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      ◆      回忆小说专辑之二(三)       ◆      ◆                        ◆      ◆◆◆◆◆◆◆◆◆◆◆◆◆◆◆◆◆◆◆◆◆◆◆◆◆◆            SUPPLEMENT TO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增刊 第一六九期 ——             (一九九九年三月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9903b3) ———————————————————————————————————— ⒈【回忆小说】 夜(下)                     曹 敏 ————————————————————————————————————   关于CND十周年纪念高尔夫球衫,请访问http://www.cnd.org/shirt            或致信cnd-shirt@cnd.org。 ————————————————————————————————————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  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  来稿请寄:HXWZ@cnd.org。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请只用  电子邮件寄纯文本文件。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  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除非本刊另有安排,不得转载。如欲以公用目的网络服  务站对本刊进行收集存档,或以任何方式对本刊再传播,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并取得授权。未经本刊许可,不得利用本刊或本刊存档从事任何形式的营利性  的或收费的活动(包括广告宣传在内)。 ———————————————————————————————————— 【回忆小说】                  夜(下)                 ·曹 敏· 〖上接zk9903b2〗                  (六)   抱着小胖丫头从日托幼儿园出来经过十字路口,女儿忽然叫起来。“我不看他们!我不看他们!”她在我怀里直直地挺着腰板,把她的胖得没有鼻子的脸拉得极扁,象个发面饼,两个圆圆的熊猫眼厌恶地撇着,一边说着还崩出个响屁,震得我的胳膊麻酥酥的。其实她还是很害怕的,要是给她放到地上准得大哭。   她这是跟谁呀?我回头一看一惊,两个头戴钢盔,握着冲锋枪的士兵。他俩笔管溜直的站在十字路口的马路边上。这大概是在站岗。我怎么没看见呢?两个当兵的一动不动,大太阳底下军装都被汗透。讨厌!不想看他们!“占领军”!可他俩那满是汗水的脸显得那么年轻,简直可以说是充满稚气。估计不会到二十岁,还是孩子嘛。可他们也许开枪杀了人!那枪口有多么的阴森森。   女儿已成条件反射。只要是看见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当兵的就紧张、害怕,还特别恨他们。胖丫头的这种情绪类似于怕打针。在家里她要是太不听话,我就说:“打屁屁针!”她立刻就得撇着嘴哭喊。不过女儿见了不带枪的大兵就是另一种态度,好象和他们还挺近乎。这让我心里好不痛快,可我不想和孩子说得太多。她不懂事,在幼儿园给我胡说白道,这不是给自己找事吗?我跟女儿说当兵的都没脑子。妻子就数落了我很多日子。是呀,言多必失。   先入为主。我对戒严部队的印象实际上很恶劣的。“六·四”刚过那几天,戒严部队的都在体现“军民鱼水情”。那天在长安街上看他们清扫马路。路障搬走之后,留在路面上的都是烂砖头。每个当兵的一把大扫帚,横在马路上排成长长的一排。当官的一声哨响,当兵的立刻没命地扫,头都不抬,撅着个屁股,每个人都露出小半截长长的后腰。顿时长安街上尘土滚滚,卷起多老高!真可谓遮天蔽日。我在远远的地方看着,心里讥笑:也就能玩儿土。来到单位我就说这些当兵的有些傻。别人问其根据,曰:“我听到他们的都是西北口音。他们肯定都是那儿的农村上来当兵的。知道吗?那边农村都是近亲繁殖,基因中染色体都不正常。”我还说让当兵的练正步走,他们就“顺拐子”。当官的喊“一!”当兵的就把左胳膊摆在胸前,左腿也没命地踢起来。有的还能把鞋踢出去!让他们坐下休息,他们“轰”的一声,把他们的屁股狠狠地墩在地上。大概在半空中他们就盘好了腿。其实我也没看见,但见听的人都哈哈大笑,我也消气儿。   这些戒严部队的还用军车往北京城里突击运粮食。那几天,北京的许多粮店都被军民们抢购一空。那些军车都装满粮食,当兵的跟着坐在上边。到了粮店就七手八脚地往店里扛粮食。一个个愣头青似的,跌跌撞撞,就好象刚上套的生马蛋子。你看他们干得满脸是汗,衣冠不整的样子,更觉得整个是帮傻逼。   买粮食的居民们见他们送粮食,就退到一边冷眼看着。我抱着女儿到那儿是想买些面条,碰巧观了这景。胖丫头一见就喊:“解放军叔叔!解放军叔叔!”我不理她,她还喊上没完了。一气,我说:等会儿不给买冰棍。胖丫头嘴一撇,哭着还喊:“解放军叔叔呀!解放军叔叔呀!我爸爸不给(我)买冰棍啦!”这傻丫头可真刹风景!那帮当兵的呢?好象没听见一样,继续进进出出地扛粮食。一个家伙扛得跟头趔趄,一下撞到门上,人和麻袋都倒在地上。大家都惊叫一声,“啪”的一声,麻袋摔开,米撒了一地。我这胖丫头顿时嚎啕:“解放军叔叔——(我)要吃冰棍呀——”这傻丫头,怎么这么能起哄?这些当兵的,想干点人事都干不好。   当兵的就是怎么看怎么别扭。你还甭说,他们还瞧我别扭呢!比如我们机关门口站岗的武警。武警不是戒严部队。咳,反正都是当兵的。谁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在我们机关门口站岗?我们这个机关到底有什么值得保卫的?大门口的武警挎把手枪,总是那么无精打采地站岗看门,大概正想着什么时间换岗。武警对进进出出的人很少过问,你愿意亮一下工作证,他就似看非看地瞟一眼。不掏工作证,直眉瞪眼地走进去,他也不管。可是有个小武警专门要看我的工作证。我进机关大门一见是他就得乖乖地掏工作证。连着些日子他都这么“区别对待”。   一开始我没在意。有那么两次之后我有点儿上火,也不和那小武警对眼神,径直往机关里走,要试试他是不是真的找我的别扭。   “证件!同志!说你哪!带证件了吗?”他在我背后嚷。看来他就是要“检查”我的证件。   我无可奈何地回来把证件拿出来一亮,表情很是古怪,想装得冷漠,又掩饰不住轻蔑。   刚要往机关里走,他又喊:“拿来我看!”   我只好把工作证递给他。小武警打开工作证上下打量我,象是“验明正身”,看了又看工作证后,才把工作证还给我,还给了一句,“以后进门要首先拿出工作证,接受检查。”这时正是上班时间,进来的人们都瞅着我乐。   我狠狠地瞪着他。瞧他那土瘪样!小矮个,腿本来就短,也不知道提提裤子,裤裆都快拖地了。那脸怎么就那么像个冻土豆?腮帮子是紫黑色的,两个高颧骨上停着皴干巴,眼睛小得象两道很大的皱纹。那小兵也目无表情地瞪着我,隐隐带着一种嘲弄。我几乎要发作起来。   “他这是为什么?!”我在办公室里怪叫。“咱又不是地富反坏右!就是地富反坏右也都平反摘帽了!真不明白……”   “你自己做得太过份还不觉得!”小石抢白我。“你一见站岗的武警就昂首挺胸,看也不看他们。要是有熟人跟你一起走,远远的你就指指点点他们,不断地摇头。其实人家早看见了!人家这是憋着治你!”   小石和那几个武警站岗的挺熟,他说人家想整治整治我肯定没错。不过说我平日就给武警脸色看真让我吃惊。我怎么一点儿没察觉?这下你懂了什么叫不由自主。说实话,我这么做也俗。哎,自作自受。可谁让他们那么……那么别扭?   小石和看门的武警中的几个混得很熟,因为他们都是河南人,那个总和我找别扭的竟和小石是一个县的,而且过去都是在黄河大堤里种地的。小石亲切地管他叫臭子。说到“在黄河大堤里种地的”我还得解释几句。黄河下游两岸河堤相距很远,往往有十几里宽。枯水期,黄河带着粘稠的泥水慢慢地在巨大的河床中流淌,只有一、二百米宽,甚至更窄。汛期,滚滚而来的洪水才占据整个河床。由于近几十年黄河水量减少,两岸的缺衣少食的农民们看中河床中的荒地,并拉家带口地来耕种。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了专门“在黄河大堤里种地的”了。   小石那时讲过在大堤里种地的往事,很动感情。说到有的年头,洪水特大,又是突然提前到来,河堤里的庄稼都被滔滔的洪水卷走,绝望的人们只能拿着长杆子在无情的洪水中捞东西,也确实是惨。我绝对地同情小石和他的乡亲们。当然,我的这种同情被小石后来的“义和团”,和口口声声的“我老婆”给毁了。不知我的这种同情心是不是一种真正的同情,或干脆是一种假惺惺的可怜?咦,我干嘛要这么检讨自己呀?难道不能用“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骂街吗?   小石见了臭子立刻就“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星期日他有时会到武警宿舍找臭子逛街。我曾看见他俩蹲在一家大商店门口说笑。看到他俩我赶紧跑到马路对面绕着走,不想让他们看见。走得远远的,觉得他俩不会看见我了,我又回过头来观察了这两个傻逼一会儿。真土!俩人在商店出出进进的人流中抽着烟,无所顾忌地大聊特聊,笑个没完,还蹲在台阶上,不时地往地上吐痰。说不定这时候小石正和臭子商量怎么治我呢!当然我也会想到小石他“老婆”,心里纳闷。   那天我还摔了个大跟斗!我看够了小石和臭子的丑态,骂了句“他妈的”,转身就走。猛地我的腿被死死地绊住,身不由己地向马路上倒去。原来我躲在电线杆子边看他俩时,忘记了拉着电杆并插入地下的粗铁丝,转身走时就绊在上面。我重重地摔在马路上,一个骑车的猛地捏闸蹦下来,瞪着眼睛骂了我什么。我当时爬起来愤愤道:“中国真得亡了国!”然后龇牙咧嘴地猛走,怕远远的台阶上坐着的那两个傻逼看见。   哪跟哪呀?                 ≈ ≈ ≈   据小石讲,六月三日那天晚上,臭子所在的那支武警部队也参加了“平暴”。他们来到西单大街附近便被市民拦住。刚开始是相互的推推搡搡,后来就恶语相伤,跟着就打了起来。臭子讲,他当时只能用懵了懵懂来形容,听到当官的吆喝着向前冲,就低着头往前拱,没走几步就被气急败坏的市民们推了个四仰八叉。他刚要爬起来,见一个大姑娘跑过来,照脑袋就是一砖头!“亏了有钢盔,不然脑袋就扁啦!”臭子痛心疾首的竟是个大姑娘打了他。“那大姑娘穿着连衣裙,真漂亮。谁想到照我头上砍砖头!哎呀,哎呀!连大姑娘也打俺们!羞死人。”   很快,他们这几百人的武警部队败下阵来。市民们见状更是把砖头、石块扔得满天飞。面对雨点般地飞来的砖头、石块,这倒霉的几百小伙子斗志全无。也是,他们只是头戴钢盔,连个挡砖头的盾牌也没有。“一个砖头正砸在我的腿上,奶奶的,疼死我了。我要是有枪也得开枪!太丢人咧!”臭子回忆那一刻时还是心有余悸。他说他撒腿就跑,跟着他的班长跑进了一条不认识的胡同,并闯进一个大杂院里。   臭子以下的讲述让我暗暗吃惊。他和他的班长很快被院里的居民领到屋里,让他们换了便服后又把他们送到街上,指好方向让他俩逃离险境。这不是和报纸上说得一样了吗?我怎么觉得报纸上的这类报道都是十足的杜撰?该不会是臭子信口胡说吧?   但小石很以为然。“老百姓哪那么没良心?臭子和他的班长那时是败阵,不想和市民们打了。既然他们不再反民主,不当独裁统治者的帮凶就不是反动派啦。(大杂院里的居民们帮助他们逃跑)这也是分化瓦解敌人的一种手段……”   “哎,哎!臭子可是说‘我要是有枪也得开枪’的呀!”我简直嚷起来。“他们要是有枪还不一路冲到天安门去了?噢,他们逃跑就不再反民主了?什么逻辑?”   “‘六、四’开枪是不是镇压了民主?!”小石显然来气了。“如果军队不开枪,民主运动能失败吗?他们逃跑还是反民主吗?”   “你的意思是说,关键是枪杆子?如果老百姓有枪,是不是自己可以打出个民主?”我这儿和小石胡乱抬杠。   “对!‘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所以人民得武装起来,拿起枪杆子自己解放自己!这就是民主!”小石理直气壮。   我不说话,不想和他争论这些我自己也不甚了了的问题。谁有枪杆子谁就有民主!这民主是什么东西?别再说了,太危险,没意思。                 ≈ ≈ ≈   我对臭子的印象不会因为他在六月三日晚上的逃跑,“不再反民主”有什么改观。得好好戏弄这个农村后生,谁让他和我找别扭?上下班进出机关大门的时候,只要看见臭子站岗,我都要别出心裁地耍一下活宝,常常是远远地就把工作证掏出来,高举着一路机械地走到臭子面前,毕恭毕敬地递过去,引得边上的人哧哧发笑;或者惊讶道:“哎呀!我忘了工作证!”等臭子说完“回家拿去”后,再从兜里掏出工作证一本正经,“我把它忘在兜里了。”再不然就在他检查完证件后,悄声和边上的什么人说:“(他有)多么英明呀,将军般的勇士。”并做个鬼脸。总之,我要引得人们发笑,笑这个自以为是的后生。   臭子显然不自在起来,一见我过来就脸往别处看,手都没地方放。我可是不依不饶,仍然举着工作证到他面前,“解放军同志,解放军同志”的乱叫,让人们越发地笑。我心里有一种潜意识,可以说是对当兵的不由自主地厌恶。“六·四”后,我怎么就越看这些当兵的就越不顺眼呢?   看得出来,小石对我的举动恼怒,不过他现在学着不表现出来,或深深地叹气,因为司里的年轻人都觉得可乐,其中包括小石的“老婆”。对了,不能再说什么小石的“老婆”了,他们已经变成“一般朋友”关系。那女孩儿昨天说的。小石也没表示什么,私下里说:“反正把她操了!”   小王看着我的耍活宝,小石的仰天长叹就笑个不停,不过他每每劝我,“没意思,你嘲笑也不能让傻逼明白点什么。”                 ≈ ≈ ≈   在爸妈住的那个机关大院里也住进不少戒严部队。礼堂给占了。得,看不成电影了。这么多人挤在里面也够受的。哎,他们到哪上厕所呀?这你放心,礼堂边上搭个临时厕所。也就是地上挖了道沟,上边搭上板子,外边钉了柱子围上席子。没些日子那儿就臭气熏天。看见大兵们进进出出,我马上想到“造粪机”这个词,继而想到的是大兵们拉完屎可能不用手纸擦屁股。当年在农场干活时,本地青年都不用纸擦屁股。拉完屎找个土坷垃或小树棍一刮就完了,还有的干脆在厕所的墙棱上蹭。恶心。我知道这有诽谤、诬蔑之嫌,可我这么想了心里痛快点。   女儿每星期日都要到爷爷奶奶家“反”去。我早上抱着胖丫头一进大院总看见当兵的在练习打武术拳。这些当官儿的,星期日也不让小兵们闲着。女儿看着他们就乐。前边说了,只要是没带武器的当兵的,小胖丫头是不害怕的。她还从我怀里下来,在地上比比划划跟着学,一边耍一边笑。   大院里的人们都不远不近地站着看。一看不要紧,小兵们不好意思起来,那武术拳打得没样!动作一点儿不伸展,越来越象猴子。我看了都忍不住乐。这些农村后生,见围观的人们乐,那动作就越发滑稽。一个排长一样的官有些恼火,把兵们集合起来,大声吆喝着跑步。农村后生们用后脚跟跑,跺的地咚咚的。跑步简单,很快跑出了战士们的士气,一片尘土。喊过“一二三——四”后,他们终于找回点儿自信,一路跺着脚,在排长的带领下跑远了。   那天还有个“戒严”部队副连长也在边上看着。见当兵的跑步去了,自己往临时营房那边走。他看了看刚才看热闹的人们,正好和我对了个眼神,给我一个只有我才能察觉的,会心的招呼。   你们认识?就算是吧。挺知心的?也可以这么说。你怎么还认识“戒严”部队的小官呀?细说起来我又不太认识他,目前只知道他大概比我小几岁,过去也是北京的,还下过两年乡,后来当了兵,估计是走“后门”。   我第一次知道他是妹妹告诉我的。“六·四”后,“戒严”部队进驻市区,爸妈住的机关大院礼堂成了临时营房。部队刚住进那天,礼堂边上的宿舍里不断地放“国际歌”声音极大。那是把录音机放到窗台上放到最大音量。显然这是冲“戒严”部队来的。这家有个北大的女学生,和我妹妹很要好。“六·四”那天清晨她随着学生们被戒严部队赶出了天安门广场,现在憋在家里正一肚子气,低头一看戒严部队已经住到了自己的家门口。怎么?!“围剿”到家门口来了?于是悲壮的“国际歌”一遍又一遍,吵得好几天都没睡好觉的战士们不得安宁。   她正大放“国际歌”,忽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个戒严部队的小官儿。   “干嘛?”她毫不客气地问,看来胆子还不小。   “那放在窗台儿上的录音机是你的吗?”   “不知道!”   “关上行吗?”   “这是我家里,管得着嘛!”   “可你影响了战士们的休息。”   “谁让你们来啦?”   “不是我们自己要来的!”   “你们应该回去!知道你们来了都干了些什么事吗?你们镇压了民主运动!你们应该调转……”   “我不想相互找麻烦。”他打断道。   “什么意思?”   “你自己明白。”   姑娘犹豫了一下,还是把录音机关上了。                 ≈ ≈ ≈   这个“我不想相互找麻烦”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没想到我还和这个副连长很快见了面。那阵子兴军民共建精神文明,“戒严”部队和市政府常举办军民座谈会。我有一次被指派参加,碰巧他也来座谈。一大屋子人我俩怎么就凑到一起,而且马上就坦诚交谈了呢?不知道,我们大概有缘份。看到他的第一眼就觉得他象妹妹说到的那个“戒严”部队小官。他的眼神有点冷漠,和我对视时微微点一下头。   座谈会先是带队的头们发言。套话过后,大家就自由结合促膝谈心。军民们都坐在沙发上懒洋洋的喝茶,有一搭无一搭的聊天,盼着熬过这个无聊的下午,我和他却来到屋边,靠在一个窗户往外看。开始的交谈当然是“自报家门”。他一开口我就知道是个北京人,京腔一下就听出来。当他知道我曾是“上山下乡”八、九年的“知青”时有些激动,并说自己过去也是“知青”。我一直想试探他对“戒严”的态度,又不知从何说起,因此就没了话。他则趴在窗口,象是对我又象是自言自语,缓缓地说着什么。抱怨战士们进城才过一个星期就不好带了。看见城里的大姑娘,一下岗就洗自己的衬衣,还买雪花膏往脸上抹;还说到“戒严”部队在城里不能住得太久,因为这里不但军民关系紧张,同时部队的干群关系也紧张。现在当兵的站岗手里都有子弹,弄不好要出事,等等。   我只是听,暗暗惊奇他的坦率。忽然听到他说:“我们这些人将来不知是什么下场!”声音很小,在我脑袋上打个炸雷。我一抬头,他正看着我。这心咚咚直跳。跟着他就讲了那“国际歌”的事,声音还是缓缓的,象一种倾诉。   真的是他!他这样的人怎么还在军队里混?这意思你明白,“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怎么不想着转业?”我问道,没一点城府。   “现在开始想了。”他低声道,毫无顾忌。   一下子,我们的心贴近了。他为什么信任我?真让我感动。可我也凭着直觉信任他呀!人有时不可思议。   后来我们渐渐地不说话,我走了神,思绪飞到久远的以往。解放军在我儿时的心目中很是神圣,“五一”“十一”新闻纪录片中总能看到威武、雄壮的解放军仪仗队方阵。随着军人整齐震响的正步,我便激动起来,他们的齐声呐喊让我心跳。   还有“雷锋叔叔”,“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太崇高了。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说“向雷锋同志学习”。   当兵是我那时的理想。这神圣光环的褪色是在我“上山下乡”以后。我干活的农场里也征兵。我出身不好只有看的份。看着那几个荣幸地加入“钢铁长城”的“知青”眉飞色舞,心生妒意,愤愤然:不就是可以离开农场不“上山下乡”了吗?   曾几何时军人成了我嘲弄的对象。上大学的第三年暑假,我和几个同学约好到南方旅游一圈。在闷热的火车站排大长队买票时,有两个当兵的愣头青不排队在前边加塞儿。“排队!排队!”人们叫着。那两个家伙象是没听见还在前边挤。我没喊,因为我早注意到售票口上写着“军人优先”。忽然我脑瓜一热,冲上去把那两个当兵的帽子都揪下来朝身后猛扔。这招真灵,两个傻家伙立刻退出来捡自己的帽子。人们看见两个满是油汗的秃头都笑。听到他俩在身后傻呆呆的站着,愤愤地大叫“谁呀,谁呀”,我心里很是快感。   太过份了吧?咳,并不是单单冲着他俩没排队。军人在我心目中早已不再神圣。                 ≈ ≈ ≈   座谈会后我在爸妈住的大院里又见过他两次,不过都没说话,彼此点一下头表示认识。看得出来,他很想和我聊聊,我何尝不是呢?可你想想呀,光天化日下我们在一起谈笑风生,别人会怎么想?他是“戒严”部队的,北京市民们都对他们切齿。就算我不管不顾和他聊天,他也有顾虑。部队上会怀疑他为什么和一个北京市民这么火热?几个月后临时营房撤了,我就再也没见过他。那个星期日,我按惯例带女儿去她爷爷奶奶家玩,忽然看见礼堂空荡荡,马上明白这些“戒严”部队搬走了。可我还不知道那个副连长的名字,更没有告别。   秋天了。夜里已有深深的凉意。马路上车辆不多,骑自行车的行色匆匆,零零落落。风带着落叶飘然,一片哗哗的响声,地上的叶子在翻滚。家门口这一带的树都是银杏,如果是晴朗的秋日,蓝天映着金黄的银杏树叶,色调明快,景致很美。夜让色彩黯淡,但有另一种体验。   我沿着马路边的树趟子一个人走了很久,脑子里总是那个空了的临时营房。我大概是有些伤感吧?这种感觉其实挺好。有感觉总比没有强。回家的时候妻子准得责怪:“深更半夜的到哪儿去了?大晚上的出门也不说一声!出去这么久了也不回来,不知道别人着急呀!”我一定要给她一个深深的、久久的拥抱。                  (七)   “什么大兵?!解放军战士!”舅舅板着脸,筷子往桌子上一拍。我一愣,马上瘪茄子,闷头吃饭吧。自找倒霉吧?来人家里作客,守着老革命还一口一个“大兵”。人家那是三七年参加的新四军。不过话说回来了,他也没什么了不起,自己都承认,八年抗战从来没看见过一个日本兵。咳,从一开始就搞文化、宣传,后来搞政工,都是在后方做宣传鼓动工作,也没真正跟日本人真刀真枪地练过。   “不吃了!越想越生气!”你看看,他还来劲了。“那是多么好的解放军战士!叫歹徒打成那样!这有多狠毒?!我们的战士对这些流氓歹徒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叫我,拿机关枪把歹徒都‘嘟嘟’了!暴徒!暴徒!”说着舅舅怒气冲冲地进了里屋。饭桌上的亲朋们都面面相觑。“六·四”都过去好几个月了,他还这么耿耿于怀。他那个宝贝孙子忽然大叫:“爱吃不吃!白毛驴!”竟敢讥笑他爷爷的一头白发,还顺手把舅舅的那没动的一杯茅台酒倒在舅舅的粥里,又曰:“你还花天酒地!”那老人家有胃病,专门放一碗粥,等凉一凉吃。你看看!   我表弟的孩子简直被他爷爷惯得没样!这刚刚三岁!还有一次是吃饭时连饭带菜吐了他爷爷一脸。你猜我舅舅怎么办?他站起来,低着头,“怎么搞的?怎么搞的?”一路嘟囔着,到厨房洗脸。为什么不扇这不懂事的小霸王几下?哪有这样宠孙子的?舅母对孙子刚嚷一句,他却说:“他还小,他还小,不懂事!”这也曾是个副军级干部。   大家都瞪着我。我刚才是说什么来着?噢,我是在说当年在农场的事。本来想说点笑话,大家乐一乐,活跃一下饭桌上的气氛。没想到一时忘乎所以,带出了“大兵”。我可真不是故意的。可我说这“大兵”的事和“六·四”没一点关系。舅舅简直是借题发挥,离休了以后心里一直不痛快。他耳聋,根本没听清楚我说的是什么事。   我讲的是我在农场的那些年,一到麦收,驻军的车队都来帮着“龙口夺粮”。那场面可真壮观,常常在公路上看见几十辆往县城运送公粮的卡车。各个部队的车队都来支援,有时在公路上难免有些磕磕碰碰,出些小事故。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很少好说好商量。有时双方各不相让就拳脚相加。这边当官的说:“给我上!”他手下的大兵立刻就扑上去。那边当官的也嚎一嗓子,“奶奶的!咱不受这个气!”于是两边的大兵打成一团,在地上翻滚。   我是在描绘当兵的殴斗场面。两边大都是农村兵,打架也透着老实、可爱,常常就是相互较劲,推推搡搡,显得笨拙。我连比划带说,看着饭桌上大家乐不可支,更一口一个“大兵”的嚷。谁想到舅舅只能听见“大兵”二字。   我为无意中让舅舅生气有些不安,尽管这是个误会。这老头儿不错。当年我父亲被划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以后,家里立刻由门庭若市变成门可罗雀。也就是舅舅还登门看望。他那时是个军队的干部,能做到这一点可不容易。   饭桌上的表弟直摇头,“僵化!僵化!”他是说他父亲思想过于正统。   舅妈尴尬地笑笑,“咱们吃,咱们吃!他爸爸……心情不好。”   “你就是很放肆!”我爸爸忽然恼怒起来,没头没脑地指责我。妈妈也跟着“你就是说话随便”地随声附合。   哎——,我成了众矢之的。   舅舅为人正派,特别艰苦朴素,有时都让你觉得过于古板。表弟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舅舅不知从哪儿找出件粗布绿大褂,非得让儿子穿上。那年头虽是七十年代,可也没人穿粗布衣服的呀!表弟执意不肯,这不是让人笑话嘛!他大吼一声:“穿上!”看着儿子满脸委屈地穿上那不伦不类的粗布绿褂子,舅舅深深地抒一口气,“挺好嘛。我们解放军艰苦朴素的传统不能丢。”他自己也确实是以身作则,总是穿布鞋,内衣补了又补。这是理所当然的,那年头毛主席不也总是穿布鞋,一身布军装吗?可他为什么总是抽好烟呢?最次的也是“红塔山”(一种云南产的甲级烟)。他还爱喝点酒,里面总是泡着棵大人参。他的住房是六居室,那是部队大院里一栋小楼的整个二层楼。他肯定知道外边多少小小老百姓是三代同堂住在一间屋子里。   这不是吹毛求疵嘛?人家这是待遇!凭什么?这么简单的事你都不懂?每一级干部都有相应的待遇;军队干部还要比地方干部高一级。这不是说单单我舅舅有这种待遇,人家那是副军级待遇。到了那个级别就会有这样的待遇。可我还是要问凭什么?!那你要是还这么刨根问底,就是傻得不轻。这江山是“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是象我舅舅那样的人,脑袋掖在裤腰带上打下来的。这是多么的劳苦功高,当然就得有这个待遇。可他们打江山就是为的坐江山,享有这个江山?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说这是人民的江山,人民当家作主吗?这是居心叵测!享受待遇和坐江山是一回事吗?再说了,说归说,干归干。   那要是这样,我也号召人民来个“抛头颅洒热血”去从共产党手里夺江山自己坐。行呀,就怕你小子打不过。共产党就是这么起家的,在这一点上他们比你看得清楚。那帮脑袋睡觉都眯着一只眼,时时刻刻准备着、提防着那些“暗藏的阶级敌人居心叵测地夺权”。一发觉风吹草动,立刻就“迅速、果断地采取措施,把不安定团结的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不至于吧?别把共产党形容得象“朕即国家”的暴君和一群阿谀逢迎的无耻之徒。别把共产党的江山形容得象残暴的封建王朝。真要是这样,老百姓还不永远是没有任何权利,任人宰割的草民?进一步说,大大小小的野心家们都可以打着为人民的旗号,现在可以说是打着民主的招牌惑众,让热血青年的血作为谋取独裁政权的动力。打住!怎么又扯到掉脑袋的问题上了。还是说我那宝贝舅舅吧。   你知道他离休前什么角儿?军队的一个政治学院的副政委。那是不是说,他是个十足的不学无术的党棍?别说得那么恶心,人家老头儿还是勤勤恳恳一辈子的,家中的书架上都是书。当然都是马列著作和毛泽东的著作。这种书我反正是读不了,特别是翻译的马列著作,句子总是那么长,而且疙里疙瘩。读上几句够头晕半天的。可舅舅读起来通宵达旦。他早就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不瞒你说,当年都给“四人帮”上过马列著作哲学课。那年毛泽东忽然让全国人民学哲学,“四人帮”那几位当然也得学,于是把我舅舅请去做教员。舅舅是小心谨慎之人,自然紧张坏了,上课之前把反复讲过许多年的哲学课又反反覆覆地看,战战兢兢的备课,生怕讲得不好。其实那几堂课没什么,“四人帮”是不会把精力放在学哲学上的。课上完了,别人都看见了就算达到目的。所以并没有对舅舅有什么褒贬。过了几年“四人帮”倒了台,舅舅又睡不着觉好久,毕竟是给“四人帮”上过课呀。当然这是舅舅过于谨慎引起的神经过敏。他骨子里不是个钻营的人,怎么会“上贼船”呢?不过他活得很累。   政治学院的学员们常常是些老军头——一些上了年纪的军、师长们。照我看,这是“上边”对这些老家伙们的一种安置。舅舅估计也该这么想,不过他从来不议论这种事,也很少提起老军头们,除非在考试的时候。你想呀,那些老军人年纪大,多数人文化水平较低。叫他们考政治,这是赶鸭子上架,而且是老鸭子上架。这些老军人酒喝得多,每人都有个系不上腰带的大南瓜肚子,估计还有“大脑脂化”的毛病(我认为他们酒肉吃得太多会使大脑脂肪化,当然这是胡说),肯定会比一般的老人更难学进点什么东西。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可那些军人为什么要知道这些?可谁叫“政治工作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呢?   一考试老军头都糊在里面,个个愁眉苦脸。舅舅很是宽容,说是开卷考试,带多少书都可以,在考场上考多少时间都没关系。一个个一考就是大半天,小勤务员都屁颠、屁颠地给送饭。结果还是考不出来。能考出来吗?统共大字不识几筐,考题都看不懂。舅舅连连摇头:“政治水平太低了,太低了。”我看着舅舅一脸认真的样子揣测着:要是这帮老军人都知道马列主义,共产党不知能否打下江山。   一年前他离休了,家也从政治学院搬到干休所。这下他开始难受,精神上难以承受闲居的日子,每天都是不断地抽烟,看报纸,从头到尾地看,细细地每一个字都读到。他没有嗜好,从来不打牌、搓麻将,琴棋书画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舅妈劝他种点花草或养个鸟什么的。“那我不成了公子哥了!”你看他一脸浩然正气的样子。   表弟和他住在一起,他那个宝贝孙子是他的宠物,在家里由一个保姆带。舅舅很喜欢小孙子,在家里有时间就在边上看着孙子笑。可那个小霸王不喜欢他,因为爷爷从来不肯带他出去玩。为此小霸王气得在家里把爷爷的手表摔坏,用彩色蜡笔在墙上乱涂抹。可爷爷还是不肯带他出门。别人一劝他领孙子出门散散步,他只是喃喃道:“那象什么样子嘛。”是呀,他走路很是有个老军人的架子,腰板挺直,手背着,表情总是那么严肃。他身材很高,相貌堂堂,还真有点威风凛凛。可他现在毕竟不是政委,已经是个离休的老头儿。   他该象什么样子?一个正常老头儿的样子呗。干休所的那些老头儿很多都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在外边散步,天气好的时候常常在外边喝五吆六的打牌、下棋,要不然就种花种草。我这舅舅为什么难以适应闲居的生活呢?八成就想“革命到底”,也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这么说也不确切,应该说他过去精通的那套现在不适用了。表弟有话:僵化。那他就是“遗老”。这么说又太危险!说这话的人危险,说这话的草民危险,因为草民没权利说这种话。   舅妈也退休了。她过去是个语文教师,现在跑到街道上和“小脚侦稽队”混得火热,常在街道上写些宣传材料。舅舅很不以为然,“到那里去和那些个家庭妇女张家长、李家短的干什么?无聊!”舅妈很生气,“我那是搞革命宣传!你过去的职业就是搞宣传。怎么我一搞宣传你就说‘无聊’?”舅舅听了只是连连摇头,“怎么能说我过去的工作就是搞宣传?怎么能把你写的那些街道宣传,和我过去的工作相提并论?”话说到这儿,舅妈只能说舅舅是“臭架子”。于是老俩口现在常有些口角。   表弟夫妇也不怎么和父亲说话。并不是不尊敬他,是和他亲近不起来。让他穿粗布褂子、老布鞋,常常用笔圈了人民日报社论让他学习,或者让他耐着性子听父亲喋喋不休的,一成不变的“高论”确实是哭笑不得的事。   看来他在家里很孤立。不该这么说,应该说他寂寞。还好,我那个离休的老父亲常常去他那里,两个人可以聊天,相互排遣寂寞。我爸爸应该算是个知识分子。解放前是个中共地下党员。别看一个是军队干部,一个是老知识分子,可到了一起总是没完没了地聊天,激动得不得了。也是,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共产主义。真的假的?真的!而且没一点贬意。人有理想就比没理想强。象我似的,一天活得疲疲塌塌,不知道怎么才能够精神振奋,有时都想吸毒,没劲。我甚至羡慕他们上一辈人那个时代。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象我舅舅,我老爸,可以说他们一生都有着激情,尽管他们现在活得自我感觉不好。你会不会说:别美化那些老古董,老封建疙瘩!怎么跟你说呢?人是复杂的。   在这些年腐败现象蔓延,舅舅可谓深恶痛绝。别看他看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不登负面消息,可社会上发生什么事他还是感觉得到的。而且他还是可以看“内参”的。于是他一天到晚忧心忡忡,“国家要改变颜色呀,国家要改变颜色呀。”不过他家里没人陪着他一起难过,一直到我爸爸来了和他一起长吁短叹。   但我爸和舅舅对社会的看法不尽相同。舅舅说:“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就是胡来!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犯了大错误!”   我爸摇头,“不能这么讲。腐败的帐要算在‘四人帮’身上。胡耀邦、赵紫阳搞改革开放没有错。当今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毛泽东纵容‘四人帮’的结果!”   “应该说是‘四人帮’利用毛主席对他们的信任。但后来社会上的腐败还是得怪胡耀邦、赵紫阳等同志。邓小平同志可不能太心慈手软!”   “硬压还是不行的!现在是我们党内有腐败现象。我们的党要以身作则,清除腐败要从我们党内开始。否则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就没有希望了。”   “你这是右倾了。你思想上总是右倾。什么时候也不要忘记我们的敌人企图推翻我们的政权。我们不自强就要失掉政权呀!我们可不能要资产阶级的假民主。”   “可我们的自强并不是压制呀!何况我们社会主义民主确实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还是要允许人们提意见。”   “那正是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攻击我们的借口!实际上是他们要引进腐败!这样腐败下去,老百姓怎么受得了?会造反的呀!”   “骂是骂不垮我们的,可我们有可能被自己打倒!腐败是自生的。你可不能太教条。我们这个政权能不能长久地坐下去,反腐败是个关键。”   ……   哎哟!他们俩一个可以当党主席,一个可以是国务院总理。我有时在边上听着都想笑。挺忧国忧民嘛。他们这种认真的争论在我看来是“五十步笑百步”。他们尽管可以争论得很激烈,可满脑子都是“我们这个政权”。他们可以用“一丘之貉”来形容。你是不是觉得我太刻薄?我反正不会当着他们的面说出来。另外我觉得他们的看法之所以有分歧,是因为这些年他们的经历。   我爸爸在五七年被毛泽东“引蛇出洞”用“阳谋”给灭了(就是先“大鸣大放”让人们提意见。但后来意见提得尖锐,毛泽东一下受不了了,立刻不想当“开明君主”,就说“大鸣大放”是“阳谋”,一下子把几十万知识分子打成右派。),变成了右派。此后先“改造思想”三年。实际上就是劳改。刚刚算是摘帽子右派,“文化革命”又来了。这下政治运动接着政治运动,我老爸成了“老运动员”。他“夹着尾巴做人”有年头,同时着着实实地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草民的滋味尝得不少。所以对社会的看法要比舅舅相对现实。   当年我从农场想回城。老爸束手无策,根本无后门可走(根本别指望我那“人民勤务员”的舅舅,他的孩子都走不成他的后门)。想着只有伪装自己有病,办个有“病”的证明,以此为理由,让我回城照顾父亲。他那天到医院看“病”之前,猛灌了四两白酒,到大夫那儿一量血压,100-180!他开到了有“病”的证明,大大地松口气,我则羞愧难当。我简直太无能了。别人稍微的“腐败”一下,送点礼,走点后门,轻轻松松可以办成的事情,我老爸却要以残害自己的方式装病!而且这种他装病让我返城本身就是社会的腐败的表现!   我老爸不意识到他正向腐败屈服吗?他当然明了这一点,只是无可奈何。他无奈的事情可真多呀!最有讽刺意义的是,一次一个急于出版自己翻译著作的译者,竟走后门走到了我老爸头上。那时我老爸是出版社的编审,有天晚上那个译者来到家里找老爸,“恳切”地谈完之后,便郑重地拿出贵重的巧克力糖果。经过反复推让之后,老爸不得不接收了礼物。   译者走后,老爸叹着气,缓缓地打开糖果盒,把精美的巧克力糖分给家人吃。“我根本不可能给他(这个译者)走后门。吃了他的东西也还是走不成后门。他真是找错了人。现在这是什么风气?”   “对!狠吃他的!看他还走不走后门了!希望再有很多条糊涂虫给您送礼。”我幸灾乐祸地说着,满嘴都塞满巧克力。真的,那个译者是个天下少有的糊涂虫。老爸分吃送礼的糖果,我很以为对。要是碰上舅舅那样的人,还不给上交党组织表忠心,来个“拒腐蚀,永不沾”。话说回来,也没人敢给我舅舅这样的“海瑞”送礼。   自从我老爸的右派问题平反之后,搬家问题成了当务之急。本来嘛,现在党籍恢复了,也评上了编审的高级职称,就该有个什么待遇。可老爸却显得超然。“(房子)问题早晚会解决的。咱们在这里一住很多年,不也很习惯吗?街坊的关系也都很好嘛。”   他一贯这样,随遇而安。而且还很愿意给自己“无中生有”。右派平反的报告正式给他宣读的那天晚上,我激动得热泪盈眶,邓小平这位青天大老爷已俨然成为我家的大救星(其实右派平反的事是胡耀邦提出的)。老爸当右派二十多年受了多少冤屈,我也顶着这个黑锅苦了这么多年,当着二等公民。正喉头哽咽,沉默半天的老爸忽然说:“我当年也是犯了错误。”   什么错误?给党提意见,说工农领导干部水平不高,外行领导内行。这也算错误?真辜负了毛主席的“阳谋”。为什么要说自己当年有错?是不是现在“也得为党想想”?真够愚忠的。   可这么愚忠得不到任何实惠,首先是房子问题得不到解决。这让我们一家人(除了老爸)怨气冲天。我们的心态变了,住在大杂院两间阴暗的小房间里再也不能甘心情愿。可老爸机关里每次分房都把老爸排除在外,而且有那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有一次,老爸竟是分房委员会的成员,可那也没分上房。顿时举家抱怨。   “你(在分房委员会)连个傀儡都算不上,也就是个摆设。”我冷笑。   “谦谦君子哟。君子固穷嘛。”妹妹也冷笑。   “在这里还能住下去吗?打水都得到大门口的院子里,上厕所都得到大街上去。”妈妈抱怨。她还随口说了句,“窝囊犯!”   我知道老太太肯定是想说“窝囊废”,不知怎么说成“窝囊犯”。“啊哈——啊哈——”我忽然乐不可支。“对,对,对!现在这个社会是得有这么一种刑事犯罪。‘窝囊犯’!对呀!……”我马上又停下来,因为我看到老爸的脸色很难看。他一句话不说,阴沉着脸。他得不到住房是很正常的。首先他没有“上庙烧香”,也就是请客送礼走后门。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走后门,就是想“上庙烧香”也找不到“庙门”。另外,他也没有权势。右派平反了,他也没趁机闹个官当当。本来还委了他一个无关紧要的什么官,他还给推了,说是自己“已经许多年没有做领导了,还是让年轻人干吧”。听他这话的意思,好象这位置有多么的重要,其实也就是个没有任何油水可捞的工会副主席。   到后来我们最终搬出了大杂院,去了北京城西边的中关村,那里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楼”。这套公寓是老爸的一个老朋友运用权势要下来的。那个老头儿调到老爸所在的部委任主管行政的副部长。他来了后,了解到我老爸的情况,就给房产处处长打电话,让批一套公寓给个老知识分子。那边说没有。可“高知楼”明明空着许多公寓!那边又解释:部里规定是让归国华侨住的。我爸的老朋友只好让那位处长再想想办法。   按理说,老爸老朋友的帮助恐怕是没戏了。这“想想办法”实际上是没办法。没想到那位房产处的头儿口出狂言,放下电话就说他从来不认识这位新来的副部长,还说“这是哪庙的和尚”。这也难怪,老爸的朋友新来乍到,就是“强龙”也压不住“地头蛇”。然而这话很快被嘴快的有心人添枝加叶地传到副部长大人那儿,并备上一份详细的房管处长受贿的清单。老头儿震怒,立刻拿起电话给房产处的头儿,“听说你不认识我?”   “怎么会呢?您刚刚上任,又是我的直接领导。这是谁说的?”   “那请你立刻从准备给归国华侨的公寓中拨出一套来给我。没有困难吧?”   “可这……”   “你要是有困难就到我这儿来一下。”   新上任的副部长和房产处长的谈话天知、地知、他俩知。反正后来我老爸就有了套“高知楼”的公寓。房产处长仍稳坐房管处宝座。   搬家前我到那要新搬进去的公寓打扫卫生,地上的尘土铜钱厚,据说楼盖好了好几年就没住进过人。   老爸乔迁之喜后,在家里请当副部长的老朋友吃饭。饭桌上那老头儿喝了点酒,便说了些“天知、地知、他俩知”的细节。“……他(房产处长)看了那(揭发他受贿的)单子直发愣。我说:‘没有困难了吧?’他点点头走了。第二天就有了房子。哈哈!”   哎,他怎么不罢那房产处长的官呀?谁知道。老爸的朋友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从来没栽过跟斗,他自有当官的诀窍。老爸默然。过几天舅舅也来祝贺“党对老知识分子的政策落实”。我有点担心老爸会把房子的由来讲给舅舅听,惹那个正统的老军人生气。还好,老爸没这么做,他肯定也不想让舅舅气个半死。可舅舅临走,老爸送他出门的时候,忽然冒出一句,“哭笑不得呀!”   “什么?党的政策得人心?噢,对!这正是党中央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好啊!”舅舅大声说,很是激动。   我简直要乐出来。舅舅耳背,那也不能把“哭笑不得呀”听成“党的政策得人心”。你说这老头儿满脑子想的都是什么呀!                 ≈ ≈ ≈   春天学生们闹事后,老爸和舅舅有了越来越多的争论。舅舅的论调永远是人民日报社论:学生们胡闹,背后有阴谋颠覆我们政权的人挑唆,利用社会上的一些腐败现象攻击党;清除腐败是必要的,但必须在党的领导之下。老爸则认为学生们的热情还是好的,腐败现象必须清除,否则我们党将不能胜任现在和将来国家现代化的领导重任。这也好象是社论。两个人的“社论”都没人听。   他俩的想法确实也有些不同。原因是不同的社会地位决定人们的思想。好象毛泽东也这么说过。哎,蒋介石也可以这么说。这应该是最一般的推理。高高在上的人说出来就是“金科玉律”,象我这样的草民说出来,恐怕还没大骂一声“操你妈”那么能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俩总是这么争论,最终还是伤了感情。那是在“六·四”前不久,北京市百万人连续三天大游行,声援天安门广场上绝食的学生。有一天我老爸也坐着小面包车到广场上风光风光,兜了一圈。他回来就给舅舅打电话。没说几句忽然听见老爸大喊:“我怎么能是亲者痛,仇者快?!我到那里是劝学生们停止绝食!现在形势有多么的危机呀!我不是和你争吵什么民主不民主。”   我估计舅舅那边正拍着桌子,义正词严地谴责了老爸的“右倾机会主义”。“电话会议”不欢而散。此后“六·四”事件发生,两个老头儿竟断了来往。当然舅妈和表弟有时上我爸妈那儿去。去的时候大家少不得抱怨舅舅的“僵化”。   秋天的那个星期日,我和妹妹陪老爸、老妈到颐和园转了半天,回来的路上顺便去看望舅舅一家人。这看望舅舅是老爸的主意,他想和舅舅和解,舅舅也欣然同意。就在两个老头儿彼此原谅的时候,我竟然把舅舅气了,心里真是懊悔。   你不是每每讥笑两个“老古董”动不动就“我们这个党,我们这个政权”嘛?挖苦他们是一群“遗老”吗?再说你也不是故意的,为什么于心不忍?噢,你知道,老人的自以为是,别人看着可笑,都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不管怎么说,象他们这样的老人,内心还有着真诚,真挚的情感。我怎么可以伤害他们呢?   再过几天舅舅突然查出得了肝癌,而且还是晚期!那是老干部普查身体查出来的。半年前检查身体时,大夫还夸奖舅舅身体好,说他肚子里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老爸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在班上。估计他是从舅妈那儿得着消息立刻就告诉了我。他说舅舅已经进了医院,叫我抽时间看看他。“恐怕(他)没多少时间了。”爸爸说,语气很平静。我还正在担心老爸是否受得了呢。   老实讲,我除了有些震惊之外并没有多少难过。舅舅是好人没错,但我总是对他不由自主地敬而远之,特别是“六·四”之后。我在想,舅舅的病大概和“六·四”有关。他是一个情感压抑的人,“六·四”事件对他一定会引起他内心的激烈冲突,但是他对谁也不说。到医院去看望他?应该去,可我怎么总是下意识地不想去?去看他的时候,舅舅已经是一身病人的衣服在床上半躺着。没聊几句他就平静地告诉我,他什么都知道了,并“已经做好了精神准备”。这下我们就更没话说了。   由于是晚期癌症,舅舅已无法动手术。他的病情发展得很快,等我下一次去看他,人已经不行了,在床上闭着眼不说话,肚子里有了腹水,身上蜡黄。他终于在春节前不久去世,从发现肝癌到去世统共就两个多月的时间。不知为什么,舅舅的去世让我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妹妹讲,老爸很难过,比老妈还难过。他痛哭过好几次。这我倒没想到。在舅舅的追悼会上,老爸显得还算平静嘛。   除夕的晚上我和妻子领着孩子到老爸老妈那儿过的。我们觉得应该陪陪老爸,舅舅的死对他的刺激不小。那天晚上吃过饭,大家就看电视,情绪都不高,我和老爸喝了一点啤酒,彼此都很少说话。因为一聊天就要说到“六·四”和舅舅的死。过了一会儿女儿困了,妻子就抱着胖丫头洗洗涮涮后睡了觉。剩下我和老爸、老妈接着看。老爸爱看京剧,我就把台拨到专门演京剧片断的台。老妈对京剧没什么兴趣,于是坐在椅子上东倒西歪地打瞌睡,熬不住了也去睡觉,房间里剩下我和老爸。他忽然说:“你舅舅走的前几天跟我说,人活着就是受罪。”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他接着又说道:“‘六·四’这件事对他打击很大呀。”   外边炮竹、烟花一直响个不停。一到午夜十二点,外边炮竹的声音一下子震天地响起来,根本听不清点;无数的,各种各样的烟花竞相腾空,夜空五彩斑斓。老爸和我都走到窗边向外看。我还以为“六·四”之后,老百姓都没情绪过节了呢,看来还象以往的春节一样热闹,声声炮竹寄托着对未来的憧憬。我干嘛要认为“六·四”之后老百姓没心思过节呢?中国几千年有过多少灾难频仍的岁月,节还不是照样过。这时我后悔没买一挂鞭炮到老爸这儿来。电视机里响起了“春节序曲”。这首曲子总是让我激动,我一下子热泪盈眶。再看老爸,他已经是泪流满面,正拿手绢不断地擦。妻子走进屋,我向她摆摆手。没看见老爸在这儿哭吗?                  (八)   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六,过去在农场一块儿干活的哥们儿聚会。每年春节后我们都聚一聚。因为有“六四”的事,大家聊得很晚,每个人都喝得酩酊。深夜一个人回家时我还不太醉,一出门就觉得自己不行了,酒往上涌。开始我还极力要保持理智,告诫自己不要跟着就胡涂起来,可酒喝得实在太多,后来自己怎么在路上骑车竟没什么印象。模模糊糊地记得自己好象在马路牙子边上坐着死吐,冷风一吹,好象有点儿感觉。阴冷的小北风嗖嗖的,那一刻的事记住了。路灯十分昏暗,我一看路灯就觉得天旋地转,一个人再死去活来地吐,苦胆都吐出来了,边上没一个人。深夜能有人看热闹吗?   聚会的哥们儿家在城南靠近郊区,我不很熟悉,深夜刚一出门就迷了路。当时我脑子胡涂,只管疯狂地蹬车。因为自行车蹬得不快我就会从车上一头掉下来!北京过春节时,街头常见一些骑车的男人们忽然一头摔在道边的小树丛里,跟着就动也不动地打起鼾来。别为他们担心,那就是喝得太醉了,想躺在花池子里睡一觉。我那天夜里大概属于这种情况,指不定已经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几回了呢。大概天冷,每次都冻醒了又跟着疯狂骑车。   可我这是上哪儿?不知道!喝醉了酒就有这个妙处,一点不知道焦虑。管他骑到哪儿了呢?只管骑,飘飘然。要不然人怎么都喝酒?后来自己又有了点儿印象,好象是又从车上摔下来。这下太累了,骑不上去,慢慢地推着车走。拐过一个街口正好顶着风,所以我就低着头走,根本不往前看。管他走到哪儿了呢!   突然,前边胡同口涌出一帮汉子。漆黑的夜,人也是黑呼呼的。没一个出声的,疯狂地冲进路口的一个公共厕所。我怎么就那么有预见性?当时就觉出来是在干什么!自行车扔在地上,也发了疯一样地跟着冲进厕所。   厕所内你死我活!冲进去的汉子们正拼死地要制两个人于死地。昏暗的灯光下,两个小当兵的被绳子套住了脖子,喊叫不出来,只是没命地踢打,企图摆脱死死地抱着他们胳膊腿的人们,面目十分狰狞。他们的帽子都滚落在地上。用绳子勒当兵的那几个人面目表情更可怖。   我进去“嗷”的一声!扑上去抓住套在一个当兵的脖子上的绳子,猛一转身,象是要把那小当兵的背起来。我只感到小当兵的在我的背上痉挛。我的手象钢钳一样的紧!拼命地弯腰弓背,大口喘着粗气。边上的人立刻效仿,另一个小当兵的也这样“背”在一个复仇者的背上。   很快,背上这个小兵软了下去,我终于坚持不住,手一松跪在地上干呕。背上的那具尸体无知觉地滚落在一边。   一人压低声音吼:“得保险点儿!再使劲勒勒!”人们又上来死命地勒,并用绳子在死者的脖子上打了活扣,两个人玩儿命地拽。绳子在两个小当兵的的脖子上深深地陷在皮下。其实他俩已经死了。你看他们的僵硬的灰色面孔和半张着咬着舌头的嘴。恐惧越发地让人们不放心。   有人想起来问我,“哥们儿,哪儿的?”   我仍跪在地上筛糠,身上软软的,根本说不出话来。   “可能是一个打这儿路过的,丫的喝得不少!这身上吐得都是!”一个声音。   “把他也灭了得了!”另一个人咬着牙根,冷冷的!   我吐得头晕眼花,根本站不起来。不过这会儿我似乎一点儿不怕死,心里想着:把我杀了更好!我正吐得死去活来,死了也就不难受了。忽又听道:“别!咱们就杀仇人!就杀当兵的!……对!他是有可能把咱们(出)卖了!可咱们铁血团不能因此就灭(杀)了他!看他有没有良心了!再说,其中一个也是他杀的!……”   “把这两个(当兵的)扔在茅坑里?”   “别!咱们都住这片儿!先给扛走!我立刻找车给他们扔到荒郊野外去!”   再以后的事又记不太真了。我好象是出了厕所,跌跌撞撞地扶起地上的自行车想瞪车就走,可两次都从车上摔下来。那伙人跑过来两个,大概对我有些担心。这时,我一下子又骑上车,朝人们指点的城里的方向没命地骑。先是在马路上画龙,后来终于骑稳,箭一样地在路中间狂蹬,很快不见了踪影。我后来很奇怪这样居然就没出车祸,而且我还顺顺当当地回到了家。不过到家时的情景我根本没印象。妻子怎么责骂、埋怨我全然不知。她把我扶到沙发上躺下,拖掉我吐得满身酒臭的衣服。她前半夜担心,后半夜糟心,整个一个一夜没怎么睡,说我鼾声打得象台快要烧坏的马达,决心一个星期不理我。                 ≈ ≈ ≈   第二天上午我挣扎着醒了过来。剧痛的头让我动都不能动。放心的是,我在家里的长沙发上躺着。猛然,脑海里闪现出昨夜那两张垂死的面孔,顿时汗流遍体。   “你就喝吧!早晚有一天死在上面!”妻子从厨房进来。“喝了多少呀?现在还浑身酒气!喝这么多酒就不怕死了吧?”   “谁?!”我大吃一惊。   “你酒还没醒!还能有谁?哪天喝醉了叫车给你撞死!”   听着妻子的怒斥我稍稍放了点心。看她又进了厨房,我马上翻看墙脚那堆酒臭的衣服,仔仔细细地查看,总觉得上面会有叫人看着不对劲的东西。忽然想到自行车,又奔到楼下去看。我的自行车满是被呕吐上的东西,可怜地靠在楼道拐口。定定神,我又爬上楼用洗衣机洗脏衣服,跟着打桶水细细地擦车。                 ≈ ≈ ≈   ……该不是幻觉吧?我真的干了这件事?!这不是把人给杀了嘛?!太荒唐了!也许这仅仅是一个梦。梦里的事情都很荒诞的。我还梦见和女同事做爱性交呢。那女孩儿是很漂亮,其实我们在单位里根本不怎么说话。梦见杀人也有过,也梦见被人杀死,血都是红的,浑身都是,我还直喊救命,直到身边的妻子把我推醒。我这肯定是做梦……   可我的胳膊和手怎么这么酸呢?手指都有些肿,几乎攥不上拳头。这么说我确实干了这件事!心里一慌,腿也跟着抖起来。不!我这是昨天骑车摔的!昨天还在哥们儿家和人掰腕子,所以胳膊和手都酸。我拼命地否定着那个可怕的念头。干脆,什么时候再骑车到聚会的哥们儿家那边的街道去遛遛。如果到那边根本没找到那个街口,那个厕所,这不就放心了?   别!!我可别自投罗网。也许那边正到处搜查呢!也许已经有个当时在场的人已经被捉住了。我正好和他来个照面,“那天夜里还有他!”他这么一喊我当时就玩儿完。又是一身冷汗。   两个没带着武器的小当兵的被杀了。他俩被一帮号称铁血团的人残忍地勒死在厕所里。一个醉得发疯的人跟着铁血团的冲进厕所,并亲手狠命地勒死其中的一个。   这两个小当兵的是哪个部队的?怎么三更半夜在北京的街头?当兵的哪能那么随便?没准他们是探亲的,只是从北京路过。可他们大半夜的在北京街头干什么来了?铁血团的人们是怎么盯上他们的?两个当兵的干嘛要上厕所?……算了,算了,不能再想这件事了。   咣的一声房门开了,妻子抱着孩子从外边进来。“你怎么还不做饭,傻愣愣地坐在沙发上干什么?为什么不开灯?”   我这才想起来在沙发上坐了好几个钟头了。是的,晚饭还没做。妻子午饭后抱着孩子去串门看同学。她告诉我回来吃晚饭。我忙起身到厨房手忙脚乱,菜刀一下就切破手指。   “我看你是酒还没醒过来!算了,算了!你去看孩子,我做饭。……哼!早晚有一天喝酒喝死!”妻子埋怨着把我赶到屋里。   她开始在厨房里乒乒乓乓,胖丫头立刻拖着个装满“画画书”的大书包,缠着我讲故事。“讲!”   “讲几个?”   “讲五个!”   得,念吧。可刚刚读了两个,我就发起呆来,嘴里说的话跟“画画书”没一点关系,好象是在说游行示威什么的。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女儿大叫着。   “我说什么了?”   “反正不是讲故事!”女儿见我仍傻愣愣地盯着她,便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妻子从厨房匆匆过来看了一眼,宣称要把家里的酒瓶子都砸掉。   对,都砸掉!我这辈子不再喝酒!可是不是太晚了?那两个小当兵的已经小命呜呼。他们也许是两个好庄稼把式,就这么无缘无故地……可谁让“六·四”开枪杀了人?那是成百上千的人倒在血泊中。对!这两个小当兵的也许根本没开枪,可谁让他俩是当兵的呢?以血还血,以命抵命!中国向来还不是这样?想到这儿我心里好象得到某种解脱,脱口而出,“活该!”   “说什么呢?锅盖?啊!对了,粥都扑出来了!”妻子又冲进厨房。   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许久,最后吃了两片安定(轻度镇定药),可还是毫无睡意,悄悄看看表已经是夜里两点。睡不着!这件事在折腾我。好吧,那就想个够。在觉得那件事是自己做的梦之后,终于慢慢睡着。                 ≈ ≈ ≈   星期一去上班的心情可以用伪装镇静来形容。刚到办公室,小石就闯进来。“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嘛?当兵的被杀了!有一天早上被发现了!”我一听,头“嗡”的一家伙,全身麻木。这事是真的!我杀了人!两个被杀死的小兵被发现了。   小石急不可待地继续讲下去。“有个老头儿天还没亮就到一个农贸市场遛弯,看见个大手提包放在货架子下,顿时起了发外财的念头。过去一拎很重,打开一看你猜怎么着?”他看了一下众人。“是人的躯干!”   “可你怎么知道是当兵的躯干呢?”有人问。   “人家都那么说。”小石有点含糊。“最近我已经听说好几起当兵的被杀的事了。听说北京市民自发组织的复仇组织有好几十。”   “在哪儿发现的?”   “到底是几个人?”   “就是人的躯干?是胳膊腿吗?有没有头?”人们还在好奇。   “应该剁成一小块儿、一小块儿的。这样那老头儿就会认为是猪肉什么的,拿回家自己吃或分给众人吃上几顿。这也算是那小当兵的物尽其用。”小王阴阳怪气地胡乱发挥。“不不,得说是水牛肉。据说人肉象水牛肉。这小当兵的肉细细地剁,做成包子到大街上叫卖。嘿!现代人肉包子店。‘戒严’部队总跟北京城呆着,肉源不成问题了。不过那些大兵太傻,吃了他们的肉恐怕也会变傻。以后北京大街上尽是傻了巴唧的人,因为吃了大兵的傻肉。真是太不幸,太……”   “哎呀,别说了!真恶心!”曾是小石“老婆”的女孩一脸厌恶。   “这事可不好乱说。”一个老家伙摇摇头。   “到底有没有这回事?真的假的?”有人怀疑。   “我这是上星期六听说的。”小石说。   听到这儿,我才松口。脑门子都冒汗,心还在狂跳。看来不是我干的那事。哎,我为什么一定想我干了那事?   过了两天我又虚惊一场。那天下午,司长叫庄副处长谈话。她回来一进办公室门就对我来这么一句,“司长找你有事。”沉着脸,眼角一斜。我的头又是一“嗡”,问了句,“干什么?”“去了就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   进了司长的办公室,他还是照例把门关上。不过照我看来那天的动作有些特别。还好,屋里没有什么警察一类的人。“近来工作上怎么样啊?”我们俩坐定后他拖长声音问。   “挺好的。”我的声怎么直发颤?“有什么事吗?”我又问,心想他在试探我。   “噢,”司长若有所思。“近来思想上有什么活动吗?”   你看看!他还不说。“很正常呀。”   “看得出来,‘六·四’之后你有一些情绪,在工作和学习上都有一定的反应。咱们司以至整个部里,乃至社会上的……”   “可是我很快就(思想上)转弯子了呀!”   “知道,知道!听我把话说完。”司长直摆手。他忽然看着我,“我刚才说到哪里了?噢,我今天找你来,是传达人事司的一项人事调动,另外还有我们党支部的一项决定。”   司长继续讲下去的时候,我渐渐地平静下来,不过腿始终在微微颤抖。他先夸了我在“六·四”之后“转弯子”转得快,经受住了考验。又说庄副处长过两天要调到党校学习,司里决定由我代理副处长,今天人事司已经同意。司党支部的“一项决定”是,根据我最近的突出表现,由司长和另一位老同志发展我入党。说着司长从抽屉里掏出一张什么纸。“这是你两年前写的入党申请书。写得很好,‘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豪言壮语写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就需要坚定的信仰。”   对,我是写过入党申请书,写过很多年,写过很多份。可这两年没再写。原因是过去写这些恶心东西也不是真心的,只是觉得如果入了党,我就会有个好的仕途。现在觉得不入党也会活得不错,而且写那种东西实在有吃了苍蝇的感觉。我诧异的是,两年前写给党支部的入党申请书他们还保留着。近来一星期两次的政治学习上,不断传达“上面”的一个“精神”,大意是各级党组织要积极活动起来,必须在各个单位中发挥核心作用,并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以便在今后的社会风浪中成为中流砥柱。大概是“上面”又一级级下达了什么“指标”,大力发展党团组织,所以我就成了他们的“发展对象”。   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可刚才庄副处长对我怎么那个态度?大概她对调到党校学习,让我代理副处长一事不太痛快,所以搭拉着脸。进党校学习有两种可能,提升或遭贬。庄副处长为什么会认为自己遭贬了呢?应该说她“六·四”以来表现很突出呀。没准这次调她上党校学习是要提拔她。或许每个人都有自知之明吧,明白人都对自己的处境有个正确的估计。                 ≈ ≈ ≈   我竟被提升了。没想到。可这又在情理之中。那几个老家伙多多少少都是个什么官。年轻人中又都是领导们认为的马尾巴拴豆腐——提不起来的主儿。那剩下就是我这样的了。我的特点前边说过,不自觉地喜欢被支使着干活,也算是党多少年教育的结果。不过我每天惴惴不安的感觉一点没减少。   心里有了这件事后常久久地发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绝对不会把这事向任何一个人讲,更不会去自首。在这个社会,你谁也不要轻信;对共产党当权者,你根本不要相信。他们只有唾沫星子是真的,他们眼里根本不会有人,因为他们自己有时都忘了自己还是人。   我必须承认当时我是喝醉了,一时激动。人在喝醉了之后常做毫无理智、极其愚蠢的事。慢着,我得首先声明,我以上这么想是有前提的,我的的确确干了这事。也就是说,我很怀疑我真的干了这件事。公安部门真的来调查怎么办?纸里包不住火。那……   真的被公安部门抓起来怎么办?那只有一条:抗拒从严,最多一年。因为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怎么讲?这有什么可解释的,共产党的大牢里从来就没有“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死不认帐也许还好点。可我的罪是杀了当兵的呀!这在“六·四”之后铁定得死罪,甭管你承认还是不承认。“六·四”后,各大城市枪毙了些在“风波”中忘乎所以犯了死罪的家伙,另外还有些被重判。这是“残杀解放军战士”呀!真是这样的话,我的小家也彻底毁了,妻子、女儿都跟着我倒霉。爸爸妈妈会怎么想?亲戚朋友会怎么想?哎哟!我快要发疯了。有时我都想自杀!脑子里一天到晚都是那事,活得战战兢兢,还有什么意思!当然,也就是想想而已。同时我还想:那些当权者调动军队,开枪屠城有过苦恼吗?那些当兵的朝手无寸铁的市民们开枪后有苦恼吗?我为什么要半死不活的糟心?可我毕竟不是当权者呀。   可也怪,这么多日子了,为什么从来没听人们说起有关的消息,什么城南郊区发现两具当兵的尸体之类的?八成没这事吧?我别傻逼似的自寻烦恼。我应该去看看那夜自己去过的那一带,怎么也得确定自己到底有没有干那事。又这么想,自投罗网!那一带没准早已是“雷子”(便衣警察)遍地,只等我这样傻狍子,好不容易逃脱了猎人的枪口,过后又回来看看怎么回事。                 ≈ ≈ ≈   星期日我到爸妈家看望时,在新闻单位工作的妹妹也在。她迫不及待地讲,据可靠的内部消息,“六·四”“戒严”部队控制了北京市区以后,发生的一些暴徒袭击当兵的事件绝大部分都是误伤和自伤。看来社会上流传的老百姓的几十个复仇组织频频出击的事并不确切。不知怎的,我略略有些失望,继而又想,我干的那事实际上就是酒醉之后的怪念头。可我还是不敢到城南一带好好转转以证实我的想法。生命太可贵,太值得留恋。可我到底杀了那两个小当兵的没有?他们也有可贵的生命。                 ≈ ≈ ≈   渐渐的,另有一些让人觉得特没劲的消息在市民中流传。主要是说“民运”人士的。首先说他们大部分都逃之夭夭,而且在“六·四”之前,每人都有途径逃奔“自由世界”。小石说到这些很是得意,好象共产党当权者都是傻逼。“……学生头儿,‘高自联’(北京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的早就有所准备,枪一响,人都撤了,共产党傻逼没地方逮他们去。人家美国大使馆早就给他们签了证,什么时候去美国都行……”我听这话真腻味。每个上天安门广场的北京市民都能有去美国的签证吗?他们跑了,可北京真诚的市民死伤累累。有个女学生是高自联的头儿。她在“六·四”前两天的夜里,领着广场上的人们宣誓,决心为民主死在广场上。可她现在在哪儿?想当初,共产党的先辈们造反可没这么“狡兔有三窟”。所以说,共产党现在的当权者也别怕这伙“民运”人士,放几枪他们就屁滚尿流,怎么会领着民众和你争权?   还有,那个逃到美国大使馆里的,声称应该“全盘西化”甚至可以引进总理的大学校长、“民运”偶像悄悄地去了美国。人们都在猜测着其中中美两国的什么交易。我有些不以为然。当初他们夫妇俩为什么跑到美国大使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说是怕共产党无端的迫害,这种说法真有些站不住脚,那你是有激情,有理想的人吗?共产党是一听你说的对,就拱手送权的人吗?独裁者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放弃权力。你怎么能一觉得共产党要迫害你就跑了呢?说这话的人应该坐共产党的大牢。不是说他该坐牢,而是说如果他不坐牢,老百姓更得沉默。噢,你是名人,慷慨激昂地说了几句,民众们都叫你的好。可后来怎么不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逃了,让跟着你吆喝的老百姓在共产党的菜板儿下挨剁!   再有,根据日后的各种传闻,“六·四”屠城的死难人数没当初渲染得那么多。我愈发腻味当初逃跑的“民运”人士的表现。“民运”的学生头儿在国外的电视台上声泪俱下,说亲眼看见天安门广场上的民主示威者死了多少多少,无数手无寸铁的市民倒在坦克和机关枪下。简单地讲,被打死的人越多,独裁者政权就越残暴。可毕竟没有打死那么多人呀!这不是造谣惑众嘛!   同时,我觉得美国的民主大老爷们好象惟恐中国不乱!总是把中国的现状说得一塌糊涂,好象就他们好。太绝对了吧?我活这么大,觉得中国人爱走极端,要么什么都好,要么什么都不好。这是个挺可笑的毛病。怎么民主大老爷们也爱走极端呀?他们也没在中国呆过,为什么总说中国一无是处?还每每暗示,老百姓应该造反。是不是西方民主就是一帮人站在台上使劲嚷嚷自己对,别人是蠢猪?别人说他不对,立刻就煽动人们动粗,打将起来?   还有,……不说了!因为我也挺没劲,蠢到喝得烂醉,跟着一帮铁血团的去狭隘地杀当兵的。哎,我怎么又认为自己杀了人了?真的要有这事,为什么这么久了,从来没听到过任何这方面的消息?要是没有这事,我为什么还天天焦虑,无法摆脱这可怕的梦魇?                 ≈ ≈ ≈   一天夜里突然狂风大作,跟着雷鸣电闪,来了阵暴雨。我急忙起来关窗子,过后又犯了老毛病——睡不着觉。雨停了,妻子、女儿熟睡,我悄悄来到阳台上站了会儿。天仍然阴着,非常黑,但空气清馨。我心血来潮走到房门外,在门边站着仔细听,确信那娘俩的确没醒,就扛着自行车下了楼,登上了车奔了城南。   路灯下的街道上静悄悄,刚刚被雨冲刷过的马路还没有完全干。空气微微有些凉意,湿润,完全不是白天那种污浊、喧闹,让你忍不住深呼吸,沁人心脾。这夜可真好。   我的大学同学,那个读研究生,在六月三日夜里死在街头的小伙子向我走来,我那去世的老共产党员的舅舅向我走来,“六·四”之后在立交桥下惨遭射杀的几个小伙子向我走来,那个血腥之夜倒在枪口下的人们向我走来,还有在那个冬夜死在厕所里的两个小当兵的也向我走来(如果确有其事)。怎么他们都来了?因为这个夜美好,他们就从我心中的坟中出来。心中的坟?对,我心里有坟,从我记事起就存在了。这么多年,这坟就是在蔓延,几乎占据了我整个的心灵。   〖全文完〗 □ 寄自美国 ———————————————————————————————————— 本期责任编辑:   萧 同(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赵 桦(美 国) 〈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荣 刚(美 国)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张雨田(美 国)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 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 国) 〈cnd-cm@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 SUB(或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 SUB(或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ftp.cnd.org[207.151.78.100]:pub/hxwz             或 canada.cnd.org[142.132.1.13]:pub/cnd/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