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      枫  华  园       ≤×≥   ※ ※  ≤\‖/≥   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  ※ ※ ≤≤\‖/≥≥     (文史哲副刊)    ≤≤\‖/≥≥ ※ ※    ‖                      ‖    ※ ※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创刊  十日刊 总第一六八(副)期 ※ ※    加拿大中国学人联合会主办   《枫华园》编辑部主编   ※ ※                                ※ ※※※※※※※※※※※※※※※※※※※※※※※※※※※※※※※※※※ ~~~~~~~~~~~~~~~~~~~~~~~~~~~~~~~~~~       本 期 副 刊 目 录(FHY9806C—S) ~~~~~~~~~~~~~~~~~~~~~~~~~~~~~~~~~~ 【枫华论坛】 种族灭绝、文化灭族和澳大利亚土著的“伤心日”  都 人 【红叶集】  淀水悠悠                    李 澍 【史海钩沉】 周恩来纠“左”斗争的失败            王若水 ~~~~~~~~~~~~~~~~~~~~~~~~~~~~~~~~~~ 【枫华论坛】           种族灭绝、文化灭族和澳大利亚土著的“伤心日”                   -都人-   西方对于北京治理西藏的攻击,最吓人的一项便是“种族灭绝”。除了纯以重 复次数取胜的“杀死一百二十万藏人”,更有“说服力”的是“中共干部强迫大批 藏族妇女绝育堕胎”的控诉,有板有眼,不由你不信。可是中国藏族人口却不给面 子,几十年来一直持续大幅增长。于是近年来的指责多从宗教文化下手,北京对藏 族的“种族灭绝”被升格为“文化灭族 cultural genocide”。虽说加了一个定 语,“灭族”总是一顶耸人听闻的大帽子。   “种族灭绝”也好,“强迫绝育”也好,“文化灭族”也好,这些大帽子倒实 在都不是无中生有的想象,讲穿了全是西方驾轻就熟的旧招,所以必要时才有“灵 感”,一一祭出,“倒打一耙”。   就说“种族灭绝”。西方人到来之前,北美洲土著人口大约在一千万之谱。在 全球人口普遍激增的数百年中,北美土著经过白人殖民者大力“扶助”,今天硕果 仅存者,仅二百万有余。这还是就总数而言。如果以“种族”算,则被“坚决彻底 干净全部”消灭者以千百计。别以为这是几百年前的“旧帐”,例如加州北部林区 的一个“野蛮部族”,在本世纪初仍是被白人公开“射猎”的对象。劫余最后一位 老者受到语言学家某搭救,总算在“学术”上留下该族在地球上曾经存在过的记录 ,以供后人凭吊。其他连痕迹都不剩下的种族曾有多少,只有天知道了。澳洲白人 的类似功绩,也不在美国之下。例如曾经遍布土著的澳大利亚第一大岛塔斯马尼亚 ,后来成为清一色白人天下。以此“光辉记录”,居然还能赢得“民运人士”称赞 白人对待印第安人胜过北京对待藏人,真是匪夷所思。   其次对藏族“强迫绝育”。如果读者以为这是受中共“计划生育”中的某些恶 政“启发”,那就大错特错。盖以强迫绝育来“消灭劣等种族痕迹”,正是西方白 人的专利发明。如果以为这是纳粹或法西斯才干得出的缺德勾当,那就又错了。此 事乃“民主人权”和“福利社会”的模范——北欧诸国的长期“国策”。如果觉得 这大概是前半世纪的陈年旧事,仍旧不对。在瑞典,这一强迫绝育国策直到“他老 人家逝世”、“文革”正式结束那一年,也即1976年才被废止!(有兴趣者可查阅 英国《每日电讯报》去年夏季的系列报导。)   在北欧诸国长期的种族和文化迫害下,当地非雅利安“劣等民族”如黄种拉普 Lapp等族人口持续减少,经济落后,文化凋疲,称得上日薄西山,更谈不上“民族 自决”的可能,也没有“人权斗士”来为他们的困境疾呼。曾经沧海难为水,无怪 讨伐北京“迫害少数灭族”,北欧几国最富“经验”。   顺便讲一下,在欧洲受传统迫害的另一主要少数民族是吉普赛人。瑞典的强迫 绝育国策,就特别点出要对“具有明显吉普赛特征”的人下刀。此风至今未泯,例 如后共产民主化“模范”、新近获邀加入北约的捷克共和国,就被国际吉普赛组织 列为当今欧洲迫害吉普赛人的种族主义“冠军”。当美国某记者询问捷克某市官员 如何下得了手,公开对吉普赛人实行“种族隔离”措施时,得到的赫然是“你们把 印第安红种人关进保留地时何曾问过他们自己是否愿意?”的反问。从北美许多土 著今天的悲惨处境看,该捷克官员“五十步笑百步”的挖苦决非过时。   最后讲到“文化灭族”。西方殖民主义,尤其是各英语国家,在这一点上称得 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事也充分体现了盎格鲁·萨克逊的高度“行政效率” 。主要措施其实非常简单,就是以行政命令和国家机器强迫大量土著把小孩交出, 由白人收养,或送入各类“寄宿学校”,接受全面白种文化和宗教教育,彻底与土 著文化和家庭绝缘和决裂。如此只需一、两代人时间,土著语言、文化、姓名、宗 教便彻底消失。“文化灭族”,以此为最。   强迫被征服者大量交出子弟,与家庭和祖先文化决裂,全面接受征服者的宗教 文化,并非没有先例。奥斯曼帝国在其基督教领土上广泛实行的Devshirme制度,就 是其一。Devshirme 源出突厥文动词devshirmek,原意就是“采集、席卷”。在这 一制度下,各基督教社区被迫每隔五年“交纳”百分之二十的男孩,从小改宗回教 ,接受伊斯兰文化和军事训练,成为奥斯曼苏丹的忠勇战士。这就是著名奥斯曼“ 新军”(Yeniceri)的来源。一开始曾有禁婚规定,后来不再过问。Devshirme制度实 行几百年之后,累积效果类似存款的“复利”,战略性地改变了小亚细亚和巴尔干 等地区的宗教和人口比例。奥斯曼土耳其从一个小小的突厥族部落扩张为直跨亚、 欧、非三洲的大帝国,“百分之二十”制度功不可没。现代土耳其人与欧洲人外貌 近似、南斯拉夫内战和巴尔干半岛至今纷争不断等等,均与这一历史制度大有牵连 。   但是Devshirme制度毕竟只有“百分之二十”,并没有把基督教文化一网打尽, 斩草除根。在奥斯曼帝国数百年统治期间,大部分基督教社区还是顽强地生存下来 ,就连在今天土耳其本土小亚细亚半岛,基督教的消失也只是本世纪一次大战中著 名的亚美尼亚大屠杀的“成果”。与此对比,盎格鲁·萨克逊的“文化灭族”政策 真是高效高能,充分显示“基督教文明”比“伊斯兰文明”优越,北美和澳洲的土 著文化因之在一、二百年中被基本消灭干净。   其实这一“文化灭族”的最后阶段,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眼底下完成。例如在 加拿大,至今还有许多土著人士在奔走呼号,力求为他们当年在“寄宿学校”中所 遭受的各种精神虐待、肉体惩罚和性侵犯讨回公道。在澳大利亚,强迫领养和“寄 宿学校”从世纪之初一直贯彻执行到七十年代,长期被土著们称之为“伤心之事” 。美联社最近从悉尼举例报导,有一位土著女婴,出生一月便被“领养”,长到53 岁才第一次见到仍在喃喃念叨当初“小囡”的垂老生母。凡为人母、人父者,将心 比心,不难体会到千千万万这样的生离死别,是何种人伦惨剧!如果中国政府如法 炮制对待藏族,不知是否能博得“民运”领袖“北京对待藏人有所改进”的赞语?   强迫领养和“寄宿学校”造成无数骨肉分散,换来的除了彻底摧毁土著的原有 文化、语言、宗教和社会结构,常常再就是对无依无助的土著小孩的性虐待和奴役 ,导致土著青年的高自杀率。近年来,随着事实的“曝光”,引起澳洲不少人士的 反省,民间因此发起纪念土著“伤心事”的“伤心日”。但是澳国政府却仍旧坚持 没有必要对土著正式道歉。   相比之下,加拿大政府的许多做法值得钦佩。加国政府不仅就以前长期的不公 正待遇向土著正式道歉,还为一些“历史冤案”平反,包括给因“叛国罪”被处绞 刑的法裔与土著混血人(Metis)领袖 Louis Riel“恢复名誉”。更难能可贵的 是,加国是唯一承认当年与土著许多历史条约仍具法律约束力、并正在谈判解决土 地问题的前英语殖民国家。(按照从未失效的类似条约,美国中西部的绝大部分土 地今天仍然属于土著所有——地主传人是否已被斩尽杀绝另作别论。)尽管对土著 数百年的虐待,包括“文化灭族”和其他社会遗留问题(例如丧失本身文化和传统 社会结构之后加拿大今天土著青少年的惊人自杀率、吸毒酗酒率和“犯罪率”), 以及诸如华人人头税等历史遗案仍有待公正解决,在西方对“人权”问题的态度上 ,加拿大可以说最早认识到“自己住玻璃房者,请勿先扔石头”这一格言,通常不 唱伪善的高调。可是竟然有“民运”领袖因此指责加国在“人权”问题上不如其他 西方国家“坚定”,实在是莫大的讽刺。   在指明当今指责他人“文化灭族”的“灵感”来源之后,不妨指出西方对印尼 政府严厉执行三十余年的类似“文化灭族”政策装聋作哑,视若未见。在印尼长期 严厉禁止华语和迫使华裔放弃祖姓祖名之后,仍然出现了最近的恶劣残害华裔现象 。对此何曾见到哪一位以“保护人权”为己任的美国国会议员的片言只语?   其实不必溯至海外,就是在美国国内,世界“人权卫士”、任命“西藏问题代 表”的美国国会居然始终拒绝就恶果延续至今、道义上黑白分明的奴隶制度道歉, 更别说清算印第安人“种族灭绝”和“文化灭族”等历史旧帐了。这除了显示道德 上的“法利赛人”现象,在另一方面也是出于美国日益严重的种族问题现实。美国 国会不敢正式道歉,“白纸黑字”授人以柄,实在有其不得已的苦衷。正如澳大利 亚政府坚持不为“伤心之事”道歉,与澳国政府不肯归还大量土著合法拥有的土地 这一“心病”有关。   近代世界地缘政治高手尼克松晚年预言,不出几十年,美国的种族问题将成为 中国对美外交的把柄。尼克松只是就中国而言。随着美国黑人大量皈依回教,功利 近视的美国中东政策继续受国内金钱政治左右,以及“伊斯兰核武”的问世和发展 ,美国自己的种族问题成为他国“人权外交”的筹码,实在可以翘足而待。 ~~~~~~~~~~~~~~~~~~~~~~~~~~~~~~~~~~ 【红叶集】                  淀水悠悠                                                           -李澍-                   一   记得那是一个昏黄的冬天的傍晚,如血的残阳映照着皑皑的雪原,一辆马车踏 破层层积雪摇摇晃晃地走着,这马车走了一天了,车上的我们也轮番睡了又醒了。 这路原是有长途汽车的,因为武斗停了,我们只得求顺路的马车带我们一程,十几 辆问过去了,才问到了这辆。   这是一九六八年的最后一天,我们原本不必在年三十离开父母远行的,可是伟 大领袖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这对我们这些没有自愿跟学校到山西、陕西、内蒙插队的漏网之鱼无疑是最后 通牒,如果我们不马上行动起来,年一过派出所就要强行分配了,到那时,云南、 北大荒、新疆,任由他们安排。   于是筠君急急地来找我,告诉我小洁认识的一个朋友的朋友的表妹就要到白洋 淀去插队了,那里离北京只有三百多里,人称“鱼米之乡”呐,于是我们就一起去 找小洁,然后找到那个朋友的表妹红武,随她一起上路了。   入夜的时候,端村镇出现了,绕过镇口那棵巨大枯瘦的老槐树,端村镇就到了 。小镇停了电,黑得不见五指,静得没有声迹,马车在什么地方停下了。我们跳下 车,道了谢,红武就带我们摸进了那间学生们住的小屋,屋里点着一盏小油灯,为 了省电我们很快被安排睡下了。   第二天清晨,炕火熄了,薄薄的窗纸挡不住窗外的寒冷,嘴里呼出的白气凝在 眉梢、鼻尖,凝成了一滴新年清晨的泪。   是谁进来了,在外间侃侃地谈着,是端村的规划,是知青的前途,是科学种田 ,是机械化……。“我们必须有个蓝图,”他说,“我们必须自强不息,我们必须 改变农村的落后……”他恳切地说着,声音铿锵激昂,抬眼从帘缝望去,是个少年 老成的小书生,我一点都不相信他的规划、他的蓝图,我认定了我们只有读完了高 中、大学才可以谈建树、作为,只是他不泯的意志还能在无望中闪烁,叫我感动。   红武带来了端村公社的决定;他们不能接收我们,他们已经接收了一百多名学 生,再也没有能力承担了。他们建议我们到离这里只有十里淀水之隔的大田庄去, 那里还一个学生也没有呢。   大田庄在白洋淀的中心,四面环水。正值冬季,湖面上结了厚厚的冰,他们为 我们联系到一辆冰床子,我们坐上去,老乡熟练地一撑,冰床子就飞快的朝那个更 小更偏僻的村子驶去了。   由于有“最高指示”我们被接收了,筠君紧紧地捏着那张盖着红印的接收证明 信,象捏着自己的生命,我却不以为然,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值得担心丢掉的了, 我不会在乎被分配到这个村子还是那个村子。   村里没有空房,我们被安顿在大队部里,屋里没有炕,只有三条大条案,条案 很窄,人睡上去稍一翻动就会掉下来,我们把三张条案拼起来,横躺上去,宽是够 宽了,长却不够长,三张条案高低不一,我们只有把腰节、腿节放在接缝处才能免 去一些硌痛。   第二天清晨,睁开眼睛,一种巨大的陌生与凄凉侵袭过来,小洁禁不住伤心地 抽泣起来了,难道这就是我们人生之路的开始?!   “即来之,则安之吧。”筠君劝慰着,声音是那么的无奈。                   二   我们被分配在不同的小队,每天到不同的地方去上工。我的任务是随老人和儿 童去整理苇库。秋天收下的苇子要到冬天才能轮上整理,苇子整完了,一个冬天也 就过去了。   春天来了,淀水化了,人们活跃起来。村里的姑娘媳妇三五成群的结伴去赶集 ,在岛上憋了一冬的我们自然也不会放弃这个机会,我们跳上那条载着十几个戴着 花头巾的村姑的大船,热热闹闹地向端村镇驶去了。   集很小,因为在当时“集市”还是非法的。筠君细细地寻找着我们可以买得起 的急需品,我却直奔学生会而去,也许我可以再碰见那个小书生……。学生会里空 无一人,我退出来了,却不知道上哪儿去,我不知道他叫什么,甚而不知道他在哪 个小队插队,茫然中愿望却不泯。我从镇的这头走到那头,一无所获。   回到集上时,小洁的双腕上已经被筠君放上了一小袋大米、三只咸鸭蛋和一把 小葱了。   “老爷儿”(太阳)西斜了,我们的船要返航了,默默地坐在船尾,恨恨地望着 淀水,船起锚时又禁不住回头向岸上望去,却看见他和什么人在堤上走着,谈着, 时而激昂,时而深切,时而叹惜……他们渐行渐远,我们的船也缓缓离岸了,他不 知道有人众里寻他千百度,也不知道那人蓦然回首的喜悦……。可是他知道了又能 怎么样,难道我们这些连在梦里都不会忘记自己身处何种境地的人,真的会去梦想 风花雪月吗?   我将自己的目光收了,收在悠悠的淀水中。                   三   筠君和小洁又在为做饭争吵了。筠君认为小洁的葱花切得过长过大,小洁却不 认为大而长的葱花会影响菜汤的味道。小洁希望把每次做饭和吃饭的时间减少到最 少最少,然后躺到床上去看“莫泊桑”、“普希金”、“来蒙托夫”。筠君却还是 要既来之则安之,不管么样的条件,既然来了,就要像模像样地生活。   夏天是我们最快活的季节;下了工坐在淀边洗脚,夕阳在天边悄悄地染出了一 片绯红又将它洒在水里与金色共舞,我们坐在淀边呆呆地望着,直到曲终舞尽。   星星伴着月亮升上来了,我们棹一只大船向淀中心驶去,穿过几湾苇沟、荷塘 就到了那片浩荡的大淀。我们找了一片没有水草的地方跳了进去,清凉柔润的淀水 象一疋疋绸缎滑过我们的身体,带走了一天的疲劳和酷暑。游完泳,我们还是不愿 意回去,躺在船舷上,望着星星唱起了歌。这时候我们已经不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了,也不唱“我们是草原上的红卫兵”了。我们唱“山楂树”,唱“哎,红莓花 哟“,唱“从前是这样,如今还是这样”……歌声幽幽地飘在湖面上,飘走了忧伤 ,飘走了困恼。我们谁也不去想明天是不是还要赤着脚去踩烂育稻的泥巴,是不是 还要整日整日弯着腰去摇水龙浇灌菜地。今夜的淀水是柔和的,今夜的星光是灿烂 的,今夜我们心里有歌。   夏天里也有不幸。记得一次暴雨之后,柴禾都打湿了,我们下工回来点不起火 ,烧不起灶,筠君再巧的手也烧不出无炊之米。几阵浓烟之后,她带着满脸鼻涕眼 泪到邻居大婶那里求援去了。不一会,大婶来了,她抓过一本书刚要撕,小洁惨叫 一声抢了过来,是一本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大婶瞪着我们:“没纸怎么点 火?”筠君赶紧找了一些废纸给了她,她点燃纸,又捡了些细柴煨在旁边,细柴很 快就煨干燃烧起来。如此边煨边烧,不一会就烧起了一灶旺火。筠君得意的将葱花 洒进油锅,葱花爆出一片笑声,我们也欢呼起来。香喷喷的棒碴粥做成了。我们急 不可待地去掀锅盖却打翻了灶台边的煤油灯,灯掉进粥锅飘起一股浓烈的煤油味… …。愣了一阵之后小洁将她的煤油炉拿了出来,她把瓶里剩下的煤油全部倒了进去 ,点燃,然后将一只大铁盘坐了上去,接着她又将所有配给炒菜用的棉子油倒进盘 中,油烧热了,她将我们切好的红薯片一片片放进去,薯片炸好了,我们美美地吃 了一顿。第二天,柴尽油绝,我们只好各自打道回府了。                    四   经过了荒野的风刀霜剑,城里的一切都嫌轻薄。我们不能忍受街上走着的人们 的悠闲,不能忍受他们那没有泥巴的整洁的衣衫,更不能忍受她们保养良好的涂着 雪花膏的柔嫩的脸。三年的“再教育”的确很有成效,我们已经和这里的一切格格 不入了,就连食品店里雪白的面包和香肠都引不起我们的食欲,它们使我们的胃一 阵阵地发紧,因为它们总是让我们想起白洋淀唯一的口粮--白薯面做的黑色的贴 饼子和棒碴粥。我们不愿意出门,不愿意在街上走过,因为这城已经不再属于我们 ,我们也不再属于这城了。我们最好的去处就是那些刚刚重新开放的图书馆,我们 在那里找到了自己。古今中外的墨迹中,我独爱那首寂寞无主的诗,因为从此知道 世上也曾有过一个人尽管深陷泥潭却依旧清香如故,我便又醉了,醉在古人的明月 清风中。不久,我们就被赶回来了,因为北京是不允许任何一个没有户口的人久住 的,就是在父母的家里也不行。   新的家尚未安顿好,旧的家已经不承认我们。我们不得不又茫然地踏上旅途, 去到陌生中再做挣扎。                    五   村里的女人们奇怪我们为什么不学织席,织一张席可以挣到十个工分,那是最 高的工分了,跟老少劳力出工最多才有六分而已。她们是生在席上,长在席上的, 从懂事起就坐在席边帮妈妈和姐姐编席了,十几岁时就能自己编一张了。她们盘腿 坐在席上从晨编到昏,除了吃饭,上茅厕难得站起来,久而久之,她们的腿就再也 伸不直了。这村子里不管多漂亮,多苗条的姑娘都配着一双程度不等的弯曲的腿。 每每此时,我就不禁想变成一个机械师,发明一种织席的机器,让她们都能站着或 者坐在工作椅上织。这样,当黄昏来临,她们就都能有一双美丽的腿跑在夕阳里, 到淀边去迎接那些下工回来的青年。我恨自己没有这份技能,也恨她们织了一代又 一代,却没有一个人想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解救自己。                    六   一年,两年,三年,我们受够了“再教育”,不想再呆在这里等待同化为一名 真正的农民了。我们毕竟受过教育,毕竟还渴望文明。大家都不再提伟大领袖的教 导和号召了,每个人都在想办法离开这里。让我梦出了许多风花雪月的小书生已经 在父母“解放”后去部队参了军,小洁到了干校和妈妈在一起了,有些幸运的进了 县办化工厂当了工人,更幸运的赶上了江青的文艺复兴,考上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文 工团。我也蠢蠢欲动,终于去试了……八个月的苦熬苦等,终于在绝望中收到了北 京某文工团的一纸录取通知书。   收拾行李的时候,筠君哭了,小洁走了,现在我也要走了,只有她,因为父亲 是不是“叛徒”的问题还没有定案,没有地方敢要她。   她为我问到了一条去端村的船,执意要送我。船解缆的时候她的泪又止不住了 ,我深感内疚地对她说,我对不起朋友,不该大难临头独自飞。她摇了摇头,缓缓 地说,别说了,我们谁都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三年了,她从没掉过一滴眼泪。难 道她真的能既来之,则安之吗?   船渐渐离岸远了,续而愈行愈快,淀水翻滚着向身后流去,一会儿就是一大片 ,象是筠君的泪。   我就这样离开了这片淀水,离开了水中的小岛,到另一个地方,开始了另一段 生活。 ~~~~~~~~~~~~~~~~~~~~~~~~~~~~~~~~~~ 【史海钩沉】               周恩来纠“左”斗争的失败:             回忆一九七二年在批林方针上的分歧                  -王若水-   【编者的话:此文十年前删节发表在《人民日报回忆录》上,读到的人不多。 作者现把这篇旧作修改补充,首次在海外刊物上发表。本刊登载时有删节。】                周恩来大力纠“左”   本文叙述1972年末我在担任《人民日报》临时业务领导班子成员期间的一段经 历,从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当时的努力和困难处境。对一些青年读者来说,在回忆这 一段历史之前,也许有必要把当时的政治背景交代一下。   1970年陈伯达在庐山会议上被清除后,周恩来排名第三了。9.13事件以后,第 二号人物林彪的名字消失了,周恩来上升到第二位。毛泽东会感到他过去认错了人 ,转而让周恩来作他的接班人吗?在一段时间内,毛泽东对过去的一些做法似乎有 悔悟之意。1971年11月14日,他在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同志时,为“二月逆 流”平了反。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参加了陈毅追悼会,并对张茜说,陈毅是个好 同志。6月8日,毛泽东会见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说:我们的所谓‘左派 ’,其实就是反革命。8月14日,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作了批语,说邓小平应与刘少 奇加以区别,为邓小平的复出开了绿灯。年底,毛泽东对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的妻 子的来信作了批示,要求“废除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   毛泽东也显得很信任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 工作,使各方面的工作都出现了转机。在“文革”期间,周恩来一直是在自己力所 能及的范围内反对极左的;现在,以陈伯达和林彪集团的垮台为契机,他加大了纠 左的力度。9.13事件后不久,周恩来指示公安部对监狱情况作一次全面检查,对看 管人员中存在的宁左毋右思想提出严肃的批评。他抓住毛泽东作了批示的机会,采 取有力措施,使相当一批老同志恢复了自由,得到医疗照顾和妥善安置。71年底到 1972年初,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个会议的《纪要》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其中 提出要整顿企业管理,反对“空头政治”,反对无政府主义等等。接着,中央又发 出关于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农村存在的极左思潮的影响,要求各地不要 照搬大寨的管理办法,要从实际出发;强调不能把党的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当做资 本主义去批判,等等。   71年12月26日,周恩来同叶剑英、李先念等听取了有关航空工业问题的汇报, 明确提出质量问题的重要性,要恢复合理的规章制度,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 。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经周恩来审查同意的社论《惩前毖后,治病救 人》,要求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并指出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4、5月间,周恩来 又批评出口日用工业品和广交会展品质量问题,指出:“现在是不敢管,无政府主 义泛滥,领导机关不敢讲话。”针对高等教育中的左的倾向,周恩来批评说:“否 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周恩来还把纠左的精神 贯彻到文化、卫生、体育等部门,指出过去林彪只搞“突出政治”,不搞业务和训 练是错的。他说:“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文艺质量的提高。”“现在要提倡毛泽 东思想指引下的百花齐放。”72年7月14日,周恩来接受扬振宁的建议,当面叮嘱北 京大学副校长周培源,要认真清理教育科研工作中的极左思潮,提高基础理论水平 ,把综合大学理科办好。他说:“你回去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 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这一系列的措施 和讲话,显示了周恩来的决心。              争夺《人民日报》的阵地   林彪集团的覆灭使周恩来的工作负担大大加重了,可毛泽东还委托周恩来代管 《人民日报》。这些繁重的工作,是足以把一个最强壮的人压垮的。本来,《人民 日报》是由姚文元管的。我对毛泽东为甚么要这样做没有想过,不过我是很高兴的 。   那时《人民日报》面临两个问题:一个组织问题,一个宣传问题。   先谈组织问题。当时《人民日报》没有正式的领导班子,只有一个管业务的“ 宣传小组”,召集人是从上海《解放日报》调来的鲁英。他原是“文革”初期中央 派到《人民日报》的以陈伯达为首的工作组成员,排名最后。但他前面的成员都一 个一个倒台了,或回原单位了。鲁英的上海原单位群众组织也曾一度要“揪”他回 去,但张春桥不同意。这样,只留下他一个,于是他就自然地成了报社第一号人物 。现在看来,张春桥留下鲁英显然是有打算的。   最初报社的人员对他不了解,也没有什么偏见。可他成了负责人以后,就要上 台讲话;一讲话,就闹笑话,大家这才看出他的水平之低。张春桥姚文元却把他当 做报社的唯一依靠对象,只跟他一个人联系。对于张姚来说,能力弱并不重要;他 们重视的是他们的政治标准。这种做法,引起了报社相当多的同志的不满。   周恩来从72年开始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以后,姚文元虽然还继续管一些报社 的事情,但上面不能不受周恩来的牵制,这肯定是江青集团不高兴的。他们不能容 忍周恩来做接班人,当然也不能容忍《人民日报》这样一个重要宣传阵地落到周恩 来手里。那个时期,周恩来就象一架超负荷运转的机器,担子不能再重了,可是张 姚毫无协助之意,反而事无巨细都往周恩来身上推--那意思好象是:不是你领导 吗?那你就来管吧!   我们下面的人都为周恩来的身体担忧。有些文理不通的社论稿子,也直接送到 周恩来那里去了。周恩来一面改稿子,一面摇头,叹息地对鲁英说:“你们以后不 要我当小学教员好不好?”   周恩来决心改变报社领导的现状。1972年夏,周恩来提出,《人民日报》在正 式建立领导班子之前,“要组织一个班子看大样,统管全局”。周恩来还说:“干 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要鲁英提出一个名单。 几天之后,未见动静,周恩来来电话催询。鲁英回答说因病未办。周恩来斥责说: “你病重了,怎么办?你死了,《人民日报》就不办了?” 一向温和的周恩来, 在这里显出了他的严厉的一面。显然,他对鲁英的情况已经有所了解,他不喜欢这 样的人来担任《人民日报》的领导。他是不是要把鲁英当做一个钉子而拔掉呢?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报社成立了临时“看大样小组”,成员有七人;除鲁英外 ,还有新“解放”的前总编辑吴冷西和一些老干部;我的名字也在其中,算是中年 干部。显然,这是未来《人民日报》领导班子的基础。这里面的任何一个其他人, 都要比鲁英强。根据预定计划,报社党的核心小组要在年内成立。鲁英的地位摇摇 欲坠了。                 批“左”还是批右?   另一个问题是宣传问题。“批林整风”开始时,最初是批判“571工程”。这属 于林彪的阴谋,主要是声讨揭发,理论上没有什么好批的。接着中央发下来文件, 批林彪在解放战争期间的“辽沈战役”的军事路线。那属于历史,和现实没有什么 联系,很快就结束了。下一步批什么,不清楚了。我们本想好好批判一下林彪,但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报纸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得到什么指示。批林显得冷冷清清,和 “文革”初期批刘少奇的那种雷霆万钧之势相比,这种情况是很不正常的。   那一年,少数报刊批极“左”,这是很自然的。因为毛有过“深挖516反革命集 团,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而现在说林彪是516的总后台,那么批林当然要批极左 了。   1972年8月1日,周恩来在人大会堂对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讲话,再次强 调批左。他批评了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这几个单位都是周恩来主管的 )。他说,你们对极左思潮没有批透。“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 ,在我们鼻子下面也有嘛!”“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 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的还会抬头。”   这个精神传达到报社以后,大家都很兴奋,觉得这个指示非常正确,应该很好 地讨论和贯彻。然而奇怪的是,在宣传问题上具体管事的姚文元,却没有做出任何 部署。我感到纳闷:当年他们批判刘少奇的那股劲头到哪里去了呢?   8月8日,在周恩来提出批左一个星期后,张春桥、姚文元来到报社,同报社军 宣队和看大样小组的几个人谈话(那次我因病未参加)。在谈到领导班子的时候,张 春桥装模作样地说:“鲁英同志作为报社的领导,我说他弱得很!在《解放日报》 ,他也不是最强的。文化大革命初期调来北京,不是要他来当领导的。”接着话锋 一转:“现在成了这个局面,目前只能如此。”“在目前情况下,对鲁英要支持。 ”接着他向大家拱拱手,表示拜托之意。   谈到批林问题,张春桥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 来的。…。林彪利用批刘,搞出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在批林时 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犯过去批刘时的错误。”他又说:现在有 些地方批“精神万能论”,可是毛主席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有人说林 彪是“唯意志论”,不对,他是“唯武器论”。   “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都是左的东西,是林彪大肆宣扬过的。批林刚 开始,还没有怎么批起来,张姚就说批左不要过头,这不能批,那不能批,这当然 是给批极左思潮浇了一盆冷水,和周恩来的观点形成对立。这种不一致,编辑部的 许多同志都感觉到了,并对张姚的说法很不满意。   9月,周恩来再次说:极左思潮不批透,你们就没有勇气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   这时快到国庆节了。报社准备了一篇社论,吴冷西根据周恩来的精神,在其中 加了一句话:“要批判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特别要批评极左思潮。”送审时,姚 文元把这句话删去了,说,全国形势如何,还要再看一看。                 一块版引起的风波   1972年3月21日,国务院业务组的华国锋、李先念、余秋里接见黑龙江的同志, 听取他们汇报哈尔滨三个“老大难”工厂的问题。那时,经济工作面临的一个很大 的问题就是无政府主义,生产没有人管,工厂没有纪律,工人不上班。因此,国务 院领导同志指示,要反对无政府主义。后来,省委写作组写了这篇文章,署名龙岩 ,交给《人民日报》理论部;理论部认为可用,又送给我。我做了很大修改,改题 为《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此外又加了两篇文章:一篇 是《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一篇是书评,介绍一本关于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 书。这三篇文章组成了一个版。当时,张春桥姚文元都不在北京,我抓住这个机会 ,就在10月14日把这一整版反左的文章发出去了。   这块版马上受到各方面的注意。法新社记者当天就发了一条电讯,说这篇文章 是为老干部讲话的,是批评红卫兵的。与此同时,上海方面来了电话,是市委常委 ,张姚的红人朱永嘉打给鲁英的,询问这篇文章的作者是谁,谁组织的,是否送给 什么人看过,等等;还说了一句:“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反应强烈。”   不久,《文汇报》的内参《文汇情况》312期(11月4日)登了一篇上海工人座谈 这篇文章的报道。的确是“反应强烈”,说这篇文章是“否定文化大革命”,是批 判到了群众头上,等等,一大堆罪名。奇怪的是,《文汇报》过去也曾大力批判过 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这次却来个大转变,而所有发言人的观点都是一面倒的。   姚文元从上海叫新华社把法新社的电讯稿送来,叫我们看一看;接着又把11月 4日的《文汇情况》转给我们,要看大样小组和理论部讨论,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 ”。他自己却不表态,推说对那篇文章还没有看。   玩这种拙劣的把戏,是没有几个人愿意上当的。理论部首先拒绝讨论,说要讨 论也要由看大样小组先讨论。当时胡绩伟是理论部党支部书记,他私下对我说:“ 怎么讨论啊?你说同意吧,它是错的;你说不同意吧,它又是工人意见。对工人意 见,我们怎么好去反驳?”确实如此。那时是工人阶级领导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 “臭老九”。因此,我们面临的是一个两难局面。姚文元说“同意不同意都可以” ,其实是同意不同意都不可以。   看大样小组先后讨论了四次,也没有什么结果。第一次开会就讨论不起来。多 数同志心里不服,嘴上不敢说,怕又是“引蛇出洞”。姚文元看到我们讨论不积极 ,又要我们好好学习中央文件。这一次我倒是认真学了。不学也罢,越学越觉得自 己有理。毛泽东批发的关于批林整风的中央文件,多次提到反对无政府主义。72年 以前的且不说,单是72年当年就有26号文件、31号文件、38号文件、42号文件,都 提到反无政府主义。最后这个文件是11月1日印发的,时间还在10月14日我编发那块 版之后。即使是姚文元主持的《红旗》第11期(11月出版),也还有批无政府主义的 内容。其中说:刘少奇一类骗子(指林彪,当时还没有在报刊上点林彪的名字)散布 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此外,10月14日那篇反 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曾经列入理论部拟定的“批林整风选题计划”,并送姚文元审 阅过的。姚文元没有表示不同意。为甚么出尔反尔呢?   事情的变化,看来是发生在张春桥姚文元去上海前夕。我知道,张姚每次去上 海,下车伊始,就要找《文汇报》《解放日报》的负责人去,滔滔不绝地讲一通。 不久,“新精神”就从这两家报纸上透露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得去注意 《文汇报》。   “新精神”果然出来了。11月6日,《文汇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 一类骗子所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 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 东西。这种提法在报社编辑部一些同志中引起议论纷纷,因为中央文件上不曾有过 。   11月24日,《文汇情况》第335期再次批评《人民日报》。这一期的内容是《人 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文章对各地报纸的影响,说全国有九个省市的 报纸转载了,有八家报纸“虽未转载,但也发表了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报道、文章或 评论文章”。意思就是流毒全国。它还举出了报纸上的若干论点,包括“刘少奇一 类骗子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一项内容 ”(当时报纸上只提“批修”而没有公开提“批林”)。虽然《文汇情况》并没有对 这些论点加以评论,但明眼人一看便知,它是把这些作为反面观点拿出来加以示众 。我看了很激动,心想:难道这也错了?难道林彪没有煽动无政府主义?难道批林 整风不能包括反对无政府主义?这不是一篇文章或几篇文章的问题,是批林整风的 方针问题,是要不要和能不能反“左”的问题。                  我的一封信   当时批林方针上的混乱情况还可以从下面几件事看出:   (一)11月份刚发下的中央关于河南省批林整风问题的文件,还在提要反对无政 府主义。   (二)12月1日出版的《红旗》的提法变了,说“刘少奇一类骗子象游蛇一样,时 而从右的方面,时而从‘左’的方面,来干扰和破坏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 ”这和第11期只提“左”不同,但也不完全和《文汇报》一致。看来,它既想要转 弯,又要照顾和上一期提法的衔接。   (三)12月1日《安徽日报》登了头版头条消息,报道安徽省农业学大寨会议,李 德生出席并讲了话。消息说:要排除“左”右干扰,当前主要是批极左思潮,同时 注意和防止右的倾向。   (四)北京军区党委举行第23次全体扩大会议,会上批评了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 、国防工办党委书记张照远,认为他在所在的单位“不是把批林当做头等大事,而 是把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当做头等大事,这是一个原则性的错误”。当时纪 登奎是政委,他在12月11日的讲话中说:不能说林彪推行的是极“左”路线;林彪 是要复辟资本主义,叛国投修,这是他的修正主义路线实质。他还说:“有一些提 法值得考虑,如空头政治、唯意志论、精神万能论。”   姚文元得知我思想有抵触,就派我去旁听这个会议,让我体会一下“新精神” 。但我当时听到纪登奎的讲话时,却禁不住想:真有意思,司令员(李德生)在安徽 强调反“左”,政委在北京强调反右……   这种方针上的分歧,外国记者也注意到了,并且作出了自己的判断。美国《洛 杉矶时报》记者从北京发了一条消息,题为《北京的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 其中说:“《人民日报》是攻击下层的党员,并且要严厉镇压;《红旗》是提倡下 层抵制。按照中国的习惯,在清一色的内部,正在进行着争权斗争。”   当时已经有些报社的同志上书中央,反映鲁英的无能,表示他们不赞成鲁英当 总编辑。理论部的同志也在酝酿写这样的信。我却想,最重要的是解决对反“左” 的干扰。问题还不仅是谁人来当总编辑,问题是张姚两人在推行一条什么样的方针 。“左”的根子在张春桥姚文元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写信给政治局或周恩来是没 有用的,于是,我索性直接给毛泽东写信。   我的信是12月5日发出的。信的底稿我后来烧掉了,因为追查得紧。但信的主要 内容,我曾多次交代。现在复述如下:   开始我说,现在《人民日报》陷入宣传上的混乱,主要是批林方针问题。总理 在8月1日说,批“左”还没有批透;但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却说,批“左”不要 过头。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没有批透呢,还是批过了头?我认为周 总理讲的是对的。他虽然指的是几个单位的运动,但我认为也适用于报纸宣传。   我报告了《文汇情况》对《人民日报》的批评和《文汇报》对林彪路线性质的 提法。我说这种情况有些象批《海瑞罢官》的局面。到底《文汇报》讲的是不是中 央精神?如果不是,《文汇报》怎么有那么大的胆子?但如果是,《人民日报》为 甚么不知道?我说,我不相信《文汇报》的提法是中央精神,因为如果是中央精神 ,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中央文件刚刚说过批林整风中要注意反对无政府主 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中央精神要变也不能这样快。   我在信里表示我不同意《文汇报》说的林彪推行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只是在“ 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我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 也有“左”的表现,主要是右;林彪有“左”的表现也有右的表现,主要是“左” 。当前实际工作中的主要干扰也是“左”。因此,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   我还引了张春桥姚文元的话,表示了不同意见(我想,在写给党中央主席的信中 ,我用不着隐瞒自己的观点)。姚文元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说,就其 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 57年右派进攻是从右的方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从“左”的方 面来反对党的领导。我还摘引《红旗》杂志第11期上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 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说姚文元的话和《红旗 》杂志上的话不一致。张春桥不同意批“精神万能论”和“唯意志论”。我说:我 不懂为甚么因为毛主席讲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 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林彪既是唯武器论也是唯意志论;这两种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 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   以上是我写给毛泽东的信的主要内容。我估计,我这样一封信,由于涉及高层 领导人,毛泽东不大可能会有直接的反应。我想,他知道就行了。不过,这是重要 的情况和问题,毛泽东即使不批示,也会放在心上的。我也考虑到,这封信是冒风 险的,为了避免连累别人,我没有给任何人看,写好后就发出了。   信刚发出两天,就听到一个不利的消息:12月6日,张春桥、姚文元有一次谈话 。姚文元说:“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在教育问题上是右的。 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说:“大乱是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 命’初期,大乱是主席号召红卫兵造反。…… 当时乱有些损失,如铁路,没什么 了不起。…… 停止党的生活,这是主席决定的,不是无政府主义。‘文化大革命 ’刚刚过来,怎么能忘掉?没有大乱,哪有大治?《人民日报》的同志要到工农群 众中去,听听工农意见。到上海去听听,上海工人硬是敢提意见。”“生产搞不好 ,主要是阶级斗争,班子不团结,不是群众的无政府主义。”“只讲极左思潮说服 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最后投靠苏修是极右。”   这些话应当说已经很明确了,但在当时,我仍然不为所动。我怎么也不能相信 ,毛泽东会在那样的时刻,把反右作为重点。1959年的庐山会议把纠“左”变为反 右,给当时“左”的作法火上加油,接着而来的是三年灾难。这个教训太惨重了, 毛泽东怎么能不接受呢?!                  周恩来的讲话   12月19日晚,我还在北京军区开会,一个电话把我叫回报社。随后,鲁英、报 社军宣队负责人、吴冷西和我坐着一辆小轿车,直奔人民大会堂。谁也不知道有什 么事。就身份说,四个人之中,唯有我的被召有些特殊。鲁英也许作了某种猜想, 在车上拍拍我的肩膀说:“若水同志呀,以后报纸的工作你要多发挥作用啊!”   到了人民大会堂,汪东兴先招呼我们在江西厅坐下等待。原定八点开会,推迟 了。到八点半,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从隔壁房间走出来了。看样子他们 是刚刚商量完毕。握手时,周恩来是很亲切从容的样子,江、张、姚三人却面带愠 色。但此刻我还猜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汪东兴虽然也是政治局委员,却不时跑出跑 进,做些照料,自始至终很少讲话。   沙发摆成一圈。坐在周恩来左边是江、张、姚三人,我坐在周恩来右侧。当时 我没有想这种坐法有什么意义;后来才悟到,这三个“左派”永远是要坐在周恩来 左边的,而这意味着坐在周右边的人是右派。   正式开会前,周恩来和我交谈了几句。他问我是从哪个大学出来的,什么时候 参加革命,有没有去解放区,去哪个解放区,等等。我虽然是第一次和这个我所敬 仰的伟人谈话,却毫无紧张之感。周面色红润,看上去很健康--我当时还不知道 ,这时他已身患癌症了。   会议开始。周恩来作为主持人,第一个讲话。他说:“收到了你的信,主席批 给我们办。”还有理论部和其他人的,“都联系到你所提的问题,就是‘左’和右 的问题”。   这时我才注意到,江青前面的茶几上放着一迭信。我仿佛看到我的信就摊开在 那里。张春桥、姚文元也拿着几封信翻来翻去。糟糕!我的信怎么落到了他们手里 !   接着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是:   王若水同志听到8月1日我的讲话。我讲极“左”思潮要批透,是指外交政策, 还有工作上的一些问题,不是讲林彪的整个路线。林彪叛党叛国,那是极右了。中 央报刊上曾经指出过极“左”思潮,《红旗》11期也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定性为“ 左”。至于表现形式,也有形“左”实右。说林彪是“左”,在原则上是错误的。 这是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当然群众有极“左”思潮,他来利 用,到后期就右得很。   党报和党刊应该一致,否则敌人就利用,把党报和党刊,《人民日报》和《红 旗》对立起来。只要我们有一点不同,他们马上抓住。这次是美国记者,说北京的 官方报刊走着不同的道路,指的是《人民日报》批判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我看了 一遍,从王若水的信来了以后才看的,觉得文章是错误的,因为理论上没有说清楚 ,联系实际也不恰当。把林彪说成是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也是不对的;林彪也是有他 自己的政府嘛!一个时候,群众中有极“左”思潮,无政府主义是个别的。当然在 有些文章中有这样的提法,我们没有注意,中央有一定的责任。如有些地方说批林 就是批极“左”思潮,这就批错了,批到群众头上了。不能把群众中的一些自由主 义说成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现在批林是批林彪的反革命,揭露他,这是 我们批判的主要矛头。当然我们个别文章也有毛病,各省的更多。中央对这方面的 理论工作,没有好好研究,务虚不够,这是有缺点的。   《红旗》和《人民日报》相互之间,交换意见,互相切磋勉励,只有好处。   现在《人民日报》好象有几个对垒似的。国际部、理论部,都给我写信,又不 是原则争论,都集中力量攻鲁英同志,我们觉得不妥当。鲁英同志是上海《解放日 报》来的,当时唐平铸倒了,他在困难条件下主持报纸,上面还有陈伯达干涉。如 说鲁英同志弱一些,可以这样说,但还是好同志嘛。《人民日报》遭遇也复杂。现 在要建立一个领导小组,议论很多,表现有些争权。   兄弟报纸要互相帮助。《文汇报》提点意见,是在内部情况嘛!《文汇报》反 映情况是应该的。彼此应该互相切磋,双方可以交换意见。   以上是周恩来讲话的主要内容。我摘的都是他的原话,只是略去了不重要的或 没有直接关系的部分。在五十年代,我曾有机会直接听到周恩来作报告,当时他的 讲话的逻辑力量和有魅力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就在十个月以前,1972年 2月,尼克松访华,和周恩来作了长时间的会谈。后来尼克松在《领导人》一书中对 周恩来作了很高的评价,说他“讲话逻辑性很强,并且热切和具有说服力。然而, 这一次我对周恩来的讲话却没有这种印象。他讲得很长,至少一个钟头,内容有些 散乱。我想,他可能是有意铺得很开,冲淡主题。我还感到有时句子不完整,有时 语气不连贯。刚刚批评龙岩的文章是错误的,接下去又说“理论上没有说清楚,联 系实际也不恰当”,这又似乎说这篇文章只是有缺点而不是有错误。为甚么会出现 这种情况呢?我可以理解,总理是在说违心的话。许多话显然不是他的意思。他不 能不批评,但他仍想保护我。他说中央务虚不够,不能完全责备报社的同志,这是 主动承担了责任。其实,他本来没有任何责任,因为他是正确的;如果有责任的话 ,也决不是他一个人的。毛泽东说过要反“左”,中央文件说过要反“左”。即使 张春桥姚文元在8月8日的讲话中也说:不能“把批林、批陈同批极‘左’思潮和抓 ‘五·一六’对立起来”,“批林批够了,极‘左’思潮也解决了”。然而江、张 、姚自始至终没有说一句自我批评的话,反而装出一副“一贯正确”的样子。   周恩来讲完,说“我开个头,你们三位讲吧”。江、张、姚三人都不讲,张春 桥要报社的人讲。报社军宣队负责人先汇报。接着鲁英汇报,他的话几次被周恩来 打断。当鲁英说到他没有别的办法,只好遇到“左”的字样就删时,周恩来打断说 :“那也不是办法,如果实际上是极‘左’也不能删。”   轮到我讲了。我说,今天中央首长的讲话明确了要反右,这一点是我过去不明 确的。林彪叛国投敌,实质是右的,这一点大家容易理解,龙岩文章上也有这样的 话。但林彪的表现形式主要是极“左”,也就是形“左”实右。这个“左”的表现 形式欺骗性很大,流毒很广。从实际工作来说,“左”右两方面的干扰都有,这是 大家承认的,问题是哪个方面是主要的。我想“左”是主要的,所以总理在“八· 一讲话”中讲到要批“左”,我就按自己的意思来理解了。总理本来是讲几个单位 的内部问题,还有外交方面的问题,我却认为,这个精神也应该适用于批林整风的 宣传。实际上,我的想法并不是在听到总理讲话以后才产生的。早在1967年,王力 、关锋垮台和清查“五·一六”时,就提出了批判极“左”思潮的口号,包括反对 无政府主义。毛主席也作过这样的指示。一直到这次批林整风的文件中,也多次强 调这一点。   我翻开了笔记本,念了1972年第31号中央文件(关于四川的批林整风问题)上的 一句话:“‘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总头子就是林彪,煽动极“左”思潮的 总根子还是林彪。”我说,就实质说,“五·一六”反革命团体和林彪没有区别, 都是极右,但他们都以极“左”的面目出现。既然林彪是煽动极“左”思潮的总根 子,我就以为这样批是可以的。我还再次提到《红旗》第11期上说林彪煽动无政府 主义,从“左”的方面否定党的路线的话。最后我说,对于这些问题,我还要好好 想通。                    江青放炮   接着江青讲话。她一开口,就放炮了:   “你组织的这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群众。《人民日报》这篇文章,鬼标题可长 了。我也勉强看完了。(下面她提高了嗓门)这不是对着林彪,是对着群众!我对《 人民日报》的事情不大清楚。我有一个感觉,这封信不管动机如何,客观上对中央 起着挑拨作用,我看了以后很不高兴。拿着总理在某一个场合某一个问题上讲的话 来加以利用。林彪的路线,右到叛国了。至于他在某一时间,某一事情上,利用极 左思潮,实质上也是极右。你这封信,好象春桥、文元同志跟总理闹别扭,我认为 过分了。全篇不是很讲理的。都在中央工作,怎么可以把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 委对立起来呢?还提到现在形势好象《海瑞罢官》,会是《海瑞罢官》那种形势吗 ?我今天还收到一封信,是理论部部分同志写的。我还突然收到几个口袋,都是对 鲁英进行人身攻击。我当然不是说你这个同志(指鲁英)没有缺点。我也有官僚主义 ,没有看。”   姚文元插话:“有些信那样写,把一个人的缺点收罗在一起,简直少有,只有 黄色小报才那样写。我有次在主席面前说过,论战可以,但这种手法我不欣赏。”   这时,周恩来也作了插话。由于我再次提到《红旗》11期的文章,他叫秘书把 这一期《红旗》拿来翻阅了一下,说:“无政府主义那篇文章,矛头不是对着林彪 的本质问题。《红旗》11期有篇文章,提到刘少奇提倡奴隶主义,林彪煽动无政府 主义。那样说可以。当然不一定这样分类,好象一个代表‘左’,一个代表右,但 总的观点是对的。”   这里周恩来作了一点巧妙的反击。他引用了姚文元主管的《红旗》杂志上说的 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的话,说这是可以的。这是肯定了《红旗》,但在肯定《红旗 》的同时实际上也肯定了《人民日报》(《红旗》可以这样说,别人就不行吗?)。 周恩来接着说,不一定要把林彪作为“左”的代表;这又是对《红旗》的纠正。但 这里周恩来是用姚文元批评《人民日报》的标准,转过来用到姚文元主管的《红旗 》杂志上。就算江张姚对别人的批评是正确的吧,难道他们自己就是“一贯正确” 吗?周恩来这样说,叫姚文元哑口无言。   然而,周恩来所能做的也仅此而已。在毛泽东表态以后,他已经是输定了。   江青的讲话突然提高了调子,这显然使周恩来感到意外。周恩来讲话的调子是 温和的,江青却提高了嗓门。周恩来说我的错误是认识问题,江青却断定我心怀叵 测。江青说那篇文章是矛头对着群众,说我挑拨两个政治局委员和一个常委的关系 ,说理论部同志的信是对鲁英进行人身攻击,这些都是周恩来没有提到的。本来, 这次接见怎样对我们谈,在接见我们的小会上应该是商量好的,统一了口径的;江 青这样一讲,气氛突然紧张起来了。她批评我把中央领导人对立起来,可是她又用 自己的发言显示了和周恩来的不一致。这显然出乎周恩来的意料。在以后的发言中 ,周恩来为了掩盖这种分歧,不得不用插话来弥补这一点,把调子提上去了。然而 如果加以注意,就会发现其间仍有微妙的区别。   当时我所不知道的是,在我写信的第二天(12月6日),毛泽东就约见江青,要她 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张、姚等,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当日,江青就将我的信转交了。关于找王若水谈话的事,江青提出:“建议我们先 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12月15日、16 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王若水12月5日的信和对批极左问题的认识。 12月17日,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说:王若水那封信 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毛泽东说:“是极右。修 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参看《周恩来年谱》)这样看来,“统一 口径”的会,不但开过,而且不止一次。可是江青还是蓄意在会上造成“各说各的 ”局面,陷周恩来于被动。                 张姚的表演   江青讲完,张春桥、姚文元就好办了。他们都表示:“同意总理意见,同意江 青同志意见。”好象周恩来和江青的意见是相同的,实际上他们只是同意江青的意 见。  姚文元讲了一些话,都是即兴式的插话。他把身子埋在沙发里,一条腿跷得高高 的,搁在沙发扶手上,一副得意忘形的神情,好象说:“你们拥护周恩来,告我的 状啊!好吧,看谁胜利了?”   张春桥则接过江青的话加以发挥。他的语调很严厉:   “怎么能设想工农兵是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呢?上海工人对这篇文章意见大了 ,觉得受了侮辱。我为了维护党中央机关报的威信,一句话都不敢说……”   张春桥试图对我的两个论据加以反驳,一是林彪路线的表现形式,一是中央文 件的提法。关于前一个文章,张春桥说:“林彪的反党叛国不仅是实质,而且表现 形式也是如此。他的极右有行动……。我认为只是有些时候,有些问题上表现为极 左,但主要的,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右的。”   张春桥以为,既然有行动,那就是表现在外面的形式了。殊不知行动也有公开 的行动和秘密的行动。林彪的阴谋行动是见不得人的,和他公开宣传的一套是完全 相反的。只是到最后无可奈何之时才投奔“苏修”,这当然暴露了他的真实面目。 但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叛国,不是通常的党内路线斗争了。而且,如果成功地逃到了 苏联,他还会宣称这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了结束“文革”,用这些好听的 词句来掩盖他的权力斗争的实质。   关于我提到的中央关于四川问题的文件,张春桥这样回答:“四川文件主要是 纠正梁兴初批极左,转移大方向。为了照顾批极左的同志,才说了那样几句。如同 你在总理和文元同志之间找空子是不行的一样,在中央文件中找也是不行的。你这 个人真有意思,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从总理找根据。”   在周恩来讲话时,我已意识到,我在信中引用周恩来的话,是捅了漏子了。因 此,我在汇报时,就多次援引中央文件。我没有想到,张春桥会说出这样的话。从 总理找根据不行;从中央文件找根据也不行吗?批“左”还是批右既然是大方向问 题,当然也是原则问题,原则问题能够“照顾”吗?中央文件能够为了“照顾”一 些人而牺牲原则吗?况且,我怎么知道那几句话是“照顾”性的呢?既然可以照顾 别人,那么为甚么对我又如此不能容忍呢?   后来我才悟到,张春桥是有一个最高权威做根据的,和这个最高权威相比,周 恩来和中央文件就根本不算什么了。   “我跟冷西、鲁英有次交换意见,说批‘精神万能论’值得研究。我是当做一 个问题提出来的。还有‘唯意志论’,是苏联骂我们的,我们为甚么用这个词?‘ 空头政治’也值得研究;‘五七一工程’是反革命政治嘛!用什么概括,值得研究 。我在政治局也提过。…。”   张春桥的这些论点,正是我在信中批评的,但张春桥下面的话使我的心打鼓了 :  “王若水同志的信,引了我的一些话,好象我反对批极左。其实那些话也不完全 是我的意思。”   那么,这些话还能是谁的意思呢?糟糕!我批到谁头上了!?   姚文元接着说:“主席说,旧的心理学分知、情、意,其实是一个东西。我觉 得主席在庐山会议上讲的唯心论的先验论,最能抓住问题的本质。苏修骂我们唯意 志论,为何要用敌人的语言?主席还说,坐在这里讲话,难道我们只有思想,没有 意志感情?”   从张姚的这个话里,我推测,毛泽东有一次谈话,时间应该在8月8日张姚在《 人民日报》社谈话之前,内容涉及不赞成批林彪的“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和 “空头政治”。还可以推测,张姚是在获知毛泽东表示要批林彪的极右路线之后, 才赶到上海去作布置的。用在“文革”中流行的语言来说,这叫做“抢旗帜”。这 个精神并非中央讨论后做出的正式决定,它只是江张姚的“独家新闻”,不但《人 民日报》不知道,也没有向周恩来透露。这一点可以解释为甚么11月初发出的中央 文件还在提反对无政府主义,而11月份的《红旗》杂志也保留了同样的内容。张姚 12月6日的那次谈话,其实就是对我的信的答复。江青说要先统一一下认识再找我谈 ,不要“各说各的”,但张姚已经知道了毛泽东的看法,所以就抢先说出来了,以 表示他们的高明。   下面的谈话比较零碎和重复,我只得概括地转述一下。   江青(看出我对这次批评有保留,就穷追不舍):“王若水同志,你要在中央面 前把这个问题讲清楚。”“你还有什么话,都讲完,不要把时间浪费了。”“这个 版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不是批林。”“坏事也可能变成好事。《人民日 报》一潭死水,搞活一些。我看王若水同志起个好作用。你敢不敢引火烧身?”   张春桥:“这封信反映出来,不是王若水同志一个人的问题,《人民日报》还 有人。这究竟是什么问题,需要研究。”“我总觉得《人民日报》内部有一股邪气 ,一股势力,容不得外面的人。”“他们报社不但利用总理和我们之间,而且还利 用中央、国务院各部看稿提的意见不一致,如先念同志如何看的。这种挑拨,你们 各位要注意。”   姚文元:“在阶级斗争这个时刻,你站到哪里去了?”(这句话意味深长,使我 一惊。)“还有一种讲法,说鲁英是上海来的。不应该这么讲。这种说法是没有原则 性的。这是林彪的宗派主义的说法。”“理论部来了两次信没署名,不署名不好。 国际部还署了名。理论部的支部书记是胡绩伟。”“理论部我提了好几次,叫他们 讨论,为甚么不讨论?”   周恩来:“你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没有?有一点吧?稍有一点也不好。”“主 席认为你这封信是不好的。这篇文章不对,这封信超过了这篇文章。当然你写过《 桌子的哲学》,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你是不是都读进去了?”“王若水同志这封信 ,一个是把报社形势看得漆黑一团,象《海瑞罢官》那时的形势一样;一个是从中 央找空子。要彻底认识这个问题。对上海的好事不赞成。你的错误严重些说是立场 问题。”“如果你确实感觉错了,那就要在自己的岗位上改,改了就好。在宣传上 ,王若水同志是研究哲学的,应当在这方面表现出来。”   批“左”还是批右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至于《人民日报》正式领导班子问 题,会上是这样决定的:暂缓成立。鲁英也诉说了一番他的苦衷,说他实在干不下 去了,建议让吴冷西来干。张春桥批评了他,说:“现在叫吴冷西同志出来主管, 这是不切实际的。他身体不好,又脱离了一段,这样子叫他去,非犯错误不行。总 理和我们都是支持你的,你为甚么打退堂鼓?”我提出我不适宜继续担任看大样工 作,也没有得到同意。会上还提出这样一个原则:多让青年人出来工作。江青说: “要发现新的力量,要让他们讲话,不要怕。”张春桥说:“就在批林问题上分清 是非。通过这一场,领导班子可能出来。”还说到《人民日报》的“一股邪气,一 股势力”要解决。江青说:“要从这篇文章入手,从这块版入手,从理论部入手。 ”   会议足足开了五个半钟头。从19日晚八点半开始,到结束时已是次日凌晨二时 了。会议结束时,照例一一握手。我把周恩来的手紧紧握住,努力想从他的脸上看 出一些表示。可是周恩来的脸变得没有任何表情。   我能够理解,在这种场合,周恩来是绝不会、也不能流露他的真实情感的。但 是,向来是表情丰富的他的脸变成这样没有表情,也传达出某种信息。   这次会议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能够从近距离观察这几个高层领导人和他们之 间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是把江青同张春桥、姚文元两个人分开的,只是觉得张、 姚不好,而江青大概是受他们包围。我还以为,毛泽东是信任周恩来的,他们之间 是完全一致的。从这次会后,我才知道我过去错了。   这次会议“端正”了《人民日报》社的斗争大方向:不批林了;批“一股邪气 ,一股势力”。首当其冲的是我和胡绩伟,还有理论部。一场暴风雨到来了……   后来外面传说,毛泽东对我的信有一段批示,大意说,《桌子的哲学》的作者 并不高明。据我所知,这就是毛泽东17日讲话的内容,并不是批示。毛泽东在我的 信上大概只批了“请政治局办”几个字,这就是周恩来说的“收到你的一封信,主 席批给我们办”。毛泽东已经肯定了要批右这条原则,但“并不高明”这个批评, 并不是那么严厉的。政治局如何办,是有颇大机动余地的。周恩来显然是想严格按 照“并不高明”四个字的字面意义,说我是认识问题。然而江、张、姚却想抓住这 件事大做文章。他们这样做也不是毫无根据。我在信中批极左思潮,是表示我同意 周总理的指示。毛泽东直接批评的是我,间接批评的谁呢?            毛泽东讲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   从这次事件后,周恩来就不再过问《人民日报》的事了。接着,1973年,《人 民日报》社展开了一场批判以王若水和胡绩伟为代表的“一股邪气,一股势力”的 运动,其声势之大,时间之长,是报社历史上空前的,即使在“文革”初期也不曾 有过。我想,区区我这样的干部,值得这样大动干戈吗?他们明地是批我,暗地是 批谁呢?   从那时开始,我已预见到周恩来的前途多舛了。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次毛泽东在听取姚文元汇报《人民日报》情况时,追述了 他在1957年对《人民日报》编委会的一次谈话,说他当时讲过汉宣帝批评太子刘是 (大两边+百)的故事。毛泽东说:看来他们没有听进去,或者没有听懂。   姚文元叫《人民日报》的负责人把毛泽东1957年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给他。当 年聆听过那次谈话并仍然健在的人有四个:胡绩伟、王揖、袁水拍、王若水。我们 在一起回忆谈话的内容。   那是在1957年4月10日,毛泽东召见《人民日报》编委会成员(当时我不是编委 ,因毛泽东点名叫我去,所以也忝居末座),当众批评邓拓。那是为“百花齐放、百 家争鸣”方针宣传的事。毛泽东在那次接见中发了很大的脾气,批评邓拓“专唱反 调”,“死人办报”。在狠狠批评了一通邓拓以后。他又对着几个副总编辑说:   “难道你们都同意他(指邓拓)吗?是不是邓拓会团结人,你们的意见都那么一 致?几个副总编辑象铁板一块,不敢批评他,不敢起来革邓拓的命。有意见可以争 论嘛!要敢于给邓拓提意见,顶多撤职。为甚么一点风都不透,没有一个人写信给 中央报告情况?你们只要不到马路上去闹,什么意见都可以讲。大概邓拓有德,你 们不忍心反对他。……”   毛泽东说到西汉后期的几个皇帝--“元、成、哀、平”,每况愈下;说到这里 ,他转过脸对邓拓说:   “我看你很象汉元帝,优柔寡断。你当了皇帝,非亡国不可!”   当时我们都很惊讶,不知毛怎么会冒出这样一句话。我看他满屋都是线装书, 床上也是一大堆,大概是读得入迷了,看到邓拓有君子作风,就想起刘是(大两边 +百)。   虽然时隔十五年,但因为是毛泽东的谈话,印象还很深。毛在这次确实讲到了 汉元帝(即刘是);但我们四人都不记得毛泽东当年讲过汉宣帝批评他的故事。看来 是毛泽东自己记错了。   近日看到有的出版物引用了据说是毛泽东在1957年4月10日对《人民日报》负责 人的谈话,说:“历史上不是提什么‘文景之治’吗?实际上,文帝、景帝只是守 成,是维持会,庸碌无能。从元帝开始,每况愈下。元帝‘牵制文义,优游不断” 。他说他父亲持刑太深,主张起用儒生。宣帝生气地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 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并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到了哀(帝 )平(帝),更是腐败。”我要说明的是,这个讲话记录是我在1973年根据在场的人的 回忆整理的。整理稿上本来没有宣帝批评太子的故事,是后来有的同志建议:索性 顺着毛主席的意思,把这个故事加上去。这才在定稿时添上。稿子的另一处修改是 删去了毛泽东当时表扬我的话。   汉元帝即刘是,史称他“柔仁好儒”。毛泽东讲的那个故事见之于《汉书。元 帝纪》。刘是作太子时,看到“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 饶等坐刺叽辞语为罪而诛”,有一次吃饭时说他父亲“持刑太深”,建议宣帝用儒 生。宣帝变了脸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 政乎?!”宣帝批评了一通儒生的无用,说:“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 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妄托!”。说完叹了口气:“乱我家者,太子也!”   毛泽东有没有在1957年讲过这个故事,并不重要,反正他两次提到了汉元帝; 重要的是他自己从这个故事中悟到了什么,他讲这个故事的意思是什么。   刘是的立场是儒家,而宣帝对他的批评是法家观点。刑名之学属于法家。刘是 认为他父亲“持刑太深”是因为采用了法家的“以刑名绳下”的办法,所以建议他 用儒生。在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上,儒家和法家是争论很激烈的。他们之间的一个 重要争论点是:儒家讲“王道”,强调仁义教化,而法家讲“霸道”,认为“仁义 不足以治天下”,主张用严刑重罚治国。   据史书载,汉宣帝对太子这一次讲的话如此老大不高兴和忧心忡忡,以至于从 此对太子疏远而喜欢好法律的次子刘钦,甚至一度有意改立刘钦为太子。毛泽东讲 这个故事,是意味深长的。   然而太子是在什么情况下提出建议的呢?   宣帝在晚期滥杀好人。被杀的或是能臣,或是贤人,不过是讲了几句不中听的 话,就惨遭杀身之祸;其中震动最大的杀大臣盖宽饶和杨恽。   盖宽饶是司隶校尉,此人是清官,生活朴素,只因性情耿直,得罪了许多人, 又多次冒犯皇帝。当时宣帝正用刑法,信任宦官。盖宽饶上书反对,讲了一套儒家 的道理。宣帝恼火了,下令逮捕。盖宽饶用佩刀自刎。百姓无不痛惜。   杨恽的父亲当过宰相,他本人是个廉洁无私的人,但也结了不少怨仇。有人向 皇帝打小报告,说杨曾经说过“正派的人未必有好下场”等对皇帝不敬的话。杨恽 被贬为平民。杨恽回到家乡后,没有闭门思过,做出一副惶恐可怜的样子,反而大 兴土木,广交宾客,毫不收敛。这就犯了忌。朋友写信劝他,杨恽回信说:“我自 问罪过很大,行为也有欠缺,决心当一辈子农夫,所以带着妻子儿女种田。现在我 受到惩罚满三年了,自己过过快活日子,也不图富贵了,不知道有何不可?”有人 上书,说杨恽不知悔改。宣帝交廷尉查办。搜家时,查到了这封信稿。于是杨恽被 判大逆不道,腰斩。   这两件事,前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60年,刘是十八岁;后一件事发生在纪元前 54年,刘是二十四岁:显然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刘是在杨恽被杀的第二年对宣 帝提意见的,这就是他说话的背景。盖宽饶、杨恽都是有德的人,不过是小小地冒 犯了皇帝的尊严,宣帝就容纳不下,非要置于死地,也难怪刘是要说一句“持刑太 深”了。   “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是宣帝告诉儿子的统治秘诀。其实,这不 仅是“汉家制度”,以后各个朝代,莫不如此;口头上是尊儒的,但这并不妨碍他 们在实际上使用严刑峻法,所谓“阳儒阴法”是也。专制君主并不在乎哪一家,他 只拣其中对他有用和他所喜欢的来实行。平心而论,法家并不是只要刑罚,而是要 有赏有罚;刑罚也不是越重越好,而是要公平。所谓刑名,就是循名责实,而定赏 罚。刑罚的目的是消灭犯罪,“以刑去刑”,而不是“残民以逞”。所以,不当罪 而诛,是违反法家精神的。儒家希望君主行仁义,法家希望君主依法办事,都是不 那么容易的。在专制制度下,儒家和法家的理想都是不能实现的,只不过成了王朝 统治的两种互相补充的工具而已。   毛泽东对宣帝批评太子的话很欣赏,可是对汉宣帝的枉杀良臣,他却没有任何 批评的表示。在他眼中,谁不满意“文化大革命”,谁就是“是古非今”;谁不赞 成“阶级斗争为纲”,谁就是纯粹讲“王道”。1972年批评我的信,矛头直指周恩 来;这和1957年骂邓拓,是一脉相承的。毛泽东欣赏法家,只是因为他认为法家讲 专政,他自己却是不受法律约束的。他不但不从秦始皇的暴政接受教训,反而自夸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如他。1972年的这件事,可以说是1974年“评法批儒”的先声 。周恩来不是儒家,他也不是象汉元帝那样无决断力的人,但他内心深处倾向温和 路线,这样,他就不为毛泽东所喜欢了。毛泽东不让周恩来作继承人,固然可以说 是因为周恩来已患恶疾,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担心周恩来将会纠正“文革”的错误 。 注释: ※ 周扬说:毛主席对我说好的时候多一些。他批评我的话也很厉害。他历次对我 的批评可以归纳成三条:⒈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⒉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 系;⒊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毛主席对另外一些人,如胡乔木,也有类似的批评 。(李辉访周迈) 一九九八年四月于北京 ~~~~~~~~~~~~~~~~~~~~~~~~~~~~~~~~~~ ※※※※※※※※※※※※※※※※※※※※※※※※※※※※※※※※※※   本期 责任编辑:吴 玫           主 编:陈志刚      校  对:胡亚非           副主编:胡亚非      英文目录:慧 泉               黄 政      PS制作:宋 强               刘顺国      读者服务:王欣磊      系统维护:姚建纲      网络发行:张 吉 黄 政 ※※※※※※※※※※※※※※※※※※※※※※※※※※※※※※※※※※ ≈≈≈≈≈≈≈≈≈≈≈≈≈≈≈≈≈≈≈≈≈≈≈≈≈≈≈≈≈≈≈≈≈≈ 稿件问题建议红娘等请寄 fhy-cm@fhy.net 《枫华园》信息服务站地址:http://www.fhy.net/ ftp.fhy.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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