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与信息》双月刊 Language and Information (第7期 1997年3月) INTERNET ISSUE 7 March 15, 1996 目 录 #1 资讯时代话国粹:也谈汉字改革 ……………………………… 王伊万 #2 我们要教学什么样的电脑中文输入方法?…… 湖南师范大学 彭泽润 #3 中文上网何必要双重内码? ……………………………………… 刘实 #4 似是而非最害人: 评人民日报的 “中国汉字之魅力”…………………… PHILIP ZHANG ●读者注意:如要按目录的文章编号(例如 #2 号)找寻该文, 请在 ASCII 环境下找寻(search) #2# 字符即可找到。 (NJSTAR用 F5 键) #1# ========================== 资讯时代话国粹:也谈汉字改革 王伊万 近来,常常看到一些关于汉字改革的争论。例如“美洲中国文字改革促进会”主办的《语文与信息》,大陆发行《语文现代化》,《汉字文化》等。甚至中央研究院院长李远哲先生也公开发表讲话(见10/10/1996《世界日报》),引起强烈反响。本人不是专家,但作为中国人,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时时感觉到汉字的危机,因此忍不住也想说几句,凑凑热闹。 一.由于有了文字,我们便有了五千年的历史。毫无疑问,这五千年的文明史,是我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但历史偏偏又告诉我们,它同时是一个沉重无比的包袱。历史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 传统的服装? 现在似乎已无人知道,亦无人关心,究竟什么样的服装是中华民族的传统服装。无数现代的奇装异服,已使国人无法再忆起自己的从前,甚至专家也无法考据究竟应该以何时何地何人的服装作为中华民族的正统,以及怎样让中国人都去恢复这个正统。众所周知的是,所有炎黄子孙的领导人以及精英,都已西装革履,领带光鲜了。 传统的建筑? 到底是目前乡间普见的泥砖茅屋是中国的正统, 还是那些红墙绿瓦黄琉璃飞檐的宫殿庙宇? 还是那些被标榜为中国现代化的高楼大厦? 传统的宗教? 据说道教是中国自己的宗教,但现在究竟还有几个人懂得它? 现在还有几个人在拜自己的“菩萨”? 外国传进来的佛教,尽管久已衰微不堪,但似乎已占据了中国宗教的正宗地位。 看来国人已经见怪不怪了。 传统的语言? 此话更无从提起。虽然我们知道自尧舜时代之前,中国必有语言的存在,但却无法考据今天究竟谁在使用那炎黄的正统。是北京人,香港人,还是台湾人?甚至是西藏人? 汉字,看来祗有汉字,至今还名正言顺地作为中国的正统传统保留并为国人喜爱与广泛使用著。但显而易见的是,今天的文字也远非昔日之文字了。几千年下来,从甲骨文、小篆、大篆、到隶书、楷书,中国(严格说是汉民族)的文字也几经沧桑。如尧、舜、或秦皇、汉武复生,一定惊呼其面目全非。可见,汉字也一直在变革之中,其趋势是由繁到简,由少数人的专利到多数人的工具。 二.近百年来,时时听到“保存国粹”,甚至是“保卫国粹”的呼声。使我们产生许多的民族自豪感。 然而仔细看看,听听,却大都是一些西装革履之士,躺在沙发里,或频繁穿梭于飞机、火车上发出的慷慨激昂之声。而这些慷慨激昂的大声疾呼,偏偏都是集中在汉字这个国宝上。 为什么没有人去慷慨激昂地大声疾呼要保卫(或保存)中国的服装,中国的建筑,中国的宗教,以致中国的音乐,中国的书画,中国的哲学? 这些难道不是中国的国粹吗? 看来,如果不是汉字发生了重大危机,就是那些要保卫“国粹”的人本身产生了重大危机。 这个危机是时代带来的。当工业革命的浪潮终于冲击到昏睡的东方,危机于是发生了。本世纪初,洋枪洋炮打破了闭关锁国的中国,国人惊而醒起,高呼自强。于是有了1911年的辛亥革命,于是有了始于1918年的新文化运动,使汉字脱离了几千年文言文的巢臼,走上了白话文的新路,同时增添了一个可爱的夥伴--标点符号。由于这一改变,使汉字符合了汉语的口语习惯。那些要维持旧秩序,同时也就是维持自己既得利益的人士就在一片“保卫国粹”的呼声中,极力阻挠这个变革。然而,汉字还是不可逆转的发生了变革,从士大夫的专利转变为平民的工具。随著这一变革,各种促进汉字现代化的注音、拼音方案也出现了,许许多多的新信息从世界各处涌进了中国,又通过新的文字表现形式和新的教育形式为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所接受和掌握,给中国带来了进入世界先进行列的契机。可惜,这一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重大变革,由于其后频繁的战乱而令人遗憾地中止了。 1949年,政权的更迭,以人民当家作主为口号的新政权,在1956年又引发了一次新的文字改革运动,其高潮表现为1958年简化字的公布和汉语拼音的制定。中国人又得到一次与世界列强齐头并进的机会。当时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就可以运用汉语拼音自由地书写表达自己所想要说的一切,如果这个变革持续到现在,新造就的一代人,恰恰就是与资讯时代接轨的社会基础。可惜这个变革又由于频繁的“战乱”而中止了。其后,在中国的领导人里,就再也无人(无暇?)过问这个与中华民族休戚相关的大事了。邓小平讲过一句话:“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可惜由于太多的事情要忙,同时也没有意识到文字改革对中华民族前途的重大意义,以致成为一句空话。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变革,终于又使汉字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国粹”,同时也使这个“国粹”成为我们中华民族进入资讯时代的绊脚石。 三.六十年代,美国IBM公司动员上百位计算机(电脑)工作者、汉字工作者,耗资上千万美元,从事汉字的输入工作,费时数载,收效甚微,以致得出“或者消灭汉字,或者消灭计算机(Either die-out Chinese Characters,Or die-out computer)”的结论。 这个结论显然太偏颇,但给我们的警告还不够惊心动魄吗?二十余年后,汉字没有消灭,电脑技术及其应用飞速发展。但是,汉字的电脑应用仍然困难重重, 连起码的中文输入瓶颈也尚未完全获得解决。英文能够直接使用于电脑输入、输出、检索, 而中文则三者皆不相同。这种情况显然大大增加学、用中文电脑的困难, 因而直接影响一切语文活动的效率, 进而影响一切工作的生产力,甚至使一些工作无法进行。 中文是世界上唯一需要使用大量编码输入的文字,由于字形复杂,字数太多, 以至困难很大, 难上加难。当前中文电脑的使用情况,仿佛像没有自动点火功能的汽车, 每次启动都有很大的困难,每个使用者都必须具备身强力壮的首要条件去启动汽车,然后能去考虑驾驶! 人人都知道,英文电脑好比具有自动点火装置的汽车,比较容易启动,学会使用可以得到很大的好处。为什幺还要学习和使用如此复杂艰难的中文电脑技术呢? 因此, 我们正在面临失去整个“中文电脑时代”的严峻前景。一旦我们失去了“中文电脑时代”,汉字就将退出世界舞台了。仅仅依靠汉字来维系的中华民族就将面临“消失”的危险。 这些都不是小问题, 而是关系到中华民族和文化的生死存亡和国家命运的大问题,完全不下于十九世纪末年“洋务运动”提出的迎头赶上外国“船坚炮利”的问题。 作为中国人,我们难道不应该问问自己:在一日千里的资讯时代,仅仅为了解决汉字的输入就要花费二十余年,而且还没有解决好。我们还能赔得起多少时间?我们有权利为了那个几乎属于虚荣的“国粹”,而牺牲中华民族的前途吗? 当世界在信息高速公路上一日千里前进之时,我们却在喋喋不休地讨论保卫“国粹”,已经是自绝于时代。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一切尖端的军事、科技,甚至有关民族发展重大前途的项目,都在使用外文,由外文电脑及其软件在控制其发展或锉败。这些关系我们国家与民族命脉的项目,仅仅从文字来说,就是排斥我们中国同胞,就是要使我们中国同胞自己无法看懂和领会。我们为什么宁愿把民族的前途交到外国文字的手里,也不愿意改革汉字呢?那些保卫“国粹”的先生们,为什么在这时又不出来保卫“国粹”了呢?为什么又不把这些情况告诉我们广大民众了呢? 四.我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工业革命时代,现在又面临一个来势更为凶猛的信息革命时代。要进入信息革命的行列,首先遇到的就是文字改革的关口。如果我们还不痛下决心进行文字改革,那么,基于生存的理由,基于与世界现代化接轨,所有的民族精英都不可阻挡地转入了更能够适应信息时代的文字系统(例如英文),而逐步疏远,甚至放弃汉字。事实很清楚,我们面前已经出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我们的这一代以及後代,如果希望得到良好的生活与社会地位,就必须进入与信息时代相适应的文字系统,就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攻读繁难的,至今无法与信息时代接轨的汉字系统。这个趋势无论在海外还是在国内,已经十分明显地展示在我们眼前。鸵鸟政策只会加速这个趋势的发展。 两极分化的势头也已经清楚地表现出来。一方面,蒙童学子在保卫“国粹”的口号声中,糊里糊涂钻进繁难的汉字堆里皓首穷经,日渐远离时代,成为文化化石。另一方面是面向世界,追求现代化的民族精英,大步走出中国,进入世界村,使用英文或其他适应信息时代的文字,来实现自己的人生及其价值。 作为中华民族的子孙,现在似乎已经没有人会再去追求穿著“国粹”式的服饰,也没有人再去追求居住“国粹”式的宫殿庙宇,更没有去追求参拜“国粹”式的“菩萨”。这些,国人都坦然地接受了世界的进步,显然也并没有阻滞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在西装革履面前,在高楼大厦面前,在释迦牟尼面前,为什么没有人去大声疾呼保卫国粹? 为什么偏偏对于汉字这个“国粹”就情有独钟呢? 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绵延至今,除了举世公认的人口众多之外,只剩下一个要慷慨激昂,大声疾呼去保卫,保存的汉字,难道还不能给我们预示深沉的危机吗? 五.文起百代之衰。“美洲中国文字改革促进会”执行干事吴文超先生代表中国的文字工作者提出了远大的变革理想。近四百年来的工业革命,使中国这个当时世界的强国落后于世界潮流起码一个世纪。在信息时代,我们又准备落后多少时间呢?以后还会有时间去急起直追吗?当年,日本和朝鲜都采用中文,使他们自己的国家、民族得到长足的进步。今天,同样是日本和朝鲜,又放弃了中文,迅速向世界潮流靠拢,使他们的国家、民族又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这并没有影响他们把汉字作为艺术完好地保存下来并广泛地传播于後代。鲁迅先生说得好:“不错,汉字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但我们的祖宗,比汉字还要古,所以我们更是古代传下来的宝贝。为汉字而牺牲我们,还是为我们而牺牲汉字呢?(鲁迅《汉字和拉丁化》)”这一切,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深省吗?所有身为炎黄子孙的领导者们是不是应该腾出些争权夺利的时间,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呢? 是因循守旧保存国粹,还是锐意变革拯救汉字?是锐意改革汉字,留名青史,造福民族社稷,还是为眼前虚名,力保“国粹”,延误时机,遗祸後代?看来全在乎各位志士仁人一念之间了。 #2# ──────────────── 我们要教学什么样的电脑中文输入方法? 湖南师范大学 彭泽润 最近,湖南师范大学陈钧副校长在学校的一次专门的计算机应用教学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强调计算机教育的普及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素质教育,要求在全校学生中普遍进行。学校准备利用这个暑假的前面和后面一段时间对整个一个年级学生进行集中培训。这是顺应了以计算机为主要手段的信息时代的必然趋势。邓小平同志说过:计算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现在的大学生也必须赶上这个时代的车轮。 在计算机应用能力教学和考核中,有一个中文处理的问题。我想就这个问题给教学的老师和学生提出看法,以免浪费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从而可以学习更多的计算机知识。 目前,多数人采用“五笔字型”。这是一种极大的人力浪费。上海计算机应用能力考核办公室实际上倾向于这种方法。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范可育等在《语文与信息》1996年第2期提出意见,认为不宜推广“五笔字型”。我们湖南师范大学也不例外。我在学校公共选修课“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教学过程中,发现学过计算机应用课程的学生,“五笔字型”没有学会,汉语拼音输入方法又没有真正掌握。通过我的讲解,他们才恍然大悟。我在一些中小学了解的计算机教学情况,也是一样。师范大学的教育直接影响中学教学,所以,这不是个人的小问题。 在非专职打字员中普及“五笔字型”,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会产生负面效应。因为这种输入方法流传最早,所以大家以为是最好的方法。实际上,它的汉字拆分规则,有很多与汉字规范相违背,有人说它教别人写错别字,更主要的是,这是一种人工编码的方法,理想的方法是利用大家熟悉的汉语拼音。 国家有法定的《汉语拼音方案》。国家教育委员会中小学计算机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在《中文信息》1996年第1期的文章中说:“中小学计算机课程有关汉字编码及汉字输入方法的教学,应该主要介绍汉语拼音输入方法”。笔者在《中文信息》1996年第2期发表了《从拼音和词入手是中小学电脑汉字输入的关键》,该刊把这个标题印在封面上,《光明日报》1996年4月15日,发表郭军《汉字编码为何不能统一?》的文章,认为最终统一市场的一定是一种“以简化汉语拼音为代码”的智能化的方法。刘春华在《语文建设》1996年第3期发表《统一汉字编码的途径、条件及前景》的文章认为“统一的汉字编码也必然是流行的、高效的字典检索法,并且应该与汉语基础教育相结合、相统一。 为什么人们放弃不需要花很大力气学习、与汉语基础教育一致的汉语拼音输入方法,而要花很多的人力和物力去研究、开发和教学浪费时间的人为编码呢? 第一,人们不真正了解拼音能够达到“五笔字型”的同样功能,还没有看到它的优势。第二,如果都用拼音方法,就断送了一些人“获得专利”、“获得利润”的途径。第三,我们的一些计算机教师不熟悉汉语拼音和普通话。 在一些人心目中,汉语拼音是与汉字一个一个对应的,而不是与汉语的词一个一个对应的。所以,一般的人一想到拼音,就容易得“同音字恐惧症”,认为中文有大量同音汉字,用拼音输入会出现大量“重码”。如果停留在字的层次,那么,“五笔字型”的重码率当然低。问题是,拼音方法不能停留在字这个层次,而是要学习拼音文字的优点,体现说话的本来面貌。人们是一个一个词说话,而不是一个一个字说话。例如,输入“hunan”,自然出来“湖南”,不会有重码的词。但是,如果你分两次分别输入“hu”和“nan”,那就麻烦了:“胡、弧、狐、湖、瑚、湖……”,“难、男、楠、喃、南……”,你就要在重码的字中去挑选。 别看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知识,很多人不知道,包括一些教现代汉语的大学老师。他们天天讲“字”和“词”的不同。但是,由于汉字记录语言根本不分字和词,所以,在实践中,这些老师有的也意识不到这一点。假如教学计算机的老师对拼音不很熟悉,不要以为学生也不熟悉。一个初中一年级学生说,老师只教他们五笔字型。他的老师是学理工科的。我告诉他一种快速的拼音输入方法,他很熟悉拼音,一下就会了,很高兴。据报导,苏州市第十中学初中一年级12岁的学生蒋倩,放暑假去北京的亲戚家玩,学习了一个半小时拼音输入方法,就可以自己用电脑写出一封信,寄给他的爷爷和奶奶。我们的学生年龄越小,拼音越好。拼音的普及已经指日可待。即使还有不会拼音的,可以很快学会,学习了拼音可以带来多种用处。拼音学会以后,由于到处可以用,所以不会忘记。这是其他任何编码无法相比的。 拼音的优势在于它与我们思维中的语言具有直接关系。我们思维的时候使用语言工具,这种语言首先是用声音表达的。如果作家想到一句话,还要把声音转换成文字,再把字进行拆分和编码,那就拐了一个大弯了,会影响思维。所以,80%的电脑写作作家都用拼音输入方法。作家写作,与专职打字员不同,没有现成的文字稿子可以看著打。对于打字员来说,一个字怎么读、是什么意思,都用不著思考。 从编码设计者和开发者的角度来看,如果他们的产品没有了市场,那就意味著经济利益损失。所以,他们会千方百计推广自己的输入方法。但是,从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我们不能让十二亿中国人为了汉字而浪费无法估量的时间。这就要靠我们计算机教育工作者头脑清醒,眼界宽广。如果你熟悉了“五笔字型”,不妨牺牲一点自己的利益,为了的你的学生的方便,再去熟悉汉语拼音“词语”输入方法。在WPS中,只要按一下“Ctrl+F33”,就可以启动“设计联想输入方式”,帮助你联想词语。有关技巧我另外写文章介绍。我们希望电脑软件设计者多在汉语拼音方法方面出主意,使它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我赞同范可育教授的建议,在计算机汉字输入方法的考核内容中,要以拼音输入方法作为第一考核对象,而不能强行考核“五笔字型”这样的输入方法。 是不是有了汉语拼音,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呢?我们认为,在特殊领域,例如古代文献整理领域,还需要一套与汉语拼音相联系的形码。这种联系是说利用部件名称读音编码,例如,“语”是“YWK”(言五口)部件的拆分,必须符合汉语基础教育习惯,在矛盾的时候,宁可出现重码。其实,单字重码可以通过词语编码消除。另外,现在流行的拼音方法软件,还可以进一步改善,没有词语输入功能的要补充;有了的,要注音扩充汉字范围,以便输入人名和地名,要智能化,用得多的词语在重码组中自动提前。当然,为了减轻电脑和人脑的负担,控制以人名和地名为主的用字范围是一项语文战略,可以大大提高语文使用效率。日本和南朝鲜都在这样做。 #3#──────────────────────── 只怕那蚱蜢舟 载不动许多愁 中文上网何必要双重内码? 刘实 在八零年代初期,有人曾经预料,计算机将成为人类处理数据乃至文字的主要工具,在文化、政治、经济、商业和科研活动中,都少不了计算机的应用。如今活生生的事实症明,这一预言提前十年应验了。九五年底,又曾有人预言:上述种种领域内的活动,均将为国际网络一网打尽。也就是说,人类的多半活动均将纳入联网。还不到一年,人们所讨论的已经不是是否上网的问题了。人们现在所关心的是:什么是最经济和最合理的上网方式。在国际网络上有一席之地乃是大势所趋,对于外向的企业和科研活动,甚至将发生“上网则生,落网则亡”的结果。 在上网过程中所应遵守的“最经济、最合理、最有有效”的原则,不仅适用于上网者,对网络本身来说,无疑也是金科玉律。众所周知,国际网络上目前所用的内码一共有六万五千个。人们也都知道,一码绝对不可二用。因此,“最经济、最合理、最有效”的原则对网络本身尤其重要。这三项原则暴露了中文上网的累赘原形。而由于海峡两岸到现在还“各执其政”,互不迁就,更将这种累赘态势扩大了一倍。 据初步了解,台湾上网用的是大五码(Big5)。为了照顾繁体字的要求,台湾向国际网络保留或登记了一万三千个内码。中国大陆采用的是国标码(GB),只为简体字,七千个内码便已足够。毛选四卷一共用了两千二百个字,两年的人民日报也只用了六千七百个字。但中国为了照顾一部份繁体字的要求,也不得不保留或登记了一万多个内码。因此,专门为中文一种文字,国际网络就划出了将近两万五千个内码。而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所使用的英文,却只使用了两百五十六个内码。这不是五十与百步之别,这是二百五十与两万五千之别。“最经济、最合理、最有效”的原则与中文竟是这样的没有缘份! 在国际网络上占用大量的内码断非中华民族的光彩,只足为人所诟病。为了共同进入第二十一世纪,使中华文化得到进一步的发扬,海峡两岸实在应该尽快就一字一码达成合理的共同安排。单此一项,就可为国际网络腾出一万个内码。两岸在国际网络上使用统一内码,对治学和科研人员乃至千万学子,肯定有说不完的方便。对海内外经贸活动也会提供莫大的帮助。即使外行人也可看得出来,同一个中国字在国际网络上有两个内码,是不合基本逻辑的,是与信息超高速时代的基本规律背道而驰的。 所谓“文以载道”,中国自古便已知道,文字是学习和交流的工具。中文在近三百年科技发展过程中,已经暴露出了它的种种问题所在。如今在网络之上,可真地亮出了它的“份量”!为了节省国际网络上的空间,据说中日韩三国已在为所用汉字拟订统一内码。果然如此,两岸在此方面的合作就更有必要了。 #4#───────────────────────── 似是而非最害人 对人民日报推荐的 <中国汉字之魅力> 一文的一些看法 PHILIP ZHANG, 纽约 人民日报一九九六年五月十四日(海外版)向全世界推荐了一篇徐德江的‘中国汉字之魅力’一文。这篇文章试图用现代科技、文字艺术美和外国人(主要是日本人)的评论来说明汉字比拼音文字优越,借此来反对中国政府关于中文标准化和现代化的政策,全盘否定成千上万的科学家和语言工作者几十年来所作的努力和成就。我曾经看过徐德江的一些同类文章,觉得他的论点都是些不伦不类的东西,但个人有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我并不在意。现在,他的东西由代表中国政府的人民日报来推荐给全世界的海外读者,这也许说明中国政府有同样见解。信息技术跟语言文字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政府如何看待信息时代的中文,直接牵涉到中国现代化的决策和国力强弱。人民日报向海外读者推荐徐德江反对中国政府政策的文章,自然会令人对中国政府的政策的去向和稳定性提出疑问。为此,我想对徐德江的文章和人民日报的编辑工作谈些看法。 中文不是聋哑文 徐德江的文章说:“汉字单辞不需声音转化过程,从形就可以直接理解意思。” 这个说法是错的。任何一个民族的语文都有声音因素。看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很快理解,不觉得文字有声音转化。这并非因为中文是不需要耳朵听也不需要嘴巴说的聋哑文,而是因为经过多年训练,字形和声音所表示的意义在大脑里形成了统一的信号条件反射系统。这个道理,科学家巴浦洛夫早就说明了,中学课本里有非常清楚的介绍。在小学的五六年里,朗读和听写课几乎占了全部语文学习时间的一半,可见汉字字声训练有多么重要。这是任何一个上过小学的人都经历过的。人民日报的编辑应该具备这些中小学知识。“言必信,行必果。”如果人民日报的编辑真的相信汉字可以见形知义而不需要声音转化,那么,就应该到医院去作个手术把自己的声带和耳朵割掉。汉字不需要声音转化,留著声带和耳朵岂不多余? 我按照徐德江的观点作了试验,把人民日报摆在一些不会中文的美国朋友面前,请他们见形知义,告诉我报纸上说了些什么。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回答。可见,汉字并不是一看见字形就知道什么意思的文字。一九七九年,荣宝斋出版了当代汉字字形专家康殷的《文字源流浅说》。在考察了所有常用的千多个秦汉篆象形字以后,康殷说,阅读象形汉字“似易实难”。我从头到尾看了几遍这本书,深深感觉到,没有一定的专业知识,很难看懂真正象形的汉字,根本不可能做到见形知义。 有关汉字的意、形和声的关系,早在一千八百年前就有人把它说得非常明白。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分析字形的字书,也是千百年来中文字形学说的基础。这本书的宋刊本序言说:“六书象形,指事多为文会意,谐声多为字转注,假借文字,兼之象形。” 可见,就是这部以形为基础的书也是把字意、字形和字声作为不可分割的总体来处理的,并且把形视为兼的功能,而不是见形知义的主要功能。在所有的汉字中,“止戈为武”的会意字还不到一半,其它绝大多数都是以形注音的合成字。徐德江的字形见解还不及一千八百年前的学说。可是,人民日报却把这种连中国古代学说都不如的见解作为“中华文化之光”的专栏文章摆到海外读者的面前,令人很不理解。 对现代科技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徐德江试图用计算机等现代科学技术来说明中文比拼音文字更优越。可是,从他的文章看,徐德江不了解计算机的基本原理。他写道:“用电脑,激光照排,以最新的多学科的研究成果看,汉字比拼音字的优越性越来越多。”具备有关基本知识的人都知道,计算机和激光排版的基本技术是分辨度处理,显示单位是点阵,储存单位是比特,速度单位是赫兹,效率单位是每秒显示或每单位面积辨析的点数。如果技术条件相同,那么,不管用中文还是其它语言文字,也不管是什么图形,排版本身的速度和质量是一样的。然而,如果数据的结构、类型和方式设计不同,既便用同一种语言文字,排版的效果也会不一样。 举例说,如果设备和点阵设计相同,中英文的字符都用同样的资料类型和运行方法,那么,排版效果就完全一样。如果点阵设计不一样,比如,中文字符用64x64 点阵,英文字符用16x16 点阵,那么,中文的显示质量当然就好些。再比如,如果中文用编码输入和储存资料,英文用ASCII 字符输入和储存资料,那么,因为用户的文件在处理中文资料的时候用的是编码而不是汉字字符,而处理英文资料的时候用的是ASCII 源字符,所以,在人机对话的时候,中文对用户来说就好像更简短。此外,如果设备条件完全相同,并且只用中文,内容也完全一样,那么,因为资料的类型和运行的设计不一样,排版的效果也会不一样。我们总不能根据这种不同来下结论说这个中文比那个中文更优越吧! 徐德江曾经试图用计算机键盘输入的击键次数作依据来症明汉字比拼音文字更优越的论点,有些报刊发表文章支持这个证明。比如,《语文建设》杂志(1992·10)上的一篇文章列举了1980-1992年在中国举行的中英文击键比赛的成绩,中文输入的最快速度是每分?243.25个字,等于每分钟击键450 次。通过折算,相当于每分钟输入729.75个英文字符。文章说:英文是逐个字符输入,中文是简码输入,只要击三四个键就能打出多音节辞组,比英文输入快得多。汉字简码输入这一优势从根本上决定了同样内容的中英文,中文输入比英文输入击键次数少,因而徐德江的论点是对的。 这些说法完全站不住脚。击键速度不能决定哪种语言文字更有优势。举例说,在纽约,每分钟输入60个英文字是对打字操作员的最低要求。以每个英文字平均有8个字母计算,每分钟击键480次;60个字之间有58个空格,每分钟击键538次。可见,在纽约,英文最低要求的击键速度比中文的最快的还要快80多次。就一般水平来说,美国打字员在日常工作中大都可以做到每分钟输入一百个字和击键八百次左右,远远超过中国国家队的历次击键比赛的最高速度。我们能因此说英文比中文有更大优势吗?用击键速度来判断哪种语言文字有更大优势是很荒唐的。 从输入方式来说,不管用什么中文输方式,击键人所操作的没有一个是汉字,而是输入程序规定的编码。如果英文也用同样的方式输入,那么,不要说击三四个键就可以打出多音节辞组,就是打出整部莎士比亚全集也只用一个键就够了。用下面的编码,敲击莎士比亚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的‘S’ 键,就可打出莎翁的全集: : WORKS DB 'PLAYS.DAT',0.;莎翁全集文件。 : MOV DX, OFFSET WORKS .;装入莎翁全集。 MOV AX, 3DOOH INT 21H : XOR AX, AX INT 16H CMP AL, 'S' ;是'S'键吗? JNE NOT_S_KEY ;不是,做别的。 CALL SHOW_WORKS ;是,显示莎翁全集。 :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发行的中文版《莎士比亚全集》共有172.4万个汉字。用上面的编码操作,英文输入用一个键就相当于172.4万个汉字输入。如果能用击键次数来说明哪种文字更好,那么,英文比中文要优越到天上去了! 显然,用程序编码所规定的击键次数来判断语言文字的优劣,只能说明对计算机技术的无知。 有人也许会说,上面的编码事先装入了莎翁著作的数据,用来跟中文输入比较是不公平的。可是,有哪一个中文软件不是事先装入中文字符数据的呢?再说,中文输入编码和英文输入ASCII 源字符是完全不同的资料类型和运行方式,将它们互相比较来判断哪种语言文字有更大优势,就好比是用长度和重量的比较来测量温度,全错了。 在美国法庭,记录打字员用的是英文输入简码,说话的人能说多快,记录就有多快。说明计算机英文输入不用简码而用ASCII 源字符的根据要费很多笔墨。简单说,主要考虑是数据管理有统一标准,计算机操作跟日常说话书写方式一致。如果能用是否有简码说明哪种语言文字更有优势,那么,早在中国使用计算机编码以前,英文就有简码了,我们就应该说英文早就在根本上比中文有更大优势了! 1996年11月20日,在纽约的一个中文软件产品新闻发布会期间,我见到了字形编码输入技术方面的权威人士W先生,跟他谈到了中文软件输入编码和语言文字问题: 我问:国内外许多人都用你的编码。一些人用你的编码作根据说,使用汉字输入编码只要击键两三次就可以打出一个辞组甚至短句,这说明中文有编码优势,比拼音文字优越。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W答:根本就不能做这种比较。计算机中文输入编码是一门科学,需要老老实实的态度。从科学技术角度看,输入编码和语言文字是相关的但又不同的科学技术,相关家不等于相等嘛,怎么能用我的编码去说哪种语言文字更优越呢? 我问:用你的编码击键次数少,不能说明中文有简码优势吗? W答:如果你喜欢用我的编码,只能说我的编码更好,能更有效地解决问题。这跟中文有没有优势没有关系。 我问:目前,市场上有一百多种中文输入系统软件,多数只管输入,在作数据管理的时候,还要用英文软件。是不是英文比中文优越? W答:我说了很多次了,计算机开始的时候不是按照中文设计的,而是按照英文设计的。现在还是这样。不然,还要我们搞什么输入编码呢? 我问:我过去也用过笔画输入方式的中文软件。现在。我觉得,拼音方式更好。 W答:这是用户的习惯问题。中文拼音化要很长时间。我们搞中文软件的,必须考虑到中文有拼音输入和笔画输入两条轨道家行的特点。少了一条轨道,就会翻车。 我问:不管怎样,你搞的编码把中文和计算机技术联结起来了。 W答:我搞的编码不是顶点。我的编码没有同音字和同音辞的输入问题,拼音方式输入就总有这个问题。但是,你要搞数据管理而不在乎怎么输入,那么,还是拼音方式好。总之,大家的软件编码各有所长,总是都有可以改善的地方。不进则退嘛。 我问:从你的编码问世以来,有不少拆字笔画输入的系统软件接连二三地出来了,而且这些软件允许用户随意造字。英文软件就没有这些。这不是中文的优势吗? W答:随意造字?!每个人都有自由按自己的办法使用自己喜欢的软件,可我不希望搞什么“随意造字”。要不然,还要国家标准干什么?你说的不是软件问题,而是法律能不能保证国家的工业和科学技术标准真正有效的问题。 我觉得,W先生说得很清楚,编码输入不是汉字的优势。日文、韩文、泰文、藏文、阿拉伯文、蒙古文、以色列文和缅甸文等许多国家和民族的文字都有编码输入。从目前的计算机技术角度看,与其说编码是汉字输入的优势,倒不如说是汉字输入的唯一出路。假如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组织计算机输入击键比赛是为了普及计算机技术或看谁的编码更好,那还挺有意义。如果是为了证明哪种语言文字更有优势,那么,这些比赛就毫无意义,不仅劳民伤财,而且是自欺欺人和误人子弟。 80年代初期,我就开始使用中文软件了。到现在,我还没有听到任何一家厂商说编码是中文的优势。移民到美国之前,我不会英文,可我现在最喜欢的是加拿大一家公司编制的拼音方式输入的中文软件。这套软件的输入规则跟现代汉语标准拼音方案的辞的拼音规则完全一样,我怎么想和怎么说话,就怎么击键打字,用不著费劲去学另外一套跟标准拼音方案不同的编码。对我来说,如果能用击键方式来判断那种文字更有优势的话,那么,英文比中文的优势大得多。 简言之,不考虑设计如何的处理效果的比较是很不可靠的。不了解计算机原理的人,容易混肴人机语言的资料类型、储存和运行方式,从而在使用计算机的时候产生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语言文字的优劣的错觉。徐德江的结论,就是一个例子。 徐德江说,最新多学科的研究结果症明汉字比拼音文字优越。我不知道徐德江说的是哪些最新学科。就世界范围说,当前最新的学科是宇航,生物和信息。在这三个学科里,头两个跟文字获别无关。就信息工业来说,最新结果跟徐德江的结论完全相反。九五年冬天到九六年春天,许多世界著名的信息工业公司的负责人对中文市场发表了看法。他们认为,多年实践说明,中文市场是世界上潜在的最大信息工业市场,可是,中文本身的方式限制了高效率输入和储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潜在的最大市场就不会成为现实的最大市场。为了解决中文操作的效率问题,这些公司跟中方有关单位合作开发新产品,其中最主要的项目是如何克服中文输入的困难。这些中外公司都是电脑和激光排版技术产品的厂商。它们的产品知名度很高,不少还是国际公认的工业标准,在新产品上市前,大都经过各国专家和成千上万的用户的试验。我想,就电脑激光排版技术用于中文的长处和问题来说,这些公司和中方有关单位的见解总比徐德江的见解更有说服力吧。 汉字艺术并非一枝独秀 徐德江说汉字比拼音文字优越的一个理由是汉字的艺术性更高。一些批评他的观点的人在这方面也没有说清楚。比如,周有光先生在《汉字的技术性和艺术性》一文里说:“任何文字都有‘技术’和‘艺术’的两面性,可是拼音文字技术性强而技术性弱,汉字技术性弱而艺术性强。” 这种评论不符合实际情况,为徐德江推销他的东西开了方便之门。拼音文字和汉字的艺术性是并驾齐驱,不同的是表现方式和实用程度。汉字艺术大都用书写装裱来表现,作室内装饰艺术的机会比较多。拼音文字艺术大都以实用技术来表现,用在室外工程和个人用品的机会比较多。这里举些例子。 现代英文和德文等欧洲文字的拼音字符来自古代的RUNE文字。这个文字系统在公元前200年发展到28个拼音字母,拼音规则延续到英格鲁撒克逊和日尔曼等民族的现代文字。象古代中文一样,RUNE也有美丽的神话故事。RUNE发明神奥丁(ODIN))的神象,是瑞典国家博物馆的瑰宝。代表早期RUNE文字的三千多年前的太阳马车,是丹麦国家博物馆的珍藏品。刻有RUNE文字的文物在英国,挪威,芬兰,德国等许多欧洲国家的博物馆都可以见到。许多根据RUNE文字设计的古代建筑,是这些国家的重点保护文物和观光胜景。这些文物的艺术价值并不比汉字文物的艺术价值逊色。 经过多年演变,特别是在路德宗教革命以后,RUNE文字成了历史。可是,它的实用性和艺术性依然存在。比如,许多中国人都知道德国生产的奔驰汽车。这个汽车的商标由一个圆环套住的三角星构成。这个设计来自RUNE文字,表示友谊和能量。同时,三个角也表示奔驰公司的三个创始人。 在欧美,RUNE文字还用来作房屋建筑设计。比如,RUNE文字的EOLH,WUNJO,ISA,TIR,GIFU,ING,ANSUZ 和HAGALL的组合表示幸福安全,友好相处,聪明才能,富裕昌盛,等等,是最常用的建筑和家具工艺美术设计,广泛流行于法国,德国,英国,北欧,中欧,加拿大和美国。这些RUNE文字的应用使欧美房屋建筑别具一格,有非常浓郁的民族色彩。近些年来,中国兴建了许多西方式的房屋建筑,但仔细看去总是不象,关键之一就是没有恰当地使用或根本没有使用RUNE文字组合来作实用美术设计。 英国博物馆陈列有8-9世纪的RUNE文字的碑文。这些碑文记载了当时欧洲的社会文化,包括宗教仪式,战争和民间舞蹈等景象的雕刻。碑文的文字雕刻的技法很高,不同的字体反映了不同的艺术风格,其艺术性不亚于任何一个中国古代碑文。中国古代的碑文是汉字书法楷模。RUNE文字碑文是欧洲文字书法的范本。中文基本书法可以用“永”字概括,特点是直线条的扩展延伸。RUNE文字的基本书法可以用字符“OX”来概括,特点是圆线条的扩展延伸。这两者之间只有艺术风格之分,没有艺术性强弱之分。 再比如,许多欧美姑娘给情人写信的时候,在签名处和信封上常常喜欢加上RUNE文字的符号‘X’来表示情深意长和性爱;在给朋友写信的时候,则常用‘O’来表示友情的真挚;如果将‘X’和‘O’合写,那么,就不仅表示是情人,而且是朋友。此外,RUNE文字也是欧美许多国家的首饰工艺品最常用的艺术设计。象汉字的书裱和图章一样,这些首饰设计对RUNE文字的写法和刻法也有很高的艺术要求。RUNE文字也常常用在算命,看风水和祭神一类神秘色彩很浓的活动,其图案设计的艺术性不亚于汉字构成的用于同类活动的神秘符号图案的艺术性。 纳粹德国用闪电和万字符号作象征。这两个符号来自RUNE文字的SIGAL,表示胜利,精神力量和自信。因为纳粹德国的历史和作为,这个字符在今天世界各个国家许多人的心目中成了战争,屠杀,恐怖主义和种族歧视的象征。从艺术角度看,RUNE文字的SIGAL所给人的恐怖和悲愤的艺术力量,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最强烈的。 以上还只是说到字形的艺术性。如果把字音也算上,那么,拼音文字和汉字的艺术性就更难有强弱之分。比如,唐诗宋辞元曲是中文声音美的代表,拜伦,席勒与哥德的诗歌是欧洲拼音文字声音美的代表。在这两者之间,很难说哪一种文字的艺术性更强或更弱。 总之,汉字艺术不是世界上仅有的文字艺术,不见得比拼音文字的艺术性更优越。许多西方人喜爱汉字书裱和图章,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文字的艺术性弱,而是因为不同的艺术风格和感受总是更吸引人。这个道理中国人自己也能证明:许多中国人很非常喜欢听法国艺术家比捷写的歌剧《卡门》,能因此说用汉字写的越剧《梁祝》的艺术性弱吗? 不能把日本的鸡毛当令箭 为了证明中文比拼音文字更优越,徐德江引用了很多日本人的证明和结论。然而,日本的论证非常不可靠。日本的信息工业实际上很脆弱。在国际市场上,到处有日本的汽车,电器和化工产品。可是,日本的计算机软件却没有一个能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甚至本国的软件工业完全要美国扶持才能维持。日本曾试图发展软件工业,而且还组织了几场重大战役,较著名的是八十年代编制LOTUS 123。日文版那次尝试,日本方面的投资额很大,而且还取得了LOTUS公司的援助,可还是失败了。到了九十年代,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遍布全球以来,日本一些公司又试图发展软件工业。1995年,索尼(SONY)公司设计了一种声音输入和三维图象输出的操作系统,希望能取代流行的WINDOWS系统,解决日文和中文等亚洲语文的输入问题,从而能分享更多的信息工业市场。然而,据纽约时报,计算机杂志和其它方面报导,索尼公司的试验至今尚未成功,不得不保持发展硬件系统和依赖美国软件工业的基本战略。 与日本相比,印度还是一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可印度的软件工业却比日本的要发达得多。从产品方面说,印度编制的软件基本上被国际市场接受,质量仅次于美国,加拿大,英国和法国。从国民产值的比例方面说,印度的软件工业可以跟日本的电器和汽车工业相比,是支柱产业。印度的软件工业历史不长,充其量不过十五年左右,可已经把日本远远地抛到了后面。一些专家认为,印度的软件工业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超过日本和跃居世界前列,基本原因之一就是印度使用拼音文字,而日本总是在假名系统里俳徊。 信息工业硬件好比是骨架和肌肉一类的运动系统,软件好比是大脑那样的信号系统。在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信息工业是四肢发达却没有头脑的畸形发展的代表。从国际市场上的经济和技术情况看,日本的软件工业属于落后国家的行列。在这种情况下讨论语言文字这个对软件工业技术要求非常高的课题,日本用自己的假名系统来衡量中文优劣所作的论证,不过是片鸡毛而已。日本工商界不是傻瓜,不会不想方设法扩大自己的市场。如果日本人真的象徐德江说的那样相信汉字比拼音文字优越,那么,他们为什么不用中文却用拼音文字来在国际信息工业市场上竞争呢? 信息工业的发展对全球的经济,科学技术,人们的工作与生活方式,都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面对这个挑战,日本政府非常明白,如果日本坚持使用自己的假名系统而不能熟练地掌握英文一类的拼音文字,那么,日本就会在21世纪从强国的地位沦为中等的工业化国家。最近,在回答报界采访的时候,日本外交部主要官员RYUHEI HPSOYA代表日本政府说:学习和使用英文“是关系到我们(日本)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的事情。” 日本人知道自己的鸡毛是什么而且下决心要把它想拔掉,可是,因为个别日本人说了些汉字的好话,徐德江就把日本的鸡毛当令箭挥舞。这是很滑稽的。问题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还是新东西,徐德江在这方面可以一无所知。代表中国政府的人民日报也可以那样无知,拿日本的鸡毛当令箭向海外读者挥舞吗? 用语言文字来分智商高低是种族主义的残余 为了抬高日本论证的可信程度,徐德江引用1982年英国自然杂志一篇短文说,欧美儿童智商平均为100,日本儿童的为111,因为日本儿童学习了汉字。可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1996年8月4日纽约时报报导,当前,日本少年儿童的学习外语的能力普遍下降。对此,日本著名语言学专家SUGITA说:“日本人的中文水平相当差,就是在学习跟日文基本相似的韩文方面,也不如韩国人学日文。”为了提高日本青少年的学习外语的能力,日本每年花费巨额资金,仅在英文学习方面,每年就花费50亿美元。遗憾的是,成效不显著。1995年,有171个国家的青少年参加了托福考试,日本是第152名,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能说日本儿童的智商比别的国家的高吗? 徐德江的文章说,汉字在日本很热,而且使日本人的智商比欧美的高。可是,据纽约时报(1996年12月18日) 报导,日本政府统计说明,越来越多的日本人不会日文汉字,更不用说中文汉字了。比如,日本中学毕业生应该掌握二千个汉字,可在全国统一考试中,只有百分之十六的人及格。在中年人当中,经常写错或乾脆不会写汉字的现象非常普遍,甚至连教师都写不好。许多日本报纸把“大使馆”写成“大便馆”的错误屡见不鲜。在回答采访的时候,多数日本人典型的回答是:“象欧洲人不再用拉丁文一样,我们(日本人)也不怎么学汉字了。”从日本政府的统计和民间的实际看,汉字在日本根本就不热,也没有使日本人的智商变得高起来。 1960-1970年代,日本经济发展迅速,走向全球。于是,有些西方人认为日本一定有什么诀窍。通过观察,他们发现日本儿童的学习成绩分数很高,便认为日本儿童的智商一定很高。1982英国自然杂志的短文就是这些观察之一。80年代中期,为了提高竞争力,许多西方国家的企业和教育机构都试图借用日本的教育方法。那时,有关日本教育的书籍到处都是,非常时髦。通过长期深入日本社会,西方国家发现,日本儿童的所谓智商高是付出很大代价换来的表面现象。比如,美国儿童平均用一个钟头能学会的东西,日本儿童要用成倍或更多时间。日本儿童学习成绩好一些,基本上是因为强制和超时,而不是因为智商高。欧美儿童能享受的许多时光和机会,日本儿童几乎全被强制用在读书了。这就是全部诀窍。由此,80年代对日本儿童智商高的看法,在90年代的西方已经被抛弃了。现在,在欧美国家的企业和教育机构里还想借用日本教育方法的人,几乎找不到了;有关日本教育的书籍,已经无人过问了。相反,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日本青少年希望摆脱本国的强制超时教育,能更自由全面地发展。 为了将汉字和高智商挂钩,徐德江引用法国乐桑的话说:“教法国孩子学习汉字的主要目的,在于开发法国儿童的右脑。”他还借香港安子介的话说,拼音文字主要在左脑起作用,汉字是在两个大脑半球起作用。因此,汉字有利于左右脑的协调发展,而且,学汉字的时间长短与智商高低成正比。徐德江,乐桑和安子介都不是搞脑科学的,他们凭什么说汉字和拼音文字对人类大脑的作用有左右之分和智商高低之分? 近些年来,有关大脑和文字信息处理的科学研究取得很大进展。我看了不少报告,不管是来自欧美或是亚太地区的,没有发现一个说汉字和拼音文字对人类大脑的作用有左右之分,更没有一个说使用不同语言文字的人的智商有高低之分。相反,这些报告清楚地指出,一个人的智商高低主要取决于两点:一是大脑功能正常,一是兴趣和训练,跟民族文化背景和看到字形符号的视觉阅读能力与阅读什么文字没有关系。这些报告很多,我想提一提有中文版发行的《科学美国人》刊登的“视觉阅读障碍”一文 (SCIENTIFIC AMERICAN, NOV. 1996, 英文版98-104页,DYSLEXIA)。这篇报告说: ⑴从1896年第一篇有关阅读障碍的医学报告发表以来,不少人认为智商高的人一定有很强的视读能力。可是,成千上万人的实际说明,智商跟视读能力无关。许多世界公认的天才都有文字视读障碍。物理学天才爱因斯坦,军事天才巴顿将军,等等,都有视读障碍,甚至非常严重。可是,这些人对人类的科学技术与和平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⑵人类对字形符号的视觉阅读功能跟大脑后部,中部和前部有关。这些大脑部份的主要功能包括字形符号辨认,对字形所表示的意义的知识,辞汇量记忆和概念判断。关键是大脑前部的映象处理功能和其它部份的联系。这种联系包括大脑本身的发育和语言文字的输入。如果没有全面的语言文字的教育训练,如字形、字声和字意以及相关的知识,那么,大脑再健全,也不能保症字形映象处理的起码的准确和速度。如果教育训练好,知识全面,那么,既便有字形视觉阅读障碍,一个人也能有很高的智商。 ⑶在视觉阅读的时候,男人的大脑前部左侧兴奋程度高,女人的大脑前部左右两侧的兴奋程度都高,呈现出女人的语文能力比男人更敏锐的现象。造成这种兴奋程度获别的原因还是一个谜。在阅读同样语言文字和同样内容的材料的时候,这种区别仍然发生。也就是说,这种视读现象跟性别有关,而跟语言文字的相同与否无关。 ⑷有人用汉字对报告提出挑战。作者回答说:“中文有50%的字符是由语音因素构成的,象英文一样,视读能力可以通过大脑处理与语音有关的信息的能力来鉴别。” 所谓字形阅读,就是视觉阅读。上面的视觉阅读报告说明,语言文字的不同家非更利于左脑还是更利于右脑,更不能说明谁的智商高低。一百年来视觉阅读科学的发展说明,不管属于什么民族,也不管使用什么文字,人们提高智商的机会不是取决于是否能见形知义地阅读汉字,而是社会环境和个人的兴趣与努力。牛顿发展了三大定律,至今造福人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变了人类对宇宙的基本认识。沃伦兹开创了浑沌学,将物理学,气象学和数学提到了全新水平。克尔和司马利等人发现了巴基球,为材料科学开辟了新前景,获得1996年诺贝尔化学科学奖。这些人都不会阅读汉字。在所有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和艺术家当中,会读汉字的还不到百分之五,这些人的智商都是低的吗? 基督教的创始人没有读过汉字,可是,这个宗教至今在全世界还有深远的的影响。释加摩尼是麸教的创始人。他不会读汉字。可是,他的宗教不但是印度洋沿岸国家的主要精神支柱,而且还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每一个角落,长达二千年,至今还有影响。不管这些宗教的教义如何,就其历史作用和地位来看,我们不得不承认,尽管它们的创始人不会读汉字,但智商却是相当高的,至少不亚于同时期的中国诸子百家。 就法国历史看,拿破仑把法国革命带到了全欧洲。巴尔扎克、加缪、仲马、雨果和萨特尔的著作至今风弥世界。伏尔泰开辟了欧洲思想史的新时代。戴高乐总统领导了法国多年,使法国保持了世界工业强国的地位。这些法国人都不会读汉字,他们的智商低吗?按照徐德江和法国人乐桑的说法,这些在世界历史上作出重大贡献的法国人都是右脑不发达了!乐桑会读汉字,他的右脑一定得到了开发。我想请乐桑告诉我们,在他自己的国家里,有多少人认为他的右脑比别的法国人更发达或者比不会汉字的法国人有更高的智商。 就中国现代历史看,国民党借助西方的共和国思想领导了辛亥革命,共产党借助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领导了中国五十年。不管这两个党的关系和命运如何,他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然而,他们所借助的思想的创始人都不会汉字。如果能用是否会读汉字来判断智商高低,那么,国共两党指导思想的创始人都是智商低的! 国共两党领导的近百年来的中国革命都是在智商低的人的思想指导下的革命了! 人民日报可以接受这种逻辑吗? 中国少数民族的文字大都是拼音文字。按照徐德江的说法,少数民族的智商都比汉族的智商低了!徐德江可以鼓吹民族歧视的东西,人民日报也可以吗? 安子介在香港多年,一定会英文。英文是拼音文字。用徐德江和安子介自己的话来说,安子介用英文的时候,一定是个智商低的人了。人民日报的编辑不少会用英文等拼音文字。编辑们在使用英文的时候,是否变得智商低了呢?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政府用了很多努力来帮助大众学习英文等外国拼音文字。按照徐德江的逻辑来说,中国政府这样做,岂不是在鼓励全民变成智商低的人吗? 用语言文字和生理现象的不同来区分哪个人或哪个民族更聪明,不是新东西,而是种族主义的表现。中国人自己不就曾经因为文化和生理现象的不同而被种族主义者称为“东亚病夫”吗?徐德江为了证明自己的似是而非的论点,不惜借助种族主义。人民日报是代表中国政府说话的,却向全世界的海外读者推销徐德江的东西。中国政府也在试图建议我们这些海外读者去拾那些种族主义的破烂货吗? 弘扬中国文化还是鼓吹极端民族主义? 徐德江的文章不止一次地引用一个日本神话:石井勋教授。这位被称为汉字专家的教授给徐德江的信中说:“我认为世界上的人们如果都能使用汉字,即使语言不通,也可以交流。我一点也不懂汉语,但却理解你信中的内容。” 如果这位教授一点也不懂汉语,那么,他的“汉字专家”的头衔是怎么来的?如果他只是教汉字字形,而不教汉字的发音、字意以及汉语语法,那么,这位教授不过是把汉字作为图形来教绘画的图画课老师,而不是什么汉字教育专家。如果这位日本教授懂汉语,那么,他给徐德江的信不是取悦于人,就是撒谎骗人。石井勋的信里说,如果大家都用中文,语言不通也能交流。大家都用中文,语言已经通了,哪里还有什么“即使语言不通”的问题呢?看来,这位所谓的语言文字学教授连基本意思都说不清楚,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当教授的。徐德江可以崇拜这位不说实话和说不清基本意思的日本教授。人民日报却为他的文章鼓吹,编辑业务水平到哪里去了? 从表面上看,徐德江的文章似乎是在宣扬中国文化,字里行间却充满了对日本的盲目崇拜。这是一种在民族主义幌子下的殖民文化的表现。从历史上看,殖民文化有两种。一种是用外国文化取代本国文化,认为自己的民族文化一无是处。这种殖民现象直接了当,比较容易辨别。另一种是自我封闭和夜郎自大,实际上是别人的傀儡。这种殖民文化比较隐晦,常常以极端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不大容易辨别,但危害性很大。就拿中国举个例子。日本曾经企图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直接殖民化不可能,日本就扶持满州国,为中国的旧文化大吹大擂,好像是中国文化的忠实朋友和卫士。实际上,日本的真正企图是通过一些中国人的愚昧和极端民族主义来终止或减缓中国进步,使中国保持落后的地位,当日本的傀儡。那个时候,所谓的满州国文化在表面上还是中国的东西,甚至比中国其它地方更大声地呼唤保持传统文化。实际上,满州国是傀儡文化,后来成了日本侵占中国的战争基地。 这里,我没有任何“上纲上线”的意思。徐德江是否已经沦为企图减缓中国进步的外部势力的文化傀儡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政府的有关政策和法律是否稳定有效。徐德江的文章是极端民族主义和傀儡文化的表现,比直接了当地鼓吹殖民文化更具欺骗性,危害性更大。这样的文章由中国政府主办的人民日报来推荐给世界各国的读者,其性质和影响就跟私人和民办报刊发表见解大不一样了。中国政府一贯主张中文标准化,简化和拼音化,甚至把这个主张的许多东西写进了宪法。人民日报向全世界的海外读者推荐徐德江的反对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的文章,是不是告诉我们,中国政府的政策变了?有关宪法条文要修改了? 任何一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民族文化感到自豪骄傲。然而,一个民族的文化能不能发扬光大,不是依靠向海内外推销极端民族主义,而是看本身的科学技术,经济、军事、政治、法律、教育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如何。中国的经济改革取得很大成就,可中国的现代化还是半途之旅。在这个时候向海外推销汉字比拼音文字更优越等一类极端民族主义的东西,不但因为违背基本事实和科学原理而暴露了历史遗留下来的愚昧无知,而且可能四面树敌,最终导致中国现代化半途而废。 给人民日报提些建议 徐德江的文章在概念,逻辑和论据等方面有很多基本写作知识问题。如果报刊编辑认真负责,这些问题是很容易发现的。比如,徐德江用美国哈佛大学里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中文来说明中文更优越和更容易学,就有明显的逻辑问题。学习一种语言首先是实用问题,而不是优劣问题。在西方国家的确有越来越多的人学习中文,这是我们这些海外读者每天都可以看到的事实。可是,那并不是因为中文更优越或更容易学,而是因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不掌握中文就不能更多地分享中国市场和有效地处理与中国有关的国际事务。徜若中国还是“东亚病夫”,不管汉字是否容易学,也是不会有多少西方人学中文的。如果能用学习人数的多少来判断一种语言文字的优劣和是否容易学,那么,当前全世界学习和使用英文的人数是最多的,我们就应该说英文是最优越和最容易学的了!如此明显的逻辑错误,人民日报竟看不出来,实在令人费解。 徐德江的文章写道:“1995年10月9日,香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安子介先生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首届汉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郑重地宣告:‘我经过长期的研究,曾提出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称‘汉字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是从人们的认识次序讲的。”这里,“第五大发明”显然是从四大发明而来。中国的指南针、火药、造纸和印刷术之所以在世界上享有四大发明的声誉,是因为它们在世界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而不是因为人们的认识次序有什么变化。人们的认识次序属于一般哲学问题。工业革命前后,人们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可这些变化没有一个是从中国的四大发明得到什么灵感启发而发生的。如果汉字可以被称为中国的第五大发明,那么,汉字必须象四大发明一样对世界工业化有所贡献和被世界历史所承认,而不是几个人在一般哲学意义上的认识次序问题方面搞什么宣告。工业化和哲学问题相关,但毕竟属于不同范畴。徐德江和安子介把这两个范畴等同起来,说明他们不理解基本逻辑学原理,甚至不大了解 四大发明的由来和历史。逻辑学和历史是编辑业务所必备的基本知识,人民日报的编辑不懂吗?安子介先生的所谓“第五大发明”的宣告是想当然的夸张。作为商人,他有自由搞商业夸张来推销自己。人民日报是政府机关还是商人?人民大会堂是一个很庄严的地方,却能让安子介推销他的那些不具备基本世界史知识的东西,实在令人费解。 就人民日报的专栏主持人的按语看,报社编辑也没有对论证作必要的核实。比如,按语说:“汉字是人类文字中唯一的老寿星。”这个说法不符合历史事实。就象形或契形文字来说,其历史大约可以追溯到六千年以前。与汉字基本同龄的还有古埃及和巴比伦的文字。这些知识在中学世界历史课本里就可以学到了,人民日报的编辑应该了解。如果将历史的眼光放得更远,人民日报的按语就更不妥当。1965年,考古学家马沙克(MARSHACK)发现了远古时代人们用石头,骨头和木头作成的记录天象的原始文字符号。这些文物的发现地远离埃及,巴比伦,中国和印度这四个通常所说的人类文明发祥地,其历史可以追溯到三万年以前。马沙克的发现不仅说明了符号文字的历史比象形文字的历史要久远得多,改变了文字始于象形的看法,而且还说明了远古人类的抽象思维的能力远远超过当代人的估计。目前,考古界发现中国在八千年以前有符号文物,中国史料中也有远古居民结绳记事一类符号文字的记录,但还没有发现出土文物来证明中国在三万年前也有符号文字系统。因此,人民日报关于汉字是人类唯一的古老文字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 徐德江的文章是讨论中文的,可他处处引用外国人,通篇文章只引用了一位中国学者的话,即钱伟长教授的话。引言说:“阿拉伯数字全世界念得都不一样,但写出来是一样的,你写出来大家都认得的。我们的文字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未来的国际文字。”如果钱老的确说过这些话而且指的是中文,那么,钱老说错了。 阿拉伯数字能成为国际通用数字,是因为它比其它数字系统更方便。然而,阿拉伯数字并没有能取代各国文字。原因很简单:不方便。比如,我用阿拉伯数字写:“90 72 79 78 71 71 85 79 82 69 78”,这些数字是目前国际通用的ASCII字符数值,全世界使用计算机的人都认得,而且也会念。可是,有多少人知道我写了什么?这些数字代表的计算机标准字符合起来是“中国人”的汉语拼音。用大家都懂的阿拉伯数字和国际通用的ASCII的数值字符来代替已经有的文字未尝不可,但很不方便,否则,世界各个国家早就这么做了。阿拉伯国家是阿拉伯数字的发源地,却没有用自己创造的数字来代替自己的语言文字。中国邮电编码是阿拉伯数字,用了几十年也没有能代替中文。数字字符是语言文字的一部份,将其扩展到语言文字的总体,甚至取代语言文字的总体,就不对了。从信息科学角度讲,十个阿拉伯数字符号运载人类可以阅读的信息的多余度不够,而运载机器可以阅读的信息的多余度量又太大。因此,不要说阿拉伯数字现在不可能代替各国语言文字,就是再过几十或几百年,也不可能。 此外,中文并没有被世界各国使用,也并非写出来大家就认识。否则,世界各国以及联合国组织还要翻译干什么呢?至于中文会不会成为未来的国际文字,那要看中文是否比各国目前已有的语言文字更方便。就目前情况看,国际文字是英文,中文非但不象英文那么流行,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还是中国人自己的交流障碍。为此,中国大陆和台湾双方经过多次讨论,订出了统一文字和编码的初步协议。如果中文真的象阿拉伯数字那么方便,那么,海峡两岸都是中国人,为什么还要订协议来克服自己的语言文字的障碍呢? 中国人自己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都不那么容易,何况世界各国呢?人民日报发表过有关这些协议的报导,自己的编辑部门忘了吗? 熟悉信息工业发展的人都知道,当前国际通用性和标准化的焦点是如何使用包括所有国家的字符的联码(UNICODE) 的问题,而不是中文会不会成为国际语言文字的问题。一九九一年以来,除了日本和南韩以外,世界各国普遍欢迎联码。汉字字符占联码的三分之一,是最多的。因此,中国的态度关系到信息工业国际标准化的命运。为此,世界各国高度赞扬中国政府对联码的决定。如果日本的信息工业是发达的和自立的,为什么要坚决反对联码呢?联码的首版把汉字,日文和韩文并列于汉字为主的编码范围。如果真的象徐德江的文章所说,日本和韩国那么喜欢用汉字,那么,这两个国家应该欢迎联码才对,可是,它们却一再表示坚决拒绝使用联码作国际标准,甚至根本不接受它们的保护国美国的建议。其基本原因,就是不愿意将自己的语言文字并入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范围。这样一来,一个标准化的纯技术问题成了外交问题。一九九六年夏天,联码重新安排和扩大了韩文编码范围。这是否能使韩国改变态度还未可知。同时,这种安排缩小了其它一百多个国家使用联码的编码自由度,结果如何,也未可知。这个事实不但说明了徐德江的文章完全失实,而且说明汉字并不象钱老说的那样,是能被各国认识和接受的国际文字。 钱伟长先生是知名的科学家,也是政协的一位领导人。我看过钱老的一些东西,非常敬佩钱老保护中国民族文化和历史文物的见解和努力。然而,钱老的所长家不是语言文字学和信息学,难免说错。人民日报的编辑完全可以给钱老打个电话,一方面核实他说的话,一方面指出他说错的地方,请求更正。再高明的人也难免说错和写错,编辑工作的基本责任之一就是帮助作者核实和改错。如果人民日报的编辑部门没有核实钱老的话,那就有失职之嫌。如果做了,那就只能说报社编辑的业务知识水平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比较差,未能尽到帮助钱老改错的责任。 其实,如果人民日报的编辑部门有起码的责任心,就不难发现徐德江没有引用中国专家的论点和中国政府有关政策主张的原因。1996年3月,就在人民日报发表徐德江的文章前两个月,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中国语言学和信息学的科学家以及有关出版界的负责人,对徐德江的似是而非的东西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一致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政府一贯主张的中文标准化,简化和拼音化的政策。在这前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副总理李岚清,也发表了几次讲话。他们明确地指出,中国政府的政策不仅没有变,而且要把中文标准化,简化和拼音化的工作做得更好。徐德江的东西显然是反对中国政府的一贯政策和反对中国专家们的见解的,当然在中国就找不到可以引用的论点和政策依据。徐德江可以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政策,人民日报也可以不了解自己国家的政策吗? 人民日报不但发表了徐德江的文章,而且还与一家台湾公司协作当专栏的主持人,给徐德江的文章吹牛,甚至发表了他的照片。人民日报有规定:国家领导人,知名人士,模范人物和有重大新闻意义的才发表人物照片。徐德江算哪一类呢?人民日报违背自己业务规定的做法不得不令人发问:人民日报是不是企图鼓吹徐德江文章所代表的傀儡文化和极端民族主义?是不是企图向全世界海外读者推销徐德江的文章所鼓吹的种族主义的垃圾?是不是企图公开地跟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家们唱对台戏? 这些年,中国一些报刊杂志得到“红包”就不问是非地发表文章。徐德江的似是而非的文章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就自然令人产生疑问:人民日报是否得到了不小的红包,才敢抖胆在海外版发表反对本国政府政策的文章?说实在的,政府报刊与私人商业公司协作开辟专栏的做法本身,就容易产生金钱利益和政府部门公正廉洁之间的冲突和嫌疑。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可是,在防止利益冲突的法律下,美国政府的报刊从不跟任何私人和商业机构合办专栏,一旦发现,就坚决取缔,问罪当事人。中国一直称自己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它的政府报刊却跟私人和商业机构合办专栏,不但不支持自己政府的政策和自己国家的科学家,反而站在徐德江的立场上,跟私人商业合作,向全世界兜售反对自己政府政策的文章。究竟是谁在搞金钱挂帅呢? 总之,人民日报编辑部门的业务水平和道德水平都需要改善和提高。为了澄清自己的立场和保护自己的名声,也为了证明自己是一家严肃认真的报刊,人民日报有必要公开发表自己的文章,向海内外读者说明自己对徐德江的文章和对本国政府制定的中文标准化和现代化的政策的基本观点。 对中国政府说几句话 中国科学家为中文标准化和现代化作出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对此,徐德江跟香港人士安子介和美藉华人袁晓园里应外和,向中国科学家们发难。据报导,安子介和袁晓园在中国最高领导层里有广泛私交,有能力提供金钱支持徐德江的活动。也许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科学家们批评了徐德江的似是而非的东西,表示了坚决支持政府的政策,不但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反而连自己的学术杂志也因为徐德江的诬告而被迫关闭了。这不是腐败是什么?! 我早就成了美国公民。我不认识安子介,袁晓园和徐德江。我不是搞文字工作的,不认识那些批评了徐德江的中国科学家。我也没有任何跟中国有关的商业或文化交流利益。从个人得失角度讲,中国政府怎么对待徐德江的东西和他在海内外反对中国政府政策的活动,对我毫无意义。可是,我没有忘记我是中国来到美国的移民,对故乡的事情总是不由自主地关心。有些事使我对人民日报发表徐德江的东西特别留神: 第一件事情是海湾战争。那是一场计算机信息技术战。看了现场报导以后,我想,如果中国的计算机信息科学技术不赶紧发展起来,那么,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与世界先进水平拉近了一些的距离又会大大拉开。计算机信息工业技术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跟语言文字密切相关。了解计算机信息技术的人很容易看出,如果徐德江的东西得逞,那么,中文和计算机信息技术结合的速度和质量就会大大降低。显然,这意味著中国的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和国防等各个方面将在信息时代大大落伍。对中国政府关于徐德江的文章和活动的做法,我想问:在某些中国领导人的心目中,究竟是中国的国力重要,还是他们跟安子介和袁晓园的私交重要?这两位海外华人曾经为中国的发展作出过贡献,因此跟一些中国领导人建立了私交。可是,在今天计算机信息时代,他们跟徐德江里应外和的所作所为,却是在拉中国进步的后腿。我希望那些跟他们有私交的中国领导人能把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放在首位,不要因为照顾个人私交而把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葬送了。 第二件事情是民族主义。冷战结束以后,民族主义在全世界抬头。中国在世界上地位越来越重要,因此,全世界都很关注中国是否会实行民族主义。人民日报向海外兜售徐德江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文章,自然令人想到中国政府在选择什么方向。 就我观察来说,美国有识之士认为,发达的中国符合西方的根本利益,因此,他们反对中国实行民族主义,支持中国继续改革开放,主张美中关系应该比冷战后期的合作更好。1996年夏天,布热津斯基(前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发表文章指出: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变得相当重要。因此,每年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应该包括中国国家首脑(还有俄国,巴西和印度等)参加,否则,这种讨论和协调世界经济发展的会议就会失去意义。西方七国首脑会议是西方的核心。布热津斯基主张把这个会议转变为包括中国的世界性的经济大国会议,足以说明美国权威人士对中国在冷战结束后继续实行改革开放而不实行民族主义的肯定和支持。最近,美国一些在对外政策方面具有重大影响的机构郑重地发表文章和报告,纷纷对布热津斯基的主张表示大力支持。 出于地缘政治考虑,日本希望中国有限发达。日本人知道而且有过经验,极端民族主义会降低中国发展的速度和质量。因此,他们采取两面态度:一方面欢迎中国改革开放,以便满足自己的海外市场需要,一方面支持中国一些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来满足自己的安全需要。对此,中国政府能不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辨别国内外批评或赞扬自己民族传统文化的真实意图,是对中国领导人的一个非常实际而又非常重要的考验。 江泽民主席说,要居安思危。这个“危”不仅会来自国内外明目张胆的反华势力,会来自国内外乔装打扮的甜言蜜语。中国太大了,吃掉你不行,于是,就有骂你的让你生气失控,哄你的让你昏睡不起,目的都是一个:要你愚昧落后。当心啊,中国!别人用飞机大炮打你的时候,你是英雄。别人用民族主义哄你的时候,可别当狗熊。 第三,历史。在改革开放开始和在全面交班的时候,邓小平都提到了明朝郑和航海的那段历史。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巩固新政权,实行安内平党和海禁政策,即关起门来巩固中央集权。他去世前,看到儿辈互相争权,便把权力交给了忠厚老实的朱允汶,把最强干的朱棣远远发落。朱允汶当政,一切都按朱元璋的既定方针办事。四年后,朱棣发难,取代了朱允汶。朱棣一上台就改变了朱元璋的闭门平党的方针,实行富国强兵和开放的基本国策,其代表就是打开海禁,允许私商,责令郑和组织了庞大的下西洋活动。在史学界,有的说郑和航海的目的是搜索逃亡的朱允汶,有的说是为了耀兵异域,扩展中国的海外影响。不管怎样,打开海禁和郑和航海大大刺激了当时的科学技术,经济和民族文化的发展。这么搞了二十多年,中国出现了汉唐以来又一次空前繁荣和对外称雄的世界强国的局面,即历史上有名的永乐年,其民族文化发展的代表是《永乐大典》,国家的实力代表是郑和下西洋。 郑和下西洋的壮举比西方的哥仑布航海早80年。这个壮举显示出,当时的中国在科学技术、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方面都比西方强大得多。同时,当时的中国社会已经出现了工业革命的萌芽和人文主义思想,比西方的早一百多年。如果中国能保持那个势头,那么,这几百年来的世界史就可能不是以西方工业革命为主的历史,而是以中国工业革命为主或至少是中国和西方并行的工业革命的历史了。然而,在西方开始工业化和向世界开放的时候,中国却走上了极端民族主义和闭关自守的道路。 朱棣以后,朱高炽和朱瞻基先后继位。他们听从了一班儒臣的建议,认为下西洋和开海禁有伤民族文化风俗。于是,他们重新搞起海禁,实行“罢宝船弊政”,迫使郑和停止航海,禁止一切私商出海。郑和死谏要求再次出海。看在老臣的面子上,皇上准谏。这一次,郑和不象以往那样抓紧时间备装,而是在泉州逗留了半年,建起了一座曹娥女神碑,碑文记述了永乐年的航海壮举,文笔苍劲,缓缓的叙述中充满了悲哀。搞完了曹娥女神碑,郑和出海完成了他最后一次下西洋的活动。从此,永乐年留下了“三宝太监下西洋”的历史佳谈,中国开始了闭门自守的漫长岁月。 与此同时,西方开始了宗教革命和文艺复兴,向世界开放和航海探险。不久,工业和技术革命开始了,并且很快遍布西方各国。从此,西方走上了繁荣强盛的道路。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期间,西方的语言文字发生了变革,其方向不是返古和繁体化,也不是拒绝外来因素,而是当代化、简化、大众化和与外来因素结合。这些语言文字变革为西方科学技术和工业化的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过了四百年(清朝末年),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打开了。中国人发现,他们的国家在各个方面都大大落后了,成了不堪一击的虚弱大国。曾经象征了中国强大繁荣的郑和航海变成了中国开始全面衰退的漫漫长夜前的一道明亮的反照,是一场大悲剧。永乐年间,中国强盛的外表下掩盖著深刻的危机。这个危机就是因为不能正确地看待传统文化的变迁而导致了极端民族主义。在朱棣当政时,这个危机没有消除,结果,永乐年成了汉唐以后中国由全面强盛转向全面衰落的年代,直到现在的改革开放,才出现了中国再次强大起来的生机和希望。 十多年以前,我在北京看过海政文工团表演的话剧《郑和》。那出话剧展现了郑和下西洋的热烈场面,却没有展现郑和被迫止航海和中国关起大门来的悲剧。我想,邓小平多次提到郑和航海的历史,恐怕还不是因为下西洋有多热闹,而是担心历史的悲剧会不会重演,比如,在他以后,中国会不会又搞极端民族主义,回到闭关自守的漫漫长夜。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现在的领导人不是朱允炽和朱瞻基。在中美关系暂时紧张的时候,一本鼓吹极端民族主义的书《中国可以说不》出笼,成了畅销书。对此,中国领导人保持了高度的清醒和理智,没有被表面上赞扬传统文化和抵制西方的甜言蜜语所盅惑,保持了改革开放和富国强兵的基本方向。邓小平可以放心了。 中国政府在政治和外交方面能做到对极端民族主义保持高度警惕,在传统文化面临变迁的时候,特别是在民族语言文字受到计算机信息科学技术挑战的时候,也应该能对极端民族主义保持高度的警惕。为此,我想列一个简单的中英文历史对照表: 英文 中文 ───────────────────────────────── 基本书写 文字 变化 基本书写 文字 变化 历史时代 工具和材料 变化 程度 工具和材料 变化 程度 ───────────────────────────────── 石器时代 刻画,石头 是 大 刻画,石头 是 大 铜器时代 笔墨,兽皮 是 中等 笔墨,简,绢 是 大 铁器时代 笔墨,树皮 是 小 笔墨,纸 是 大 工业时代 打字机,纸 是 小 笔墨,纸 否 无 信息时代 计算机,磁盘 否 无 ? ? ? ───────────────────────────────── 说明:变化及其程度以今天一般人能够辨认的程度为衡量尺度。 这个对照表说明:⑴文字的变革跟书写技术的变化有非常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就此来说,英文比中文稳定。这也许能从技术工具的侧面说明一种语文系统的拼音化和字符高度抽象化的重要意义。⑵文字变化既是科学技术和社会进步的结果,也是动力因素。在信息时代,英文完全能够适应技术变革,而中文面对的挑战不亚于中国从石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变迁。中文如何应变? 面对当前信息时代的挑战,有些人担心中文会不会西化。其实,中文一直在西化。周秦是从中国西部发起的,周秦搞书同文,把中原的语言文字西化了。汉唐两朝从印度和西蕃等国进口了拼音法,发展了以形注音的反切法,中文的字数迅猛增加。后来,中国向日本的拼音法学习,创造了拨泼莫佛。五十年代以来,又引用英文拼音字符,发展了现代汉语拼音方案。两千多年以来,中文的西化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值得注意的是,每次中文变革并没有导致中国民族文化的凋落或消亡,相反,这些变革刺激了中国文学艺术的蓬勃发展。诗经三百,秦文汉赋,唐诗宋词,明清小说,无一不是中文变革带来的丰硕成果。 不管在中国还是在西方,总有些人喜欢说,中国的传统力量又深又广,造成了中国人喜旧厌新的文化习惯。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上面的历史对照表说明,中国人和中文并不耻于变革与更新。《周易》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是中文和中国文化幸存和发展的历史,也是我要对中国政府领导人说的几句话。 1997年1月20日。 ========================== 《语文与信息》交互网版出版单位: 美洲中国文字改革促进会 Meizhou Zhongguo Wenzi Gaige Cujinhui (Wencuhui) Association in America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Reform PO Box 334, Scarsdale, NY 19583,USA 执行干事:Mr.Apollo Wu 吴文超 Tel. & Fax: 914-725-5527 e-mail: apollo@wunet.com 国内:100010 北京朝内后拐棒胡同甲二号 《语文与信息》编辑部电话:0086-1-5250337; FAX:0086-1-5138634 《语文与信息》美洲联合编辑:(请向下面任何一位编辑联系和投稿) 吴文超 Apollo Wu apollo@wunet.com 谢天蔚 Xie Tianwei twxie@ucdavis.edu 陆丙甫 Lu Bingfu bingfu@usc.ed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