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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S in Buffalo
                            
           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 中国学生学者主办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uffalo
         SUNY at Buffalo,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第四期

                      “六四”五周年专刊

         一九九四年八月十日出版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日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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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导读

    朋友们好!这是我们第四次见面了。

    今年是六四事件五周年。六四事件做为一个抹不掉的历史伤口,每年都会引
发世界上任何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心痛。尤其那些曾身临其境的人更是如此。
然而,纪念六四却不能仅仅限于道德的控诉。如何从回顾中汲取民族的教训,避
免类似事件的一次又一次地发生,却是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所应当探讨
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不断重演的悲剧实在是太多了,而我们却又总是健忘。

    四个月前的清明节,布法罗纽约州大多学科讨论会,布法罗六四基金会和本
刊编辑部召集了布大的一些关心中国政治,经济,人权发展前途的朋友,座谈了
五年来中国在上述诸方面的进展,以及相关的中美关系现状。会后,一些朋友花
了不少时间整理成文。虽然现在发表的只是当时座谈的一部分,并且作为非专业
人员首次做这样的工作难免有所疏漏,读者还是可以从中看到当时讨论会的气氛
和相关话题的深度。

    会上除了一般性的讨论以外,胡建先生还就当前海外民运组织的活动状况作
了一个专题发言。他用集体心理行为分析的方法,对表现在民运活动中的误区行
为作了一个简要讨论。并就误区行为的特征和相关概念,如原初目标等,作了一
个简单介绍。康华先生对此发言作了评论,提到了与原初目标有关的多元的包容
和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等问题。两人的发言都颇有启人耳目之处,自然也会有引
起争议之处。欢迎商榷。

    除胡建先生对当前民运的一些剖析外,加拿大的大隶先生还为本刊寄来了杂
文专稿,谈了他看到的六四时期及现今民运当中存在的一些集体行为方面的问题
。揭露了渗透在我们文化意识深处的一些病症。很有警醒之功。

    六四关键人物之一的赵紫阳在当时究竟起了什么作用?中共高层应变当时局
势的内幕究竟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不久前,舆论界曾披露了赵紫阳在六四后的一
次高层会议上的自辩。无头蝇先生撰文对此做了一个概要性的介绍,颇有参考价
值。

    六四事件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来说是灾难性的。五年来,美国朝野在如何与
中国政府交往的原则和方法问题上,一直陷于经济利益和道德伦理的两难冲突。
克林顿总统于六月初宣布无条件给予中国以最惠国待遇,在中美知识界引起了预
期中的热烈讨论。布法罗纽约州大中国历史教授戴福士(DesForges  Roger V
)先生对克林顿政府的现行对华政策进行了一番简要而又系统的评论,很能代表
当今关心时局的美国知识分子的理性声音。很值得我们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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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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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座谈纪要】民主和人权
                  一九九四年清明节座谈会纪要      宋杰远整理
2。【专题讨论】民运的误区分析               胡 建
3。【评  论】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
                    和多元主义               康 华
4。【杂  文】从“洗脑”和“被洗脑”谈起         大 隶
5。【文摘评论】赵紫阳自辩状简介              无头蝇
6。【时事短评】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思索及其他       戴福士文
                                                          杜正东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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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谈纪要】
                      民主和人权

                    -- 一九九四年清明节座谈会纪要

    一九九四年四月二日,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多学科讨论会为纪念六四事
件五周年,组织了一次关于中国民主、人权问题的讨论会。与会者是纽约州立大
学布法罗分校的中国学生学者。他们基于对民族前途的关心,本着求同存异的原
则,就中国民主、人权的诸方面进行了切磋和探讨。以下为本次座谈会的简要纪
录。由于人力、物力、时间诸方面的限制,我们尚不能将此纪要整理到令人满意
的程度。尽管参加座谈会的朋友均对各自的发言作了审阅,许多部分对于读者来
说仍然过于简略,在此请读者予以谅解。如有不同观点,欢迎讨论。


                               人权是指什么?

康 华:生存权是指对人的生命及谋生活动的认可,它不同于生存条件及谋生能
        力。当一个人运用自己的谋生能力取得生存条件时,别人不可剥夺其生
        存条件乃至生命。不是说生存权力能够保证一个人活得下去,而是指当
        一个人具备生存的能力而生存着时,其生存权保护其生命及生存条件不
        被剥夺。这并不是说改善生存条件及提高谋生能力的问题不重要,只是
        不应把它与生存权混为一谈。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权利的概念,以至于
        总是把这两者弄得混淆不清。中国政府一直说的重视生存权,实际上指
        的是生存条件及能力。老百姓当然也十分重视后者,但双方都应注意分
        辩权利为何物。权利指的是当你有这种能力取得时,可以选择要还是不
        要。即取得别人对你选择自由之认可。例如,考不上大学不等于没有受
        教育的权利。另一方面,考上大学了,我可以去,也可以不去。这也是
        行使权利的一种方式。权利归根到底是一种选择的自由。当我作了这种
        选择后,别人不可以干预我。文革时,虽然一个人没有触犯法律,但其
        生存却受到威胁。这就是对生存权的侵犯。应该从这里体会生存权本来
        的意思。生存权,发展权,言论权,自由结社权,选举权和组织政党的
        权利,都应该从对选择自由的认可这样一种观点去看。这样,在社会中
        每一个体的每一种行为能否行得通的问题都得从两层意义上来看:一方
        面是这事情凭我的能力及物质条件做得到做不到;另一方面是别人对这
        行为是否认可,可以不可以干预。

毛振民:言论自由在社会生活中是保护生存权利的一个基础。

康 华:尽管两者有相互影响,我宁可首先强调它们的相互独立性。如果你的生
        命都被剥夺了,你还有言论自由吗?

毛振民:没有生存权,但可以有言论自由权。为什么?因为当生存权利受到威胁
        时,言论自由权可以出来保护你。

康 华:并非如此,文革就是一个反例。文革时有某种程度的言论自由,你可以
        讲话。如果不让你讲话,这是剥夺了你的言论自由。但是讲了以后,生
        命却没有保障。文革时,你可以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也可以站到
        反革命路线一边;可以站到这一派也可以站到那一派。对此你开始有个
        选择,不能说这种选择已经被剥夺了。

毛振民:被剥夺了,因为在我讲话时有人拿枪对着我。我所说的言论自由是指别
        人不能拿枪盯着我,这才是权力。

康 华:不是所有情形都如此。言论自由对生存权有影响而不是保护。我只能同
        意到这一程度。

张立清:言论自由本身的含义是指不能因说话而受到惩罚。但文革时不是这样。
        如果我说的话不合某些人的口味,或我站的立场不合某些人的意,他就
        会把你投到监狱里。这怎么能说有言论自由?

康 华:同意。言论自由的完善形态需要法律保障。但我的同意是要指出生存权
        与言论权的相互独立。例如,可以设想这样一种政体,这种政体不允许
        你随便说话,但你的生存是绝不能受到剥夺的。这种政体在传统社会中
        是存在的。

毛振民:言论自由要有一个法律保障体系。

康 华:是的。权力是要体现在法律上。但在建立法律之前,公众应该有个共同
        的权利意识。即对个人行为的选择自由的认可,只要不妨害他人相同的
        自由。否则不可能建立基于个人权利的法律体系。

                        中产阶级对中国民主进程的影响

毛振民:中产阶级在中国民主进程中可以是一种动力,但也可能会延缓中国民主
        化进程。因为它的存在会抵消激进的民主革命,使快速的民主进程得到
        延缓。另外,它的生存需要一个稳定发展的环境。这可能会被独裁的政
        党或专制的政府所利用,进而延缓民主进程。

何俊儒:应当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是否一个激进的民主进程为社会所需要?它在
        速度上是否合适?我认为,如果民主进程超过了中产阶级的承受能力,
        这就是一种激进的民主革命。如果是这样,就应该反思一下,民主进程
        是否太快了?

胡 建:中产阶级的兴起是否可以作为民主在中国形成的一个标志应该是值得进
        一步讨论的。如果它的形成对民主有推进作用,那么是在什么意义上,
        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这一点的呢?我不知道中产阶级的兴起对下层阶级在
        社会上获得更多发言机会有多大作用,尽管我相信它的兴起对于否定极
        权专制可以起到积极作用。但否定了极权专制并不意味着全体社会成员
	的民主权利得到彰显。另一个问题是,如果这种渐进兴起与激进民主的
	发展在速度上有所冲突,并有可能阻碍后者,应当如何对待?

毛振民:中产阶级起缓冲作用牵制两头。从历史上看,民主都是一些先驱人物领
        导,这本身就是激进的。

陈 曦:激进的民主进程有时会超越生产了进程。

胡 建:随着中产阶级的形成及其经济力量的上涨,通过政治与经济的相互作用
        ,可以增加民间对政治的参与。从而使传统的专制统治得以消弱,权力
        逐渐转移到民间。这样一个渐进过程应当是稳妥而可取的。否则就是脱
        离了社会发展自然进程的人为催产。这将重蹈大跃进的覆辙。

何俊儒:民主基于什么?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

毛振民:中产阶级是基础,但引导他们的是民主先驱。中产阶级势必拖民主先驱
        的后腿。民主离不开文化背景,不同文化背景滋生的民主制度是有差别
        的。在美国,有西方原始民主的传统文化,西方中产阶级便主动向民主
        靠拢。而在中国,结果相反。1978年,邓小平把毛泽东从神位上拖
        下来后,确实教育了很多人。它使许多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进
        行了大反思,这也促使了中国共产党对其历史进行了反思。但十年过去
        了,不管你愿意不愿意,承认不承认,每个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在
        心中又造了一个偶象,这就是邓小平。这是神,不是偶象。因为他的一
        句话,一举一动就会影响到整个中国的民主进程。中国中产阶级受这种
        文化的影响,会比美国的中产阶级更拖民主进程的后腿。

胡 建:这个问题对于中产阶级来说并无特异性,可以归为中国人民的国民素质
        问题。

毛振民:中产阶级产生于这种文化氛围中,势必带上这种文化的烙印。整个国民
        素质肯定会影响到整个中产阶级的素质。

胡 建:并非中产阶级的素质受到整个国民素质的影响。中产阶级就是整个国民
        总体的一部分。中产阶级的素质就是国民素质的一部分。所以问题不在
        于中产阶级的素质,而在于整体的国民素质。中产阶级尚在形成之中,
        还处于婴儿状态。它将要长成什么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中国的
        文化土壤。国家形成民主体制,应当有相应的国民素质。这一点自梁启
        超起,而至胡适,鲁迅一代都有共识。八九民运同样也暴露了这个问题
        的重要性。周舵的言语虽然过于刻薄,道理还是值得重视的。


                             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

何俊儒:如果民主是目的,就是让国民随便说话,随便乱动。如果民主是手段,
        那么我要说话的目的是要合理地得到我的那份资源。我要参与政治选举
        的目的是为了选一个我所信赖的人,他有能力做事,能为人民做好事。
        不知大家对此有何看法?

张立清:民主是一种政治体制。问民主是手段还是目的,就是问政治体制是一种
        手段还是目的。

何俊儒:政治体制肯定是一种手段。

张立清:如果政治体制是一种手段的话,那么什么是目的?民主如果作为一种手
        段,其目的是保证人民幸福。

金为民:民主是一种目的。从中国历史看,中国总需要一个强人,中国的老百姓
        老是不想:自己为何不是国家的主人,为什么老是希望有个人为他说话
        。中国国民的这种心态促成了权力的两极分化,某些人的权力无限大,
        而大家则被压抑得喘不开气。这也最终造成了许多方面的不平等,其中
        有政治方面的,也有经济方面的。邓小平为何权力这样大?就是因为中
        国没有一个与他抗衡的力量来左右他的言论与决策。文革期间,如果有
        一个可以与毛泽东抗衡的力量存在,阻止毛的所作所为,中国便会避免
        文革悲剧。但毛泽东的权力太大,谁反对他谁就要被整死。中国制度不
        健全,缺乏民主气氛,从而导致了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诸多灾难。

张立清:如果民主能保证人民幸福,这样民主与人民幸福就变成一个实体了,那
        么民主就可以说成一种目的了。

                        金元政治与中国的民主

毛振民:政治,经济的资源大部分都集中在一党身上。在民主进程中,执政党会
        把一些政治权益出售给商业团体,使商业团体在交易中得到好处。要发
        展民主,其它政党必须有经济支持,但现在缺少的往往就是这一点。在
        台湾,民进党老是战胜不了国民党,主要就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原因。尽
        管民进党在民意方面占了很大优势,但由与它在经济方面不足以与国民
        党抗衡,所以在与国民党的抗衡中总是居于劣势。

陈 曦:在中国,金元政治不是近期的事情。中国管僚资本正在形成,它需要一
        段时间。

毛振民:中产阶级在其经济实力(资源),人口比例达到一定程度后,会给执政
        党一定的压力,迫使执政党重视他们的基本权益。

胡 建:当中产阶级进入政治舞台后,它是否还需要用与金元政治相类似的手段
        呢?

陈 曦:当中产阶级进入政治舞台时,它还需要不需要代言人?

                              最惠国待遇与人权

何俊儒:去年克林顿提出,中国政府要想继续得到MFN,两个条件必须满足:
        (1)自由迁徙;(2)停止出售监狱产品。中国户籍制度(不允许人
        们自由迁徙)臭名昭著,一个人生在农村就必须一辈子住在农村,子子
        孙孙如此。住在山东,就不能随便迁往广东。现行的户籍制度是否应该
        取消?最进《嘹望》提到民工潮的问题。民工潮涌入城市造成了许多问
        题,一方面这说明改革有了效果,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户籍制度的弊端。
        我不同意把户籍制度立即取消。中国有12亿人,其中城市3亿,农村
        9亿。从生产需要看,6亿农民呆农村就够了。如果取消户籍制度,人
        口可以自由迁徙,多余的3亿农民涌入城市,城市是受不了的。

宋杰远:户籍制度应该取消。户籍制度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当然取消户
        籍制度会带来许多问题,这是决策者应该考虑的。可以考虑不马上取消
        户籍制度,对地区之间的差异以及由于户籍制度造成的贫富不均匀应通
        过相应的政策进行调整。

何俊儒:我也认为户籍制度是对人权的极大侵蚀。一个人怎能没有迁徙自由呢?
        现在应该拿出一些对策,解决一下由于户籍制度所造成的问题,然后再
        慢慢取消。
	  另外,谈到出口狱犯产品问题。美国可以拿老百姓的税钱花二万美
	元一个狱犯身上。本来,一个人犯了罪,对社会造成了损害。应该惩治
	,至少应让他们做点对社会有益的可以补偿他的罪过。但目前美国的罪
	犯不仅不为社会做点贡献,反倒花国家的钱。

张立清:对监狱犯人一方面应该惩处,一方面应该再教育。

何俊儒:现在美国犯罪率长得这么快,这再教育是否值得怀疑。

张立清:狱犯生产产品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不过美国人认为狱犯产品成本低,价
        格低,别国出口狱犯产品会使美国在贸易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

康 华:监狱的犯人生产的产品成本低。监狱劳动本来的意思是他通过劳动补偿
        他们以前造成的损失。这部分损失,他以前给谁造成的损害,那他就应
        该用这笔钱去祢补造成的损失。如果把这部分加到成本里去,那么狱犯
        产品的成本实际上是很高的。美国不能把这部分加到狱犯成本里去,跟
        其资本主义核算制度是有关的。中国当然可以这样做,实际上没有这样
        做纯粹是为了竞争的目的,以降低狱犯产品的价格。

金为民:从道德上考虑,狱犯系统容易造成奴隶式的劳动,不是自由去劳动。

毛振民:美国人认为监狱系统比较容易造成奴隶式的劳动,较易发生侵犯人权的
        事情。美国无法对监狱系统进行全方位监测,只能通过限制出口产品来
        防止侵犯人权的事情发生。所以它禁止出口监狱产品,并不完全是针对
        中国来的。劳动产品在贸易中占的份额很小,不会对市场影响很大。也
        许有议员是从经济上考虑,但多数不是。

康 华:我不认为美国人认为自己有高的道德水准才这样做。尽管最初的法案的
        提出是出于这个目的,但最终有那么大的动机去支持这个法案,背后肯
        定涉及经济利益。

                          (整理  宋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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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讨论】
                             民运的误区分析

                                  胡建

    近几年来,民运似有走入低潮而不知如何重振的倾向。不仅普通民众对民运组
织越来越失望,民运人士本身亦有茫然不知何去的困惑。这固然与中共治下的中国
政府杰出的外交成就和国际大气候的变化有关,民运人士本身行为的不恰当,失去
民众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对自己的行为缺乏自省,常是一个人,一个群体重
复错误,陷于低谷而不能自拔的前提。环境难于改变,行为却是可以修正的。在目
前的萧条状态下,如何分析自己的行为,是走出困境的第一步。今天我想讲的,就
是一种方法,一种如何分析自己的行为是否恰当的方法。

    一个公众人物或团体感到最冤枉的莫过于不被公众理解,进而被公众痛骂。这
种情况的发生不外乎两种情形:第一,公众的低能;第二,当事人的所做所为偏离
了他和公众共识的最初目标,当事人却不自知。对第一种假设,我主张少作为好。
因为这不利于进一步分析,找出更恰当的原因,假如公众并不低能的话。第二种情
形则是一个明智之士所应意识到,并应首先假设的。因为“君子求诸己”常是事情
变化的开始。

    这第二种情形便是今天我要谈的主题:误区。

    什么是误区?误区是一种行为状态。常常是在一种鲜明而强烈或模糊而持久的
情绪作用下,当事人的行为偏离了其理性所确定的原初目标。当事人对此不能自知
,反而专注于与原初目标无关甚或有害的活动。俗语:“钻了牛角尖”,“只见树
木,不见森林”等,都是进入误区状态的一种表现。(顺便提一下,这里我们假定
原初目标有较高的价值。对它的偏离不构成一种具有同等甚至更高价值的行为。因
而,与这样的原初目标相比较,任何偏离行为都是不可取的。)

    如果取躬身自省的传统理性态度来反观过去,民运人士应当发现,当初民众对
自己的支持以及现在的反对都基于这样的一种期待:期待着民主自由的旗帜能给中
国带来振兴和希望。这种期待正如七十五年前的五四运动一样。那时,人们期待着
民主和科学是一剂良药,能使中国摆脱挨打与贫困。事实上,民运人士本身对民主
和自由大多也持同样的认识和期待。关于这样一种期待在两者之间的符合与否,不
知不觉便成了六四事件后民运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以及现在被冷落的原因。当初
民运之所以辉煌,是因为民运人士表现出的原初目标正符合民众的愿望,与民众所
期待的原初目标是一致的;现今民运的进退失据同样是因为民运人士的所作所为偏
离了民众原先的期待。

    那么,误区是怎么形成的呢?

    正如前面关于误区的定义所提到的,对原初目标的偏离是误区形成的本质。而
对原初目标的偏离则又离不开情绪因素的影响。因为任何一个原初目标虽都是以理
性的形式存在,但任何一个与信念有关的原初目标,如坚信民主自由对于中国的繁
荣富强之必不可少,又都离不开情感或情绪因素的维持。这种原初目标对情感/情
绪作用的依赖,便是前者易受情绪干扰,易于被忘却,被背离的原因。这常发生在
当事人不知觉的情况下。因为情绪的发生常不与理性,意识相伴行,并且易于变化
波动。当它发生作用时常常逃脱理性的监察。所以,误区发生时,当事人常常不能
自知,认识过程常被歪曲,误区行为常有波动。

    在近五年的民运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到层次不同的各种民运目标。如仔细分析
起来,在大多数民运人士那里,这些目标还可还原为一个唯一的原初目标,即,正
如刚才所说是指向中国将来的繁荣富强。自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各种原初目标,
如宗教或准宗教的信仰,个人或家庭的利益,个体或党派的情感等,不一而足。第
一类原初目标是最常见的,最为大家所共识的,也是问题产生最多的。自本世纪以
来,知识界围绕如何在现代社会强国富民,一直进行着政治社会制度层面的讨论。
科学,民主,自由的理念常做为一种灵丹妙药,一种方法为人们所谈论,所推行。
八九年以前,很多知识界精英以及政府部门的一些明智之士乃至关心国事的民众都
共识到了这一点,并把实施的希望寄托在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上。六四屠杀对所有
这些人都是一个情感上的震惊。冲击之余,大家更感到民主自由对于中国走向现代
文明在方法和途径上的重要性。对中共暴行的道义谴责与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很自然
地结合在一起,成了很长时间以来海外民运的首要目的。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与
中共及其政府的对抗成了海外民运的主要甚至唯一内容。又由于中共,中国,中国
政府,中华民族在概念和实体上的重叠,这种首要目的和主要活动内容的改变很易
构成民运对其原初目标的偏离,进而促成海外民运走进误区。

    但是,并非所有对原初目标的偏离都与误区有关。严格来说,只有原初目标在
意识层次上被忽略,或偏离后的行动目标在价值层次上不仅不构成对前者的超越,
甚至对前者还有所损害,这种情况才会形成误区。下面,我们从原初目标的信念形
式,情绪影响的方式特征,认识过程的谬误,误区行为的特点,当事人自知力的缺
失等方面,对近年来民运的误区作一简单探讨。

                            一。原初目标的信念形式

    正如先前对原初目标的归类所提到的,现在我们将讨论的范围限定在第一类原
初目标上。即,在普通人士以及许多民运人士的心目中,民主政治形式和自由主义
精神是达到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没有民主现代化就没有其
他四个现代化。对民主自由的追求作为一条必由之路,一个不二法门,是为达到中
国的强盛所必须的。在这样一个信念中,我们可以看到“民主自由”是一种手段,
服务于达到“中国强盛”这一原初目标。

    无疑,在海外民运中还有以民主、自由、人权为其活动原初目标的组织。由于
原初目标的不同,这类组织的活动方式及其意义,更重要的是后果,也有所不同,
因而不属于我今天要探讨的范围。

                            二。情绪影响的方式特征

    对这样一类原初目标的追求通常总有强烈的情感推动。这是由信念的特征所决
定的。信念有三种成份:首先是以理性形式存在的原初目标。比如象“中国将要繁
荣富强起来”,就是一种理性形式的陈述。它可以作为人们所追求的目标;其次,
是与此目标相关的情感/情绪背景或驱动力。如,在上述原初目标的背后隐藏着的
是“我爱中国”的情感。这种情感在不同性格的人那里,可以有鲜明强烈或模糊持
久的各种情绪表达方式;第三,是与此种情感相关的价值判断。因为一个国家的“
繁荣富强”总是好的,因为“我爱中国”,所以“中国的繁荣富强”就具备了很高
的价值砝码。这时,人们常会觉得,能使“中国繁荣富强”的方法总是好的。“民
主自由”假如能达到这一点,就是好的,就是爱国的,就是可取的。否则就是不好
的,邪恶的,应抛弃的。需要指出的是,情感及其价值判断常以成对的方式出现。
比如,喜欢-厌恶,热爱-痛恨,好-坏等。这是不同信仰产生相互敌对的基础。
比如,假如有人相信“民主自由会搞乱中国”,那么主张民主则无异于卖国。这两
类人可以互相辱骂对方“乱党乱国”,“汉奸洋奴”,或“因循守旧”,“专制愚
昧”。二者互同仇敌,不共戴天,甚至必欲置对方以死地而后快。

                            三。认识过程的谬误

    与误区行为有关的认识过程多表现为下列三种谬误:一是绝对化的认识判断,
即平常所谓“走极端”或“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判断模式。常因为未能细致,
严谨地考虑问题所致;二是偏差的认识判断,即平常所谓“误解”或“以偏概全”
。常以“只有…才能…”,“只要…就…”的句型为其典型的表达方式;三是严重
的逻辑过程混乱,即平常所谓“蛮不讲理”。常常有强烈的情感引导。比如,五十
年代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走向强盛”,“只有听共产党的话,
社会主义建设才能胜利”(偏差的认识判断)。所以,“不赞成共产党领导就是站
到了人民的对立面,就是敌人”(严重的逻辑过程混乱)。到了九十年代,许多人
认为“共产党的专制就是中国社会灾难的根源”(绝对化的认识判断),却忘了仔
细思考导致中国社会灾难的,导致共产党专制的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只要共产党
不被打倒,中国就不能摆脱黑暗”(偏差的认识判断)。在“凡是共产党拥护的,
我们就要反对;凡是共产党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绝对化的认识判断)这样一
种混乱思路指导下,一些民运组织的行为越来越极端。理性的头脑越来越没有市场
,甚至被视为“共党走狗”。民运逐渐走进了误区。

                            四。误区行为的特点

    误区行为表现在偏离原初目标这一实质问题上,首先可体现为手段对目的的背
离,甚至损害。误区状态所涉及到的活动内容本来常为原初目标的实现手段。但不
知不觉,手段目的化了。原初目标在意识层里被忘却。如果一个民运组织的原初目
标指向“中国繁荣”,那么,逻辑告诉我们,反对共产党专制,鼓吹民主自由就只
能是手段。六四事件彰显了这一手段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假如不恰当地手段目的
化,为了反对共产党而反对共产党,忘掉了反对共产党专制的原初目的,就很容易
走进误区。若只看到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同一而忽视后者功能的特殊性,或者不能
区分中共,中国,和中华民族在概念和实体上的异同,就可能在有效地反对共产党
专制黑暗的同时,做出伤害中国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事情。这实际上就是俗语“投鼠
忌器”的道理,也是中共对民运进行攻击的口实和公众对民运愈益不满的原因; 
    其次,还可表现为最终目标和阶段目标的混淆。误区行为所从事的活动本来是
作为达到某个最终目标的步骤,但局部目标全局化了。当事人热衷于实现阶段目标
而忘却了最终目标,甚至作出了有害于最终目标的事。比如,前面曾提到六四事件
后,谴责中共暴行与对民主自由的追求在很长时间内成了海外民运的首要目的。但
如果执于六四情结,将这个阶段目标终极化,反而会作出有损于原初目标的事情,
而这一原初目标着眼的是民族和国家利益,同时又是公众的共同关切。对这一目标
的损害极易引发公众的不满。

                            五。自知力的缺失

    当一个人走进误区时,通常意识不到下述三个方面:第一,起干扰作用的情绪
。当事人在激烈的或虽模糊但强烈而持久的情感作用下,理性的决策和行为指导过
程易受干扰,当事人却不自知;第二,当事人不能觉察其行为偏离原初的理性目标
;第三,当事人不能预测其行为的不良后果。比如,对其原初目标轻则偏离,重则
损害。这种自知力的缺失常是情感/情绪过程干扰的结果。此时,理性的自我省察
功能常常首当其冲。六四屠杀无疑是世界上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不能接受的。它所
带来的情感冲击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相当长的时间内影响着人们的理性和行为过程
。在多大程度上一个人能够意识到情感的塑型作用,在多大程度上一个人才能够对
自己的理性和行为有充分的自知,从而始终能够把握自己的原初目标。

    限于时间和篇幅,今天就先谈到这里。需要申明一点,以上所谈的一切都是基
于“君子求诸己”的一个基本态度。因为我坚信,一个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应当善于
自我批判。
□□□□□□□□□□□□□□□□□□□□□□□□□□□□□□□□□□□□
【评  论】

                      现代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
                            和多元主义

   		              康华

    胡建的论题中有两点颇具启发性。这就是:一。人们相互沟通时首先就要分
辨双方的“原初目标”是否相同,二。在“原初目标”相同时应避免立论的绝对
化与简单化,力求合乎逻辑,以澄清分歧中孰是孰非。也就是说,沟通的基础是
理性的态度。

    这自然而然引起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以理性的态度追根溯源乃至发现结论
的不同出于“原初目标”之相异以后,交流是否成为无意义?理性对此的回答应
当是尊重对方的“原初目标”,不放弃交流,尽可能地理解对方的推理过程。

    尊重要求理解以及不强迫对方放弃立场。但尊重不等于自己放弃或改变立场
。正相反,尊重之中才体现了独立而不依赖他人的自觉意识。这是知识分子人格
现代化的核心内容。作为实际政治活动无论是国际政治还是一国内部各利益团体
之间的政治,这种交谈活动构成谈判的基础,是一切可能的妥协的前提,虽然这
还不是理性的沟通的唯一功能或意识。二十世纪行将结束时,这样的政治观念正
在逐渐形成一种共识,它有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人类交往关系中的基调。这绝不
是说“理性的胜利”是“历史的必然”。理性在政治领域中的支配作用的实现,
做为政治现代化的标志,有赖于理性精神的形成,后者体现为现代化的人格。在
历史上这是高度不必然的,即便人类有幸进入这样一种境界,也要靠未来的全新
的教育体系来维持,传承,使理性精神能越代再生。而目前,在这可能的转折或
许发生之前,共识的形成与否取决于人类特别是知识分子艰巨的自我教育任务能
否完成,更不要说当初人类理性成为有影响的观念曾经如何得益于难逢的历史机
缘了。

    具体地来看,“言论自由”及“议论政治的权利”及“参与政治的权利”等
常常是知识分子的诉求,而“交易的自由”及“拥有私有财产的权利”等则自然
是生意人,企业家所要关注的。因此,人权的具体内容含有与不同存在方式相适
应的多种项目,其最大公约数就是人权的形式本身,即人们拥有不可剥夺的选择
其活动方式的自由,只要这种活动方式不妨碍他人的类似的选择。知识分子应当
鼓励和支持其他利益团体将其直接的利益诉求升华为争取相应的选则之权利,例
如企业家将单纯的投资环境改善的诉求上升为产权的诉求,而不应因争取言论自
由而否定他人诉求之人权性质。

    简言之,人权的普适性在于其形式而非内容。这正类似于前述以理性方式沟
通时双方“原初目标”各异而相互尊重的态度却是一致的。历史上,中国知识分
子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将其自身的原初目标冠以全民的或国家民族的共有的目标
或者自我否定其原初目标,以其他利益团体之关注为全民或人类理想,将其奉为
神圣从而排除了其余的选择,同时使被神化的特殊目标脱离其自由选择的性质,
凡此种种,都是不自信,无力感舆不安全感的表现,导致投靠自己所制造的幻觉
偶象之狂热,其教训不可谓不深。

    在二十一世纪即将来临的今天,知识分子中多元主义的主张逐渐为人们所注
意,有成为未来人类共识的可能,这“多元”中每一“元”即是各种不同利益团
体,有其特殊的“原始目标”,而这共识即是具普通性的人权意识,预示着新的
理性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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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  文】
                    从“洗脑”和“被洗脑”谈起

                              大隶

    谈起“洗脑”,人们马上想到本世记以来的共产铁幕。在许多台湾同学和西
方人眼里,我们这些大陆“匪生”中相当部分是被洗过脑的怪物。以本人在中文
电子网络上的言论恐亦难逃怪物之列。

    这一点也不奇怪。“洗脑”的事,过去在大陆确确实实大规模地发生过。即
便现在,想洗别人脑的人也还大有人在。本人的经历就是证明。当我还是七八岁
学童时,有一次,我那因“历史问题”被从教育部门扫地出门的母亲问我:“世
上谁最亲?爸爸还是妈妈?”,我却毫不犹豫答道“毛主席!”。妈妈一愣,随
即说对,然而却和爸爸交换了一下我当时能查觉但不能理解的无奈目光。

    被洗脑是可悲的。然而更为可悲的是,被洗脑者常常以加倍的疯狂洗别人的
脑。这些人绝不是政治上被动,消极,而是极其主动积极。多年后,我在和母亲
谈到小时候那个“谁最亲”的事时,母亲告诉我,当时他们除了觉得悲哀外,也
多少有些放心。因为在当时,我那种“标准”的回答,使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家
能在到处都是洗脑人的社会里避免遭受更多的恶运。

    被洗脑的人要洗别人的脑,是因为在他们被洗过的脑子里,只存在一元的意
识形态,非白即黑。他们狂热地迷恋那个虚无飘渺,美伦美焕的“没有剥削,没
有压迫,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一切在他们看来阻碍他们奔向那个人间天
堂的言论和行为都十恶不赦,一切不相信那个天堂的存在或指出被称为天堂的地
方也有地狱里常发生的事情的说法都成了“恶意污蔑”,非得“踩上一只脚,叫
他永世不得翻身”。更有甚者,谁脑不洗得跟他们一样连人都作不成,还要被“
砸烂狗头”。在一个社会里,这样的被洗脑-洗脑过程以链式裂变的形式发生到
一定程度,一场大规模的浩劫就要发生。基本上,这就是我所看到的“文化大革
命”这样的历史性悲剧发生的机制。

    浩劫过去了。共产主义运动在全球的失败已成为大多数人的共识。即便中国
这样仍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也正进行着带有根本性的改革。思想解放运动,对外
开放和私营经济的发展客观上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89学运的发生和六四后中共“统一思想”的企图的失败就是直接结果。六四前
后北京某单位的一位党委书记的言行为文革后十几年来中国人思想开放程度作了
很好的佐证:当学运轰轰烈烈地进行时,他谆谆告诫青年学生要独立思考,不要
人云亦云,并强调参加游行的人不要对不参加游行的人施加压力。而当学运被暴
力镇压后,在“统一思想”的“洗脑”会上,他又一次旗织鲜明地强调独立思考
,还严厉警告没有参加游行的人也不能对参加游行的人施加压力。

    然而,与这位我尊敬的共产党的党委书记相对照,在高喊“民主,自由”的
人里,我却发现有人还在试图洗别人的脑。且不说我亲眼见的89学运中一些群
众围殴贴支持戒严大标语的人这样的事,就是在海外留学生这样高层次的知识分
子中,也有一些人自以为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举着民主自由的旗织,
高叫“消灭共党,铲除暴政”这样不知所云的情绪化口号。一旦别人把民主制度
在中国实施的问题具体化,一旦人们以亲身的经历指出即使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
也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旦人们揭露一些所谓“民主精英”的种种丑闻,他们
就立即把“反民主”,“污蔑”的帽子扣到别人头上,同时对别人进行种种人格
污辱,更为可笑的是,他们为了洗你的脑,会说你之所以这样想,是因为你被共
产党洗了脑。

    我不是说有很多共产党的党委书记都能那样开明,也不是说有很多“民主斗
士”那样专制。(此话多余。可要不说,不知我又要给戴上什么帽子。)只是要
说,用共产主义洗别人的脑,在中国,是不会再有多少市场了,而用那套没有确
切含义的“民主,自由”作为洗人脑的工具,有时还是会得逞的。

    说到这里,还没有提到那些脑子清醒,却要用自己不信的东西洗别人脑的那
些人。这并不意味着没有这样的人或这些人不可恨。这些人最可恨。只是我们这
样的书生指责这种人只能让他们窃笑而已。好在这样的人还不多。只要正直,善
良的人们凡事独立思考,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市场的。就象裂变过程,只要铀23
5核团的体积小于临界值,那么不可避免的自发裂变产生的中子只能衰亡,而不
可能导致可怕的链式反应--核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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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评论】
                         赵紫阳自辩状简介

                              无头蝇

    举世震惊的“六四”风波已过去了五个年头,血的记忆已从许多人的头脑中淡
去。然而,那次事件迄今为止尚有许多疑点,特别是政府高层的决策内幕未澄清。
中共前总书记赵紫阳在这次风波后于十三届四中全会上被解除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那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他想了些甚么?做了些甚么?对于党内高层对他的指责,
他说了些甚么?这些都是大家十分关心的。以前,由于有关资料处于机密状态,局
外人只能凭空猜测。

    今年六月四日,香港<<信报>>财经新闻披露了赵紫阳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
的讲话,就这次会议关于他的问题的决定作了说明和辩解,可以算是一份自辩状,
或许能部分地回答我们上面的疑问。六月五日<<世界日报>>刊登了赵自辩状的
详细摘要。我愿借此简单介绍一下赵讲话的内容。有朋友希望我能全文照录,只是
该文甚长,全文敲入,确是力不从心。望各位朋友海涵。
 
    <<自辩状>>一开始就谈到了赵在对学潮定性问题上与当时政治局一些常委
的意见分歧。众所周之,学潮暴发不久,<<人民日报>>就发表了“4。26”
社论,把学潮定性为一场有计划、有预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号召全党旗帜
鲜明地反对动乱。对这个问题,赵是不同意的,认为它没有肯定多数人的主流。他
认为象那样一场规模浩大的学生运动,仅仅解释为被极少数人所操纵,是说不过去
的。他在自辩状中说:“总之,我是想把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很多同情者的行为
与极少数人的企图利用学潮浑水摸鱼、制造事端,攻击党和社会主义的行为严格区
别开来,避免把整个学潮笼统地作一个敌我矛盾性质的定性(“一场有计划的阴谋
”,“实质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着重采取疏导的
方针,避免激化矛盾,尽快平息事态。我的不同意见的主要之点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并不反对用“动乱”一词,但认为那仅是指学潮规模及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而
不是指性质。

    针对李鹏报告中对他的指责,赵就他在学潮中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十一点说明:

    一、胡耀邦追悼会前,常委内部没有分歧。

    二、追悼会后,他提出了三条意见并得到了李鹏和其他常委的同意:1。劝阻
学生的游行,恢复正常秩序;2。对学生要疏导,展开对话;3。避免打、砸、抢
行为,依法惩处违法分子。

    三、4。24到4。30他不在北京,不了解具体情况。

    四、5。3“五。四”纪念会上的讲话,事前经过了政治局、书记处审核。

    五、五。四在亚银年会上的讲话,本意是促进学潮的平息,增强外商对中国稳
定的信心。当时反映很好,李鹏也说讲得好,他也要呼应一下。从实际效果看也不
错。

    六、关于5。8和5。10政治局会议。“4。27”大游行后,学生坚决要
求改变“4。26”社论,赵当时很感为难,他想先绕开这个问题,在廉政和民主
方面办几件好事争取民心,平息事态。所以在这两次会议上提出了向人大常委会报
告清理公司的情况;公布高干身世和收入;取消部分特供;由人大独立调查涉及高
干及其家属的举报案件。这些建议得到了邓小平的赞赏,并说要抓住这个时机好好
解决腐败问题。

    七、关于会见戈尔巴乔夫时的谈话问题。赵说向外国政要透露十三大关于仍由
邓小平作舵手的决议已形成惯例。所不同的是这次作了公开报道。他解释说,从朝
鲜回国后听到很多议论说常委向邓汇报工作不符合组织原则。因此他想通过这个讲
话来加以澄清。他说没想到这样反而伤害了邓。他愿承担一切责任。

    八、关于5。16夜间的常委会。赵说他从朝鲜回来后发现“4。26”社论
已成为影响学生情绪的结子。所以一直考虑以适当方式解开这个结子,缓解矛盾。
但遭到李鹏反对。在这次会上,李鹏说社论里的对学潮的定性用的是邓的原话,不
能动。赵不同意这个说法。

    九、5。17在邓小平处召开的常委会上,李鹏、姚依林激烈批评赵的五。四
讲话,把学潮升级的责任全推到他头上。会议并再次肯定4。26社论,并作出调
军队戒严的决定。他在会上表示,有决策比没有决策好,但很担心其后果。在他当
时的思想状况下,耽心由他自己来执行会影响这一决策的坚决贯彻。因而在比较急
躁的情绪下,准备辞职。后经杨尚昆劝阻。5。18他又给邓打电话,并请杨向邓
转达他的意见。赵说:“。。。我觉得无论如何,在党内提出自己的不同看法是允
许的。身为总书记有看法如果不提出,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现在回想,辞职
信虽然没有发出,但当时产生这个念头,从全局来看,就是很不妥的。”

    十、关于5。19凌晨去广场看绝食学生。原来在绝食开始第二天,他就准备
去看他们,因种种原因未去成。5。19那天已到了绝食紧要关头,有死人的危险
。所以尽管当时他身体已感不适,还是去了。在当时情况下,他觉得只能动之以情
劝说学生停止绝食。赵说他的讲话至少没有起反作用。

    十一、关于5。19晚未出席党政军大会的问题。赵说是因病请假。他说请了
三天病假,假满以后就无事可干,也不让他再参加会议,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在作了这些辩解后,赵说,他对处理学潮的总的想法是设法缓和学生的对立情
绪,争取大多数以尽快平息事态。他说:“我十分担心在同多数人的矛盾尚未缓解
的情况下采取强硬手段,特别是动用武力,将很难避免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那样
就会使事态更加扩大,即使把学潮平息下去,将会留下很大的后遗症。”

    在这篇<<自辩状>>中,赵紫阳还谈了他对改革的看法。他说:“。。。人
民的生活水平,文化水平提高以后,政治参与意识,民主意识都会增强,如果思想
教育跟不上,民主法制建设跟不上,社会仍然不会安定。”他主张政治体制改革应
该与经济体制改革大体上同步进行。

    最后,赵就李鹏报告中对他的“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指控表示了保留意
见,但对撤销职务表示没有意见。他表示,他只是在党章许可的范围内就处理学潮
问题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而这些意见都是关于如何平息动乱的,从实际效果来
看,也不能说动乱升级是由他的讲话而引起。所以指责他“支持动乱”是解释不通
的。关于“分裂党”,党内<<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也有明确规定,
党的历史上也有案例可查,党从未把在党内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甚至保留意见就
叫做分裂党的。

    我读赵的这篇<<自辩状>>总的感受是不卑不亢,不象以往中共党内斗争的
失败者总是把自己骂得一无是处。这一方面说明了时代的进步,另一方面也让我们
体会到了赵可贵的政治家品格。我想这正是他在下台后反而更赢得了人们的敬重的
主要原因吧!
○●○●○●○●○●○●○●○●○●○●○●○●○●○●○●○●○●○●
【时事短评】

                      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思索及其他

                                戴福士文
                                杜正东译

    克林顿总统已承认了他的对华政策的惨败,这是个好消息。不幸的是他尚未
形成一个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鼓励尊重人权的有效战略。

    取消最惠国待遇的威胁过去总是虚无缥缈,其原因在于美国几乎会受到和中
国一样的伤害。但如今将商业利益和人权分离的努力--这种努力受到了某些美
国官员及中共的欢迎,证明了经济环境总是和政治形势及社会公正紧密相连的。

    一个有效持久的对华政策应该确认并建基于这个观点之上。克林顿恢复援助
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因为我们认识到限制人口增长对
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提高生活标准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美国需要再进一步,在鼓励中国更尊重人权的同时,应当坦率地承认美
国社会需要作同样的改善。我们应当遵从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建议,成立一个中
美双边委员会。来监测这两个国家的人权状况。在继续要求提供因六四事件而被
捕的人名录及要求允许红十字会考察中国监狱的同时,美国应当镇压那些欺压剥
削中国非法移民的犯罪集团。在推动中国法院延长审判限期及要求中国监狱停止
肉刑的同时,美国应当考虑如何减少我们的在狱犯比例(也许应该学学中国式的
调解制),这或许可以消灭这个国家囚犯们被强暴的痛苦。

    只要有可能,美国就应当给中国政策变化以具体刺激。中国发誓禁止出口劳
改产品,美国就应当做出同样的承诺;中国同意不向美国出售军火,美国就应当
有义务不向中国售卖香烟;中国答应限制向中东出卖先进武器,美国也应当这样
做。

    中美关系在其它领域应以互利互惠为基础。中国同意结束核试验并阻止核增
长,作为交换,美国与独联体应该同意将其核武器减低至其他有核国家的水平,
以此作为长期以来中国政府所呼吁的阻止核漫延的进程的第一步。作为对中国 
“一国两制”的承诺的回应,美国必须再次遵守其在上海公报中作出的减少进而
取消向中国的省份台湾出售武器的诺言。实际上,台北和北京就和平解决台湾问
题的谈判为推进海峡两岸的民主提出了最好的前景。同样地,中国决定给西藏以
更多的政治自治和宗教自由,美国国会的回报应该是取消其不适当的要求西藏独
立的立场,支持白宫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政策。

    如果中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名义下,能够向外国公司提供低税率和利润
回收,美国公司作为资本主义的要素就应该尊重中国人民的权利,给他们以合理
的工资和工作条件;同样地,如果希望中国制定新法律来反对专利产品的侵权,
我们首先应该降低这些产品的价格。

    互惠的原则也同样适用于其它国家。如果想要北韩同意放弃在核问题上设制
障碍,美国就应该明确许诺承认北韩(就象中国承认南韩那样),经贸援助北韩
(孤立和经济封锁会导致极端主义),以及朝鲜半岛的和平统一(限制直至最后
撤除美国军队)。

    在卢旺达,世界上最坏的破坏人权之地,现在揭露了由政府主导的对成千上
万手无寸铁的民众的大屠杀事件,美国应该根据禁止种族灭绝公约第二条的规定
明确地承担自己的国际义务。美国应当立即给最进由联合国授权的国际维持和平
部队以必要的财政和道义上的支持。由于兵力不足,美国应该调来驻肯尼亚的美
国海军中的一部分。这就是最近克林顿总统在安娜波利斯所呼吁的“奉献”,这
也与五十年前阵亡将士所展现的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的精神一致。

    最后,这样一个坚决的原则性的对外政策应该用于对付海地,在那里,军事
独裁者不断地向美国示威,在继续屠杀自己的人民。如果在这个半球上有什么地
方需要冠冕堂皇地以民主和人权的名义动用军队的话,那就是今日之海地。

    综上所述,美国若要最有效地为一个更和平,更公正,更文明的世界秩序作
贡献的话,它就应该有效地建立起它作为文化和政治中心的新作用,而不是小心
翼翼地维护其过时的经济,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

    (注:本文作者在布法罗纽约州大教授中国历史,他与骆宁,吴彦伯合著过
“中国民主与1989年危机:中国与美国对照”,阿尔巴尼,纽约州立大学出
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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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法罗人>>第四期

本期编辑:  胡 建  杜正东  杨妮妮  宋杰远  胡 海
打  字:  杨钊文  梁玲玲  胡 海
本期校对:  杜正东  胡 建  李乃琪
电子版编辑: 杜正东
PS版设计: 剑 玉
技术处理:  剑 玉

主  编:  胡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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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PRINT 蔡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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