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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布  法  罗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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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S in Buffalo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中国学生学者主办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SUNY at Buffalo,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第三期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日出版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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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导读

    朋友们好!我们又见面了。请允许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布法罗人>>第三期的
内容。

    将近一百年来,台湾几乎一直没有被大陆很好地了解过。近四十年来,非特中国
人自己,全世界都瞠目于台湾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对改革中的今日中国
大陆,台湾经验中的许多方面都值得借鉴。然而,来自大陆的同学和朋友对台湾却所
知甚少。事实上,无论作为现实政治的参考还是学术研究的对象,人们都应以一个认
真探究的精神来考查这一特定历史、地理条件下中华文化的生态特征。作为一个历史
学者,俞晓先生去年有机会访问台湾。本期我们请他来[学术讲坛]谈谈他的<<访
台杂感>>。

    本刊有一个宗旨,那就是通过大家在这里的热烈讨论,我们的理性得以训练,我
们的情感得以净化,我们的友谊得以增进。上期<<布法罗人>>发表了杜正东先生
关于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文章,读者反应热烈。滨夫先生撰文提出不同意见。杜正东先
生读后又提出了不同的商榷观点。请大家来[世事聊斋]一听他们的争论;本期还有
另一篇关于<<儒家和现代科学>>的讨论,是吴逸夫先生就胡建先生在本刊第一期
关于陈寅恪先生的议论而发的。文章颇有发人深省之处。我们欢迎这样认真严肃的讨
论。

    作为有关心国事、忧虑民生之传统美德的中国读书人,我们留学海外不只是为学
问、技用而已。关注国内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事务的发展、变化已成为我们留学
生活的一部分。去年,布法罗纽约州立大学部分同学就刘刚于辽宁凌源监狱遭受非法
折磨一事发起海外学生学者的签名运动,致函中国党、政最高领导人,影响广泛。值
此签名运动一周年之际,我们请运动发起人之一陈曦先生就此事的发展、现状,在[
留学生活]一栏做一简单综述。

    本期[艺文天地]有一篇晓拂的散文和百合的一首诗,这二位女士文笔清新优美
真情感人,请大家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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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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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讲坛】 访台杂感                    俞 晓
2。【世事聊斋】 深刻批毛是精神文明建设中一个重要环节         
           ---也谈如何看待毛泽东          滨 夫
         再谈评毛                       
           ---答滨夫先生              杜正东
         儒家和中国科学                 吴逸夫
3。【留学生活】 海外中国学生学者就改善刘刚及其他政治犯        
         的狱中待遇的努力 (综述)           陈 曦
4。【艺文天地】 我的哥哥 (散文)               晓 拂
         折断的翅膀 (诗)               百 合
5。   本刊启事及征稿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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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讲坛〗

                         访台杂感

                                 俞晓

    去年七月,我曾有机会访问台湾。在短短的三个星期中,由台北到高雄,从都
市到乡村,紧凑而多彩的台湾之行给我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也使我对急剧变化
中的台湾社会面貌、以及近年来为海内外政治家和学者热烈谈论的台湾经验有了进
一步的认识。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与民间社会	

    台湾过去四十年的成功经验可概括为经济高速度发展和政治民主化两个方面。
对此人们并无异议。但当分析上述成功的原因和动力时,执政党和反对党,以及持
有不同政治理念的学者间的看法有很大的分歧,其中一个争论焦点是国家(或政府
)和民间社会的作用问题。例如,对台湾经济成功的原因,倾向于国民党的学者认
为,“如果不是由中国国民党所领导的政府能够有效地承继经营日本人所遗留的基
础,妥善地支配运用美国的援助,制定了正确的发展策略赶上世界经济景气循环繁
荣的时期,采取了激励人民勤奋向上的社会经济制度,并且善用小规模经济的优点
克服小规模经济的弱点,台湾不会有今天。”而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在某种程度上也
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过程:“国民党对台湾政治民主化的主要贡献,乃
是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透过一党威权的体制,建立了一个比较自主有能的国家机
关,又运用适当的策略,成功地促进了台湾的社会经济发展,带动了民间社会力量
的兴起,并配合着社会条件的成熟,减少威权统治的气息,扩大政治参与的机会,
使政党制度朝一党优势体制转型,因而促成了中华民国台湾地区的政治民主化。”

    有趣的是,同样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在民进党精英和其他一些学者
的眼中,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内在动力和变化方式。他们认为台湾的经济繁荣完全是
二千万人民和大批中小企业家奋发图强,艰苦创业的结果。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奇
迹,乃是在国民党政府的压制、干扰和阻碍下,台湾经济仍取得惊人的发展;一旦
排除国民党的控制和消极影响,台湾的人民和经济将发挥出更大的潜力。至于民主
化的进程,更与国民党政府无关。他们坚持,几十年来国民党一直镇压民主力量,
是民主化进程的最大障碍。“人民的力量是民主化过程的决定性力量。”“人民的
力量来源于经济发展,其中商人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用金钱一方面打入,腐蚀
,瓦解了国民党的政治权力,另一方面资助了知识分子争取民主权力的斗争。”“
二·二八”事件以后,知识分子以“选战”代替了“血战”,不断向统治当局施加
压力,进行抗争,迫使其一点一点让步,从而获得逐渐扩大的政治空间。

    如果离开党派视角和特定的研究角度,就会看到,上述两种看似差异极大的诠
释实际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无论在台湾经济发展还是政治民主化进程中,政府
和私营经济,国家和民间社会都是相互作用的两个组成部分,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
用和价值。就经济发展而言,私有产权、中小企业、市场机制固然是经济高速发展
的必要因素,但中央政府对市场运行的适当干预和调节,对私营企业的必要保护和
扶植,以及维持一个适合经济发展的稳定社会政治环境,这对晚进工业化国家的经
济起飞尤其在早期阶段甚为重要。我们看到,许多的发展中国家都有受保护的私有
产权制度,实行自由市场经济,但能够取得类似台湾的经济成长的寥寥无几。另一
方面,经济繁荣的东亚“四小龙”在取得成功的过程中都维持着威权政治体制,政
府制定一系列政策条例对市场实行强有力的干预,给予私营企业大力扶植。人们尽
可以争论政府干预的程度和方式等,但国家(state)在台湾经济发展中的重要
角色乃是不争的事实。当然,强有力的国家干预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发展,结果也可
能恰恰相反,拉丁美洲许多威权国家的经济失败便可做为反例。需要研究的是政府
应当何时和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以及采用什么方式和手段发挥作用。

    同样,在政治民主化进程中,国民党政府的角色既不完全是“被动”地调适、
被迫实行改革,也不完全是“主动”、“自愿”地顺应潮流走向民主化。台湾的政
治民主化本是个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互作用的过程。1986年以前的政治环境
确不利于民主运动的开展,但并没有妨碍民间经济力量的增长。随着社会经济的成
长,民间社会逐渐壮大,来自民间力量的压力和抗争使国民党的威权统治变得松动
。但是,正如经济繁荣并不必然走向民主一样,威权体制的削弱也并不一定促使执
政者迈向民主化而不实行进一步专制。正象民进党立法委员张旭成所言:“台湾最
难能可贵的,乃是政治改革与政治奇迹。中共将抗议人士用机枪打死,而国民党在
一党专政后,却让坐过牢的人进入立法院发展,从事两党竞争的民主政治。”在这
方面,执政党,特别是蒋经国先生的主观意向,即某种意义上的“主动性”,应予
以肯定。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民众压力是民主政治产生和形成的前提。如果没有
长期不屈不挠的民主运动,没有来自民间社会的持久的和日益增大的压力,任何一
个统治集团都不会有真正的主动精神,自愿地改造自己。就台湾而言,许多学者指
出:解除党禁和改选民意代表做得太晚,这是台湾民主化进程中的一个负面教训。

    诚然,当人们比照台湾经验来谈大陆的未来发展时,往往首先强调私有经济和
市场的决定性意义。但就台湾自身的经历而言,全然否定官营或半官营企业在一定
时期和某些领域里的积极作用,乃是不可取的。例如,在台湾常常听到人们批评政
府至今仍事实上垄断三大电视网。我们在访问华视时也了解到,虽然近年来华视增
加了民股并逐步走向民营,但国防部和教育部仍分别持有20%和10%的股份,
其他一些私人股也有官方背景。换句话,华视是个介于官营和私营之间的企业,仍
有一定官方色彩。这固然使部分电视节目或多或少带上执政党意识形态或官方宣传
的味道,并妨碍民间竞争。但另一方面,正是由于官股的存在和政府的影响,华视
制作了大量教育文化节目,以提升观众的社会公德意识和人文素养。许多象“四书
浅说”、“每日一字”之类经济上赔钱但致力于推广精致文化的节目,若没有政府
的资助和辅导,很难在以盈利为最大目标的民营商业电视网长期生存。

                    二、“国力靠人才,人才靠教育”

    六十年代中期,正当大陆的学校教育遭受“文革”的摧残时,台湾的国民义务
教育由六年延长至九年。国民教育的普及为经济部门输送了充足的有文化的劳动力
,使之能够较快地掌握现代工业所要求的专业技能。这是推动台湾经济高速发展的
重要因素之一。在台耳闻目睹皆是公众对教育的重视。走在台北、台中、台南街头
,补习班、职校、大学夜间部的招生广告随处可见。向学的社会风气和较低的学费
负担使大学联考历来是炽热紧张的知识竟赛,尽管台湾已有121所大专院校。台
湾各级政府均视教育为主要责任,投入大量经费。据官方数字,1980年教育支
出占政府支出比率为15。12%,1990年为17。47%(大陆仅为6%)
。在参观南投县光华国小并与该县教育局官员交谈时,当大家得知教育经费占该县
行政预算的39%,都不禁鼓起掌来。我在淡水镇看到一所刚峻工的国小,其建筑
之漂亮,设施之完备,令人称慕不已。

    台湾的国民教育十分重视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台湾从未发生过类似大陆“文
革”那样对传统文化的大规模破坏,相反地,国民党政府以传统文化为标榜,在台
湾大规模地复兴和弘扬中华文化。这里面虽然有与中共相对抗的强烈的政治性,而
绝不只是文化措施,但毕竟保护和传播了中华文化,使之家喻户晓。“四书”作为
普通中学基本教材之一部分,让学生自小受到传统文化特别是伦理道德观念的熏陶
。这对学生来说或许无可选择,以至产生某种逆反情绪,接触西方价值观念后也可
能变得激烈地反传统。但我发现,闲谈之间,台湾同学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引经据
典”,对于古典诗词更朗朗上口。这不能不归之于国民教育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视
。有意思的是,大陆的教育方针宣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台湾的学校教育提倡德育
智育体育群育,这里的群育灌输的大体上还是个人服从集体的传统价值观念,至少
在形式上类似大陆的集体主义教育。当然,在社会迅速多元化的时代继续坚持被某
些学者视为“反民主的儒家一元伦理教育”是否恰当和有效,是值得深思的。

    谈到教育对台湾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重大意义时,应当特别提到大批归国的
海外留学生所发挥的作用。在访问中,与我们座谈讨论的政治人物、专家学者、各
级官员和公司经理中的大部分曾在欧美国家留学多年,受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言谈
话语之间流露出深厚的科学素养。他们不仅带回来先进的科学技术,而且广泛地传
播民主意识。这批新生代精英,不论属于执政党或反对党,就职于政府内还是政府
外,也不管在政治理念上有什么分歧,都深受西方文化和民主思想的熏染,思路清
晰,目标明确。他们能够从新的视角分析台湾社会,比较冷静和客观实际地评判时
政。如果观察台湾近年政治民主化进程不难看到,一方面,正常化的议会运作基本
上是西方民主理念和操作规则的体现,另一方面,不时发生的搅扰社会秩序、破坏
民主程序的武斗事件及其事主很多都带有鲜明的草根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自上而
下、由点及面的“西化”教育还远远不够。

    记不清在哪本杂志上看到的下面这段话:“一个民族传统的延续,寄托在新生
代的继起茁壮,而新生代的化成教养,则落实在社会群体的人文开发上。”教育乃
生活之核心,不仅要传授文化知识,训练专业技能,还应着眼于人文素质的培养,
以使学生得到全面发展。在课程设置和选课规定上,根据台湾教育部1983年订
颁的规定,大学学生必需修四至六学分(二至三门)“通识科目”,即理工农医学
生必选的人文、社会或艺术有关科目,以及文法管理系科学生修习的自然科学、应
用科学、艺术学科目。我查阅了台大1993年春季学期的课程表,发现在列出的
四十八门“通识教育”科目中,人文类(不包括社会科学)约有十五门,占近三分
之一。本人缺乏比较教育学知识,难以判断这个比率究竟是高是低,但台湾的人文
教育比大陆的要完善得多。

                        三、校园文化的“人性空间”

    除课堂教育外,校园生活本身也充溢着人文气息。大学校园的文化环境呈现千
姿百态的多元色彩,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处处可见。学生并不仅仅是消极被动地
接受师长的教诲,而是力争积极地参与,主动地选择。学生代表可列席校务会议,
并参与修订学校法规和管理宿舍。学生社团组织之多,课余生活之丰富,绝不输给
发达国家的高等学府。我看到的一份材料介绍,淡江大学有二百多个学生社团,宗
教性、音乐性、学术性应有尽有。其他大学的情况也差不太多。据介绍,台大共有
315个学生社团,仅1992年台大新生手册中就介绍了159个,其中包括研
究性社团(分为学术,人文、科学、艺术、本土文化、自然关怀等类别)82个,
运动健身性社团15个,服务性社团15个,宗教性4个,技艺性5个,联谊性8
个,刊物性6个,康乐性15个,以及其他类型15个。只要有三十个学生发起就
可以成立一个新社团。各种各样的社团给学生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刺激他们的
想象力,锻练他们的创造力,使其得以灵活地运用课堂内外学到的知识来拓展自己
的生活内涵,促进性格的养成和个性的陶冶,同时也通过种种身体力行提高自我组
织、自我管理、以及社会交往的能力。

    知道我对学生刊物感兴趣,芸真小妹于仓促之间给我找来一些新旧混杂的学生
报刊,其中有<<台大学生新闻>>、<<交流情报>>、<<台大客
家>>、<<古风>>、<<大学新闻>>等,还有几份火药味十足但
不失校园风格的学生会长竞选传单。信手翻阅,发现内容五花八门。你可以读到严
肃的政治批评,激情的统独之争,也可以欣赏轻松的抒情小调,或找到令人食欲大
动的小吃介绍,此外高雅如篆刻艺术,谐谑到“鬼话连篇”,总之无奇不有,一幅
活生生的校园生活画面。台大拥有174份学生刊物,刊物所需经费部分由学校提
供,其余部分来自学生自己开辟的广告资源。

    另一有趣经历是造访台大附近的“人性空间”。这家日式结构的饮料店以别具
一格的店名吸引了大批台大学生,而与学生结缘反过来又使小店名声大噪。同行的
台大同学告诉我们,许多社团都喜欢在这里开会。同学们三三两两,搭伙结伴,在
课余和晚间步入小店,在由木板隔开的一个个小小“空间”里,围着矮脚方桌席地
而坐,背靠软垫,叫一杯红茶或冷饮,便开始了有主题的讨论或无边际的神聊。此
店最有特色,最令人叫绝的不是招牌,而是密密麻麻几乎布满所有墙壁、桌面、甚
至地板的“留言”。这些留言一律用白色涂改笔书写,十分清晰醒目,内容则千奇
百怪,雅俗相映。既有摘录的先哲警句,也有自编的凡夫戏语,这里是诗句般的爱
恨生死,那边是英文写的人生真谛,自嘲与讽世相对,评语和评语的评语并存。其
中或深思熟虑、有感而发,或即兴发挥、顺口胡诌。还有少数格调不高者,使人联
想到名气很大的厕所文学。无论如何,置身“人性空间”,别是一番情趣。我们不
免也受“饮店文学”的影响,但好不容易才在墙上找到一块小小的天地,仅够写上
“台湾之旅”,并署上吾等的大名。

    流行音乐是校园文化与社会大众文化的一个重合部或接合处。自日本传来的卡
拉ok以及衍生物KTV,MTV种种,已成为台湾大众通俗文化之一大特色。
  KTV遍布街面,终日唱客盈门。连年过不惑的大学教授尚且是个中高手,何况二十
上下的青春少艾。不甚夸张地说,校园里无人不爱KTV,无人不是流行歌迷。我
曾问过不只一人,得知他(她)们每人最少有七、八十盒录音带,外加一、二十盘
  CD。活动的最后一天, 惜别晚会结束后大家又前往一家KTV,大有“唱个
通宵”的劲头。所谓近朱者赤,连或多或少与时代音乐脱节的来自海外的长兄长姐
们也大受感染,争相点歌。我发现台湾同学中只有惠娟没有点歌,就问她为什么。
尽管自信对这些业余歌手的迷歌程度和学唱潜力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但当惠娟指
着厚厚两大本歌名(!)--国语歌曲和台语歌曲各一本--笑着说她“所有的歌
都会唱,”我仍不禁瞠目结舌。流行歌曲的风靡与其易懂易学有很大关系。本人绝
非歌星死党,但也为那些非爱即怨,或爱怨交织的歌曲所吸引。由于曲调简单,不
少歌听了第一段就能半生半熟地跟唱第二段,加上音响效果,也颇能以假乱真。

    自由竞争的学术空气,多元并存的社会环境,以及丰富活跃的文化生活给台湾
学子提供了优越的成长条件。学生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也有利于推进社会群体的
人文开发,提升全民的生活品质。

                          四、“乱中有序”

    初到台湾的人,无不为所见所闻的各种“乱象”而困惑无奈。的确,可以数出
一大堆繁杂纷纭的“乱象”:乱钻的机车、乱停的汽车、乱摆的摊贩;还有乱哄哄
的市场、乱糟糟的环境、乱纷纷的立法院。这一切似乎都与井然有序的现代社会不
着边,难怪有的大陆学人询问∶台湾超过一万美元的人均收入是怎样分配和开销的
?不论是坐在舒适的计程车里却被“塞”在当街寸步难行,还是绑票勒索、官员贪
污、金权政治诸般消息,或是议会打斗、街头暴力等等,甚至看到踯躅街头的野狗
,都让人摇头叹息:“怎么这样乱?”“乱”似乎成了描绘台湾特征的一个躲不开
的字眼。时间长一点,感觉自然也就淡一点,甚至对台湾诸乱之最--城市交通也
多少适应了一些,虽不象台湾人那样泰然处之,但也不再大惊小怪。在台北的最后
一天,我与朋友上街购物,过衡阳路时,在穿梭来往的汽车和擦身而过的机车中游
走穿行,非但没有胆战心惊,反而突发奇想,颇贴切地唱了一句“潇洒走一回。”

    冷静下来回想,台湾的乱象有几种不同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有些并非是台
湾特有的问题。高雄市长吴敦义介绍说他的施政重点是交通、治安和环保三个方面
。其实这是现代化大都市面临的共同挑战,只不过有些方面(如交通)在台湾更为
突出。另外的一些秩序混乱则源于台湾经济发展与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之间的不匹配
,法律规章等尚不完善,如建设捷运系统、社区规划、制度化的管理系统等等。但
这些不完备、不完善的硬体部分(这里把规章制度也算作硬体)随着现代化建设的
深入将会逐步得到解决。

    对一个正在由发展中国家迅速迈向发达国家因而正在急剧变化的社会,或许我
们不应有超越现实的过高期许,而应着重观察变化的趋向。在这个意义上,对立法
院里的肢体冲突也可以做不同的分析。首先,这种现象越来越少;其次,按在台湾
听到的一种不无道理的说法,台湾两千万人民选出一百六十一位民议代表在立法院
里斗,代替了大规模的街头武斗乃至暴力革命,这难道不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一种
秩序的体现吗?(不过,议会武斗毕竟还是武斗,这种破坏民主程序且使国人蒙羞
的行为还是早日绝迹的好)所以,台湾的很多乱象,实际是“乱中有序”。至于看
似“乌烟瘴气”的岛内政情,如金牛政治、贿选作票、派系纠纷、统独之争、省籍
矛盾等等,也是宪政民主大框架之下的问题,或过渡时期的脱序,并将逐步在民主
制度内部得到解决。如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虽“千呼
万唤始出来,”但这项严格法案对澄清吏治、打击金牛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在社会“软体”方面,我认为最重要、最急需的是加强道德法制教育,改善人
们的社会文明理念和道德素质。中国人法制观念薄弱是个老问题。即使台湾的法制
已比较完备,但人们是否自觉遵法守法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至于社会公德意识和
个人(包括官员)操守标准的低落、物质崇拜、唯我主义盛行,与道德法制教育不
足有直接关系。我刚到台北时的一段经历颇能反映法制观念和文明道德两个方面的
问题。第一周的某个晚上,我与一位朋友小聚后,乘计程车回旅馆。路上司机与我
闲聊,正在告诉我他当过两年宪兵时,便若无其事地在一个标明禁止右转的街口转
弯右行,并神情坦然地对我说:“这里没警察。”在继续交谈中,我提到台湾的物
价太高,他随声附合,但大讲的例子竟是嫖妓的价钱,又让我一时愕然。的确,在
台湾耳闻目睹许多十分矛盾的现象。十大建设的成果和六年国建蓝图使人难忘,但
我们也听到许多人把整齐繁荣的高雄市贬作“文化沙漠。”公私各界都提倡礼貌热
情的服务和婉转文雅的语言,但我也记得从台北到淡水路上漂亮的计程车里的大字
标语:“I!!HATE JAPANESE!”不少大谈提高生活品质的人同时继续操办奢侈
的归丧嫁娶,在豪华宴席上表现对XO洋酒的无度热爱。我们赞叹台湾有不低于
西方的国民教育普及率、相当高比率的高学历人材、增长迅速的硕士博士班、以及
面临失控的高教人口,台湾又是一个大力推崇儒道释的社会,但我们不是也听过很
多台北东区流莺的故事,遇到不少春色暗掩的理发厅,还亲眼见识了华西街“合法
”的红灯区吗?这一切很难给人“乱中有序”的印象,只添加莫名的失望。你无法
把这两类事实连接起来,而这一真实的矛盾使人感到深深的困惑和无奈:对现代社
会的困惑,对人性的无奈。其实这类现象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都屡见不鲜,何以在
台湾却让人更加痛切地感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不协调呢?

    当然价值观的变化有十分深刻的社会原因。学者们分析,社会结构变化过快导
致人们价值观的混乱,不知道是非善恶的区分,找不到真理的方向,莫衷一是,只
能仅以利益为出发点。四十年台湾只顾发展经济,其结果是功利主义、个人主义大
盛,传统的儒家伦理被冲垮,而与现代化相适应的西方伦理观念又没有引进。这是
社会价值观混乱之因。台大一位教授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建立一套以西方自由主义
为基础的社会价值观念和公共规范;传统的儒家伦理只可作为个人修身的标准,而
绝不能当作社会正义的规范。

    然而,在一个多元文化、多元伦理的社会里,要使人们的精神生活“乱中有序
”,该是多么的不容易。

   *                            *                    *                 *

    现今的台湾远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无论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
都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台湾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乃是中国人在冲击世
界的现代化浪潮中,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第一次真正成功地回应了西方文明的挑战
。因此台湾经验的很多方面,不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大陆今后的发展都具有
重要的借鉴意义。作为来自大陆的学人,感触最深的莫过于看到,“与大陆相比,
中国人在台湾已经建立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就是个人的自由意志受到尊重,而且得
以充分发挥展现。”

    两岸由敌对到缓和,从完全隔绝到逐步交流,四十年沧桑象一场梦。老一代间
的恩恩怨怨,剪不断、解不开,使两岸在几十年对抗中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即“一个
中国情结”扭合在一起。如今,老一代已近退出历史舞台,两岸未来的命运在很大
程度上要由两岸青年来决定。而两岸的年轻一代之间已没有了老一代的执着,却多
了几分陌生感。大陆同学对台湾知之甚少,即使是海外学人对台湾的了解也不见得
比他们对所在国的了解更多。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不少台湾青年对大陆缺乏了解
和兴趣。因此,扩大和深化两岸之间、尤其两岸清年之间的相互接触和交流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回到美国之后,我经常思索两岸间的异同。奇怪的是,越是理性地认识到现实
中大陆和台湾社会的巨大差异,感情上越是不由自主地回忆那些形形色色的“一样
”或相似的地方:听到清晰的国语时,我知道共同的语言把我们连在一起;参观国
民革命忠烈祠时,我不知怎地想起了北京天安门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西郊的八
宝山革命公墓;看到德智体群,想到德智体美;还有RTV晚会上“解放台湾”和
“反攻大陆”两曲的交流,和雄赳赳、气昂昂却又令人忍俊不禁的两岸军歌大对唱
;以及分离四十余年从未见过面的舅舅那不变的乡音。

    我看了很多很多,也明白了很多很多。

    当然,三个星期的时间毕竟太短,我绝不敢说已经“真正”了解台湾,只能说
是真正了解的开始。回到美国后思前想后,总觉得还有些愿望没有实现,更有不少
遗憾。于是开始遐想:下次访台,一定要看电影,一部最好的,一部最不好的;一
定要参观胡适故居;一定要去历史博物馆、中央图书馆;还要去。。。。。是的,
我还想去那里,漫步在灯火灿烂的街道,瞩目熙熙攘攘的人群,感受灼人的活力;
或者坐在冷饮店临街的窗口,慢慢啜着沁人心脾的泡沫红茶,细细品味那新的、旧
的、甜的、涩的,所有平凡而难忘的点点滴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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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事聊斋〗

                   深刻批毛是精神文明建设中一个重要环节

                          --也谈如何看待毛泽东

                                  滨  夫

    看了杜正东先生<<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毛泽东?>>一文,有一些不同的看
法。由于杜先生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而这些看法也反映了如何评论历史人物
的原则问题,是很值得开展进一步讨论的。

    无疑地,我们今天不是为批毛而批毛,也不是为泄忿而批毛(虽然对此应该
持充分理解和同情的态度),更不是为了猎取桃色新闻而批毛(这是我们应该防
止的)。我们必须从批毛中引出一些积极、严肃的意义。

                    一.批判毛泽东的腐朽生活的严肃意义

    首先我们要严格区分错误和罪行的界限。毛泽东的许多罪行,是不能用“错
误”两字来开脱的。小而言之,毛的私生活问题远远超过了个人浪漫故事和私生
活隐私的范围,而是严重违法乱纪的,首先违反婚姻法,当得上“事实重婚”乃
至“淫乱活动”等罪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毛作为一代天骄,英俊神
武,象他这样的铁血男儿,又处于那样的高位”,犯法终究是犯法,不能轻描淡
写地认为“是十分正常的”。

    大而言之,例如毛把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一大批国家领导人没有通过正常法律
手续就加以逮捕囚禁,就严重违反我国当时的宪法。他所推行的封建法西斯政策
也根本违反了社会主义体制和原则。毫无疑问,所有那些“四人帮”的反革命罪
行他都有份,而且是教唆犯和主犯。毛一旦撒手而去,猖狂了十年的“四人帮”
竟然连一个月也混不下去。这个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毛的庇护是“四人帮”
权力的根本来源。至少,在毛和“四人帮”之间并没有一条不可跨越的鸿沟,现
在后者被打入遗臭万年、万劫不复的九层地狱,前者仍被捧为流芳百世的伟人,
这一褒一贬,相差之大,未免有失公正。“公正”不仅是历史的基本原则,也是
法治的道德基础。我们对历史人物的评论如此感情用事,这说明“公正”的观念
太薄弱。而公正心的缺乏,是中国至今不能建成法治社会的深层文化原因之一。

    “孔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对历史人物持公平态度,可以告诫现实生活
中的人,有利于争取和维护现实社会中的公正。

    如果说毛的生活问题和一般人的生活问题确有所不同的话,那也绝不应该为
他开脱,恰恰相反,更应该加强对他的谴责。人们说“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
才是新闻”。因而,那些公认的道德家,例如西方社会电视里的布道家,平时一
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模样,开口闭口道德、贞洁,一旦被揭发出有生活丑闻,
就具有较高的新闻价值和教育意义。显然,毛泽东思想本身极富道德说教色彩,
毛泽东生前也一再号召八亿人民,“作一个纯粹的人,高尚的人,一个脱离了低
级趣味的人,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斗私批修”、“狠批‘私’字
一闪念”,号召乃至强令八亿人民过清教徒的生活;因此毛泽东本人的低级趣味
和腐朽生活方式,就更凸显了他言行间的巨大反差而具有特别强烈的戏剧性效果
和教育意义,对於我们深刻理解毛的行为、本质,以及基本人性问题,都有巨大
的启发作用。

    杜先生最后认为,毛泽东给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就是不能让任何个人,
即使他是一个天才、伟人,凌架于一个国家和全体人民及法律之上。”此话不无
道理。不过,要切实保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警惕:一个伟人和天才,其言
、行的差距,其虚伪和无耻,可能达到什么样的程度,以及人民可能被愚弄到什
么程度。如果说天才、伟人的能力超过常人的话,那么他们虚伪作假和作恶的能
力也往往远超过常人。揭露毛的腐朽生活和虚伪本质,无疑地对於我们认识权力
制衡的必要性,提高民主的警惕性,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极权独裁体制下,领袖个人的品德、行为对于整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往往有
巨大的影响,这是同民主国家不同的。因此进一步了解毛泽东的个人生活显然对
于我们了解毛泽东时代会有很大的帮助。在我们看来,毛泽东的私生活,与中国
人民在毛泽东时代所受苦难有相当大的联系,因此就不能视为个人生活问题。有
人曾分析指出,毛泽东早年在北大时的落魄是他后来仇视知识分子的原因之一。
我们沿着这样的思路,可尝试地提出几种关于毛私德和中国政治的关系的分析。

    毛泽东作为党的最高领袖如此耽于享乐,如此言行不一,这样上行下效,显
然对于中共上层普遍的追求享乐、意志衰退和虚伪化有相当程度之影响。 

    由于毛泽东自知在私生活上严重违法乱纪,他对于党内最高领导层中生活上
比较清廉的同志就更容易产生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毛需要这样生活清廉、
有威信的同志去执行他的决策和维护他的领导;另一方面,他又惧怕这些同志的
威望超过他。这种矛盾的心理恐怕是中共在毛泽东时代人事多变、内斗不断的原
因之一。

    当我们把毛泽东拉下神坛的时候,首先要看到他同常人一样可能很自私,他
的政治决策中,可能会有许多个人自私的动机。据说,庐山会议期间,彭德怀的
意见书害得毛泽东严重失眠。有一次毛在吃了三次安眠药后还睡不着,突然对身
边的田玉英说,“你知道彭德怀原来的名字吗?彭德怀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
到中华!”这里,毛恐人觊觎神器的帝王心态不是很明显了吗?这样的生活细节
对于我们理解庐山会议的实质不是很有帮助吗?

    现在大陆的毛泽东研究,总是把毛的错误和罪行看作是好心办了坏事,是认
识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这就不是实事求是了,大量现象因此就很难自圆其说;
这是坐标系的局限所致,就象用地心体系很难解释大量天文现象一样。这种心理
障碍和大前提的局限,对于我们深刻认识毛泽东是极为不利的。

    毛私生活同毛泽东时代的政治的关系,还突出表现为江青的从政经历。江青
强烈的参政、干政欲望,多少同她家庭生活的不幸有关,是家庭生活失落、受挫
后产生的某种补偿需求。假如江青是一个幸福、满足的妻子,她的参政欲望必不
致如此强烈,即使参政也不会有疯狂的报复心理。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
,在毛和江之间有一种默契,作为江青对毛私生活不干涉的补偿,毛也对江的政
治活动采取不多干涉的态度。这显然是“四人帮”权力的一个重要来源。王光美
的家庭生活比她幸福得多,这或许是“两个司令部”、“两条路线”间残酷斗争
的潜在原因之一。

    从个人的早期经历、心理素质去分析作家的作品,向来是文学作品探讨中的
一个严肃领域。政治人物的心理分析,为什么不能成为严肃的研究呢?历史人物
的研究也可以有各种角度。按照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连婴儿时期的经历对
人的后期行为都有极其深刻的影响,这并不妨碍佛氏的研究是严肃的科学研究。
   
    固然,在对毛的腐朽生活的方面,确实有一些类似报导套色新闻的不健康倾
向。但这不等于说对毛私生活的揭露本身是不健康的,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从中引
出严肃的意义。我们可以而且应该做的是,把这种揭露引导到正确的方向,而不
是从根本上取消这种揭露。
 
                          二.毛泽东最大的流毒是什么?

    其次,杜正东先生认为毛最大的错误是人口政策。这一点我也有不同看法。
当然他的人口政策的后果是严重的,但还不至于象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中国现
代化的主要障碍,如杜正东所说的那样,“仅是解决12亿人的温饱,就足以让
为政者寝食难安”。如此危言耸听地夸大中国的人口问题,是完全没有科学根据
的。在人口问题上,重要的是相对人口密度,而不是绝对人口数。日本,台湾的
人口密度都比中国大陆高得多,并不存在吃饭问题。夸大人口压力,正象从前毛
泽东时代为造成贫穷的错误政策辩护时所说的“中国地方这么大,不是这个地方
有天灾就是那个地方有天灾”一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反过来也可以说“中国
这么大,不是这个地方丰收,就是那个地方丰收,吃饭早就应该不成问题了”。
后一种说法可能更符合实际,历史上向来有“湖、广熟,天下足”的说法。

    按本人看来,毛泽东给我国最大的破坏,是文化、道德方面。毛泽东对生活
问题的双重标准,延伸到政治上,也就成了出尔反尔和不择手段。例如他一方面
号召人民“要关心国家大事”,另一方面,又对真正关心国家大事的仁人志士残
酷迫害、围剿屠杀,这种“诱民入罪”的残忍政策,比“莫谈国是”,仅仅钳制
言论的专制,要厉害得多。既然不关心不行,真关心也不行,结果就是人人被迫
去假装关心国家大事。这同“共产党假装说爱人民,我们就假装爱共产党”互相
补充,形成举国上下普遍的双重人格。致使民风纯朴不再,毛泽东对中华民族、
华夏文明之危害,莫过于此也!

                           三.暴君是民族的耻辱

    杜先生说,“毛属于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完全否定他,就等于完全否定了中
国人民长期来不屈不挠的反对外来侵略的伟大历史。”这种说法也是很有逻辑问
题的。希特勒是德国历史的一部分,难道否认了希特勒,就是完全否认了德国人
民的历史?

    再者,中华民族的独立本来就是历史的必然,同有没有毛泽东没有必然关系
。相反,夸大毛泽东在中华民族独立斗争中的作用,认为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可
能至今还没有独立的说法,是对伟大的中国人民能力的极大低估和藐视!!台湾
以一岛之地,又没有毛泽东和共产党的领导,结果不是也并没有论为殖民地吗?
以华人为主体的新加坡如此地少人寡,又受到过英国多年的完全殖民统治,不是
也成了国际社会中完全独立而积极的一个成员了吗?!认为没有毛泽东中国人民
至今还没有独立的看法,就象认为公鸡不啼天就不会亮一样,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

    稍微研究一下历史,就不难知道,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抗日战争,如果没
有毛泽东的参与,也一样能够取得胜利,这是多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大的方面有
整个国际和历史的大势所趋,小的方面有中日两国的潜在综合国力。在如今的年
代,一个日本这样的小国要奴役和统治一个中国这样的大国,是绝对不可能的。
这一点,只要想想美国这样的大国要征服越南这样的小国也如此艰难就可知道了
。

    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连续二十年的胡闹折腾,使国民经济多次接
近崩溃,中国人民今天的国际地位肯定现在高得多。

    我们必须确立起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这种人民的民族自尊心,是不需伟人作
坐标的。那种以为没有伟大领袖就不成为伟大民族,将民族之伟大建立在领袖之
伟大基础上的“英雄史观的民族自尊心”,其实恰恰是缺乏民族自信心的表现,
是一种民族自卑感的表现!

    有人认为,毛泽东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面对列强,是“没有丝毫的媚骨”
的,至少是一个民族英雄。但是,他老人家的没有媚骨,是以把媚骨装进数亿子
民身上为代价,为后盾的。毛不怕原子弹,是因为“中国六亿人,死了一半还有
三亿,照样可以搞世界革命”,是因为有无数俯首贴耳、可供炮灰的百姓,所以
有持无恐。从来暴君的尊严,都是以牺牲无数百姓的尊严为代价的。因此暴君的
尊严,绝对不是他所统治下的人民和国家的尊严,相反,是人民的耻辱。正如希
特勒的狂妄,是德国民族的耻辱而不是光荣一样!一个跪在独裁者脚下的民族,
是不可能真正站起来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人民从来没有站起来过!

    综上所述,可见深化批毛,对于加强法治观念、公平精神,提高民主警惕性
,提高人民的民族自尊心,都是十分有帮助的。一句话,深化批毛是中国现代精
神文明建设中具有深刻意义的一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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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谈评毛

                           --答滨夫先生

                               杜正东

    自拙文<<我们应该如何评价毛泽东?>>在<<布法罗人>>第二期刊出
后,有不少朋友和我进行了交流,就文中的一些观点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对此我
是很欢迎的。我很赞成滨夫先生所说,我们评毛的目的,主要还是从历史中吸取
经验和教训,而不是为了泄忿或猎奇。

    首先应当说明,有朋友认为那是一篇捧毛之作。我想简单地下这样一个断语
恐有失偏颇。我写该文的动机是有感于前一段时间人们纷纷把评毛的注意力集中
在一些道听途说的关于毛泽东私生活的传闻上,而很少论及象毛这样一位历史人
物,他在政治上的功与过;即使有人提到,也只是脸谱化地把他描绘成一个暴君
和色鬼。如果认真读过该文,应该能发现我对毛建国后的作为是持基本否定态度
的。所以这决不是捧毛之作。

    其次,还有朋友因为我文中提到满清皇朝是异族统治而批评我有大汉族主义
倾向。这种误会恐怕是属于对历史的不同理解而造成的。应当承认,满清入关以
前,对于当时的中国人(主要是汉人)来讲,满族部落确为异族;满清入关以后
所施行的对汉人和其他一些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镇压和歧视也完全是一
个异族对被征服民族的政策。满族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是后来的事,这并不
能抹杀满清皇朝对中原地区的统治是异族统治这一历史事实。顺便补充一点,我
本人是非常反对大汉族主义的,中华民族56个民族都应该是互相平等的,历史
上各民族曾经互相仇恨,互相征服,既影响了各民族的进步,同时也促进了民族
间的融合和交流,今天我们都应该摈弃前嫌,共同为中华的强大而奋斗。

    这里我想就滨夫先生提出的一些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可以算作前文的续篇
吧。感谢滨夫先生和其他朋友对我的关注。

                       一.关于毛泽东的私生活

    最近一段时间来,对中共老一代领导人的私生活人们议论很多,继毛泽东之
后,又有人提到周恩来的私生女的问题。然而,这一类传闻往往因漏洞百出而令
始作蛹者作茧自缚。如最近周恩来私生女热潮的当事人艾培女士就为此弄得处境
难堪。可见,即使是对那些在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物,要想通过在私生活上造谣
取宠来搞臭他们也是不现实的。

    对毛泽东的私生活问题,我本是不愿多谈的,因为有违本人尊重个人隐私的
信念。不过既然滨夫先生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把它上升到很高的原则问题,我还
是想深入谈一下。

    纵观最近以来关于毛的私生活传闻,不外乎有两个风源:一个是王若望先生
关于毛泽东强奸孙维世的奇谈;一个是毛的前任保建医生李志绥的证词。在我们
就这些传闻作出道德评价之前,试问这些传闻的可靠程度究竟有多少?

    我们先来看看王先生的说法。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政治原因,没有很多机会
去读王老的文章,那时对他敢于向强权挑战,为民主自由而斗争的勇气是很心仪
的。然而出国后,接触他的文章多了,我对他的感觉是一落千丈。有机会经常拜
读他在<<世界日报>>上的大作,没想到这位所谓的“著名的作家”(顺便提
一句:我问过许多饱学之士都不清楚王老在文学上有甚么有影响的代表作,也许
该怪我们孤陋寡闻吧!一笑)写出来的政论文章其水准跟文革大字报差不多,满
篇除了口号和情绪化的宣泄外,很少见到有实实在在的真知灼见,真让人失望。
他的关于毛和孙维世的文章除了“色鬼”、“暴君”、“独裁者”这些大字报用
语外,一接触到事实就漏洞百出,这一点中文网上早有朋友一一指出,这里就不
多述。我这里只想指出,王老在他的文章中提到孙的丈夫金山是其好友,与他们
夫妇应当很熟,却连孙去世的时间错了个十万八千里,甚至闹出孙在“四人帮”
垮台后扬眉吐气的笑话。胡编滥造的水准未免也太不够了。

    就在王老为关于孙维世的文章道歉不久,<<世界日报>>又有报道说王老
又“发掘”出一位毛泽东的情人,不过这次王老大概学乖了,不敢提这位“情人
”的名字,亦不敢言之凿凿了,只敢说他某次去开文代会,在路上见前面有位美
人,于是仔细观察,觉得很特别,然后某位(名字也没透露)同侪向他耳语:“
此女是老毛的情人”云云。于是咱们尊敬的王老就凭这点又开始痛责“伪君子”
“色鬼”、“暴君”毛泽东了。王老的水平如此不济,真令人扼腕太息!

    至于那位李医生的说法,似乎难以驳倒,原因不外乎此公的特殊身份使得他
能道出许多旁人无法了解的秘辛。然而,他的证词究竟有多少可信之处,就值得
怀疑了。至少到目前为止,他只能说说而已,拿不出任何人证物证。按他的说法
老毛一生之中与数百女性有染,他说出了名字的也仅张玉凤、孟锦云等两三人而
已,而这些人全都否认了这些传闻,联想到有些人恬不知耻地拼命要把自己打扮
成某某某的私生女,这不是很奇怪吗?为甚么没有人声称自己是毛泽东的情妇或
私生女呢?虽然我们不能由此确定李医生说的全是瞎编,但这足以让人起疑了。
另外我想说的是:李医生在毛泽东生前倍受信任和恩宠,却在毛身后极力攻击毛
不管他说的是否属实,起码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的为人殊不可取。这样的
人的话其可信程度是值得怀疑的。

    综上所述,近来有关毛的私生活的传闻都缺乏可信的证据,把它当作茶余饭
后的谈资,或满足某些人的好奇心以至于低级趣味则可,要把它当作历史事实,
并由此对毛而大加鞭斥,未免不够严肃。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见到有
甚么严肃的历史学家(包括海内外的)以这些传闻为根据来评论毛泽东。滨夫先
生根据这些传闻来对老毛愤怒声讨,似有把鸡毛当令箭之嫌。毛泽东一生之中为
中华民族作出过伟大贡献,也给民族造成了严重灾难,对其荒唐不经的行径进行
批判,责难是完全必要的。然而所有这些批判都必须有严格的事实基础,否则,
仅凭一些道听途说的东西就匆忙下结论,指斥他犯了何罪何罪,岂不和老毛晚年
犯了同样错误吗?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严肃的历史,非但不能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反而会重蹈历史的覆辙。

    退一万步来讲,就算这些传闻全都属实,是不是就象滨夫先生所说,毛犯了
重婚罪,当得上“事实重婚”呢?首先必须明确,按中国法律条文,仅有“事实
婚姻”和“重婚”的术语,“事实重婚”这条当是滨夫先生杜撰。按中国法律,
事实婚姻必须有一个特点,就是男女双方虽没有结婚证,但一定是过着象夫妻一
样的家庭生活。而即使按李医生的说法,毛和那些女人也仅是逢场作戏,根本谈
不上甚么家庭生活,“事实婚姻”和“重婚”两条罪名真是无从谈起。说他违纪
则可,乱法则未必。要知道,就按李的说法,老毛和这些女人都是双方自愿的,
勉强算通奸则可。而“通奸”在中国只要不妨碍旁人,顶多属于“不道德行为”
公安机关不能以此而治罪。我们现在主张民主法制精神,对毛也必须严格按法律
办事,决不能再犯那种以言代法,混淆“罪”与“非罪”的界限,更不能从某种
政治目的出发而随意扣罪名。我想这应该符合滨夫先生“严格区分错误和罪行的
界限”的精神吧?

    滨夫先生还提到,毛对党内清廉的同志既要利用,又要排斥,并指出这是中
共内斗不断的原因,我是不敢苟同的。中共内斗的原因极其复杂,除了由历史原
因形成的党内派系矛盾外,还交织着对建国理念的不同理解、权力斗争的阴谋等
等诸多原因。把这么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简单的归结为毛对比他清廉的同志的矛
盾心理是十分庸俗浅薄的。况且,如我们撇开毛的种种未经证实的绯闻,他在个
人生活方面比之于一般的国家领导人,还是很清廉的。因此滨夫先生的说法站不
住脚。

    至于滨夫先生把江青的从政经历和毛的私生活联系起来,把她的所作所为归
咎于其家庭生活的不幸,虽有一定道理,却嫌牵强,忽略了江青个人人性的弱点
和政治环境对她的影响。在认识毛以前,江青本来就是一个自私,善变、占有欲
和支配欲极强的女人,这从她在上海滩的所为可见一般。到延安后,她千方百计
地设法打入上层,可以说也是这种权力欲的表现。如果不是这样,毛也不可能认
识她。江青与毛结合以后,中共内部曾有决议禁止她参政,使得她的权力欲和支
配欲被压抑到了几乎变态的地步,这才是她后来疯狂表演的根源。而她为了掩盖
自己早年的丑史而对有关人士的残酷迫害也暴露出她的本性就是一个缺乏爱心、
残忍、阴毒的女人,再加上女性特有的某些弱点,如爱虚荣、心胸不宽,才使得
她成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继慈禧太后以后又一怪胎。

                        二。关于中国的人口问题

    滨夫先生认为我在文章中不适当地夸大了中国的人口危机。我想,大概滨夫
先生在中国大陆的生活经历很有限,或者是没有充分理解到人口问题对中国的现
代化进程的压力有多么大。举一个生活中的小例子:我八五年进大学的时候乘火
车由成都去武汉,除了春运期间外,平时火车上人还不是很多,通常还会有不少
空位,可是,到八九年大学毕业时,同样一条列车线,同一段时间,明显的可以
感到拥挤了不少,不仅难以再有空位,而且车上常为争座位而发生争执。另外,
我想凡在国内长大,最近出国的朋友应该有体会:当你走在大街上,你会发现街
上的人会一年比一年多。固然,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们走出了家
庭,使得交通和公共场所变得很拥挤,但人口的高速增长不能不说是个重要原因
按官方的统计资料,中国目前每年净增人口接近两千万,相当于台湾省的人口,
这就是说,中国每年必须多白白养活相当于一个台湾省的人口。这样的压力我想
不会小吧?短短十二年,中国人口就增加了两亿,我想凡是站在比较客观的立场
上的人,都不会不体会到为政者在人口压力下的苦衷。

    滨夫先生认为,在人口问题上,重要的是相对人口密度,这当然不错,但很
明显,滨夫先生忽略了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人口的区域性分部。诚然,就整体而
言,中国的人口密度不是很高,但了解中国的人士应该很清楚,中国的人口绝大
部分都集中在东南部和中部等一些地理条件较好的地区。西藏、新疆、内蒙、青
海、宁夏、甘肃等地区,面积几乎占了全中国的一半,而其总人口比四川一省人
口还少(四川人口一亿一千万左右),这一地区属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
文化都相当落后,其地理环境、气候也相当恶劣:沙漠、高原、冰川等等。而在
那些人口较多的省份,人口又往往多集中在比较发达的地区,如四川省人口大多
集中在成都平原和重庆等重要城市周围,而川西、川北等高原地区则人烟稀少。
这就是象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人口问题的复杂之处,远非日本、南韩或中国台湾省
这样一些小国和地区可比。把中国的人口问题和这些弹丸之地的状况进行同等比
较是很荒谬浅薄的。

    关于人口和经济、政治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本文不拟详述。只
想指出这决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学过生物数学的朋友都知道,动物界最简单的
捕食者系统经过大量的理想化以后,其数量之间的消长也要用非线性微分方程才
能描述。具体到人类这个大系统,更是复杂得不可想象。中国的人口问题,除了
数量繁多外,还有素质低下、文盲众多的问题。绝不象滨夫先生说的那么简单。

                           三、罪耶?非罪耶?

    滨夫先生和我的另一分歧是:毛的晚年究竟是罪还是错?毫无疑问,毛在建
国后二十七年主政期间,对国家和民族造成了巨大的灾难,可以说失多得少。然
而,这些灾难的责任并不能完全推在毛一人头上。况且,既然滨夫先生一再强调
法治和民主,却往往未经法律上的分析,就给毛加上重重罪名,这和文革时期那
种践踏民主与法制,随意定罪的造反派行径有何区别?难道因为毛晚年破坏了民
主与法制的原则,我们今天就有权以同样的手法去对待他吗?如是这样,那这太
可怕了,以这种方式去追求民主和自由,必然会导致历史的悲剧重演。

    相信滨夫先生一定会了解法律上“无罪推定”的原则,那就是说,任何公民
在被审判并被法官依据法律判定有罪以前,在法律意义上都是无罪的。这一原则
切实保障了每一位公民在法律上的合法权利。以这一原则来看待毛,他既然从未
经过法律程序被判定有罪,他在法律上就是无罪的。任何把他称为罪犯或暴君的
说法,都只是情绪化的宣泄。自称尊重民主和法制的滨夫先生无疑违背了民主和
法制精神的这一重要原则,而情绪化的冲动(这可以从滨夫先生的行文中看出来
)恐怕也有违滨夫先生评论毛泽东的“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初衷吧?

    毛究竟是犯罪或是犯错,如前所述,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来认定。毛已作古,
这是无法办到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真的对他来一场审判,结果会怎样?我
这里不准备讨论这个问题,只是提出来,希望大家深思。

                          四、逻辑问题及其他

    滨夫先生认为我原文中“。。。完全否定他,就等于。。。伟大历史。”一
句有逻辑问题,并以希特勒为例来反驳。我很不以为然。但是,既然滨夫先生提
出了逻辑问题,我们不妨对这一句进行一下逻辑分析。

    从原文行文逻辑看,很明显,我这里“完全否定他”的“否定”一词涵括了
两层意思:一、否定毛及其战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所作的贡献。二、否定
他在建国后的种种荒唐行为。认真读过该文,应该很清楚这句意思是说,尽管毛
的后半生应该被基本否定,但如果我们否定了毛前半生为民族作的贡献,就等于
否定了中华民族为民族的崛起所作的奋斗。我不觉得这有甚么逻辑问题。倒是滨
夫先生拿希特勒来反驳显得不太妥当。要知道,希特勒,纵观其一生,除了给世
界人民和德国人民带来灾难外,没有丝毫值得肯定之处,与毛曾为民族和世界和
平作出过伟大贡献丝毫没有可比之处,谈得上肯定了老毛的功绩就必须肯定希特
勒有功绩吗?

    诚然,没有毛,中国人民照样会站起来,中华民族照样会统一。但,难道我
们就应该因此而全盘抹杀毛的丰功伟绩吗?民众的努力和自强固然是决定性的力
量,但领袖人物的作用也不可低估。功是功,过是过,毛后期犯了严重错误,但
并不能因此而否定他早期的功劳。那种因某人后期犯了罪错,就全盘抹杀他的功
劳的作法正是毛时代的典型作法。滨夫先生满篇对毛痛加抨击,却往往不自觉地
运用毛时代的陈腔滥调,恐怕进入一个方式上的误区了吧?

    至于滨夫先生文中指斥我极大低估和藐视了伟大的中国人民,似乎责之过分
缺乏根据。我在原文中并未提到“没有毛”就如何如何的话。上引的文中那句话
由上下文看,还包含有“否定毛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运动”,就如何如
何的话,稍有逻辑常识都不难看出这点。显然,这里我已把全民族的浴血奋斗包
含进去了,只不过把毛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而已,况且,这是一篇评毛的文章,
而非历史评论,并无必要面面俱到。

    最后,滨夫先生认为毛的最大过失在于对文化、道德方面的破坏。我是难以
苟同的。当然,不可否认,文革对人民的思想、道德方面有着很大的负面影响,
但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旧道德早在中共掌权以前就在外患内忧之下被破坏殆尽。
文革之所以给人们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的传统道德的印象,是因为建国后中共极
力宣传共产主义道德思想,而人民出于对新生活的幻梦,比较容易接受这些新道
德标准,因此建国初期整个社会风气较好,由于这和文革以后反差太过强烈,才
让人们觉得文革对人们的价值标准摧毁得很大。但果真如此吗?非也!如前所述
传统的旧道德早已被摧毁,而新的道德(即共产主义道德)虽然高尚,却违背人
性,这个先天不足,注定了它迟早都要被毁灭,而文革只不过加速了这种进程而
已。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恐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早日推翻不切实际的道德标准
重建传统的、现实的价值体系。我认为这正是文革这场灾难带给我们的唯一正面
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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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和中国科学

                               吴逸夫                

                      一·更需要开创性的思想家

    《布法罗人》第一期【世事聊斋】中胡建先生的<<陈寅恪先生事迹漫谈>>
一文,提到《华夏文摘》上曾有一篇<<我们应有什么样的学者>>的文章,说该
文认为陈先生以其渊博学识,却只钻进典籍史料的考证,未能给中国思想发展带来
重要影响,乃是一大遗憾。胡建先生认为不必如此苛求象陈寅恪先生那样的学者。
但胡建先生的文章最后也指出,“陈先生的一生,学识宏大精深,却未有与之数量
相应的遗产留给后人,实为中国学术界的不幸。从陈先生对学术自由、精神独立的
呼吁声中,难道我们不能思考到一些更深刻的东西吗?”

    胡建先生提到的那篇《华夏文摘》上的文章,我查了一下,题目叫“《‘史学
大师陈寅恪’读后》的读后”(载《华夏文摘》cm9306c),该文其实并没有苛
求陈寅恪个人,只是认为:“作为一个民族,其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主要由大学问家
构成,而鲜有伟大的思想家,这是非常值得我们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整体而去
深刻反思的。”

    不过胡文提出的“我们应有什么样的学者”,以及“思考一些更深刻的东西”
的问题,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不妨就这个题目说点话。 

    我们应有什么样的学者呢?答案是应该有各种各样的学者。但是我们更需要大
思想家和开一代先河的开创性大科学家,如牛顿、爱因斯坦之流。原因很简单,因
为“物以稀为贵”,我们太缺少这样的学者。

    人才的问题,孤立地看,是没有价值高、低之分的。但是众多人才组成的人才
结构,确实有其(结构比例的)优、劣之分。如三个将军加一个战士的组合就不如
一个将军加三个战士的组合结构好。中国历来的知识分子中,多的是整理、注释性
的学问家,而极少极少开创性的思想家。这是一种人才结构比例的严重失调。

                          二·儒家传统的消极影响

    这种比例失调,同儒家传统有密切关系。其中之一是儒家的“述而不作”传统
。早期儒家以太古尧、舜时代为理想社会,以尧、舜、周公为道德典范,后来的儒
家则再加上以孔子、孟子为万古师表,总之,儒家的思路基本上厚古薄今,重继承
轻创新,是比较保守的。

    此外,儒家是非常讲究实际的哲学流派,这个特点导致它对纯理论思考的轻视
。儒家又是强调道德、伦理关系的学派,这使得它於自然科学很少起推动作用。

    当然,孤立地看,重视实际和道德伦理,都没有什么错。问题是在独尊儒家的
“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下(我们可以把这个“教”广义地理解为“文化教育”
),用行政的手段维持“一花独放”,必然压抑其他学派的发展。

    孔子“敬鬼神而远之”,又说“未知生,何知死”,对有无鬼神以及灵魂这类
脱离实际的问题不置可否、不多谈论。这自然也有明智的一面,不过同时也隐藏了
不去追根究底、追本穷源的不够认真、不彻底的态度。

    战国时期“杞人忧天”的故事说,杞人因为看到万物没有支撑都会掉下来而担
忧到天空也会掉下来。在儒家主导的中国社会中,作脱离实际之玄想的杞人历来是
被嘲笑的对象。

    其实,杞人这样的人,正是中国人才结构中非常稀少而可贵的一种类型。古希
腊时代的各种学派,中国春秋战国争鸣百家中大致都有,如苏格拉地和儒家,伊壁
鸠鲁和道家,画廊派和墨家,大致上可说旗鼓相当。只有欧几里德一类的格致、逻
辑家,我们的确找不出来。而杞人的思路,颇类似於牛顿看到苹果落地而想到万有
引力,如果发展下去,就是和欧几里德相当的一个学派了。

    当然,一个社会中,象杞人这样的人太多,自然也是不必而且不利的。但应该
尊敬并容许这样的人存在,大可不必加以嘲笑和封杀。这样的人越少就越应该保护
,这不仅是出於“物以稀为贵”的结构需要,还因为在越是少数的情况下坚守信念
越不容易,越显其人格之高贵、刚正。

    在独尊一家环境下的儒家,必然自以为穷尽了人类真理,成为“非礼勿视、非
礼勿听”的自我封闭体系。这个学术思想的大一统迫使历代的知识分子,都将主要
精力用于“替圣人立言”、阐发经典中“微言大义”的经学之中。正如“《‘史学
大师陈寅恪’读后》的读后”一文所指出的,春秋战国以后的一部文化史,主要就
是内容以儒家经典为对象的各类“注”(传、笺、解、章句等)以及对各类“注”
进一步注释的“疏”(义疏、正义、疏义等等)。解放之后的文化学术研究,则主
要是对马克思经典、党的政策和“领袖思想”作注释。总之,我们所擅长的是注释
、考据,所短的是创新、开拓。近年来的民主思潮中,主要也是对西方的民主、自
由理论的注释、阐发,创新仍然是少之又少。

    近代实验科学的哲学创始人培根,对於以封闭性为特征的经学有过很好的批判
:“这一种颓废的学术,主要是在经院学派中统治地位的。这些学者,由於他们有
敏锐、坚强的智力,有充足的时间,而读书的种类很少(犹如他们的身体是关在修
道院和学院的僧房中一样,这些人的智力都是被关在少数作者,特别是他们的独裁
者亚里士多德的狭小的范围里的),……他们就根据一点点的材料和无限地运用巧
思,给我们编织出了存在於他们著作中的那些十分费力的学术罗网。为什么呢?因
为人类的智力,如果用在事物上的话……,他就要根据物质材料来工作,并且要受
到材料的限制;但如果把聪明才智用在自己身上,有如蜘蛛的织网一样,这工作就
成了无穷无尽,并且结果的确能织出许多学问的蛛网来。这些蛛网就其工作和丝线
的精细来说的确了不起,可是并没有什么实质,也没有什么益处”(见培根《广学
论》)。

    在儒家“述而不作”指导下的学问家、考证家,都强调知识的数量,而轻视新
思想、新见解的提出。但在理论的发展上,自然,起码的数量是必须的,但数量到
了一定程度之后,就不起作用了。如门捷列也夫周期表建立之初,所知道的元素不
过只有三、四十种,但这对於建立基本的周期规律已经够用了。历史科学也是如此
,这里往往是洞察力比知识的渊博更为重要。研究科学发展史,考据出牛顿究竟是
在哪棵苹果树下想到万有引力的,这对理解科学发展的规律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呢?

    中国的历史太丰富了,历来读书人掌握的历史知识都是极其丰富的,但是这并
不能因此产生伟大的历史学家。中国的文化遗产,既是一个伟大的宝藏,又是一个
无底洞,历来多少读书人,就淹死在这个无底洞里。所以没有正确的方法、观点指
导,知识、材料并不总是越多越好。 

    没有新鲜思想嫩芽冒出来的土壤,越是肥沃、丰腴,反而越是窒息、腐朽。

                              三·多元政治和独立思想

    儒家“述而不作”导致的缺乏独立精神,同儒家一统天下的政教合一的外部文
化氛围,或者说大一统的政治文化背景相结合,必然导致文化的停滞。

    文明的动力来源於开放交流的动态多元。人类主要几大文明,都发源於小国间
频繁交流的政治文化背景。

    在希腊城邦林立和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希腊半岛和中原大陆的工匠、知识分子
自由穿梭于互相开放的各国间。春秋战国时期的君主,常常向谋士请教如何吸引别
国老百姓、特别是士人来投奔自己的国家,将此看做一项重要的国家决策。印度文
明和阿拉伯文明也基本是如此。

    当代英语文化的发展也同多元开放有密切关系。在英语国家中,有着大致相同
的文化传统和语言文字,人才和文化、经济各方面的交流,在整个国际社会中是最
为自由方便的。这种开放多元的结构,对於英语文化的发展,无疑起了巨大的促进
作用。    

    儒家似乎并没有直接论证大一统的地方,但历来的儒家都拥护大一统又是个明
显的事实。正象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主张领袖终身制的地方(相反,马克思的著作中
是主张巴黎公社式的经常性的民主选举的),但实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无不实行最
高领袖的终身制又是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个现象问题很值得研究,希望能听到网
上朋友们的高见。)

    有一点是肯定的,儒家在由“修身”而最后达到“平天下”的理想指导下,就
必然由自身的缺乏创造性而发展到压抑整个社会的创造性。

    不过,儒家改造社会从自己做起的原则,本身还是积极进取的,应该继承。为
了创造社会的多元,学者们应该从自己敢于独立思考、提出新见解做起。

    早几年前大陆上有个流行的口号叫“理解万岁”。我以为对於中国的知识分子
来说,更重要的是“见解万岁”。“理解”总是以别人的东西为参照坐标,而“见
解”才是自己的,中国知识分子缺少的是独立的意识。 

    现在大陆上知识分子的在“一切向钱看”的浪潮下纷纷下海经商,这股风也已
经在海外中国知识分子中掀起不少的波动。下海本身孤立而言,并不一定是坏事,
但下海知识分子的比例过高,这无疑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不善坚守自身价值观的一个
表现。其后果很令人担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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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生活〗



                     海外中国学生学者就改善刘刚及其他
                          政治犯的狱中待遇的努力

                               (综述)
       
                                  陈曦

    1993年春,一封出自被关押于辽宁凌源监狱刘刚之手的信,辗转数月,传
至海外。信中揭露了狱方对他的残酷虐待,呼吁海内外一切关心中国民主进程的人
们予以援手。此信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

    1993年6月,我们十几名同学,起草了致中国党政领导人的信,要求中国
政府立即调查此事。如属实,则应停止虐待,依法处理有关违法人员。同时我们要
求,改善刘刚、王军涛、陈子明及其他政治犯的医疗,生活待遇,允许留学生考察
团实地考查凌源监狱,会见刘刚本人,以澄清事实真相。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电脑网络,向全世界的中国学生学者呼吁,所有海外中国
学生学者,无论政治观点如何,都从人道主义出发,在公开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
我们强调指出:信中所提要求,都是中国政府应当而且可以做到的。且这样做的结
果将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建设。

    短短十几天,我们收到了来自十几个国家上千名同学的签名。不少同学在签名
的同时,更表达了他们的情感。一位同学这样写到:“在数以百万计的参与89年
民主运动的人中,仅有极少数人敢于承担历史责任。有人逃避,有人渔利。刘刚是
那极少的英雄之一。”另一位同学写道:“刘刚为中国的进步付出了代价。希望我
的签名能帮助他。”

    7月1日,由1144名中国学生学者签名的呼吁信分别寄给了江泽民,李鹏
,乔石,李瑞环,朱容基,朱开轩,萧扬,张思清,陶四驹,任建新。两个月过去
了,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回音。这期间,<<潦望>>及<<北京周报>>发表了一
篇采访录,通过凌源监狱管理人员及在押刑事犯之口,否认刘刚曾受迫害并指控刘
刚说谎。同时发表的还有一张刘刚在一间有彩电及整架书籍的舒适牢房中的照片。

    9月14日,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委托教委信访局写来了回信。信中否定了刘
刚曾受虐待,并表示:“我国司法部门曾多次接待国内外人士访问监狱。欢迎留学
生回国考察。如有问题可与使领馆联系。”

    在向签名者转发此信的同时,我们开始筹备留学生考察团。不少同学表示希望
参加考察团。我们正式向司法部提出了申请:希望留学生考察团于94年初实地考
察凌源监狱,会见刘刚本人。12月,纽约领馆胡、艾二领事非正式约见我们部分
发起人,传达了教委对此事的正式意见:

1。 教委不接待留学生考察团。
2。 教委不会协助我们获得司法部的批准。

二领事进而断言,刘刚事件的真相已经大白,更多的诉求只会损害中国的利益。海
外学生学者中关心此事的只是少数。中国人权中最优先的是生存权,是温饱问题。

    我们指出,海外媒体对此事的报道远不同于国内报刊所载。留学生考察团的考
察将有利于澄清事实,促进中国人权的进步。从根本上说,将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人民的民主权利与温饱无必然的矛盾。反之,历史上的人祸皆由专制而起,如果关
心中国人权的人真的只是少数,则更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

    会见后不久,我们将会见纪要通过电脑网络转发给了同学们。不少同学来信支
持我们。一位同学写道:“谁说你们是少数?请加上我的名字”。 

    我们再次向司法部提出了申请。12月30日,司法部回了信。信中指出:

1。罪犯服刑期间只能会见亲属。
2。<<潦望>>及<<北京周报>>记者曾采访了凌源监狱并向世界发了报道。
3。监狱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一般不接待参观。如国内外有关人士出于司法交
    流的目的需要参观,则须由司法部门指定监狱。来访者无权指定被访监狱及犯
    人,更不能考察监狱。
4。刘刚未受虐待。

    收到此信不久,又传来了刘刚被禁会见亲属,管教人员打伤探亲被拒的刘刚之
妹的消息。我们又一次写信给司法部,指出:

1。政府的规定不能妨碍人民行使宪法规定的权利,不能超越宪法。包括司法部门
    的所有政府部门都应接受人民的监督。
2。<<潦望>及<北京周报>记者能够采访刘刚,则我们的申请应可依相同之法
    规得到批准。
3。我国政府已允许非司法机构的国际红十字会考察我国监狱。留学生考察团的考
    察与后者相似,都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目的。
4。海外媒体报导的凌源监狱虐待、迫害刘刚并打伤其妹的恶行,毒化了中国经济
    建设的国际环境。为澄清事实真相,促进中国与世界在人权领域互了解,留学
    生考察团有必要尽早考察凌源监狱,会见刘刚本人。

    这封信寄出已数月,尚未有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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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天地〗

                        我的哥哥

                               ·晓拂·


    哥哥比我大两岁。在家中是老四。我叫他“四哥”,虽然我只有两个哥哥。

    家里孩子多,父母亲照料不过来,所以在我六岁时,他们就将我和哥哥一起
送进了学校读书。把学校当成了我“日托”的地方。

    为了哥哥好照顾我,父母要求老师将我与他分在同一班。报名时,老师将我
的名字写错,开学后虽然发现了,父母也懒得叫老师改过来。这个错误的名字刚
好与哥哥的名字形成对偶。就这样一直沿用了下来。家里的孩子中,我与哥哥相
处的时间最长,是否与这个名字有关?

    没想到,我虽然年纪小,却极会读书。是永远的好学生。小学时,常拿双百
分回家。从小学到高中,老师都很喜欢我。只站过一次办公室,为了将我同桌的
男生脑袋砸了一个大包。

    那是小学五年级。有一天,看我的同桌名字写错,便问他:“你不是叫陈建
平吗?为什么写成陈近平?”他说:“陈近平是你父亲。”这还了得,敢骂我父
亲?从小到大是最恨别人骂我父母的了。二话不说,抓起桌上的文具盒就在他脑
门上狠劲地敲了一下。他脑袋立刻起了一大包。小男孩没想到我这么厉害,傻掉
,都忘记了还击,裂开嘴就哭了。中午,老师将我俩叫到了办公室,问明原因后
,两人都罚站一小时。

    哥哥却是不怎么爱读书。他喜欢做手工,喜欢画画。

    哥哥也不爱帮助做家务事。

    由于有我的比较,加上小时候我很好强,不但读书从来不让父母亲操心,在
家也比较懂事听话,很会体谅父母的辛苦,爱帮助做家务事,做不清楚也爱做。
十一岁时就懂得早起将早餐给父亲准备好,并且预备父亲中午要带去的饭菜。而
且,我小时候身体不太好,所以,父母总是疼爱我多一些。有时候会听到父母说
:“大的还不如小的。”这样的话一定很伤哥哥的自尊心,只不过我那时不懂。

    在家父母会批评他,在学校小朋友有时也会说:“XXX,你怎么还没有你
妹妹成绩好?羞不羞?”小孩子口无遮拦,并不知这话很残酷,会伤着我哥哥的
心。

    男孩子爱打架。他在外面惹了祸,回家后我即使不主动告状,但父母若问起
来,我也不敢不老老实实地“交待”。这样,哥哥就免不了要吃苦头。

    其实,父母不懂儿童心理,要是他们将哥哥转学或是转班,没有了那么大的
压力,哥哥的成绩说不定就好起来了。生活的艰辛也使得父母无暇去研究去倾听
哥哥的诉求,不能够尝试着走入哥哥的内心世界,与他同欢乐共呼吸。只一味地
认定这个孩子不好。

    所以,哥哥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很苦,从小学到高中就没有自在快乐过,虽然
,读中学时,我们已不同班了,但依然同级同校。当我每次兴高采烈地回家汇报
成绩时,从未想到过拿不出好成绩的哥哥该是怎样地窘迫和难过?

    这样的压力养成了哥哥反叛的性格,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坏,老与父母顶嘴
。哥哥的脾气与父亲相似,都很躁很倔。顶牛时,自然是哥哥吃苦。

    六个孩中,数哥哥挨的打最多了。父亲打他从来不怕也不下跪,还不停地回
嘴,因而他挨的打就越多。有时候,看他与父亲顶得太厉害,父亲也打得他实在
可怜,就悄悄溜到他的身边拉拉他的衣角,求他不要再气父亲、不要再犟了。

    高中毕业时,一同考大学,我考上了,他却没有考上。

    没想到我去北京读书才一个月,哥哥也来了北京,当兵去的。哥哥从小读书
不好,就是爱画画。为此父亲不喜欢他,他去当兵却是因为会画画。到北京后,
哥哥来看我,说:“要是我不出来当兵,在家里快活不出来了。我等不到下一年
再考大学了。”哥哥说这话时,有一些伤心与难过。他此时与父亲的关系已极不
好,父亲几乎天天骂他。

    哥哥每两周必来看我一次,每次来必买一大堆水果给我,帮我洗衣。他说我
人小,洗不动外衣被子这样的大东西,手会搓衣搓出血来,所以,我在北京读书
时的衣服大部分都是他洗的。做小兵的钱不多,他也基本都花在了我身上。身上
只剩下几元钱也要买水果给我。过节了他也常常把我接去过或带我出去玩,所以
,我一点儿也不孤单。

    有一次,哥哥来看我,我比较不懂事,钱乱花,将钱拿去乱买一些没有用的
书,花光了,没有钱买洗衣粉冼衣。哥哥身上只有两元钱,也拿去给我买了一袋
子洗衣粉。记得那天哥哥似乎很忙,给我买了洗衣粉之后,他便要离去。站在宿
舍的走廊上目送哥哥远去,我的眼睛潮湿了,在心里告诉自己:将来一定要好好
回报哥哥。

    哥哥对我是这样地细致体贴,乃至于我去他那里时,他的同事都说:“你哥
哥是给你当勤务兵来了。”

    哥哥是画画的人,又爱做手工,手自然很巧。那时,做了很多东西给我。他
做的台灯书架比买来的还漂亮。同学们都好羡慕的。

    父母亲一定想不到长大了的哥哥是这样懂得柔情的人,会常常帮我洗衣,给
我买水果。

    哥哥说我书读得越多越没有用,一付笨兮兮没出息的样子。每次带我上街,
总是担心半死,因为我走路从来心不在焉,乱想心事。哥哥老担心我会被汽车撞
。在北京骑自行车时给汽车撞过;来美后,开车也与小车、卡车都撞过,有一次
还差点儿与火车撞。每一次撞车都是命大,人一点儿事也没有。不知哥哥如在身
边,又会怎样担心我?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上面的哥哥姐姐都给了我许多爱许多关怀。我不知如何
才能报答他们。如今,身边已不再有疼爱我的哥哥姐姐,自己得肩负起自己的生
命、自己的责任了。

    每当想起哥哥的坏脾气,和小时候他吃的苦头,我心里总是内疚,因为那多
多少少与我有些关系。可是,哥哥从来就不曾抱怨过我或者恨过我,他一直是那
么地关心我爱护我。

    我想,若父母不认定读书好的孩子才是好孩子,若父母不把哥哥与我放在同
一个班,哥哥的童年和少年是否会快乐许多?他们要是明白只要孩子顺其自然生
长,长大了一切正常,胸襟开阔,乐观就好了这样的道理有多好?

    我以为,培育孩子就如插花,方向错了,一盆花就会乏味,没了生气,若顺
着花的势态插,便会使整盆花韵味无穷,充满笑意,因为花,她对自己被插在那
里的位置很满意。

☆☆☆☆☆☆☆☆☆☆☆☆☆☆☆☆☆☆☆☆☆☆☆☆☆☆☆☆☆☆☆☆☆☆☆

  折断的翅膀

      百合

夜雨是你随意洒落的情丝
我折断的翅膀  淋湿后
再也飞不起    终于
无语地跌倒在你叹息的目光
从此  记忆停在这最后的雨夜
我挣扎  却怎么也走不出
你永远谜一样的八卦

你不肯为我裹扎伤口
也不让我  挪进你的衣角
温暖我将要僵硬的身体
雨丝如线  却缝不起
我想为你歌唱的那些日子
你知不知道我的眼睛
已溢出流水  长满芦苇
有痛楚和无奈  从芦根
缕缕送进芦管  在你脚边
蔓延开芦花般的雾
倾覆你昨天的书桌
打湿你明日的稿纸

让我为你唱支永别的歌吧
让我离开你记住你
我曾慰藉过你无歌的日子吗?
我会频首你今夜站立的位置
让你遗忘我但又深深地记住我

--1994年4月27日
于PEN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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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法罗人>>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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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    胡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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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Merrimac 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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