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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枫 华 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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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九期  一九九四年五月一日出版  十日刊      ※
※                                 ※
※   加拿大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主办   《枫华园》编辑部主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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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统一刊号:1198-14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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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期 目 录(FHY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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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语  丝】   三则                    读 者
2 【人生巡礼】   皱纹里的声音 (之二)           王兆军
3 【心灵之声】   寒夜孤灯                  晓 天
4 【留学生活】   行车漫曲                  玉 禾
5 【科技世界】   蓬勃发展的中国计算机工业          杨天行
           神奇的“电热涂料”             陈云金
6 【枫园幽默】   微机困扰用户                范 阳
7 【点  滴】   令人不愉快的习惯              自 检
8 【新闻简要】   七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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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丝】


  向别人夸耀你的长处时,别人就知道了你的短处。

  愚蠢总是在舌头跑得比头脑快时产生的。

  假如你从来未曾害怕,受窘,受伤害那就是你从来没有冒过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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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巡礼】

             皱纹里的声音 之二

                王兆军

  ⒔也许是社会规律强迫了领袖的英明,也许是我命该如此,大学考试又恢复了。

  早在毛泽东时代末期,我就遇到过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可是因为我当时已结婚生子
,而且也没有特殊的政治表现和成就,根本上不成大学。我那时差不多对上大学绝望了,
生活前景暗淡无光。农村生活有说不尽的艰辛,刚看见一点出路又迷失了,心头笼罩着无
限的灰心无限的哀怨。思前想后,常常暗自感叹命苦,以为永远没有机会了。

  后来,因为政府要普及教育,缺乏教师,我被招工当了中学教师。那时,我才算脱离
了人民公社的艰苦劳动,正式走进吃国库粮(也叫商品粮)的非农业人口行列。凡是现在
超过二十岁的中国人,都会知道商品粮人口和农业人口的巨大区别。前者吃工资,后者吃
工分;前者有事假、病假和周末,后者一天不干就一天没有收入;前者可以退休并享受退
休金,后者没有;前者有公费医疗,后者什么都得靠自己;前者可以在全国调动迁移,后
者死活都必须在自己的村子;前者不仅享受着物质生活上的优厚待遇,而且具有精神上的
优越,后者正好相反。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分属于这两个民族的人,几乎发展到不
通婚的境地。

  城市人不同,他们从呱呱落地的那天起,就得到了我奋斗三十年才得到的东西。在我
步入商品粮民族的时候,我感到了生活的大变迁。即使没有别的发展,单单吃上商品粮这
一点,也就可以叫人欣慰了。我受到父亲哲学的深刻影响,他总是说:知足者常乐。比上
不足,比下有余。我也受到姥爷的哲学的影响,他经常说:一切都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
能比自由自在更宝贵。

  在中学当教师,我的能力绰绰有余。先教数学,很好。后来学校里缺语文教师,我又
去教语文,有时也教历史、地理、物理等。我服务的第一家中学,座落在一个荒山坡上,
没有围墙,四周就是广阔的庄稼地。文化环境不怎么好,但自然环境相当好。在那里,我
听到了很多在城市里难以听到的故事,我把它们整理了,编写在我的长篇传记《乡巴佬》
里。

  我有时被公社借用去写先进单位的材料。那时的文牍比现在还厉害,又是学大寨,又
是大批判,又是各种典型总结与模范汇报,公社党委秘书根本忙不过来。在他无法对付这
些事务时,就尽量找人捉刀。我是中学的语文教师,自然就被认为是会写典型材料的,于
是常常被抓短工,到一些先进单位,按照上级党的意图写经验。

  写得多了,而且常常得到上级的赞许,于是就把我转成干部,当了党委的秘书。当了
秘书以后,我照样忙不过来那么多文字,也到中学里找语文老师写材料。滑稽不滑稽?本
来是调我干那个活的,我来了,却不必再去干那活了。这里肯定有政治学上不可忽视的一
个什么规律。

  和书记的关系好坏,对我来说,至关重要。幸好,我的第一个党委书记,还真是个好
人。他叫李开志,很大的个子,工资却不高。他一家六七口人,妻子又是农业户口,没有
工作,生活相当艰难。李书记非常俭朴,也反对干部招待上级吃喝。来我们公社检查工作
的,有的说李开志好,有的回去讥笑他没有魄力,其实就是没有挥霍钱财招待上级官员的
魄力。

  如果仅仅如此,李书记可能还能维持下去。可惜他还有别的“弱点”。那时农业学大
寨的主要内容,除了战天斗地之外,就是向国库多贡献粮食,“支援世界革命”。有些干
部为了得到提拔,拼命巴结上司,就努力谎报产量,过如何过了“黄河”、“长江”(按
照国家农业发展纲要,黄河以南要达到亩产五百斤,长江以南要达到八百斤),如何大丰
收。这些官员常常不管老百姓死活,先如数完成对上级党的贡献,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以
后社员没吃的了,再从国库里要返销粮。我们邻边的公社,就惯于搞这一套,而且真管用
,提拔得快。

  李书记一到征购粮食的时候就发愁,而且犹豫不决。事先下了好几次决心,一定要将
产量报高点。可是下去一看,社员的生活很苦,他就软了,又将要上报的产量降下来。产
量上不去,贡献也就少,社员可以多分点多吃点。所谓多吃呢,其实也就是一口人多分那
么三五十斤粮食!而这,就足以引起上级的不满。

  不久,李书记就被撤销了职务。

  我于是得接受新来的书记的领导。

  这个新书记,出身于公安,在乡下当了好几年的特派员,性情相当强悍凶狠,而且喜
欢摆花架子。他一到来,就告诉我,他喜欢有才能的人,叫我好好干。我也打算好好干,
以便将来有个提拔。可是,这都是理智上的安排,而理智往往经不住感情的冲击。有几件
事情,我没有弄好。一是新书记要把党委和革命委员会办公室挪到秋收大田里,在那里搭
一个大帐篷,用芦席围上,芦席上贴上一些批判文章和宣传口号,表示我们作风踏实深入
田间指挥生产。党委开常委会的时候,我对此表示了不同意见。因为群众到镇上赶集,往
往顺便到公社机关这边办一些事,我们搬到田地里去办公,他们不方便。

  新书记说:“不能这样考虑。不是群众不方便,而是我们的干部不愿吃苦。”

  我想,去你妈的。我在乡下干了那么多年,什么苦没吃过?随你搬到天上地下,我都
不在乎。我于是跟着大家去了,但是并没改变我的看法。好心的同事们暗地说我傻,劝我
要看清主子的脾气再说话。我也明明知道自己不应当说这些对自己不利的话,可是有一种
东西暗藏心中,不由自己作主。我无法在理智和情感中得到正确的回答,所以常常失败,
又常常后悔。如果是英雄,失败就失败,因为我坚持的是对的,不必要后悔。如果不做英
雄,就随波逐流,与坏蛋沆瀣一气,将自己卖给魔鬼也心安理得,不考虑什么不值钱的正
义、良知之类,也行。可是我不属于此两类之中的任何一类。我是摇摆的,时而清楚时而
糊涂的,既有理智又有感情的人。这种半生不熟的性格害苦了我自己。

  每每想到自己年近而立,却仍然立不起来,就对自己灰心。

  ⒕后来,我和书记发生了大的冲突。

  那天,我和他,还有一位学大寨工作队长,一起去下去检查一条道路的修筑进度和质
量。因为地区和县上的检查团要经过这里,新书记决心弄个模范的样子显示显示。

  我们到达现场时,民工们刚刚放下工具休息。新书记可能想在队长面前显示威风,就
喝令大家继续干活。一些老人知道新书记厉害霸道,犯不着生气,就懒洋洋地干起来。但
是有几十个青年人并没有马上起来干活。书记对那些青年吼叫:“就你们特殊?都起来干
!”

  有几个青年说:“刚放下家什,喘口气还不行吗?”

  书记说:“劳动者才有休息的权利。你不干,就不能休息。”

  有个青年说:“我们不是没干,刚休息,就是你没看见。”

  书记说:“我是唯物主义者,没看见的,就等于没有!”

  那个青年说:“你没看见的事情,就等于没有?你没看见的事多着呢!”

  在场的人谨慎地笑起来。这种笑到底是指的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好象大家都会心
明白。我想:那潜台词大概是“你没看见你娘生你,难道你就不是人养的?”农民的幽默
常常是用这些内容作题材。

  那青年说完,用斗笠遮了头,继续坐在那里休息。

  书记看见自己的指示被挑战,大怒。他上去一巴掌,就把那青年的斗笠打掉在地上。


  那青年上去拾斗笠时,又被书记踢了一脚。青年受不了污辱,就抓住了书记的手。

  两个人打起来。

  书记毕竟有威风,又是公安特派员出身,便使用了一些拳脚。

  那青年倒是相当谦让,他左右防守,反复躲避,迟迟没有进攻。

  很多人围在那里。学大寨工作队队长看看我,示意我上去帮忙。他的意思,我明白,
就是让我保护书记,拉偏仗。我才不呢!这么多人休息,你他妈的书记不让人家休息,就
是圣旨?别以为老百姓就是些好欺负的任人宰割的羊!

  那青年尽管用的是防守的功夫,但是看上去有点招数,至少他没有慌乱。我想,如果
他吃亏,别的青年不会不管,因为这些人大都是本姓本家的弟兄,一个受伤,别的就发热
。

  工作队长见我不上,他就要上。可是,他的行动被别的民工制止了。

  这时,我看见那青年--一位大白衣庄的复员军人--被书记摔倒了。书记在占有好
形势后,抡起拳头,朝青年的眼睛打去。如果那一下子打中了,那青年即使有命,也难以
保住眼睛。就在这时,书记突然大叫一声,倒下了。原来,那青年是从总参的部队下来的
,也会点擒拿功夫。他看来者不善,一手伸向书记的睾丸,把他捏倒了。

  书记昏死过去。

  要了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里。

  事后的处理中,党委有了争论。书记非说这是反革命事件不可,别的常委有不同意的
。他们从书记以后的安全考虑,说应当大事化小算了。我和那位队长的意见举足轻重。我
如实反映了情况,认为是不理智的争执引起的冲突。书记很不高兴。那个队长甚至说我政
治上不可靠,阶级立场不清。后来,工作队长说我在做梦中说过“这是什么世道”之类的
话。他们显然要整我了。

  于是,几个星期以后,我的秘书被悄悄地撤了,去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当指挥。他们
说那个地方很重要,需要年青能干的闯将。我相信,从他们那笑嘻嘻的脸上,谁都会看见
革命干部的虚伪与奸诈。

  农田生活极其艰苦,我重新回到了土地上。当然,我是指挥,还没有真正下地干活的
农民苦。不过,我是被打击被报复的,心情格外不好。我一会儿认为自己是坚持正义的好
人,一会儿觉得自己是个傻子。旷野的风雨吹打着指挥棚,我在干草搭起的地铺上辗转反
侧,无法入睡。我想彻底理清以后做人的信条,可是终于没法确定。在清冷与潮湿的空气
里,我心乱如麻。

  就在这时,传来了大学招生的消息。

  我一往无前地报了名,夜以继日地复习。

  孤注一掷。那时的我,差不多就是一颗灰心一种准备。

  一九七七年底,我终于考上了上海复旦大学。临沂地区在上报省的考生名单中,将我
列为第一名。可以说,我上得理所当然。

  ⒖我终于上了大学,梦寐以求的大学。

  这件事对我父亲是个鼓舞。一个丢失了很久的梦又重现了,我有点被命运捉弄的感觉
。当我说出这种感觉时,他深深地叹息。他说:“一样的事,不一样的味道。十二年的书
,虽然没有白读。但是又一个十二年过去了,这个十二年是人的好时候啊!现在,孩子都
这么大了,才去上学。到底不同啊。”

  上大学前,父亲没有教导我什么。他觉得我应当什么都懂得,不必要再说什么了,又
好象很多话不合时宜,说了会有麻烦。我也没有十分热情地央求他说什么。我们就那样地
分别了。我去了上海,他们照样呆在永远也离不开的黑墩屯。

  四年的大学生活虽然艰苦,但基本顺利。对于父亲来说,这是他精神上的恢复时期。
一是因为终于上了大学,二是农村的经济体制变化。人民公社彻底完蛋,农民又单干了。
父亲为此哭笑不得。他说:“共产党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早干什么去了
?一个大弯子转了几十年,人都转老了。”

  是的,他老了,即使重回旧体制,他也无能为力。廉颇老矣!

  我的生活没有变化,但我的内心开始了新的挣扎。这是我始料不及的。一方面,我觉
得上了大学,摆脱了那个小地方的种种束缚,有了进身的阶梯,我得到大地方去混个名堂
。而要混出名堂,肯定得依附于这个铁一样存在的体制。问题是,如果我仅仅这样打算,
任凭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也好。最可怕的是,我的精神上同时产生了与那个社会体制
矛盾的离心倾向。我看清了一些东西,理论上也基本明白:那是一个封建的以农民文化为
基本意识形态的社会。我来自农民,对它深有所知,便凭了一腔热情,开始了对社会弊端
的批判。

  改革开放初期,大学生的情绪经常处于激动状态。我虽然属于大年龄的那一批,但和
小同学一样激烈。我参加了反对批“苦恋”的行列,我和别的同学组织了自己的社团,我
写了很多文章揭露社会的问题,甚至参加了人民广场的讲演活动。更为深刻的是,我使自
己的创作道路进入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行列。我那时酷爱法国和苏俄的那些批判大家。

  这样,问题就严重了。如果我端共产党的饭碗,却骂人家的娘,从道德上讲,不好。
如果我决绝地走自由知识分子的道路,却还没有那么大的心劲和胆量。我十二年读书,十
二年等待,现在又加上四年寒窗,然后再抛弃三十年努力所得到的东西?!我很难舍得,
确实很难。在个人自由和道德顺从方面,到底怎么办?我开始了精神的挣扎。

  我的瘦弱的身体,我的虚荣和自卑,是在饥饿与寒冷以及艰难的物质生活中挣扎过来
的。在实际利益的追求中,在与狼争食的搏斗中,我锻炼了自己的心智,也抛弃了姥爷的
美好教诲。但是,那还不是最残酷的。最残酷的是我后来的文化上的挣扎。我在政治上深
深陷入那个社会的轨道,但思想上又被自由和民主所俘虏。我是没有离开阵地的叛徒,又
是乞食于对手的战士。

  萨特说过很多鼓励我的话。世界是荒诞的,人的最终目标是自由选择后的自由境界,
你做什么你就是什么,你是你的上帝别人都是地狱,等等。但是,这是中国,一个我这样
的大学生,我难道能放弃一切,去按照我的心行事吗?可是,我必须放弃。我手中的拐杖
就是魔鬼的恩赐。我要走的道路上布满勇士的血迹,只要还有一点人性,我就不能完全同
流合污。

  假期回家,和父亲谈了一些话。我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社会的不满,也表现出对新生活
新岗位的向往。我没有做出令我父亲可怕的决定,但也足以使他担忧。他不同意我的任何
叛逆,至少不能在行动上叛逆。尽管我的那些不满的感情基础是来自我本人的感受,其中
包括我父亲,我姥爷,我死去的妹妹和邻居,还有千百万人的经历。在某种意义上,我就
是想替他们说话。

  父亲并不因此而兴奋。他很清醒。他拒绝因为自己的感受而同情我的不安分。

  过了春节,我接到最高人民法院发来的电报,叫我提前到北京报到,然后到一个中央
干部学校作短期的法律培训。因为我是学文学的,不懂法律。临行前,父亲终于向我强调
了他的生活经验,那也是很多人的,也是我的祖宗的经验。

  “端谁的碗,受谁的管。”他开宗明义地说:“不要想三想四,东张西望的,要一门
心思做事。多少人梦想都想不到的地方,你要当回事。不要以为替什么人说话,什么人就
会感谢你。不,如果你没了地位,谁都看不起你,连那些你帮助过的人也会幸灾乐祸。蔺
相如的故事,你知道。中国的事情,就是一个熬字。熬到了头,什么都自然解决了。就算
你有本事,也得后发制人,先发制人在咱这样的社会吃不开。你看看,连毛主席都不行。
他反对单干,到了时候,还得单干!为什么说邓小平是个能人?因为他沉得住气。如果他
十年前就说单干,就说给地主富农都摘帽子,就得杀头坐牢啊!时势造英雄啊,不服不行
!”

  我叫他放心,我不会和官府对着干,我只是希望这个国家好。

  “这样说,那你就毁了。”父亲说:“国家是咱的吗?不是咱的。你当再大点的官,
也不能这样想。国家从来是皇帝的。所谓忠臣,都是自动找死的人,历史上没有几个有好
下场。你就过你自己的日子,时常警告自己安分守己,不贪污不贿赂不寻娼宿妓,就是好
干部。一级一级地朝上爬,觉得心劲没有了,就告老还乡。回到老家,乡长县长都是朋友
,请人家来家喝茶喝酒,人家能够赏脸,那就很好了。如果你不听老人言,栖惶在眼前。
”

  我再次答应听他的话。我说我会好好干,即使不能光耀门第,至少不能丢人。

  父亲没再说话。从他的眼神中,我知道他仍然疑虑不安。

  ⒗但是,我的北京生活是很失败的。

  先是我提出与妻子离婚。虽然离婚的原因不无道理,但家乡的人认为这是绝对大逆不
道的坏事。事实本身是一个地位高的人抛弃发妻,因此我被套用了一个古典文学中的丑恶
形象--陈世美。这对父亲是个很大打击。他刚刚在别人眼中恢复过来的尊严,又被我的
坏名声打得粉碎。他对人说:“白养了这个儿子,连本都搭上了!”

  不仅如此,事件接二连三。

  我只在最高法院呆了一年多,就离开了那里,原因是我陷入到一场幼稚的恋爱之中。
为了司法队伍的整洁,我被劝告到文化单位工作。于是,我最终离开了向上爬的好梯子,
心情恍惚地到了报告文学杂志当编辑。当时,这个杂志属于人民日报社管理。我在那里开
始了文学创作的道路。我写小说,也写报告文学。

  一九八六年,山东省苍山县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事情:因为官府的腐败,农民的一
亿公斤蒜苔烂掉了。农民一气之下造了反,砸烂了县委和县政府大楼。那个事件所反映的
主题非常深刻,也非常现实。它标志着旧的政治管理体制根本没有转换到为公民服务的轨
道上来,封建的观念正在严重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而群众情绪既缺乏通顺的传达渠道,
也缺乏正确的表达方式。我觉得这是个报告文学的好题材,也是我的天职。如果连这样的
东西都不写,那就不要写作了,也不要再接受作家的称呼了。

  我怀着满腔热情采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定为《沙净天》。我用了古人马致远的词
句作了小标题,枯藤、老树、昏鸦、小桥,等等,而将词牌颠倒过来。我的意思是,粗糙
的砂砾能够打磨肮脏的天空。这篇作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以后,受到读者的赞扬,并且获
得了那次报告文学的大奖。

  父亲因此痛骂我不会做人。他说当地政府官员因此很不高兴,说我是挖自己的墙脚,
说我到多大也不知道好歹,说我不懂得兔子不吃窝边草的道理,说我如果不写这种事情当
地政府会对我们非常客气等等。他举了很多例子,证明当地官员对我们不薄,而我的所谓
为民请命不过是忘恩负义而已。

  为了让他息怒,我说以后我再不写或者少写家乡的事情。

  他说不写家乡的还不行,必须永远写好的方面,光写好话,不说坏话。我问他,难道
有坏人坏事也不揭发也不暴露?他不说理由,一味地生硬地压制我,说就是不能写,就是
不能。我和他吵起来。他没有说服我,因此气得发抖。最后,我还是觉得自己不对,不应
当和他吵架,就在他面前服了软,说如果有特别好的事情,我也会写的。

  我在工作和写作上有了小小的成绩。一九八五年,我获得中国作家协会颁发的全国优
秀编辑奖。不久,我当上了这个杂志编辑部的负责人。同时,我发表很多小说、散文及报
告文学作品。其中小说《拂晓前的葬礼》获得中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原
野在呼唤》获得全国第三届优秀报告文学奖。除了《沙净天》之外,我的另一篇报告文学
《艰难的进化》也获得全国性的大奖。我的一些短篇小说被译成英语和德语。不久,我出
版了长篇小说《盲流世家》,发表了《落凤坡人物》等几个中篇小说。

  这使得我在家乡兼有好名和坏名。

  但是,出名以后对我并不轻松。

  我享受了很多从政府来的好处。我分到了一个单元,两室一厅。这对于单身在北京的
职员来说,是非常优厚的奖赏。我的工资从大学毕业后的五十六块钱一下子升到一百四十
多块,不算其他奖金等小零碎。我开始坐单位里的小轿车上班。后来因为离住处很近,我
实在没必要坐车,而且坐在里边老是不舒服。我从编辑升到主任。很多人采访我,要写我
的各种故事、见闻、生活花絮,甚至是只言片语。我的稿子经常还没修改就被约稿的朋友
拿去。至于各种饭场、酒场、座谈会,就更是应接不暇了。

  不错,我可以说是凭本事挣的,当之无愧,受之心安。可是我也知道,社会上比我更
有本事的人多得是,就是写作这一行,比我强的也很多很多。有些人暂时不为人所知,只
是因为风格的不同,而风格有时根本无法比较。我的幸运就是风云际会,在这个时期在这
种社会文化状态下的一种机遇。我的才能得到了这个机遇,得到了这些别的。

  我不能不考虑它们的来源。尽管我可以说这是人民的,但它不是通过法律给我,而是
通过上级的权力给我的。他们想给我,就给了,不想给,我就得不到。所以,我得感谢领
导对我的关心,感谢党的注意。如果,我就是这样一门心思地感谢党,为他卖力,也会幸
福。但是我同时又有反对自己的武器,而那武器还相当尖锐相当强大。在我感受到浩荡皇
恩的时候,我同时也记得著名的孟德斯鸠的著名的论断:一切封建统治者都会玩弄一种手
法,他们把随时出现的名人拉到自己的队伍,以便告诉老百姓野无遗贤。在民众企图反抗
这个政权的时候,他们往往看见一些好人也在里边而投鼠忌器,犹豫不能下手。

  两百多年前的那个老人,其声音依然如此响亮!这是先贤的声音,是人类的智慧的集
中表达。和这个老人比较,我的父亲算什么?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难道应当接受一个
保守而胆怯的农民的冬烘式的劝告,从而抛弃自己先知先觉者的天职吗?贪生怕死的小职
员有千千万万,但是大智大勇的人物却是这个民族所稀罕的。在西方的孟子的对照下,我
不能为眼前的小利而忘记本质,不能在小恩小惠面前失去了本性。我听见了约翰·密尔的
说法:那些被捧作贤人的文化界上层人物实际上是政治花瓶,他们十有八九是统治者的饰
物。参加交际时,他们被戴上,过后就被放在厕所里盛放干花的篮子里。

  ⒘我早就有个愿望,想在自己有了房子之后,接父母到北京好好住上一阵子,看看皇
帝的金銮殿,看看那些古老花园王朝风貌,还有现代大都市的风景。可是,我迟迟没有实
现这个想法,一是我怕和父亲争论--其实他常常是不争论--社会和人生。他的人生经
验很保守,很农民化,可是又很现实很管用。我不知见了他应当怎么说。他如果听见我和
朋友们的那些谈话,一定会睡不着觉。

  问题是,我自己也没有在那个困境中找到出路。在考虑饭碗的时候,我的慷慨激昂的
批判声音会从深处变得微弱。在审视良心的时候,我的求田问舍的心理就被羞愧压得无地
自容。我随时都面临失去底气的危险,但是随时都会有无数的警句针扎似地提醒我不要麻
木不要堕落。我为自己的暧昧而自感悲哀,又为自己独立思考而孤芳自赏。

  有一年中秋节,我答应回去和父母一起过的。可是事先正遇到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一
次南海调查,副主席张锲请我和他们的小组一起去。同行的有吉林的鄂华、南京的黄蓓佳
、解放军的李延国等。他们都是很好的人,而且我一直想到南海看看,于是就答应了。待
完成采访以后,我带着写一篇报告的任务先回到北京。稿子没写,又到老家看了父母,也
算是对中秋节没有按时回家的一个补偿。

  我们自然谈到我的旅行。

  “那地方很远吧?”父亲问:“南海、番禺,古书上都是蛮荒之地。”

  “现在很现代化。”我说:“那地方比我们北方发达,相当好。”

  “去那么远,要走多少日子?”

  “从北京到广州,一个多钟头。坐飞机。”

  “那得多少钱?”

  “当然比坐火车要贵。”

  “都是公家出的钱?”

  “吃饭、住宿、旅行、参观,都是接待单位出钱。”

  “那你得给人家多说点好话。”

  这就叫我为难了。南海石油公司对北部湾及其以南地域的油田开发,是做出了很大努
力,成果也很大。尤其是在后来的中外合资对南海油田的勘探中,是目光远大硕果灿然的
。如果单靠我们的财力人力和技术力量,将那个海域的基本轮廓勘察清楚,需要七十年才
能完成。那时即使勘探清楚,世界已不知变成什么样子了。由于使用了开放的经营方法,
有六个国家的勘探队与中国合作,只用了几年时间就搞得差不多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中国的工程技术人员受雇到外资轮船上工作,也学到了很多新技术新方法。

  执政党喜欢讲成就,但是作家往往说缺点说问题,这是社会角色的定位。在那里,我
看到了成就,但是也看到了问题。长期适应于社会主义企业的中国工人,在外资企业中遇
到了文化上的冲突。他们将党支部带到外国企业中去,雇主还是敌人意义上的资本家,抽
烟的党员遇到批评便用割破沙发的手段报复。同时,我们的体制也还有很多大问题。比如
,一百多名中国雇员在南海的一次台风中丧生,可是家属却领不到每人十万美金的人寿保
险。外国保险公司要求亲属亲自来领,而中方认为应当由组织和企业去领,因为这些工人
的子女享受了很多福利,而中国工人在自己的船上死了不过是几千人民币的抚恤……

  如果光说好话,那干吗要我去?那里的宣传科长安排一个通讯员就完全干得了。我写
,就要写出我的眼光,我的看法,我的褒贬与建议。我是作家,不是企业的宣传干事。我
知道父亲不会同意我的这种自以为是的烧包劲头,就故意不做声。我知道,他会说什么,
因为我们是人家请去的,花了人家的钱,中秋节还吃了很好的宴会。李延国到船上调查,
他们还专门安排了直升飞机。我们所到之处,到处都有人欢迎,各个生活环节都有照顾。
俗话说,主雅客来勤。可是如果这些客人吃喝以后还说不好听的话,那么主人当然会不高
兴。

  一个小道德说:“你得想到主人的恩惠。即使不能知恩有报,至少不能说人家短处。
”

  那个大道德说:“你应当秉承社会的真理去说话。为小恩小惠所迷惑,就是糊涂虫!
”

  我没有在家多逗留,就朝北京跑。颠簸的火车上,我心潮起伏。我觉得好象个被几个
婆婆指使的媳妇,不知如何是好。我无法摆脱她们中的任何一个,越挣扎越难受。我不可
能离开那个古老的传统道路,去寻找成功和辉煌。即使是表达平民的声音,也不可能离开
贵族的喇叭。如果没有地位,人的声音就不会响亮。如果要这声音响亮,喇叭就会马上消
失,就象长发妹一说穿山泉的位置就会变为石头一样。这是一个悖论。

  我意识到了这一点的两个方面,惶惶然,不可终日。我不得不做一个既考虑饭碗又兼
顾良知的作家。我的声音荒诞而奇怪。既有热情的好话,也有尖刻的批评。我用大堆的杂
草掩盖一块美丽的碧玉,我将闪闪发光的钻石半埋在砂土中。我的文章既象官方允许的报
导,又象是呐喊冲锋的动员,看起来面目不清,听起来吞吞吐吐,闻起来别致怪异。

  ⒙我疲倦了。

  我迫切地想听见社会大步前进的声音,无论这声音多么狂躁多么可怕。我迫切想看见
腐败、臃肿、无能的官僚体制的消失,尽管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力量能够代替它。但是,
我一时看不见这些,而耐心却十分有限。于是,我在急躁的反复中,渐渐走向消沉。

  我将消沉赋予了名堂,那就是对个人自由的追求。我被束缚得太厉害了,没有自由,
从来没有。我身上的绳索比父亲的还要多。平民与贵族的冲突,乡村与城市的冲突,中国
与西方的冲突,还有男性与女性的冲突,责任伦理与道德传统的冲突,感情与理智的冲突
,等等一切的一切,把我害得比蹲十八层地狱还苦。我父亲身上也有绳索,但他已经把那
些绳索安排到了合适的地方,而且他不再挣扎。绳索有个特点,你越挣扎,它勒得越紧。


  我走向了个人感情的圈子,陷入情场的悲欢之中。我有宽敞的房子,有充足的被压抑
的感情,有对社会和人生的多方面认识,有个人奋斗的成果和依然健在的才能,而且我也
有时间和金钱。这些都是情场上的必需品。

  当然,我没有得到解脱。所有这些,都在我的《都市风景》中写了,我希望它能与读
者见面。我得到的经验是:要珍惜每一个爱过你的和你爱过的女人;不要轻易离婚;不要
轻易和异性上床;可是,如果你想真正了解一个异性,最好的办法是上床;如果连上床之
后你都还无法了解的女人,她差不多就是个魔鬼;男人确实不如女人好,但是男人承担的
社会责任太多;男人不肯放下一些他们不应当要的坏东西,所以失去了应当得到的好东西
;从根本上说,人是难以互相交流的;人生是很悲伤的一场戏。

  父亲的担忧是显而易见的。每个到北京来看我的老乡都传达这个信息。这个压力在理
论上是可以轻松对付得了的。问题就是感情,是感情上对付不下来。有了照相机以后,我
给父亲母亲拍过一些照片,可以时时拿出来看看。其中有一张,他站在我家院子里,背后
是一面破旧的门,门旁边是一串红辣椒。在过强的阳光下,他老眼紧闭,只留下一条缝隙
。那是绝对不要闭上眼睛,紧紧注视我的姿势。这个姿势,是父亲对我的姿势,他不是一
张简单的照片,它有象征性。

  我终于向父亲说了很多,包括我的变化过程,我的现状和将来。父亲彻底否定了我。
他说我是一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这并不是武断,他能给予具体的说明。他说:“为
什么说你是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呢?咱得靠事实说话。你对现在的社会多有不满,是
不忠。你上不能好好侍候父母,下不能照顾好子女,不孝。离婚,是不仁。吃了人家的东
西,用了人家的飞机票,还说人家的不好,是不义。这样的人,难道还不算是不忠不孝不
仁不义的人吗?”

  我当时很难受,因为我简直不是个人了。好在我那时已经学会了调侃,便装作刀枪不
入的样子,安慰他,说我为什么会成为这种四不象的人,我还给他讲了中外历史上各种各
样的人物的产生背景,如费边主义者,如十二月党人,如多余的人,如竹林七贤与两晋门
阀,如八旗子弟,如五一六兵团联动分子,如官倒,等等。

  “你是什么人?”父亲最后问道我。

  我被问懵了。我真的不知自己是什么类的人。

  “你难道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吗?”父亲追问。

  我终于没有能够回答他,因为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我从不是象样的工农,因为我不
想在农村也不想在车间干活;我也不是象样的知识分子,因为典型的知识分子是循道而行
;我是党员,但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有时甚至就是叛逆分子;我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儿子,
不是很好的父亲;我不是一个象样的丈夫,甚至不是一个坚定的情人;我不是社会学家,
却去关心社会;我是一个作家,却不细致钻研写作技巧;我不是个坏人,但是做过不少被
人指责的事情;我有点思想,但是形不成理论;我自以为厚道而忠诚,但是浪得了城府有
名。

  我终于给自己找到了名字:八不象。

  一个典型的农民家庭,生育了一个八不象!

  我自己都觉得可笑。但这是真实的,严肃的结论。

  ⒚在最后的一章里,我得写到我的出国给父亲的影响。

  我早就有些外国朋友,父亲也认识几个。但他其实不知道外国的概念,甚至不敢相信
有没有那么多国家。他只相信,日本人住在东海那边,说来就来。至于别的国家,都很遥
远,似乎不要关心。

  “六四”以前,我正在山东调查农村教育的问题。听说北京出事了,我撂下没干完的
事情,就回去了。我给父亲告辞的时候,他象诅咒似的说:“不是我眼斜。这一回你回去
,不死也得剥一层皮!”

  我知道是这样,但我没听他的劝阻。

  结果,正如父亲所说的,谁也斗不过国家。我不得不滞留国外,滞留了一年又一年。
不要说没有工作的那些物质与金钱问题了,光这心,也就折磨得够苦的。回去?什么也干
不了,除了挣钱过日子,就是发财大挥霍。正经事也干不了什么。那些文学界的朋友们,
不也都在投其所好地拉读者赚钱吗?回去还不是一样!但是,在这里呆下去,又能干什么
呢?大半辈子,你热心的是那个国家那个民族的事情,包括你自己的事业,难道就这样抛
弃了?不管是死是活是悲是乐,那里的朋友们是坚守了地方,骨头与肉都和那个民族砸在
一起的啊。几年中,我被这些东西煎熬着。

  父亲为我担惊受怕,以为我再也不会回来了。

  老屋越来越破旧了,永远关不严实的那种木门抵挡不住冬天的寒风。我的父母睡不着
觉,围着被子,坐在床上猜测我在北京犯了什么罪,为什么不回来,以及在这边靠什么过
日子。他们听说加拿大比东北还冷,更加担心。当地政府为了促使我回去,年月地去看看
他们,这更加使他们担心。我的在美国之音的几次关于中国大陆社会的分析,孩子们听到
了,告诉我父亲,又叫他担心了好多日子。孩子们说没事,他气得说不出话来。

  “我说的话,你们为什么就是不信呢?”孩子们走了,他才想起来要说的话:“你们
以为那些罪是命中注定的?注定的也有个解法。我什么没看到?都看到了,你们就是不听
。我有什么办法?想跳井,耳朵挂不住!”

  这一次见面,他没有再说这些。

  他用眼泪诉说这一切,用叹息解释那一切。

  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很多,各个人的情绪都变化了好几个回合。

  最后,父亲说到我的名字。他说他后悔没用我姥爷给我起的名字。

  “哪个名字?”我问。

  “王兆熊啊。”他说。

  大家都笑,以为说着玩的,我兄弟,我三叔,都不知道。

  父亲严肃地说:“名字就是天意。你象那个飞熊,老想为王室尽力,老想建功立业。
姜子牙后来封为齐王,就是咱山东。所以山东人都有这个功名心。可是你也象个狗熊,狗
熊掰玉米,掰一个撂一个。你也是一样。当了农民,不当了,去当老师。当了老师,不行
,撂了,又去当干部。当干部,不行,又去上大学。大学上完,应当好好当官了,又要写
这写那。小村子,撂了,到了临沂。临沂又撂了,连上海、北京都撂了,到了外国。老婆
有了,不要了,再找新的。你现在胳肢窝里应当还有最后一个玉米,那是什么?”

  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下意识地摸摸腋间。

  “什么也没有。”我说。

  父亲象法官判决似的说:“你,一个不安分的人。”

  大家都笑起来,我也自嘲地跟着别人傻笑。

  “到老你也长不大。”他补充说。

  在昏黄的灯光里,我看见父亲的慈祥的脸。他是多么细致地呵护着我。无论我到哪里
,都牵挂在他心上。父母的爱啊,叫人无法描述。我想,他那一额头的皱纹,其中好多是
因为我而生长的。我靠近他坐着,看得特别清晰。我说:“大,你的皱纹很深呢。”他看
着我的额头,说我的也开始清楚了。他说这是好事,额头上有多少皱纹,心里就有多少皱
纹,皱纹就是经验。

  我概括地象叙述这篇文章似地说了他的皱纹的形成,怎样失去了农民的梦想,文革怎
样打碎了大学的希望,后来我的离婚,以及我在政治上的惹是生非,造成了他的苍老。他
微笑着说:“看来,书也没有白念嘛!”

  这是对我的最高的奖赏了。我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父亲皱纹在我的睫毛上起合着,那树林间出现了彩虹。我听见那皱纹中的声音了。那
声音是对他一生的诉说,那声音是对几十年专制社会的控诉,同时也充满着一位普通的农
民父亲对儿子的扎实的爱。

  我告诉女儿,那皱纹里确实有声音。

  王淼问我是什么声音,我却说不出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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