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中 國 與 世 界         ※   ※                           ※   ※                           ※   ※         一九九六年 第一期         ※   ※                           ※   ※※※※※※※※※※※※※※※※※※※※※※※※※※※※※   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創刊﹐ 總第一期﹐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出版 ∼∼∼∼∼∼∼∼∼∼∼∼∼∼∼∼∼∼∼∼∼∼∼∼∼∼∼∼∼∼∼∼∼      創刊號目錄 (zs9601a﹐zs9601b) ∼∼∼∼∼∼∼∼∼∼∼∼∼∼∼∼∼∼∼∼∼∼∼∼∼∼∼∼∼∼∼∼∼        發刊詞                     肖冬 【特別報道】 七十年代第一次保釣運動             老董        當前釣魚島事態的發展              老董        釣魚島大事記                  老董 【學友交流】 走紅西方的“中國文化”析            丹陽        通信(之一)                  聞迪 【百家爭鳴】 新中國政權為什么能夠穩固﹖          司養眼 【理論園地】 毛澤東的思想路線與經驗主義思想路線的對立    晨鐘 【文藝之窗】 沁園春·長江                  聞迪 【祖國傳真】 《城頭變幻大王旗》質疑            周光春        我為社會主義的前途擔懮            邢子陶 【時事評論】 中東的庫爾德民族問題              李山        中國民族主義涌現電腦網絡      托馬斯·皮克斯雷 ∼∼∼∼∼∼∼∼∼∼∼∼∼∼∼∼∼∼∼∼∼∼∼∼∼∼∼∼∼∼∼∼∼  訂閱、稿件、問題和建議等暫寄﹕chinaway@metropolis.idt.net ─────────────────────────────────   《中國與世界》萬維網地址﹕ http://www.chinabulletin.com ───────────────────────────────── ※※※※※※※※※※※※※※※※※※※※※※※※※※※※※※※※※※※                發刊詞                肖冬   人類的二十一世紀馬上就要來臨了。為了辯明中國的前途和世界局勢的走向﹐要求我們廣泛地展開深入細緻的理論探索和爭鳴。中國是一個十二億人口的大國﹐展望前程道路﹐既有光明的契機﹐也難免險惡的風浪。在長期的艱苦奮鬥中﹐中國人民為探索一條最終能夠超越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主義道路﹐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也走了很多的彎路﹐但也畢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過去被稱為“東亞病夫”的中國﹐今天已經發展成為具有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具有重要國際地位的世界大國﹔在未來﹐也完全有能力、有必要根據自身的特點、願望和意志﹐走出一條自己的道路﹐而不是完全因循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經驗﹐如此才有可能“為人類作出較大的貢獻”。但另一方面﹐發展道路上困難重重﹐國內、國際各種矛盾錯綜複雜﹐如果沒有比較完善的理論和戰略來指導實踐﹐就難免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危機。今天﹐很多人都贊成中國今後的道路應有自己的特色﹐但是人們心目中所理解、尋求的特色卻不盡相同﹐甚而恰恰相反。對于有關今後中國發展道路的方向和特色的一些基本問題﹐應該通過理論的交流和爭鳴﹐形成比較廣泛的共識。   《中國與世界》是一個評析時局、探討理論和思想問題、立場獨立的民間刊物﹐不依附于任何經濟政治勢力﹐不囿限于任何思想主義的教條。本刊所選登的文字﹐不代表本刊的立場﹐而僅僅反映作者個人或署名團體的觀點。我們希望在討論問題時﹐力求尊重事實與邏輯﹐以分清是非、提高認識﹐而不是以辱罵、打倒對手為目的。   我們希望能夠通過《中國與世界》這個論壇﹐促進對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認識的深化﹐認真地反思中國和國際上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教訓﹐並從而有助于探索中國自己的、超越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為此目的﹐我們也希望這份刊物能夠有助于追回對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歷史的、批判的視野﹐重新煥發起求索另類道路的熱情和理想。這也是本刊將要遵循的基本宗旨和理念。   要立就需要破﹐探索對資本主義超越的道路應該立足于認識和批判資本主義的那些無所不在的、無法避免的結構性的弊病。而中國今後道路的特色恰恰應該表現為它能夠克服資本主義的結構性弊病。   二十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實踐遭到了嚴重的挫折﹐但這絕不等于說﹐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對于資本主義結構性弊病的批判和改造、世界勞動人民試圖超越資本主義的理想和努力﹐都應該予以全盤否定。我們認為﹐人類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和改造﹐一般都要經過一個認識、實踐、再認識、再實踐的反復的、曲折的過程。社會主義運動是一場具有深遠的世界歷史意義的實驗﹐儘管它還未達到原來預期的目的。佔人類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積累了大量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經驗教訓。為了明確今後的道路﹐為了中華民族對人類的解放和發展事業有所貢獻﹐我們有責任對社會主義運動的經驗、得失﹐認真地進行總結與揚棄。   目前﹐中國的文化思想領域出現了比較活躍的氣象。我們認為這種變化符合當前實踐和客觀形勢的需要﹐它反映了一種比較健康、積極的走向。但不論是在中國國內還是海外的主流輿論中﹐有關思想、時局問題的討論﹐仍然存在太多的偏見和限制﹐需要有更多的園地﹐讓不同于主流基調的思想和觀點有更大的言論空間。   我們將盡力為讀者提供符合上述宗旨和特色的文章﹐包括轉載其它海內外報刊雜誌有關文章及譯文﹐也歡迎讀者為本刊踴躍投搞﹐參加討論。來稿最好自行輸入成電腦文件(國標、HZ或大五碼皆可)﹐並請通過e-mail寄給本刊的電子郵址﹐或將軟盤或稿件寄給本刊通信地址。請附上e-mail地址﹐採用者兩星期內一定通知。 ≒≒≒≒≒≒≒≒≒≒≒≒≒≒≒≒≒≒≒≒≒≒≒≒≒≒≒≒≒≒≒≒≒≒≒ 【特別報道】           七十年代第一次保釣運動               老董   1968-69年﹐是美國國內反戰運動的高潮。從東岸的哥倫比亞大學到西岸的柏克萊加州大學校園學生活動激烈。學潮在1960年代初民權運動和1960年代中期“言論自由”運動的基礎上步步嚮左﹐對美國社會的主流思潮產生根本性的懷疑﹐反對精英主義﹐批判資本主義﹐認識社會主義。在西方社會長期列為禁書的馬克思恩格斯和毛澤東著作成為校園裡的熱門書。《毛主席語錄》成了暢銷書。少數民族以非裔美人和拉裔美人為主﹐形成了強有力的激進聲勢。一向不問世事的港臺留學生也受到影響﹐思想逐漸改變﹐開始關心中國﹐參加社會活動﹐義務服務社區。   1970年12月﹐北美洲校園的中國留學生(來自港臺)由威斯康星、普林斯頓大學發起保衛釣魚臺運動﹐在各個校園成立保衛釣魚臺行動委員會。從此展開了震撼華人社會的保衛釣魚臺運動。   1971年1月29日和30日﹐美國從西岸到東岸中國留學生發起保衛釣魚臺示威﹐抗議美日私相授受釣魚臺。舊金山、洛杉磯、西雅圖、芝加哥、紐約、華盛頓六大城市舉行大規模示威遊行﹐是美洲華人和中國留學生第一次公開走上街頭伸張自己立場。五四時代的口號“內除國賊﹐外抗強權”被重新提出。   1971年2-3月﹐台北當局派教育部專員姚舜來美對學生疏導﹐解釋台灣需要依賴日本貸款。這一言行更刺激了運動的發展。   1971年4月10日﹐全美華人在美京華盛頓舉行空前盛大的保釣示威遊行﹐向台北駐美大使館、日本駐美大使館、美國國務院提交抗議書。參加示威者近三千人。西雅圖、洛杉磯、芝加哥同時示威。台北台灣大學學生響應海外號召﹐舉行三千多人的保釣示威遊行。   1月和4月的示威對于參與者引起相當的思想震動。當時與美日建交﹐代表中國的是台北國民黨治下的中華民國。釣魚臺本屬台灣治下的的島嶼。國民黨既不在舊金山和約中與美日交涉﹐又不能在此次歸還琉球時採取嚴整立場﹐反而對學生運動加以壓制和分化。國民黨的海外黨組織成員紛紛退出運動﹐並在校園內採用戴紅帽子、打小報告等方式實行白色恐怖﹐打擊保釣運動。整個運動迅速嚮左轉。參與者開始認識中國﹐走向社區﹐參與草根活動﹐批判資本主義﹐認識社會主義﹐學運的重心集中在關心國事﹐認識到在保衛釣魚臺的問題上﹐必須要國家民族的統一和強大。中國的分裂造成釣魚臺的被疏忽和侵佔。國民黨的顢頇媚外根本不能代表中國人的利益。因此而從長期反共的熏染轉而認識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1971年8月﹐美東國事討論會在布朗大學舉行﹐會中通過五點決議﹕反對任何兩箇中國﹐一中一臺的國際陰謀﹔一切外國勢力必須從中國領土、領海上撤出﹔中國的台灣省是中國的內部問題﹐由中國人民自行解決﹔反對出賣中國利益的任何集團﹔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時﹐美國中部和西南部的保釣團體分別在堪薩斯和路易斯安那舉行國事大會﹐反對一中一臺。   1971年9月3、4、5日三天﹐全美近五百人在密西根安阿爾伯市舉行國是大會。大會上﹐就美東國事會提出的五項決議進行表決﹐結果五項讚同者均為多數。唯普渡大學教授沈君山對布朗決議第一條(反對兩箇中國一中一臺陰謀)同時投贊成票和反對票﹕他同意反對國際陰謀﹐不同意反對兩箇中國一中一臺。這一論調開“革新保臺”的先聲﹐發展成為今天的“中華民國在台灣”理論。   1971年9月21日﹐紐約發起恢復中國在聯合國席位的大遊行。參加者包括美國進步人士及非美、拉美少數民族人士。遊行隊伍高舉五星紅旗和毛澤東像﹐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第一次公開出現在數十年與中國為敵的美國的國土上。10月16日﹐美國西岸舊金山舉行支持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示威遊行﹐參加者六百多人。隊伍中包括其他國家的留學生團體。   1971年底至1972年﹐周恩來總理數次接見海外保釣團體﹐將保釣運動同五四運動相比。   1972年5月13日﹐美國和日本正式簽訂協議﹐美國把琉球的行政權交給日本政府。同日﹐有一千中國人在美京華盛頓示威抗議。從此﹐保衛釣魚臺運動已從自發的愛國運動發展成為自覺的中國統一運動。 ∼∼∼∼∼∼∼∼∼∼∼∼∼∼∼∼∼∼∼∼∼∼∼∼∼∼∼∼∼∼∼∼∼          當前釣魚島事態的發展              老董   今年7月14日﹐日本青年社再度登上釣魚島﹐設燈塔﹐插太陽旗。日本右派的行動是與官方相配合的。緊接在設塔之後﹐日本官方于7月20日宣佈實施200海浬的專屬經濟區﹐將釣魚臺劃入日本領海﹐並將此日定為“海之日”。在“海之日”之前﹐日本在釣魚臺海域附近一再驅趕中國的船舶﹐包括台灣的漁船和大陸的勘探船。據中國海洋局的官員說﹐此事已多次上報中央﹐均無結果。在“海之日”之後﹐日本行為更加囂張﹐在其單方面劃定的專屬經濟區區內欺侮台灣漁船﹐“有如強盜”。接著﹐日本從首相到外相﹐都揚言釣魚臺是日本領土﹐姿態提高。日方步步進逼﹕不只“實效佔領”釣魚臺﹐進而以專屬經濟區霸佔海洋資源。而且官方對釣魚臺的併吞之行也從曖昧變為公開。日本的侵略言行觸發了全球華人的保衛釣魚臺運動﹐運動一波高過一波。這距1970年開始的第一次保釣運動﹐已近26年。     ◇香港首先示威   8月28日﹐日本外相池田行彥訪問香港。態度傲慢﹐拒絕答復香港民間有關慰安婦和賠償的質問﹐又通過其發言人稱﹐尖閣島“是日本領土中獨立的一部分”。當天﹐香港工會聯合會遊行抗議日本侵佔釣魚臺﹐掀起了保釣的風潮。   8月29日﹐台灣漁船華陽一號遭日本巡邏艇侮辱。日方強行登船。船長回臺後說﹕“日本的行為象海盜﹐台灣人真可憐”。   8月29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指斥日外相的發言不負責任﹐認為日本右派的行動直接與日本政府的立場有關。他並譴責橋本參拜戰犯及文化大臣大否認大屠殺的言行﹐要求日本對歷史作出認真反省。     ◇中國措辭強硬   8月31日﹐北京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日本別干蠢事”。措辭極端強硬。文章中證實了1972年和1978年兩次關于釣魚臺問題擱置的諒解。並勸告日本別干蠢事﹐任何一箇中國人都不願或不敢將領土拱手讓人。   8月31日﹐中國民間的索賠會以童增為首﹐包括中共黨員、退伍軍人、學生、工人﹐簽名上書江澤民﹐要求中國國出兵釣魚臺﹐拆除燈塔。   9月1日﹐上海復旦大學研究生張貼《告全體同學們》書﹐譴責日本在釣魚臺的作為﹐並批評官方反駮不夠有力﹐呼籲九一八集會紀念抗日和保衛釣魚島。校園出現打倒日本軍國主義標語。上海學生的呼籲在中國高等學府引起響應。   9月3日﹐北京國務院總理會見日本前首相竹下登時表示﹐日本要正確對待過去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歷史。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在記者發佈會上表示﹐日本貸款中國和領土主權無關﹐中國在領土主權上沒有迴旋余地。日本政府須採取措施制止右派。   9月3日﹐日本共同社發出消息﹐中國勘探船在釣魚臺附近出現﹐對日本巡邏艇的呼令置之不理。同日﹐香港成立保釣行動委員會。     ◇港臺船只數次闖釣受阻   9月4日﹐香港《明報》記者乘台灣漁船赴釣魚臺﹐在距釣魚臺三海浬處遭日本保安廳巡邏艇攔截﹐勒令“立即退出日本領海”。   9月5日﹐日本駐港總領事上田秀明表示﹐釣魚臺只是日中關係的一件小事﹐並要港人嚮日本領事館申請簽証前往釣魚臺。   同日﹐香港民眾示威遊行。台北縣議員金介壽等所乘船只在釣魚臺13海浬處被日本巡邏艇驅回。   9月6日﹐台北外交部就漁船被驅逐一事表示遺憾﹐重申釣魚臺屬于台灣。同日﹐香港工聯會、沙田區議員及專上學生到日本領事館抗議﹐要求日本總領事就日前發言道歉。   香港保釣人士發起全球保釣大聯盟。香港工聯會、民建聯、民主黨分別到新華社遞交保衛釣魚臺的請願書。   9月7日﹐台北外交部解釋李登輝的立場﹕希望當事國自制﹐避免主權之爭﹐以期迅速與日商談漁業合作問題。台北外交部官員並解釋﹕聲明就是最有力的行動﹐具有國際法效力﹐“無人先佔”的說法不能成立。   9月8日﹐香港居民五千多人遊行示威﹐聲勢浩大。   台灣民間響應香港﹐成立“保釣同盟”。中國大陸民間成立“民間保釣聯盟”。同日﹐北京、上海、武漢、大連各高校串聯﹐北大、清華、北師大提議到日本大使館示威。被當局勸阻。黑龍江十多名當年抗日英雄上書江澤民要求武力保釣。   在釣魚島上插上太陽旗的“日本防衛協會”發言人惠忠久表示﹕由于70年代發現石油﹐中國與台灣的教科書相繼把釣魚臺由日本版圖改列入中國版圖。在日本極右組織“日之丸”總幹事工藤表示﹐日本只有與中國開戰才可取得釣魚臺的主權。   台灣八家媒體四艘漁船前往釣魚臺﹐遭日本巡邏艇驅回。《中國時報》記者登上釣魚島攝下照片。     ◇台灣三大黨表態   9月9日﹐台灣的三大黨對釣魚臺問題表態。   國民黨--支持抗議﹐呼籲保持理性﹐以談判方式解決。不願看到國人情緒化而被中共利用。李登輝曾表示﹐釣魚臺的的主權問題很複雜。   民進黨--秘書長邱義仁批評保釣運動“無聊”﹐文宣部主任郭正亮批評新黨製造中共介入的機會﹐喪失臺日談判的大好良機﹐對台灣而言﹐最大的威脅是中共而不是日本。民進黨的立場是主權共享、共同開發、以漁業為先﹐不要使主權妨礙談判。   新黨--部分成員是保釣的積極推動者。新黨的領導層對參與保釣的態度發生分歧。   中國的兩艘海洋勘探船“大洋一號”和“海洋四號”在釣魚臺海域勘探。“大洋一號”進入釣魚臺的12海浬內﹐日本巡邏艇發話要求離開﹐中方不予理會。香港雜誌傳出中國對保釣態度是﹕對港臺保釣行動原則上支持﹐肯定其愛國熱誠﹐但不鼓勵不加溫。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在批閱一份有關上海大學生申請上街遊行﹐抗議日本右翼份子登上釣魚臺的彙報時表示﹕“要肯定學生的愛國主義行為﹐這意思不用傳達到個人。”     ◇日青社再登北小島﹐日官方不加干涉   9月9日﹐日本青年社又登上北小島﹐設置新的燈塔﹐並于9月10日嚮日本保安廳提出給予承認的要求。   9月10日﹐日本外務省橋本宏對設燈塔一事的回答﹕日本政府無法管制私人事務﹐釣魚臺為日本私人所有﹐設塔者得到地主的許可﹐政府不能幹涉。美國國務院發言人伯恩斯表示﹐美國並不支持任何一方對釣魚臺主權的主張﹐但認為當時各方應以和平途徑解決。   台灣發起保釣簽名運動﹐又揭發台北駐日辦事處官員與日本青年社關係密切。   9月11日﹐中國外交部針對設塔一事表示﹐中國已多次同日本交涉﹐提出嚴重抗議。另外﹐中國船只在釣魚臺附近作業屬于中國主權﹐旁人不得干涉。同日﹐日本首相橋本避免對釣魚臺問題作答。他表示﹐日本支持中國進入世貿組織。   9月12日﹐台北國民黨提出釣魚臺四主張﹕堅持主權﹐和平理性、不與中共合作、漁民利益優先。   香港透露中國高層動態﹕總參作戰系統成立專門小組﹐研究釣魚臺事件及應變方案﹔中國軍方認為日本右派企圖以釣魚臺為橋頭堡﹐與親日的李登輝結合﹔中國國務院廳局長會議變成了保釣會議﹔水產局、海洋局以及浙江、福建省都反映日本艦艇對釣魚臺附近的中國漁船和勘探船有無理行動﹔中國國務院內群起攻擊外交部過于軟弱﹐駐日大使唐家璇被指責誤判形勢。     ◇全球華人同仇敵愾   9月14和15日﹐北美紐約華埠近三萬人簽名保釣。   9月15日﹐香港發動保釣大示威﹐估計多達一萬四千人。   9月16日﹐美國《紐約時報》駐日主任克里斯托夫發表關于釣魚臺的綜合報道。文章透露以下幾點﹕日本目前控制釣魚臺﹐每見中國軍機接近﹐立即調動戰鬥機﹔對日情緒是少數能使全球華人同仇敵愾的一件事﹔日本中國事務官員擔心中國動武﹔沖繩省長表示不希望日本出動武力﹐但日本首相橋本態度強硬﹐認為必要時可能命令出動海軍﹔日方想引用《美日安保條約》使美國介入﹐支持日本﹐美駐日大使蒙代爾表示﹐美國對此事保持中立﹐不可能採取軍事行動。   北京日本大使館前中國加派警衛﹐戒備森嚴。     ◇“九·一八”示威   9月18日﹐日本侵佔中國東北六十五週年之日﹐全球各地華人紛紛集會示威。北美洲紐約70年代保釣人士組成的紐約保釣行動委員會再度行動起來﹐發動近千人在日本領事館前示威﹐並嚮日本總領事遞交抗議書。在華盛頓、芝加哥等地﹐也有中國留學生嚮日本使、領館遞交抗議書。   台北街頭有遊行﹐燒燬了太陽旗﹐嚮日本交流會遞交抗議書。高雄發動抵制日貨。香港集會﹐紀念“九·一八”﹐反對日本軍國主義。 北京《人民日報》社論﹕“日本面臨嚴重抉擇”﹐紀念“九·一八”65週年﹐文中說﹕“在‘九·一八’之後的十四年中﹐中國軍民傷亡三千五百萬人。經濟損失達六千億美元。中國大好河山遭日本鐵蹄蹂躪。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欠下了無法償還的歷史帳”﹐“日本政府有責任正視歷史﹐不再放任右派分子聽之任之”。   9月19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表示﹐中日雙方應以1972年的建交協議及1978年的友好條約為交涉準則。   日本外相池田訪美﹐與美國國務卿克里斯托佛和國防部長晤談時表示﹐依據1953年日美簽定的《舊金山和約》﹐釣魚臺應屬日本領土。美方並不表示態度。東京《讀賣新聞》報道﹐“基于不刺激中國等等的外交考慮﹐(日本)政府決定不認定(“日青社”所建燈塔)為正式燈塔”。   台北《聯合報》日本通訊﹕日方釣魚臺的“所有者”栗原家族否認與日青社認識。設塔事也未通知他們。   9月20日﹐香港《南華早報》報道﹕北京方面通過外交管道﹐要日本政府保證不傷害預定開往釣魚臺示威的香港和台灣民眾﹔外交部長錢其琛表示﹐任何一名港臺同胞在釣魚臺附近海域傷亡均會引起中國最大規模的反日運動。   北京、上海、南京、廣州數十所高校成立保釣組織。     ◇香港“保釣號”赴釣島插五星紅旗﹐舊金山萬人示威   9月22日﹐香港兩千八百噸級輪船“保釣號”載70余人前往釣魚臺插五星紅旗。台北保釣示威遊行三四千人參加。北美洲舊金山的萬人保釣大示威﹐由70年代保釣人士合同當地華僑和留學生組織推動﹐是近年最大的華人示威。加拿大溫哥華四千人示威。紐約數百人示威。自台灣開出的三艘“保釣護土”船隊在距島嶼島數百米海域內遭17艘日本海上保安廳巡邏艇攔截驅回。臺船可以清楚看見島上的一面日本國旗。   9月23日﹐日本媒體報道日方的主權根據﹐一份中華民國九年長崎領事館嚮日方發出的“感謝函”(見上文)。東京右派團體向中國大使館和台北交流協會遞抗議書。日外交部發言人在紐約召開記者會﹐重申日本對尖閣島的主權。   9月23日﹐中國陸海空軍在東海舉行聯合島嶼防禦和登陸作戰演習﹐經認為是就釣魚臺問題對日本的警告。   9月23日﹐美國表示希望中日雙方自制。   9月24日﹐中國外長錢其琛同日本外長池田在紐約聯合國談判釣魚臺問題。錢要求日政府制止右派﹔池田則表示日政府不支持右派團體。但雙方未達成具體協議。香港“保釣號”在台灣附近的公海中遭日本艦艇包圍。據船長說﹐日方出動了驅逐艦。     ◇陳毓祥壯志未酬﹐釣魚島怒海喪生   9月26日﹐攜帶中國五星紅旗﹐預備插在釣魚島上的香港“保釣號”在進入釣魚島12海浬內遭日方直升機和十多艘船艦圍堵。“保釣號”數度衝出包圍﹐最近時距釣魚島僅3海浬。由于風浪太大﹐無法照預訂計劃以快艇登陸。“全球華人保釣大聯盟”召集人﹐此次前去的保釣團團長陳毓祥與其他數位團員躍入海中以宣示主權。陳毓祥與另一成員方裕源﹐遭大浪淹沒﹐長時間浸在水中。陳毓祥被救起時已無呼吸﹐搶救不及喪身。這是保釣以來的第一樁不幸事件。   陳毓祥曾于1971年在香港參加保釣運動﹐1972至73年擔任香港大學學生會長﹐積極推動當時的認同中國學運。陳于1985年獲選為香港十大傑出青年。這次﹐陳又發起“全球保釣大聯盟”﹐帶隊赴釣魚臺伸張中國主權﹐插五星紅旗。 ∼∼∼∼∼∼∼∼∼∼∼∼∼∼∼∼∼∼∼∼∼∼∼∼∼∼∼∼∼∼∼∼∼            釣魚島大事記              老董     ◇地理情況 一、釣魚臺列嶼位于台灣東北方﹐北緯25度40分至26度﹐東經123度23-45分之間。釣魚島距台灣基隆港102海浬。 二、釣魚臺列嶼由八個島組成﹕釣魚島、五個衛星小島(北小島、南小島、飛瀨、沖北岩、衝南岩)、黃尾嶼、赤尾嶼。屬于中國大陸架﹐四週沿海深度均不超過一百公尺﹐愈近中國大陸深度愈小。而與琉球距離250海浬﹐其間有一條深二千至四千公尺的海溝。 三、台灣及其附近島嶼和海域以及中國的淺海海域都是經歷悠久年代的中國大陸的延伸﹔而琉球群島則是千島群島、日本群島、菲律賓群島等等構成的“花旗列島”的一環﹐在地理上與釣魚臺列嶼無關。     ◇經濟及地緣政治   釣魚臺列嶼自古以來即為中國漁民的主要漁場和避風港。每年漁季﹐由基隆、宜蘭、蘇澳等地前往作業的漁船有三千多艘。漁民在赤尾嶼上還建有土寮。一些漁民一年有兩三個月在島上居住。   中國東海的大陸礁層海床上千萬年的沉積物主要來自長江﹐有時包括黃河(改道時不向東北流入渤海﹐而向東南經淮河注入東海)﹐淮河等。60年代底﹐被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判定為最大的海底石油蘊藏區之一。釣魚臺正位于此區的邊緣﹐而沖繩在此之外。日本若據有釣魚臺﹐則享有此區的開發權。從地緣政治來說﹐釣魚臺處于台灣與琉球之間﹐而日本從琉球經釣魚臺直逼台灣。形成中國東海外的包圍連鎖。南進菲律賓﹐西進中國、東南亞。     ◇歷史背景 一、中國領土釣魚臺的發現、命名和歷史根據 1403年(明永樂元年)﹕《順風相送》一書中的序言﹕“福建往琉球……用乙卯及單卯取釣魚嶼。” 1534年﹕陳侃《使琉球略》﹕“過平嘉山﹐過釣魚嶼﹐過黃尾嶼﹐過赤尾嶼……兼三日之路﹐……見古米山﹐乃屬琉球者……”。 明嘉靖34年﹕鄭舜功所著《日本一鑒》的萬里長歌﹕“或自梅花東山麓﹐雞籠上開釣魚目”。並有注曰﹕“釣魚嶼﹐小東小嶼也”(按﹕雞籠即今台灣基隆﹐小東即指台灣﹐意即台灣之小島也)。 1582年﹕釣魚列島列入中國版圖﹐隸屬福建省。 1785年﹕清乾隆50年﹐林子平刊行的《三國通覽圖說》將釣魚臺和中國標為紅色﹐以別于琉球。 1893年3月﹕清慈禧太后詔諭將釣魚臺、黃尾、赤嶼三小島賞給盛宣懷為產業﹐供採藥之用。 二、日本的介入和甲午戰爭 1879年﹕日本併吞中國琉球36個島﹐不包括釣魚臺。 1884年﹕明治17年﹐光緒10年﹐福岡縣人古賀辰四郎聲稱發現釣魚臺。 1885年﹕日本內閣外務大臣在文書中“清國在各該島(指釣魚島)等已有命名﹐近復在報上揭載我政府有意佔據台灣附近清國所屬島嶼”﹐“建立界碑﹐應仍延緩實行”﹐承認釣魚臺是中國領土。 1895年﹕日本強迫清政府簽訂馬關條約﹐將台灣及其附屬島嶼﹐包括澎湖及釣魚島割讓給日本。 1896年﹕明治29年﹐日本內閣通過將釣魚島劃入版圖。 1900年﹕日本把釣魚臺改名為尖閣列島。 1920年﹕中國(當時的中華民國)駐長崎領事給日本琉球住民的“感謝狀”中說﹕“(福建)漁民遭風難飄泊至日本帝國沖繩縣八重山郡尖閣列島……”﹐日本以此證明釣魚臺是日本的領土。 1941年﹕當時琉球的沖繩于日據下的台灣省台北州為爭取釣魚臺漁場經日本東京法院判決﹐台北州勝訴﹐尖閣島屬臺。 三、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軍接管 1945年﹕日本戰敗﹐台灣及其附近島嶼回歸中國。釣魚島卻由日本交給美軍托管。埋下以後的爭端。 1951年﹕美日舊金山條約﹐美國同意將北緯29度以南的島嶼(琉球和釣魚臺均包括在內)劃歸日本。 四、釣魚臺一起爭端 1969年5月﹕釣魚臺附近海域經聯合國、亞洲經濟開發委員會認為有大油田。 1969年5月﹕沖繩縣石垣市在釣魚島上立下“八重山尖閣群島釣魚島”的水泥碑。 美日私相授受釣魚臺 1970年8月31日﹕沖繩立法機關通過確認尖閣群島屬于沖繩石垣市。 1970年﹕美國把琉球歸還日本﹐把當時美軍的靶場釣魚臺也一同交給日本﹐引起北美洲華人發起的保衛釣魚臺運動。 1970年9月﹕美國國務院聲明﹕“依據《對日和約》﹐美國對“南西諸島”有行政權……約中所用之名詞含有包括尖閣群島當作一部分管理之意﹐但認為對琉球之剩余主權仍屬日本”。沖繩警察將釣魚島上的青天白日旗拔去﹐琉球政府在美軍同意下數度驅逐台灣的釣魚臺海域作業漁船﹔日本計劃撥款三千萬日圓給琉球政府在釣魚臺上建一座無人管理的氣象站。     ◇台北有心開發無心保釣﹐第一次保釣運動開始   台北方面﹐沈劍虹答復立委質詢時說﹕“日本不是與我們商談此事的對象。事實上﹐琉球與釣魚臺此刻都在美軍代管之下﹔……日本是我友邦﹐……我們沒有拒絕日本就本問題非正式的交換意見。”台北《中央日報》報道﹕“中(指台北)日韓三國已同意合作開發大陸礁層……包括釣魚臺”。   日本提出先凍結“主權問題”﹐先談“合作開發”﹐並提出“優先開發”台灣﹐包括附屬島嶼在內的東海地區。 1970年12月﹕北美洲校園的中國留學生(來自港臺)由威斯康星、普林斯頓大學發起保衛釣魚臺運動﹐在各個校園成立保衛釣魚臺行動委員會。從此展開了震撼華人社會的保衛釣魚臺運動。(詳情見另文“七十年代第一次保釣運動”)     ◇中國政府警告日本﹐讚揚釣運 1970年12月﹕《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決不容許美日反動派掠奪我國海底資源”﹐文中聲明﹕“台灣省及其所屬島嶼﹐包括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南小島、北小島等島嶼在內﹐是中國神聖的領土。這些島嶼週圍海域和其他鄰近中國淺海海域的海底資源﹐都是全屬于中國所有﹐決不容許他人染指”。“……一切有關勘探和開採我國海底資源的協議和合同﹐不管打著“合作開發”或者什么別的旗號﹐統統是非法的﹐無效的。” 1971年2月﹕台北官方中央日報發表社論“論日本的軍備”﹐替日本解釋﹐說日本只有“經濟膨脹”﹐“殊不致發展為軍國主義”。台北外交部長魏道明向立法院表示﹕已與教育部協調﹐派員海外“疏導”﹐“以期純潔愛國青年﹐不為陰謀份子所煽動”。 1971年3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同訪問北京的日本代表發表中日備忘錄﹐反對當時的所謂中(指台灣國民黨)日韓共同開發計劃。此一計劃因此擱淺。 1971年5月﹕美國國務院助理國務卿回答中國保釣抗議說﹕“尼克松與佐藤首相協議結果﹐美國將于1972年將其依和約取得之南西群島行政權歸還日本。然後日本將取得任何原來在行政權未移轉前所享有的權利。我們認為對于尖閣列島所有權的任何不同主張﹐均為當事國所應彼此解決的事項。”改變了當初一味偏袒日本的立場。 1971年5月﹕《人民日報》社論﹕“中國領土主權不容侵犯”﹐文中表示﹕我國廣大海外僑胞正在紛紛掀起維護民族主權、反對美日反動派侵吞釣魚島等島嶼的愛國運動。他們的正義行動獲得祖國人民的堅決支持。 1971年12月﹕聯合國大會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席位。 1972年2月﹕尼克松訪華﹐中美簽訂《上海公報》。 1972年5月13日﹕美國和日本正式簽訂協議﹐美國把琉球的行政權交給日本政府。同日﹐有一千中國人在美京華盛頓示威抗議。從此﹐保衛釣魚臺運動發展為中國統一運動。 1972年6月17日﹕美日正式移交琉球的行政主權。釣魚臺列嶼也與之同時交給日本管理。日本學界著名歷史學教授井上清著《尖閣列島之歷史的解明》﹐詳細論證釣魚臺應屬中國。     ◇中日建交﹐釣魚臺問題擱置 1972年﹕日本田中首相訪華﹐在建交談判中﹐周恩來總理提出把釣魚臺群島的歸屬問題暫時掛起來。留待以後條件成熟時解決。中日雙方達成了解。從此時直到中日和約簽訂﹐日方未有任何違約行動。     ◇中日和約後日右翼初動手腳 1978年﹕中日簽訂和約﹐又一次將釣魚臺主權爭議擱置。 1978年﹕日方在釣魚臺附近派巡邏艇﹐中國的武裝漁船駛往釣魚臺﹐雙方形成對峙。中國由耿□出面表示此事為偶發事件﹐將之化解。但耿□的發言引起海外保釣人士抗議。   之後﹐日本右派在北小島上立一燈塔﹐並要求日本官方承認﹐但遭拒絕。這是日本右派“實效佔領”(positive prescription)策略的開始。 1979年5月﹕日本在釣魚島上新建了臨時直升飛機場。海峽兩岸嚮日本提出抗議。 1988年﹕日本青年社再度登上釣魚臺﹐將1978年的燈塔換新。 五、釣魚臺二起爭端 1990年9月﹕日本媒體報道﹐日本海上安全廳已準備將1988年燈塔載入官方海圖﹐引起中國政府及台北方面的強烈抗議。   同一月份﹐日本右派資深議員石原慎太郎在接受美國花花公子雜誌訪問時竟然聲稱南京大屠殺並無其事。中國方面發出對日本右派的嚴重警告。這是1978年以後中國官方第一次重提日本軍國主義。 1990年9﹐10﹐11月﹕港臺及海外華人針對日本右派的行為發表聲明及抗議。釣魚臺再度引起華人關注。 1990年10月﹕台北區運動會派漁船往釣魚臺傳遞聖火﹐遭日方無理驅逐。 1990年10月29日﹕日本首相海部表示日方將審慎處理釣魚臺問題。 1990年11月﹕由于中國政府以及華人的強烈反對﹐日本取消了原訂對釣魚臺上燈塔的承認。 六、釣魚臺三起爭端 1996年4月﹕美日安保條約重簽﹐條約中表示日本將在亞洲安全方面起更大作用﹐特別提到菲律賓以北的海域。 7月14日﹕日本右派、日本青年社再度到北小島設置新的高五米、重210公斤的鋁合金太陽能發電燈塔﹐代替舊的燈塔。並再度向海上保安廳申請列入版圖。日本官房長官娓山靜六在記者會上表示﹐設塔是私人的事﹐只要得到地主同意即可。此一髮言無異表明釣魚臺為日本領土。 7月18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設塔一事是對中國領土主權的嚴重侵犯﹐日本政府必須採取措施。     ◇海之日﹕日本擴張海權﹐軍國主義再現 7月20日﹕日本宣佈實施兩百海浬專屬經濟區。釣魚臺週圍海域被劃為日本領海。日本官方將本日訂為“海之日”。 7月﹕日本向台灣提出警告﹐認為台灣的長榮航空的一架氣象雷達機于6月5日入侵釣魚臺﹐希望不再發生。台北民航局因此不再批准民間的飛航申請。 7月29日﹕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到靖國神社參拜二次大戰戰犯靈位。橋本曾任日本遺族會會長﹐該會為日本極右組織﹐會員有一百萬人。橋本的前任是血債纍纍的甲級戰犯賀屋興宣。 七、當前局勢﹐日本右派又在釣魚臺掀起波浪 8月3日﹕日方派人到台北達成秘密共識﹕只要日方同意﹐准許台灣漁民在釣魚臺的12海浬之外作業(即日本所劃的釣魚臺領海之外的專屬經濟區捕魚)。台北方面同意不讓漁民進入釣魚臺的12海浬以內。 8月4日﹕日首相橋本向保安廳和警衛廳發出指示﹐加強釣魚島附近警戒﹐準備用實力排除登陸釣魚臺者。 8月15日﹕日本五個內閣大臣參拜神社。文部大臣聲稱南京大屠殺純屬虛構。 8月18日﹕沖繩那霸市的右翼份子登上釣魚島﹐在燈塔旁設置長三米寬二米的木制日本國旗。     ◇日本外相點火﹐釣運燎原 8月28日﹕日本外相池田行彥訪問香港。態度傲慢﹐拒絕答復香港民間有關慰安婦和賠償的質問﹐又通過其發言人稱﹐尖閣島“是日本領土中獨立的一部分”。當天﹐香港工會聯合會遊行抗議日本侵佔釣魚臺﹐掀起了保釣的風潮。   一個月來﹐已經在海內外﹐港臺、大陸、北美洲華人界掀起了空前的強烈反應。華文報紙和電視競相報道﹐中國政府和台北方面多次表態。港臺並有船只數次前往釣魚臺。事件還在繼續發展中。(詳情見另文“當前釣魚島事態的發展”) (注﹕本文作者還著有詳細分析文章《釣魚臺的歷史發展與當前形勢》﹐限于篇幅﹐暫未刊登﹐有興趣者可向本刊索取。) ≒≒≒≒≒≒≒≒≒≒≒≒≒≒≒≒≒≒≒≒≒≒≒≒≒≒≒≒≒≒≒≒≒≒≒ 【學友交流】         走紅西方的“中國文化”析         ──《友人書簡》之十              丹 陽 文琪﹕   剛發出給你的回信﹐又有一些想法﹐如骨鯁在喉﹐就這樣匆匆地寫下來﹐圖個一吐為快﹐也想一併聽聽你的見解。   記得以前你說過﹐我這個人是相當唯心主義的﹐凡事常常一廂情願﹐相信名流文人表白過的“良知”﹐藝術弄潮兒宣稱過的“追求”﹐太少地注意在這人世間﹐“利”這個字在社會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中千變萬化的魔力。其結果﹐往往不是發現自己上了當﹐就是雖然身心受損﹐卻只是困惑萬分也苦悶萬分地“不明白”為什么自己會感覺如此不適甚至痛楚﹔所謂“別人把你賣了也不知道”﹐就是這樣的狀態。   活了三十來年﹐跑了五、六個國家﹐已經不知道自己在這個強權世界上有多少次不知道自己的被賣、被損、被傷害﹔但到底也漸漸地悟出了中國是屬于“第三世界”﹐女子是屬于“二等公民”﹐第三世界加上二等公民﹐這歷史劃給我的身份先就將被侮辱與被損害的可能歸入我的生活範疇﹔不加倍地警覺﹐努力地自衛﹐堅韌地自強﹐是很可能遭到各類見血與不見血的摧殘﹐肉體的或精神的凌辱﹐卻只能自吞下去﹐而無處去“申張正義”。當這類摧殘與凌辱來自原本是自己的“同胞”﹐而且是“同胞”中被某些中外宣傳媒介尊為“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標出了成功之路的風雲人物﹐這份警覺、自衛與自強就更是加倍地緊要了。大導演張藝謀先生近年來“國際性”的大走紅﹐尤其是《大紅燈籠高高掛》這類電影在西方控制的國際影壇掀起的“中國文化興趣熱”﹐對于在白人種族主義的文化壓迫中輾轉奮爭的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女姓﹐就是這樣一種精神上的蹂躪欺辱。而大詩人顧城先生近年來在“國際詩壇”上的頻頻爆光﹐尤其是在其一妻一妾的“美麗詩劇”以妾的逃亡與妻的被殺在大洋兩岸撳起的“中國悲劇詩人熱”﹐則分明是對所有中國女姓生命與尊嚴的暴力踐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飲譽世界”的這一類“中國文化的代表者”﹐也許並沒有預見到自己的“國際聲譽”﹐是帶有很難洗刷的血腥氣﹐當然更不會承認他們喧囂一時的藝術人生“大手筆”﹐則是帶著深刻的殖民性與次殖民性的“鴇兒文化”。   鴇兒﹐是將人本身作為有錢有閑抑或有勢的貴客肉慾滿足的物質對象進行調弄與推銷並從中牟取暴利的人﹐與被調弄被推銷的人們不同﹐鴇兒不僅極富商業頭腦﹐而且具有千變萬化的經營手段﹐對于輕信者是愚弄﹐對于軟弱者是脅迫﹐對于貪婪者是誘惑﹐對于抗爭者則是推毀﹔見了必須仰杖的主子便是天生的孫子﹐見了能夠凌辱的對象則是當然的老爺﹐只要能使自己的地盤擴大﹐人世間的一切都可以被鬮割損害、被出賣蹂躪了的人們伸出強橫的手臂﹐索取報償﹐索取感激。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過來的人們應當熟悉這樣一種人。老舍先生的經典之作《茶館》中的小劉麻子便是這樣的鴇兒﹐他開的“托拉斯”﹐就是這樣的鴇兒業。而當小劉麻子們在廿世紀末轉世再生﹐變得更為精明也更為強橫﹐操弄起更為高級的“文化”沸沸揚揚地“走向了世界”﹐鬮制出來的就是這類內涵又複雜又簡單的“鴇兒文化”。在當今西方強權當道的世界林裡﹐這種文化“成功”的代價是全體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女姓個人與民族的生命真髓﹔這種文化的匠心所在是使西方自十六世紀起代代相衍的舊式或者新式的殖民主義者、種族主義者﹐以及深具殖民心態與種族偏見的人們正中下懷從而褒獎有加﹔這種文化的經營結果﹐則是鴇兒藝術家日益沉重的腰包﹐日益看漲的行情﹐挾洋人以自重的“國際影響”﹐與從此發達的“事業”。   這些話﹐我在心裡壓了整整兩年多﹐也許聽上去過于激烈﹐但實在也是由于對這種“鴇兒文化”給自己作為一箇中國人﹐一箇中國女姓所帶來的損害與侮辱無法忘卻﹔而壓的時間越久﹐說出來的時候就越難心平氣和的緣故。   我很難忘卻《大紅燈籠高高掛》在北美白人主流社會中“一炮打響”之時﹐舊中國腐爛的納妾制度是如何被作為“中國文化”、“中國魅力”的代名詞﹐興奮了一大批充滿“世界一等公民”優越感的白種男性的“中國想象”﹔北美各種報刊紛紛登出廣告、報道如何充塞著對現代中國無知而肆意的貶損﹐對中國女性帶有蹂躪氣息的眼光與賞玩。紐約一家大報的廣告是這樣寫的﹕“一箇中國男人﹐為數名性感的中國女人圍繞﹔美麗的小老婆與大老婆及二老婆不顧一切地爭奪她們丈夫的寵愛﹐演出了一場極富誘惑力的悲劇。從這部電影裡﹐你不僅可以得到強烈的具有異國風味的感觀享受﹐而且可以知道什么是中國文化及其性制度。”配著廣告的﹐是女主角裸露著肩膀﹐不知道是由于性衝動還是性苦悶引起的昏昏然狀的照片。一位美國學術界研究婦女問題的白人女學者﹐把這張廣告剪下來寄給了我﹐並附了一紙短箋﹕“丹﹐看看這張照片。這是我們的社會裡男性至上與性別剝削者日思夜想的女性。這位女性在說﹕‘來呀﹐請把我佔有了吧﹗我多么需要你的佔有呵﹐因為這證明我是美貌的﹐是有存在價值的﹗’這種形象﹐合乎一切公開的和潛在的肉體的和心理的強姦犯的胃口﹗”一位從泰國來的博士生﹐當時正在進修我開設的《現代化與廿世紀婦女文學研究》課。看完了電影之後﹐跑到我的辦公室﹐衝動地說﹕“東南亞次殖民地的女性﹐一向是被西方……白人男性看作是發泄獸性的對象。他們在本國內部不敢公然對白人婦女干的事﹐到了東南亞﹐到了第三世界國家﹐就能絲毫不受法律限制地去幹了。他們在玩弄了我們的婦女之後﹐得到的不僅是肉慾的滿足感﹐而且還有西方種族優越的滿足感。‘白種女人可不象你們這樣廉價﹐無論如何她們是受文明的一夫一妻制的保護’﹐他們在扔下幾張美鈔的時候﹐心裡這么說﹔然後又道貌岸然地回到他們的‘文明世界’﹐理直氣壯地做西方社會的“棟樑’﹐當世界文明的主宰去了。中國這些當代藝術家怎么對這種心理需要如此心領神會﹖你們中國人喜歡這樣的電影嗎﹖你們是怎么看的﹖”   我們是怎么看的﹖想到國內某些文化界、新聞界名流、新貴們向張大導演獻上的阿諛與讚美﹐我的心﹐沉重如鉛。   在國外生活了八、九年﹐我深知我的這位泰國學生與我那位美國同事所指所說的是什么。是的﹐在世界首富、經濟超強發達的美國﹐女姓的獨立與尊嚴卻在唯利是圖的社會運作中常常被踩入私慾與暴力構成的泥潭。記得還是剛到美國不久﹐有一次與一位搞雕塑的美國女青年支參觀一個畫展﹐其中有一幅畫﹐畫的是一位白人女子﹐手裡拿著一枝玫瑰﹐然而被剝光了衣服﹐脖子裡拴著一根繩子﹐象小狗脖子上的套圈。畫中透出的那份強烈的殘忍﹐使我呆在那裡﹐說不出話來。注意到我的神色﹐同行的朋友冷笑著解釋道﹕“這就是我們這裡許多男子漢們如何對待我們的。他們向我們送上鮮花﹐把我們變成一種可怕的、沒有自尊的、只供消費與佔有的垃圾。”哪時﹐我只覺得她的話言之過分﹐太過偏激。美國中產社會表面上的昇平、富有與彬彬有禮﹐使這樣的作品﹐這樣的語言﹐在初來乍到者的眼裡耳裡﹐顯得失真而聳人聽聞。   然而﹐時日的流逝﹐使我漸漸地看到美國婦女所受的性別歧視與凌辱的深度﹐廣度﹐隱秘度﹐與精緻度。在我教過的美國女學生中﹐不少于四分之一的人受過後父的污辱﹐母親男友的侵犯﹐僱主或頂頭上司的騷擾﹐以及相識或不相識的男性的強暴。一位曾經與我做過同屋的搞應用物理的女研究生﹐常常在半夜從實驗室回來後獨自飲泣﹔多次問她怎么了﹐才慢慢告訴我﹐同實驗室的男性──其中包括一位技工與一位教授──日復一日地用專業術語對她說些極不堪入耳的話﹐“他們在骨子裡把我當作街上的妓女”﹐她切齒痛恨地說。然而痛恨過後﹐仍然只能忍受﹐而別無他法﹐因為她沒足夠的經濟力量與社會自信去與這些人進行法律較量。在眾多的美國婦女帶著孩子單身生活的“獨立精神”背後﹐是無數難以啟齒的痛楚遭遇﹔而在我認識的職業婦女中﹐幾乎所有的人都在昇學、就業、與發展的過程中﹐經歷過形式各異、暗中或公開的性別歧視﹐排擠﹐乃至打擊。   從這種社會性的歧視與壓迫中得到最大好處從而身居高位的﹐自然是那些在美國主流社會中左右逢源的男性﹐而他們中的絕大多數﹐自然是白人。正是這些人最積極地鼓吹美國社會的“個人平等”與“個人自由”﹔而當他們有機會向從第三世界來的婦女鼓吹這“平等、自由”的時候﹐根深蒂固的自視優越使他們變得更加自信﹐更加盛氣凌人﹐也更加無知與虛偽。我碰到過相當數量的這一類的美國“精英”男性﹐開口是“我知道中國跟這裡不同﹐中國人沒有個性沒有自由”﹐閉口是“中國文化對我們來說很難理解﹐中國女人真是神秘而不可思議﹐你們為什么容忍你們的丈夫再娶其他的女人﹖”也正是這類在全世界通行無阻的白種闊人﹐不僅在本國內對自己的妻子毫無忠信可言﹐而且最為經常地把第三世界的“有色婦女”當成他們具有“異國情調”的廉價消費對象﹐正如他們在那些國家與地區發現的廉價勞動力一樣。美國有起碼識字能力的人都知道泰國是西方男性旅行漫游的“天堂”﹐是世界上第一“妓女國”﹐猶如整個第三世界的旅游業﹐對他們說來是色情業的同義語。美國從菲律賓撤兵之前﹐每年借助菲律賓政府與妓院老闆的通力合作﹐對駐地週圍所有的菲律賓婦女進行公開的“體檢”﹐發現有梅毒、愛滋病與其他性病的﹐就立即把她們“解遞”出兵營所駐地區﹐以保護美國官兵的“健康”﹔雖然人人都知道﹐把這些性病帶給菲律賓婦女的﹐正是這些美國人。   與這種種美國國內與世界範疇的現實相輔相成﹐西方世界的消費文化中﹐包括好萊塢千變萬化的商業電影裡﹐全世界各種膚色的婦女﹐正如我那位女雕塑家朋友所言﹐往往是被編弄成一種“沒有自尊而只供佔有”的物質垃圾。與白人婦女的遭遇不同的是﹐這些“有色婦女”並不簡單明瞭地直接從屬白人男性﹐而是被她們同種同族的“有色男性”馴成性奴隸﹐用種種“野蠻”並因此“極具異國情調”的手段百般蹂躪﹔那“野蠻”的程度與“情調”的怪異是西方白種闊人在自己的文化本土上只有從想象中才能得到﹐也只有在他們的想象中才存在的。這類女性形象因此具有一種雙重的功能﹐她們在滿足白種闊人意淫的同時﹐還向他們提供了全體“有色人種”與“有色文化”野蠻、非人道、不文明白證據﹐讓這些“主流”看客過足了暗癮的同時﹐更能堂皇地宣稱自己的優等。這是一種在姦污他人之後﹐還要斥對方是妓女的心態需求﹐是北美白人“主流社會”裡藏得很深卻無處不在的心理習慣。對于踐踏其他民族的主權﹐還要聲稱自己是“世界文明”領袖的西方強權者們﹐這種心態需求與心理習慣﹐正是他們強權政策的社會文化基礎。於是﹐在歐洲﹐在北美的商業文化中﹐包括商業電影院與錄相出租處﹐常見滿足這類需求與心理的影視之作﹔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則是這類作品中更為新異﹐更為刻意彫琢﹐也更為自覺的一種。張導演以其“具有強烈異國情調”的大手筆﹐為西方白種闊人對中國有意識或者下意識的文化姦污﹐對女性生命粗惡或者精緻的娼妓化﹐提供了催欲劑﹐從而分得了一杯羹。   比起在泰國、菲律賓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尋歡作樂、消費品嘗當地“人種與女生特色”的西方白種闊人﹐《大紅燈籠高高掛》的製造者要精明而有心計得多﹐他摸透了這些洋“大款”的“中國口味”﹐更看准了這“口味”所能帶來的各類獎賞﹔比起那些殖民地、次殖民地的政府與妓院老闆﹐《大紅燈籠高高掛》的製造者則要風雅高深得多﹐他操弄的是“美學化”了的“東方文化”﹔不是那一目瞭然的奴才政治﹐更非赤裸乾脆的皮肉生意﹔而比起美國社會中侵略性畢露的白種男性﹐《大紅燈籠高高掛》的製造者要含蓄、圓熟得多﹐雖然在電影裡中國女性的生命內涵與中國文化的本質精神不過是大、小老婆之間的爭寵撕打﹐其中姿色出眾的小老婆與風韻猶存的二姨太不是分明地得到了導演先生的同情與嘆息了嗎﹖中國曆來就有流氓加才子的傳統藝術﹐有鴇兒加買辦的洋場文化﹐誰能說它們已經過了時﹐絕了種呢﹖    當張藝謀導演攜著他的《大紅燈籠高高掛》赴奧斯卡大獎頒佈會﹐興沖沖、眼巴巴地盯著那份“最佳外國故事片獎”的時候﹐海外為數不多的中國人以冷漠與沉默表示了他們的評判﹔影片競爭失敗﹐無人感到任何意外。某些文人政客竭力炒起來的“大陸禁放、禁送此片競爭奧斯卡”的“政治風波”﹐到底無濟于事﹐本來﹐“鴇兒文化”再精緻、再圓熟﹐得到的也只能是有限度的賞錢﹐而非平起平坐的資格﹐因為這于熱衷享用消受它的白種闊人被前臺巨大彩燈照亮的臉上﹐原也並非增色的東西。而當這種“文化”不僅是作為感觀與心理的消費品﹐並且變為活生生的人命案﹐始作俑的西方主子﹐就更不願意讓世人看到自己與這類“文化”之間的內在聯係。“顧城血案”的前前後後﹐便是明證之一。   當顧城把《大紅燈籠高高掛》編造的故事演化成廿世紀末中國人生活中血淋淋的現實時﹐西方各類報章雜誌是頓時興奮﹐爭先恐後地解說、渲染男性“納妾”與“殺妻”是東方尤其是中國的文化傳統﹐而沒有任何明晰的報道去告訴公眾﹐那位大不列顛的白人漢學家(注)﹐是如何想借顧城詩人之名設法獲取資金而將顧城、謝燁倆人從北京誘到澳州﹐在資金未能到手之後又是如何將他們拋在一邊﹐甩手回了英國。當然更沒有人揭示顧城編造“與世隔絕的王國”﹐只是生計無著狀態下的自欺欺人﹔那終至逃亡與終于被殺的兩位女性的生命﹐只是成為他維持自己“走向世界”的詩名與製作血色花邊的材料﹔而自八十年代起便從這“詩名”上討回生活、謀昇遷的大英國漢學家﹐以及他那依靠私慾與金錢維繫﹐毫無信義可言的世界﹐正是這血案的起因之一。當這樣的起因在西方文字記載中被極其有效地隱去之後﹐整個世界看到的﹐是一出“你們中國人”殺人與被殺的野蠻鬧劇。西方世界的優等國民寬容地、憐憫地、惋惜地嘆息著﹐洗淨了自己雙手上的血腥。   顧城到底只是個自戀至瘋狂的自毀者﹐他沒有“鴇兒文化”操弄者的深諳主顧兼主人心性的精明與算計﹐雖然他有著同樣強烈的佔有攫取欲﹔顧城到底只是個一意孤行的犯罪殺人者﹐他沒有“鴇兒文化經營者借刀殺人、借勢壓人的老練與強橫﹐雖然他有著同樣深刻的對弱者生命的蔑視與更為直露的殘忍。如果說顧城直接毀滅的是兩位中國女性的活路與人格﹐《大紅燈籠高高掛》的製造者鬮割、凌辱和出賣的則是全體中國人﹐尤其是中國女性﹐在這白人與強權當道的世界上自尊自強、輾轉抗爭的人生。無論張大導演及其追隨者變幻出怎樣的“說法”﹐攫取怎樣的“成功”﹐其損不足而補有余的“大手筆”《大紅燈籠高高掛》﹐在一切真正的中國人心目中﹐都會有壓不下、抹不掉的歷史公論。   人們常說時勢造英雄﹔這也就是說﹐“時代英雄”的內核正說明時代本身特質。當仿在西方世界大走紅的中國文化鴇兒與“鴇兒文化”﹐也許正是最無情地揭示出這個世界和它的寵兒們唯利是圖與弱肉強食的根本。在這樣一個世界裡求生存、求發展﹔文琪﹐我們不得不做的﹐是告別輕信﹐告別軟弱﹐告別幻想﹐告別畏懼﹐睜大了眼睛去正視這個世界的真實面目﹐正視中國人的全體在這個“世界村”具備受歧視與鬮割的歷史處境﹐正視已經發生、正在發生﹐並且將繼續發生的血腥的現實﹐從這現實中踏出一條炎黃子孫自立于民族之林的真正生路。                想念你的朋友                     丹 陽                一九九五年元旦清晨 -----   注﹕這位英國漢學家John Minford﹐是西方漢學界的知名人物。一九八七年﹐他想在新西蘭建立一個現代中國文學研究中心﹐自己任中心主任﹐極需中國方面的名流為他在西方籌資作押﹐顧城便是這籌碼之一。但當資金未能到手之後﹐Minford便將顧城拋在一邊﹐自己離開了新西蘭。身無分文、上天入地都無門的顧城、謝燁﹐自此開始走向毀滅。參見 The Independence﹐一九九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刊登的署名文章﹐作者Michael Fathers。 (轉載《中流》1995年第5期) ∼∼∼∼∼∼∼∼∼∼∼∼∼∼∼∼∼∼∼∼∼∼∼∼∼∼∼∼∼∼∼∼∼  通信(之一)            聞迪 Q﹒Y﹒兄﹕   你對中國理論界的分析很中肯。共產黨掌權四十年了﹐宣傳工具都在黨的領導下﹐為什么一遇風吹草動就常常自亂陣腳﹖將來讓人家辦起批評和反對共產黨的報紙來﹐更不知要亂成什么樣子﹖東歐那些國家﹐一陣風就給人家吹倒了。我們要想不被吹倒﹐的確是要早做準備。而理論準備又是當前最緊迫的。馬克思主義是一個宏大的思想體系﹐它不是自發的工人運動所能產生的。更何況﹐在今天新的歷史條件下﹐馬克思主義已經不足以說明一些新現象﹐迫切地需要進一步發展。常常見到一些人﹐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缺乏研究﹐卻放心大膽地在那裡指導工作。這種人往往感到很自信﹐其依據大概是以為正在執行上面的精神﹐這樣的人﹐套用陳雲同志的話﹐就稱是只唯上吧。還有另外一種人﹐因為讀了幾本西方的書﹐就飄飄然象個高等華人一樣﹐並用它來嚇唬那些沒有見過這種世面的同胞。這種人就稱是只唯書吧。這些可以稱之為新八股、新教條﹐沒有多少獨立思考、科學精神。中國專門研究馬克思主義的很多﹐社科院還有專門的馬列所﹐可惜讓蘇紹智那樣的人去當所長﹐能弄出什么東西來。這種只唯上﹐只唯書的狀況不改變﹐人再多﹐也沒什么用。   培養造就一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建立一個有份量的理論隊伍﹐這件事要象當年搞原子彈一樣有緊迫感﹐這是一種戰略上的準備。要想方設法找到一些精兵強將﹐逐步形成一個有學術水平的、生動活潑的、富有創造精神的理論核心。要爭取在留過洋的人中找到一些贊成馬克思主義的人﹐這種人雖然少﹐但的確有的﹐問題是通過什么途徑把這些尋找出來。你信中提到了這一點﹐它也許是關鍵的一環。經過西方文化的浸染﹐仍然能堅持社會主義的理念﹐這和崇洋蔑已或食洋不化的人﹐適成鮮明對比。我不知道現在國內有多大一個比例的人仍然擁護黨中央﹐在留學人員中﹐這個比例是相當小的﹐即使是在留學的黨員中也是這樣。很多人對社會主義已經喪失信心﹐對共產黨更是持懷疑態度。這是一種信心的崩潰﹐一種思想混亂。六·四隻是各種潛藏著的矛盾的集中暴發。大家都知道﹐一個階級如果不能從政治上正確地處理問題﹐最終也很難完成它所擔負的生產任務﹐大家都知道鄧小平為領導的黨中央是要實事求是的﹐可惜﹐光有良好的願望不等于你已經能夠從政治上正確的處理問題﹐不等于已經知道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事”究竟是什么。我上次的信中之所以特別強調理論建設的重要﹐也是為了克服一種已經存在多年的傾向﹐以為在九十年代只要能把經濟搞上去﹐中國就不會出大亂子。實幹家們常常想當然地簡化了社會矛盾﹐以為清談只能誤國﹐實幹才能興邦。毛澤東說過﹐“實事求是﹐不尚空談。”這是要通過研究具體的問題以求達到對客觀規律的認識﹐而這種認識不是僅僅啃書本或憑空能就產生的。他後來寫了“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認為人的思想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不是人頭腦裡固有的﹐而是從實際中產生的。他所希望的是達到某種較高、較正確的認識﹐因為感性只能觸及現象﹐只有理性才能揭示實質。理論之所以重要﹐不僅因為任何實幹都是在某種思想的指導之下﹐而且因為只有在較為正確的理論指導之下﹐才能使實幹不致迷失方向。改革、開放都有個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問題﹐沒有理論水平他就看不出這個問題。其實﹐在我看來﹐毛澤東主席的那一段話已經需要補充一點東西﹐那句話的內容﹐英國的經驗主義學派的哲學家比如洛克﹐已經反復表達了。在物理學家又是科學家的愛因斯坦看來﹐思想不僅僅來源于經驗﹐它同時又是人的頭腦的一種創造。在人的認識與所謂的客觀規律之間﹐存在著幾乎不能完全跨越的鴻溝﹐因為人的認識處在不斷的發展之中﹐永遠沒有窮盡客觀規律的時候。   愛因斯坦沒有停留在牛頓的理論水平上﹐牛頓力學被相對論力學替代﹐牛頓的引力論又被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所替代。而他自己並不認為相對論已經不可超越﹐時時希望有更好的理論來代替它。這些是我的研究對象﹐很有意思的。科學理論的發展與社會科學理論的發展有許多類似的地方。你關于發展馬克思主義的途徑的想法是很自然的。第一步當然是要弄通馬克思主義﹐這是一個必要的準備。就好比不懂牛頓的理論就不能來談論相對論一樣。常常見到許多人在那裡評論毛﹐但連毛的書都沒有認真看過﹐這樣做缺乏基本的科學研究的態度﹐不過是一種情緒的渲瀉。第二步﹐要研究國內外的實際問題各種已經存在的有關理論。第三步才有可能在馬克思主義的路線上總結出新的東西。嚴格地說﹐馬克思主義作為一個體系並沒有過時﹐只是需要完善和發展。不是象相對論代替牛頓的理論那樣﹐用一個新的理論來代替馬克思主義﹐而是要把馬克思主義推進到新的水平上。這聽起來是在說大話﹐可是卻非要有人去做不可。你在信中提到蘇聯和中國都犯過“左”的錯誤﹐除此之外﹐也都犯過右的錯誤。對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社會主義來說﹐目前的情況有點類似于遵義會議以前的狀況。那時候﹐“左”的和右的錯誤都出現過﹐幸而在遵義會議確定了毛的領導﹐又在延安時期正確地總結了這些經驗﹐在理論上使中共達到了一個新的水平﹐使黨達到空前的團結。鄧小平說了句非常公道的話﹐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不一定能勝利﹐至少不能很快就勝利。目前的中國﹐也是各種錯誤都已出現過﹐但還沒有達到遵義會議後的那種情況﹕眾望所歸的領袖和在新的理論水平上的空前團結。我們或許可以說﹕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不僅取決于中國馬克思主義者在理論上的成熟程度﹐同時也取決于中國共產黨能否產生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傑出領袖。前者比後者更重要一些﹐但要在社會主義已經逐步制度化以後。至于目前﹐後者也非常重要。我們只要看看戈爾巴喬夫的所作所為就清楚了。對于以馬列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社會主義運動來說﹐他已經是一個敗家子﹐只是究竟要把家敗到什么程度上一時還看不清。一個傑出的領袖﹐就好比一個高明的棋手﹐無論前面的棋出了多少漏洞﹐總能找到制勝之道。一個妄自尊大的庸才﹐就好比一個臭棋簍子﹐無論前面的棋布得多好﹐他都會給你葬送掉了。因此之故﹐我是衷心希望江總書記能夠成為有所建樹的黨的領袖。這十年是太重要了﹐只有共產黨在新的理論水平上達到空前的團結﹐社會主義才不會沒有希望。在黨的核心領導層中﹐不僅應該有實幹家﹐而且應該有具有高度馬列主義修養的理論家。國內有些搞理論的人﹐其實也只能算好唯上、唯書的“實幹家”。科學精神是一種分析、批判的精神﹐不是盲從﹐即奴隸主義或教條主義。這裡我想起一件事﹐宋振庭先生在世時﹐也喜歡隨聲附和﹐不時在報刊雜誌上發表文章﹐以為“實事求是”的問題解決得差不多了。我曾給他提了三個問題﹐他一個也答不上來﹐那些問題都是很基本的﹐是理論必須作出回答的。他的長處是老老實實地承認他沒有能力來回答﹐如果他是一個好的理論家﹐就應該組織黨校的人去研究。如果那樣﹐黨校的理論研究也許會先走一步﹐或許六·四以前的思想混亂狀況也會有所減弱吧。這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事。等到我出國來一看﹐中國的社會中正在醞釀一場動亂已經越來越清楚了。象費正清這樣的美國人都看出來了。可惜﹐共產黨內的許多領導人竟然麻木不仁﹐似乎根本不會有這回事。你說這事怪不怪。社會主義航船已經在某個地方失去了平衡﹐船長先生不知道在幹什么﹐這就是六·四以前﹐黨的領導的狀況。六·四是背水一戰﹐雖然把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潮流暫時擋住了﹐但國家因此而失去了許多東西。有的人只看見錢﹐以為六·四時經濟的影響不大。錢是小事﹐人才是大事。在國外的留學生中﹐我們幾乎輸了個精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敗從此被矇上了一層厚重的陰影﹐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組織也借機組織起來。何新的文章中顯然低估了這些反共書生的能量﹐因為這只是若乾股反共、反社會主義勢力的一部分﹐如果他們與黨內的非馬克思主義者結合起來﹐甚至與黨內的實幹家聯合起來﹐到那時東歐出現過的現象就會重演了。我們究竟有什么辦法和力量來防止這種由社會主義向資本主義的蛻化呢﹖這是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呀﹗   我在上封信裡順便提到一些有關理論建設方面的問題﹐這些問題涉及到意識形態、經濟、政治、黨建、哲學以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等方面。我們都知道不僅改革十年、建國四十年來﹐甚至從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出現在地球上起﹐在怎樣分析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怎樣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怎樣防止資本主義復辟等等方面一直存在許多問題﹐許多爭論。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個正常的現象﹐它說明社會主義這種嶄新的制度還很不成熟。但從政治上來看﹐其中潛藏著巨大的危險﹐比如說﹐如果大家都象趙紫陽那樣認為社會主義是什么根本說不清楚﹐那樣就非亂套不可。一方面﹐社會主義是什么﹐的確不能完全說清楚﹐因為它正處于發展之中﹔另一方面﹐社會主義是什么又是大致清楚的﹐因為它已經出現在地球上了嘛。如果說﹐我們自己說不清楚﹐國外的資本主義勢力卻非常清楚﹐第二次大戰時的那些巨頭錢伯林、希特勒、邱吉爾、羅斯福沒有一個不清楚﹐現在美國參眾兩院的議員先生中也幾乎沒有一個不清楚。他們是把社會主義當成敵人來看待的﹐許多人真是做到了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無時無刻不在夢想消滅這種制度。美國CNN駐京記者Mike Chinoy﹐前駐中國大使Winston Lord﹐都是這樣的人。他們仇視社會主義制度﹐無時無刻不希望它垮臺。他們現在的確有理由感到高興﹐東歐已經得手﹐在中國也看到了曙光。所以美國和台灣都會出錢把這一批“民運精英”同時也可能是喪家的走狗都養起來讓他們辦報、辦雜誌、搞研究。這股勢力在美國還佔著上風。那怕從最消極的角度上來說﹐僅僅是為了對付這樣一批主張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的文人﹐我們也到了該未雨綢繆的時候了。   你要我談談對上面那些問題的看法﹐這封信又寫得有些太長﹐我只能信筆寫來﹐有些看法你不必贊成﹐因為社會科學有一個不同于自然科學的地方﹐那就是它永不能達到自然科學那樣高度的統一認識﹐社會現象畢竟是太複雜了。   關于思想意識形態方面﹐我強烈地感覺到這方面存在著非常嚴峻的形勢。讓我們先看兩個例子﹐第一個是蘇聯和東歐。究竟是什么東西打倒了東歐的共產黨和正在圍繞著蘇聯共產黨呢﹖何新的文章中也提到這個問題﹐他把思想、政治、經濟並列地提出﹐其實這樣說太籠統。關鍵之點在于思想意識形態被西方同時也被自己所攻破。這方面的混亂使蘇共沒有明確的奮鬥目標﹐各種各樣社會矛盾也就無法正確處理﹐從而造成嚴重的政治問題﹐國家陷入動蕩之中﹐經濟自然不能發展。蘇聯人在赫魯曉夫的時代就大談改革﹐可是一直沒有人提出比較成熟的理論。蘇聯人在28─78的五十年中所取得的經濟成就﹐比西歐強得多。可是如果自己都不正大光明地肯定這一點﹐看不到社會主義制度的合理性﹐共產黨的根基就被自己挖掉了。蘇聯如此﹐由蘇聯扶植的東歐免不了被風吹﹐東歐的共產黨也吃了戈的虧。第二個例子就是我們中國﹐改革十年在某些方面成勣不小但同時也在思想意識形態方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混亂。從全面否定文化革命﹐發展到否定四十年的成就﹐一直到整個地否定共產黨﹐甚至于到不分青紅皂白地咒罵五千年中國文化。如果說文革之中有一種“左”的極端﹐改革的十年中很快形成了右的極端﹐這不能不令人悲哀。它說明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即使是在社會主義社會中也不是輕而易舉就能建立起來的﹐或者說﹐舊的意識形態即使是在無產階級已經奪取了政權以後﹐還會長期佔據主導地位。這一點列寧說過﹐而只有毛澤東把問題提得最清楚。我們當然應該弘揚中國古代的優秀文化﹐即便是這些古代的優秀文化也仍然不是社會主義的。那么﹐什么才是社會主義的文化﹐怎樣才能發展這樣的文化﹐就不能不說是無產階級在取得權力後的一個非常重大的課題。如果象這些年那樣﹐培養出來的最有才干的學生﹐大多對社會主義持反對或懷疑的態度﹐社會主義遲早會夭折。這裡涉及到對社會主義社會的一些基本估計﹐比如說社會主義社會還存不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如果存在﹐又在哪些方面表現出來了﹐社會主義社會有哪些優越性﹐文學藝術應不應該去表現這樣的優越性﹖如果大家都沉醉在對社會主義的批判(往往是非常感情衝動地)之中、埋怨之中﹐哪一部分力量能夠把社會主義的大廈撐起來﹖很明顯﹐文革中的大量錯誤必須要糾正﹐過“左”的政策需要調整﹐這是件很困難的工作。從這個角度來看﹐小平同志的一些想法是有道理的。問題在于﹐在糾正“左”的錯誤時﹐必須恰如其份。舉過例子﹐當年糾正王明的“左”傾就作得恰如其份﹐因為肯定了在反對國民黨這一點上﹐大家是致的。這樣的糾正﹐不會造成右傾思潮的氾濫。這些年﹐大家看到右傾思潮(主要表現為對社會主義的動搖)和反社會主義思潮(這是一種敵視社會主義的力量)都在不斷發展﹐其原因之一﹐就是在糾正“左”的錯誤時﹐沒有在理論上作出正確的總結。甚至把一些本來很有道理的東西﹐比如說大慶精神、學習雷鋒、焦裕錄等等都沖掉了。有的批判非常缺乏理論深度﹐有時弄得人啼笑皆非。這裡也舉個例子﹕“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據說這是小平同志的話﹐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它的反命題﹕“貧窮是社會主義”﹐究竟是誰主張的﹖要知道﹐硬把愚蠢的觀點加到論敵的頭上去批判﹐這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應持的態度。這都不過是態度問題﹐也許因為仇恨四人幫﹐加上了階級感情。問題在于這兩個命題都太平庸﹐在貧窮與社會主義之間沒有密切的關係。相比之下﹐如果說社會主義是從哪樣的社會中先產生出來的話﹐它的確是從貧窮的社會中先產生出來﹐而不是象馬克思早先預見的那樣從資本主義較發達的地方先生產出來。這就是說﹐現有的社會主義社會當它產生時一定是貧窮的。我們國家現在還很窮﹐它是不是在搞社會主義呢﹖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看﹐資本主義社會現在是相當穩定﹐即便是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也難以震撼其根基。除了資本已經是一個極其龐大的數字﹐它支撐著資本主義的大廈之外﹐就是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有了一個相當穩固的、代表上層階級利益的意識形態。報章雜誌、電影電視、各式各樣的宣傳機器都在宣傳和鞏固這樣的意識形態。即使出身在窮人的家庭裡﹐也祇想著將來時來運轉﹐有機會發大財。我們常說﹐沒有正確的政治觀點就等于沒有靈魂﹐雖然美國社會裡有相當程度的言論自由﹐但能獨立思考的並不多。眼下正在進行的海灣戰爭﹐在美國也激起了愛國好戰的狂熱。反戰的力量到處也有一些﹐其出發點也是為著追求美國的利益。很少有人用平等的眼光來看待阿拉伯人。過去說﹐有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這個東西並沒有停止。隨信寄來一則好萊塢的消息﹐明年秋天﹐北京人就可以在美日合資的劇院裡看美國的電影﹐為什么要引進這樣的東西﹐將來怎樣去管理它﹐這些都是問題。   還有件重要的事是怎樣估價中國的知識分子。宣佈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個部份不是不可以﹐蘇聯在三十年代就宣佈消滅了階級。可是宣佈是一回事﹐實際的思想狀況是另一回事。在美國知識分子有許多是白領工人。所謂的中產階級﹐他們大多是擁護資本主義的。甚至可以說﹐資本主義因為產生了一個較大的中產階級而相對地穩定下來。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如果處理不好﹐知識分子就會有強烈的反社會主義傾向。知識分子中的姣姣者就更容易這樣﹐因為他們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更容易獲取實利。比如范曾﹐到了西方金錢滾滾而來﹐特殊的生活方式就有了保證。中國的知識分子最容易接受馬克思主義﹐因為儒學的傳統中也有類似的東西﹐比如先天下之懮而懮。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有著社會主義的肥沃土壤﹐不僅儒學可供利用﹐宗教也是可供利用的。社會主義決不是不看重人的價值﹐恰恰相反﹐它通過對比資本主義更高的道德規範的追求來提昇人的價值。回想五十年代﹐海外華人回歸祖國﹐不正是受到這樣的啟示么。如果能建立一套新的行為規範、生活方式﹐它既是道德的又是豐富多彩的﹐就能重新征服年輕人的心﹐喚起他們對理想的追求。我贊成江澤民的看法﹐對知識分子的狀況要做具體分析。要想方設法把正氣樹立起來。社會主義的優越性需要解說闡述﹐它的確可以不斷改善。   關于經濟﹐我上次提到已經有兩種社會主義的經濟模式。我們搞改革是從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逐步轉向更多的市場調節﹐但不是轉向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用這樣的觀點來看問題大有好處。第一﹐即使是第一種模式也不是完全行不通的﹐蘇聯人在三十年代所創造的記錄﹐至今沒有打破。有人認為那是專制獨裁的結果﹐如果“專制”真有那樣的作用的話﹐那就不斷地加強“專制”好了。每一種制度都有其優缺點﹐總要根據社會發展的情況不斷地調整﹐包括資本主義也是這樣做的。這一點﹐就是你所說的﹐對社會主義不能完全否定﹐它是有功勞的。現在的問題是對這一點肯定不夠﹐以為轉到市場經濟上去﹐問題就解決了。我們將來會看到﹐東歐的國家搞市場經濟﹐可能多數不會很成功。第二﹐站在第一種模式上的人﹐容易對站在第二種模式上的人進行批判﹐處理不好就是一種“左”的錯誤。第三﹐贊成第二種模式的人容易垮大第一種模式的弱點﹐處理不好﹐也會導致右傾的錯誤。第四﹐這兩種模式之間相容的東西甚多﹐可以通過改革來逐步調整。第五﹐因此﹐不論是贊成哪一種經濟模式﹐都應該在政治上團結起來﹐這樣的團結能夠給經濟制度的改革帶來巨大利益。其實﹐社會主義決不是沒有市場﹐資本主義經濟也決不是沒有計劃。大家都想在計劃與市場之間找到某個平衡點或最佳範圍。   還有一個問題也很重要﹐就是要實事求是地分析改革以前的經濟發展成就。現在報上的許多文章﹐為了為改革唱頌歌﹐把過去的成就就說得一錢不值。這樣的東西聽多了﹐就會認為社會主義制度搞不下去了﹐才只好搞改革。而改革又是什么呢﹖打資本主義的雞血。西方也就來趁機起鬨﹐說社會主義行不通﹐只有搞市場經濟才有希望。這樣就把對社會主義制度的主動調整﹐說成是被動的變革。對于過去的一些決策﹐例如三線建設﹐也應有較為公平的評價。如果我們對過去的成勣肯定不夠﹐對過去的一些決策中的合理因素肯定不夠﹐我們這四十年﹐其中包括改革的十年就沒有多少東西可以用來說明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了。即使是在文革期間經濟的發展也不是沒有成勣的。如果電、油、煤、鋼能夠以那時的速度發展﹐其結果將如下表所示。    1965  1978  發展速度       1991 電   676  2566  3﹒8倍       9750(億度) 石油 1131 10405  9﹒2倍 能源合計 煤  2﹒32  6﹒18  2﹒7倍 3﹒08倍   22(億噸) 鋼  1223  3178  2﹒6倍       8263(萬噸)   就是說﹐沒有一個指標能達到1965─1978年間的發展速度﹐因為按照那個速度﹐今年末﹐我們將會有9750億度電﹐22億噸煤和油﹐8千多萬噸鋼。即使我們今年達到8000萬噸鋼﹐也只不過達到蘇聯1963年的水平。如果93年達到這個指標﹐說明中蘇之間還有三十年的差距﹐這是指鋼產量。而這個差距在五十年代中期還略小于30年。這就是說﹐蘇聯人在打了一次大仗的情況下﹐仍然取得了比中國人略好的鋼鐵發展速度。我們在今年末﹐大概只能達到不足7000億度電﹐不足15億噸煤和油﹐將近7000萬噸鋼。對于一個發展中國家來說﹐這幾項指標仍然是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參數。改革以來﹐我們的經濟上了一個台階﹐但這個台階是在1978年的基礎之上﹐這個台階就上述四大指標來說略低于65─78的那個台階。為什么現在許多人不相信社會主義制度還有優越性﹐其中包括許多中、老知識分子﹐因為他們看不見65─78的那個台階﹐誤以為那些年間﹐經濟是停滯不前的。不僅許多中國人不知道這一點﹐外國的一些經濟學家也是盲目的。1987年﹐我在普林斯頓﹐有一次遇到鄢至莊﹐專門研究經濟的。一個美國教授不久前把鄢的一篇文章送給我看﹐我因此知道他對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依然估計不夠。所以﹐我問他有關經濟發展的數字﹐他所估計的與實際情況相去太多。我告訴他﹐他的估計是不正確的。他後來似乎注意到了這一點。中國經濟有一股內在的動力﹐即使是在文革那種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問題上的時候﹐她也仍然取得了非常可觀的經濟增長速度﹐更何況﹐我們集中精力來搞經濟建設的時候。   對于三線建設﹐是把它看成一個重大的決策錯誤好呢﹖還是充分看到當年決策時的那些理由為好﹖我在軍工單位幹了十余年﹐個人一直不主張發展太大的軍工﹐可我並不認為三線建設是個重大的決策錯誤。三線建設確有它的理由﹐也不是完全沒有經濟效益。回到六十年代初﹐不僅美國違追堵擊﹐蘇聯人落井下石﹐老蔣也在台灣蠢蠢欲動。當時的戰略思想是要打破美、蘇的包圍。三線建設﹐原子彈、氫彈爆炸、衛星上天、洲際導彈﹐這些都是打破包圍的實力。甚至包括對非洲的援助。不然﹐中國怎么能順利進入聯合國﹐不入聯合國﹐不和美國建交﹐現在的許多事情又怎么辦得成。所以﹐何新文章中關于在六十年代就搞開拓出國﹐使四小龍失去機會之說﹐雖然不無道理﹐卻是一廂情願之說﹐而且與他自己前面的立論相矛盾。如果在六十年代就會大量引進外資﹐即使這是可能的﹐我們自己也要認真考慮。社會主義需要時間來發展﹐而西方的投資或貸款往往帶有附加條件。在六十年代﹐那就是不准幫助越南人﹔在五十年代不准幫助朝鮮人。從社會主義的大戰略來考慮﹐我們幫助了朝鮮人和越南人並沒有吃虧。如若不然﹐美國的勢力進攻到國門前﹐那又是另外一種態勢了。我贊成“打進來、趕出去、請進來”這個看法﹐可能是馮友蘭先生說的。中國人與外國人發生關係﹐要有自己的尊嚴﹐為了這個尊嚴不付出代價是不可能的。時下的外交﹐因為怕美國人不給最惠國待遇﹐總有跟在美國屁股後面轉﹐當人家的尾巴之嫌。真是來到矮檐下﹐不得不低頭。六·四以後﹐美國人天天罵中國。伊拉克侵入科威特﹐美國人忙自己的事﹐顧不過來。海灣危機﹐我們的宣傳跟著美國人﹔很少有創見。我們在這裡看到﹐美國人所稱的伊拉克侵略﹐是和中國人侵入西藏﹐俄國人侵入波羅的海三國一樣的東西。就歷史上看科威特不歸屬伊拉克是帝國主義政策的產物。我們為什么一定要和美國人一個看法。我們即使一棒打伊拉克﹐還可一棒打美國﹐揭露它以下兩點﹕第一﹐海灣危機與美國人的雙重標準有關﹔第二﹐美國人發動戰爭是為了確保石油供應。美國人說﹐他們的戰爭是解放科威特的正義戰爭﹐它連許多美國人都不相信。反戰的人舉著牌子﹐不願意為石油流血。現在連蘇聯的新外長都說聯合國的678號決議並沒有授權美國轟炸伊拉克﹐就是沒看到中國政府有所批評。如果戰爭象布什總統所預期那樣進行﹐他就真的左右逢原﹐登峰造極了。美國人養的狗又該旺旺叫了。在這裡的電視上看到﹐伊拉克的外交官比我們的要高一個數量級。我們的外交官都好象老實聽話的學生幹部﹐只會執行上面的指示。這個時候﹐人們才會感嘆象周恩來那樣的人才是太少太少了。海灣危機是一個認識美國政府華而不實、盛氣凌人的強權政治的好機會。轉過來談中國的開放﹐引進外資﹐人家有條件。當年的馬歇爾計劃﹐美國人也有種種條件﹐斯大林拒絕了。所以﹐蘇聯人是在與資本主義世界市場幾乎完全隔絕的條件下﹐率先實現了工業化。我們應該有個信心﹐蘇聯人能做到的﹐我們中國人也能做到。我國現在的工業整體水平大約相當于蘇聯六十年代﹐人均水平只及四十年代。單就這一點﹐說說明社會主義制度有很大的迴旋余地﹐不論是改革、不改革﹐生產力都可能以較快的速度嚮前發展。當然﹐早一點改革更主動。查一下統計資料﹐中國在包括大躍進和文革的二十年中﹐即57─77年間﹐工農業總值也翻了兩番稍多。這樣一看﹐心中會踏實許多﹐好多問題在于怎樣去組織運作﹐並不全是制度本身造成的。這些年還有個問題﹐毛和周執行的是不是閉關自守的政策﹖前面已經提到﹐由于美國、蘇聯的包圍﹐即使閉關﹐主要責任在另一方。我們在五十年代對蘇開放﹐從來也向第三世界開放﹐即使在文革期間﹐廣交會也如期舉行﹐外貿從65年的140億到78年的5200億增加五倍。細算起來﹐還是以不給自己扣上閉關自守的帽子為好。胡繩在《人民日報》上的一篇文章﹐實際上部份回答了這個問題。改革、開放的政策﹐自然應該肯定。但是﹐沒有必要以對過去的過份否定為代價。清算過去犯的“左”的錯誤﹐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把這些錯誤都歸結到制度上去。而且﹐改革、開放的本身也需要加以說明。在我看來﹐樹青校長也有這樣的認識﹐對于改革有兩種不同的觀點﹐絕不能混為一談。   我在文章中提到要珍惜歷史的機會。自北伐以來﹐真正重要的機會有兩次。一次是中山先生病逝﹐國共失去了合作的機會。蔣介石討共產黨﹐給日本人打進中國創造了條件。如若不然﹐在中山先生的領導下﹐中國有可能贏得二十來年時間。第二次﹐就是抗戰以後的內戰。那時候﹐日本正是美國的敵人。如果中國穩定﹐國共合作﹐那么﹐美國在遠東的盟邦就是中國。日本人的機會就遜色多了。即使是如此﹐日本人仍然會強大起來﹐因為他們的基礎畢竟好得多。如果我們記住﹐日本人在38年就已經達到人均100公斤鋼的水平﹐而我們最快也要到2000年時才能達到﹐那就不會產生各種浮躁浪漫的幻想。即使中國有幸產生最傑出的政治家、經濟學家和各種長于當家理財的人﹐都決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把這個巨大的人均差距拉下來。我們非常需要艱韌不拔、持之以恆的耐心和毅力。現在中央重申要發揚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獨立自主的精神﹐這很明智。由于我們搞了社會主義﹐美國─這個自由世界的中堅﹐國際反共警察的司令部﹐是決不可能與我們完全和解的。建國以來的許多困難正來源于此。只有我們的拳頭大了﹐才能贏得他們的尊重。建國以來﹐我們蒙受的最大損失在于59年和蘇聯人鬧翻了。赫魯曉夫當然要負主要責任。可是﹐當時如果能委曲求全﹐渡過難關﹐也未嘗不是一種抉擇。歷史的因果聯係是曲折的﹐現在該轉過來談點政治了。   在我看來﹐正確地處理政治問題比處理經濟問題更重要。要想使國家能用穩定發展潮流去戰勝反共、反社會主義的潮流﹐使人們都關注經濟建設這箇中心﹐其前提條件就是要在政治上妥當處理各種問題。一般來說﹐再好的經濟政策﹐也不過只是在原來的經濟增長率上再加上一、二、三個百分點。比如說﹐改革以來﹐一些政策收到了成效﹐又借了大量的外債﹐引進不少外資﹐其實際經濟效果也就是保證二十年翻兩番。而翻兩番這個速度﹐自建國以來在工業方面從來都是保持著的。自然﹐當基數增大以後﹐在某個水平上翻起來會困難一些。可是不是在現在的水平上﹐現在的水平﹐正是經濟有可能發展較快的時候。要是政治上沒弄好﹐一下子就會裁大跟頭。革命之所以發生﹐比如法國大革命﹐常常不是因為經濟陷于崩潰之中﹐當時法國人的生活是歐洲最好的﹔而是因為﹐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脫節﹐許多社會問題不能妥當處理﹐各種矛盾突然激化而引發的。八十年代本是中國經濟發展最快的時期之一﹐可惜六·四也就發生在這個時候﹐真是教訓深刻。   在現行政治制度的選擇問題上﹐鄧小平、江澤民都有明確的看法﹐不搞反對黨制﹐也就是不選擇西方現行的政治體制。問題在于怎樣對現行的政治體製作出改革﹐使多數人能感到這種制度並不比西方的制度差。這一點就要請那些了解西方民主運作的人來寫文章。西方的民主運作並不是效率最高﹐也不是真正民主的﹐它的假民主的虛偽、各種弱點﹐連西方有識之士也懮慮再三。但我們的制度弱點也很多﹐群眾意見不少﹐怎樣能把那些可貴的意見集中起來﹐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仍然有待于探索。社會主義一定要制度化、法律化。使遵守者受益﹐違背者受罰。   台灣方面的口號有“均富”、“自由”、“多元”等等。我們也要有自己的口號來寫在社會的旗幟上。“均富”是只有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才最有可能實現。“自由”實際上是由社會條件決定的﹐不是資本主義的﹐便是社會主義的﹐這是第一﹐第二﹐各種社會的自由又都是發展的﹐它不是一個凝固的概念。“多元”是最值得分析的一個口號。我個人的看法是用一元多樣化來代替這個虛假的“多元化”﹐我們的經濟是一元多樣化的﹐即以公有制為主體﹐其他經濟成份並存。政治上則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多黨合作﹐現在還不能允許有贊成資本主義的反對黨。思想上﹐則希望能逐步擴展社會主義的思想陣地﹐在這裡社會主義思想只要不被擠掉就不錯了﹐但支持什么﹐反對什么﹐寬容什么則是可以說清楚的。   社會主義的確有一個怎樣由集中走向民主的過程。無論是誰﹐都不應該幻想社會主義一產生就是充分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理想也是只有通過所謂灌輸﹐才能被廣大群眾所接受。馬克思主義者從來不崇拜自發性﹐這正是列寧高于那些社會民主黨人的地方。現在﹐戈爾巴喬夫提出要搞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頗有否定科學社會主義之嫌。我還沒有機會來看他的東西﹐光從口號上已經有問題了。科學社會主義本身就是民主的和人道的﹐如果社會主義是誕生于投票﹐那樣的社會主義還從來沒有產生過。另一方面﹐社會主義又需要向民主、也許應該叫直接民主﹐即投票來決定問題的方向發展。這正是現代資產階級民主迷惑人的地方﹐也的確反映了資本主義勢力的強大。黨內是要充分發揚民主才好。中國怎樣進一步發展民主是一個大課題。   這封信寫得太長﹐我要在這裡打住了。許多問題﹐以後有機會再交換意見好了。   無論從那個層面來看﹐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等﹐資本主義都已經是一棵根深葉茂的大樹。資本主義還沒有開花﹐馬克思就已經預見到他的死亡。這正是馬克思偉大的地方。他的思想也不是空想﹐社會主義作為資本主義的對立面已經出現在地球上。可是﹐從社會主義呱呱墜地的一天起﹐它就不得不面對比它更強大的敵人。目前﹐社會主義仍然很不成熟﹐但也不是沒有希望。創造和發展一種嶄新的社會制度﹐這是無比光榮和高尚的事業。研究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分析它所面臨的危險﹐這是不可以須臾忘懷的重大課題。東歐國家易幟﹐迫使人們認識到﹕“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還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這些年﹐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被說成是人為製造的幽靈。二流的馬克思主義者無情地嘲笑一流的馬克思主義者。當這個幽靈有朝一日被呼喚出來的時候﹐二流的馬克思主義者也就被潮流席卷而去。東歐已經去了﹐蘇聯也正處在這個過程中﹐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不及時地提高自己的理論水平、正確處理各種矛盾﹐又有什么人能擔保這個歷史漩渦不會把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者吸進去。大江東去﹐歷史無情﹐繼往開來的機會是需要牢牢把握的啊﹗                     聞迪                    一九九一年一月 ≒≒≒≒≒≒≒≒≒≒≒≒≒≒≒≒≒≒≒≒≒≒≒≒≒≒≒≒≒≒≒≒≒≒≒ 下轉文件zs9601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