎,要多请示多汇报,不要出漏子。老江讲得很严肃,我想我们接待室的工作也应尽可能的做得更细一点,更加周到一点。”   罗天不以为然的撇了撇嘴,“馆里太大惊小怪了,我就看不出胡耀邦的死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不过,你们当领事的,是得小心谨慎一点。”   我笑着对罗天说,“我们大家都得小心谨慎。老江说了,不管是谁出了问题都要严加处罚,毫不留情。你可别不当一回事呀。”   罗天挥了挥手,“老江就会吓唬你们年青人,我可不怕他。”   李丽说,“我们跟你比不来,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上面怎么说就怎么做,省得自找麻烦。”   我点点头,“这正是我的意思。”   快下班时,老方推着一台立式电风扇走进计算机房来。   “小姜,这间房间空气不好,你工作时打开电风扇,让它朝墙吹,使空气流通,会舒服一点。”   “哎,谢谢。”老方毕竟是搞政工的,考虑得就是周到。   “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说,”老方笑眯眯地看着我,“为什么夫人没有同来?按规定二秘允许带家属。”   我告诉老方,我妻子还在学校读研究生,今年年底做完毕业论文后才有机会出来探亲。   “一个人在这里太孤独了,你应说服她出来长住。长年累月在外工作,身边需要有个知心人。我干这个工作久了,是很有体会的。特别是你们年青人,夫人不在身边就不会很安心。带夫人来也是为了工作啊。”   我点点头,“我知道了,她一毕业我就动员她。”   老方说,“好,到时候我帮你办手续。”   听老方谈起我的妻子,我的思绪不由的又回到国内。我其实是昨天才到纽约的,可我感觉好象离开家已很久了。   我的妻子周涛与我同校,比我低两届,学经济管理。她长的很漂亮,也很聪明。人们都说,才女不靓,靓女无才。可周涛不知前世修了什么德,老天爷这么照顾她,既给了她一张人人羡慕的脸,还给了她一副敏捷的大脑。她的学习成绩总是年级的前三名。当我跟她结婚时,我的同事竟然说我配不上她。这真是岂有此理!我,姜健,学校着名的运动健将,学生会主席,会比不上一个连党员都不是的普通学生?没错,我的成绩只是中等偏上,但毕业时留校的是我而不是那些拔尖人物。当时追求我的女孩子,决不会亚于周涛。周涛的模样看上去文雅娴静,其实脾气很固执,要强。在家里,我处处都得让着她,让她占上风。否则,家里就没有安宁了。就在我临出国前,我跟周涛还吵了一架。   我和周涛到她父母家去吃饭,也算是告别吧。周涛一家对我即将到中国驻美国领事馆当领事很兴奋。我能理解周涛父亲的心情。周涛的父亲是我们学校有名的教授,桃李遍天下。但他老人家是资本家出身,建国几十年来,为他的出身吃了不少苦。虽说他的业务拔尖,在他所研究的领域内,还没人可与之相比,但他总有点臭老九的自卑感,难免处处夹着尾巴做人。我们都知道,选派外交人员需要查三代,包括旁系。这次我能顺利地过关,出国当了领事,至少证明了老先生的清白。而且,领事是国家干部,这与在学校当干部,意义不同,老岳父自然就格外地兴奋了。岳父一高兴,就拿出了珍藏多年的西凤酒为我饯行,周涛哥哥也领着一家大小来了。   我不希望周涛哥哥来。我对这个大舅子倒没什么恶感,我就是不喜欢他的儿子周行。小周行今年七岁,刚上小学,淘气得狗都嫌。只要他来了,家里就没有一刻安宁的时候。他一会儿捅你一下,一会儿弄点水在你的身上,一会儿笑得在地上打滚,一会儿又大哭起来,有时我烦得恨不能揍他一顿。特别是他吃饭的时候,含着满口的饭,半嚼半咽的说个不停,搀着口水的饭渣子喷得到处都是。我看见他的这副德行就恶心,可他知道我不喜欢他,偏偏要气我,吃饭时总挤在我身旁,还不停地朝我做怪相。   这次,他又挤在我的身边,弄的我整个晚餐几乎没动筷子。吃完饭,我正帮岳母收拾桌子,他又跑到我跟前,朝我伸舌头,吐口水。我忍不住在他的头上拍了一个巴掌,他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边哭边喊,“姑父打我了,姑父打我了。”   现在的孩子都娇生惯养惯了,不要说打,平时连骂也舍不得的。周行这一哭可捅了大漏子了,全家人都涌过来哄他。周涛的哥哥倒还没什么,嫂子的脸色就不好看了。岳母一副尴尬像,转来转去,不知如何是好。   我连忙辩解道,“我根本没有打他,他朝我吐口水,我就在他的头上拍了一下,让他到一边玩去,他就哭了。”   “你就打了,你就打了,”周行踢着腿,躺在地上不起来。   “小姜,我们孩子是调皮了一点,你大人大量,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了。”嫂子的话里很有骨头。   岳母说,“好了,好了,没什么大事,到客厅里说话去吧。”   “你们去说话吧,我带小行回家,省得他在这里讨人嫌。”嫂子拉着周行就走。小周行大叫道,“我不走,我不走,我要在这儿玩。”   嫂子喝道,“你在这有什么好玩的,嫌打得不痛,还想再挨一顿不成?”   周涛哥哥周成说,“阿娟,别说了。”   “为什么不说了,在你家我连话都不能说了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出个国嘛!一个月能挣几个钱?在小孩子面前逞威风。”   周涛的嫂子金秀娟在她父亲承包的工厂里当会计,每月挣的钱比周成多得多。所以在家里,只要提到钱,周成就没声了。金秀娟的父亲更了不得,早就是城里有名的百万元户。有了钱,气就粗,把这个当技术员的女婿一点不放在眼里。   周教授看见儿媳在家撒野,孙子这么没教养,而儿子又这么窝囊,气得说不出话来,一个人躲到阳台上抽闷烟。   周涛见状,拉着我就走。一场热热闹闹的家宴就这样不欢而散。周涛边走边说我的不是,“你就不会忍一忍?人说打狗还得看主人呢,不看我嫂子的面,看我哥的面行了吧?又不是天天在一起,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不能放到后来说?这么大的人了,跟一个小孩子计较什么。”   我一晚上被周行烦得要死,刚才那一场吵闹,正有气没处发,见周涛这样训我,不由得火了。   “周涛,你有完没完了?告诉你,你嫂子那样不讲理,你侄儿那样没教养,我都忍了一个晚上了,你别再来惹我生气,否则……”   “否则?否则什么,打我一顿是不是?跟我离婚是不是?”周涛也生气了,“别拿这个威胁我,我不在乎。别认为你要出国当领事就了不起了,就身价百倍了,拿这个吓唬我。你想离婚,我们现在就去办手续。走啊,走啊!”她说着,伸手来拉我。   我甩开她的手,不理她,一个人朝前走去。周涛见状,转身就走,回她父母家去了。那个晚上,我几乎没睡觉。第二天就要出国了,今天吵成这个样子,真让人扫兴。我本想到岳父家领周涛回家,但一想到她的倔脾气,她在气头上是决不会让步的,我就灰心了。算了,反正明天也要走了,让她消消气,到美国后写封信,赔个不是,就一切都过去了。   第二天是周成来送行的,周涛没有露面。周成很尴尬地对我说:“昨天都是周行和阿娟不好,惹得你们两口子吵架。周涛太小孩子脾气了,你放心,我会说她的。家里的事你就别惦记了,我会帮你照顾好周涛。”   我对周成历来是很尊敬的。他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新疆的一个拖拉机厂当工程师。当年,为了能调回来,经人介绍,找了金秀娟为妻。金秀娟一家小市民气很重,仗着调周成回城有功,在家说一不二。周成也是有苦说不出,看在孩子的面上,一切就都忍了。周行是在秀娟家里长大的。他的几个舅舅都是生意人,整天在外面混,一天到晚,花天酒地,不学好样子。他的外公又处处惯着他,把个小周行惯的一身坏毛病,连周成都管不住他。   见周成来送行,我一肚子气早就消了。   “大哥,是我不好,跟小孩子一般见识,惹的大家都不高兴。我走了,麻烦你告诉周涛,昨天的事都是我不好,请她原谅。我会给她写信的,让她自己照顾好自己。”   想到这里,我真恨我自己不会处事。周涛会原谅我吗?如果我提出让她来纽约陪我,她会同意吗?   “你说是吗?”老方拍拍我的肩膀。   我猛的惊醒过来,我光顾想自己的心事,竟没有听见老方又跟我说了点什么。我含糊地点点头,不知说什么好。   老方见我心不在焉的样子,笑了笑说,“要下班了,休息一会儿吧。老王刚才说,要跟你比赛打乒乓。你们在教委学习时常比吧?”   “常比,他打不过我,”我对自己的技术是很自信的。   老方大笑道,“别吹,你们比赛时我来当裁判,看到底谁的技术高。”   “一言为定,”我与老方击掌。   李丽在隔壁房间里喊道,“我也一定到场。”   我们一起大笑起来,心情顿时好多了。               四、我们的业余生活   健身房里真热闹,差不多领馆内所有的人都集中在这里。除教育组的人外,其它组的人我还都不认识。有几个年青人,我是第一次见面。   老王笑嘻嘻地挥着球拍,“领馆里还没有我的对手,看你的了。”   我当然不会示弱。论年纪,老王差不多大我20岁;论技术,我是我们学校蝉联4年的冠军。别说是仅有百八十号人的领馆,就是全美留学生冠军赛,我也有取胜的把握。   乒乓球桌旁挤满了观战的人,文化组的赵戈和侨务组的老吴也在场。赵戈朝我挤挤眼,“哥们,我就先不上场了,等你不行时,我再出来拉兄弟一把。”   我朝他挥挥手。笑话,也不看看是谁在场上。用不着我多说,火车不是推的,本事不是吹的,等完了这一局再跟他理论。   老王的确称得上是领馆的第一号种子选手。他发球怪异,善于吊球,一上来我确实被他玩得团团转,只能防守,无力反攻。比分被垃到4:1。但几球下来,我就找到了他的弱点。老王的左手抽球凌厉,但右下角防守漏洞百出。于是,只要得球,我就专攻他的右下角。很快,我们的比分就拉平了,我开始处于攻势。老王的发球是他主要得分点。他发的球旋转力强,方向不定。我试了几次,若是我拉左弧玄球,球向右飞;若是拉右弧玄球,球就向左飞;若是搓底球,球就往网上撞。在接发球上,我连失好几分。我不由地十分恼火。当球又一次软绵绵地忽左忽右地向我飞来时,我起手猛抽一拍。可没想到,这一球竟然准确地打在对方的桌子上,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飞了出去。   球台边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声,“好球,好球。”   哈,我知道该怎样对付老王的怪球了。这种球因旋转速度太快,你的速度若稍慢一点,球就会在碰到你的拍子时飞出去。但若你用同样的或更快的速度反击,它就会被你击中。   接下来,局势完全变了,我开始控制局面。老王的防守技术比我差远了,我最后几乎是轻尔易举地连赢三局。   当我擦着汗退到球台边观看别的球员打球时,赵戈与另一位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小伙子挤到我的身旁。赵戈拍着我的肩膀说:“哥们,真行,给我们年轻人争光了。”   我笑笑,“不行,比起你来,我差远了。我还等你为我撑腰呢。”   赵戈做了个鬼脸,“咱哥们就别计较那个了。老蒋怎么对汤恩伯说的呢,论打仗,我不如你,论睹钱,你不如我。各有所长,各有所长。”   一直站在旁边微笑的年轻人捅了赵戈一把,“话都让你说完了,留点给其它人说说吧。”   我看了看他。这位小伙子的风格与赵戈完全不同。他面容持重而略带见腆,高高的额头使他显得极为聪慧。   他朝我伸出手来,“我们还没有见过面,我是机要室的方知。”   噢,他就是那位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高材生。我与他握手,“一来就听老江提起您。我现在分管教育组的计算机,有困难时,我还要请你帮忙。”   小方客气地说,“谈不上帮忙,有事我们一起商量。”   赵戈晃着他的娃娃脸问道,“有一句唐诗你们还记得吗?……春江水暖鸭先知。我一直认为这句诗有漏洞。”   我有趣地望着他,不知他的脑袋里又在准备什么恶作剧。他解释道,“春天来了,江水变暖和了,怎么会是生活在陆地上的鸭子先知,而不是生活在水中的鱼先知呢?因此此句诗应该为‘春江水暖鱼先知’才对。”   方知摇摇头,“若写成鱼先知就太俗了。鸭先知给人一种新鲜活泼的气氛,而且回味无穷,越想越有趣。”   赵戈摇头晃脑地说:“如果一定要让鸭做主角,至少应更改一个字。”   我们一起问道,“什么字?”   “春江水暖鸭方知。”   “这话怎讲?”我问道。   “你看,鸭儿们到水中游泳,感到水变暖和了,于是知道春天来了,这岂不是鸭方知?”他指点着方知,大笑着逃走了。   方知眨眨眼,明白是赵戈拿他打趣,追着赵戈跑出健身房。   也许是年龄相仿,也许是他们还带着浓郁的学生气,我很喜欢赵戈和方知,并愿意与他们交往。和他们在一起时很轻松。   老方,老王,李丽和老方的夫人老徐走到我的身边。   “不错,真不错。”老王擦着汗,脸上的红潮尚未消退。“打不过了,到底是年轻人厉害。”   老方笑着说:“今年年底,领馆要举行体育运动会,我们教育组拿乒乓球冠军不成问题了。”   老徐说:“去年老王拿了单打第一名,双打输给了商务组。今年可保证拿两个冠军。”   李丽说,“小孙象棋下得不错,老方老徐是麻将高手。我看,我们教育组拿4个冠军都没问题。”   我听他们谈起象棋和麻将牌,忙问道:“有没有桥牌项目?”   我的桥牌技术相当不错,在大学时与我的数学教授搭档,打遍天下无敌手。若领馆有人会打桥牌,那可就太好了。说实在话,打桥牌应该是我唯一的真正业余爱好。打乒乓,打篮球,都只是锻练身体的方式而不是爱好。   “没有,”老方说,“不过,小孙会打桥牌,老江听说也会,而且打得不错。”   “真的,”听说小孙会打桥牌,我很高兴。我们都是年轻人,能玩到一起去。读书时,我经常与同宿舍的同学通宵玩桥牌。我们玩桥牌不睹钱,睹啤酒。每赢一局得一瓶啤酒。往往一个晚上下来,宿舍里到处都是啤酒瓶。想来好笑,读大学4年,我没有花过一分钱在啤酒上,可请客喝啤酒的都是我。最可笑的是,当我请那些花了钱的人喝酒时,他们确认为我很哥们。特别是郑昌平,每次玩牌他都要输,但还特别上隐,一盘不叫他就跟你急。郑昌平不在乎输钱,他反正有的是钱。他是我在大学读书时,我们班上唯一的资本家。郑昌平的伯父早在解放前就来到美国。他先在餐馆帮别人打工,挣了点钱后,自己买下了一家餐馆。由于他善于经营,餐馆很挣钱。没几年,他又买下了一家小旅馆。小旅馆发展到最后,成了一家大旅馆。他转手干起了房地产。他买下了加利福尼亚海边的一些不值钱的小渔村,把它们建成了度假村。现在这些小度假村的价值达几千万美元。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郑昌平的伯父回国探亲。他投资了一百万美元,帮郑昌平的父亲建了一家服装加工厂。由郑昌平的伯父出图纸设计,加工厂出人工加工。郑昌平的父亲任厂长。很快,这家服装厂成了该县出口创汇最多的企业。郑昌平的父亲因此成了县劳模,省劳模,上了电视,上了报纸,同时也成了当时屈指可数的万元户之一。说他父亲是万元户就太委曲他了。郑昌平父亲手头的资产,动产与不动产加在一起,少说也有上千万。父亲富了,儿子自然不会缺钱花。听说,为使郑昌平进大学读书,他父亲捐了50万元钱给学校。郑昌平的学习成绩是班上的倒数第一,傻呼呼的,我们都称他是郑大傻。毕业后,听说他回到他父亲的工厂当了经理,居然干得还不坏。郑昌平的伯父没有儿子,也许有一天,他会成为他伯父的遗产继承人到美国来。   “可惜三缺一,”李丽说。   “机要室的小方好象也会,你可问问他,”老王说,“我们的朱大使是个桥牌迷。上个月,中国女子桥牌队来美国参加比赛,朱大使特地邀请她们到大使馆住了一天,逮住机会玩了一场。”   “赢了吗?”我问道。   老王哈哈笑起来,“据说有输有赢,谁知道呢!我想,即使是赢了,也不是靠技术。与国手比赛,他不让你,赢牌的可能性极小。”   老方插进来,“驻联合国代表团有几位桥牌高手,他们经常向我们领馆工作人员挑战。以前没人会玩,无法应战。现在小姜来了,练一练,与他们先比一场。”老方对老王说,“你也许认识老伍,那个秃顶?”   老王想了一想,“那个新华社的记者?”   “对,就是他。他也是其中之一。”   “他呀,”老王不以为然地说,“我认识他,每次来领馆都要聊上半天。吹得天花乱坠的。”   “别看他爱吹牛,写文章是第一流的。脑瓜子特别灵。”   “这倒是,”老徐说,“李大使出任联合国大使时,特别邀请他参加代表团。他不仅文章写得好,还认识不少记者朋友。”   “驻联合国代表团也在我们的大楼里?”我问道。   “不在了,去年年底搬出去了。现在的新地址离中央公园不远。新房子挺气派的。”   老徐说:“他们小卖部里的东西也比我们的多,而且偏宜,每周二周四晚上开门。”   李丽说,“今天就是星期四,我们为什么不去看看?小姜刚来,也应带他出去转转。”   “我双手赞成,”老徐举起手说。   老方说:“我还要看几个文件,我就不去了。老王你能不能开车带小姜出去转转?顺便逛逛时代广场。”   说实话,我对逛小卖部没兴趣。工作了一天,昨晚上又没睡好,我已很累了,宁可回宿舍躺一会。但见李丽老徐兴致这么高,又不忍扫大家的兴。而且,时代广场还是值得一看的。   老王说,“好吧,我先回家换换衣服,都湿透了,20分钟后我们在一楼车库见。”   回到房间后,我先给方知打了个电话。我想问问他是否会打桥牌。他不在宿舍里。我又往赵戈的房间打电话,他也不在。这两小子不知到哪玩去了。   我匆匆洗了个澡,换上一件乾净的衬衫,抓了一件外套就朝楼下冲。四月的天气还略带寒气,但不论怎么看,纽约的气候都比北京强。空气清凉透明,天显得格外的蓝。怪不得有人说连月亮都是外国的圆,这与空气中的尘土多少有关。没来美国之前,总认为美国的空气污染严重。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的皮鞋穿了两天了,至今油光铮亮,不沾一点灰尘。若是在国内,我的皮鞋早就成了灰鞋了。看来,我带来的那几只上好鞋油将无用武之地了。   老王已将车开到大门口,正在设在车库门口的一个大本子上写字。   “这是什么本子?”我问道。   “每次出车,都要在这个本子上登记。要写上司机的名字,出车地点,同行人是谁,什么时间离开的,出车回来后记下回来的时间。这是领馆的规定。”   “如果开车出去了,但没有登记,会被发现吗?”   “一般不会,”老王说,“有时事情较急,车开出门后才想起来,回来后也没人问。   “那还设这个本子干什么?”   “形式主义呗,”老王笑着说。“若不设登记本,上面来检查,岂不麻烦。”   我看着老王熟练地将车倒出车位,羡慕地问,“你什么时候学会开车的?”   “到领馆后学的。在美国若不会开车,就象没有腿一样。在纽约问题还不大,因纽约公共交通发达,公共汽车和地铁四通八达,出租车满街都是。可你若到外州去就麻烦了。象我们管片领事,一天到晚要到学生那去,自己不会开车就无法工作了。”   “那我什么时候学开车呢?”我急着问, “老江跟我谈话时没有提到学开车之事。”   “老江肯定不会提,”老王笑了笑,“老江根本不主张每个人都学开车。他认为会开车的人多了,不好管理。”   “学会开车与不好管理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何况学开车是工作需要。”我有点不理解。   老王摇摇头,“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开车下去。以前老扬就没有学车。老江说俄州太远,开车去不安全。因而,老扬每次去俄州都是乘飞机。到了那里坐出租车活动。”   我有点愤愤不平起来,“老扬年龄大了,开长途不放心。我年轻力壮的也不让我学吗?”   老王说,“你现在还没有接手管片,很难立即提出学车的问题。等老扬下个月离任后,你一接手管片,就写报告申请。”老王想了一想,放低声音对我说,“报告交给老江之前,先跟老方谈谈。老方还是比较通情达理的。”   我点点头,“老江的想法可真怪,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老王拍拍我的肩膀,“小伙子,别性急,你慢慢就会明白了,老江有老江的道理。”   “老王……”我正想再问点这方面的问题,老徐和李丽已说说笑笑地出现在车库里,她们显然是修饰了一番。我早就发现了,领馆的夫人们都特别注重装饰,与我在学校时的同事大不一样。毕竟是外交官的夫人,对外应适应外交官的身份吧。我想象着周涛描眉涂口红的样子,不禁好笑。老徐换上了一件红色呢大衣,配上白色沙巾,显得很艳丽。李丽也穿了一条长风衣,桔红色,显然是美国式样。   老王埋怨道:“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又不是参加舞会,打扮得那末漂亮干什么。”   老徐笑着说,“谁打扮了,你们男同志就是性急,动作慢一点就催。幸好老方不去了,否则连东西都买不好了。”   老王的车是一辆淡蓝色的87年的雪佛来,才跑了不到3万英里。我毫不谦让地坐在前排,我想看看老王怎样开车。我心里暗暗地想,如果暂时不能学车,是不是可以悄悄地先学起来。即使老王不敢教也没关系,我可以找赵戈教我。赵戈是外组的,而且看上去,他是个潇洒之人,不会太受清规戒律的约束。这一晚上,我的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学开车上,以至我都没有注意到联合国代表团大楼的模样,甚至对时代广场也失去了兴趣。   (未完待续,下接zk9901c2) □ 寄自美国 ———————————————————————————————————— 本期责任编辑:   萧 同(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曾 敏(美 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徐名扬(澳大利亚)〈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 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 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 国) 〈cnd-cm@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 SUB(或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 SUB(或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207.151.78.100]:pub/hxwz             或 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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