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      ◆      回忆小说专辑之一(二)       ◆      ◆                        ◆      ◆◆◆◆◆◆◆◆◆◆◆◆◆◆◆◆◆◆◆◆◆◆◆◆◆◆            SUPPLEMENT TO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增刊 第一六四期 ——            (一九九九年一月廿五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9901c2) ———————————————————————————————————— ⒈【回忆小说】 外交官札记(二)                 剑 泯 ————————————————————————————————————   关于CND十周年纪念高尔夫球衫,请访问http://www.cnd.org/shirt            或致信cnd-shirt@cnd.org。 ————————————————————————————————————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  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  来稿请寄:HXWZ@cnd.org。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请只用  电子邮件寄纯文本文件。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  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除非本刊另有安排,不得转载。如欲以公用目的网络服  务站对本刊进行收集存档,或以任何方式对本刊再传播,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并取得授权。未经本刊许可,不得利用本刊或本刊存档从事任何形式的营利性  的或收费的活动(包括广告宣传在内)。 ———————————————————————————————————— 【回忆小说】                外交官札记(二)                 ·剑 泯·                 五、政治学习   领馆的作息时间与国内一般机关的作息时间相同,早晨9:00上班,12:00午餐,下午从1:00工作到5:30。美国采用每周40小时工作制,周六周日放假。国内的工作时间是每周48小时工作日,周一到周六上班。我们的时间也是从周一工作到周六。但由于与美国的作息时间不同,到了周六,除了内部事物外,无其它的工作可做。于是馆里来了个折中,星期六上午政治学习,下午放假。   我这是第一次参加教育组的政治学习。未参加前,我就预见到,它将与在国内时的政治学习没什么两样。政治学习通常是学学文件,读读报纸,喝喝茶,聊聊天,跟休息差不多。我习惯地带上了我的茶杯和茶叶,我相信老徐早已将大电茶壶插上,在学习期间我们不会缺少开水。   我注意地观察在场人员的态度,暂时不准备多发言。在国内当学生政治辅导员时,我不得不尽可能多说,否则我就无法开展我的工作。可在这里不同。大家都是同级别的外交官,除小孙外,年龄都比我大,有的大十几岁,有的大二十几岁,老江和老方几乎大我30岁。按中国的传统习惯,在这种场合下也轮不到我发言。而且,我是新来的,与大家还不熟悉。中国人讲究初次见面印象,如果给他们留下了个坏印象,我这几年内都别想扭转。我记得哪位政治家曾说过一句话:“我学会说话用了3年的时间,可我学会不说话用了60年的时间。”如今我当了外交官,说话更要谨慎,不管是在内部还是对外。   老江照例坐在中间面朝门的位置上,领事们围着桌子而坐。与上次开会不同的是夫人们也参加了,她们分散地坐在靠墙的椅子上,尽可能离会议桌远点。   政治学习由老方主持。老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一堆文件和报纸。他见人都来齐了,征求了老江的意见之后,就宣布开始学习。   “今天的学习内容是传达中央文件。在开始之前,我们先读一读人民日报登载的中央对胡耀邦同志的悼词。”   老方抽出一份报纸,顺手放在我的面前,“小姜,你的喉咙响亮,你来为大家读读。”   我拿起报纸看了看。这份报纸是人民日报海外版,大号黑体字写着“悼念胡耀邦同志”。文章不长,几分钟就念完了。   中央对胡耀邦的评价挺高,称他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杰出领导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看到中央对胡耀邦的评价,我多少有点纳闷。若果真如此,那他的罢官又作何解释?按中央历来的做法,通常是在为某个人平反时才会使用这种词汇。难道,这篇悼词也是中央的一种姿态?这种姿态是做给谁看的呢?   我读完报纸,老方对大家说:“讨论十分钟。”   大家似乎都无话可说,也许跟我一样,不愿抢先发言吧。小孙坐在我旁边,悄悄地对我说:“老胡可以暝目了。他自己大概都没有想到,中央对他死后的评价这么高。”   我耸耸肩,没作声。   老江开口了,“从这篇悼词可以看出,中央对胡耀邦同志的去世很重视。尽管仍然提到他犯过错误,但用词很小心。我想,这是中央的一种姿态。既表明中央对他的处理没错,又告诉大家他是好人犯错误。盖棺论定,功大于过。”   老方说:“我同意老江的看法。胡耀邦的突然去世使我们都很震惊。从中央谨慎地处理这件事的态度来看,除了给他一个公平的结论外,也为了防止有人借题发挥。”   老王拿过报纸,一边看一边说:“胡耀邦文革后当过组织部长,为一大批人平过反,经他手提拨了不少人。中央这样做,是否是为了稳定这批人呢?”   老扬说:“不会吧。胡耀邦免职都两年了,这批人若有不服气的,怕是早已解决了,哪还会等到今天。”   老康也说道:“不会是为这批人。我还没听到有什么人在胡耀邦被免职时发表过什么言论。胡耀邦的下台对这些人没有什么影响,他们何必自找麻烦。”老康分管纽约市,是我们教育组担子最重的人。他总是在市里跑来跑去,找他的人络绎不绝。从来到领馆后,我只见过他两次,这是第二次。   自从老江开口之后,除了我与那些夫人们,组里的领事先后都发言了,有的说得多一点,有的少一点,但多少表了个态,例如同意某某的意见等。我发现,一开头大家不说话,似乎都是在等老江开头。老江的简短的发言实际上是为今天的学习定下了调子,他说完之后,别人就可以按他的思路进行下去。有意思,不知这种格局是什么时候形成的,怎样形成的。   我一直保持着沉默。我倒不是不想说,而是实在不知说什么。没有必要为了说而说吧。表示同意某某的意见,也是发言。但这种发言在学习讨论会上就一钱不值,等于什么都没说。而且,我是从学校来的,我对中央的事知之甚少,我的见解与他们都不同。依我之见,这篇悼词是写给学生看的。胡耀邦不就是因为对1986年的学潮处理不利才被免职的吗?那末,参加过86学潮的学生对他肯定有好感。若学生乘他突然去世再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学潮,中央岂不头疼?何况北京已经处于山雨愈来风满楼的状况。说实在话,学生问题是中央最棘手的问题。学生思想活跃,又无牵挂,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龄。他们敢想敢干,易于接受新思想。一旦做出事来,处理轻了,不管用;处理重了,不仅本人不服,家长们也反对。若犯的是刑事案件,依法处理,大家都无话可说。可搞学生运动,喊个口号,上街游个行,是符合宪法的行为。总不能在宪法里规定,不准学生学习除马克思主义以外的其它主义吧。何况学生们并不总在胡闹,他们有些想法还是很有道理的。我历来认为,敢于接受新思想,是社会进步的象征。想当年,若是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没有接受外来的马克思主义,哪来今天的中国?但我是政治辅导员,我若将我的想法公开出来,岂不有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嫌,何必鱼没吃着反倒惹一身腥。不过话说回来,我并不赞成学生动辄就罢课,上街游行。从他们本身来讲,搞运动耽误的是他们自己。国家不会因为几个学生不上课就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从中国的国情来说,中国还没有达到实行西方式的民主的程度。从历史上看,中国于五千年前就已开始了一个政府、一个主义的统治。古代时,中国人信奉皇权,认为皇帝是真龙天子,凡事皇帝说了算。碰上有才能的皇帝,百姓就安居乐业,天下太平。碰上一个昏君,百姓也认了,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个皇帝身上。战国时三教九流横行,思想活跃。但很快孔孟之教就占了主导地位,其它的思想都成了旁门左道,人民并不以为异。民国初年,中国思想界曾一度非常的繁荣。什么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经济主义,乡村主义,百家争鸣,出现了三百余种党派。可后来就剩下了国共两党争雄。两党争了几十年,共产党取得了胜利,把国民党政府赶到了海岛上。共产党的胜利,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共产党是建筑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共产党的政权当然也以马克思主义为建国的指导方针。如果共产党能治理好国家,使百姓过上好日子,百姓们对一个党一个主义的国家体制就绝无怨言。事实上,百姓们仍在期待共产党内能出一个能人。而且,我历来认为,中国的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我曾学过中国的历史,中国若没有一个主心骨,就会变成一盘散沙,军阀混战,民不僚生。毛泽东曾有过一段名言,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这二者是不能兼容的。我对什么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什么是无产阶级的民主,从来就没有搞得很清楚。我自己也认为我的思想有问题,对许多事都糊里糊涂的,往往是想得多,想通了的少。或者说,想到了问题,想不出答案。因此,我也跟一般百姓一样,把希望寄托在中央能出一个真龙天子身上。   夫人们一个发言的都没有,甚至罗天也一声不啃。她在整个学习期间,一直在与李丽和老徐咬耳朵。我敢肯定她们是在谈论与学习无关的事。   讨论完胡耀邦,老方又让老王和老康分别读了两个中央文件。看看时间差不多了,老方问老江,“结束吧?”   老江看看表,点点头。   老方就宣布散会。   老王问道:“星期天怎么安排?组里有没有打算?”   老方问老江,“小姜刚来,组里是不是组织到什么地方玩玩?”   老江说:“可以嘛,在大楼里闷了一个星期,大家也应该出去散散心,呼吸点新鲜空气。准备去哪里玩啊?”   老方看看大家,问道:“你们有什么建议?”   老扬说:“我星期天要会两个朋友,我就不跟大家一起去了。”   老方点点头,问老康:“你对纽约熟,提个建议吧。”   老康说:“纽约市里就那么几个点,中央公园,大都会博物馆,炮台公园,南港码头,自由女神岛。周末时人挤得满满的,一点意思都没有。到远的地方去,又没有打照会,去不了。我提不出什么建议。我星期天约了纽约大学的两个学生,我也不参加组里的活动了。”   老方说:“既然大家都另有安排,组里就不组织集体活动了。我安排一辆车带小姜在市里转转,其它的人自由活动。”   老方说话时,我看见老徐和李丽一直在叽叽咕咕地说悄悄话,还朝老王不断地使眼色。老王虽然看见了,但绷着脸,一声不吭。不知他们在捣什么鬼。听见老方的安排,老徐叫道,“好。”   老江皱了皱眉头,“这样不好,组里组织活动,大家都应一起去。老方,你还是安排一下业余司机,找个地方领大家一起出去玩玩。家里还有几位业余司机?”   领馆有规定,年龄超过55岁就不允许开车。因此,老江老方和会计老梁都不能开车。除了出差在外的,再减去老扬和老康,业余司机只剩下老王和小孙。   老方说:“老王和小孙明天可以出车。这样吧,明天我们到中央公园玩玩,老江老罗和小姜坐小孙的车,李丽老徐和我坐老王的车。明天上午吃完早饭就出发。11点在楼下集合,好不好?”   老江点点头。我看见李丽朝老徐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   散会后,我刚回到宿舍,就接到了老王打来的电话。   “小姜,下午干什么?”   我说,“没什么安排,准备加点班,输学生报到表。”   “嗨,好不容易有个周末,加什么班啊。”老王叫道,“我刚才跟老方商量了一下,下午带你到一个地方玩玩。”   “什么地方啊?”   老王压低声音说:“你去了就知道了。”   我犹豫了一会,我对逛公园并不感兴趣,手头工作这么多,星期六干点活,星期天反正还要安排出去。但老王这么热情,我想起开会时李丽和老徐的表情,没准他们有特殊的安排,我若说不去,怕要扫他们的兴了。“好吧,几点钟走?”   “吃完中饭,立即就出发。”   “好。”   我刚想放电话,老王又说,“别跟别人说,我们悄悄地走。”   “为什么?”   “等一会儿我跟你解释。”   “好吧。”我搁下电话,又想起打桥牌之事。今天是周末,若能约齐牌友,晚上没准可玩上几把。我拨了小方的电话。这次小方立即就接起了电话。   “方知,我是教育组的姜健。”   “哎,姜健,你好。”   我开门见山地问道,“你会不会打桥牌?”   “会,不是好手。你想玩几把?”   “是的。我和小孙都会,老江也会,但不知老江是否有兴趣与我们玩。如果你能再找一个伙伴,我们来打复试赛。”   “赵戈也会一点,我可以让他当我的伙伴。另外我知道办公室的小陈,科技组的小林也会。”   我高兴极了。原来领馆里还有这么多桥牌爱好者。我迫不急待地问,“什么时候我们玩几把?”   小方想了一下,“今晚我不当班,我叫上赵戈,你叫上小孙,就到我办公室来。我的隔壁有间空房间,桌椅齐全,没有干扰,是玩牌的好地方。”   “一言为定,晚上8点,我们到你那集合。”   我放下电话,乐滋滋的到四楼餐厅吃饭。   所有的饭桌上都很活跃,不时从这张或那张饭桌上传来哈哈的笑声。领馆的生活与军队生活很像。大家在一起工作,一起吃饭,一起外出。吃饭时,大家排成长长的一排,自己端着自己的碗盘,到炊事员那打饭,一人一份。伙食很好,通常每顿饭两个菜,一荤一素。炊事员想方设法为大家改善伙食,饭菜顿顿番新。我每顿饭都把自己的一份吃得干乾净净,有时还再添一点。这样吃下去,我的确要吃成大胖子了。比我早来的人见我这副吃像,都很好笑。他们告诉我,再吃几天就知道了,全是老一套。我且不管这些了,能享受时且享受。   我们全体工作人员都在同一个餐厅用餐。上至总领事,副总领事,下至工勤人员。各组的位置基本固定。总领事就坐在我隔壁的桌子上。我还没有与总领事交谈过。他是一个职业外交家。从年轻时起,就奔波于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使领馆间。他少说也在十几个国家工作过。他今年62岁,担任纽约领事馆总领事恐怕是他的最后一站。因为纽约是个大码头,地位很重要,把他放在这里压阵。总领事夫人是领馆的医生,她待人和蔼可亲,细致周到。领馆里所有的人对他夫妻二人都很敬重。我想这并不完全因为他们的地位。陶总个头不高,但总是风度翩翩,极有涵养。他知识丰富,思维敏捷,笑而不失威严,威而不失慈祥,很有宽厚长者之风。大家都认为他继承了周恩来总理的遗风。陶总到餐厅吃饭的时间不多,他经常参加宴会,不是别人请他,就是他请别人。领馆里有几位特级厨师,在国内时就为国宴备餐。   今天我们桌子上显得比较冷清。李丽和老徐不象平时那样边吃边聊,而是很快地吃了一点就离开了。老方和老王也话不多,而我照例是不多说的。罗天见桌面上沉闷,不时地说点什么,也没人接腔。   “小姜,”她见别人都不搭茬,就问我,“你下午干什么呀?”   我一楞,不知该怎么回答。我看看老王,他朝我微微摇摇头。我就含含糊糊地说,“不干什么。”   “想不想上街逛逛,我们让小孙送一下?”   我很尴尬,我不能告诉她我们下午另有安排,我只好简单地说:“不了,谢谢。”   “上街走走嘛,34街那有几家商店,东西还算偏宜。”   “我不想买东西,”我说的是真话。   罗天还想说点什么,老江插嘴了,“罗天你唠叨完了没有? 整天就想逛商店,自己逛还不行,还要拉别人和你一起逛。”老江对我说,“别理她,你干你自己的事。”   罗天不说话了,但脸上的表情很不自然,把碗摔得砰砰响。我更加尴尬。我对罗天说,“我们下个周末再去成不成?”   罗天哼了一声,没说话。整个餐桌的气氛变得更加沉闷。我急急忙忙吃完饭就离开了。这个罗天,也许到了更年期了,脾气真让人受不了。我暗暗地埋怨老王,什么事弄得这么神秘,让我把罗天给得罪了。   吃完饭我没有回宿舍,直接从餐厅来到一楼大厅。我先到传达室取了接待室的信件,放到接待室里,然后到车库等人。   老王已将车开到了门旁,他招招手让我上车。我走到汽车边一看,李丽老徐和老方已经都坐在车上了。我不知李丽她们是什么时候下来的,但至少我比老方老王走得早,他们怎么反而跑到我前面了?   “我们从餐厅直接到车库里上车,我们的车就停在四楼。”老王看出了我的疑惑,解释道。   车子出了领馆大门,转个弯上了9A环城小高速公路,朝华盛顿大桥的方向开去。   “刚才真是尴尬,”我对老王说。   老方回头对我说,“你别在意,老罗就是这么个人,小孩子脾气。她因为不懂外语,上街买东西,总要拖个懂外语的一起去。老江不喜欢逛商店,从来不陪她上街。没人陪她去,她就跟老江吵,教育组所有的领事都陪她逛过商店。老罗脾气不好,买东西挑三拣四,没完没了,时间长了,大家都不愿意陪她上街。所以她尽找新来的人陪她出去。”   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么说来,罗天也挺寂寞的。于是,我说:“下星期我陪她上街就是了。”   老徐说:“你最好离她远点,她这个人脾气怪的很,说翻脸就翻脸。刚才还跟你亲亲热热的,一转眼就把你恨得要死。我们与她都合不到一起去。”   老方止住老徐,“你也少说几句,女人就是事多。”   老徐瞪了老方一眼,“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   老王笑道:“好一个‘不许百姓点灯’,我们老徐不愧是文科出身,讲出话来就是有水平。”   我问道,“我们这是到哪里去?”   “逛Yard Sale”,老王回答道。   “Yard sale?”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   “就是庭院交易。这是美国特有的文化现象。每到周末,若是天气好,居民们就把自己家里过时不用的衣服家具等,搬到院子里晒太阳。他们自己就坐在一旁,边晒太阳,边跟前来看他的东西的人聊天。展出的东西价格便宜得惊人。有时你能发现一套几乎是新的全毛西装,才要价5美元。他们卖东西不是为了钱,纯粹是为了消遣。运气好时,能碰到自行车。一辆半新的十级变速的行车才20美元。国内象这样的自行车至少要500元一辆。美国人都喜欢逛yard sale。但领馆有个不成文的规定,不许大家逛yard sale。原因是怕丢人。别的组的人去逛yard sale,组长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老江特别严格。所以,我们去逛yard sale,都瞒着他。”   “老江会发现吗?”我担心地问,我可不想刚来就犯错误。   “不会,他若问起来,就说看学生去了。再说,有老方呢,不会有任何问题的。”   我不说话了。真的,我担什么心,老方不也在车上吗。只要老方在,天大的事也能化解。   从近处看华盛顿大桥可真雄伟。我经常从我的房间的窗户远眺华盛顿大桥,大桥笼罩在薄薄的迷雾之中,若隐若现,象条吞云吐雾的巨蛇。现在从近处看,我不由地赞叹美国科技的进步。中国与之相比,的确落后了不下50年。华盛顿大桥建于本世纪初,那时中国还处在清朝的统治之下,正在用大刀长矛抵抗八国联军的入侵。象华盛顿大桥这样规模的悬挂桥,即使是今天的中国也少见。而仅在纽约市,这样的大桥就有不下18座。再看那四通八达管理完善的高速公路体系,有了这样的交通网络,国家怎么能不发达?我记得邓小平曾专门指出,中国的基础设施太落后,要在本世纪内赶上去。他的这句话是说到点子上了。只可惜,中国有太多的人和太少的地。中国有十一亿人口,是美国的5倍。尽管中国的国土面积比美国大,但中国半数以上的国土是无法住人的沙漠和高山。现存的可耕地养活这么一个大家庭已是十分吃力,再拨出大量的土地建高速公路,中国怕是难以自养了。   过了桥就进入新泽西州。我们的车在高速公路上跑了不久,就转上一个叉路口。顿时,眼前的景象全变了。这里已见不到林林立立的高楼大厦,密密楂楂的人群,闪闪烁烁的霓虹灯,代之而起的是一座座掩映在绿树草坪中的的别墅小楼。   “有许多居住在这一带的人都在纽约上班。他们早晨乘地铁进城,下午再乘地铁返回。这里住的还是一般收入的人。你若是到长岛一带去,到处是百万富翁的庄园,漂亮极了。”   我看着那一座座样式别致的小洋楼,暗自想到,一般收入的家庭就已能住这样水平的别墅,可见其生活水平已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中国在50年内能达到这个水平吗?   “你怎么知道哪里有人家在办yard sale?”我问道。   老王笑笑,“别急,马上就有标志出来了。”   老王将汽车停在路边,指着路两旁电线杆上贴着的红红绿绿的纸条,“瞧,这些就是办yard sale的人贴的广告。他们将自己的地址和办sale 的时间写在上面,你只要顺着它指示的方向去寻就行了。他们通常做得很周到,在每一个路口都贴上带箭头的路标,跟着这些路标走,总能找到。”   这的确很有意思。庭院交易,中国可没有。中国人都住在高层公寓大楼里,除了农村人,没有几户人家有自己的庭院。而且,中国人也很节俭,即使是破衣服,也不会轻易扔掉。   我们不久就来到一户人家的院子前。今天的气候宜人,阳光明媚,出来晒太阳的人很多。我发现就在这条街上,有好几户人家的房前都飘着气球。这意味着他们也在办yard sale。   这家的主人是一位40余岁的中年妇女和她的孩子。她见我们走来,友好地向我们招招手。老王向她打了个招呼:“Good afternoon。”   “Good afternoon, Sir。”她笑着回答了一句。   我跟在李丽和老徐的后面,看她们选购。   这家人摆出来的东西真多,冬天的长呢大衣,短大衣,西装,套装,衬衫,裙子,裤子,睡袍,挂了满满的两大架。另外还有几大盒的鞋子和玩具。在长条桌上,摆着伶琅满目的首饰,小摆设,锅碗刀叉,玻璃制品。   我对这些一概不感兴趣。穿别人穿过的衣服总有点怪怪的感觉。而且,临来时,我用发给我的服装费做了足够的衣服。东西够用就行了,买这么多东西放着,将来回国时还麻烦。   李丽和老徐可高兴坏了。她们对那些花花绿绿的旧首饰爱不释手,那起这件放下那件,不知买哪个好。见她们这样喜欢这些不值钱的小东西,我不由地想起周涛,她若在这里,她也会购买这些东西吗?也许会,女人,我永远弄不懂她们究竟想要什么。   我的确发现了我感兴趣的东西。在长桌的尽头,放着几大盒旧书。我早就听说,美国人均购书量居世界首位。能看看美国人的藏书也是挺有趣的。我看了看标签,每本书仅10美分。我随手翻了翻,竟找到了一本Webster字典,一本马克吐温的短篇小说集,一本谢德尼。西尔的《假如明天来临》,和杰克。伦敦的《海狼》。周涛喜欢看外国翻译小说,她买了一大堆书,把家里的书柜塞得满满的。其中就有假如明天来临的中文翻译本。周涛把她的书当成宝贝,却不知她的宝贝在这里只值10美分。我拿起这四本书,付给女主人40美分。女主人满脸笑容地向我道谢,这使我非常不好意思。我感到我似乎是利用女主人的慷慨,抢劫了她。   后来,当我把我的这种感觉告诉老王时,老王笑了,“你真是书生气十足。你知道,yard sale与在市场上做买卖是不一样的。yard sale不是为了卖而卖,而是一种乐趣,一种休息的方式。他们拿出来卖的这些东西,通常是他们已不需要的东西。如果你不买,他们反正是要捐献给教堂。美国人大多数都信教,把自己多余的东西捐给需要的人,是他们行善的一种方式。本来是准备不收一分钱就送出去的东西,你给了他10分钱,他当然应向你道谢。再说,你喜欢他的东西,他当然也是高兴的。”   我想,我是太土了,就象一颗还粘着泥土的刚出土的土豆,我是怎么都不能习惯于这种想法,我是一个接受慈善的人。那简直不就是乞丐吗。怨不得老江不许我们这些高级外交官逛yard sale。   我又随他们逛了几家,很快就感到厌倦了。到处的yard sale都一个样,摆出来的东西也大同小异,没什么吸引力。我真不懂,这种yard sale有什么逛头。特别是见到老方他们为一件已经很便宜的东西一分一分地讨价还价,我真恨不能立即离开。我们与美国人的确很不相同,他们不是为了卖而卖,我们确是为了买而买。   老王他们最后是满载而归。老王发现了一套几乎是全新的三件头的藏青色全毛西装,正合他的身材,主人开价10美元,最后以5美元卖下。李丽买了一件女式风衣,伦敦雾牌,仅三美元。老徐给老方买了一套花格呢西式外套,自己挑了一件绿色全毛呢大衣。这些衣服都象是新的,显然主人没穿过几次。价钱更是便宜的让人不可相信。老徐还发现了一双意大利女式高统皮靴,皮子软得跟皮肤一样。放在国内,这样的皮靴至要300元钱。老徐只花了一美元。李丽还买了好几只绒毛玩具,有只金毛到狮子足有半人高。加上卷发器,小首饰,玻璃器皿等,车的后备箱被装得满满的。   他们对我只买了几本书感到惊讶。我也无从解释。逛yard sale,自然意在逛而不是购物。就象那些老美,摆yard sale,意在交际而不是赚钱。                 六、打桥牌   吃完晚饭,小孙与我一起走楼梯上楼。我的确有发胖的趋势,但我不准备节食。我为自己制定了一项减肥措施,每天上楼下楼,不乘电梯走楼梯。我曾到顶楼看过,围着那15米长,5米宽的小游泳池散步的人,就象监狱里正在放风的犯人。在这样的地方能减肥,真是笑话。别说,爬楼梯还真管用。几层楼走下来,浑身就开始冒汗,刚吃下去的食物自然也就消化完了。   小孙的体力不如我,刚爬了五层楼就开始喘气,“看来我每天也得走楼梯上下了。在这座大楼里闷着,体力下降了许多。”他擦着汗对我说。   我现已习惯了与小孙交往。成了同事以后,小孙就再也不是那个总板着脸,从上级机关来学校挑选干部的小孙了。他其实是个很爱说话,也很直爽的人。而且,我发现他的心很细,甚至有点,怎么说呢,自卑感?或感情脆弱?有好几次,当他发表言论时,如果我没有立即搭腔,他会马上转移话题,或自我解嘲地讲点笑话,以避免冷场或尴尬。我历来话不多,虽然当了近十年政治辅导员,当大家都瞪着我看我发言时,我总有一种惶恐的感觉。因此,我也是下意识的喜欢与说话多的人在一起。他的话多,我自然就可以少说话了。再加上我们同是教育组的,经常接触,有共同语言,年龄又相仿,我与小孙就比较接近起来。   小孙跟我一齐来到我的宿舍。为了今天晚上的桥牌赛,我得与小孙讨论一下战略战术。虽然跟方知他们打桥牌仅仅是娱乐,但既然是玩,就得玩得象样一点。桥牌这个东西,跟其它的牌戏不同。它不靠运气,而是靠技术。而技术中首要的一点是与同伴的配合。在某种程度上,有个好的同伴,就是成功的一半。好同伴之间能互相理解,配合默契。   我打开箱子,取出我的桥牌和桥牌套。我还取出一本笔记本,这是我与我的教授整理出来的实战心得和案例分析。   小孙看见我的桥牌和桥牌套,叫了起来,“好家伙,全套家什都带来了。”   我得意地说,“当然要带来,老婆可以不带,桥牌是不能不带的。”   小孙指着我的笔记本问道:“这是什么?”   我告诉他是我和我的教授的实战心得,“我和我的教授是同伴,每次比赛结束后,我们都要把自己的心得记下来,切磋技艺。戚教授是国内桥牌界名家。他原来是我校数学系的讲师,因为桥牌打得好,写了不少关于桥牌中有关概率和模糊数学的论文,竟然因此评上了教授。他是邓小平的老牌友,每次邓小平到江南访问,都要抽时间跟他玩两把。”我把笔记本递给小孙,“你有空可以看看,但绝对不许外传。”   小孙捧着笔记本翻了几页,“其实,你可以把它整理出来发表。你有没有听说过高晓燕?她就住在纽约。她是个桥牌高手,写了好几本关于桥牌的书。我见过她一次,老太太60多岁了,说话声音还跟小姑娘似的。”   我读过高晓燕的书,她的防守杀着的确不错。“高晓燕就住在纽约? 有机会跟她赛一场就好了。”我喜欢与高手玩牌,可以从他们那里学到点新招。   “不知是否有机会。听人说她架子很大,从不跟一般的人玩牌。而且,她玩牌都玩真的,一场牌下来,输赢可有好几十万。我们跟她可玩不起。”   “听说大西洋睹城离纽约不远,若有机会到那里看看就好了。”提到睹钱,我想起戚教授的美国之行。他87年时曾被派到马里兰大学进修。他到大西洋睹城玩过21点黑杰克,一个晚上赢了好几万。我是偶然听他说起这件事的,他对我谈21点中的数学概率问题时,说漏了嘴。我从他那学了不少玩21点的窍门,真希望有个机会实践一下。   “领馆不让去,这是规定。上次有个工勤偷偷地跑到中国城,搭发财车到大西洋睹钱,赢了三千美元。回来后太兴奋,说了出去,马上给了个警告处分,立即让提前回国。”小孙摇摇头,“别的事还好说,这件事万万不可。”   见小孙说得这么严肃,我就不再提睹城的事,尽管我去睹城只能是小玩玩,看看热闹。吃喝嫖赌吸毒是共产党员的五大戒,就象高压电线,谁沾上了,谁就没有好下场。   方知是机要技术员,他的办公地点除了总领事副总领事和办公室主任外,别的人一律不得入内。我们约好打牌的地点是他办公室隔壁的休息室。   当我和小孙到达那里时,方知已整理好桌椅,等在那里了。   “赵戈呢?还没来?”小孙问道。   “来过了,说去拿点东西又走了,他马上就会下来。”   小孙拎起热水瓶到四楼餐厅打开水。我取出已分装在牌套中的十四副牌。   “哇,好漂亮的牌套,”方知赞叹道。   我笑笑,任何会打桥牌的人,对我的这套家什都会羡慕。这副牌套是去年参加全国高校桥牌复试赛时得的奖品,赭色的小牛皮面,被我擦的油光铮亮。   “需要洗牌吗?”方知问道。   “不用,洗过了。”   小孙拎着开水走进来,我取出从家里带来的龙井茶,给每人泡了一杯。   “赵戈呢,怎么还没来?”小孙又问道。   方知耸耸肩,“他说马上就来的,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   “对,催催他。这小子总不守时间。”小孙说。   方知拿起电话,拨了赵戈的号码,“嗨,搞什么呢,快点吧,就等你一个 了。”方知放下电话后对我们说,“他就下来了。”   小孙说,“他来了后要好好罚罚他。”   方知赞同道,“没错。”   正说着,赵戈一摇一晃地走进来。他冲我们一乐,“我耳朵热乎乎的,谁在说我的坏话呢。”   “我们正在商量怎样惩罚你。”小孙说。   “某人知罪了。瞧,我带什么来了?”赵戈将手中的塑料袋放在桌子上。   “什么?”我们一起问。   “这个,”赵戈打开塑料袋,拎出一打巴得啤酒来。   “啤酒,”我们一起欢呼起来。   赵戈得意的晃着娃娃脸说,“怎么样,咱哥们想得周到吧。还惩罚我吗?”   看着桌上的啤酒,我有种感觉,仿佛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当学生时,我总希望赶快毕业。可现在才发觉,我是多么的留恋大学生活。那么单纯,那么快乐,黄金时代啊。   小孙高兴地说,“有啤酒,还应有点下酒菜。哎,别急,我给我老乡打个电话,看他能不能弄点什么来。”   小孙的人缘很好。他与所有的工勤人员都很熟,称兄道弟的,工勤们都愿意帮他做事。小孙也经常帮工勤们干事,例如,帮他们写入党申请书啦,上街时帮他们当翻译啦,工勤之间有矛盾时做点思想工作啦,等等。他打完电话不久,厨房的小李就端着一大堆东西走进来。他不仅带来了好几样稀罕菜,还拿来了半瓶茅台酒。   “总领事请客剩下的,”他指着茅台酒和菜,说完就准备离开。   小孙一把拉住他,“别急着走,你回屋也没事。来看我们打桥牌,完了我们一起喝酒。”   小李摇摇头,“你们打桥牌,我又不懂。现在闭路电视正在放刘得华的枪战片,我想去看电视。”   小孙想了想,“也好,哪天到我那聊天。”   小李走了,我们的牌局正式开始。   赵戈坐在桌前,看看我,又看看小孙,“我事先声明,我的牌技不如你们。你们这些科班出身的高手,碰见我这个不会玩的,要多担当点。出错牌时也别怪罪。”   小孙笑道,“方知是你的伙伴,只要他不怪,我和姜健是绝对不会怪的。”   我也笑道:“你当真不会?那我们玩真的,输一局10元钱。”   赵戈摔了几张十元的票子在桌子上,“没问题,我赢不了,还是输的得起的。”   方知急了,“你输得起,我可输不起。不玩真的,不玩真的。”   我们一起笑了。   赵戈大笑着说,“Gotcha。”   赵戈的确不是打牌的人,他的牌技比不会仅仅高一点。但他是个幽默大师,有他在,牌桌上的气氛就非常的活跃和轻松,而玩牌也成了名符其实的玩。   “你们看电视了没有?这几天北京很热闹。北大中文系的学生为胡耀邦设灵堂祭奠,被NBC的记者拍了下来,在晚间新闻里播出了。”赵戈边理牌边说。   “你是北大毕业的,有没有见到熟人?”小孙问。   “有一两个一闪而过,大多数不认识。记者采访时,回答问题的全是去年刚入校的新生。”   方知打断他的谈话,“别光顾说话,该你叫牌了。”   赵戈看看自己的牌,“Pass。”   方知叫了个一黑桃。   我叫了个二梅花。   赵戈跟了个二黑桃,小孙没应叫,方知也没有继续叫牌,定局在二黑桃上,由方知坐庄,赵戈当明家。   我有一副带AK的梅花长套,我首攻梅花A。   赵戈一摊牌,方知气得大叫起来。赵戈有四张带Q的黑桃,一张小梅花,三张带AK的方块和五张带QJ的红桃。“你有这么好的一手牌,你居然只跟了个二黑桃?”   赵戈委曲地说,“我怎么知道你竟然停止叫了。”   方知叹了口气,“幸好我们不是打复试赛,否则,我们输定了。”方知对赵戈解释道:“当你只有6-9点牌时,手中又只有四张小黑桃或三张只带一张J或Q的黑桃,你才跟二黑桃。若我开叫,你有12点牌和两个高花长套,你应在二的水平上叫出你的另一个长套,然后由我来决定是否继续叫牌。”   赵戈将牌摊在桌子上后,跑到方知那看牌。他叫道:“嗨,方哥,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的黑桃这么强,我叫了二黑桃以后,你应该叫到局才对呀。”   方知气恼地打了赵戈一下,“你没叫出你的牌力,还怪我没叫到局。我只有14点牌,当你示弱时,我怎敢贸然叫到局?”   赵戈说,“言之有理,言之有理。该罚,该罚。”   他跑到放着酒菜的桌子上,倒了一杯茅台酒,拣了一只油炸虾放在嘴里,“赵戈叫错牌,罚酒一杯,外加虾一只。”   方知又好气又好笑,对他说:“你老老实实坐到我旁边看我打牌,也长点知识。”   赵戈说,“得令。”他端着酒走到方知旁边坐下。方知瞧了一眼赵戈手中的酒杯,“你别就这么过来了,给我们每人也倒一杯啤酒。”   “是,师傅。”赵戈拿出三瓶啤酒,拧掉盖,放在我们面前,然后讨好地问方知,“要不要往你的嘴里塞个肉丸?”   方知打出一张小梅花,“不要,不要。”   这盘牌很清楚,除了梅花外,强牌都在方知他们那边。而赵戈的梅花短套又弥补了他们梅花上的不足。如果我和戚教授拥有这样的一副牌,我们就有可能试试小满贯。不管怎么说,连局都没叫到的确令人恼火。   小孙摸出一包烟,“我吸支烟行不行?”   “没问题,”赵戈挥挥手,“给我一支。”   小孙扔给赵戈一支,问我和方知要不要,我们都谢绝了。赵戈点上烟,刚吸了一口,就被呛得咳嗽起来:“你这是什么烟,这么呛。不能吸,不能吸。”   小孙抢过赵戈手上的烟,叼在唇上。“自己不会,还嫌烟不好。别浪费我的红双喜,就剩最后一条了。”   “什么稀罕的,我这个月的指标给你。”赵戈说。   小孙大喜,“真的,那可太好了。”   中国人吸不惯美国烟,加上美国烟又特别贵,因此,领馆每月都要专门从国内或香港进口国产香烟供应给工作人员。烟少人多,不得不规定购买限量。每个人每月可购买两条国产烟,会吸烟者酌情多给一条。小孙的烟隐较大,加上他特别爱交际,跟工勤打交际时,第一件事就是递烟,这样一来,他的指标就不够用了。   这个晚上,我们边喝酒边打牌,一直玩到凌晨三点半。赵戈有点醉了,我和方知费了点力气才将他安静地送回他的房间。方知一喝酒就脸红,他自嘲地称它为保护色。我和小孙还行,除了有点轻飘飘的感觉外,一切正常。自从到美国来以后,不,应该说自从我结婚以来,我还没有这么痛痛快快地玩过。               七、美国共产党的游行   当工作走上正轨后,时间突然变快了。不知不觉已到了五月下旬。纽约的气候属海洋气候,虽已进入五月,并无五月的燥热,还象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我全力以赴地赶输留学生报到表。来报到的自费留学生明显增多。这是由两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方面是留学生的需要,身在异国他乡,总希望自己的国家能想着自己,在必要时能帮上忙;另一方面是我们的因素。为了加强留学生的爱国意识,做好留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我们为每一位报过到的留学生免费赠送一份人民日报(海外版)。尽管学生们反映报纸的形式太死板,没有多少新闻,但有这么一份报纸,多少可了解点国内的情况,留学生对此还是大为欢迎的。   我只收到周涛寄来的一封信,写在一张白纸上,密密麻麻的,正反两面都写满了。我读了许多遍,都快能背下来了。   “健:你好。   “来信都收到了,知你一切情况都好,很高兴。   “我很后悔,临走前还跟你吵架,而且为了那么一点小事。太不值得了。爸爸为此狠狠地训了我一顿,哥哥也讲了我半天。我想,这主要是我们俩的脾气太相似。拿物理学的原理来说:同性相斥。同样的性情,就难免有磨擦了。但愿我能够在这一段时间内有所改变。   “现在学校里很不平静。各系的学生都在秘密串联,要求罢课,以声援北京。系里管得很严,派辅导员到学生宿舍做工作。学生党员和班干部都事先吹风,要求他们及时通报学生动向,不得参与任何行动。看现在的趋势,大有1986年学潮的架势,而且会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你现在还在国内,怕是会忙得团团转,连饭都吃不上了。学校已成立了专人小组,派人24小时值班,有情况可立即处理。听说省里也派了专员来学校坐镇。校长宣布了几个不准:不准串联,不准贴大字报,不准私设灵堂,不准散布谣言。我看这几个不准没什么作用。本科生,特别是一二年级的新生,劲头特别大,根本不把学校当局放在眼里。听说北大领头的也是一年级的新生。四年级的毕业生和研究生相对比较稳,还没有人出来挑头。也许是因为面临毕业,怕影响分配。对新生的举动,我们都在观望。前天上课时,阎教授分析了当前的趋势,他认为这次学潮明显地比前几次有发展。不象以前,莽莽撞撞的就上街游行了,毫无组织和目标。从一开始,这次学潮就提出了反腐败和民主政治的口号,利用胡耀邦突然去世的有利时机,和人们对党内腐败现象的普遍不满,把唤起民众作为斗争的目地。学生们已经意识到,单靠学生的力量是无法干成大事的。如果工人和农民,特别是农民都起来了,学潮就会成为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变革运动。学生中也有人乘机重提‘社会主义过时’的论调的。上星期,邱老师给学生上社会主义改革的讲座时,当他讲到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东欧的改革浪潮时,学生纷纷上台演讲,大谈社会主义怎样不行,资本主义怎样势在必行。会场上又是鼓掌,又是拍桌子,邱老师禁止不得,给弄得很狼狈。课后有人汇报到学校党委,学校立即停了邱老师的课,并且对上台发言的学生提出了警告。不过,提社会主义过时不符合民心,即使是学生中也有反对的,当时就有不少人上台争辩。看来,提‘反腐败,民主政治’是谁都可以接受的口号,而提‘反对社会主义’就行不通。邱老师受处份是冤枉了他了,但这个现象说明,有些课是很难教了。   “我不准备参加学生的活动。我是学经济理论的,体制改革是我的重点课题。我希望能从理论上做些研究。中国现在的改革缺乏理论指导,西方认为中国没有经济理论,确实如此。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怎能总摸着石头过河呢。但我很担心,搞理论的历来是没有好下场的。你不联系实际,无法说明问题;而联系实际就会留下把柄,没准哪一天就成为反动言论。当然,既然走上了这条路,我就会走到底。总有一天,人们会意识到我们的工作的重要性。   “我将关起门来做我的毕业论文,象鲁迅先生一样,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天塌下来自有比我高的人顶着。这是咱们小平同志的名言,讲得太好了。   “我必须去图书馆查资料,有空再给你写。   “想你,涛。”   看了周涛的信,我的心里沉甸甸的。我天天收看NBC和ABC6:30的新闻节目。美国的新闻媒体通常是不重视中国的新闻的,但现在几乎天天都有关于中国的报导,而且有许多现场直播。我真不知道,在中国竟有这么多的外国记者。这些记者自由地参与学生的集会,与学生谈话,播放学生的活动。这种情形,别说是文革前,就是五年前也是难以想象的。毕竟是改革开放了,谁说中国没有变化呢。   与国内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景象相比,国外的留学生平静多了。我收到来询问国内情况的电话,但仅此而已了。大概是因为学习繁忙,还要为生存奔波,无暇顾及吧。   我真想知道,这场学潮究竟会发展到什么地步,达到什么结果。周涛提到学潮的目的是唤起民众。唤起民众做什么呢?86学潮的结果以胡耀邦被免职而告结束,那么这次呢?学生们的热情的确可嘉,可罢罢课,上上街,喊几个口号就可以达到反腐败民主政治的目的吗?学生们还是太天真了。中国的事不是靠喊口号就可以办好的。你要想推翻现存的政府,你就要有一个象共产党这样强大的组织,有自己的武装。在中国,离开了枪杆子,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中国不是西方。西方搞民主政治,政治家上台喊两句政治口号,许几个诺,谁拉的选票多,谁执政。中国不同。并不是任何党都可以在中国执政。说到底,中国没有可与共产党匹敌的政党存在。中国共产党的四千万党员占据了党政军所有的要害部门。除非共产党内部发生分裂,自己起来造自己的反,任何的其他势力都是奈何他不得的。而且,共产党与西方的政党有本质的区别。西方的政党并不是一个实体,所谓党员,无非是看他是否支持该党的政治方针。今天支持这个党,就是这个党的成员;明天支持那个党,就成为那个党的成员了。而共产党是不同的。共产党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形式和组织纪律的政党。并不是任何想加入共产党的人就有资格加入。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人必须是年满18周岁,并立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人。加入组织需填写申请表,并由两名正式党员介绍,经过一年的考查期,看其是否符合党员的标准。入党后要定期参加党的组织生活,交纳党费,完成党交给的任务。若有失职或违背党纪党纲的行为,就会受到严格的纪律处份。每个参加工作的人都有自己的档案。个人挡案与美国的社会安全号有相似之处,它记录了一个人一生的每一个经历。从参加工作的经历到个人表现,哪年提职,哪年加薪,哪年受过什么表扬或处份,都记录在案。这份挡案将随着个人移动,但本人不能接触到自己的挡案。自己的挡案对自己来说是绝对保密的。在很多情况下,个人是否能够被提拨和任用,他的档案往往是关键因素。任何人,如果他尚且关心自己的前途,都不愿在自己的挡案中留下任何不利于将来的污点。中国的这种档案制度,部份地遏制了人们的自我中心意识,使他在干事之前必须三思而行。根据我对中国国情的理解,我断定,学生的这次行动将象往常一样,不会有任何结果。不论西方的民主政治多么先进,放到中国就行不通。俗话说,瓜熟蒂落,水到渠成,中国还不到这个时候。如果党员因关系到自己的前途而不敢站出来支持学生,学生们能有多大的本事?   唉,庸人自扰,多想无益,还是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吧。   我正专心致志地在计算机前忙,忽听见隔壁接待室里传来叽叽喳喳的谈话声,似乎不象是接待来访学生的对话,我于是停下来倾听。   过了一会,李丽跑过来,兴奋地对我说:“前面45街的地方,有美国共产党正在游行和演讲。我们领馆前的街道都被封锁了,来了很多骑警和警车。快去看看。”   我存盘后,随李丽和领馆的其他几个工作人员跑到大门外。   罗天叫道,“别去凑热闹,若是被拍下照来,说中国领馆的外交官也参加了游行,你就麻烦了。”   我没有理睬她的话。我知道老罗是对的,但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哪能错过呢。再说,就站在门口看看,谁会说有什么不对。   我尽量站在靠墙根的地方,随时准备逃进领馆大门。我因在计算机房工作,馆里没有服装要求,我只穿着一件体恤衫,看上去跟一个普通的学生差不多。   警察真多。我粗略地估计了一下,警察的人数比参加集会的人数要多三倍。参加集会的美国共产党人最多有100人左右,他们集中在45街与12大道的接壤处。我从领馆门前可看见一个黑人正在麦克风前宣讲,但因隔着三个街区,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我拾起地上飘落的一张传单,传单上简略地写着一些口号,反对贫富不均的社会制度,反对政府向穷人征税,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的国际政治,全世界无产阶级团结起来,等等。   为了看得清楚一点,我和李丽又向前走了一个街区。警察布满了整个街道,越靠近集会的场所,警察越多。路边至少停着20辆抓人的警车,每个警察都是实枪荷弹,警棒在手。李丽见到这个架势有点胆怯,“我不过去了,我就在这里看。”   我犹豫了一下,我也有点胆怯。在中国时,我还不曾见到这样的场面。忽然,我看见前面的人群中,有一个中国人。他拿着照相机,正挤在人群中不停地拍照。他是……赵戈。这个嘎小子。我朝他走去。   “赵戈,”我叫住他。   “嗨,姜哥,你也来了,”他为我拍了一张照片。   “拍我干嘛?”我问到。   “你是次要的,我主要在拍那个骑马的警察,他正在拿警棍打人。”赵戈兴奋地满脸放光。   “赵戈,当心点,”我警告他,“别被警察抓住了,找麻烦。”   赵戈满不在乎地说:“我是外交官,有豁免权。而且,你瞧,”赵戈掀开外衣,他的衬衫上别着一张记者证。“我也有记者的牌子,记者采访是正常现象。”   “万一警察逮住你,你在美国人那也许没事,在咱们领馆就不一定了。”   “这倒是真的,但我无所谓,”赵戈笑笑。“我从来就没有当过先进分子,也不想争取。在我的档案中记一个过,与记过十个过,对我来说都一样。”   赵戈说着,又举起像机为几个正在讨论的人拍照。那几个人一看就是工人模样,花格衬衫,牛崽裤。他们朝我们招招手。   “中国人?”一个大胡子问。   我点点头。   “好,中国人好,”他走过来,塞给我几张传单,“欢迎来参加我们的集会。”   我指指站在一旁的警察:“他们也来了。”   他哈哈大笑起来:“他们是我们的保镖。”他用手做了一个射击的动作,朝我挤挤眼。   我问他:“你害怕吗?”   “害怕,为什么?”他看着我。“I am working class nobody. I have nothing to lose. I don't scare nothing.”   正说着,赵戈冲过来拉着我就走。“快走,前面警察与工人发生冲突了。几个骑警冲进游行队伍,有一个人被拉下马来。其他的警察正在集合,这里马上就要打起来了。快,离开这里。”   我朝那个大胡子摆摆手,跟在赵戈后面,跌跌撞撞地向领馆跑去。   我们经过警察的警卫线,警察们怀疑地看着我们,但没有盘问。我们一直走到领馆大门前才站住。   45街那边已是人喧马嘶,一片大乱了。   我不想立即进到领馆里去,就和赵戈在拐角处又站了一会。我看见警察推着几个工人朝警车里塞,一会又是一批,那个大胡子也在其中。当警车从我们身边驶过时,大胡子从车窗里探出头来,举起带着手铐的双手,朝我摇摆。   不知为什么,我竟十分地难过起来,几乎是满眼含泪。我不算是多愁善感的人,可今天的这个场面太令人激动了。这情景是这样的熟悉,仿佛是置身于60年前的江汉工人大罢工的队伍中。那被抓走的工人当中就有我的爷爷和父亲。   “姜哥,哭了?”赵戈推推我。   我不好意思地擦了擦眼睛,“激动了。”   赵戈点点头,“我也一样。”我们沉默了一会,赵戈对我说,“别跟领馆里的人谈起今天的事,特别是别说我拍了照片,他们尽大惊小怪的。”   我注意到,赵戈已将像机藏进衣服里了。我点点头,表示明白了。   赵戈感慨地说:“都说西方政治怎样民主,其实都一样。他们允许的是资产阶级民主,而不是共产主义的民主。如果不是共产党的集会,根本不会派这么多的警察来压阵。我敢跟你打赌,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不会报导今天的集会。”   我有点不信,美国的新闻媒体与中国的不同,他们是不受政府控制的。我摇摇头,说:“不会吧。”   “绝对。我走了一大圈,没有看见一个记者和一台电视采访车,我大概是场中唯一的一个挂牌子的记者。”   “也许新闻界还不知道今天有共产党的集会?”   “怎么会不知道,记者的鼻子灵着呢。我看他们主要是不想惹麻烦,怕被戴上同情共产党的帽子。”   我不说话了,我不得不赞同赵戈的观点。在中国也一样。当学生游行时,你即使是从游行的队伍中穿过,被多嘴的人看见,也会被说闲话。任何人,只要他生活在社会中,就不是自由的。他的一切言行,必须适应他所生存的社会。我忽然想起久已忘怀的毛泽东的一句名言:“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两个自由是互不相容的。”老毛讲的话是千真万确的。在中国,谈马列主义,谈共产主义,谈阶级斗争,谈无产阶级专政是自由的,谈资本主义制度就是不自由的,而在美国则相反。我想,不论在哪里,自由与不自由的背后,都有一个强大的支柱在工作——那就是政权。政权可行使自己的权力去维持自己的统治。你的行为若触犯了政权本身,或给它带来了麻烦,它就会毫不留情地予以镇压。这大概是无论古今中外,历来如此吧。   由于国内学潮的发展,老扬离任的时间推迟了。所以,我至今一直以接待室的工作为主。既然在其位,就得谋其政。我将历届接待室主任留下来的材料整理成一个小册子,并与李丽罗天共同商讨出一整套格式化表格,例如,留学生身份证明信,留学人员在美未婚证明信,留学生探亲证明信等。小册子和表格经组里批准,印成正式表格投入使用,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老江对我的工作很满意,他再三在组里表扬我在接待室的工作。只是我学开车的事就搁下了。   小孙毕竟是年轻人,他很爽快地答应教我开车。我与小孙关系很好,特别是成了桥牌伙伴之后,我们经常在一起消磨时间,有时也谈论组里的事情。我喜欢听小孙发表议论,他的话部份地反映了官方意见。小孙与老方的关系,我们都知道是与别人不同的,他们既是老上下级关系,又存在着别人无法插足的亲情。小孙与老江的关系也很特别,他对老江总是很尊敬,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可我总觉得这种尊敬中隐藏着一股说不出的味道。好象是在演戏,做给什么人看。我搞不懂其中的奥妙。组里就这么几个人,关系应不复杂吧。但不论是怎么回事,我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能不参与就不参与。我的任期只有3年,三年一到,就打道回府,管它洪水滔滔。   吃完晚饭,小孙带我开车外出。他在登记本上写着:到联合国代表团驻地。我不解地问,“到联合国代表团那去干什么?”   小孙神秘地笑笑,“别问,去了就知道了。”   车子出了领馆的大门,转上11大道后,并没有在67街转弯,而是继续向前,直到71街时,才向左转入一条僻静的街道。小孙将车停在路边,拉开车门,走下车。他让我也下来。我莫名其妙地下了车,走到小孙身旁,看他准备捣什么鬼。   小孙让我坐进驾驶室,朝我一笑,“你来开吧。”   “我来开?!”我兴奋了,我有点胆怯地问,“行吗?”   “行。”小孙乾脆地说,“这里到了晚上,行人和车辆都很少,我们领馆的人学开车都到这里来学。你先练开,会开了以后再练停车和换档。对车有了感性知识,在到驾校学两次就可以拿驾照了。”   我坐在驾驶员的位子上,按照小孙的要求调整好座位镜子的角度,系好安全带。   “打火。”小孙说。我拧动钥匙,发动机轰地启动了,我紧张地出了一身汗。小孙继续发布命令:“将拉杆拉到驾驶位上,打左转方向灯,回头看有没有车上来,方向盘略为左转,好,踩油门,注意,别太重。”   车子徐徐地离开了路边。   “注意,开在两条白线的中间。尽量开直,不要忽左忽右。你可以从车子的视角来判断车子是否开直了。”小孙是个好教练,他很仔细,也很耐心。他将最基本的驾驶要点,既简洁又明了的指示给我。我当然也是最好的学生。我对车子有天生的悟性。未开车之前,我对开车有点恐怖,担心学不好。可当我坐到方向盘后时,我的恐怖心就全消失了,剩下的只有自信。   “转方向盘时,双手不要交叉。转完后手要立即会到原来的位置上去。”小孙不停地纠正我的姿势,不知道的人会认为他是个开车多年的老司机。其实,他也只比我早学半年罢了。有人天生就是教练员。   “转弯时减速,打方向盘不要太大。你要凭感觉打方向盘。转过弯后立即踩油门,加速,否则车就停了。”   尽管是条偏僻的小街,还是不断有汽车开过。起先,每当有车从我身边呼啸而过时,我都会吓出一身冷汗。但不久我就适应了,方向盘也变得得心应手起来。我象个老司机一样,娴熟地转动着方向盘,车速从一开始的25哩增加到35哩。   “不错,不错,相当不错,”小孙夸奖道,“很有悟性,再练两次,用不着上驾校也可以领执照了。”   小孙看看表,“快十点钟了,我们回去吧。”   我简直不相信我已练了快三个钟头。我真想在开一会。开车会上隐,真是不假。   “再开一会,好不好?”我请求道。   小孙想了一想,“我们到另一条路上去转一圈,这是最后一圈,转完就回家。”   我坐在位子上,按照小孙的指示,在71街处向左进入了另一条路。这条路的名字叫“Riverside Drive”。它的右边是高高低低的住宅,左手是树木丛生的路边公园,公园的左边就是明亮的哈德逊河,环境很是幽雅。我很兴奋。我看着不断从前方开来的车,乐得直想唱歌。我会开车了,我真的会开车了。昨天我还不会,可今天已能在纽约市的大街上开车。Life is good。   车子开到102街时,小孙让我靠边停下车。我们走下来。   小孙指着路边的一块大石碑对我说:“这是李鸿章当年到美国访问时留下的纪念碑。”   我好奇地走到石碑前。李鸿章是清朝后期的洋务派大臣,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大卖国贼。他当过清政府的万国事务衙门的总理大臣,说起来,是中国外交界的老前辈了。我竟不知他访问过美国。石碑有一人高,刻着中文和英文两种文字。大体内容是:“……”石碑的周围设有铁栏杆保护。据小孙说,石碑上的字是李鸿章的亲笔。李鸿章的嫡系子孙李道豫,现正在联合国当大使,他看见这块碑,肯定会更有感触了吧。   回领馆的路上是由小孙驾车。不用说,今晚的行动是秘密行动,对谁都不能透露的。   小孙这个人真不错,够哥们,够朋友。平时总认为他身上有官气,关键时刻还真帮忙。而且通过这件事,我们之间有了一件共同的秘密,我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亲密起来。   刚进宿舍门,就听见电话铃响,我冲过去接电话。   “嗨,姜哥,到哪去了,找了你一个晚上。快到我这来,给你看个东西。”赵戈的声音立即从电话中传来。   “什么东西?”我问道。   电话已经挂了。这个嘎小子,干事总这么莽撞。   我冲上18楼。赵戈住在18楼,差不多是最高的一层了。总领事也住在18楼。但总领事的住房比我们的房间大的多,就象旅馆的总统套房。赵戈住的是跟我一样的单间,但他总是为自己与总领事是邻居自豪。   “我与总领事是邻居。哥们,别看你是二秘,待遇没有我这个随员高。”   “什么事?”我门也没敲就闯了进去。   赵戈正在摆弄着厚厚的两大叠夹子。   “全洗出来了,镜头很好。”   赵戈将夹子打开,一张张翻给我看。是那天美国共产党集会的照片。其中好几张上有我的镜头,我与大胡子谈话的情景,我背后正挥舞着警棍的骑警。   “嘿,拍得真不错。”我一张一张地欣赏着照片。赵戈的摄影水平已相当不错,不仅图面清晰,布局完整,而且很会抓镜头。   “拿到国内去,可以登在报纸和杂志上,”赵戈得意地说,“头版新闻。”   大夹子里还有其它体裁的照片,有人物特写,风景照,橱窗广告,和领馆人员的工作照片。每一张都很精致。赵戈解释说:“夹在这两个本子中的都是经过筛选过的。每一卷胶卷拍完后,总有一些次品。我把这些不够水平的挑出来另外放在一起。”赵戈指指旁边的一个厚厚的牛皮纸信封袋,“全在那里。”   我拿过信封袋看了看,至少有几百张。赵戈看来对摄影是认真的。   “我打算出一本像册,题名为‘美国万花筒’。我将选出最能体现美国风情的照片出版,再配些文字说明,用最高级的印刷材料印刷。上次中国出版局的老总来美国访问,我给他看了我的作品,他非常感兴趣,让我选出来后,送给他看看。他答应为我出版这本像册。”赵戈的眼睛在镜片后闪光,他为自己的尚未出生的孩子自豪。   “我想把你的这张也用进去,”赵戈指着我跟大胡子谈话的那张。“等像册出版后,我送给你一本。”听他的语气,似乎像册已经出版了。   我相信赵戈的像册一定会出版。不要说他的照片已经很够水平,单是他对此事的热情,就可以预见他的成功。干任何事,必须先有理想,才会有奋斗目标;有了奋斗目标,才会有行动;有了行动,才会有结果。不论干什么事,只要你能够朝着既定目标不泄气地走下去,你就一定会有结果。不论这结果是否是你的原来的设想,有结果总比没结果要好。   赵戈与我仅相差五岁,但我与他的风格却相差了一代。在赵戈的身上,更具有现代青年的特点。他敢想,敢发表议论,敢接受新观念。他给人的印象是有点漫不经心,对什么都不在乎。但实际上头脑很清楚,很有自己的主见。我跟他相比就逊色多了。我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年龄段上,在我身上,既有现代年青人的敢于思索的风格,又有老一辈人的保守倾向。有时,我自己都感到自己老了。或者可以用另一个比喻,赵戈具有浓郁的艺术家的色彩,而我更具有普通人的本质吧。   当我将自己与赵戈作比较时,我也感到学科的不同在人们身上留下的影响。我早就发现,学工科出身的与学文科出身的性格和作风上的差异。文科务虚,工科务实。学文科的往往领导了新潮流,而实现它则要靠学工的努力。这也是为什么当年北京大学成了五四运动的发源地,而清华大学的学生成了今天中国的栋梁。我好象记得在哪篇文章谈到,当今在党政经济各部门中执掌大权的人,学工科的占大多数。不管这是不是事实,我总认一个死理,光会说不行,还得会做。当年,北大教授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人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他传播的理论唤起了千千万万的民众,使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成为可能。但陈独秀仅仅是个理论家,却不是实践家。当理论停留在书本上时,他是个巨匠。而在实践中去运用他的理论时,他的弱点就暴露无遗。他先是不顾中国的实情照搬西方的全套理论。当实践证明,照搬西方的全套理论在中国行不通时,就转而对其理论产生怀疑,最后沦落到成为改良主义者,被人民彻底抛弃。而毛泽东经历了与陈独秀完全不同的道路。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从来就不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立即将马克思主义中的精华转化为能为中国现实所接受的理论。他不是简单地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而是提它们之间的斗争,并且明确地指出,在中国,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式是武装斗争。由于中国当时正处于封建于半封建的时代,阶级斗争的主体就不是西方的以工人为主体,而是以农民为主体。因而,中国的革命战争是一场农民的战争。毛泽东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时,将其完全融入了中国的实际,成功地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毛泽东思想。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也许并不能被称为理论,而是行动的指南。但毛泽东成功了,是毛泽东成功地领导了中国的农民,将中国建成了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毛泽东的成功就在于,他不仅仅说,而且做。甚至他的理论也不是为了说而写,而是为了做而写。从历史上看,任何伟人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马克思也不例外,马克思一生的工作是写作,是探讨理论。他之所以成为伟人,不是因为他提出了理论,而是因为有人运用了他的理论,并取得了成功。而且每一个运用他的理论的人也并不是简单地照搬,而是根据自身的需要有所发展。所以中国有句古话,“秀才造反,十年不成。”为什么,秀才是说才,不是干才。光靠说没用,关键是干。象赵戈这样既善于想,也能付之于实践的文人,应是文科学生中的佼佼者。   (未完待续,下接zk9901c3) □ 寄自美国 ———————————————————————————————————— 本期责任编辑:   萧 同(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曾 敏(美 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徐名扬(澳大利亚)〈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 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 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 国) 〈cnd-cm@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 SUB(或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 SUB(或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207.151.78.100]:pub/hxwz             或 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