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      ◆      文革博物馆专集(四十九)      ◆      ◆                        ◆      ◆◆◆◆◆◆◆◆◆◆◆◆◆◆◆◆◆◆◆◆◆◆◆◆◆◆            SUPPLEMENT TO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增刊 第一七四期 ——            (一九九九年四月十一出版) ————————————————————————————————————              本期目录 (zk9904a) ———————————————————————————————————— ⒈【往事如烟】 文革童年几件事儿,1966-1968       梧 桐 ⒉【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   宋永毅·孙大进         第四章 四·三思潮:政治平等论争的变异         ①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 ————————————————————————————————————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  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  来稿请寄:HXWZ@cnd.org。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请只用  电子邮件寄纯文本文件。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  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除非本刊另有安排,不得转载。如欲以公用目的网络服  务站对本刊进行收集存档,或以任何方式对本刊再传播,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并取得授权。未经本刊许可,不得利用本刊或本刊存档从事任何形式的营利性  的或收费的活动(包括广告宣传在内)。 ———————————————————————————————————— 【往事如烟】         文革童年几件事儿,1966-1968               ·梧 桐·   我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个深刻记忆就是:我好容易等到了七岁,可还是不能够上学。   上学是我幼年时最大的梦想。每次站在院里或者胡同里,看着比我大不了一两岁的男孩女孩背着书包从学校回来,我都羡慕得不得了。小芸比我大两岁,是我们院里年龄和我最接近的女孩,所以我和小芸便常常在一起玩耍。小芸喜欢对我发号施令,而我又偏偏不喜欢听她的;她说东,我奔西,自然便出现了僵局。每当这时小芸便努着她的鼻子问我:“你上学了吗?你上学了吗?你知道的多还是我知道的多?”   此时我便觉得气短,但绝不会认输。“我还没到年龄呢。到了年龄我也上学。”更气时,小芸便甩手而去,临走时总要讥讽一句:“谁愿意跟你玩呀?连学都没上。”小芸的话无疑更激起了我对上学的渴望。我总是问我妈妈:“什么时候我也能上学?”“当你长到七岁的时候。”从那一天起,我便一直盼望着我七岁的年龄。   1966年,我刚好七岁,正是应该入学的年龄,可是,我妈却告诉我学校停课不招生了。好容易等到了七岁,却又不能够上学;我很是茫然困惑,难过自怜了一番。我反复问我妈妈那明年还招不招生了?真害怕我从此会没有机会象那些比我大的孩子们那样神气洋洋地背着书包去上学了。   没能上学的失望很快便被我对世界纷乱的惊奇所代替。我虽然不喑世事,却也知道世界上发生了大事。街上多了很多喇叭;每天都有一群一群的人,来来往往地往墙上贴大字报和喊口号,令我甚为奇怪:为什么往日严肃平和的大人们忽然间变得象孩子们一样疯疯颠颠的?   一天晚上,我爸下班回来,一进门就开始脱鞋,边脱边对我妈说:“真险呀!我差点让红卫兵把我的皮鞋和裤子给剪了。我是绕小道回来的。街上乱透了。到处都是红卫兵,见着穿瘦腿裤和尖皮鞋的就剪,见着烫发的也拦也剪。一个女的被剃得一边有头发一边没头发,捂着自己的脑袋直哭。另一个女的直给红卫兵跪着,央求红卫兵让她回家自己把头发剪了。可哪听呀,几个红卫兵上来,齐了卡啦也把她给剪了。有一个男的的瘦腿裤被红卫兵一边一剪子,一直豁到了大胯那儿。好家伙,他还说谢谢呢,跟穿了个女人的旗袍似的。后来他还骑上了自行车,让风一吹,这叫难看,两条大腿都露着。我开始不知道怎么回事,周围的人说是红卫兵在‘破四旧,立四新’呢。我就跟着人群后边走呗。后来一看不对劲,我没等那盯着我裤子的红卫兵发话,掉头骑起自行车就跑。一看我掉头骑车,那个红卫兵才叫。我一拐把就钻进了旁边的小胡同,也亏我骑车技术高,几钻几拐,后边就没有声了。”   “我把这鞋和裤子收起来吧,以后可别再穿了。”我妈说。   “收起来吧,收起来吧。不敢再穿了。”   我望着我爸爸脱下来的红棕色尖牛皮鞋和黑色瘦腿裤,听着我妈对我爸的劝告,便知道这世界上是不许穿尖皮鞋和瘦腿裤的。   第二天,我出去玩,发现周围女孩的头发都变成了齐耳的短发。看见我还留着个马尾巴,几个女孩便指着她们自己的短头发对我说:“哎,小莉,你妈为什么不给你剪头呀?你看我们都剪了。”我望着她们的短发,觉得真难看,便捂着我的长头发跑回了家。   不想,一进家门,我妈就要剪我的头发。我说什么也不剪,便左躲右闪挣扎着和她周旋。我妈连恐带吓,说如果我不剪便不能出去玩,因为红卫兵看见了就会给我剪阴阳头;那样的话,所有的小朋友们都会笑话我。   “那也不剪。”我一边使劲推着她那拿着剪子的右手,一边带着哭腔地说。   我妈没有办法只好将剪子放下,无可奈何地说:“好,不剪甭剪,可你也别出去了,否则红卫兵给你剪。”   “不出去,我也不剪。”我望着我妈,直到她把剪子放下,我才把双手从脑袋上拿下来。我自小头发就好,又黑又密,所以长得也长,因此我妈便给我梳了个长长的马尾巴。我爸特别喜欢我的长头发,兴致来了也会给我梳头。而且每次他都会在我高高梳起来的马尾巴上系上一条粉红色的绸带。长长的绸带被系成了一个大大的蝴蝶结,紧紧地贴在我的马尾巴根部。每当我跑起来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得到我头发的摆动。阳光好时我还会看见我地上的影子,那蝴蝶结会随着我头影的跳动时隐时现。   为了不剪头发,我真地不再出去玩了。每当我不得不上厕所的时候,我便手捂着头发,从家里向厕所飞快地跑去,解完手再飞快地跑回。这样持续了大约有一个多星期,后来我实在耐不住寂寞了;隔着玻璃望着小朋友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我不得不对我妈让步:妈,我不要长头发了,您把我头发剪了吧。”我的头发保卫战便到此结束。   不能上学,贴满了大街小巷的大字报便成了我学习汉字的黑板。看见一个人边写边喊:“打倒彭、罗、陆、杨!”我便知道了那些字是“打倒彭、罗、陆、杨!”   每次和我妈上街,我都指着墙上的字,问我妈那些是什么意思?什么“砸烂三家村,四家店!”啦;“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啦;逐渐地我便认识了很多字。一天,我和我妈去商店,看见几个人正在往柜台上空的铁丝上挂一条刚刚写好了的红布幅。新写上的字,墨汁还没干,在红红的底布上映着门外的阳光显得格外的刺眼。我认识红布上的头两个字是“炮打…”,便问我妈那后三个字是什么?从我妈那儿,我知道了那红布条幅上写的是“炮打司令部”   世界变得越来越乱了。大字报贴得满街满巷;广播喇叭昼夜不停。革命口号喊得惊天动地,震耳欲聋:   “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万岁,万万岁!”   “扫除一切牛鬼蛇神!”   “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布署!”   “……!!!”   当然了,这仅仅是开始。以后十年中,铺天盖地的革命口号喊得把人的耳朵都磨出了茧子,以致我现在还有着“厌口号症”。一听见别人高喊口号,我就不由自主地皱一下眉头;一看见口号式的文章,我边觉得浑身上下的不舒服。特别是那些血喇喇的,充满了“流血牺牲…”“誓死捍卫…”语言的讲演和口号,尽管是在叫人激动不已的漂亮名义下呐喊出来的,也叫我反感。至于一看见成千上万的人聚在一起共喊着同一个口号,我便总觉得这事情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不过,这是后话了,还是回到我七,八岁的时候吧。   红卫兵们在到处抄家,寻找和摧毁一切所谓封资修的东西。看见那些被抄的挨打受辱,所有底子潮的家(即出身不好的)都开始坐卧不安了。当时我们院住着六家。第一家的陈大爷解放前曾是沈阳一家汽车公司的经理,后又带着全家飞到北京为老板经营工厂,本是老板的高级雇员,解放后却被定为了资本家。第三家也就是小芸家,解放前在青岛开皮货店,临解放前又把生意做到了北京。第四家文革前不久刚刚搬到不远的另一条街去,是爱新觉罗氏的后代,清朝八大王爷之一的子孙。男主人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在远郊劳改,平时很少回家;女主人则是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名义上的经理。我们家解放前则主要是靠房租生活,并开着一家旅店和一家洋车店。我不知道陈家和小芸家在家里摧毁了多少“封资修”,只知道我们家把家里的丝绢挂画和有着古代画面的细软古瓷全都毁了。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是星期天,天气特别地好,可以说是阳光灿烂吧。我爸和我妈带着我们把家里折腾了个底儿朝天。一箱子的绢画一个一个地撕。“三英战吕布”,“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三娘教子”,“孟母迁居”,以及花草鱼虫,狮子老虎的扔了一地。擀面杖似的画轴堆了一堆。我和弟弟便一人手里拿着一个画轴,玩地主打穷人的游戏。箱子里的那些康熙,雍正和乾隆时期的细软瓷器也都被分门别类。凡是上面有古代故事的都不留;没有古代故事只有图案的便往床底下藏。后来这些床底下的古瓷竟躲过了抄家。   那天最让我心疼的是我爸爸把一个我平时最喜欢的台灯一摔两半。那个台灯是一个古代美女坐在一棵柳树下看书。她是那样的恬静高雅,穿着件低领宽袖,飘飘欲仙的唐朝女服。我特别喜欢那个台灯,常常爬上椅子跪在上面,目不转睛地欣赏那粉红灯罩下,坐在树下专注读书的粉面黑发美人。看着我爸把那已被摔成两半的台灯扔到葡萄架下时,我的心里甭提多难过了。我走到葡萄架下,把那两半拣起来左对右对,想使那腰折了的美女恢复原状。我蹲在那里久久不肯离开,直到我妈叫我把那台灯扔下,别再动她了,我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我手中那碎成两半的台灯,站起来走回屋里。直到现在,一想起那美丽的台灯,我的心还在隐隐地痛。那是我第一次领略到什么叫惋惜痛心:眼睁睁地看着一件你心爱的美丽事物被摧毁。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当初我们家该不该自己毁掉那么多东西。我爸爸当初的逻辑是等红卫兵来给你毁就晚了;与其让红卫兵来毁,还不如自己先毁了呢。可难道不正是这种绝大多数人的随波逐流和向恶势力的无条件低头才使得红色恐怖瞬间席卷中国吗?为什么明知道世界是错的还要迎合?迎合这种制度实际上就是在帮助维护这种制度,使恶势力更加猖狂,更加肆无忌惮。且先不说保护他人权力,假如当时有四分之一的中国人能够敢与面对暴行保护自己权力的话,暴政还有不有可能那样肆意横行?不要说四分之一了,恐怕连百分之一都没有。   说来文化大革命也不是忽然间能够产生的。它是多少年的日积月累,是一次又一次政治斗争的继续,最后必然要达到这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就象一个开起来的汽车,没有制动系统;其结果一定是越开越快,最后车毁人亡。没有广大民众多年来对暴政的支持,亿万人的随波逐流,光毛自己是发动不了文化大革命的。独裁者的产生必定有产生独裁者的土壤。假如当初中国多一些有骨气,有同情心,有道德信仰的人,少一些推波助澜,投机取巧,落井下石的人,那么文化大革命还会不会搞得那么轰轰烈烈和血肉横飞呢?   后来抄我们家的是我爸爸厂子里的工人,他们拿走了家里的全部书籍,放唱机,冰鞋以及汽枪等物,但并没有动床底下的瓷器。不知道他们是不知道床底下的瓷器是古瓷,以为是一般的瓷器呢?还是他们手下留情?总之,他们并没有象红卫兵抄家那样,捅房顶,掘地板,他们也没有翻箱倒柜。家里基本上没有大动,以致于后来几年,我们还可以靠卖一些箱子底儿的旧衣皮袄,家里的旧钟旧表缓解家里的生活困难。尽管这些床底下的瓷器躲过了抄家,但大多也没有长寿。不是被我们孩子上床下床碰坏了,就是我俩个弟弟抽嘎硌儿时,把嘎硌儿抽进了床底下,被嘎硌儿撞坏了。记得有一次我们玩秤,秤砣从秤杆上滑下来,一下儿就砸在了一个靠近床沿的雍正时期的大茶叶筒上。那个深紫明黄花色的大茶叶筒顿时就被砸掉了一半。   与抄家共行的就是一个一个的批斗会。一日我见很多人都往南面那条大街上跑,便也就随着很多孩子们一起跑了过去,只见街上有两三辆大卡车正在从东向西徐徐地开来。卡车上站着很多身穿白大褂和黑大褂的人。他们都弯着腰低着头。每一个人的脑袋上都顶着一顶白纸糊的高筒尖帽,上面写着他们的名字和罪名。例如:刘XX,走资派;高X,反动学术权威;张XX,反党分子…。每个名字上都打着大叉。他们周围站着身穿绿军装臂带红袖章的红卫兵。这些红卫兵左手拿喇叭,右手拿着毛主席语录,一路振臂高呼;无非是些什么:“打倒…!” “打倒…!” “…万岁!” “…万岁!”之类。   我站在路旁的人群中,仰头看着那些低着头,闭着眼,头带高帽,胸挂木牌的人,说不清自己是一种什么感觉,是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并夹杂着同情。   又有一天,胡同里的几个小孩叫我跟他们一起去看斗吴晗去。“哎,小莉,我们去丁家庄去看斗吴晗去,你去不去?”   丁家庄在南边,我爷爷和三奶奶家就住在那儿。从我们家走路过去大约要十多分钟,中间要穿过两条大马路。想到我妈给我的戒令是自己出去玩儿不得越过南边的第一条马路,我便对他们摇了摇头。   “我不去。”   “去吧,甭儿好玩儿。每天都有小孩儿去斗吴晗。你一喊:‘吴晗出来。’吴晗就出来。你问他:‘吴晗,你有没有罪?’他就点头:‘我有罪,我有罪。’真的,跟我们去吧?”小伙伴们对我又拉又扯,可我还是不愿意违犯我妈的戒令。   那天晚上,我们全家正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姐姐忽然间讲起了她看斗吴晗的事。她说她下午去看斗吴晗去了。一帮孩子在楼底下大叫:吴晗,你下来。吴晗就下来了。然后,这些孩子就问:吴晗,你有没有罪?吴晗就说:我有罪,我有罪。一帮孩子就说:大声点。吴晗就大声说:我有罪。孩子们说:你是不是反革命?他就说:我是,我是。然后,一群孩子就说:好,你上楼去吧。吴晗就转身上楼去了。等他刚上楼一会儿,孩子们又在楼底下叫:吴晗,你出来。他就又出来了。这些孩子就又问他:你有没有罪?他就又说:我有罪,我有罪。好多小孩儿都往他身上扔东西和啐吐沫。一个小孩儿喊:打倒吴晗。一帮小孩儿就跟着喊:打倒吴晗。吴晗在中间低着头,……   “你扔东西和啐吐沫了没有?”听到这儿, 我爸问我姐。   我姐望着我爸严厉的表情,楞了一下,诺诺地说:“没有。”   “你喊打倒吴晗了没有?”   “那儿有好多小孩儿呢。我只在旁边站着看着来着,我什么也没做。”   “以后不许你再去,你听见了没有?”   “听见了。”   我爸又把脸转向我们另外几个孩子:“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谁也不许跟别的孩子去斗吴晗,知道不?”我们都畏怯地点头。我爸对我妈说毛的焚书坑儒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天下午,我听见房后面人声噪杂,便爬上桌子隔着窗户玻璃向外看。我们家的房子冲东朝西,座落在一个高坡上,比房子西边的地面大约高出有一房高,所以尽管是平房,隔着后窗户看西边也就跟在二层楼上往外看一样。我们家后窗户下面是一条大约有十米宽的宽胡同。这条由北向南的宽胡同在我们家后窗户南边不远的地方就被一排房子堵住了。因此,我们家后窗户下面的这条宽胡同实际上也就成了一个三面临房的空敞地。文革时,有的批斗会就在这块空敞地上举行。   那天下午,当我爬上桌子顺着窗户向外看时,只见一群红卫兵正在斗一个老头和老太太。老头和老太太大约有五六十岁的样子。老头略有点发胖,是个秃顶。光光的脑袋被阳光晒得油亮亮的。老太太人很削瘦,头发被剪得坑坑凹凹,象狗啃的似的。俩个人各站在一个桌子上;周围的红卫兵中有几个人手中拿着皮带和棍子。我刚刚爬上桌子,把头贴在窗户上,气还没怎么喘,就看见一个十五,六岁的男红卫兵手中拿着一把锤子登上了老头桌子后面的椅子上。   “你交代不交代?”话音未落,他手中的锤子已敲在了老头的头上。只听“砰”的一声,一股鲜血顿时从老头的右后脑勺上流了出来。老头晃了几晃,底儿下的人立即叫道:“你老实点。” 这时一个女红卫兵振臂高呼:“不交代就叫他灭亡!” 其他人也随着喊道:“不交代就叫他灭亡!”   老头仍然站在桌子上,血象一条小溪似的,从脑袋上一直流下来,流在脖子上,又流在他的黑衣服上。这时老太太已跪在了桌子上;几个红卫兵在叫她站起来。看着那流着血的脑袋,我觉得有些恶心要吐,心揪揪的,又有些害怕,便急忙爬下了桌子。窗外还在吵吵喊喊,可我却不敢再爬上桌子去看。我不明白那个男孩子为什么那样狠。我觉得那老头和老太太太可怜了。我不堪再听窗外面的打骂声和口号声,便索性跑出了家。来到院子里,听几个人正在议论,说那老头和老太太是逃亡地主。红卫兵曾去他们家抄家去找“变天账”。   一直到晚上,我都不能忘记那老头流着鲜血的脑袋。第二天,胡同里的人说那老头当天晚上就死了。又过了一天,人们说那老太太也死了。人去房空,很多孩子都跑去看那地主和地主婆的房子。我很想知道“变天账”是什么样儿,就叫上小芸和我一起也去看那地主的空房子。这对老夫妇住在我们胡同下坡儿西边的一个院子里。两间朝南的北房门窗大开。我想地主家里一定是很讲究的,可进屋一看,实在是家徒四壁;除了几条破凳子,破箱子,还有床上的点旧衣服外,什么都没有。屋里一片狼籍;墙壁镐痕累累;地上被挖了一个大坑;房顶上被捅了两个脸盆大的窟窿,仰头一看,蓝蓝的天空就在上面。我问小芸:“变天账在哪儿?”   小芸又问屋里的另一个孩子:“你们见着变天账了吗?”   这时一个孩子说:“不知道藏在哪儿了?红卫兵都没找着。”   我好几天都不能摆脱那老头挨打的镜头。后来实在忍不住了,我便问我妈:“妈,是地主就该打吗?”我妈望了望我,犹豫了一下:“谁都不该打,打人是不对的。”“那打人的红卫兵是好人吗?”“打人的红卫兵在学校也不是好学生。好学生不打人。”   “是地主解放前老打穷人吗?”   “不是,很多地主都不打穷人。”接着她又补充了一句:“别到外面瞎说去。我说的话你知道就行了。听见没?”   我小时候是个嘴极严的孩子,凡是家长不让我到外面说的话,我从不说,所以我妈和我爸当着别的孩子面不说的话,却不怕当着我说。我非常感谢我妈在那时候能跟我诚实地谈话。她虽然文化不高,却并不因为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改变最基本的人世间的是非标准。也许正是因为她是一个极普通的人,没有任何野心,才使她更具有一个普通人的同情心和良心。当然了,也许是因为她本身就是一个地主的女儿。我后来才知道我姥爷曾就是一个逃亡地主,解放初病死在监狱里。   记得上小学时,我们学校组织学生去看电影《雷锋》。电影里有一段插曲,叫做“唱支山歌儿给党听”。其曲调委婉动听,情意切切。我顿时喜欢上了那首歌儿,便时常有事儿无事儿地都哼着那首歌儿。一日,我下午没课,便坐在家里一遍又一遍地唱着那首歌儿:   唱支山歌儿给党听。   我把党来比母亲。   母亲只生了我的身;   党的光辉照我心。   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   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   夺过鞭子抽敌人,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抽敌人!   我妈妈正在床上做棉衣。我想她一定对我所唱的歌儿早有反感,只是不好说而已。听着我一遍又一遍,周而复始,始而复周地没完没了地唱着,她终于再也忍不住了。当我再一次唱到“夺过鞭子,夺过鞭子,抽敌人!”时,她忽然不高兴地说道:“难道敌人就该抽呀?”   我一下儿怔住了;脑子里顿时涌现出了那个颤微微地站在桌子上,血象小溪一样从脑袋上流下来的老头。幸亏我妈的点悟,多少年之后,我忽然间领悟到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社会的剥削者和压迫者,并不是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社会,而是要夺取剥削者和压迫者的地位——变“剥削者”和“压迫者”为“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变“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为“剥削者”和“压迫者”。就象现在很多中国人反腐败,反特权那样,反的并不是这种不合理,不平等的现象,而是为什么是你能够腐败?我却不能?你有特权?我却没有?阿Q革命要的是也能坐在赵四爷的椅子上,抽他赵四爷几鞭子。当然了,这又是后话,让我们再回到六六,六七和六八年吧。   抄家批斗之火愈烧愈旺。一天,我哥回家说他们学校的红卫兵那天打死了一个解放前曾当过国民党兵的蹬三轮的工人。那个蹬三轮的工人是被皮带活活地抽死的。“那帮红卫兵真狠;XX胡同的XX打得最欢。”   又一日,我哥哥说他们学校的红卫兵把我们院文革前不久搬走的第四家的阿姨打得满地乱爬,浑身是血,连大小便都失禁了。在北京一般都叫大妈,大婶,但由于第四家的女主人原是上海人,所以我们就都叫她阿姨。原来这阿姨曾有一个女人玩的克朗小手枪。那小手枪就挂在家里的大衣柜里,后来却不知道怎么就失踪了。一发现手枪失踪,她就立即报告了政府。当时政府只记下了这件事,并没有追究。文革中,红卫兵说她是特务,还说她们家曾有一面国民党旗。红卫兵让她说出手抢和旗子的下落,她当然说不出。红卫兵就打,打昏了过去,又用凉水泼。   我们院里小芸的爷爷奶奶家也被抄被斗了。小芸的爷爷,奶奶和小芸的大爷,大妈住在一起,与小芸家隔着几条街。不知道是无意的,还是有意让小芸家难看,那天的批斗会刚好在我们胡同的南头举行。老头和老太太两个人被迫站在一条细长的桌子上,颤颤巍巍的,听着底下人对他们大吼大叫。那天小芸家一整天关着门,不见人进人出。第二天小芸站在她家门缝中,我冲她招手,要她出来和我玩儿,可她却立即把门关上了,把身子缩了回去。   我们院里被整得最惨的则算是陈大爷家了。一天,陈大爷家来了很多人。他们又喊口号又贴大字报,把陈大爷家翻了个乱七八糟。陈大爷时已被关在厂子里,不能回家了。又过了些天,一帮人押着陈大爷回来了,还开来了一辆卡车。来人向家人下命令,要陈大爷和陈大妈立即收拾东西,他们将即刻被无产阶级革命群众谴送回东北农村老家。陈家有六个孩子。大女儿是教师;二女儿是技术员;长子和三女正在上中学;二子和三子正在上小学。三子只比我大两岁,陈大妈舍不得,便决定带他同行。几个大孩子静静地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自己的父母和小弟爬上了卡车。陈大妈一直在流泪,那帮人却时不时地勒令她快点。当他们坐上车时,小儿子忽然间大哭起来并要下车:“妈,我不去农村…,妈我不去。”   陈大妈使劲搂着小儿子,也禁不住哭出声来:“明儿,听妈话,明儿,听妈话…”   一阵儿马达声,卡车开始起动。陈大爷和陈大妈一个劲儿地向自己的几个孩子挥手,载着哭声,卡车开出了胡同。   一年后,陈家的长子去了内蒙;两年后,三女又去了东北兵团。陈家的二子后来在一次军事拉练时腿上生疮,又淌了脏水,一夜便发起高烧来。当时住在农村,过了一天,带队的老师才将其送进医院。医生诊断是急性肾炎。待其被学校老师送回家里时,其病已被耽误了;急性肾炎已转为了慢性肾炎。父母不在全靠两个姐姐跑来跑去。为了给弟弟治病,大姐推掉了几次交男朋友的机会。两个姐姐省吃简用,把钱都花在了弟弟的医药费上。在内蒙的长子和东北的三女也寄钱回家给弟弟治病。两年后,二子病危,陈大妈从东北农村回家照顾儿子。一天夜里,躺在床上的二子忽然对陈大妈说:“妈,我死了你别哭,也别难过。”陈大妈立即喝住了他,可心里却象刀割了一样。就在那天黎明,二子告别了人世。   那天早晨,凄怆的哭声从陈家传出,一声一声的,夹在北京冬天那如刀割面的寒风中,叫人好不凄惨。陈大妈哭得死去活来,几次昏了过去。大姐也哭得泪人一般,两个人搀着去上侧所,一下儿就昏倒在了侧所门外。从内蒙回家休冬假的长子,一边哭喊着:“弟弟,我对不起你,我不该上次回家抽你一个嘴巴,我不该呀…,我混蛋呀…”一边用自己的脑袋撞墙。小芸她妈和她姥姥,以及我妈和我奶奶也一边劝着陈家的人一边流泪。   陈家父母被轰回老家去后,几个孩子过日子已经够惨的了,可还被人歧视。有些以前曾跟陈家有过纠纷的,也趁机欺负人。街道居委会和警察时不常地半夜三更地砸门,声称是查户口。小芸家和陈家一向最好,有时便在晚上天黑时,偷偷地送些东西过去。我妈和我奶奶有时也趁天黑没人看见的时候端过去一瓢面或一碗米什么的。   胡同里已经有人在传说我爷爷也被斗了。一天,一个邻居对我们家说丁家庄那儿正在开批斗会斗我爷爷呢。几天后,又有一个邻居告诉我奶奶,说他在早上上班时 看见我爷爷挂着一个写着“资本家”的大木牌子在丁家庄那儿扫大街呢。我爷爷原有三个老婆。我奶奶是正室;二奶奶无子,且早在解放以前就死了。解放后,为了避免被控有重婚罪,他不得不在我奶奶和我三奶奶之间选一个。当时,我奶奶的三个孩子都已长大成人,可我三奶奶的几个孩子最大的也不过十来岁,所以我爷爷便选择了比他小十七岁的我三奶奶,而与我奶奶离了婚。为此,我爸爸和我姑姑一直对我爷爷耿耿于怀。   据说我老祖过世时,留下给我爷爷和二爷大约有四百多间房,一个客栈和一个有着近百辆洋车的洋车场。当时我爷爷才二十五岁。年轻气旺守着一堆自己不曾花过一分力气的财产,上面又没了管着他的人,他便开始吃喝玩乐起来。我爷爷毕业于北京男四中,后来又上了中国医科大学。可他从小就厌文爱武;后来虽然拿着医科大学的文凭,却从不行医,每天只是舞枪弄棒,摔跤练拳,要不就是去广和听戏,去天桥听歌,或者是泡在老北京的澡堂子里,搓身擦背,然后披着浴巾,躺在床上和朋友们聊天,而且开始往家里娶起小老婆来。   据我奶奶说,当时我爷爷和同仁堂掌柜家的大公子相识,而同仁堂家又和冯玉祥将军往来密切。同仁堂家的大公子跟我爷爷说,冯玉祥曾告诉过他们共产党可能会得天下;一旦共产党赢了,最好是别等共产党来,就自己把财产分了,千万别舍不得财产。我爷爷本来就是个活分人,加上那财产又不是他挣的。所以没等解放军进城,就自己把家里的一部份财产给分了。洋车厂的洋车是谁拉的归谁。有些房子也是谁住的归谁。因此,待解放军进城时,家里只剩下了四十几间房。加上我祖父平时又比较注意为人,没结下什么冤家对头,所以他只落得了个房产主的成份,平平安安地过了关。至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共产党没动过他一根汗毛。也幸亏了我爷爷是个花花公子,那么吃喝玩乐,坐山吃空,没像我老祖那样积累财产,否则的话,他的成份也就不仅是个房产主了。   小时候,我爷爷每隔一两个星期就来一趟我们家。也许是由于他还有他自己嗷嗷待哺的,和我哥我姐年龄相差无几的亲儿亲女的原因,他并不象大多数中国的爷爷奶奶那样对孙子孙女那么亲。我爸对我爷爷已有隔已久,所以有时便出言不恭。我印象中的我爷爷身体特别健壮,走起路来永远是挺胸抬头的;一条三寸宽的牛皮板儿带横系腰间。兴致好时,我爸和我爷爷会玩劈砖比赛。他们将叠起来的几块砖头一掌击碎,看谁碎的砖头多。有时则穿上摔跤的褡裢在院里示范给我哥和我弟弟几个摔跤的动作。后来有一次我惹恼了我大弟,他便把他学来的大背胯用在了我身上。还没容我反应,他便一个大背胯将我撂在了地上。地上有个火炉盖儿,刚好硌在我后脊梁骨上。当然,我则用凄惨的哭声给他告状。晚上,我爸手里拿着皮带教训我弟弟:“难道我教你摔跤是叫你摔你姐姐的?”   我爷爷已有段时间没来了。听说他被揪被斗,挂着牌子扫街,我们家也没人去那边看看。一日,我正在屋里玩儿,忽然隔着玻璃看见一个弯腰佗背,拄着个棍儿的老头拐进了院门。老头走得很慢,颤微微的。当老头走到院中间时,我突然发现那是我爷爷。我不能相信,这就是那个都六十岁了还能扛起一袋五十斤面,抬脚就跑的爷爷。几个月没见,他已面目全非,穿着一身脏兮兮的蓝工作服,低着个头,摇摇晃晃地走着。   我爷爷走进家门,冲我奶奶“唉…”了一声,一屁股坐在八仙桌旁边的椅子上,抓起桌子上盖子帘儿上的干面条和生白菜就吃。我奶奶一看见我爷爷这样,立即就问是不是我三奶奶虐待他了,不给他饭吃。我爷爷并不答话,只是往嘴里塞菜叶和干面条。我奶奶便骂起我三奶奶来:“好狠呀,这小娘们。我当初跟你说什么来着,她是冲着你钱来的,你不听呀。小老婆没一个好东西,正经八板儿的人会给人家去当小老婆吗?现在你老了没钱了,她就整治你了。她好狠呀,这小娘们…”   受我爸爸影响,我姐姐进了家门,见我爷爷正在吃,端起盖子帘儿就想走。“你干什么?”我奶奶对她喝道。我姐又把盖子帘儿放回到了桌子上。   我爷爷始终一声不响;待吃光了盖子帘儿上的东西,他便站起身来,转身走出了家门。晚上,我爸回家,我姐立即报告了我爷爷白天来家,见东西就吃的事儿。我爸便说:“他是自做自受。他把钱都给他小老婆了。”他接着又对我们几个孩子说:“以后你爷爷来轰他,别让他在这儿吃。”我当时模模糊糊地觉得我爸爸不对,可出于怕他,又不敢说。   过了几天,我爷爷又来了,还是拄着那根棍儿,穿着那身脏工作服。他走过我身边时,我轻轻地喊了声:“爷爷。”   我爷爷一进家门就又找吃的。家里只有我和我奶奶还有我两个弟弟在。因为有了我爸的命令,两个弟弟便倚在里屋的门框上,一边笑一边对我爷爷说:“你走,你走,别吃我们家东西。”   俩个人推闪着屋门,小弟弟两手揪着门两边的把手打起了便悠儿。“你看,连我们家的门都轰你了,它也说‘你走’呢…”   我觉得喉咙发哽发酸,便走到大弟的身后,揪了揪他的衣服。“别轰爷爷,别轰爷爷…”我喃喃地说。   “爸爸说的…”大弟扭过头,惊奇地对我说。我不敢说爸爸不对,只是继续怯声地说:“别轰爷爷…”   这时,我奶奶忽然大哭起来:“天哪,你怎么就落到这种地步?你让我好伤心呀。老了老,我要看这个?”她拿出手绢,呜呜地哭着。   “你走吧,你走吧…”她用手推着坐在她旁边的我爷爷。“我不要再见你,我不要再见你了…,见你这样,我的心都碎了。”   “呜呜呜…”她一边用手绢撸着鼻子,一边哭着。   我爷爷坐在床上一声不吭,只是摇头。忽然,他对我奶奶说:“别哭了,我受点苦没什么。我一辈子没受过苦,老了受这点苦不过份。”   我奶奶哭得更厉害了:“是呀,不过份,人都说‘有福不受老来贫’可瞧你,年轻时吃喝玩乐,到老了却这样。我…,我没想到呀,我没想到,你我老了会过这种穷日子。”   “唉…,唉…,唉…,”我爷爷开始长吁短叹起来。   “你走吧,你现在就走吧,你再也别来了…,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   我爷爷没动。我奶奶站了起来。“你走,我叫你走,你现在就走。”   我爷爷望着我奶奶,然后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我走,我走好了。我现在就走。”他开始挪步。“我走喽…”他象是自嘲又象是自言自语。“我走喽,我不会再来喽。”   我爷爷走到里屋门旁时,冲着我两个弟弟无奈地摇了摇头。那时我的眼泪已禁不住流了出来。我站在屋角,觉得嗓子哽哽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怯怯地望着我爷爷颤颤悠悠地走出了我们家门。门外,北风呼啸,我心里在想我爸爸好狠。   我爷爷刚一走出家门,我奶奶就嚎啕大哭起来。“老天爷呀,我作了什么孽,你让我看这个。”   她又转向我弟弟,手指他们说:“好呀,好孙子呀!你爸…,好儿子呀!你爸爸怎么能就教你们这个?”   那时我两个弟弟,一个五岁多,一个四岁多。我们长大以后,两个弟弟对此事儿后悔不已。每次提及此事儿都说:“我们当初真不该呀。爷爷都那么惨了,我们还轰他。”   我爷爷再也没来。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我奶奶见面。没过多久,他就去世了;那年他六十二岁。那是1968年初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我在热被窝里睡得正熟,突然一阵猛烈的砸门声将我们全家吵醒。我爸爸立即从床上坐了起来,对我妈说:“爸爸死了,是小林,我刚刚梦见爸爸了。”   在外屋睡觉的哥哥打开门,进来的果真是我爸爸同父异母的弟弟,我祖父和我三奶奶所生的第二个儿子小林。“爸爸死了” 小林叔对我爸爸说。我爸爸立即穿上衣服和小林叔走了。   记得第二天早晨,门外是厚厚的白雪。我将一团白棉花塞进我那已经露出右脚大母趾头的黑棉窝的黑洞里,便跟着我妈妈,踏着厚厚的白雪到我爷爷和我三奶奶家去了。一进门看见我爸爸正跪在我爷爷的床头痛哭:“爸爸…,爸爸…”   我爷爷没死几个月,我爸爸就被揪了出来。文革刚开始时,我爸爸很警惕。后来看到到处都在批判当权派,他便也兴奋起来。一天晚上,他一反他一直不满毛和共产党的态度,忽然说了一句:“毛主席英明呀。”   我当时虽小,心中已莫名其妙地怨恨起毛来。我觉得就是他闹的,使得世界这么乱;这也打倒,那也打倒,谁都是坏人,怎么就他一个人是好人呀?忽听我爸这么说,我很奇怪,心中便想也许我是错了。当时我爸天真地以为毛领导下的共产党现在也要让他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说话和当家作主了。不久,他就加入了造反派。   他和厂里几个出身不好的想撬开档案柜把自己的档案烧了。当然了,他们不可能得逞。很快,他们几个就分别被打成了“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特务”,“国民党残渣余孽”,“坏份子”。   那天晚上天已经黑了,我爸还没回来;我和我姐正在胡同南头的一个院里看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节目。突然,胡同外面有一大群人向北跑去。我姐最爱看热闹,立即说又有抄家的了,便马上拉着我的手也随着人群跑去。当我发现这一群一群的人正跑向我们院时,我心中顿时升起一股不祥的感觉。我紧紧地拉着我姐的手,踉踉跄跄地随着人群走进院里。   院子里已挤满了人,人群一直挤到我们家门口。我和我姐走进家门,看见屋子来了我爸厂子里的好几个人。 我爸在中间低头站着;那些人在翻东西。看见我和我姐进来,不知道我爸是不愿意让他的女儿看见他这样没有尊严呢?还是仅仅是偶然,只见他忽然抬起头笑着对我妈说:“你去给大伙儿沏点水…”话还没有说完,一个人就对我爸大声吼道:“老实点,不许你乱说乱动。”另一个人说:“你把头低下。”上来就给了我爸脑袋一巴掌,并把我爸的脑袋按了下去。   我姐看到院子里那么多人,便跑出去说:“去去去,看什么看?”我知道事情不妙,便在后边拉我姐的衣服。我妈一个箭步冲出来,一把抓住我姐的胳膊说:“别瞎说,快回屋去。”   来的人让我妈给我爸收拾铺盖,并到门口刷了几张大字报,然后把我们家的书,放唱机,我爸的汽枪和冰鞋弄在一起,押着我爸走了。第二天,厂子里又来了几个人,又糊了几张大字报。街道让我妈表明立场,不得已,我妈也给我爸写了一张大字报。我爸这一去就去了一个月。一个月后,他被下放到车间劳动,开始了每天早晨六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的生活;常常在我们孩子还没有睁眼的时候他就走了,到我们都入睡了他还没有回来。这种生活一直到1972年才真正地结束。   我不知道厂子里是怎么斗我爸的;我爸也从来不说。有时我便偷偷地装睡,等着我爸回家,好偷听我妈和我爸的谈话。一天晚上我爸回来后,我爸和我妈又在谈我爸的事。   我妈问我爸:“今天他们又打你了没有?”   “没怎么打,只打了几下儿。”   “拿什么打的?”   “带钉子的木板儿。”   “我看看。”   我正躺在床上装睡,听到此便偷偷地睁看了眼睛向我爸和我妈的大床看去。我看见我爸的后背上有很多血点和血痂。   那时我神经紧张极了。每次听说有自杀的或看见自杀者的尸体,我都惊恐万分,唯恐我妈和我爸也走这条路。我那时九岁,却时常在恶梦中惊醒。   一日我们在操场上开大会。大会散后,小学生们刚要拿着小板凳回家,忽然一声凄厉的火车长鸣划破了长空。“压死人了。”有人高喊了一声。所有小学生都朝着操场后面的火车道跑去。自文革以来,有很多人在我们学校后面的火车道上卧轨自杀;每次听到那凄厉的长鸣,我们就知道又有人自杀了。当我夹在孩子群中走近出事地点时,我看到的是一个人首分离,血肉模糊的景象。死者的脑袋是从脖子根处被压断的;脸面朝下,头发象钢丝那样直楞楞地立着。身子下身被火车挤出了一些粪便。那人穿着一身洗得略发白的蓝色工作服;铁道旁的自行车后座上夹着一件黄绿色的雨衣。   我盯着那件黄绿色的雨衣,突然想到我爸爸也有一件这样的雨衣。再看那工作服,又想到我爸也有一套洗得略发白的蓝色工作服。我的心咚的一声,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我急忙向那脑袋看去,越看越觉得像我爸的脑袋。脑子里嗡的一声;我急忙转过身,飞快地向家跑去。   刚一进家门,我的眼泪就出来了。我对我妈说火车道那儿有一个人自杀了,穿着一身我爸那样的工作服,后车架上的雨衣也特别像我爸的那个雨衣。我让我妈赶紧给我爸厂子打电话,看我爸在不在?   “别瞎说,不是你爸;你爸在厂子上班呢。”   我一下儿哭出声来。“您怎么知道?我爸可能偷偷从厂子里跑出来了。您赶紧给我爸厂子打电话。”   我妈并不为我所动。“你爸为什么要自杀?你爸不会自杀的。我知道你爸。”   “为什么我爸就不会自杀?他天天挨斗,还挨打。”   我妈惊讶地看着我。“你怎么知道你爸挨打?”   “我听见您和我爸说话了。我还看见了我爸后背的血印儿了。”   “你晚上没睡觉偷听我们说话来着,是不是?”   我开始大声地哭,并开始跺脚。“给我爸打电话,您给我爸打电话…”   我妈被我折腾得无奈,只好说:“好,好,给你爸厂子打电话。”   怕我妈骗我,我坚持要跟我妈一块去。当我知道我爸在厂子时,我结束了我的歇斯底里。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吃不下去饭。一看饭碗,就想吐;脑子里怎么也摆脱不掉那脑袋和血肉模糊的脖腔子。出乎意料,那天我爸早回了家。我爸知道了我的事,便拍着他的脑袋,笑着对我说:“怎么,你看爸的脑袋象那人的脑袋?”   接着他又拍了拍我的脑袋说:“别担心,爸爸告诉你,你爸爸永远也不会自杀的。”   我爸爸的这句承诺在当时不知道减去了我多少负担。   我爸被揪出来没几个月我哥哥便到内蒙去插队去了。他走的那天,不知道是我爸的公休日还是厂子里特别开了善心,反正我爸得以和我姐一起去北京站厂送他。那是秋日的傍晚,我妈一边给我哥烙饼一边流泪。目送我爸和我姐拿着我哥的东西和我哥一起走出了胡同,我和我妈妈才返回家。我妈回到屋里,我和她说话她也不理。后来她坐在床上又开始抹眼泪,我问她,她说:“你哥到内蒙去了。”   大约有晚上十点钟了,我爸和我姐才从火车站回来。我爸爸进屋后,和我妈说了一些在火车站送行的情况,然后便坐在八仙桌旁的椅子上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他突然呜呜地哭了起来。他哭得是那样的伤心,简直就象一个十来岁的孩子。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见到我爸哭。我很害怕,不知道如何是好,便站在墙角一声也不敢吭。我爸重男轻女,五个孩子中他最偏疼我哥,而最不待见的就是我了。几个孩子中别的孩子不能做的事儿,我哥可以;而别的孩子身上他能够容忍的事儿,放在我身上就不行了。在我哥插队的七年中,有好几次我爸曾在喝完酒后便呜呜地哭,说我哥一个人在内蒙过苦日子,说他想我哥。我爸说1968年是他最倒霉的一年。那一年,他丧失了父亲,离别了儿子,自己又被揪了出来。   自我爸出事儿以后,家里深更半夜的便常有革命群众和人民警察敲门,声称是查户口。我自尊心很强,便不怎么跟周围的小孩儿玩了;我怕,也不愿意让别人欺负我。那时我已上了小学。一些街道的小孩儿把我们家的事传到了学校,有些孩子便骂我“国民党残渣余孽”(所谓的“国民党残渣余孽”只不过是在他上中学时曾经参加过一次国民党三青团的会议而已)。如果我上学去早了,我就一个人在学校外面站着,待打铃时再跑进教室。等下课铃刚一打,我再马上跑出来。一日放学,老师刚喊完“解散”,我就跑,不想却被后面的一个男生拽住了。他说:“反革命狗崽子”并顺势推了我一把。我刚要挣脱,却又被另一个男孩儿拽住了:“国民党残渣余孽”他张口就往我身上啐了一口痰。望着裤子上那粘乎乎的痰,我忍无可忍,便回手给了他一拳。立即有三,四个男孩扑了过来;不到一分钟,我身上挨了好几脚和好几拳外加上好几口吐沫。   我倒在了地上,但很快便爬了起来。我知道我不能敌过他们,便抓住了其中一个。不管那几个人怎么打我,我只对准了我抓着的那个使劲儿地踢。我穿的是一双牛皮鞋,那个男孩便叫了起来。这时一个老太太正好路过,便对着几个男孩儿喊着:“喂,你们怎么好几个男孩子欺负一个女孩子?”几个男孩儿便跑了;我也松手了我手中的男孩儿。   “快把身上掸掸,回家吧。”老太太慈祥地对我说。   我掸掉身上的土,又走到一个水管子那儿洗掉了衣服上的吐沫和粘痰,然后我就在外面转。等到衣服上的湿印乾了,我便走回了家。   那时最让我难过的就是看我俩个弟弟受大男孩的欺负。我俩个弟弟那时太小,还不知道世事。他们又离不开小伙伴,所以总喜欢跟别人玩。有时就被别人欺负。每次见我弟弟被人欺负,我都气得不行。有两次竟和比我大的男孩子交手,被打得鼻青脸肿。回家以后,我便对弟弟发火,说他们没出息,为什么明知道别人要欺负他们,还跟别人玩儿?   记得后来我爸被解放,当他拿回文革期间被扣发的奖金和部份工资时,我们全家都欢欣鼓舞。当时我禁不住说道:“活着就是胜利。”我爸听了,感慨万分。他说:“幸亏你舅舅当时没自杀。”   听我奶奶说,文革时当我舅舅得知他将被轰回农村老家时,他曾动过自杀的念头。他跑到一座楼顶上徘徊了半天;抽的烟头满地都是。他之所以没有下了决心,是因为他舍不得他那一双还不到五岁的儿女。 (后话:文革是中国人全民参加的一场运动,是人性恶的一场大暴露。除了地富反坏右等那些被长期管制的对象,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的极少数人外,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参加和推动了这场运动。很多人既是受害者又是迫害者。因此,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反思。文革过后,我曾跟我爸争论。我说他并不是纯粹的受害者。他也曾给党委贴过大字报,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是运动的参加者,他也帮助推动了这场运动。) □ 寄自美国 ~~~~~~~~~~~~~~~~~~~~~~~~~~~~~~~~~~~~ 【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              ·宋永毅·孙大进·         第四章 四·三思潮:政治平等论争的变异   一九六七年四月,经历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取得主导地位的北京中学造反派骤然分化与组合为两大派:“四·三派”和“四·四派”。浮面看去,这源起于文革中的“中央首长讲话”及其对它们的臧否。根据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所编的“文化大革命大事记”所载,这一分裂的过程如下:   “四月三日至四日,二、三月间,北京中实行军训。各造反派组织都解散了,打算按班级实行大联合。   但是,两种思潮在造反派队伍中的斗争依然存在很剧烈。   四月三日,周总理、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接见中学革命师生代表,指示:中学的左派组织不能解散。一部分中学生认为江青同志讲话好的很,马上组织起来。众称其为‘四·三’派。   四月四日,另一部分中学生也组织起来,这就是所谓的‘四·四’派。   两派分歧是:‘四·三’派认为必须彻底批判联动思潮;‘四·四’派认为‘四·三’派不能团结大多数,批判联动思潮是‘矛头向下’。   ‘四·三’派认为左派组织不能解散,要以左派为核心,实现大联合;但在军训中许多中学革命组织被解散。   ‘四·三’派认为当时中学军训两条路线斗争的纲提的不高;‘四·四’派则认为中学军训好的很。”〖1〗   尽管这一“大事记”只是粗略地对两派的思想分歧作了记录,但从中仍可以看到大致的焦点所在:1)军训;2)联动思潮。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中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意见”,共有八条内容。一、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二、停止外出串连,进行短期军训。三、整顿红卫兵,使之以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为主体,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一贯表现好的也可以参加。同时解散“联动”。四、建立三结合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五、上文化课与“文革”结合。六、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师生,必须平反,反对武斗。七、整顿清理教师队伍。八、爱护学校设备与国家财产。〖2〗这一文件表现出了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中学运动的两方面期许。第一,抛弃“联动”及其老红卫兵,重新组织新的红卫兵为其政治工具;第二,以军训--最可靠的军队去限制新的红卫兵的作用,用一位研究者的话来说:“总的讲,军训的目的无非是要把红卫兵这匹乱踢乱咬的野马套上笼头,用缰绳把它牵上毛主席既定的‘文革’的发展道路。”〖3〗   在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最主要的就是批判“血统论”,即批判工作组,老红卫兵(及联动)对普通师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师生的迫害。军训团,即解放军本身是一个在中共“血统论”的阶级路线上建立起来的武装力量。他们在军训中自然表现出了对批判“血统论”的天然冷漠及其抵制。这引起了“四·三派”学生的不满。此外,在“血统”上并不占优势的“四·三”派刚刚取得了革命权利,立刻受到了“复课闹革命”及军训团的不少限制。加上许多出身干部子女的老红卫兵都转入“四·四”派成为干部与骨干。又使他们对“联合”不抱幻想。从“四·四”派来讲,也正因为他们队伍的“血统”构成和他们多多少少把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不愿深入批判“血统论”。加上他们早在一九六六年底便已成立了全市性的组织——“红卫兵首都兵团”,这又使他们在大联合力量对比上绝对不会吃亏,因而他们拥护“军训”,拥护“大联合”——这便是出自两派利益所在的不同而造成分歧的原因。   自然,从两派“比赛革命”,即争当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的新的政治工具的角度去看,这两派的分歧并没有什么大的现代民主与人权意义上的积极意义。然而,如果我们注意到两派分歧更深层的社会思想原因——血统,那么,“四·四”思潮更多地表现出对中共十七年的阶级路线及政治秩序的一种维持,而“四·三”思潮则不时表现出对它的挑战、颠覆,甚至进一步的独立思考式的否定。如同红卫兵运动的研究者的分析:“说到底,‘四三派’、‘四四派’之争还是个家庭出身问题之争、政治待遇之争。在这方面,‘四三派’的理论实际是遇罗克的〈出身论〉”〖4〗如果说毛泽东及中共期许通过军训使红卫兵运动失去它的独立性与自主性,通过“大联合”及“红代会”的成立结束所有中学生对中国政治的独立思考,那么“对于曾对造反抱以极高期待的红卫兵来说,却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为“红卫兵运动,可说是这代人要把以往学到的东西,放到他们感到神秘且无法左右的社会现状中去实践的初次尝试。这种尝试的动机,包含着许多崇高的理想和愿望。有人想籍此创建出一个没有任何杂念的单一社会,使生活其中的人完全平等;有人期冀以巴黎公社为蓝本改造社会的政治结构,使之真正实现社会主义的民主;有人试图建立最能发挥学生积极性和能力的教育制度,来培养出一代真正的新人,当然还有其他许多。而期望本身不在于它是否合理,而首先在于它是否具有实现的手段,倘若没有,那么期望越高,痛苦越深。到了这个时候,红卫兵们发现,他们已经再也没有力量和手段去实现造反的理想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与他们的初衷已越来越远。”〖5〗这一对他们狂热投身于的“革命”的失望,无论对于老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红卫兵都是一样的。而在此失望的过程中,“四·三派”思潮仍顽强地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思考,〈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就是这样一篇文章。   总的来说,这篇文章是遇罗克〈出身论〉等一系列文章中表述的“反特权”思想的延续,但是它也表达了如下几个创新的观点:   第一,把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归结为“革”与“保”的矛盾,其斗争焦点又在于“权力再分配”。〈论新思潮〉认为:社会主义之前的“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伴随着财产与权力的再分配”。由于“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样,这些“特权人物”蜕化后“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而“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6〗   第二,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中权力对中共各级当权派无可幸免的腐蚀作用。〈论新思潮〉指出:“‘挟重器’(指掌权力)的政治经济地位唤醒了许多人头脑中本来就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7〗   第三,指出了这种“再分配”斗争的持续性与永久性。一方面〈论新思潮〉认为“四·三”思潮“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的实质是“促成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促成社会的革命变动,打碎特权阶层。”另一方面,〈论新思潮〉又指出:“不但这次再分配必有缺陷,而且即使是正确的也必然又有分化。”因而,在第二次文化革命中的“造反派必是当时迫切要求再分配,向当时的资产阶级特权人物猛烈冲击的激进势力。而不一定是现在的‘四·三’派了”。〖8〗   从这三个创新的理论观点与中共长期以来信奉的正统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的观点相比,即使是与毛泽东创新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相比,仍有很大的不同。即使在文革中,毛泽东从来没有推翻过他一贯倡导的正统阶级路线,对造反派的倚重只是暂时的、功利的。而〈论新思潮〉想把它固定为“革”与“保”式的阶级分析,显然是离经叛道的。其二,〈论新思潮〉过分地强调了权力——尤其是社产主义制度的专制权力——对其干部的腐蚀作用,甚至对新上台的造反派的迅速蚀化作用,这等于是在否定这一制度本身,自然更是大逆不道。于是,这一文章很快在北京以及全国部分地区遭到了批判。但因为它影响并不大,批判的规模也很小。   但有趣的是,〈论新思潮〉的作者自称为“异端邪说”,并认为:“一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和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一个个被否定,而许多‘异端邪说’居然正确”。〖9〗而且这篇当时影响不大的文章影响了后来在全国影响极大的湖南省无联思潮的思想家杨曦光,使他接受与发展了中国存在着一个特权阶级的思想。从此,”新思潮“成为激进的造反派思想的代号和一种反体制的符号。此外,它在理论上公开表明的反特权与对“权力再分配”的渴望也从一个层面揭开了“四·三派”——这一骚动不安的中学激进派思潮深层的原因。   应当指出,〈论新思潮〉只是一种并不成熟的中学生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如同今天的研究者指出的:“反观红卫兵派性斗争的发展,同‘新生代’共同接受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思想灌输有很大关系……‘四·三派’对反动‘血统论’的批判和老红卫兵的痛打落水狗之役,都没有脱出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的时代巢臼……这不过是以恶易恶,想以新的阶级斗争和新的阶级路线(‘四·三派’划定的阶级路线),取代原有的阶级斗争和阶级路线。囿于亲身的感情和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封闭式的思维方式不过是低层面的历史循环”。〖10〗任何人都无法摆脱历史的局限。然而,〈论新思潮〉中表现出的对中国社会体制和文化大革命的独立思考与探索,却正是在思想的层面上对这一历史局限性的一种试图超越。从这一意义上,“异端邪说”自有它的思想史意义。另外,正是这种可贵的独立性与探索性,使北京中学“四·三”派中后来无论在八十年代的经济改革,文化复兴,抑或是民主运动中都涌现出了一大批佼佼者。 注 解 〖1〗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1962.9—1967.10),北京: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第111页。 〖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有关文件汇编》(第二集),天津: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政治部研究组,1968。 〖3〗 米鹤都《红卫兵这一代》,香港:三联书店,1993,第228页。 〖4〗 同上,第230页。 〖5〗 同上,第238页。 〖6〗 载《四三战报》,北京:东方红抗大电校,第1期,1967年6月11日。 〖7〗 同上。 〖8〗 同上。 〖9〗 同上。 〖10〗 杨健“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1968年秋—1971年秋)”,北京:《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2期,第27页。          ∞ ∞ ∞ ∞ ∞ ∞ ∞ ∞ ∞ ∞              论新思潮——四三派宣言   中央首长的四·三讲话把“四·三”、“四·三派”、“四·三思潮”这些名词带入了中学的政治生活。   许多人为了驱逐“反动的四·三思潮”而结成了神圣同盟。   有人为了攻击对立面而甩给后者以“四·三”的帽子。   然而,四·三派却在一片嚣闹声中逐渐形成公认的势力并比任何一种势力都富有生气,富有革命精神,富有组织纪律性地成长起来。   关于四·三的神话可休矣!   现在,是我们公开申明一些实质性问题的时候了! 一.特权人物和人民   社会主义国家之前的一切统治阶级都是特权人物。无产阶级专政之前的历史上每一次大的社会变革都相应地伴随着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即把社会上的财产和权力重新分配给某一些人,而每次分配的结果,都是使统治阶级——代表少数人的阶级占了绝对优势,使他们掌握了社会财富和政治权力。而这些人从他们登上政治舞台第一天起,就同广大劳动人民存在着矛盾,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随着再分配日益趋向统治阶级的继续进行,这种矛盾逐渐尖锐,两极分化突出,于是发生一次大的变革,再一次进行大规模“再分配”。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使自己在财产和权力方面占了优势,由于无产阶级的地位决定了它必须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所以这次的再分配实际上体现了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它应该保持到共产主义的实现。   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制度,法权残余不可能一下子消除。所以这些再分配并不理想,仍然使财产和权力暂时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当权派手里。这时就出现了远比其他历史时期复杂的局面:社会上较次要的矛盾当然还是再分配后被打倒的阶级同统治阶级的矛盾,例如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同地富反坏右资的矛盾;而社会上的主要矛盾则不能简单地按掌权的人与人民的矛盾来划分了。必须加以分析:   (1)真正代表无产阶级也就是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的当权派,分配在他手里的财产和权力是公有的,他只起一个暂时代替掌管的作用。并且他们将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通过一次次“较和平”的再分配--这必须用一系列的革命化措施及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来保证——逐步缩小各种差别。最后达到财产和权力的真正公有。显然他们在社会主义时期中将采取一个又一个的变革行动来促使财与权的公有化,这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革”的实质。   (2)逐渐蜕化的当权派。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还有巨大能量,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无时无刻不在腐蚀人的灵魂的情况下,蜕化是很有可能的。何况“挟重器”(指掌权力)的政治经济地位唤醒了许多人头脑中本来就有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同时这个引人注目的当权派地位是阶级敌人进行和平演变的主要目标。所以只要稍微脱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看不到历史的辩证法,就会陷入被动。可以断言,不仅这一次,而且今后几次文化革命都必然要揪出一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些蜕化变质的当权派和本来就是投机革命分子,他们手中暂代管的财产权力逐渐不受人民支配而变为私有,为他们及他们的家庭、子女和反革命复辟集团服务。这样逐渐形成的特权人物,象各个历史时期一样地与广大劳动人民构成了今天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很显然,特权人物竭力避免再分配,再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保”的实质。   资产阶级初期有过很强的革命作用,而上述特权人物从一开始就带有很强的反动作用,因而他是腐败了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今天利益的集中代表,他竭力阻止历史的再分配——这个使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的革命进程。文化革命就是这种主要的阶级矛盾、“革”与“保”的矛盾的爆发。   广大劳动人民是欢迎再分配的。是站在“革”一方面的。但鉴于四旧的影响,也因其他地位的不同而表现出程度不同的要求。   必须指出,刘邓路线在某些群众中得以推行,除了某些人的地位之外,重要的是运用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能量及群众中应用科学理论——毛泽东思想指导的不够。 二.四·三思潮是新思潮   如果我们仔细地观察和审查一下中等学校四·三派的成员,(当然不可能是全体)就会大吃一惊地发现他们正是前面所谈的对再分配有最激进要求的那一部分人!这个结论恐怕有些四·三派的同志都感到偶然,但是在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马列主义者看来,这实在是必然的。正因为如此,中学里第一次的阵营分垒就如此鲜明,而且还导致了大专院校表态的吻合:响当当的造反派支持四·三,“温存的”老保支持四·四。   所以,四·三派就必然对毛主席领导的文化革命有着朴素的理解和热望并很快上升到自觉的认识。四·三思潮也就代表了一种与历史发展紧紧相扣的生气勃勃的新思潮。它与反动的抵制分配的联动思潮水火不相容,并以最激进最彻底的姿态投入战斗。它是最令特权人物感到恐惧的势力。   四·三派——老造反派们在八月份敢于抵制血统论,十月份猛烈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十二月份激烈地与联动血战,一月份毫不含糊地向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而一些半工半读和中专学校的四·三派,则大反校党委内的黑帮分子,大反工作组,大反伪革委会,大反各部、局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少人曾被反动路线打成“反革命”。这两种情况无一不是体现了以上的结论:促成财产、权力的再分配,促成社会的革命变动,打碎特权阶层。这种不断地要“革”,要向前,要提高的奔放的力量也体现到军训中,他们要求提高班级大联合,要提高军训的水准,提到更加适合于再分配的高度,而不使之降到“复旧”的程度,这与红旗第五期社论及4·15人民日报社论是完全一致的。   有人攻击四·三派是反解放军,甚至是靠反解放军起家的,这种论调是对一个问题的性质没有起码的判断并对一个连续的过程没有丝毫了解的谬论。   顺便提一点,署名李××的三月廿七日的讲话有严重的错误,体现了一个“干部子弟要掌权”,即再分配的被动势力(当然不完全是)要掌权的精神。因为这次文化革命就是要解决一小撮特权人物同人民群众的矛盾,而特权思想在一些高干及其子女中颇有市场,它的作用比地主资本家的反动思想所起的作用还要坏,因为现在社会上的最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同特权人物的矛盾。同时辩证法也惩罚了那些自认为“红透了”(其实家庭影响并不好,因此毫无准备与抵抗力)的特权人物子弟。他们一向以挂着“老革命”招牌的特权人物而自命不凡,一旦“老革命”成了“反革命”,即将失去特权“天堂”的时候,他们就出自没落阶级面临灭亡的愤恨而对革命势力疯狂反扑。所以,四·三派批判这种特权思潮仍然是如前所述的新思潮的反映。   总之,四·三思潮是一种充满了革命的、斗争的因素,从而不断飞跃,突变的新思潮。我们欣喜地看到四·三小将具有最新鲜的政治头脑,最焕发的精神面貌,可以不愧地说,他们集中了毛泽东时代的青年的最优秀的因素!在这次文化革命中,只有他们掌权,才能向解放全人类的方向发展,才能真正把毛泽东思想传播开来,也才能完成第一次文化革命所应该完成的再分配任务。 三.文化革命中的思想分裂   历史上每一次的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都要引起思想上的分裂。无比深刻的文化大革命当然毫不可免,它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撕去了在“和平时刻”可以遮颜的虚伪的面纱,几乎每个人都在这个大舞台上奔忙起来,全国各地毫无例外地都出现了那么几派:一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和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一个个被否定,而许多“异端邪说”居然正确。   四·三思潮是先进的,它不是一个孤立的事物,在大专院校,在北京,在全国都可以找到它的同胞,虽然开始时都是弱的、小的、被多数人反对的,但它代表了社会的发展方向。   联动思潮是彻头彻尾反动的,它用特权人物的和没落阶级的眼光来看待一切。   保守派所代表的思潮是想维持现状,对革命形势的发展很不理解,他们只看到眼前的一点利益,却看不到在旧世界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世界是何等壮丽辉煌。所以他们常常不自觉地充当了旧势力的卫道士。   一个人选择什么样的观点,是与他在这次再分配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因之带来的态度密切相关的,(当然不是全部,因为思想上的改造也会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所以对犯错误原因的种种唯心解释(如阶级感情深)及不顾是否能担当重任而要求掌权的作法都是不正确的。   必须指出:分久必合。当再分配接近尾声并将以新的分配法则相对稳定一段时期的时候,必将有一个思想吃掉一个思想的局面,如果怕被吃掉,不投降,就会走向反面,以至象历史上某些革命行列中由于观点的分歧而堕入反动的人一样被抛进垃圾堆。而且,在“一次”再分配中,思想的发展也是按照“一个”规律进行的,这一个基本上(包括革命动力、对象)是完整的。如果依了什么“左派分化论”、“新阶段论”、“每个转折点都要重新组合”的观点,就等于说这次再分配没有它的阶级基础。实际上只有两个可能:(1)按照这次文化大革命以来的规律前进一步。(2)本来前进了一步,但在“新阶段”中又退了回去,甚至退得更多。   还应指出:不但这次再分配必有缺陷,而且即使是正确的也必然又有分化。所以,合久必分。但现在我们已经对第二次文化革命有点看法,即那时的造反派必是当时迫切要求再分配,向当时的资产阶级特权人物猛烈冲击的激进势力。而不一定是现在的四·三派了!反之,在四·三派充当重要突击力量的时期,必属于这一次文化革命。所以说掌了权的革命造反派务必充分注意,一定要不断前进,让毛泽东思想占领灵魂深处,不然辩证法的惩罚将是同样无情的。 四.四·三派的几点政策和一些问题的看法   前面讲的“分久必合”,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种是思想上,指先进思想吃掉反动的保守的思想,这一点在一些左派强大的单位已完成了大部分,在落后的一些单位还有待努力。另一种组织上,指革命造反派从人数上占绝对优势。这里可以指出一点,即在一些思想上左派已占优势的单位,保守派由于种种原因,没有或不愿参加造反派,这时再对他们施加压力甚至武斗是毫无意义的。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同他们合并(但必须保证左派掌权)并准备进行下一次的思想斗争,因为在不少单位需要尽快联合。   但是思想斗争绝不能放弃,一定要让毛泽东思想占绝对权威,让保守派从思想上投降。一些人打着“解放全人类”的幌子,却干着压迫革命小将而纵容联动的勾当。革命小将要彻底批判联动思潮,要让犯错误的同志从思想上而不是从形式上新生,这才是真正的解放全人类的气魄,而决不象那些连革命同志都容纳不了的最大分裂主义者所说的“关门主义”。   目前,一个新的问题,就是以前犯过错误的“老”红卫兵和联动老百姓,正大批地站出来投入运动,这是好现象。但必须指出,要站出来革命只有从跌倒的地方站起来。这些人,以前犯错误就是因为他自认血统高贵,脱离群众,现在唯一补救方法就只有到群众中去,到革命造反派中去,大杀回马枪,这样完全可以成为坚定的革命造反派。实际上也有不少“老”红卫兵这样做了。可是,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一些联动分子把毛主席对他们的宽大,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拉起人马,向造反派夺权。一些貌似岸然的先生们却还在为他们唱赞歌,双手把权送过去。而革命造反派对这些顽固分子,只有坚决斗争,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权如果落到了他们手里,随之而来的必定是法西斯的白色恐怖和对革命造反派的阶级报复,必是历史的大倒退。   一些联动分子在军训上大作文章,说革命小将“反解放军”“反军训”。同学们大概还记得,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进校时,是谁最欢迎!谁最支持军训?谁最积极参加军训?是革命造反派!当军训一段时期后,由于一些解放军经验不足,出了一些问题,革命小将本着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对军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有些方式不对!)这更充分表明了革命造反派是真正支持军训的。可是一些联动分子,在军训开始时,抵触军训,在军训进一步提高时,他们又跳出来,打着“保卫军训成果”的幌子,极力把军训往后拉。   中国反对再分配的最大人物是刘少奇,所以对他的批判是极其重要的,是占这次文化革命很大比重的,同时通过对他的批判,可以从根本上粉碎反动的特权思想,解放大批干部和犯过错误的同志,这是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中重要的一环。   革命造反派是中学红代会的当然主人和中坚。遗憾的是,现在某些核心人物利用革命造反派给予的权力反过来打击革命小将,压制民主,制造分裂,这种“复古”现象决不能允许长期存在。必须指出,其中某些人本来就不是什么革命者,而是破落户的飘零弟子,是再分配中的被动角色。   矛盾永远存在,新思潮在这个问题上战胜了、统一了,还会在更新的问题面前与保守势力形成不同看法。可以预计,今后在干部问题、教育革命问题上必定会有斗争;为了使文化革命不半途而废,代表新思潮的革命派就更不能轻放了“权”!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开了,且大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是我们全体湘江人民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本文参照以下各文写成:   江青:〈为人民立新功〉   八中红旗:论四三思潮。   清华井岗山毛泽东主义小组: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青年一代思想上的分裂。   新四中公社赤潮:驳联动反动政治理论。 □ 原载北京《四三战报》(第一期),1967年6月11日   引自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第四章完,待续:第五章 五·一六思潮: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 ————————————————————————————————————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林南修(澳大利亚)〈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月 边(芬 兰)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李健民(澳大利亚)〈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赵 桦(美 国)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 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 国) 〈cnd-cm@cnd.org〉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 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 SUB(或SIGNOFF) 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 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 SUB(或SIGNOFF) 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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