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      ◆                        ◆      ◆      文革博物馆专集(五十)       ◆      ◆                        ◆      ◆◆◆◆◆◆◆◆◆◆◆◆◆◆◆◆◆◆◆◆◆◆◆◆◆◆            SUPPLEMENT TO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CND-CM) ·—·—·全球首家中文电脑期刊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增刊 第一七七期 ——            (一九九九年五月十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9905a) ———————————————————————————————————— ⒈【运动记愧】 明一代人公耻         ——读《那个年代中的我们》有感      岳建一·章德宁 ⒉【史海钩沉】 我与死刑号                    张郎郎         附:郭沫若的两个儿子               罗点点 ⒊【往事如烟】 神圣回忆                     鲁 雪         士可杀,不可辱                  幼 河 ⒋【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一)  宋永毅·孙大进         第五章 五·一六思潮: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         ①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 ————————————————————————————————————  《华夏文摘》是由CND义务工作者提供的免费服务。订阅或停订本刊的方法  请参照本期文摘的封底。意见和建议请寄:cnd-cm@cnd.org;  来稿请寄:HXWZ@cnd.org。由于本刊编辑人手有限,来稿请只用  电子邮件寄纯文本文件。请在来稿中注明您的姓名和电子邮址(如愿用笔名或  不署名也请注明)。若是文摘,敬请详细注明原稿的来源和出版时间。  本刊所载的任何形式的稿件均不一定代表编辑、《华夏文摘》或CND的观点。  凡原载于本刊的文章,除非本刊另有安排,不得转载。如欲以公用目的网络服  务站对本刊进行收集存档,或以任何方式对本刊再传播,请与本刊编辑部联系  并取得授权。未经本刊许可,不得利用本刊或本刊存档从事任何形式的营利性  的或收费的活动(包括广告宣传在内)。 ———————————————————————————————————— 【运动记愧】                明一代人公耻            ——读《那个年代中的我们》有感               ·岳建一·章德宁·   日与月与,曾无日夜。   一任时光流失,文革浩劫的遗迹早已荡然无存。一同訇然崩溃的,竟然还有数亿幸存者对那场史无前例劫难的记忆世界。文革是民族公耻。整个民族在漫长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最集体地盲目遗忘、善于遗忘甚至蓄意遗忘文革,不能不说是一种更深远、惊心和具有历史性的天下公耻。   知耻不耻,至耻何堪。   终于,二十世纪将尽之前,有了这样一部来自民间的文本。一百余名文革幸存者不甘彻底丧失记忆,秉笔直书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拒绝民族公耻的无限延续,更在于激活人们从极左到极商的盲目和麻木里已经失去太多的责任意识;正如该书的编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在每一页码都赫然印上的文字所言——还原历史,抢救历史,痛省历史,珍藏历史。我以为,还原、抢救、痛省、珍藏历史,是为了于一片精神荒芜中更新自我,在二十一世纪重铸民族灵魂。   作为文革时期的青年人,我们注意到这本书的作者不仅有当时的中年人,更多的却是自己的同代人。我们是文革的直接受害者,然而,我们更是文革最主要、最坚决、最疯狂的参与者。我们无不自我虐杀他人的灵魂,没有谁坚守诚实、良知、人格与尊严,没有谁自救,没有谁的灵魂真正幸存。该书中记述的种种神话般的荒唐、恐怖、丑恶乃至千古绝耻,不过是罄竹难书中的一叶。我们本是天然地缺少独立思想、自由精神和钙质的一代,经过“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脱胎换骨”、“思想改造”,我们不仅失去了一切个性特征,而且在“彻底埋葬封资修”的激狂中主动地、自觉地、不分青红皂白地切断自己的一切文化根基。我们反文化、反科学、反历史、反现代文明,亲手将谎言抬入旗帜,抬上太阳和奠坛。我们拥护和实践着当权者以文化的名义进行武化,以民主的名义消灭民权,以真理的名义偷换迷信,以解放全人类的名义沉重枷锁于人民。洋洋70余万字,书之确确,言之凿凿,无不来自历史的瓦砾与心灵深藏。我们告密、检举、造谣、中伤,自认为是反戈一击。我们向亲生父母宣布划清界限,断绝关系,自以为是大义灭亲。我们捣毁寺庙,焚烧文物,殴打老师,批斗同胞,花样翻新地制造无数惨绝人寰的酷刑与冤案,甚至趾高气扬地叫喊“踏平白宫,光复红场”。我们北上、南下、东进、西征,所到之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通牒、布告、标语、勒令、呼吁书铺天盖地,弹壁、残垣、血泊、废墟触目惊心。我们每一天都生活在同室操戈的恐怖中,又灭绝人性地制造骨肉相残的无尽恐怖。我们聒聒噪噪,嗡嗡嘤嘤,为拥有超国家、超道德、超法律的绝对权力者更加拥有绝对真理而横扫一切,张扬奴性与兽性几近极致。我们以血腥的光荣、庄严的丑陋、伟大的罪孽,将大好河山糟蹋成万劫不复的地狱,并且亲手埋葬了自己的青春。如果不是一个运动向一个又一个运动转移,我们这一代人中将无可争议地产生一批希特勒分子。然而,时至今日,我们从无自审和自问:我们曾经是什么?干的是什么?供奉过什么?自以为是什么?究竟是什么?不必讳莫如深——我们不过是数千年人治历史衍化而来的最盲目拜权的生物,是古老而畸形的阴柔文化痼疾上的新伤口,是亘古的历史闹剧推陈出新后自命不凡的浅薄戏子,是灵魂屠场里自我阉割和阉割他人的凶手,是粗俗的、躁动的、混乱的、具有巫术色彩和天人政教合一化的、不够严肃和不够宗教级别的半原始性宗教——现代个人迷信信徒,是没有精神的体制的精神代表,是一代代农民式的非理想主义在当代的表现,是强行颠倒文明进程与秩序的马前卒,是失去终极精神追求的精神流浪汉,是卑琐、麻木、盲从、怯懦、安命而又自恋、自渎、自慰、自怜却不知自省自新的化身,是任凭世纪更迭、沧桑迁化也将永恒在人类记忆中的耻辱。谁为为之,令我一代人至此极也。   人类最本质的品格在于正视自我。正视自己的文明质量、精神内容、文化结构,自究自责,才能自救自强,才能以集体的忏悔知耻、言耻、明一代人公耻并与天下共耻,才能还历史以真实,变历史的不幸为再造尊严的灵魂的巨大资源,真正找回个人与民族站在这颗星球上的重量。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太多了,却尚未开始。在二十世纪剩下的最后机会里,终于有了这部血色斑驳而又沉重似铁的大型平民回忆录,字里行间,屡屡颤响着这样的声音:“我忏悔”、“我深深地追悔”、“永远感受到的是一份耻辱”、“向受害者道歉”……较之当年的疯狂喧嚣,这些声音虽然过于微弱,也为时太晚了,但是,在我听来依然犹如石破帛裂——中华民族终于有了这样的声音!或许,终有一天,这声音会由少到多,由弱而强,轰轰隆隆,奔苦疾霆,不绝于天地。那时,便真正开始了个人与集体的新生。   依然是那句话——我不自救,人孰能救我! □ 原载《科学时报》1999年1月17日总第1426期 ~~~~~~~~~~~~~~~~~~~~~~~~~~~~~~~~~~~~ 【史海钩沉】               我与死刑号               ·张郎郎·                (一)   如果把中共建国以来对思想控制松紧的程度,画成一条曲线。我以为,一九七零年初的“一打三反”运动就是曲线的顶点。   建国后至少有了宪法,有了法律程序。思想控制,一张一弛;基本是以运动的形式进行。一般人们记得的不外是“反胡风”了、“反右”了、“文革”了等。然而,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以言论罪(即“思想罪”)通过公审程序,正式判处死刑,似乎还应该是“一打三反”。可惜,在“邓小平思想”的“向前看原则”下,这么重要的里程碑,被刻意遗忘了。   现在,当局不准回忆文革,最近对国内的媒介明文规定若干个“不准”。“一打三反”这个词,几乎快没人明白了。人们在纪念遇罗克的时候,才有人提起这件事情。作为历史的一个符号,遇罗克远远大于“一打三反”。   “一打三反”是当局最疯狂的时期,中央居然把判处死刑的权力下放到县一级。审判不需要最高法院认定,认定死刑犯不需要有人命或纵火等严重罪行。   全国各地都在成批地枪毙“现行反革命份子”。而他们主要的具体罪行是:“反动标语罪”(书写过反对共产党或领导人的标语等)、“反动口号罪”(在公共场合呼喊过反对共产党或领导人的口号等)、“恶毒攻击罪”(和他人谈论过对领导人的不满或不敬的言论)等等,这些都可以判处死刑;甚至连“反动日记罪”(在日记中表达自己对当局不满等)都可以判处死刑。   一贯注意政策的首都北京,在这几个月中,天天到处是游街和批斗死刑犯的镣铐拖地声,腥风血雨满街充斥“枪毙XXX!”的口号声,到处贴着画满红钩的死刑告示,一批批政府制定的“斩监侯”名单,要求“全民讨论”,让普通百姓人人表态,“自愿”成为裁定者之一。   我事后知道,在讨论枪毙我的时候,逃离现场拒绝表态的至少有画家黄永玉、画家刘迅(现任北京“国际艺苑”董事长)。   这比一九六六年八月的红色恐怖,要厉害得多,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因为,一句话就可以定罪,谁保证自己没说错过话?其他城市和地方就更残酷了,河南省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因为说过两句反对毛泽东的话,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上海交响乐团的指挥陆先生,因无法忍受残酷批斗,而“呼喊反动口号”,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一打三反”期间到底杀了多少人?每个案件真实情况如何?今天被深深封存入黑箱。已经二十九年过去了,是否人们真的就此忘记了?   历史不那么健忘吧?                (二)   当时我也进了死刑号。可能和我天生好说笑话有关,可能和我曾经组织过一个写诗的沙龙——“太阳纵队”有关。前者属于“乱说”,后者属于“乱动”。前者是企图“言论自由”,后者是企图“结社自由”。   我“犯罪”时间是从十六岁至二十二岁,入狱时才二十四岁,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学生。那时,实在天真,误以为这两项自由是我国宪法白纸黑字规定的“天赋人权”,是从毛泽东到朱容基们“冒着生命危险”为我们奋斗得来的。   哪知道这两条正是当权者的不可退让的底线。   我不入狱才怪!   后来,从死刑号逆向出来,逃出生天简直是个奇迹。我当时根本不认为,自己还有存活的机会。据说,把我从死刑号里提出来,转到普通牢房的老军代表是李振先生。当时他说得很清楚:“进死刑号的人,没有活着出来的。你不用感谢我,要感谢党中央,感谢毛主席。”他又说:“有关死刑号的一切都是国家机密。你不许向任何人,谈死刑号的情况。”   有人告诉我,“一打三反”的得力执行者和知情者正是李振先生。在全国杀人杀红眼的时候,周恩来突然问李振:“谁给你的尚方宝剑?”据说,因此,一九七零年五月以后,杀人的势头慢慢缓和下来。据说,不杀我们也是周恩来的帮助。我在监狱时,一直想:出来后一定拜访他们,要知道事实真相。可是等我出狱时,他们二位都已经作古了。   我还想继续追索这一段历史的真相,所以要写这一类文章。   同时,还由于我和其他死刑犯,在死刑号曾经相约:谁万一能活下来,要把我们的情况说出去,要去问候死难者的家人。和我一样虎口余生的人还有,可是他们由于种种原因,愿意选择沉默。我现在是个单身的职业作家,没有什么牵挂。我正在继续写这些经历,想留下个人的些许见证。   让后人多些第一手资料,以便研究。                (三)   我们那一批死刑犯,是在一九七零年三月五日宣判。   我记得名字的有:遇罗克、田树云、孙秀珍、沈元、索家麟、王涛、王文满、朱章涛等。最后两位的下落,我至今不清楚,其他都立即执行了。被枪毙的思想犯中,当时最有名的就是遇罗克,他是以一篇“出身论”反驳当时同样有名的谭立夫(比较讽刺的是,谭先生现任中国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的“血统论”演讲。这讲演的核心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是当时红色恐怖的理论依据。“出身论”喊出弱者的心声,曾一时洛阳纸贵,家喻户晓。   而知识界最有名的是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青年才子沈元。因为他被批斗、殴打而无法忍受,化妆成黑人,跑进了马里大使馆,被定为“叛国投敌罪”。   中国历史上文字狱的游戏规则照搬不误。对我的罪行认定分三个层次进行:   1、公布罪行:这是造舆论用的。多半要和“叛国罪”、“暴乱罪”等挂钩,激起公愤。就可以“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所以,把我和法国留学生马丽亚娜(后为巴黎高等师范大学副校长。)、郭翰博(后为巴黎《世界报》记者)聊天,定罪为“出卖重要情报”。我曾想去法国留学,被追捕时曾想去香港,定罪为“企图叛国投敌”;   2、具体罪行:这是判罪的表面原因。例如:写了犯上的文字,或卷入什么文人作乱的案件。到“一打三反”广泛多了,例如:说过中央领导人的隐私或不满等,不需要物证,只要有两个或以上的人听见此人说过这句话,就可以定罪。我因为说过诸如:毛泽东先生的“七律”(“暮色苍茫看劲松”)可以作香艳解等笑话,定罪为“恶毒攻击中央领导人”;   3、实质罪行:毛泽东说:“罚不当罪的极少”,在法制极不健全“一打三反”时期,中共还可以“稳、准、狠”地枪毙思想犯。如何“准”地定罪呢?许多人都想不明白。   平心而论,中共这时,已经不在井冈山,很成熟了。并非抓来就打靶,那就小看了中共。至少北京还是相当认真的。   从思想定罪来说,他们很有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抓我没有抓错。                (四)   程序是这样的:   1、根据密告、或眼线的线索,先把思想犯嫌疑人列入档案,行话说:挂号了。一九六五年俞强声(俞正声部长的胞兄)在北京公安局一处工作(据报导现叛逃美国——编注),他透露给一位朋友“张郎郎已经挂号了”,如毛泽东说:“入了另册”;   2、公安干警和眼线有目的搜集被锁定的目标所作所为,非常细致,例如:后来在我的判决书上写道:“在公共场所播放反动音乐”,是指我和朋友在颐和园划船时,在后湖放过“披头四”的歌曲。可见,他们对我们的“反动文艺思想”侦察多么细致。前不久陈庆庆小姐对我说:文革前她爸爸(原北京市委宣传部长陈克寒先生)就拿内部参考上对我“资产阶级思想”和行为的描述,作为反面教材对她进行教育:长大了千万别学他。那些“材料”全是我在学校的生活细节,例如:把游泳裤钉在墙上等等。事实真假姑且不论,可见跟踪思想异己的眼线,那时已经深入在学校中。   党什么都知道。   3、发现或制造具体罪行,然后抓人。一九六八年初,当江青女士说“中央美术学院有坏人”的时候,她肯定不是具体指我,可是我已经是“被锁定者”。在北京公安局的参与下,在各艺术院校半年之中私设公堂、血腥逼供后,根据被拷打者的“供词”,经精心筛选,我就堂而皇之成了“头号反革命”。   4、逮捕以后要认定“罪犯”思想反动的程度,和目前的思想状况,即:所谓“态度”就是对领导人的态度、中共的态度。也就是说:在判处思想犯的时候,主要就是看他的思想罪行的深度和可否改造。   在预审处管辖下的看守所,有专门主管思想犯的有经验的预审员,而负责我们这类“疑犯”的预审员,文化水平就高一些。对付读书人很有办法,进行逼供、诱供。要找出所有的“罪行”,最后还要找出“思想根源”和“原始动机”。   他们非常重视你家里有没有被当局“关、管、杀”的?或者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家里有没有受到冲击或牵连?可见,中共当时对思想犯的心理历程非常重视。   他们要分析我们每一个人,如何由拥护党到反党的全过程。这样可以明白“思想犯”形成的前因后果,就可以决定我们的反动“程度”。还可以用来防止别人走上思想犯罪之路,通过“狠斗私字”,“灵魂深处闹革命”,防患于未然。                (五)   许多人觉得“思想”看不见、摸不着,如何定罪呢?中共凭多年经验界定思想罪行,有很具体的办法。例如:   1、如果罪行本身到了一定的级别,无需验证就可以定罪了,如北京挑花厂的厂医田树云,写了一封信,扔进前苏联大使馆的汽车里,想投靠“苏修”,那已经“反动透顶”了,所以不必再界定他的思想反动程度了,立刻可以枪毙了。可是,田大夫很天真。在批斗换场时,他安慰我说:“马队长对我说了,咱们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别听群众都喊要枪毙咱们,咱们死不了。”我只能苦笑。他太相信党了。   2、如果罪行一般,可是“态度恶劣”,一样可以枪毙。比如:上述田大夫的女朋友孙秀珍,她的罪行最多是“胁从”或“知情不报”。据说,由于在“公判大会”上,她企图抗拒,呼喊口号,也同场枪毙了。因为,她的态度说明她“死不改悔”。遇罗克的预审员丁先生(外号丁大个儿),早就认定了他“反动透顶”,可是,表面罪行还不够,结果等到了“从重从快”的“一打三反”,合理合法地枪毙了他。   3、组织是思想反动等级的一个界定点。当时成百成千的人说过错话,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我们呢?我想根本原因是我们有个组织,而且并被认为是个思想异端的俱乐部。   他们的方法还要精确得多,复杂的多;我凭直觉感受到这些。                (六)   在文革前六十年代已经有许多人喜欢写诗,实际上有很多小组,可是被当局认定为成型的组织,一个是郭世英组织的“X社”,另一个就是我们的艺术沙龙“太阳纵队”。   我和郭世英是101中学的同学,在学校里都是文艺活跃份子,在记念鲁迅的晚会上他扮演过客,我导演《祝福》。我们在一起合作很愉快,聊了很多。那个时候由于年轻人的偏激,我很不喜欢他的父亲郭沫若老先生,主要是嫌他没骨气,写的诗又不好,那时哪知道他的难处。   后来郭世英上了北大哲学系,我去了中央美术学院,各自组织了沙龙。一九六四年当局发现他们“X社”策划去法国,结果,一人成功出走,其余全部落网。好在当时社会还算稳定,郭老先生又身居高位,他们没有被判刑。郭世英被送去劳动了一段,然后转往农业大学读书。可是,噩运并没有结束,一九六八年郭世英被隔离审查、毒打。一天,郭世英从二楼摔下来死亡。当时他还被绑在床上,他妹妹赶来收尸的时候,还没有松绑。   人们说是自杀,家属说是他杀。前不久,我在北京和郭世英在北大的同班同学周国平(现在继续研究哲学)、牟筱白(“X社”和“太阳纵队”的成员,诗人)回忆过这些。他们也认为:根据他的性格,决定了他一定会在那种情况下自杀……。总之郭世英为写诗付出生命。   郭老先生的另一个儿子郭民英,当时在中央音乐学院学小提琴。在他哥哥死后,很快也自杀了。文革后郭世英留下了一本日记,郭沫若晚年经常拿出这本日记,用蝇头小楷一笔一笔抄完这本日记。(关于郭沫若两个儿子之死,请参阅本期下附罗点点撰〈郭沫若的两个儿子〉——编注)   “太阳纵队”成员的命运不比“X社”的强。“太阳纵队”一九六二年成立时参加的人有张久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洲、杨孝敏、张润峰等。由我起草章程。那时还是太年轻,不知天高地厚。我在章程开始说:“五四”过去这么多年只出了一个鲁迅。当时膂b为“五四”出了不少盗火者,现在不知去向。我们也是心中有魔鬼在燃烧,我们也要象高举燃烧的心的丹柯一样,走出黑暗和泥沼。   先后卷入“太阳纵队”或和我们沾边的人,都受到各种冲击。许多人因此改变了一生。   张久兴文革时在军队,已经是坦克兵的军官,在军法处逼供下承认另一个莫须有的“叛国集团”,后自杀身亡。   甘露林也是解放军军官,正在广西向越南开赴,接到回北京接受审查的命令,他在前线饮弹身亡,和郭世英一样;人们说是自杀,家属说是他杀。   我和一个不愿提他姓名的朋友进了死刑号,在大狱中九死一生。   于值信先在天堂河农场劳改,后送到新疆石河子农二师,文革后一直下落不明。前两年我和吴尔鹿找到了他,可是他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不能在社会中自理的人。   ……   任何和“太阳纵队”沾边的人,都被批斗、管押、审查。后来,只要和我接触过较多的亲戚、同学、朋友几乎无一幸免。   例如原北大英语系的毕业生杨孝敏,因此案一直下放在工厂里,不得翻身。我女朋友蒋定粤的哥哥蒋建国先生,因我被打穿耳膜。蒋定粤的妹妹蒋定穗,脸上至今留下刑讯用烟头烧下的疤痕,等等,等等,等等。被牵连的名单数以百计,使我至今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深深负疚。虽然,这不是我故意造成的,也不是我能改变的。但确实是因我而起,希望他们能够谅解。   “太阳纵队”从来就不是一个政治组织,没有什么政治诉求,最多就是想写诗、画画,要创作自由。说破了还是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的事。   我希望,在下一世纪,可以在祖国实现三十多年前我的小小诉求。 □ 原载《民主中国》一九九九年四月号          ∞ ∞ ∞ ∞ ∞ ∞ ∞ ∞ ∞ ∞             附:郭沫若的两个儿子                ·罗点点·   在中国的近代史上,郭沫若恐怕是最有才华,同时最有传奇革命经历的人了。但是,郭沫若和他的家人却使我感到过迷惑。大人们朦朦胧胧的言谈中,总使我感到异样。   大约是1960年,在中南海怀仁堂上演一部新编历史剧。这是郭老写的一部为曹操翻案的戏,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说实话,我那时不到十岁,根本无法很好理解剧情,更不要说理解对历史人物如此复杂的评价了。散戏之后,大家正在退场,一位将军对他旁边的人半开玩笑地大声说:“曹操如果像郭老写的这样好,我就介绍他入党。”当时康生也在场,我看到包括他在内的许多人都笑了。我不记得郭沫若先生当时是否在场,但这种玩笑中包含的轻佻和不以为然,以及周围人对这种玩笑心领神会的响应,却留在我的印象里,对我的判断力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假期我们会有跟随爸妈和其他长辈去外地度假的机会,一些名山大川,或者刚刚建好的水库、电站,都会有郭老龙飞凤舞的题字。大人们有时会用一种调侃的口气说:“又是郭老的。”   郭家的二儿子郭世英是小青哥哥踢足球的朋友,有一次,小青哥哥回来忽然振振有辞地背起诗:“从长沙到湘潭,坐汽车三小时半,真方便……”说这是郭老的新诗,随即又摇头晃脑地说:“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爸爸(罗瑞卿——编注)喝住他:“不许胡说!”   小青哥哥委屈地辩解:“不是我说,是郭老二说的。”   后来听说,这句话是郭老自己说的,但是爸爸坚持不许我们这样议论一个德高望重的长辈,说我们乳臭未干,说我们才是:“真正的不通,不通。”   对于郭老的字、诗,对于这位大文豪所有盖世的成就,我们其实连基本的了解都没有。我们之所以这般放肆狂妄,是受了当时对知识分子轻视和不信任风气的影响吧。   但是我们不知道,与此同时,在许多知识分子眼里,郭沫若早已失去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建国初期,他在关于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的讨论中,大写检讨。很多人认为这除了要过关,没有任何道理。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先是号召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积极参加整风,要大家四面八方来拆墙。随后又投入反击右派,以《拨开云雾见青天》的题目接受报纸记者采访,希望右派分子不要自绝于人民。大跃进开始后,郭沫若主编了《红旗歌谣》,这个从年轻时起就以《凤凰涅般》倾倒过无数人的浪漫派诗人,竟在这个头脑发热的年代写下如此头脑发热的诗句:“不见早稻三万六,又传中稻四万三……不闻钢铁千万二,再过几年一万万!”   郭世英是郭沫若和夫人于立群的第二个儿子,1963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世英从中学时代起,就成为三好学生、团支部书记,进入大学后,他仍然担任团支书。世英对所学专业十分喜爱。入学不久,他和班上其他三个学生张鹤慈、叶蓉青和孙经武组成了一个讨论小组,对一些哲学问题进行讨论。他们从世界的本质开始,讨论哲学的前途,比较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发展的背景和在历史上的作用,进而讨论两者的合理性孰大孰小。哲学真是一门危险的学问,这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在认真的哲学思辨中,很自然地产生了迷茫。他们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确定性,尤其是当时思想界流行的对学术问题的专横态度,对文艺批评的单一标准都产生了疑问。他们的小组频繁活动,还写了诗和其他文字的东西表达自己的情绪。这在当时的干部子弟和青年学生中都是惊世骇俗之举。更要命的是,为了表示自己探讨的问题都是未知数,他们给小组起名为X。不久,X小组的事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一个同学检举揭发出来。这个同学的父亲在镇反运动中被定为反革命,关在监狱里。由于生计无着,这个大学生常常窘迫到饿饭的程度。世英同情这个同学的境遇,觉得他能上大学太不容易。所以接触得多,谈得也多。X小组里讨论的问题是非常有挑战意味的,其四个成员中,郭世英是郭老的儿子,张鹤慈是北大名教授张东荪的儿子,孙经武的父亲也是军队干部。所以,作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成果,这个由高级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子弟惹下的麻烦事,在上上下下掀起了轩然大波。   先是经有关方面批准,X小组所有的成员被公安机关拘留,突击审讯,最后定了反动学生的罪名。郭世英被劳动教养,其他三个被判刑,送去劳动改造。对世英的处理比对其他三个人轻一点,恐怕还是由于他到底是郭老的儿子。遭受了这个挫折,世英真诚地检讨自己的错误。他在黄泛区的一个农场里努力劳动,希望通过痛苦的磨练重新做人。后来由于表现好,提前解除劳教。但是世英表示不愿意离开他的种棉花的师傅,希望在农场继续呆下去,为改变当地的落后面貌贡献青春。后来在家人的劝说下,同意到中国农业大学学习。   记得我在北戴河海滩上看到过世英,他被太阳晒得黧黑,人很瘦,也很沉默。他自己在海里游很远,上了岸就从沙滩上拣起自己的衣服去冲澡,不和我们这些在沙滩上懒懒晒太阳的人多搭腔。   世英的弟弟叫民英,从小兴趣广泛,聪明过人。他酷爱音乐,竟然凭着自学考上了中央音乐学院。在学校里,才华横溢的民英十分引人注目。他从家里带去一架盘式录音机和同学们一起欣赏喜爱的西洋古典音乐。那时候拥有录音机是不寻常的事。音乐学院的一位学生就此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说音乐学院的一些干部子弟搞特殊化,拿着家里的录音机到学校里听西洋音乐,崇拜“大(人)、洋(人)、古(人)”(毛泽东语),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毛泽东很快批了这封信,说:“类似这样的事应该抓一抓。”   身心交瘁的民英只想离开音乐学院。再去学什么呢?有世英学哲学的例子在前,文科是万万学不得的,学理工科吧,民英已经学了两年音乐,理工的基础课又跟不上。思来想去,郭沫若夫妇决定按照儿子的意愿,把他送去当兵。民英从小向往浪漫的航海生活,希望做一名水兵。心乱如麻的父母亲也希望儿子能在解放军军营里渐渐适应革命化的社会生活。他们找到我爸爸,希望他能够助一臂之力,因为他正在军队任总参谋长。爸爸很快替郭沫若夫妇安排好了这件事,把民英送到了一个经过挑选的海军部队。   一开始,民英表现得不错,尤其他在文艺方面的特长使他在部队的战士演出队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这一段时期,民英也许还是愉快的,他甚至已经成为中共预备党员。可惜好景不长,一年后,“文革”开始了。由于对运动不理解,民英原本需要休养生息的精神世界又陷入了深刻的矛盾和痛苦。没有人注意到这个敏感的年轻人正处在孤立无援的危险里。视967年4月里的一天,民英突然自杀身亡。对于所有的人来说,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因为前一天,民英还在参加战士演出队的排练,没有人知道民英是怎样下定决心的。   世英所在的农业大学里各路造反派们开始为争夺“文革”运动的领导权而大打派仗。世英“文革”前由于怀疑共产主义理想被劳动教养的事又被翻出来,他被当做反动学生,先由造反派管制。后来,造反派则私设公堂,对他进行严刑拷打。当时的详细情况,已经没有人知道,听说周恩来在世英死后曾派人调查,但也没有任何结果。这种事情,发生在那个无法无天的年代,注定要石沉大海。   仅仅一年,在铺天盖地的政治风暴中,郭沫若家接连失去了两个刚刚成年的儿子。   事后,周恩来曾痛心地对郭沫若全家说:“世英是为我而死……”   我是在多年以后听到这个说法的,但是这句话还是让我大大地吃了一惊,正因为我不知道这话到底是指什么,我才百思不解。我的长辈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像世英这样花朵一样的青年要为了父辈而过早凋谢? □ 摘自《红色家族档案》 ~~~~~~~~~~~~~~~~~~~~~~~~~~~~~~~~~~~~ 【往事如烟】               神圣回忆               ·鲁 雪·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所有的轰轰烈烈都成为灰飞烟灭。如今我走在上海北站的旧址时,再也不会想起曾经有过的激动人心的喧天锣鼓,以及列车启动的一瞬间所带来的震天哭声……   那场改变共和国整整一代人命运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人说它像浑沌的时代噩 梦,留下了永不磨灭的痛苦伤痕;也是人说它是潇洒的人生考验,广阔天地的阅历令一生受用。不管如何,荒谬的年代早巳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广告牌上金发女郎的媚眼之中了。   然而我对这段历史却有著一个深藏于心底里的神圣回忆,然而这种知青回忆不是诉说似水流年的惆怅,而是一个小人物的故事,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就算到了今天,也值得一提——   我现在慢慢地走向一九七一年,广东南海的老家成为我“投亲插队”的落脚点,在干一天只有一角七分收入的严酷事实面前,前途、理想似乎变成了一种梦幻名词。在那些无望的日子里,我们最盼望的是下午三四点钟,因为这是邮递员送报的时候,每当那条青石板小路响起脚步声时,我们几个知青都会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中的活来,起先乡下人不知什么事,后来知道我们等著要看《人民日报》时,哗声四起,原来在我们来到之前,除非有特别的政治学习,否则这些报纸全成了公厕的厕纸。对知青来说,唯一能够同外面世界保持联系的就是《人民日报》,真是名副其实的“精神食粮”。尽管当时的报纸充斥了政治术语,带有那个时代的疯狂烙印,但是我们仍能从字里行间,找出政治气候的微妙变化。后来才知道,当年许多人都是这样读报的。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也说不上来,下意识里,有著一种对抗命运安排的情结,不相信只能在愚昧落后的广阔天地里度过一辈子。而每天送报的邮差,则不知不觉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交谈中,知道他姓黎,从外表来看,他与周围的农民显著不同,除了皮肤较白外,还有著知识分子的气质。有次我好奇地问生产队长有关黎生的身世,因为从其姓氏来看,他显然不是当地人,生产队长说:“外岗佬(外地人)有点文化,海外有外汇寄来,所以他就不用下地干活了!”   我清楚地记得,那年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后,虽然中央文件还没有传达到,但社会上的风言风语不少,我们明显地感到政治气候宽松了,这一天,当黎生送报来的时候,我们还兴奋地交谈了好久,感到会有大事发生。黎生沉吟了一下道:“我估计你们也呆不长,政策一变,你们很快就会回城。”我和其他几个知青听了,十分感动,颇有遇到知己者之慨。大家相约在明天再谈。谁知到了第二天送报的时间,黎生竟然没有出现,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病了?还是出了意外?我们很想找生产队长问一下,这时才发觉,这天几乎所有的生产队干部都没有下地,据说全部给召到公社去开紧急会议了。我们感到事不寻常,但是没有人想到此举与黎生有关系。   到了晚上,我的堂叔气喋休休地赶来,透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中央来专案组了!他们对黎某进行了隔离审查,罪名是在四年前协助“反革命分子”马思聪叛逃。堂叔告诉我这些时,并没有特别表情,他作为一个农民,根本不知道马思聪是何许人也,只知道这个叛逃者除了“罪大恶极”外,还是北京的一个“猛人”,要不然中央怎么会派专案组专程来对进行秘密调查。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却犹如晴天霹雳,尤其是我,简直觉得不可思议。当文革风暴席卷神州大地之时,不少知识分子在红卫兵呐喊声和皮鞭下,叫著“毛主席万岁!”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唯有马思聪,面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浩劫,选择了出逃,而且在天罗地网中全家成功地逃往西方,这在当时真是一个奇迹。   马思聪是中央音乐学院院长,他谱写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那激昂、跳跃的旋律,曾是我们为之崇拜的理想颂歌。马思聪成功出逃后,我从上海音乐学院的红卫兵那里,读到了他在香港发表的声明的手抄本,马思聪谨慎地掩饰了逃亡路线,只是透露自己曾在南方的一个农村中躲避过。想不到事隔四年多之后,中央为此案成立的专案组千里追踪,居然从北京追到了南海。我们十分震惊,实在弄不懂黎生与马思聪有什么关系,要知道,当时协助“反革命”叛逃是要杀头的啊!   央求堂叔设法“开后门”,好不容易才在中央专案组处陆续打听到一些内幕。原来,马思聪当年离开北京后,一路上风声很紧,其女儿马瑞雪机警地找到一个朋友,在那个朋友的穿针引线下,他们全家在黎生家里呆了近两个月,等候最佳的出逃机会。   中央专案组再三问黎生,为什要协助马思聪出逃?黎生一口咬定,他不知道马思聪是什么人,只知道是朋友的朋友。由于当时我的老家经常有不少人偷渡,中央专案组问了近一个星期也问不出个所以来,以为只是一个农民的偶然行为,最后只得将黎生放了,收队回京。中央专案组走后,堂叔又自告奋勇打听到不少消息,谓黎生其实早知道自己义助的对象是谁,但他同马思聪约定,不要酬劳,理由是为了安全。但他这种冒著生命危险来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落难人,令马思聪深深为之感动。到了海外几年后,马思聪以为事情早巳平息,便寄了五百元港币来聊报救命之恩,谁知这一切,逃不过中央专案组警惕的眼睛……记得黎生放出来几天后,正好碰上传达有关林彪事件的中央文件,当时如临大敌,会场门口有门卫把守,阶级敌人一律不准入内,我注意到,会场内并没有黎生的身影。   大约半个月后,黎生终于出现在青石板的小径上,劫后重逢,我们惊喜地迎上前去,然而他却避开了众人关切的目光,只是匆匆将报纸丢下,又低著头匆匆地走了,我们顿时怅然若有所失,原来他巳成为“监督劳动分子”! □ 寄自加拿大          ∞ ∞ ∞ ∞ ∞ ∞ ∞ ∞ ∞ ∞                士可杀,不可辱                 ·幼 河·   那是在六九年的初夏,十五岁的我下午刚刚得知三舅已“畏罪自杀”,而且是在将近两年以前,吃晚饭时便大声“宣布”:“三舅畏罪自杀了。他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埋头吃饭的妈妈立刻怔住,起身走进里间。爸爸叹道:“我早知道了。”看了我一眼。“你不该现在说。他这样的人早晚会死。他的性格太……”                 (一)   六二年暑假我和妹妹刚刚知道我们有个三舅。他矮壮、很黑。我和妹妹在他平伸出来的满是肌肉的胳膊上打秋千,他竟能带着我俩走上好几十步。真是个大力士!两个小东西欢呼。三舅悄悄告诉他姐姐,也就是我的母亲,“我简直累死了,我简直累死了。”   三舅的出现使我们兄妹俩很开心。因为他总在星期天带我们玩。不象爸爸,当个编辑,老有那么多的稿子要看,星期天也在埋头业务。他带我俩去游泳池游泳。我和妹妹趴在跳水池的铁网外边,看着三舅跳水。他在三米跳台的跳板上先量好步子,返身回到跳台边,深呼吸一下,急步踏上跳板来到尽头,猛地起跳,高高地跃向空中,挺胸、展臂,双腿绷得直直的。好一个燕式!然后双手往前一伸,轻轻一收腹,“唰”地一声扎进水里,几乎没有水花。我和妹妹蹦哒着欢呼。虽然也就是个简单的燕式跳水,可他是那么从容、自信、认真。三舅俨然是我俩的英雄。   一年多以后,他还带我俩去他工作的地质部一个研究所去玩。我只记得那是郊区,去的时候三舅先问我们想吃什么?我不知好歹地嚷嚷着要吃肉,三舅立刻上街给我俩买来那年头难以想象肉包子!他还买了最好的苹果让我和妹妹吃,并让我俩送几个给楼下的一位年轻又漂亮的阿姨。我和妹妹拿着苹果在那位阿姨的门口发傻,那姑娘见了只是微微一笑,“代我谢谢你舅舅。”她怎么知道我俩和舅舅的关系?我们还看了三舅的宿舍,当然是男单身宿舍,小小的房间里住两个人。和三舅同宿舍的是个小伙子,很和气,大概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吧?算一下三舅那时是三十六岁左右,但我小,并没有好奇地问他结婚没有?和那个楼下的姑娘是什么关系?我在他的宿舍里得到一块硫铁矿石。金黄的,象金子,使劲一砸有硫磺味。还拿了几段颜色很好看的岩芯。在舅舅要求下,我俩尽其想象画了些自己也说不上来的东西,看着他兴致勃勃地贴在走廊上。最后他是让我俩扛着杆气枪到外边胡乱打,自己却留在实验室里算数据。那天玩得真开心。   自从我们知道有三舅以后,他每个星期六下班后都到我们家来。他一来家里就热闹。饭桌上,他讲了许多有趣的故事。在太行山搞地质勘探,当地老乡的鸡蛋太便宜,一分钱一个,三舅每天吃好几十!连吃一个星期!结果食物中毒。小的时候他养鸽子,姥姥给他新做的棉袄上都是鸽粪,姥姥给他洗乾净,烤在炭火上让三舅看着,自己出门干活。没想到他又爬到房上玩鸽子,等姥姥回来一看,棉袄烧成了灰,只剩五个铜扣子,三舅还在房上。傻子吃糖包的故事他讲了很多遍。一个傻子吃糖包时把背烫坏了。他问我们是怎么回事?见我和妹妹傻笑个不停,他解释道:傻子光着上身吃极烫的糖包,一口咬下去糖稀从手上流到胳膊上,赶紧用嘴去添,便不自觉地把拿糖包的手伸到脑后,滚烫的糖稀立刻倒出来把后背烫伤。每讲到此处他就乐不可支。他也干啼笑皆非的事。皮鞋里有个钉子冒头扎了他的脚,很固执自信的他硬是认为鞋不平,于是就使劲踩,直到脚被扎破。一次买来海螃蟹非要生吃(父母和三舅都在浙江海边长大),母亲认为不新鲜,他根本不管,结果我们全家都食物中毒,他上吐下泻得尤其利害。   不过我有时对他也很恼火!他管我,见我欺负了妹妹或干了别的什么淘气的事,就非得让我承认错误。我拒绝后他就用腿夹着我,让我根本动不了。下像棋时他就是不让我这个臭棋篓子赢。他让我车马炮我也赢不了。每次看着我绝对优势的“军力”还是一次次败得一塌糊涂,真是恼羞成怒。妈妈在边上暗示他让我一盘,他却说:“要赢就真赢!”一次我正兴趣盎然地听收音机里说相声,他来了偏要听交响乐。那我能干嘛?那年头儿人们也穷,我家里就这么个收音机。他开始死磨,最后竟把调波段的指针拨到说相声的波段和演奏交响乐的波段之间,说这样两个人都能听。我愤愤地皱着眉拼命忍住,和三舅比“忍耐力”,最终我承认失败,气鼓鼓地跑到外边玩去了。“胜利”了的三舅把波段指针定在演奏交响乐的波段上美滋滋。尽管如此,三舅还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然而三年后我对他的看法有了很大的转变。我的一位老姑姑悄悄地告诉我,三舅曾是个“右派”!爸爸也是!我简直要大哭一场,失望之极。当然,我对父亲也是充满失望。为了求得内心的安慰,我把这个“噩耗”悄悄地告诉我同班的一个“好朋友”。结果就是我的“好朋友”再也不理我。这是我有生以来承受的最沉重的打击!那简直是幻灭。按理说,比起我生活道路上其他挫折,这种打击算不得什么。但这是我最初的幻灭。   我开始躲着他,表示自己“大”了,不要和大人一起玩。不过大人们聊天时,我还是在一边悄悄听。在我的印象中,三舅很关心政治,每每高谈阔论。必须承认,他是极其崇拜毛泽东的,极其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对当时的“苏修”是很轻蔑的。我记得他对电影“列宁在十月”不满,觉得演列宁的演员太过份,有丑化领袖之嫌。我真纳闷,这样的人怎么是“右派”?               (二)   转眼就是“文化大革命”。社会上横扫“四旧”时,曾有帮红卫兵小将到我们家看了看。他们没想到一个“右派”家会这么穷,除了书没什么值钱东西,扫兴而去。所以我们就没有被抄家。在那个恐怖的夏天,每天夜里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四周传来各个街道上批斗地(主)、富(农)、反(革命)、坏(份子)、右(派)的吼叫声和殴打声。   三舅是我们家唯一上门的客人。大人们聊天开始回避我们小孩子,见到我和妹妹过来就都不说话。过后很多年,妈妈对我说,三舅那时对林彪很不满,说他是个伪君子,早晚要暗害毛主席。我和妹妹也同样地避开他们。我们得和他们“划清界限”呀!爸爸和三舅都是“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右派”!我是个孩子,更得有希望。这个希望就是“紧紧地站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三舅当然察觉出来我和妹妹的敌视态度,每每苦笑。   学校搞“文化大革命”不上课,许多孩子们都积极参加“运动”,甚至住在教室里。我这个六年级的小学生可不想让同学们歧视,整天不是游泳就是钓鱼,实在没事就在街上游荡。一个星期六,三舅来到家里,我正要出去,他叫住我。   “你应该学习呀!”   “学校也不上课。”我拉开门就要走。   “我跟你说几句话好吗?”   “说吧。”我不看着他。虽然我得和他“划清界限”,可他还是我的舅舅呀。   “我买了本英文的《毛主席语录》,我教你学怎么样?”说着从兜里拿出本新买的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   那巴掌大的小红书里都是洋字码,我一个也不认识。“我能背英文的《毛主席语录》。只要你肯学,我就教你。只要你肯学就能学会英文。你这个年纪得学习呀!”   我沉默着。   “我这还给你带来了英文练习本。每行的开头都写好了英文字母,你接着写就是了。别怕烦,英文学好了可以更好的宣称毛泽东思想。我每天都给你规定了作业,下个星期六我来的时候,这一个练习本正好用完。”说着,三舅把练习本塞到我手里。然而三舅下个星期六满怀希望来的时候,我早就不知跑到哪儿玩儿去了。   对三舅最后印象是六七年初的一个下午,爸爸、妈妈正激烈地和三舅说着什么。这次他们没太避讳我和妹妹。我仔细一听,原来在给三舅介绍对象。那女的似乎是个老姑娘,当工人的。“马上就要四十岁了,也得有个家呀!”爸爸、妈妈异口同声。三舅默不作声,看着天花板。   再以后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开始,我爸爸、妈妈挨斗,三舅也被关进“牛棚”。我家里所有的亲戚都挨了斗。因为我父母的兄弟姐妹都是知识分子。               (三)   六九年的秋天我被动地卷入“上山下乡”,去了黑龙江一个农场。三舅似乎在我的印象当中消失了,直到六、七年之后,当我重新建立起我的生活态度的时候,他又回到了我的脑海中。   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冬天,我从农场回家探亲。妈妈讲述了几个月前去北京地质学院领取三舅遗物的事。她是忽然接到地质学院的通知的,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三舅的骨灰当然是不会有了。他剩下几百本科技书,一台打字机和一条他搞地质勘探时留下的鸭绒被套。他还有一个几百块钱的存折。这些都交给了我母亲。三舅是怎么死的?说是自杀。   这回我急切地询问三舅的事了。爸爸、妈妈徐徐地讲述着。   三舅在“文革”之初是积极参加“运动”的。他和很多“右派”们在一起要为五七年反“右”平反!他们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大会,愤怒声讨“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陈诉被错误地划为“右派”的冤屈。三舅是积极参加翻案活动的,他们似乎还有着自己的组织。一次爸爸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三舅在某个十字路口等什么人。那是个冬天,西北风呼啸,三舅一个人在路口站着,头发凌乱,面色焦虑。事后妈妈问三舅此事,他断然否认自己那天到过那个十字路口。   爸爸、妈妈很忧虑。他们知道三舅的性格。他执拗,热情,开朗。正因为如此,他在五七年被首当其冲地划为“右派”。他的“罪状”是反对苏联专家,“大放厥词”说人家“老毛子”专业水平低。   那一年毛泽东先要做开明君主,“虚怀若谷”地请人们畅所欲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来满怀热情,却又天真的中国知识分子真的说了几句实话,毛泽东却又怒将起来。他的虚荣受不了奴才的放肆。本意是要知识分子奴颜卑膝地对他和共产党政权歌功颂德的,怎么真的“尾巴翘到天上去啦“?那好!来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反击右派的猖狂进攻”了。怎么解释前一阶段的“请人们畅所欲言”?这还不好解释嘛?那是“阳谋”!是“引蛇出洞”!   当时很多人一感觉到气氛不对,都跟着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可三舅牛脾气上来,越是批判他,就越是抗辩。结果被划成“极右”,到天津附近的一个劳改农场去“改造思想”。那次的“引蛇出洞”使我爸爸也成了三舅的“难兄难弟”,到安徽去“改造思想”。   妈妈在三舅被划成“右派”后去看他。三舅说他想一死了之。妈妈大声地责骂他,三舅放声痛哭。冤呀!   在那个劳改农场,他和其他“右派”干沉重的体力劳动,根本吃不饱,那时中国“大跃进”造成饥荒使劳改犯们的处境更惨。他吃一切可以吃的东西。秋天的时候,小河里有大量的河螃蟹。三舅一边抓一边吃。事后他跟我妈妈还津津乐道此事。说他把抓到螃蟹给周围的劳改犯们吃。他抓得太多了,于是只吃螃蟹黄。   这样胡乱吃的结果就是肚子里长满了蛔虫。从劳改农场回到北京后,他总说肚子疼,妈妈疑心他肚子里有蛔虫,他吃药一次就打下七十多条蛔虫!三舅亲自数的,还跑来找妈妈去看,兴致勃勃的样子。   从劳改农场回来等待分配工作的那两、三个月里,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每天早上拿上两个窝头当乾粮,一去就是一天,拼命看书学习。回来的时候连连摇头,“外语都忘光了!都忘光了!”他会英、德、俄三国外语,精通业务。其实他人并不是特别聪明,只是非常刻苦,有极强的进取心。被打成“右派”后,他的好几篇未发表的论文都被他人剽窃。他根本没有向我的爸爸、妈妈提起此事,死后很多年,他的生前好友才说到这件事。当时他是怎么想的呢?我常久久地沉思。眼前浮现出三舅那掩饰内心极大痛苦的脸。他多么希望表明,并让人们相信自己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呀!为了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的忠诚,他会无私献出自己的一切,哪怕死也毫不犹豫,只是为的要人们相信他那赤诚的一颗心。他怎么会在乎自己的论文被人剽窃呢?只要对党和国家有用,谁发表不是发表?他又回到地质部工作后,工作起来只能用忘我来形容。他怎么能容忍被人看成是个极“右”的“右派”?!               (四)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着造反的农民大军把腐败的国民党赶到一群海岛上的时候,三舅正在山东大学地质系上学。看到全国的“解放”,他象绝大多数青年学生一样的欢欣鼓舞,把毛泽东当成神一样的崇拜,不由自主地相信了共产主义,全凭着满腔的热忱。旧中国百年的耻辱太是一场恶梦了,它理所当然地该在共产党人横扫国民党残兵败将中消失。   第二年三舅退学后考取了北京大学地质系。照他的话说,上学就要上好学校。那时北京大学的学生宿舍在北京东城区,一条名叫沙滩的街道上。三舅每每说起在宿舍中能看见故宫紫禁城的角楼,望着晚霞辉映着故宫,心中充满着对新中国未来憧憬。   做为一个性格外向、正直热情的小伙子,他很快在同学中找到第一个女朋友。那女孩子被选派到“苏联老大哥”那里留学,可品学兼优的三舅却因“出身”不好没去成。妈妈说,三舅很真情,那女孩子对他也恋恋不舍。她到苏联后,常来信抱怨吃不惯西餐,三舅就精心地买了中国的点心寄给她。但天长日久,女方渐渐冷淡,关系最终无法挽回。为此三舅沉默了很多日子。   大学毕业后,三舅曾到山西的太行山区搞了一段时间的地质勘探,当地质队队长,后到地质部某研究所工作。像他这样德才兼备的小伙子自然有姑娘喜欢,他很快又有了女朋友。然而在反“右”斗争中,这位姑娘“反戈一击”,当众揭发三舅的“右派”言论。   我和妹妹到三舅工作的研究所见到的年轻、漂亮的女孩儿该是他第三个女友。据说那来自广东的姑娘使劲地追三舅,当然是看中了他的人品,克己奉公的工作态度和对专业的精益求精。但三舅对她敬而远之。自己的处境和前两次搞对象得到的经验使他却步。再说,那姑娘来北京之前在广东已有男朋友。但三舅的一场大病使他俩的关系出现戏剧性的变化。那姑娘照顾根本起不来床的三舅,给他洗衣服,端屎端尿,甚至擦洗身体。三舅似乎默认了两个人的关系,病好后半开玩笑地对小广东姑娘说:“以后我可不管洗尿布。”可惜他俩刚刚要确定关系“文革”随即爆发,小广东姑娘匆匆转回了广东。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结束的不得而知。   在三舅和小广东姑娘你来我往的时候,中间还有“满天星”插一杠子。“满天星”是那个研究所的党支部书记,一个长相颇难看,脸上有麻子的老姑娘。她也看中了三舅,想尽一切办法接近之。中午一到食堂吃中饭时,“满天星”见到三舅就凑过来坐在边上。三舅怎能看上她呢?并不是说“满天星”不是个好人,而是三舅内心深处的清高。后来三舅被关进“牛棚”隔离审查,地质学院专案组的家伙们在查抄三舅的东西时,在日记本中发现了有关评论“满天星”的言论,便到也正在“牛棚”中的我妈妈那儿逼问“满天星”是谁,大概认为是三舅参加的那个“右派”翻案组织中的什么人吧?妈妈只能推说不知道。当然了,“满天星”也没做什么错事。              (五)   三舅在“隔离审查”时竟逃跑了!知道这件事的见证人是我大姨的女儿,她那时是天津市一个高三的学生,同我一样正努力做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坚决“与反动的家庭划清界限”。她突然在家门口看见三舅,甚为诧异。三舅沉着脸,说要看看大姐,也就是我大姨。表姐不知如何是好,恰巧我大姨也不在家,便顺口说了一句,“我妈不在家。”三舅沉吟片刻说道,他在北京想见见我二舅和我妈妈,因为他们都在“牛棚”里,所有他在他哥哥、姐姐单位外边转了许久未能如愿。他怕在火车上被人抓住,就从北京走到天津。他把我妈妈给他的手表卖掉做为路费。这次虽然没有见到大姐,但总算把他看望的口信带到了。现在他准备到杭州去看望他的大哥,也就是我的大舅,那时也在“牛棚”里。   表姐茫然地看着三舅渐渐远去。   在妈妈去领三舅的遗物时,地质部的接待人员简单地答复妈妈的再三询问,说三舅在去往杭州的路上被捕。后被押回地质学院,不久便自杀。这是个不明真相的死!   我脑海里再次展现出三舅那内心极度痛苦的神情。他悲愤、绝望地走在无限热爱的,倾注了全部情感的祖国大地上,去死。 ~~~~~~~~~~~~~~~~~~~~~~~~~~~~~~~~~~~~ 【研究报告】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连载之十一)              ·宋永毅·孙大进·          第五章 五·一六思潮: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   在风云瞬间变幻的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斗争和群众运动中,“五·一六兵团”一直是一个十分诡谲的谜。在1967年开始的“砸烂反革命阴谋组织五·一六兵团”的高潮中,把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普通的组员林杰说成是它的黑后台,但不久不了了之。从今天的材料去看,更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这个被中共多次称为“秘密组织”、〖1〗“搞阴谋的反革命集团”,〖2〗其实不过是被“怀疑一切”的狂潮鼓动起来的一批造反派红卫兵而已。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炮轰周恩来”,认为周恩来为代表旧政府机构是“又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是“二月逆流”(镇压“造反派”)的总后台。所以他们要打倒这“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3〗,解决“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4〗   事情是这样引起的:在1967年底批判资反路线中,北京地区国务院各部所属的大专院校,如外语学院(外交部),钢铁学院(工交),外贸学院,商业学院(财贸)等校造反派红卫兵由批判陈毅、谭震林、李先念、余秋里、谷牧等副总理与部长的“资反路线”,开始怀疑到总理周恩来头上。这一方面是因为周确实竭力保护他这些老部下;另一方面,周又在全国镇压了不少造反派(如湖南“湘江风雷”),引起部分省市造反派的强烈反弹。〖5〗在“怀疑一切”思潮鼓动下的红卫兵不断贴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其中尤以北京外语学院刘令凯领导的“六一六红卫兵团”,北京商学院程镇华领导的红反军决战纵队,与钢铁学院张建旗为首的“钢院五一六兵团”炮打次数最多,最为狂热。这一炮打行动在北京国务院所属各部委,尤其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洪涛等造反派知识分子中亦有不少共鸣者。   1967年6月14日,刘令凯、张建旗等人在北京外语学院成立了“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坚持他们炮打周恩来的立场。6月30日至7月2日,他们又在北京外语学院五楼召开“第一届代表大会”,进行“二忆三查”(忆受“压迫”,受“迫害”;查动摇性,查工作,查斗志),并作出了“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的决定。〖6〗   五·一六兵团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它固然是“怀疑一切”思潮在青年人中的产物,但周恩来本人在文革中又何尝不是这一思潮的赞同者与鼓吹者?1966年9月间,周恩来在国务院各部部署文化大革命时,就提出过“要把所有的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的口号〖7〗。据此,五·一六兵团的红卫兵火烧了他的部长、副总理乃至他本人,又有什么奇怪呢?另一方面,五·一六兵团的行为又是在国务院各部各口造反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学生们批判那些部长们执行的“资反路线”,也自然而然地顺藤摸瓜到总理周恩来头上,把他作为“总后台”。目下在大陆学界有一种很流行的官方说法:“五·一六”炮打周恩来是受“四人帮”指使的。其实,历史的事实恰恰相反,毛泽东及其“文革派”在当时便坚决反对并阻止了“五·一六兵团”炮打周恩来的行动。1967年5月29日,在张建旗等人在钢院刚刚成立“钢院五·一六兵团”后,陈伯达立刻接见首都红代会核心组,指出:“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毛主席、林副主席之下总管事务的参谋,反对总理是严重的政治问题。”6月3日,陈伯达、江青等警告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说:“把矛头对准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是极端错误的,必须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8〗从1967年八月至九月间,陈伯达、康生、江青等人近十次点名“五·一六”为“反革命组织”,宣布“要坚决镇压,要立即逮捕”。〖9〗在他们的指挥下,北外“六一六红卫兵团”等很快被查抄,刘令凯、张建旗、程镇华等人很快被逮捕。应当说,事实上人数并不多,也没有任何政治后台的一批红卫兵组成的“五·一六兵团”至此即被消灭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批红卫兵原想通过打倒周恩来来解决“新文革与旧政府”之间的矛盾,可举手消灭他们的却正是“新文革”的代表人物——毛泽东的文革派。这批天真的学生低估了上层政治斗争的诡谲与险恶:毛与周之间并非不存在着鸿沟与矛盾,但1967间他们尚需要出自各自政治利益的联盟。这些学生们妄图在不适当的时候去动摇这一联盟,自然被他们轻而易举地联手投入了牢房。   照理,“五·一六兵团”的事至此应当了结了。1968年后的中国,再也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炮打周恩来”的行动。但在六十年代末开始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五·一六的问题被重新提了出来,1970年1月24日,林彪、江青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大会,就抓“五·一六”问题作了“新的指示”。林彪大声疾呼: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五·一六彻底搞出来。江青说:她三天没睡觉了,大声呼叫要彻底清查五·一六。至此,所谓“五·一六分子”已延伸成为一切反对或怀疑中共上层领导及各级新生政权的人民群众。1971年2月,毛泽东在与林彪的上层政治斗争中与周恩来联手,使“清查五·一六运动”正式扩大到全中国范围。中共中央2月8日决定,3月27日发出通知,经毛泽东批准成立“联合专案组”,在全国大整人民群众。〖10〗这一运动按中共中央“二·八决定”和“三·二七通知”精神,采取以往“审干决定”中的种种逼供信做法,诸如“坦白运动”、“一般号召”、“个别突破”……把敢于“犯上作乱”的造反派,尤其是首都地区的造反派知识分子几乎一夜之间全部整成了“五·一六分子”。据十分保守的估计,这一运动都迫害了几十万群众,使数万无辜的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致死致残。如同文革史研究者所言:“就全国范围而言,清查‘五·一六’问题事实上并不是清查那些曾经张贴反对周总理大字报的‘首都红卫兵五·一六兵团’,而是变成了对人民专政的一种手段。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清查‘五·一六’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六年‘四人帮’彻底垮台后,才不了了之。”〖11〗   如果说这场“新文革”与“旧政府”联手推行的对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大专政与大迫害说明了一些什么,恐怕首先是说明了中共党内的两大派系在镇压敢于反抗他们的人民群众上毫无矛盾。另外,在中共每一次上层政治斗争的分化、妥协、与再组合中,人民群众的利益更常常是他们首先抛弃乃至出卖的对象。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五·一六”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最著名的“五·一六通知”命名,最后却成了毛泽东清查与整肃的最大的敌人,这也正微妙地意味着毛在取得政权后又一次对被他利用来打天下的人民群众的态度截然转变。 注 解 〖1〗 陈伯达1967年8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讲话。 〖2〗 姚文元〈评陶铸的两本书〉,载《人民日报》1967年9月8日。 〖3〗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4〗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各种反动思潮资料汇编》,上海:市委写作班(1970年)。 〖5〗 杨曦光《牛鬼蛇神录》,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85页。 〖6〗 同注〖3〗。 〖7〗 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3页。 〖8〗 《天翻地覆慨而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北京:首都部分大专院校、中等专业学校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编,1967年,第120页。 〖9〗 〈中央首长痛斥“五·一六兵团”〉,载《砸烂反革命阴谋组织——“五·一六”黑兵团》(首都红代会北京钢铁学院革命造反公社,1967年) 〖10〗〈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载《“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册)》,北京: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年。 〖11〗严家其,高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66—1976》,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94页。          ∞ ∞ ∞ ∞ ∞ ∞ ∞ ∞ ∞ ∞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决议              (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一日)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一片大好形势下于1967.6.30——7.1在北京外语学院胜利召开了第一届代表大会,会议期间代表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对一系列重大问题和目前形势作了充分的讨论和估计,大会在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红旗杂志第十一期社论《毛泽东思想照亮了我们党胜利前进的道路》的高潮和热烈庆祝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一周年的一片欢呼声中硕果满载,胜利地结束了。   代表大会的代表们首先进行了“两忆三查”的运动,即忆全国许多地方革命造反派惨遭迫害之苦和资产阶级当权派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疯狂的反扑,竭力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半途夭折的阴谋,代表们检查了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摇摆性,决心今后要用无产阶级革命性取而代之,同时,对自己的斗志和工作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代表们一致认为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已达白热化,无产阶级在节节胜利,资产阶级在节节败退,国内国际资产阶级已勾结起来,正以十倍的疯狂,百倍的热情向无产阶级发起攻击,4万革命造反派战友倒在血泊中!千万的阶级弟兄正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我们首都5·16红卫兵团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决心“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我们誓与全国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坚决彻底把资产阶级司令部摧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代表大会一致认为,“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周恩来是刘邓司令部的一员干将,是中国最大的反革命两面派,是中国最大的卖国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之一。解放以来两次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第一战略阶段,他都逃走了,他是十二月黑风的煽动主角,是全国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总后台,是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党内出现的一股资本主义暗流的总后台之一,是最近全国发生一连串大规模屠杀的客观支持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企图把水搅混、篡党、篡军、篡政伸手来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果实的中国第二个赫鲁晓夫式的个人野心家。我们“首都5·16红卫兵团”誓与以周恩来为首的反革命集团干将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谷牧等决一死战!“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我们坚信:我们必胜!因为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我们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我们也坚信,反革命两面派必败!因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都是必然要灭亡的一具僵尸。   代表们一致认为,在目前情况下,一方面决不能打乱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及他的参谋部中央文革的战略部署,另一方面,又要展开为革命造反派战友和群众所能接受的形势的各种针锋相对的积极的斗争。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我们决心把工作重点放在启发造反派内部觉悟上,应该从国务院各口各部内因入手积极工作。   代表们一致认为“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目前不会收尾结束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在今天这个世界无产阶级的决战时刻,我们尤其应该牢牢记住伟大导师毛主席的教导:“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代表大会认为:斗争是长期、曲折、复杂而艰巨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只要毛主席身边这颗定时炸弹没有消除,我们《首都5·16红卫兵团》就坚决与之战斗到底!   代表大会决议:《首都5·16红卫兵团》成立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并推选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部阶段作战方案。   “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全体战士“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谁要拥护毛主席我们就跟谁亲,谁要反对毛主席,我们就和他拼!   毛主席教导我们:“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顺利地解决。”我们全体代表决心以中国共产党的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力求在火线中在思想上首先加入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捍卫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奋斗终生,直至生命最后一息。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正确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第一届代表大会 一九六七年七月一日 □ 原载上海市上海中学《思潮集》(1968年) (第五章完,待续:第六章 湖南省无联:巴黎公社式民主的憧憬) ———————————————————————————————————— 本期责任编辑:     华新民(美 国) 〈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     钟 超(美 国)〈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     月 边(芬 兰) 〈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     李健民(澳大利亚)〈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赵 桦(美 国) 〈cnd-cm@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   李彤彬(美 国) 〈cnd-cm@cnd.org〉 《CND》总编:    熊 波(美 国) 〈cnd-cm@cnd.org〉 ———————————————————————————————————— 如需获取关于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gb,hz或gb-uu编码版)以及CND提供 的其它免费服务的详细步骤和有关信息,请致信〈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HXWZ/ 《华夏文摘》ftp服务站地址:ftp.cnd.org[207.151.78.100]:pub/hxwz              canada.cnd.org[142.132.1.13]:pub/cnd/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