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中 国 与 世 界         ※   ※                           ※   ※                           ※   ※       一九九八年 增刊 第一期        ※   ※                           ※   ※※※※※※※※※※※※※※※※※※※※※※※※※※※※※ zs98z1b, CHINA AND THE WORLD at http://www.chinabulletin.com ≈≈≈≈≈≈≈≈≈≈≈≈≈≈≈≈≈≈≈≈≈≈≈≈≈≈≈≈≈≈≈≈≈≈         十三、关于国有经济的私有化方案   吴敬琏同志说:“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人们认识到,计划经济不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从而决定用市场经济来取代计划经济。同时,我国实践也突破了在所有制上追求‘一大二公’和把国有制看作公有制的高级形式的的框框,支持公有制的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虽然前期改革主要是在国有经济的范围之外进行的,但这些创新已经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开始焕发出来,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现在,改革已经推进到传统体制的核心部分,而在这个领域内传统思想的影响又表现得特别强烈和有害”,在这种情况下,吴敬琏同志鼓吹“完全摆脱苏联模式和苏联《教科书》的束缚”。鼓吹“国有经济要收缩范围,进行战略重组,通过上市募股、售股变现、收购兼并、债务重组、破产清算等资本市场运作,促使国有资本从低效企业向高效企业、从一般的竞争性部门向国家必须掌握的战略部门集中”。“支持和鼓励各种非国有经济成分,包括合作社会经济、民营经济以及外资经济的发展”。“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采取一视同仁的政策,消除对非国有经济在价格、税收、金融、市场准入等方面的歧视”。   董辅〔礻乃〕同志的主张有三:   一是将国有经济严格地压缩到非国有经济所不愿经营或者无力经营的部门、行业中,即1、金融、物资储备部门;2、非盈利性的公益事业如公共交通部门;3、某些微利、亏损的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4、投入大、风险大的高科技产业;5、国防工业和造币工业;6、自然垄断部门。   二是国有经济退出上述部门和行业,即退出盈利的竞争性部门和行业,让非国有企业去经营。   三是卖字当头:“一般地说,小企业的转让较容易,……困难大的是那些大企业,谁来买呢?如果不能整体转让,也可以加以分解,一部分一部分地转让,也可以……先保留国有股,并吸收其他股份,然后再逐步将国有股份转让出去。国有企业有好有坏,可以先将那些好的企业的国有资产转让出去……‘靓女先嫁’,因为如果只有先嫁‘丑女’然后才能嫁‘靓女’,结果‘靓女’等到人老珠黄,也‘嫁’不出去。当然,不是说亏损企业就一定不能先转让,如果有买主自然也可以转让”。   魏杰同志主张搬用台湾的私有化经验:“从我国台湾的经验看,存量的非国有化很难,但是增量的非国有化的成效不错。因此要以增量的非国有化为主,是资产的非国化,资产的非国有化只能分不能卖;二是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这是卖,先证券化,然后一股股地卖掉,这是企业的非国有化,但是国有资产并没有非国有化,只不过是从企业形态变成了资产形态。中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增量改革,新增的国有资产不多,但非国有资产增长很快”。   对上述主张,我们可提出四点评论:   第一,在自由派理论家的心目中,这种国有企业改革带有“毕其功于一役”的性质。在此之前,对传统体制已经完成了两步改革,第一步是用市场经济来取代计划经济,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改革,第二步“支持公有制的多样化和多种经济成分的共同发展”,即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成分,包围国有经济。这两步属于“主要是在国有经济的范围之外进行的”前期改革,还带有前哨战的性质。现在是进行第三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改革传统体制的核心部分,即国有企业,实现国有企业的非国有化。如果做到这一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就大功告成了。自由派理论家对这一步改革极为重视,心情极为迫切。李君如同志的一段话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一点:“十九年改革中显露出来的那些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如果没有突破性进展,就可能会出现倒退,改革的成果就有可能毁于一旦,就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严重问题”。所谓突破性的进展,主要就是国有企业私有化。   第二,缩小国有经济经营领域论。这种理论主张国有企业从所谓竞争性即盈利性部门退出,让给非国有企业包括私人企业和外国厂商去搞,去赚钱。理由是国有企业没有经营活力,竞争不过非国有企业。或者是“目前国有资本数量十分有限”,不能向“分布在从事零售商业到到远程导弹生产的几十万个企业”注资。这种观点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国有企业没有活力,为什么能啃基础设施这块硬骨头,而竞争性部门这块肥肉却不会吃呢?国家放弃盈利性部门,只搞赔本的买卖,国家又怎么能积累资金,支持基础设施的建设呢?国家财力又怎么能逐步增强呢?   第三,什么叫做大企业股份化,小企业卖掉,董辅〔礻乃〕同志作了最好的注解。无非是三个意思:1、“小企业的转让较容易”,不难整体卖掉;2、“大企业……不能整体转让,也可以加以分解,一部分一部分地转让”,这就是大企业股份制改造的要义所在;3、先卖好的企业,“靓女先嫁”。   第四,按照魏杰同志主张的“增量非国有化”的台湾经验办,我国今后的经济建设将不能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只能称为台湾式的资本主义经济建设了。因为你新建的企业和事业单位都是非国有亦即私有的企业、事业单位了嘛!在我们政府部门研究机构中,对所谓台湾经验青睐有加的当然远不止魏杰同志一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司长丁宁宁同志新近不是公开鼓吹在中国大陆实行三民主义,将沿海几个省份“割让”给台湾当局吗?   由此可见,自由派理论家们鼓吹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案的全部内容归根结蒂是一个字,卖。卖字当头,改在其在矣。这样的“改革”未免也太容易了,这么多著名经济学著书立说,奔走呼号,似乎显得多余。“杀鸡焉用牛刀”,随便哪个低能的败家子也会干得很好。            十四、国有企业改革之道   自由派理论家们所掀起的这一轮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风潮,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我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如前所述,这类理论家鼓吹的资本主义取向型“改革”方案,是个三部曲方案。第一步以实行市场经济为口实,鼓吹自由放任,取消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管理;第二步是宣传公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鼓吹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私有经济,包围、侵蚀、损害国有经济,逐步削弱国有经济;第三步是所谓攻坚战,进入“传统体制的核心部分”,以努力寻找公有经济的实现形式为掩护,实行国有经济私有化,从根本上取消国有经济。只要做到这一步,我们的自由派理论家也就功德圆满,社会主义也就寿终正寝了。这些年来,我们与这类自由理论家们的斗争,主要集中在这三点上。当然还有对外开放要不要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问题。   关于怎样搞好国有经济问题,各地不少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和广大职工在长期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涌现出一批具有普遍意义的典型。我国广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深入的调查研究、包括借鉴外国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系统的理论和建议。有人说马克思主义者只会批判,没有建树,拿不出搞好国有经济的办法来,这种说法是不符合事实的。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要搞好国有企业,首先必须端正理论路线,统一认识,保卫和壮大我们的国有经济。为此,必须彻底批判自由派理论家们在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问题上所散布的种种错误的理论:   1、否认国有经济存在的客观依据。断言国有企业在社会主义阶段缺乏存在的依据,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存在的论调。   2、所谓人人皆有等于人人皆无的公有制基本矛盾论。   3、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不相容论,认为搞市场经济就必须以国有经济私有化为前提。   4、国有企业无效益论。   5、缩小国有经济经营领域论。   6、降低国有经济比重论。   7、国有经济利益主体多元化改革论。   8、全民所有制经济实现形式论。   9、否认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的理论。   10、鼓吹非国有化,即大型企业股份化,小型企业卖掉的论调。   11、主张国有企业实行分级所有制,并主张企业拥有法人所有权的论调。   12、明晰国有企业产权论,主张将国有资产直接瓜分给个人,即所谓量化到个人头上。   13、否认工人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否认企业管理民主化。   近年来我国国有企业处境困难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的方面。   1、我国国有企业体制上的缺陷。   第一,企业组织形态小而全,大而全,未能建立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不能形成专业化生产,从而不能形成规模经济。   第二,政府和企业的管理权限没有科学地加以划分。   第三,企业内部经营管理不善。   2、近年来某些改革措施和政策措施对国有企业产生某些不利的影响。例如:   第一、向企业放权让利、实行企业承包制而又缺乏应有的督体制,使国有资产流失和企业经营行为短期化问题日趋严重。   第二、推行拨改贷政策,使企业资本金严重缺乏,利息负担沉重。   第三、对非国有企业的种种优惠政策措施使国有企业处于严重不利的竞争地位,处于被损害、被剥削、被剥夺的困难境地。   第四、向地方过度下放企业管理权力,削弱了中央政府的宏观管理能力。进一步恶化了小而全、大而全的企业结构和地区经济结构。   第五、我国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某些政策,特别是进口政策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政策,在国内市场、国内投资机会、政策优惠等方面造成种种对国有企业不利的后果。   第六、在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的改革问题上,多年来,农业现代化、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经济的转移问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问题,从而未能解决农村市场的发展问题。   针对国有企业处境困难的基本原因,当前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大计应强调以下几项内容:   第一、防止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名,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之实,刮起国有企业私有化浪潮。   第二、组织起来,组建各种形态企业集团,特别是以国有大型企业为核心的包括众多中小企业在内的跨地区的所谓垂直型企业集团。   第三、在企业集团组建和运营中加强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管理。   第四、厉行集约型经济发展战略,集中建设资金分期分批地改造现有国有企业,改造和发展现有的工业基地。   第五、整顿党风政风,规范政府行为,惩治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减轻企业负担。   第六、调整国民经济整体发展战略,加强城乡关系,发展工农联盟,把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经济工业化放在我国现代化事业的首位,从根本上解决农业问题,农民问题,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的市场问题。   第七、调整和改进我国对外经济发展战略,防止和消除发展对外经济关系所可能带来的经济风险,切实保护我国的民族工业和国内市场,努力开拓新的国外市场。   第八、加强我国科学技术界同国有企业特别是同大企业集团的联系,实现科技产业一体化。   第九、强化企业管理,科学地从严治厂。认真总结和研究建国以来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经验,将其中被实践证明确实行之有效的部分,加以继承,发扬光大,作为我国国有企业加强经营管理的根本。同时学习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管理科学,择其善者而从之。   第十、调整产业结构、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第十一、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第十二、改进人事政策,加强企业管理干部的培养遴选工作,建立约束厂长、经济行为的风险机制。   第十三、加强各级政府打击走私和假冒伪劣斗争中的主体作用。   第十四、明确提出并坚持壮大国有经济的方针,反对缩小国有经济的经营领域,降低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的理论和政策。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在一切采用现代生产方式的部门行业,国有经济不仅要起主导作用,而且要起主体作用。   第十五、加强企业的党的建设,加强党对企业的领导,这是搞好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根本保证。       十五、关于农业规模经营和农村集体经济   自由派理论家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与规模经济割裂开来,实质上是与农村集体经济割裂开来,将个体小农经济凝固化。   邢贲思同志说:“现在不是还有人攻击家庭承包制,提出要经营上规模吗?认为搞了那么多年还要搞家庭联产承包制就是右了。其实,从当前我们的实际出发,农村目前多数地区还只能够搞家庭联产承包制,有些地方有条件的适当搞规模经营也是可以的,但中国目前的实际,农村还远不到都上规模经营的时候”。   吴敬琏同志借口反对斯大林模式,否定劳动者集体所有制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即国有制经济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两种主要形态之一。   我们认为,这种论调是违反各国国民经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普遍规律的,也是从根本上违反邓小平同志的理论的。   第一,西方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的历史经验普遍证明,国民经济工业化包含有三个相继发生的革命:1、农业革命;2、工业革命;3、服务业革命。农业革命一般先于工业革命30年至50年,其内容包括农业技术革命、个体小农业转变为具有规模经济的大农业、80%以上的农民转移到非农产业和城镇经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晚的也在19世纪末叶完成了农业革命。我们国家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无论如何也不能回避农业革命。   第二、按照邓小平同志的战略布置,我国将在下世纪中叶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赶上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在实现现代化以前须率先实现工业化,而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是完成农业革命,实现农业技术革命、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从业人口的历史性转移。我们必须从现在起,抓紧时间,争取用15年到20年的时间达到这一目标。我国现在拥有的工业科技基础完全可以胜任愉快地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因此,说我国目前还远远不具备农业规模经营的条件,乃是一种近于无知的对国家民族不负责任的议论。如果这种理论占了上风,我们的第三步发展战略即在下世纪中叶实现国民经济现代化的目标就必将流于空谈。   第三,在农业、农村经济和农民问题上,邓小平同志的理论有三个要点,1、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根本方向是走集体经济的道路。2、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是以生产队为主体的低级形态的农村集体经济。3、我们必须创造条件努力发展农村生产力,促使低级形态的农村集体经济向高级形态的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实现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飞跃。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实行包产到户的地方,经济的主体也还是生产队。这些地方将来会怎么样呢?可以肯定,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体经济不巩固的地方也会巩固起来。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5页)       十六、关于自由派体制改革方案的理论基础   我国自由派理论家们的经济体制改革理论的智慧来源是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这一点我们已经多次指出。这次国内围绕着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掀起的自由化风潮,其依据的具体理论也无非是西方的效率和公平的理论、市场失灵论。自由派理论家认为,市场经济具有高的效率,但市场经济也有种种缺点(董辅〔礻乃〕同志谓之失败,这是日本人的译法),例如分配不公,不愿或无力从事基础设施的经营,因此主张一切竞争性部门由非国有经济成分实际上是私有经济成分去经营,主张政府干预收入分配,主张在少数基础的非盈利性基础设施部门建立国有企业。关于西方效率和公平的理论,上文已经论及。所谓西方市场失灵论,乃是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以马歇尔、庇古为代表的西方旧经济自由主义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制度能够自动实现宏观经济资源的最佳配置,使国民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均衡。这是基本的。但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也有缺点,例如,产生外在不经济效应,如环境污染;财富和收入分配不公平;不能供给非盈利性的公共产品,即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基础产业之类。市场经济机制的这些缺点需要政府的干预加以弥补。这就是作为自由市场经济机制自动均衡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旧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失灵论。在本世纪30年代,西方经济学的“凯恩斯革命”否定了旧自由主义经济学派的市场经济自动均衡论,证明自由竞争和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不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充分就业均衡;只有借助于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干预,才能做到这一点。从那以后,旧经济自由主义学派失去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地位,从18世纪70年代(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问世为标志)到20世纪30年代(以30年代大危机和“罗斯福新政”为标志),经济自由主义学派一直居于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派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作为现代国家干预主义学派的代表的凯恩斯学派取代了经济自由主义学派,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政府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经济自由主义学派退居非主流派地位。西方经济正统学派即资产阶级经济学派的营垒内部的这一变化,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转变为垄断资本主义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一重大变革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反映,体现了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在70年代,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派一度抬头,但对西方发达国家经济政策的影响很小很短暂。由此可见,市场失灵论这类西方旧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货色在西方国家都不灵了,我们的自由派理论家们还以腐朽为神奇,将这一套货色搬到社会主义中国来,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也未免太不识时务了。      十七、关于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过去和现状的评价   我国自由派理论家对苏联、东欧国家的看法,可以概括两句话,即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过去全盘否定,认为前苏联、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不是社会主义;而对苏联东欧国家的现状则全盘肯定,即认为今天的苏联东欧国家的资本主义不是资本主义,尽管这些国家公开宣告抛弃社会主义,选择资本主义。   关于苏联东欧垮台的原因,吴敬琏同志说:“还是让事实说话,事实证明,增加国有经济的比重,并不能保证社会主义社会的巩固。苏东国家在政权易手时,国有经济的比重都高于我国,但政权仍旧丢失了。从根本上说,第一是因为经济发展缓慢;第二是与西方国家生活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第三是因为人民厌倦苏式僵化的体制和僵化的思想灌输。应该有这种清醒的认识。苏东国家正是由于长期坚持苏式社会主义理论,才造成思想僵化,发展缓慢,社会停滞,最终使共产党丧失了政权”。   关于苏联东欧国家的现状,李君如同志说:“国际上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等原社会主义国家走了和我们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一旦他们在改革中取得较大的转机,就会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比如国际资金的吸纳等方面)和我们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造成很大的冲击”。   魏杰同志说:“把社会主义仅仅理解为国有制是我们最大的失误,苏联解体有多种原因,但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把社会主义理解成国有制,其他成分一律取消”。(按:谁说其他成分一律取消,集体农庄取消了吗?)   这三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表明我们的自由理论家的好恶爱憎。他们对苏联东欧过去的社会主义传统深恶痛绝,对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苏联东欧国家却亲得不行。   第一,苏联东欧国家的垮台的原因是什么,自由派理论家不分青皂白地归咎于国有经济,归咎于党和国家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种提法显然是如此之片面,如此之肤浅,如果不是出于无知,便是出于偏见,而偏见比无知离开真理更远。众所周知,期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逐渐落到了修正主义分子手里,这伙修正主义分子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后,对内代表新老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对外秉承西方帝国主义的意旨,内外勾结,沆瀣一气,推行一条新自由主义亦即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导致苏联东欧国家的败亡,使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毁于一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干部,包括广大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工作者,深刻地汲取了苏联东欧国家的惨痛教训,对代表国内外资产阶级利益的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和“改革”模式进行了并且正在进行不调和的斗争,才避免了国内外资产阶级所殷切盼望的苏联东欧国家的故事在中国重演。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殊死的斗争。如果我们的自由派理论家还不明白这番道理,奉劝他们拜读一下前美国驻苏联大使马某撰写的《苏联解体亲历记》。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读了这本书后,对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真实原因是什么,都不难得出正确的结论。   第二,苏联东欧国家剧变的性质是什么,这些国家现在推行的是什么路线,是复辟资本主义制度,还是“改革”社会主义体制,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党内和理论界向来都有不同的意见。有些学者采用西方政界和学界的用语,将我国和前苏联东欧国家一律称为过渡经济国家,或者称为转轨经济国家。这些学者有意无意地混淆性质根本不同的两类改革: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和以复辟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的改革。尤其滑稽的是尽管叶利钦者流公开宣布抛弃社会主义,搞资本主义,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公认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寿终正寝,张罗着要给前苏联发一个讣告,我国自由派理论家们却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甚至不承认苏联实施国有企业私有化纲领的基本作法是大企业股份化,小企业卖掉,不承认苏联经济每况愈下,人民生活严重恶化的现实,动辄斥之日造谣,并且宣传:“我看苏联改革搞得不错嘛”!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我国的自由派理论家们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与苏联的雅可夫列夫、亚夫林斯基、盖达尔之流英雄所见略同。          十八、关于第三次思想解放   李君如同志宣布我国改革开放正面临着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的新形势,其内容是冲破公与私的思想疑惑。   李君如同志说:“总书记的讲话,从社会主义初级阶级出发,克服了姓‘公’姓‘私’问题给我们造成的障碍,系统地回答了实践中存在的一系列需要解决的问题,这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第三次思想解放”。“目前主要是姓‘公’姓‘私’的问题,概括地讲,主要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能不能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不同认识,具体地说,就是对目前所有制的结构和实现形式的不同认识”。“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明确了要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来判断改革中的是非得失。过去人们对市场经济的姓‘社’姓‘资’有疑问,这个问题在邓小同志南方讲话和十四大上已经解决了。现在姓‘社’姓‘资’的问题进一步深入到姓‘公’姓‘私’的问题,这也同样要按‘三个有利于’的标准来统一认识”。   对于李君如同志这一段石破天惊的豪言壮语,我们觉得有必要质疑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所谓“冲破‘公’与‘私’的思想疑惑,是不意味着公有制与私有制没有什么区别,国有企业与私有企业没有什么区别,从而所谓第三次思想解放就意味着宣布国有企业私有化呢?   第二,所谓解决了姓‘社’姓‘资’的疑问,是否意味着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已经彼此彼此,没有什么区别了?如果是这样,那么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和十四大“已经解决了”“姓‘社’姓‘资’的疑问”的说法,岂不是构成对邓小平南方讲话和党的十四大的攻击和污蔑吗?   第三,那些认为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搞掉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否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属性的奇谈怪论如果能够成立,那么,这岂不是意味着社会主义不能搞市场经济,商品经济,而只能搞所谓的产品经济和自然经济吗?这不是又回到为自由派理论家们所深恶痛绝的所谓早期斯大林模式了吗?   第四,如果“以‘三个有利于’为标准来判断改革中的是非得失”就可以不问姓“社”姓“资”,也可以不问姓“公”姓“私”,那么,还要不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呢?这是不是明目张胆地将“三个有利于”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对立起来呢?             十九、关于不争论   李君如同志说:“我们提倡不争论,让实践来发言。……一方面实践的发展会证明谁是谁非,在‘农村联产承包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上都是如此。另一方面,不争论不意味着就没有是非,在实践发展到适当时机,把理论权威和组织权威、行政权威相结合,做出一个权威的结论,供大家学习。这也是我们中国的特色。总书记的这次讲话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论述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次讲话将极大地推动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自从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讲话发表以后,我国自由派理论家们经常祭起“不争论”的法宝,作堵塞言路的一大利器。对于这个问题,有必要指出如下几点。   第一,自由派理论家们打着拥护邓小平同志的理论的旗帜,说“不争论”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部分,这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无耻歪曲。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说的“不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是就非原则性问题而言的。在非原则性问题上争论不休,纠缠不清,是无谓的争论,我们党从来不提倡这种争论。但是在原则问题上,我党从来都是坚持到底,从来都是据理力争的。这叫做原则上的坚定性和策略上灵活性,叫做大事清楚,小事糊涂。如果在事关路线、事关全局的原则问题上,可以不争论,那还有什么四项基本原则,还有什么双百方针呢?对邓小平同志的下述论断又作何解释呢?   邓小平同志说:“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做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与他们的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邓小平文选》知三卷297)。“有些人在搞煽动,使用的语言很恶毒。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这些煽动者都是成名的人,我们要对付这些人。这些人恰恰就在共产党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8页)。   邓小平同志的观点是再明晰不过了:对姓“社”姓“资”的问题是一定要争论个水落石出的;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一定要彻底批判的;对党内那些进行煽动,搞资本主义自由化,鼓吹全盘西化,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名人,是一定要斗争到底的。   第二,“我们提倡不争论,让实践来发言”。这是阴谋诡计,切记不可上当。人家自由派理论家们在中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搞全盘西化,即资本主义化,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复辟资本主义制度,冲破姓“资”姓“社”、姓“公”姓“私”的界限,你马克思主义者不争论,不揭露,不斗争,听之任之,袖手旁观,等到他们的“实践”成了气候了,大功告成了,木已成舟了,你再“让实践来发言”,岂不为时太晚了吗?那时候,难道还有马克思主义者“发言”的余地吗?   第三,自由派理论家所谓的不争论,是唯我独争的代名词。他们一天到晚,呶呶不休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攻击社会主义,反对公有经济,反对国有经济,不叫做争论,谁也管不着。你马克思主义者实在忍无可忍了,起来反驳两句,抗争几下,他们立即亮出“不争论”的黄牌,取消你的发言权,似乎你冒了天下之大不韪,犯了十恶不赦的弥天大罪似的。这叫做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第四,李君如同志扬言:“不争论不意味着就没有是非,在实践发展到适当时机,把理论权威和组织权威、行政权威相结合,做出一个权威的结论,供大家学习”。人们完全有理由怀疑,这是不是在鼓吹搞文化专制主义。   第五,所谓不争论,不过是自由派理论家们的免战牌罢了。自由派理论家们多年来在中国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说过来说过去,无非是从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那儿搬来的几句陈词滥调,没有多少象样的货色。改革开放以来的十多年,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以马克思基本原理为指导,联系实际,认真研究了西方的种种学说,特别是西方经济学说,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在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界有一批以陈岱孙教授为代表的学贯中西的宿学大儒。对于自由派理论家们的智慧来源,我国马克思主义者洞若观火。近年来理论界激烈的大论战的进程表明,自由派理论家们在理论上苍白无力,不堪一击。他们气壮如牛,胆小如鼠,不敢公开论战。            二十、关于学风问题   李君如同志说:“有人从马克思的本本中找答案。在去年和今年初一些流传的打印稿中,就出现成段成段地引用马、恩的著作,来说明公有制应该是怎样的”。“相应地,不赞成这种观点的一些同志为了推进改革,也从马克思的本本中去找证据,论证与之相反的观点”。“这样就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进入了误区,江泽民同志讲话中所说的‘学风问题’就是针对这个误区的”。“真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就是是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我们面临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有正确的学风”。   这段话的真谛是企图指斥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是教条主义者,本本主义者。可惜作者的有意歪曲事实真象,因而恰好暴露了作者自已的学风很不端正。作者说,首先是他所谓的教条主义者(作者所谓的“有人”)在“一些流传的打印稿中”“成段成段地”援引马、恩著作来维护公有制经济,然后是自由派理论家(作者所谓的“为了推进改革”的“一些同志”)“也从马克思的本本中去证据”,结果“使我们的研究工作进入误区”,败坏了学风。马克思主义者是始作俑者,自然是罪在不赦。   事情的真象的到底怎样呢?事情的真象是自由派理论家为了论证其资本主义私有化的经济体制“改革”主张,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寻章摘句,或歪典作家的原意,或偷换概念,或伪造经典作家的语录,无所不用其极,手法十分卑劣。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被迫站出来正本清源,揭穿自由派的卑劣意图和拙劣手法,维护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例如:   1、有人指责我国翻译家将马克思《资本论》原文中的“社会所有制”一词误译为公有制,以此为口实,得出马克思只赞成社会所有制,不赞成公有制的结论。我国国家编译局的专家用铁一般的证据证明自由派理论家的这一指责是毫无根据的。   2、有人企图援引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股份制的论述,证明股份制包括资本主义股份制都是公有制,从而为在中国推行国有企业股份化的主张制造理论依据。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股份制理论的真意:股份制公司是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过程中产生的新的资本主义企业组织形式,即垄断资本企业集团的组织形式。股份制公司一方面适应了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发展趋势,另一方面又具强烈的赌博性、欺诈性、掠夺性和投机性,马克思称之为赌博经济,因而加快了资本的集中步伐,激化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   3、有人望文生义,利用马克思《资本论》中“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字句,将“重建个人所有制”歪曲为重建私有制,为其在我国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主张寻找理论根据。我国马克思主义学者根据翔实的资料和有力的证据,包括恩格斯生前亲自审定的《资本论》第一卷的英译本和实际上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作的《反杜林论》,阐明马克思“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真谛是建立生活资料归私人所有、生产资料归公共所有的新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   4、有人歪曲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学说,制造社会主义国有经济早产论和现实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主义的奇谈怪论。我国马克思主义者指出,自由派理论家这是在偷换概念,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的理论歪曲的为国有经济产生的条件的理论。   在这一歪曲和篡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为私有化和资本主义制造理论依据的事业中,著名的私人企业家牟其中近年来崭露头角。牟其中先生网罗一群理论界精英,声称穷数年之功,在“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搜集经典作家关于股份制的论述,出了一本书,题目是《股份制就是公有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股份制》,并且广为宣传,制造舆论。迫使马克思主义学者与他周旋,揭穿他的手法,揭露他的意图。一个号称在短短数年之内聚集了几十亿资产的新兴大资本家,居然附庸风雅,借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大造资本主义舆论,而且,他这种行为得到理论界精英的认同;他的基本观点,与近年来叱咤风云的著名理论家们的观点毫无二致,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德高望重的学界泰斗陈岱孙教授1995年秋在为丁冰教授主编的《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谈到加强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工作时,对理论界某些人士曲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以售其奸的作法,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们不能以照本宣科地复述经典著作为满足,当然更不能象时下某些人那样寻章摘句,甚至断章取义,歪曲经典作家的原意,偷换自己的自由主义私货。例如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重建个人所有制的用语鼓吹私有制;利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股份公司的论述鼓吹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股分制改造;利用马克思关于社会所有制的用语,否定公有制等等”。(丁冰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二十一、关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的看法   自由派理论家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问题上种种理论谬误的认识论根源,用李君如同志的话来说,是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我们面临的问题”。在我国,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就是维护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利益;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所谓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就是按照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要求,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我们面临的基本问题无非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问题,一个是资本主义问题。作为当代中国的经济理论研究工作者,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的过去和现在,从中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作为制定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论依据。   李君如同志说:“真马克思主义与假马克思主义的分水岭就是是否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我们面临的问题,这就要求我们有正确的学风”。按照这一标准来衡量我们的自由派理论家,任何一个不怀偏见的人都很难得出结论,我们的自由派理论家们是真心真意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在基本观点问题上,我们的自由派理论家们荒唐地制造和顽固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论。在基本立场问题上,我们的自由派理论家们对社会主义、对工农大众、对祖国并不那么爱,在感情上隔膜得很;对资本主义、对土洋大款、对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并不那么恨,在感情上亲密得很。至于极少数里通外国,与境外敌对势力串通一气,反对社会主义祖国的理论界的败类,买办知识分子,为任何有天良的中国人所不齿,当然不在我们分析范围内。在基本方法问题上,我们的自由派理论家们往往为一些表面现象所迷惑,看不到问题的本质,自觉不自觉地学着西方学者的腔调,对东方无产阶级在20世纪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实践持基本或全盘否定的态度;对西方资产阶级500年来的资本主义实践特别是对现代资本主义,持基本或全盘肯定的态度。问题就出在这里。   关于自由派理论家们在世界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问题上的理论上的错误,上文已经论及,这里只讲如何对待现代资本主义主要是战后时期的资本主义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只简单地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已经充分证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能解决当代人类的发展问题。与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先进性毫无疑问是空前的,但绝对不是绝后的,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两极分化。资本主义发展500年,造成一个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占世界总人口80%而只占世界财富20%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只占世界人口20%但占世界财富80%的少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在的情况是南北鸿沟空前扩大,南北问题空前严重。在现存的资本主义国际经济政治旧秩序下,看不到任何解决发展中国家的问题的前景。   第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以后的100多年的历史,整个20世纪的历史,证明列宁《帝国主义论》关于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论是经得得起考验的。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是在走向没落,而不是相反。在20世纪的上半叶,世界资本主义是在空前惨烈的两次世界大战和空前严重的经济大危机中度过的,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给人类带来空前的浩劫。世界经济停滞倒退,当然谈不上什么发展。战后时期,在50、60年代,西方工业国家经历了带有战后经济重建性质的繁荣时期,资本主义经济在危机和战乱的长期破坏的基础上有了很大发展。70年代以后,西方经济结束了战后经济恢复和繁荣时期,进入以低速增长为基调、杂以停滞和危机的新的历史时期。西方经济这一发展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整个20世纪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证明,战后西方经济的高速增长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一个特例,帝国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通例是低速、停滞和危机。   第三,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一趋势是由帝国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进一步发展和逐步恶化所决定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加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发达国家内部和发展中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扩大和两极分化的发展,二是南北矛盾的空前严重,而二者的直接后果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包括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的进一步萎缩,市场问题的恶化构成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性的制约,并且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素的积累和大危机的爆发创造条件。   第四,自由派理论家们企图在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努力寻找什么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只能是缘木求鱼。如果股份制、承包制、租赁之类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什么广大发展中国家老是不能“极大地”发展生产力呢?难道发展中国家中的股份制、租赁之类的东西还少吗?我们对外开放的目的是在可能的范围内,利用一点外国的资金,学习和引进一点外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决不能引进西方的所有制,决不能引进私有制或变相的私有制。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决不学习和引进种种丑恶颓废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二卷168)   在如何对待现代资本主义的问题上,当前的主要倾向是盲目崇拜,全盘肯定,并且已经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如果不下大力气加以克服,我们的对外开放政策就必然会走向反面,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没有学到手,却把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引了进来。这种局面是完全可能出现的,因为学外国先进的东西是要花大力气的,西方国家也并那么乐意告诉你,封锁是常见的事情。但你要引进资本主义制度,西方国家是求之不得的,是全力支持的。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决不可麻痹大意,书生气十足。         二十二、正确地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教训   近年来,我们比较重视研究西方国家发达国家的理论和实际,这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对我们自己的事情研究得不太够,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必须尽快地加以克服。所谓研究我们自己,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在斯大林时代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二是研究我国建国后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三是研究近二十年来我国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经验教训。我们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的指导下,详尽地占有资料,实事求是地进行深入的缜密的分析,得出科学的结论。区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将成功的经验加以继承,发扬光大;将失败的教训加以剔除,悬为鉴戒。在这个基础上,研究和借鉴西方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反映生产社会化的普遍规律的经验,主要是企业组织和经营管理方面的经验,政府管理国民经济的经验,择其善者而从之。我们要寻找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目光主要应当放在哪里呢?我们已经证明,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到现代资本主义制度中去寻找。现代资本主义这一套在资本主义世界包括西方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都不可能“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又怎么可能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极大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呢?“极大地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只能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才能得到,而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的途径,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以总结社会主义首先是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为主,以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当然也包括主要的发展中国家)的有益的经验为辅。借用清末洋务派张之洞的名言,叫做“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在当前的形势下,要正确总结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根本的前提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方针,排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我国新自由主义者们(外国的例如前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的自由主义者也一样,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思想意识有两个缺陷,或者说有两个特征,一是虚无主义,二是贾桂精神。虚无主义主要是施之于中国的民族传统和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传统。在自由派理论家们的心目中,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一无是处,这种黄土文化哪里比得上西方的蔚蓝色文化;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实践,无非是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模式,更是漆黑一团,万恶之源,应该“彻底摆脱”、“彻底摒弃”。贾桂精神是就对西方国家的观感而言。在自由派理论家们的眼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月亮也比社会主义国家的圆。因此,按照新自由主义的指导方针来总结社会主义实践,则只有失败,只有教训,没有成功,没有经验。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唯西方资本主义的马首是瞻。   自由派理论家们还有一个毛病,即动不动就搞“凡是论”,对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只能歌功颂德,不得评头品足。否则便是如邢贲思同志所说:“他们利用改革开发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按照这种方针,总结近二十年的经济教训的问题就无从谈起了。但是“凡是论”,不管是老“凡是论”,还是新“凡是论”,都是不能成立,不能服人,并且是极为有害的。   共产党领导下的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从整体上说,从长期来说,成绩总是主要的,缺点总是次要的。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时期,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的中国的近二十年,都是如此,绝无例外。我国自由派理论家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帜,对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时期,对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全盘否定,对邓小平同志领导下的中国的近二十年全盘肯定,貌似激进,其实是百分之百的唯心论,形而上学。我党中央一再指出,我们一方面要充分估价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同时要清醒地正视我们面临的问题。   我们近年来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呢?我们当前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上文提及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的二元结构问题。这种社会经济发展的二元性使得我国近来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下述亟待解决的问题:   1、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亦即城乡关系、工农关系问题。   2、部分国有企业经营困难,由此引发的部分国有企业职工的失业和半失业问题。   3、对外经济关系发展中的经济效益和经济风险问题。   4、中央政府权力过度下放,诸侯经济坐大,从而造成某种程度的无政府状态问题。   5、政府财政收入特别是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过低,财政赤字较大问题。   6、因经济指导思想急于求成和地方诸侯经济各自为政而造成的固定资产投资失控,经济过热,国民经济大起大落问题。   7、因固定资产投资恶性膨胀、市场价格盲目放开、农产品供给不足造成的持续的通货膨胀压力问题。   8、因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产业结构恶化问题。   9、因工业污染、生活污染和植被破坏而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10、国家对科学技术发展投资力度不大,对国内科学技术力量管理不善,造成的力量分散,机构衰落,人员流失,从而对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事业构成损害问题。   11、城乡之间、部门行业之间、地区之间、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和城乡两极分化问题。   12、理论宣传误导,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力,社会主义风尚遭到破坏,严重影响社会稳定问题。   我们必须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准确地找出问题的成因,总结经验,调整政策,求得问题的逐步解决。       二十三、记取苏联东欧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教训   斯大林逝世时,苏联经济发展迅速。当时中国革命取得辉煌胜利,中苏结成同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蒸蒸日上。对苏联来说,当时的形势非常之好,根本不存在我们在上文引述的吴敬琏同志的文章所描述的那幅阴暗的情景。而且,苏联的经济发展水平比我国高得多,综合国力强大得多,早已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现代化,苏联是一个发达国家。苏联疆土是中国的两倍,人口只有中国的四分之一,资源极为丰富,科学技术和国防力量在世界名列前茅。苏联虽然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存在这样那样的失误,在经济政治体制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历史上积累了这样那样的矛盾,在我们今天看来,这些问题是不难通过政策的调整加以解决的,并不存在什么不可克服的困难。战后国际国内形势那样的好,国力那样强大,条件那样优越,发展前景那样诱人,对苏联民族来说,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这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为什么苏联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不但没有把握住这个历史机遇,迅速发展壮大为世界第一强国,反而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一步步地走向衰微破败,最终亡党亡国,五分五裂,从一个叱咤风云的超级大国沦为一个在西方列强面前抬不起头来的二等三等资本主义国家?   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党政领导权逐渐落到了修正主义分子手里,落到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手里,重演了恩格斯去世以后第二国际和德国共产党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领导权的故事。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一脉相承地推行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这条路线的基本内容有六:   第一,通过污蔑攻击党的领袖,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大反列宁,从而全盘否定党的历史,全盘否定几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搞乱了人心。   第二,勾结西方帝国主义势力和某些国家的反动势力,反对中国共产党,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破坏和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第三,在国内推行以政治自由化和经济私有化为中心的新自由主义“改革”路线,变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   第四,苏联东欧国家的新自由主义学者和政府官员按照西方敌对势力的精心策划的和平演变阴谋,伙同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国际经济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等机构的学者和政客,炮制苏联东欧国家的经济政治“改革”方案。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克斯为波兰团结工会政府制定的休克疗法,戈尔巴乔夫政府的副总理亚夫林斯基与一群哈佛大学教授为戈尔巴乔夫政府制定的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方案,其基本口号是向市场经济和议会民主政体过渡。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措施是取消计划经济体制,实行国有企业私有化,开放国内市场,与西方国家的经济接轨。作为交换,西方国家允诺给苏联以经济援助。   第五,哈佛纲领未及实施,戈尔巴乔夫即宣告倒台。直接导致苏联政府垮台的是地方势力膨胀,尾大不掉,中央政府失去控制。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的总统一纸协议,中央政府即告垮台,苏联即告解体。   第六,叶利钦政府上台后,变本加厉地加紧实施哈佛钢领,主要措施是:1、取缔共产党;2、取消国家计划委员会,取缔计划经济;3、推行国有企业私有化纲领,办法是大企业股份化,中小企业出售;4、推行集体农庄私有化计划;5、大力发展私有经济。   如果将我国的自由派理论家们的经济政治改革的理论和方案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之流的复辟资本主义的方案和法案比较一下,我们实在看不出二者有一丝一毫的区别。当然,这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因为我国的自由派理论家们同苏联的亚夫林斯基、盖达尔者流是乃兄乃弟,都是出于西方新自由主义者的师门。苏联东欧国家实施这一套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导致了什么样的政治经济后果,“十二亿人民有目共睹”。我们中国如果实施自由派理论家们鼓吹的一套改革方案,难道还会产生什么不同的政治经济后果吗?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应当认真研究和深刻记取苏联东欧国家覆亡的惨痛教训,千万不要被我国自由派理论家们所鼓吹的那一套亡国之音所迷惑。否则,早则两三年,迟则五六年,我们不可避免地要步苏联东欧国家的后尘,重蹈他们的覆辙,而由此产生的后果将是极为严重的。我们应当从陈岱孙教授一段语重心长的论述中汲取应有的教益。   陈岱孙教授说:“我们面临的危险有两个方面,一是西方经济学对青年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心灵的毒害,二是西方经济学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方向的误导。弄得不好,西方经济学这两个方面的影响都可能产生悲剧性的后果。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比苏联东欧国家落后得多,人口又多得多,剧变的后果的严重性将十倍百倍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这种历史结局是西方帝国主义势力所梦寐以求的。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地避免这种历史结局的出现”。(丁冰主编:《现代西方经济学说》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第3页)。          二十四、国家宪法的尊严何在   我国自由派理论家们在鼓吹自由竞争市场经济制度时,经常以实行法制经济相标榜,说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这类理论家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提出的这两种主张是相互排斥的。因为自由市场经济论者认为自由市场经济体制能自行实现国民经济的最优均衡,无需国家干预,或者只需国家作一些拾遗补缺式的干预。但法制恰好是最严厉的干预,法制经济乃是国家干预经济的最高级的形式。因为法律带有严格的强制性,必须绝对遵守,否则就要坐班房,或者受更严厉的处罚。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自由派理论家们虽然将法制经济高唱入云,实际上法制观念最为淡薄。他们要求别人遵守法律,自己则往往视法律如草芥,连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都不放在眼里。近年来这些理论家不遗余力地鼓吹自由市场经济,肆无忌惮地违反和破坏宪法的一些带根本性的条款。例如:   第一,违反宪法关于保护和发展国有经济和条款。宪法第七条明文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我们的自由派理论家们从改革开放伊始,就把批判的矛头集中指向国有经济,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宪法明确规定“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自由派理论家们却硬说国有经济不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适当的实现形式。宪法明确规定“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居于领导地位,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自由派理论家们却借口批判苏联教科书,反对国有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提法,反对国有经济的存在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根本特征的提法。宪法明确规定“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自由派理论家们却千方百计地要降低国有经济的比重,缩小国有经济的经营范围,甚至鼓吹非国有化,从根本上取消国有经济。有的官员宣传只有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产生全民所有制经济,从而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存在的客观依据。有的理论家甚至宣传国有经济的存在是苏联东欧国家垮台的原因。还有的理论家一贯主张大型企业实行法人控股的股份化改造,反对国家控股,主张小企业“包不如租,租不如卖”,明目张胆地主张取消国有经济。   第二,宪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农村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其他生产、供销、消费等各种形式的合作经济,是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经济”,自由派理论家们却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农村集体经济对立起来,反对农业搞规模经营,实际上是反对农业现代化,将邓小平同志关于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第二次飞跃的战略部署的实现推向遥远的将来,从而贻误我国的现代化事业。   第三,1993年全国人大将宪法第十五条中关于计划经济的条款做了修改以后,有的理论家在报上写文章,说宪法的这一修改意义十分重大。从此以往,谁要是再主张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就是违反宪法,而违反根本大法的宪法,自然要受到严厉的法律制裁,谁敢以身试法?   问题是在宪法第十五条没有修改以前,宪法第十五条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国家通过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和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地协调发展,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扰乱社会经济秩序,破坏国家经济计划”。我们的自由派理论家对宪法的这一规定极为蔑视,在修改以前很久,就公开加以反对,在报刊书籍中公开攻击这一重要条款,这是不是违宪行为,应该不应该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呢?例如,吴敬琏同志在1992年,亦即在宪法修改的前一年,在1992年10月出版的小册子《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极力攻击计划经济,全盘否定计划经济。实际上,这本小册子的书名本身就是对计划经济持反对态度的。吴敬琏同志在这本小册子中写道:“这一个世纪计划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证明,这种经济体制存在着根本性的缺陷,不进行彻底的改革就不能继续生存”。“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这就是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实质所在”。(吴敬琏:《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162、167页)。   吴敬琏同志急急忙忙地出版这本小册子,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公开向宪法挑战,是企图利用邓小平同志1992年初的南方讲话。在1992年4月,吴敬琏同志提出“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的”的建议。其实,吴敬琏同志歪曲了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所阐述的他关于计划(计划经济)和市场(市场经济)的关系的一贯的理论。我们在上文已经提及,邓小平同志从来没有区分计划和计划经济,从来都是作为同一个概念的两种表述加以使用。对市场和市场经济,也是如此。计划或计划经济,市场或市场经济,都是被看作两种经济手段,或者两种方法,从来没有将二者视为经济制度、经济体制,而且明确指出二者都不可缺少,从来没有说要用谁取代谁。吴敬琏同志在1992年4月8日写的这两篇文章中,一再提到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说:“小平同志的最新论断,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这个问题的论述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模式作出科学的概括,为制定跨世纪的大政方针,奠定理论基础”。“他的讲话代表了历史潮流,符合人民的心愿”。虽然吴敬琏同志极力要向人们证明,他的观点是以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讲话为理论依据的,但他对计划经济的攻击,他的“用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实质”的论断,却是他自己对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的揣摩,或者是他自己的杜撰,在邓小平同志的论述中根本找不到依据。   据说十四大以来自由派理论家们为争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名词的发明权而吵得一塌糊涂,这实在是近于无聊。实际上,在我们看来,吴敬琏等同志从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搬来的市场经济理论模式,在理论上是十分荒唐的,在实践上是非常有害的。吴敬琏同志的这本小册子一问世,我们就立即进行了系统的批驳。(参见拙著《中国经济的发展改革与借鉴》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刍议--兼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文,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第316-358页)关于吴敬琏等同志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对中央文献包括对宪法的有害影响,我们是有原则性的不同意见的。但是我们严格遵守纪律,通过组织在党内申述我们的意见,从未在公开的报刊上发表议论。   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自由派理论家们多年来无法无天,横行无忌,违反宪法,攻击宪法,有关当局不闻不问,听之任之,试问,宪法的尊严何在?        二十五、党的政治纪律的严肃性何在   近年来我国理论和宣传界出现一种怪现象,某些头面人物在报刊上发表大块文章,喜欢在文章的字里行间援引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内部讲话的一些段落,附以已意,加以阐发。这些人物给人们的印象,他们俨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代言人。或者放出风声,说是某某领导人首肯了这类文章,甚至大加赞赏,批转有关部门参阅。这样一来,这类文章身价百倍自不必说,更重要的是谁也不便公开对这些文章说什么。然而,这些文章的基本观点偏偏又是有争议的,有的甚至是有原则性争论的。1996年邢贲思同志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制造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的长篇文章,提出坐标论的新奇观点,制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过时论。这种离经叛道的奇谈怪论理所当然地受到广大学者的严厉批评。我也不揣冒昧,写了一篇长文与作者商榷。针对邢贲思同志文章的观点和风格,文章取的题目是《完整地准确的把握和运用邓小平理论--评邢贲思同志的坐标论》。社会上风传总书记肯定了邢贲思同志这篇文章,所以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发了专版。虽然这些传闻无法核实,但为慎重起见,我们将争论控制在内部,从未公开发表过一个字。邢贲思同志沉默了一年多,这一次突然发作,在7月29日的《专访》文章中向我们发难,把1996年这场争论暴露在世人面前,并且给我们扣了一大堆帽子。邢贲思同志说:“我还可以告诉你,有个别大家早就非常熟悉的人,也有这几年来大家都开始熟悉的人,在我的文章发表后,写信写报告批我”。邢贲思同志对我们大张挞伐,扣了一大堆大大小小的帽子,诸如“从来缺乏认真思考”、“写了一些长篇东西对我们的现行政策不以为然,特别是对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不以为然”、“你们自己要搞的那一套东西超越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按:根据邢氏等人的定义,超越阶段为“左”的集中标志)、“左的人士就是冲着现行的方针政策,就是冲着邓小平同志的理论”、“他们利用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些问题,任意夸大,煽动舆论,制造是非”、“他们心目当中的马克思就是那一套,僵化的”、“把第三代领导与第二代领导对立起来,同时达到他们批邓的根本目的”、“利用我们讲政治,要划清七个界限来造谣,煽风点火,进行挑拨……实质是要否定邓小平理论”。这类林彪、“四人帮”惯用的政治语言,我们是久违了。   邢贲思同志把内部争论公诸于世,并且如此血口喷人,实在是欺人太甚。我被迫致信《中国经济时报》编辑部,要求公开答辩,要求该报发表我1996年写的批评邢贲思同志的坐标论的内部文章,并指出邢贲思同志在这篇专访记中发表的一系列错误观点,申明保留在适当时机进行批驳的权利。我万万没有想到,我这样一个最起码的完全出于自卫考虑的小小举动,居然激起人们出乎寻常的强烈反应。我致《中国经济时报》编辑部的信件发出后不几天,8月15日、16日,香港《明报》和台湾《中央日报》相继发表报道文章,指名道姓地对我进行攻击。文章全面歪曲我向《中国经济时报》编辑部提出的申诉和要求,用耸人听闻的大字标题和挑拨离间的语言,指责我们是“保守势力”,“以马列理论家自居,指改革派不懂经济”,“反击改革”,“公然挑战江核心”“与江派较量”。文章写道:“时下左派又何以如此嚣张,这倒反而令人警觉。改革开放十九年来,保守派势力在大陆依然存在,且范围不少。尤其是中共十五大前夕,他们加紧活动,公然把矛头直指‘江核心’要求防‘左’,可见,中共高层仍有极左派、保守势力的代言人”。   境外媒体无论怎样攻击我们,污蔑我们,我们毫不介意。“令人警觉”的有两点,一是我们内部的事务,内部的讨论、争论甚至斗争,又没有公诸报刊,境外媒体何以如此神速地获得信息,对内幕知道得如此清楚。二是境外媒体与我们的自由派理论家们在感情上为何如此共鸣,他们的立场观点、喜怒哀乐甚至文章的语言,又为何如此相似。香港和台湾报纸的报导评论文章出来后,《中国经济时报》的同志采访过我,向我表示歉意。我向报社的同志系统地表述了自己的立场观点,同时再次要求发表我已给报社寄上的我那篇批评邢贲思同志的文章。但是该报没有刊登对我的采访录,也不刊登我要求发表的那篇批评邢贲思同志的文章,说是执行上级领导的意旨,他们不敢承担发表我的文章和采访录所可能造成的政治后果。为什么发表我的文章怕产生政治后果,而发表自由派理论家例如曹思源的文章却不怕有什么政治后果呢?曹思源新近在美国发表鼓吹在中国搞议会道路的演说,刊登在民运分子办的刊物《中国之春》上,同时在《中国经济时报》发表文章,宣传国有经济是补贴经济,鼓吹抛弃国有经济,实行以非国有经济为主体的方针。难道我主张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的文章比曹思源这样的文章还危险吗?我们的宣传部门究竟执行一条什么路线,作为党和国家的喉舌的我们的报刊,究竟是为谁鼓与呼呢?   邓小平同志说:“我们的宣传工作还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主要是没有积极主动,理直气壮而又有说服力地宣传四项基本原则,对一些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严重错误思想没有进行有力的斗争。……尤其严重的是,对于这些不正确的观点,错误的思潮,甚至对于一些明目张胆地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在报刊上以及党的生活中很少有人挺身而出进行严肃的思想斗争。”(《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64、365页)。“从中央到地方,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是软弱的,丧失了阵地,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是个放任的态度,好人得不到支持,坏人猖狂得很”(《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95页)。“应当承认,在理论界和文艺界对一些错误倾向……批评不多,却常被称为‘围攻’,被说成是‘打棍子’。其实,倒是批评者被围攻,而被批评者却往往得到同情和保护。一定要彻底扭转这种不正常的局面。使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宣传,特别是一切重大理论性原则性问题上的正确观点,在思想界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现在有些错误观点,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有的则公然向马克思主义挑战。对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应当站出来讲话,思想战线上的共产党员特别是这方面担负领导责任的和有影响的共产党员必须站在斗争的前列”(《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46页)。   邓小平同志讲得何等深刻,真是一针见血。在今天,重温邓小平同志这些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的论断,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   最后,我想援引我于1994年秋就我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呈送中央领导的一封意见书中的结束语,作为本文的结束:   “近年来,特别是8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已经发生重大的变化。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新自由主义形成一股世界性思潮。这股思潮断送了苏联东欧国家,在我国的影响也决不可小视。因此,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来看,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新自由主义,是‘右’。我党应当动员一切新闻舆论工具,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威力,教育群众,认识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清除新自由主义的影响。无庸讳言,近年来,我党的宣传工作路线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不少从事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共产党员,回避意识形态斗争,对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意识形态的泛滥熟视无睹。似乎捍卫马克思主义,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腐朽的东西,就是僵化,就是违背改革开放。结果不少人纷纷成为西方意识形态特别是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俘虏。我们的新闻舆论工具,诸如报刊、书籍、电台、电视,往往不是努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而是十分卖力气地鼓吹新自由主义,甚至有意无意地美化资本主义,丑化社会主义。我们似乎没有意识到,我们这是在重蹈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覆辙。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不认识,不立即端正我们宣传工作的路线,坚决地改变我党宣传工作软弱无力的状态,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要铸成绝大的历史性错误。” ≈≈≈≈≈≈≈≈≈≈≈≈≈≈≈≈≈≈≈≈≈≈≈≈≈≈≈≈≈≈≈≈≈≈ CHINA AND THE WORLD, 1998 Supplement Issue No. 1 Review of "The New Socialist View" Published on February 15, 1998. ================================================================== [Document] Review of "The New Socialist View" Yang Deming 1. On the "tactical" formulation of the direction and destination of reform 2.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3.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and economy 4. On the "Stalinist Paradigm" 5. On the concept of socialism 6. On market economy 7. On social justice 8. On the ownership structure of our country 9. On the socialist primary stage 10. On the persistence of "combating left" 11. On realizing forms of public owned economy 12. On the realities of reform of state owned economy 13. On plans of privatizing the state owned economy 14. The Rationale of reforming state owned economy 15. On agricultural scale management &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16.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reform plan by the neo-liberal school 17. On evaluations of USSR and E. Europe's past and present 18. On "the third mind liberation" 19. On "no debate" 20. On problem of style of scholarship 21. On views of modern capitalism 22. Correct appraisal of our experience and lessons 23. Learn from the lessons of capitalist restoration in USSR and E. Europe 24. The sacredness of the Constitution 25. Media policy and party discipline ================================================================== For subscription, submission and questions, mail to: chinaway@idt.net CHINA AND THE WORLD website: http://www.chinabulletin.com ------------------------------------------------------------------ All materials are for academic use only. All rights reserved. Copyright 1998, CHINA AND THE WORLD Editorial Board ≈≈≈≈≈≈≈≈≈≈≈≈≈≈≈≈≈≈≈≈≈≈≈≈≈≈≈≈≈≈≈≈≈≈  订阅、稿件、问题和建议等寄:chinaway@idt.net ————————————————————————————————— 《中国与世界》万维网地址:http://www.chinabulletin.com 考访站:gopher://sunrise.cc.mcgill.ca:70/11/magazine/zhongguo FTP:ftp://ftp.ifcss.org/pub/org/china-world 邮政地址:Zhongguo Yu Shijie, P.O. Box 53154, Chicago, IL 60653 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