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中 国 与 世 界         ※   ※                           ※   ※                           ※   ※         一九九六年 第一期         ※   ※                           ※   ※※※※※※※※※※※※※※※※※※※※※※※※※※※※※   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创刊, 总第一期,一九九六年十月一日出版 ~~~~~~~~~~~~~~~~~~~~~~~~~~~~~~~~~      创刊号目录 (zs9601a,zs9601b) ~~~~~~~~~~~~~~~~~~~~~~~~~~~~~~~~~        发刊词                     肖冬 【特别报道】 七十年代第一次保钓运动             老董        当前钓鱼岛事态的发展              老董        钓鱼岛大事记                  老董 【学友交流】 走红西方的“中国文化”析            丹阳        通信(之一)                  闻迪 【百家争鸣】 新中国政权为什么能够稳固?          司养眼 【理论园地】 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与经验主义思想路线的对立    晨钟 【文艺之窗】 沁园春·长江                  闻迪 【祖国传真】 《城头变幻大王旗》质疑            周光春        我为社会主义的前途担忧            邢子陶 【时事评论】 中东的库尔德民族问题              李山        中国民族主义涌现电脑网络      托马斯·皮克斯雷 ~~~~~~~~~~~~~~~~~~~~~~~~~~~~~~~~~  订阅、稿件、问题和建议等暂寄:chinaway@metropolis.idt.net —————————————————————————————————   《中国与世界》万维网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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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立就需要破,探索对资本主义超越的道路应该立足于认识和批判资本主义的那些无所不在的、无法避免的结构性的弊病。而中国今后道路的特色恰恰应该表现为它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弊病。   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实践遭到了严重的挫折,但这绝不等于说,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对于资本主义结构性弊病的批判和改造、世界劳动人民试图超越资本主义的理想和努力,都应该予以全盘否定。我们认为,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一般都要经过一个认识、实践、再认识、再实践的反复的、曲折的过程。社会主义运动是一场具有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的实验,尽管它还未达到原来预期的目的。占人类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积累了大量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为了明确今后的道路,为了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解放和发展事业有所贡献,我们有责任对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得失,认真地进行总结与扬弃。   目前,中国的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比较活跃的气象。我们认为这种变化符合当前实践和客观形势的需要,它反映了一种比较健康、积极的走向。但不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海外的主流舆论中,有关思想、时局问题的讨论,仍然存在太多的偏见和限制,需要有更多的园地,让不同于主流基调的思想和观点有更大的言论空间。   我们将尽力为读者提供符合上述宗旨和特色的文章,包括转载其它海内外报刊杂志有关文章及译文,也欢迎读者为本刊踊跃投搞,参加讨论。来稿最好自行输入成电脑文件(国标、HZ或大五码皆可),并请通过e-mail寄给本刊的电子邮址,或将软盘或稿件寄给本刊通信地址。请附上e-mail地址,采用者两星期内一定通知。 ≈≈≈≈≈≈≈≈≈≈≈≈≈≈≈≈≈≈≈≈≈≈≈≈≈≈≈≈≈≈≈≈≈≈≈ 【特别报道】           七十年代第一次保钓运动               老董   1968-69年,是美国国内反战运动的高潮。从东岸的哥伦比亚大学到西岸的柏克莱加州大学校园学生活动激烈。学潮在1960年代初民权运动和1960年代中期“言论自由”运动的基础上步步向左,对美国社会的主流思潮产生根本性的怀疑,反对精英主义,批判资本主义,认识社会主义。在西方社会长期列为禁书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毛泽东著作成为校园里的热门书。《毛主席语录》成了畅销书。少数民族以非裔美人和拉裔美人为主,形成了强有力的激进声势。一向不问世事的港台留学生也受到影响,思想逐渐改变,开始关心中国,参加社会活动,义务服务社区。   1970年12月,北美洲校园的中国留学生(来自港台)由威斯康星、普林斯顿大学发起保卫钓鱼台运动,在各个校园成立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从此展开了震撼华人社会的保卫钓鱼台运动。   1971年1月29日和30日,美国从西岸到东岸中国留学生发起保卫钓鱼台示威,抗议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台。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芝加哥、纽约、华盛顿六大城市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是美洲华人和中国留学生第一次公开走上街头伸张自己立场。五四时代的口号“内除国贼,外抗强权”被重新提出。   1971年2-3月,台北当局派教育部专员姚舜来美对学生疏导,解释台湾需要依赖日本贷款。这一言行更刺激了运动的发展。   1971年4月10日,全美华人在美京华盛顿举行空前盛大的保钓示威游行,向台北驻美大使馆、日本驻美大使馆、美国国务院提交抗议书。参加示威者近三千人。西雅图、洛杉矶、芝加哥同时示威。台北台湾大学学生响应海外号召,举行三千多人的保钓示威游行。   1月和4月的示威对于参与者引起相当的思想震动。当时与美日建交,代表中国的是台北国民党治下的中华民国。钓鱼台本属台湾治下的的岛屿。国民党既不在旧金山和约中与美日交涉,又不能在此次归还琉球时采取严整立场,反而对学生运动加以压制和分化。国民党的海外党组织成员纷纷退出运动,并在校园内采用戴红帽子、打小报告等方式实行白色恐怖,打击保钓运动。整个运动迅速向左转。参与者开始认识中国,走向社区,参与草根活动,批判资本主义,认识社会主义,学运的重心集中在关心国事,认识到在保卫钓鱼台的问题上,必须要国家民族的统一和强大。中国的分裂造成钓鱼台的被疏忽和侵占。国民党的颟顸媚外根本不能代表中国人的利益。因此而从长期反共的熏染转而认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1971年8月,美东国事讨论会在布朗大学举行,会中通过五点决议:反对任何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国际阴谋;一切外国势力必须从中国领土、领海上撤出;中国的台湾省是中国的内部问题,由中国人民自行解决;反对出卖中国利益的任何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同时,美国中部和西南部的保钓团体分别在堪萨斯和路易斯安那举行国事大会,反对一中一台。   1971年9月3、4、5日三天,全美近五百人在密西根安阿尔伯市举行国是大会。大会上,就美东国事会提出的五项决议进行表决,结果五项赞同者均为多数。唯普渡大学教授沈君山对布朗决议第一条(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阴谋)同时投赞成票和反对票:他同意反对国际阴谋,不同意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这一论调开“革新保台”的先声,发展成为今天的“中华民国在台湾”理论。   1971年9月21日,纽约发起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大游行。参加者包括美国进步人士及非美、拉美少数民族人士。游行队伍高举五星红旗和毛泽东像,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第一次公开出现在数十年与中国为敌的美国的国土上。10月16日,美国西岸旧金山举行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示威游行,参加者六百多人。队伍中包括其他国家的留学生团体。   1971年底至1972年,周恩来总理数次接见海外保钓团体,将保钓运动同五四运动相比。   1972年5月13日,美国和日本正式签订协议,美国把琉球的行政权交给日本政府。同日,有一千中国人在美京华盛顿示威抗议。从此,保卫钓鱼台运动已从自发的爱国运动发展成为自觉的中国统一运动。 ~~~~~~~~~~~~~~~~~~~~~~~~~~~~~~~~~          当前钓鱼岛事态的发展              老董   今年7月14日,日本青年社再度登上钓鱼岛,设灯塔,插太阳旗。日本右派的行动是与官方相配合的。紧接在设塔之后,日本官方于7月20日宣布实施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将钓鱼台划入日本领海,并将此日定为“海之日”。在“海之日”之前,日本在钓鱼台海域附近一再驱赶中国的船舶,包括台湾的渔船和大陆的勘探船。据中国海洋局的官员说,此事已多次上报中央,均无结果。在“海之日”之后,日本行为更加嚣张,在其单方面划定的专属经济区区内欺侮台湾渔船,“有如强盗”。接着,日本从首相到外相,都扬言钓鱼台是日本领土,姿态提高。日方步步进逼:不只“实效占领”钓鱼台,进而以专属经济区霸占海洋资源。而且官方对钓鱼台的并吞之行也从暧昧变为公开。日本的侵略言行触发了全球华人的保卫钓鱼台运动,运动一波高过一波。这距1970年开始的第一次保钓运动,已近26年。     ◇香港首先示威   8月28日,日本外相池田行彦访问香港。态度傲慢,拒绝答复香港民间有关慰安妇和赔偿的质问,又通过其发言人称,尖阁岛“是日本领土中独立的一部分”。当天,香港工会联合会游行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台,掀起了保钓的风潮。   8月29日,台湾渔船华阳一号遭日本巡逻艇侮辱。日方强行登船。船长回台后说:“日本的行为象海盗,台湾人真可怜”。   8月2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指斥日外相的发言不负责任,认为日本右派的行动直接与日本政府的立场有关。他并谴责桥本参拜战犯及文化大臣大否认大屠杀的言行,要求日本对历史作出认真反省。     ◇中国措辞强硬   8月31日,北京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日本别干蠢事”。措辞极端强硬。文章中证实了1972年和1978年两次关于钓鱼台问题搁置的谅解。并劝告日本别干蠢事,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或不敢将领土拱手让人。   8月31日,中国民间的索赔会以童增为首,包括中共党员、退伍军人、学生、工人,签名上书江泽民,要求中国国出兵钓鱼台,拆除灯塔。   9月1日,上海复旦大学研究生张贴《告全体同学们》书,谴责日本在钓鱼台的作为,并批评官方反驳不够有力,呼吁九一八集会纪念抗日和保卫钓鱼岛。校园出现打倒日本军国主义标语。上海学生的呼吁在中国高等学府引起响应。   9月3日,北京国务院总理会见日本前首相竹下登时表示,日本要正确对待过去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在记者发布会上表示,日本贷款中国和领土主权无关,中国在领土主权上没有回旋余地。日本政府须采取措施制止右派。   9月3日,日本共同社发出消息,中国勘探船在钓鱼台附近出现,对日本巡逻艇的呼令置之不理。同日,香港成立保钓行动委员会。     ◇港台船只数次闯钓受阻   9月4日,香港《明报》记者乘台湾渔船赴钓鱼台,在距钓鱼台三海里处遭日本保安厅巡逻艇拦截,勒令“立即退出日本领海”。   9月5日,日本驻港总领事上田秀明表示,钓鱼台只是日中关系的一件小事,并要港人向日本领事馆申请签证前往钓鱼台。   同日,香港民众示威游行。台北县议员金介寿等所乘船只在钓鱼台13海里处被日本巡逻艇驱回。   9月6日,台北外交部就渔船被驱逐一事表示遗憾,重申钓鱼台属于台湾。同日,香港工联会、沙田区议员及专上学生到日本领事馆抗议,要求日本总领事就日前发言道歉。   香港保钓人士发起全球保钓大联盟。香港工联会、民建联、民主党分别到新华社递交保卫钓鱼台的请愿书。   9月7日,台北外交部解释李登辉的立场:希望当事国自制,避免主权之争,以期迅速与日商谈渔业合作问题。台北外交部官员并解释:声明就是最有力的行动,具有国际法效力,“无人先占”的说法不能成立。   9月8日,香港居民五千多人游行示威,声势浩大。   台湾民间响应香港,成立“保钓同盟”。中国大陆民间成立“民间保钓联盟”。同日,北京、上海、武汉、大连各高校串联,北大、清华、北师大提议到日本大使馆示威。被当局劝阻。黑龙江十多名当年抗日英雄上书江泽民要求武力保钓。   在钓鱼岛上插上太阳旗的“日本防卫协会”发言人惠忠久表示:由于70年代发现石油,中国与台湾的教科书相继把钓鱼台由日本版图改列入中国版图。在日本极右组织“日之丸”总干事工藤表示,日本只有与中国开战才可取得钓鱼台的主权。   台湾八家媒体四艘渔船前往钓鱼台,遭日本巡逻艇驱回。《中国时报》记者登上钓鱼岛摄下照片。     ◇台湾三大党表态   9月9日,台湾的三大党对钓鱼台问题表态。   国民党--支持抗议,呼吁保持理性,以谈判方式解决。不愿看到国人情绪化而被中共利用。李登辉曾表示,钓鱼台的的主权问题很复杂。   民进党--秘书长邱义仁批评保钓运动“无聊”,文宣部主任郭正亮批评新党制造中共介入的机会,丧失台日谈判的大好良机,对台湾而言,最大的威胁是中共而不是日本。民进党的立场是主权共享、共同开发、以渔业为先,不要使主权妨碍谈判。   新党--部分成员是保钓的积极推动者。新党的领导层对参与保钓的态度发生分歧。   中国的两艘海洋勘探船“大洋一号”和“海洋四号”在钓鱼台海域勘探。“大洋一号”进入钓鱼台的12海里内,日本巡逻艇发话要求离开,中方不予理会。香港杂志传出中国对保钓态度是:对港台保钓行动原则上支持,肯定其爱国热诚,但不鼓励不加温。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批阅一份有关上海大学生申请上街游行,抗议日本右翼份子登上钓鱼台的汇报时表示:“要肯定学生的爱国主义行为,这意思不用传达到个人。”     ◇日青社再登北小岛,日官方不加干涉   9月9日,日本青年社又登上北小岛,设置新的灯塔,并于9月10日向日本保安厅提出给予承认的要求。   9月10日,日本外务省桥本宏对设灯塔一事的回答:日本政府无法管制私人事务,钓鱼台为日本私人所有,设塔者得到地主的许可,政府不能干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表示,美国并不支持任何一方对钓鱼台主权的主张,但认为当时各方应以和平途径解决。   台湾发起保钓签名运动,又揭发台北驻日办事处官员与日本青年社关系密切。   9月11日,中国外交部针对设塔一事表示,中国已多次同日本交涉,提出严重抗议。另外,中国船只在钓鱼台附近作业属于中国主权,旁人不得干涉。同日,日本首相桥本避免对钓鱼台问题作答。他表示,日本支持中国进入世贸组织。   9月12日,台北国民党提出钓鱼台四主张:坚持主权,和平理性、不与中共合作、渔民利益优先。   香港透露中国高层动态:总参作战系统成立专门小组,研究钓鱼台事件及应变方案;中国军方认为日本右派企图以钓鱼台为桥头堡,与亲日的李登辉结合;中国国务院厅局长会议变成了保钓会议;水产局、海洋局以及浙江、福建省都反映日本舰艇对钓鱼台附近的中国渔船和勘探船有无理行动;中国国务院内群起攻击外交部过于软弱,驻日大使唐家璇被指责误判形势。     ◇全球华人同仇敌忾   9月14和15日,北美纽约华埠近三万人签名保钓。   9月15日,香港发动保钓大示威,估计多达一万四千人。   9月16日,美国《纽约时报》驻日主任克里斯托夫发表关于钓鱼台的综合报道。文章透露以下几点:日本目前控制钓鱼台,每见中国军机接近,立即调动战斗机;对日情绪是少数能使全球华人同仇敌忾的一件事;日本中国事务官员担心中国动武;冲绳省长表示不希望日本出动武力,但日本首相桥本态度强硬,认为必要时可能命令出动海军;日方想引用《美日安保条约》使美国介入,支持日本,美驻日大使蒙代尔表示,美国对此事保持中立,不可能采取军事行动。   北京日本大使馆前中国加派警卫,戒备森严。     ◇“九·一八”示威   9月18日,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六十五周年之日,全球各地华人纷纷集会示威。北美洲纽约70年代保钓人士组成的纽约保钓行动委员会再度行动起来,发动近千人在日本领事馆前示威,并向日本总领事递交抗议书。在华盛顿、芝加哥等地,也有中国留学生向日本使、领馆递交抗议书。   台北街头有游行,烧毁了太阳旗,向日本交流会递交抗议书。高雄发动抵制日货。香港集会,纪念“九·一八”,反对日本军国主义。 北京《人民日报》社论:“日本面临严重抉择”,纪念“九·一八”65周年,文中说:“在‘九·一八’之后的十四年中,中国军民伤亡三千五百万人。经济损失达六千亿美元。中国大好河山遭日本铁蹄蹂躏。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欠下了无法偿还的历史帐”,“日本政府有责任正视历史,不再放任右派分子听之任之”。   9月19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沈国放表示,中日双方应以1972年的建交协议及1978年的友好条约为交涉准则。   日本外相池田访美,与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佛和国防部长晤谈时表示,依据1953年日美签定的《旧金山和约》,钓鱼台应属日本领土。美方并不表示态度。东京《读卖新闻》报道,“基于不刺激中国等等的外交考虑,(日本)政府决定不认定(“日青社”所建灯塔)为正式灯塔”。   台北《联合报》日本通讯:日方钓鱼台的“所有者”栗原家族否认与日青社认识。设塔事也未通知他们。   9月20日,香港《南华早报》报道:北京方面通过外交管道,要日本政府保证不伤害预定开往钓鱼台示威的香港和台湾民众;外交部长钱其琛表示,任何一名港台同胞在钓鱼台附近海域伤亡均会引起中国最大规模的反日运动。   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数十所高校成立保钓组织。     ◇香港“保钓号”赴钓岛插五星红旗,旧金山万人示威   9月22日,香港两千八百吨级轮船“保钓号”载70余人前往钓鱼台插五星红旗。台北保钓示威游行三四千人参加。北美洲旧金山的万人保钓大示威,由70年代保钓人士合同当地华侨和留学生组织推动,是近年最大的华人示威。加拿大温哥华四千人示威。纽约数百人示威。自台湾开出的三艘“保钓护土”船队在距岛屿岛数百米海域内遭17艘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艇拦截驱回。台船可以清楚看见岛上的一面日本国旗。   9月23日,日本媒体报道日方的主权根据,一份中华民国九年长崎领事馆向日方发出的“感谢函”(见上文)。东京右派团体向中国大使馆和台北交流协会递抗议书。日外交部发言人在纽约召开记者会,重申日本对尖阁岛的主权。   9月23日,中国陆海空军在东海举行联合岛屿防御和登陆作战演习,经认为是就钓鱼台问题对日本的警告。   9月23日,美国表示希望中日双方自制。   9月24日,中国外长钱其琛同日本外长池田在纽约联合国谈判钓鱼台问题。钱要求日政府制止右派;池田则表示日政府不支持右派团体。但双方未达成具体协议。香港“保钓号”在台湾附近的公海中遭日本舰艇包围。据船长说,日方出动了驱逐舰。     ◇陈毓祥壮志未酬,钓鱼岛怒海丧生   9月26日,携带中国五星红旗,预备插在钓鱼岛上的香港“保钓号”在进入钓鱼岛12海里内遭日方直升机和十多艘船舰围堵。“保钓号”数度冲出包围,最近时距钓鱼岛仅3海里。由于风浪太大,无法照预订计划以快艇登陆。“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召集人,此次前去的保钓团团长陈毓祥与其他数位团员跃入海中以宣示主权。陈毓祥与另一成员方裕源,遭大浪淹没,长时间浸在水中。陈毓祥被救起时已无呼吸,抢救不及丧身。这是保钓以来的第一桩不幸事件。   陈毓祥曾于1971年在香港参加保钓运动,1972至73年担任香港大学学生会长,积极推动当时的认同中国学运。陈于1985年获选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这次,陈又发起“全球保钓大联盟”,带队赴钓鱼台伸张中国主权,插五星红旗。 ~~~~~~~~~~~~~~~~~~~~~~~~~~~~~~~~~            钓鱼岛大事记              老董     ◇地理情况 一、钓鱼台列屿位于台湾东北方,北纬25度40分至26度,东经123度23-45分之间。钓鱼岛距台湾基隆港102海里。 二、钓鱼台列屿由八个岛组成:钓鱼岛、五个卫星小岛(北小岛、南小岛、飞濑、冲北岩、冲南岩)、黄尾屿、赤尾屿。属于中国大陆架,四周沿海深度均不超过一百公尺,愈近中国大陆深度愈小。而与琉球距离250海里,其间有一条深二千至四千公尺的海沟。 三、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和海域以及中国的浅海海域都是经历悠久年代的中国大陆的延伸;而琉球群岛则是千岛群岛、日本群岛、菲律宾群岛等等构成的“花旗列岛”的一环,在地理上与钓鱼台列屿无关。     ◇经济及地缘政治   钓鱼台列屿自古以来即为中国渔民的主要渔场和避风港。每年渔季,由基隆、宜兰、苏澳等地前往作业的渔船有三千多艘。渔民在赤尾屿上还建有土寮。一些渔民一年有两三个月在岛上居住。   中国东海的大陆礁层海床上千万年的沉积物主要来自长江,有时包括黄河(改道时不向东北流入渤海,而向东南经淮河注入东海),淮河等。60年代底,被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判定为最大的海底石油蕴藏区之一。钓鱼台正位于此区的边缘,而冲绳在此之外。日本若据有钓鱼台,则享有此区的开发权。从地缘政治来说,钓鱼台处于台湾与琉球之间,而日本从琉球经钓鱼台直逼台湾。形成中国东海外的包围连锁。南进菲律宾,西进中国、东南亚。     ◇历史背景 一、中国领土钓鱼台的发现、命名和历史根据 1403年(明永乐元年):《顺风相送》一书中的序言:“福建往琉球……用乙卯及单卯取钓鱼屿。” 1534年:陈侃《使琉球略》:“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尾屿,过赤尾屿……兼三日之路,……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 明嘉靖34年:郑舜功所著《日本一鉴》的万里长歌:“或自梅花东山麓,鸡笼上开钓鱼目”。并有注曰:“钓鱼屿,小东小屿也”(按:鸡笼即今台湾基隆,小东即指台湾,意即台湾之小岛也)。 1582年:钓鱼列岛列入中国版图,隶属福建省。 1785年:清乾隆50年,林子平刊行的《三国通览图说》将钓鱼台和中国标为红色,以别于琉球。 1893年3月:清慈禧太后诏谕将钓鱼台、黄尾、赤屿三小岛赏给盛宣怀为产业,供采药之用。 二、日本的介入和甲午战争 1879年:日本并吞中国琉球36个岛,不包括钓鱼台。 1884年:明治17年,光绪10年,福冈县人古贺辰四郎声称发现钓鱼台。 1885年:日本内阁外务大臣在文书中“清国在各该岛(指钓鱼岛)等已有命名,近复在报上揭载我政府有意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建立界碑,应仍延缓实行”,承认钓鱼台是中国领土。 1895年: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包括澎湖及钓鱼岛割让给日本。 1896年:明治29年,日本内阁通过将钓鱼岛划入版图。 1900年:日本把钓鱼台改名为尖阁列岛。 1920年:中国(当时的中华民国)驻长崎领事给日本琉球住民的“感谢状”中说:“(福建)渔民遭风难飘泊至日本帝国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列岛……”,日本以此证明钓鱼台是日本的领土。 1941年:当时琉球的冲绳于日据下的台湾省台北州为争取钓鱼台渔场经日本东京法院判决,台北州胜诉,尖阁岛属台。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军接管 1945年:日本战败,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回归中国。钓鱼岛却由日本交给美军托管。埋下以后的争端。 1951年:美日旧金山条约,美国同意将北纬29度以南的岛屿(琉球和钓鱼台均包括在内)划归日本。 四、钓鱼台一起争端 1969年5月:钓鱼台附近海域经联合国、亚洲经济开发委员会认为有大油田。 1969年5月:冲绳县石垣市在钓鱼岛上立下“八重山尖阁群岛钓鱼岛”的水泥碑。 美日私相授受钓鱼台 1970年8月31日:冲绳立法机关通过确认尖阁群岛属于冲绳石垣市。 1970年:美国把琉球归还日本,把当时美军的靶场钓鱼台也一同交给日本,引起北美洲华人发起的保卫钓鱼台运动。 1970年9月:美国国务院声明:“依据《对日和约》,美国对“南西诸岛”有行政权……约中所用之名词含有包括尖阁群岛当作一部分管理之意,但认为对琉球之剩余主权仍属日本”。冲绳警察将钓鱼岛上的青天白日旗拔去,琉球政府在美军同意下数度驱逐台湾的钓鱼台海域作业渔船;日本计划拨款三千万日圆给琉球政府在钓鱼台上建一座无人管理的气象站。     ◇台北有心开发无心保钓,第一次保钓运动开始   台北方面,沈剑虹答复立委质询时说:“日本不是与我们商谈此事的对象。事实上,琉球与钓鱼台此刻都在美军代管之下;……日本是我友邦,……我们没有拒绝日本就本问题非正式的交换意见。”台北《中央日报》报道:“中(指台北)日韩三国已同意合作开发大陆礁层……包括钓鱼台”。   日本提出先冻结“主权问题”,先谈“合作开发”,并提出“优先开发”台湾,包括附属岛屿在内的东海地区。 1970年12月:北美洲校园的中国留学生(来自港台)由威斯康星、普林斯顿大学发起保卫钓鱼台运动,在各个校园成立保卫钓鱼台行动委员会。从此展开了震撼华人社会的保卫钓鱼台运动。(详情见另文“七十年代第一次保钓运动”)     ◇中国政府警告日本,赞扬钓运 1970年12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决不容许美日反动派掠夺我国海底资源”,文中声明:“台湾省及其所属岛屿,包括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等岛屿在内,是中国神圣的领土。这些岛屿周围海域和其他邻近中国浅海海域的海底资源,都是全属于中国所有,决不容许他人染指”。“……一切有关勘探和开采我国海底资源的协议和合同,不管打着“合作开发”或者什么别的旗号,统统是非法的,无效的。” 1971年2月:台北官方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论日本的军备”,替日本解释,说日本只有“经济膨胀”,“殊不致发展为军国主义”。台北外交部长魏道明向立法院表示:已与教育部协调,派员海外“疏导”,“以期纯洁爱国青年,不为阴谋份子所煽动”。 197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访问北京的日本代表发表中日备忘录,反对当时的所谓中(指台湾国民党)日韩共同开发计划。此一计划因此搁浅。 1971年5月: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回答中国保钓抗议说:“尼克松与佐藤首相协议结果,美国将于1972年将其依和约取得之南西群岛行政权归还日本。然后日本将取得任何原来在行政权未移转前所享有的权利。我们认为对于尖阁列岛所有权的任何不同主张,均为当事国所应彼此解决的事项。”改变了当初一味偏袒日本的立场。 1971年5月:《人民日报》社论:“中国领土主权不容侵犯”,文中表示:我国广大海外侨胞正在纷纷掀起维护民族主权、反对美日反动派侵吞钓鱼岛等岛屿的爱国运动。他们的正义行动获得祖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1971年12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 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签订《上海公报》。 1972年5月13日:美国和日本正式签订协议,美国把琉球的行政权交给日本政府。同日,有一千中国人在美京华盛顿示威抗议。从此,保卫钓鱼台运动发展为中国统一运动。 1972年6月17日:美日正式移交琉球的行政主权。钓鱼台列屿也与之同时交给日本管理。日本学界著名历史学教授井上清著《尖阁列岛之历史的解明》,详细论证钓鱼台应属中国。     ◇中日建交,钓鱼台问题搁置 1972年:日本田中首相访华,在建交谈判中,周恩来总理提出把钓鱼台群岛的归属问题暂时挂起来。留待以后条件成熟时解决。中日双方达成了解。从此时直到中日和约签订,日方未有任何违约行动。     ◇中日和约后日右翼初动手脚 1978年:中日签订和约,又一次将钓鱼台主权争议搁置。 1978年:日方在钓鱼台附近派巡逻艇,中国的武装渔船驶往钓鱼台,双方形成对峙。中国由耿飚出面表示此事为偶发事件,将之化解。但耿飚的发言引起海外保钓人士抗议。   之后,日本右派在北小岛上立一灯塔,并要求日本官方承认,但遭拒绝。这是日本右派“实效占领”(positive prescription)策略的开始。 1979年5月:日本在钓鱼岛上新建了临时直升飞机场。海峡两岸向日本提出抗议。 1988年:日本青年社再度登上钓鱼台,将1978年的灯塔换新。 五、钓鱼台二起争端 1990年9月:日本媒体报道,日本海上安全厅已准备将1988年灯塔载入官方海图,引起中国政府及台北方面的强烈抗议。   同一月份,日本右派资深议员石原慎太郎在接受美国花花公子杂志访问时竟然声称南京大屠杀并无其事。中国方面发出对日本右派的严重警告。这是1978年以后中国官方第一次重提日本军国主义。 1990年9,10,11月:港台及海外华人针对日本右派的行为发表声明及抗议。钓鱼台再度引起华人关注。 1990年10月:台北区运动会派渔船往钓鱼台传递圣火,遭日方无理驱逐。 1990年10月29日:日本首相海部表示日方将审慎处理钓鱼台问题。 1990年11月:由于中国政府以及华人的强烈反对,日本取消了原订对钓鱼台上灯塔的承认。 六、钓鱼台三起争端 1996年4月:美日安保条约重签,条约中表示日本将在亚洲安全方面起更大作用,特别提到菲律宾以北的海域。 7月14日:日本右派、日本青年社再度到北小岛设置新的高五米、重210公斤的铝合金太阳能发电灯塔,代替旧的灯塔。并再度向海上保安厅申请列入版图。日本官房长官娓山静六在记者会上表示,设塔是私人的事,只要得到地主同意即可。此一发言无异表明钓鱼台为日本领土。 7月1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设塔一事是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重侵犯,日本政府必须采取措施。     ◇海之日:日本扩张海权,军国主义再现 7月20日:日本宣布实施两百海里专属经济区。钓鱼台周围海域被划为日本领海。日本官方将本日订为“海之日”。 7月:日本向台湾提出警告,认为台湾的长荣航空的一架气象雷达机于6月5日入侵钓鱼台,希望不再发生。台北民航局因此不再批准民间的飞航申请。 7月29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到靖国神社参拜二次大战战犯灵位。桥本曾任日本遗族会会长,该会为日本极右组织,会员有一百万人。桥本的前任是血债累累的甲级战犯贺屋兴宣。 七、当前局势,日本右派又在钓鱼台掀起波浪 8月3日:日方派人到台北达成秘密共识:只要日方同意,准许台湾渔民在钓鱼台的12海里之外作业(即日本所划的钓鱼台领海之外的专属经济区捕鱼)。台北方面同意不让渔民进入钓鱼台的12海里以内。 8月4日:日首相桥本向保安厅和警卫厅发出指示,加强钓鱼岛附近警戒,准备用实力排除登陆钓鱼台者。 8月15日:日本五个内阁大臣参拜神社。文部大臣声称南京大屠杀纯属虚构。 8月18日:冲绳那霸市的右翼份子登上钓鱼岛,在灯塔旁设置长三米宽二米的木制日本国旗。     ◇日本外相点火,钓运燎原 8月28日:日本外相池田行彦访问香港。态度傲慢,拒绝答复香港民间有关慰安妇和赔偿的质问,又通过其发言人称,尖阁岛“是日本领土中独立的一部分”。当天,香港工会联合会游行抗议日本侵占钓鱼台,掀起了保钓的风潮。   一个月来,已经在海内外,港台、大陆、北美洲华人界掀起了空前的强烈反应。华文报纸和电视竞相报道,中国政府和台北方面多次表态。港台并有船只数次前往钓鱼台。事件还在继续发展中。(详情见另文“当前钓鱼岛事态的发展”) (注:本文作者还著有详细分析文章《钓鱼台的历史发展与当前形势》,限于篇幅,暂未刊登,有兴趣者可向本刊索取。) ≈≈≈≈≈≈≈≈≈≈≈≈≈≈≈≈≈≈≈≈≈≈≈≈≈≈≈≈≈≈≈≈≈≈≈ 【学友交流】         走红西方的“中国文化”析         ——《友人书简》之十              丹 阳 文琪:   刚发出给你的回信,又有一些想法,如骨鲠在喉,就这样匆匆地写下来,图个一吐为快,也想一并听听你的见解。   记得以前你说过,我这个人是相当唯心主义的,凡事常常一厢情愿,相信名流文人表白过的“良知”,艺术弄潮儿宣称过的“追求”,太少地注意在这人世间,“利”这个字在社会生活包括文化生活中千变万化的魔力。其结果,往往不是发现自己上了当,就是虽然身心受损,却只是困惑万分也苦闷万分地“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会感觉如此不适甚至痛楚;所谓“别人把你卖了也不知道”,就是这样的状态。   活了三十来年,跑了五、六个国家,已经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强权世界上有多少次不知道自己的被卖、被损、被伤害;但到底也渐渐地悟出了中国是属于“第三世界”,女子是属于“二等公民”,第三世界加上二等公民,这历史划给我的身份先就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可能归入我的生活范畴;不加倍地警觉,努力地自卫,坚韧地自强,是很可能遭到各类见血与不见血的摧残,肉体的或精神的凌辱,却只能自吞下去,而无处去“申张正义”。当这类摧残与凌辱来自原本是自己的“同胞”,而且是“同胞”中被某些中外宣传媒介尊为“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标出了成功之路的风云人物,这份警觉、自卫与自强就更是加倍地紧要了。大导演张艺谋先生近年来“国际性”的大走红,尤其是《大红灯笼高高挂》这类电影在西方控制的国际影坛掀起的“中国文化兴趣热”,对于在白人种族主义的文化压迫中辗转奋争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姓,就是这样一种精神上的蹂躏欺辱。而大诗人顾城先生近年来在“国际诗坛”上的频频爆光,尤其是在其一妻一妾的“美丽诗剧”以妾的逃亡与妻的被杀在大洋两岸揿起的“中国悲剧诗人热”,则分明是对所有中国女姓生命与尊严的暴力践踏。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饮誉世界”的这一类“中国文化的代表者”,也许并没有预见到自己的“国际声誉”,是带有很难洗刷的血腥气,当然更不会承认他们喧嚣一时的艺术人生“大手笔”,则是带着深刻的殖民性与次殖民性的“鸨儿文化”。   鸨儿,是将人本身作为有钱有闲抑或有势的贵客肉欲满足的物质对象进行调弄与推销并从中牟取暴利的人,与被调弄被推销的人们不同,鸨儿不仅极富商业头脑,而且具有千变万化的经营手段,对于轻信者是愚弄,对于软弱者是胁迫,对于贪婪者是诱惑,对于抗争者则是推毁;见了必须仰杖的主子便是天生的孙子,见了能够凌辱的对象则是当然的老爷,只要能使自己的地盘扩大,人世间的一切都可以被阄割损害、被出卖蹂躏了的人们伸出强横的手臂,索取报偿,索取感激。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过来的人们应当熟悉这样一种人。老舍先生的经典之作《茶馆》中的小刘麻子便是这样的鸨儿,他开的“托拉斯”,就是这样的鸨儿业。而当小刘麻子们在廿世纪末转世再生,变得更为精明也更为强横,操弄起更为高级的“文化”沸沸扬扬地“走向了世界”,阄制出来的就是这类内涵又复杂又简单的“鸨儿文化”。在当今西方强权当道的世界林里,这种文化“成功”的代价是全体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姓个人与民族的生命真髓;这种文化的匠心所在是使西方自十六世纪起代代相衍的旧式或者新式的殖民主义者、种族主义者,以及深具殖民心态与种族偏见的人们正中下怀从而褒奖有加;这种文化的经营结果,则是鸨儿艺术家日益沉重的腰包,日益看涨的行情,挟洋人以自重的“国际影响”,与从此发达的“事业”。   这些话,我在心里压了整整两年多,也许听上去过于激烈,但实在也是由于对这种“鸨儿文化”给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女姓所带来的损害与侮辱无法忘却;而压的时间越久,说出来的时候就越难心平气和的缘故。   我很难忘却《大红灯笼高高挂》在北美白人主流社会中“一炮打响”之时,旧中国腐烂的纳妾制度是如何被作为“中国文化”、“中国魅力”的代名词,兴奋了一大批充满“世界一等公民”优越感的白种男性的“中国想象”;北美各种报刊纷纷登出广告、报道如何充塞着对现代中国无知而肆意的贬损,对中国女性带有蹂躏气息的眼光与赏玩。纽约一家大报的广告是这样写的:“一个中国男人,为数名性感的中国女人围绕;美丽的小老婆与大老婆及二老婆不顾一切地争夺她们丈夫的宠爱,演出了一场极富诱惑力的悲剧。从这部电影里,你不仅可以得到强烈的具有异国风味的感观享受,而且可以知道什么是中国文化及其性制度。”配着广告的,是女主角裸露着肩膀,不知道是由于性冲动还是性苦闷引起的昏昏然状的照片。一位美国学术界研究妇女问题的白人女学者,把这张广告剪下来寄给了我,并附了一纸短笺:“丹,看看这张照片。这是我们的社会里男性至上与性别剥削者日思夜想的女性。这位女性在说:‘来呀,请把我占有了吧!我多么需要你的占有呵,因为这证明我是美貌的,是有存在价值的!’这种形象,合乎一切公开的和潜在的肉体的和心理的强奸犯的胃口!”一位从泰国来的博士生,当时正在进修我开设的《现代化与廿世纪妇女文学研究》课。看完了电影之后,跑到我的办公室,冲动地说:“东南亚次殖民地的女性,一向是被西方……白人男性看作是发泄兽性的对象。他们在本国内部不敢公然对白人妇女干的事,到了东南亚,到了第三世界国家,就能丝毫不受法律限制地去干了。他们在玩弄了我们的妇女之后,得到的不仅是肉欲的满足感,而且还有西方种族优越的满足感。‘白种女人可不象你们这样廉价,无论如何她们是受文明的一夫一妻制的保护’,他们在扔下几张美钞的时候,心里这么说;然后又道貌岸然地回到他们的‘文明世界’,理直气壮地做西方社会的“栋梁’,当世界文明的主宰去了。中国这些当代艺术家怎么对这种心理需要如此心领神会?你们中国人喜欢这样的电影吗?你们是怎么看的?”   我们是怎么看的?想到国内某些文化界、新闻界名流、新贵们向张大导演献上的阿谀与赞美,我的心,沉重如铅。   在国外生活了八、九年,我深知我的这位泰国学生与我那位美国同事所指所说的是什么。是的,在世界首富、经济超强发达的美国,女姓的独立与尊严却在唯利是图的社会运作中常常被踩入私欲与暴力构成的泥潭。记得还是刚到美国不久,有一次与一位搞雕塑的美国女青年支参观一个画展,其中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位白人女子,手里拿着一枝玫瑰,然而被剥光了衣服,脖子里拴着一根绳子,象小狗脖子上的套圈。画中透出的那份强烈的残忍,使我呆在那里,说不出话来。注意到我的神色,同行的朋友冷笑着解释道:“这就是我们这里许多男子汉们如何对待我们的。他们向我们送上鲜花,把我们变成一种可怕的、没有自尊的、只供消费与占有的垃圾。”哪时,我只觉得她的话言之过分,太过偏激。美国中产社会表面上的升平、富有与彬彬有礼,使这样的作品,这样的语言,在初来乍到者的眼里耳里,显得失真而耸人听闻。   然而,时日的流逝,使我渐渐地看到美国妇女所受的性别歧视与凌辱的深度,广度,隐秘度,与精致度。在我教过的美国女学生中,不少于四分之一的人受过后父的污辱,母亲男友的侵犯,雇主或顶头上司的骚扰,以及相识或不相识的男性的强暴。一位曾经与我做过同屋的搞应用物理的女研究生,常常在半夜从实验室回来后独自饮泣;多次问她怎么了,才慢慢告诉我,同实验室的男性——其中包括一位技工与一位教授——日复一日地用专业术语对她说些极不堪入耳的话,“他们在骨子里把我当作街上的妓女”,她切齿痛恨地说。然而痛恨过后,仍然只能忍受,而别无他法,因为她没足够的经济力量与社会自信去与这些人进行法律较量。在众多的美国妇女带着孩子单身生活的“独立精神”背后,是无数难以启齿的痛楚遭遇;而在我认识的职业妇女中,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升学、就业、与发展的过程中,经历过形式各异、暗中或公开的性别歧视,排挤,乃至打击。   从这种社会性的歧视与压迫中得到最大好处从而身居高位的,自然是那些在美国主流社会中左右逢源的男性,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自然是白人。正是这些人最积极地鼓吹美国社会的“个人平等”与“个人自由”;而当他们有机会向从第三世界来的妇女鼓吹这“平等、自由”的时候,根深蒂固的自视优越使他们变得更加自信,更加盛气凌人,也更加无知与虚伪。我碰到过相当数量的这一类的美国“精英”男性,开口是“我知道中国跟这里不同,中国人没有个性没有自由”,闭口是“中国文化对我们来说很难理解,中国女人真是神秘而不可思议,你们为什么容忍你们的丈夫再娶其他的女人?”也正是这类在全世界通行无阻的白种阔人,不仅在本国内对自己的妻子毫无忠信可言,而且最为经常地把第三世界的“有色妇女”当成他们具有“异国情调”的廉价消费对象,正如他们在那些国家与地区发现的廉价劳动力一样。美国有起码识字能力的人都知道泰国是西方男性旅行漫游的“天堂”,是世界上第一“妓女国”,犹如整个第三世界的旅游业,对他们说来是色情业的同义语。美国从菲律宾撤兵之前,每年借助菲律宾政府与妓院老板的通力合作,对驻地周围所有的菲律宾妇女进行公开的“体检”,发现有梅毒、爱滋病与其他性病的,就立即把她们“解递”出兵营所驻地区,以保护美国官兵的“健康”;虽然人人都知道,把这些性病带给菲律宾妇女的,正是这些美国人。   与这种种美国国内与世界范畴的现实相辅相成,西方世界的消费文化中,包括好莱坞千变万化的商业电影里,全世界各种肤色的妇女,正如我那位女雕塑家朋友所言,往往是被编弄成一种“没有自尊而只供占有”的物质垃圾。与白人妇女的遭遇不同的是,这些“有色妇女”并不简单明了地直接从属白人男性,而是被她们同种同族的“有色男性”驯成性奴隶,用种种“野蛮”并因此“极具异国情调”的手段百般蹂躏;那“野蛮”的程度与“情调”的怪异是西方白种阔人在自己的文化本土上只有从想象中才能得到,也只有在他们的想象中才存在的。这类女性形象因此具有一种双重的功能,她们在满足白种阔人意淫的同时,还向他们提供了全体“有色人种”与“有色文化”野蛮、非人道、不文明白证据,让这些“主流”看客过足了暗瘾的同时,更能堂皇地宣称自己的优等。这是一种在奸污他人之后,还要斥对方是妓女的心态需求,是北美白人“主流社会”里藏得很深却无处不在的心理习惯。对于践踏其他民族的主权,还要声称自己是“世界文明”领袖的西方强权者们,这种心态需求与心理习惯,正是他们强权政策的社会文化基础。于是,在欧洲,在北美的商业文化中,包括商业电影院与录相出租处,常见满足这类需求与心理的影视之作;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则是这类作品中更为新异,更为刻意雕琢,也更为自觉的一种。张导演以其“具有强烈异国情调”的大手笔,为西方白种阔人对中国有意识或者下意识的文化奸污,对女性生命粗恶或者精致的娼妓化,提供了催欲剂,从而分得了一杯羹。   比起在泰国、菲律宾以及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寻欢作乐、消费品尝当地“人种与女生特色”的西方白种阔人,《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制造者要精明而有心计得多,他摸透了这些洋“大款”的“中国口味”,更看准了这“口味”所能带来的各类奖赏;比起那些殖民地、次殖民地的政府与妓院老板,《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制造者则要风雅高深得多,他操弄的是“美学化”了的“东方文化”;不是那一目了然的奴才政治,更非赤裸干脆的皮肉生意;而比起美国社会中侵略性毕露的白种男性,《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制造者要含蓄、圆熟得多,虽然在电影里中国女性的生命内涵与中国文化的本质精神不过是大、小老婆之间的争宠撕打,其中姿色出众的小老婆与风韵犹存的二姨太不是分明地得到了导演先生的同情与叹息了吗?中国历来就有流氓加才子的传统艺术,有鸨儿加买办的洋场文化,谁能说它们已经过了时,绝了种呢?    当张艺谋导演携着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赴奥斯卡大奖颁布会,兴冲冲、眼巴巴地盯着那份“最佳外国故事片奖”的时候,海外为数不多的中国人以冷漠与沉默表示了他们的评判;影片竞争失败,无人感到任何意外。某些文人政客竭力炒起来的“大陆禁放、禁送此片竞争奥斯卡”的“政治风波”,到底无济于事,本来,“鸨儿文化”再精致、再圆熟,得到的也只能是有限度的赏钱,而非平起平坐的资格,因为这于热衷享用消受它的白种阔人被前台巨大彩灯照亮的脸上,原也并非增色的东西。而当这种“文化”不仅是作为感观与心理的消费品,并且变为活生生的人命案,始作俑的西方主子,就更不愿意让世人看到自己与这类“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顾城血案”的前前后后,便是明证之一。   当顾城把《大红灯笼高高挂》编造的故事演化成廿世纪末中国人生活中血淋淋的现实时,西方各类报章杂志是顿时兴奋,争先恐后地解说、渲染男性“纳妾”与“杀妻”是东方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传统,而没有任何明晰的报道去告诉公众,那位大不列颠的白人汉学家(注),是如何想借顾城诗人之名设法获取资金而将顾城、谢烨俩人从北京诱到澳州,在资金未能到手之后又是如何将他们抛在一边,甩手回了英国。当然更没有人揭示顾城编造“与世隔绝的王国”,只是生计无着状态下的自欺欺人;那终至逃亡与终于被杀的两位女性的生命,只是成为他维持自己“走向世界”的诗名与制作血色花边的材料;而自八十年代起便从这“诗名”上讨回生活、谋升迁的大英国汉学家,以及他那依靠私欲与金钱维系,毫无信义可言的世界,正是这血案的起因之一。当这样的起因在西方文字记载中被极其有效地隐去之后,整个世界看到的,是一出“你们中国人”杀人与被杀的野蛮闹剧。西方世界的优等国民宽容地、怜悯地、惋惜地叹息着,洗净了自己双手上的血腥。   顾城到底只是个自恋至疯狂的自毁者,他没有“鸨儿文化”操弄者的深谙主顾兼主人心性的精明与算计,虽然他有着同样强烈的占有攫取欲;顾城到底只是个一意孤行的犯罪杀人者,他没有“鸨儿文化经营者借刀杀人、借势压人的老练与强横,虽然他有着同样深刻的对弱者生命的蔑视与更为直露的残忍。如果说顾城直接毁灭的是两位中国女性的活路与人格,《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制造者阄割、凌辱和出卖的则是全体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女性,在这白人与强权当道的世界上自尊自强、辗转抗争的人生。无论张大导演及其追随者变幻出怎样的“说法”,攫取怎样的“成功”,其损不足而补有余的“大手笔”《大红灯笼高高挂》,在一切真正的中国人心目中,都会有压不下、抹不掉的历史公论。   人们常说时势造英雄;这也就是说,“时代英雄”的内核正说明时代本身特质。当仿在西方世界大走红的中国文化鸨儿与“鸨儿文化”,也许正是最无情地揭示出这个世界和它的宠儿们唯利是图与弱肉强食的根本。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求生存、求发展;文琪,我们不得不做的,是告别轻信,告别软弱,告别幻想,告别畏惧,睁大了眼睛去正视这个世界的真实面目,正视中国人的全体在这个“世界村”具备受歧视与阄割的历史处境,正视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并且将继续发生的血腥的现实,从这现实中踏出一条炎黄子孙自立于民族之林的真正生路。                想念你的朋友                     丹 阳                一九九五年元旦清晨 -----   注:这位英国汉学家John Minford,是西方汉学界的知名人物。一九八七年,他想在新西兰建立一个现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心,自己任中心主任,极需中国方面的名流为他在西方筹资作押,顾城便是这筹码之一。但当资金未能到手之后,Minford便将顾城抛在一边,自己离开了新西兰。身无分文、上天入地都无门的顾城、谢烨,自此开始走向毁灭。参见 The Independence,一九九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刊登的署名文章,作者Michael Fathers。 (转载《中流》1995年第5期) ~~~~~~~~~~~~~~~~~~~~~~~~~~~~~~~~~              通信(之一)               闻迪 Q.Y.兄:   你对中国理论界的分析很中肯。共产党掌权四十年了,宣传工具都在党的领导下,为什么一遇风吹草动就常常自乱阵脚?将来让人家办起批评和反对共产党的报纸来,更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东欧那些国家,一阵风就给人家吹倒了。我们要想不被吹倒,的确是要早做准备。而理论准备又是当前最紧迫的。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宏大的思想体系,它不是自发的工人运动所能产生的。更何况,在今天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已经不足以说明一些新现象,迫切地需要进一步发展。常常见到一些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缺乏研究,却放心大胆地在那里指导工作。这种人往往感到很自信,其依据大概是以为正在执行上面的精神,这样的人,套用陈云同志的话,就称是只唯上吧。还有另外一种人,因为读了几本西方的书,就飘飘然象个高等华人一样,并用它来吓唬那些没有见过这种世面的同胞。这种人就称是只唯书吧。这些可以称之为新八股、新教条,没有多少独立思考、科学精神。中国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很多,社科院还有专门的马列所,可惜让苏绍智那样的人去当所长,能弄出什么东西来。这种只唯上,只唯书的状况不改变,人再多,也没什么用。   培养造就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建立一个有份量的理论队伍,这件事要象当年搞原子弹一样有紧迫感,这是一种战略上的准备。要想方设法找到一些精兵强将,逐步形成一个有学术水平的、生动活泼的、富有创造精神的理论核心。要争取在留过洋的人中找到一些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这种人虽然少,但的确有的,问题是通过什么途径把这些寻找出来。你信中提到了这一点,它也许是关键的一环。经过西方文化的浸染,仍然能坚持社会主义的理念,这和崇洋蔑已或食洋不化的人,适成鲜明对比。我不知道现在国内有多大一个比例的人仍然拥护党中央,在留学人员中,这个比例是相当小的,即使是在留学的党员中也是这样。很多人对社会主义已经丧失信心,对共产党更是持怀疑态度。这是一种信心的崩溃,一种思想混乱。六·四只是各种潜藏着的矛盾的集中暴发。大家都知道,一个阶级如果不能从政治上正确地处理问题,最终也很难完成它所担负的生产任务,大家都知道邓小平为领导的党中央是要实事求是的,可惜,光有良好的愿望不等于你已经能够从政治上正确的处理问题,不等于已经知道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事”究竟是什么。我上次的信中之所以特别强调理论建设的重要,也是为了克服一种已经存在多年的倾向,以为在九十年代只要能把经济搞上去,中国就不会出大乱子。实干家们常常想当然地简化了社会矛盾,以为清谈只能误国,实干才能兴邦。毛泽东说过,“实事求是,不尚空谈。”这是要通过研究具体的问题以求达到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这种认识不是仅仅啃书本或凭空能就产生的。他后来写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认为人的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人头脑里固有的,而是从实际中产生的。他所希望的是达到某种较高、较正确的认识,因为感性只能触及现象,只有理性才能揭示实质。理论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任何实干都是在某种思想的指导之下,而且因为只有在较为正确的理论指导之下,才能使实干不致迷失方向。改革、开放都有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问题,没有理论水平他就看不出这个问题。其实,在我看来,毛泽东主席的那一段话已经需要补充一点东西,那句话的内容,英国的经验主义学派的哲学家比如洛克,已经反复表达了。在物理学家又是科学家的爱因斯坦看来,思想不仅仅来源于经验,它同时又是人的头脑的一种创造。在人的认识与所谓的客观规律之间,存在着几乎不能完全跨越的鸿沟,因为人的认识处在不断的发展之中,永远没有穷尽客观规律的时候。   爱因斯坦没有停留在牛顿的理论水平上,牛顿力学被相对论力学替代,牛顿的引力论又被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所替代。而他自己并不认为相对论已经不可超越,时时希望有更好的理论来代替它。这些是我的研究对象,很有意思的。科学理论的发展与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你关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途径的想法是很自然的。第一步当然是要弄通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必要的准备。就好比不懂牛顿的理论就不能来谈论相对论一样。常常见到许多人在那里评论毛,但连毛的书都没有认真看过,这样做缺乏基本的科学研究的态度,不过是一种情绪的渲泻。第二步,要研究国内外的实际问题各种已经存在的有关理论。第三步才有可能在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上总结出新的东西。严格地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体系并没有过时,只是需要完善和发展。不是象相对论代替牛顿的理论那样,用一个新的理论来代替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新的水平上。这听起来是在说大话,可是却非要有人去做不可。你在信中提到苏联和中国都犯过“左”的错误,除此之外,也都犯过右的错误。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来说,目前的情况有点类似于遵义会议以前的状况。那时候,“左”的和右的错误都出现过,幸而在遵义会议确定了毛的领导,又在延安时期正确地总结了这些经验,在理论上使中共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使党达到空前的团结。邓小平说了句非常公道的话,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不一定能胜利,至少不能很快就胜利。目前的中国,也是各种错误都已出现过,但还没有达到遵义会议后的那种情况:众望所归的领袖和在新的理论水平上的空前团结。我们或许可以说: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不仅取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论上的成熟程度,同时也取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产生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杰出领袖。前者比后者更重要一些,但要在社会主义已经逐步制度化以后。至于目前,后者也非常重要。我们只要看看戈尔巴乔夫的所作所为就清楚了。对于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运动来说,他已经是一个败家子,只是究竟要把家败到什么程度上一时还看不清。一个杰出的领袖,就好比一个高明的棋手,无论前面的棋出了多少漏洞,总能找到制胜之道。一个妄自尊大的庸才,就好比一个臭棋篓子,无论前面的棋布得多好,他都会给你葬送掉了。因此之故,我是衷心希望江总书记能够成为有所建树的党的领袖。这十年是太重要了,只有共产党在新的理论水平上达到空前的团结,社会主义才不会没有希望。在党的核心领导层中,不仅应该有实干家,而且应该有具有高度马列主义修养的理论家。国内有些搞理论的人,其实也只能算好唯上、唯书的“实干家”。科学精神是一种分析、批判的精神,不是盲从,即奴隶主义或教条主义。这里我想起一件事,宋振庭先生在世时,也喜欢随声附和,不时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以为“实事求是”的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我曾给他提了三个问题,他一个也答不上来,那些问题都是很基本的,是理论必须作出回答的。他的长处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他没有能力来回答,如果他是一个好的理论家,就应该组织党校的人去研究。如果那样,党校的理论研究也许会先走一步,或许六·四以前的思想混乱状况也会有所减弱吧。这是八十年代初期的事。等到我出国来一看,中国的社会中正在酝酿一场动乱已经越来越清楚了。象费正清这样的美国人都看出来了。可惜,共产党内的许多领导人竟然麻木不仁,似乎根本不会有这回事。你说这事怪不怪。社会主义航船已经在某个地方失去了平衡,船长先生不知道在干什么,这就是六·四以前,党的领导的状况。六·四是背水一战,虽然把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潮流暂时挡住了,但国家因此而失去了许多东西。有的人只看见钱,以为六·四时经济的影响不大。钱是小事,人才是大事。在国外的留学生中,我们几乎输了个精光。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从此被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反共、反社会主义的组织也借机组织起来。何新的文章中显然低估了这些反共书生的能量,因为这只是若干股反共、反社会主义势力的一部分,如果他们与党内的非马克思主义者结合起来,甚至与党内的实干家联合起来,到那时东欧出现过的现象就会重演了。我们究竟有什么办法和力量来防止这种由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蜕化呢?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呀!   我在上封信里顺便提到一些有关理论建设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到意识形态、经济、政治、党建、哲学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方面。我们都知道不仅改革十年、建国四十年来,甚至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在地球上起,在怎样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怎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怎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等方面一直存在许多问题,许多争论。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它说明社会主义这种崭新的制度还很不成熟。但从政治上来看,其中潜藏着巨大的危险,比如说,如果大家都象赵紫阳那样认为社会主义是什么根本说不清楚,那样就非乱套不可。一方面,社会主义是什么,的确不能完全说清楚,因为它正处于发展之中;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是什么又是大致清楚的,因为它已经出现在地球上了嘛。如果说,我们自己说不清楚,国外的资本主义势力却非常清楚,第二次大战时的那些巨头钱伯林、希特勒、邱吉尔、罗斯福没有一个不清楚,现在美国参众两院的议员先生中也几乎没有一个不清楚。他们是把社会主义当成敌人来看待的,许多人真是做到了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无时无刻不在梦想消灭这种制度。美国CNN驻京记者Mike Chinoy,前驻中国大使Winston Lord,都是这样的人。他们仇视社会主义制度,无时无刻不希望它垮台。他们现在的确有理由感到高兴,东欧已经得手,在中国也看到了曙光。所以美国和台湾都会出钱把这一批“民运精英”同时也可能是丧家的走狗都养起来让他们办报、办杂志、搞研究。这股势力在美国还占着上风。那怕从最消极的角度上来说,仅仅是为了对付这样一批主张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的文人,我们也到了该未雨绸缪的时候了。   你要我谈谈对上面那些问题的看法,这封信又写得有些太长,我只能信笔写来,有些看法你不必赞成,因为社会科学有一个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地方,那就是它永不能达到自然科学那样高度的统一认识,社会现象毕竟是太复杂了。   关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我强烈地感觉到这方面存在着非常严峻的形势。让我们先看两个例子,第一个是苏联和东欧。究竟是什么东西打倒了东欧的共产党和正在围绕着苏联共产党呢?何新的文章中也提到这个问题,他把思想、政治、经济并列地提出,其实这样说太笼统。关键之点在于思想意识形态被西方同时也被自己所攻破。这方面的混乱使苏共没有明确的奋斗目标,各种各样社会矛盾也就无法正确处理,从而造成严重的政治问题,国家陷入动荡之中,经济自然不能发展。苏联人在赫鲁晓夫的时代就大谈改革,可是一直没有人提出比较成熟的理论。苏联人在28—78的五十年中所取得的经济成就,比西欧强得多。可是如果自己都不正大光明地肯定这一点,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共产党的根基就被自己挖掉了。苏联如此,由苏联扶植的东欧免不了被风吹,东欧的共产党也吃了戈的亏。第二个例子就是我们中国,改革十年在某些方面成绩不小但同时也在思想意识形态方面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混乱。从全面否定文化革命,发展到否定四十年的成就,一直到整个地否定共产党,甚至于到不分青红皂白地咒骂五千年中国文化。如果说文革之中有一种“左”的极端,改革的十年中很快形成了右的极端,这不能不令人悲哀。它说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建立起来的,或者说,旧的意识形态即使是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取了政权以后,还会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这一点列宁说过,而只有毛泽东把问题提得最清楚。我们当然应该弘扬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即便是这些古代的优秀文化也仍然不是社会主义的。那么,什么才是社会主义的文化,怎样才能发展这样的文化,就不能不说是无产阶级在取得权力后的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如果象这些年那样,培养出来的最有才干的学生,大多对社会主义持反对或怀疑的态度,社会主义迟早会夭折。这里涉及到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基本估计,比如说社会主义社会还存不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如果存在,又在哪些方面表现出来了,社会主义社会有哪些优越性,文学艺术应不应该去表现这样的优越性?如果大家都沉醉在对社会主义的批判(往往是非常感情冲动地)之中、埋怨之中,哪一部分力量能够把社会主义的大厦撑起来?很明显,文革中的大量错误必须要纠正,过“左”的政策需要调整,这是件很困难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小平同志的一些想法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在纠正“左”的错误时,必须恰如其份。举过例子,当年纠正王明的“左”倾就作得恰如其份,因为肯定了在反对国民党这一点上,大家是致的。这样的纠正,不会造成右倾思潮的泛滥。这些年,大家看到右倾思潮(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和反社会主义思潮(这是一种敌视社会主义的力量)都在不断发展,其原因之一,就是在纠正“左”的错误时,没有在理论上作出正确的总结。甚至把一些本来很有道理的东西,比如说大庆精神、学习雷锋、焦裕录等等都冲掉了。有的批判非常缺乏理论深度,有时弄得人啼笑皆非。这里也举个例子:“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据说这是小平同志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它的反命题:“贫穷是社会主义”,究竟是谁主张的?要知道,硬把愚蠢的观点加到论敌的头上去批判,这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应持的态度。这都不过是态度问题,也许因为仇恨四人帮,加上了阶级感情。问题在于这两个命题都太平庸,在贫穷与社会主义之间没有密切的关系。相比之下,如果说社会主义是从哪样的社会中先产生出来的话,它的确是从贫穷的社会中先产生出来,而不是象马克思早先预见的那样从资本主义较发达的地方先生产出来。这就是说,现有的社会主义社会当它产生时一定是贫穷的。我们国家现在还很穷,它是不是在搞社会主义呢?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现在是相当稳定,即便是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也难以震撼其根基。除了资本已经是一个极其庞大的数字,它支撑着资本主义的大厦之外,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已经有了一个相当稳固的、代表上层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报章杂志、电影电视、各式各样的宣传机器都在宣传和巩固这样的意识形态。即使出身在穷人的家庭里,也只想着将来时来运转,有机会发大财。我们常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虽然美国社会里有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但能独立思考的并不多。眼下正在进行的海湾战争,在美国也激起了爱国好战的狂热。反战的力量到处也有一些,其出发点也是为着追求美国的利益。很少有人用平等的眼光来看待阿拉伯人。过去说,有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个东西并没有停止。随信寄来一则好莱坞的消息,明年秋天,北京人就可以在美日合资的剧院里看美国的电影,为什么要引进这样的东西,将来怎样去管理它,这些都是问题。   还有件重要的事是怎样估价中国的知识分子。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个部份不是不可以,苏联在三十年代就宣布消灭了阶级。可是宣布是一回事,实际的思想状况是另一回事。在美国知识分子有许多是白领工人。所谓的中产阶级,他们大多是拥护资本主义的。甚至可以说,资本主义因为产生了一个较大的中产阶级而相对地稳定下来。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如果处理不好,知识分子就会有强烈的反社会主义倾向。知识分子中的姣姣者就更容易这样,因为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更容易获取实利。比如范曾,到了西方金钱滚滚而来,特殊的生活方式就有了保证。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儒学的传统中也有类似的东西,比如先天下之忧而忧。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有着社会主义的肥沃土壤,不仅儒学可供利用,宗教也是可供利用的。社会主义决不是不看重人的价值,恰恰相反,它通过对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道德规范的追求来提升人的价值。回想五十年代,海外华人回归祖国,不正是受到这样的启示么。如果能建立一套新的行为规范、生活方式,它既是道德的又是丰富多彩的,就能重新征服年轻人的心,唤起他们对理想的追求。我赞成江泽民的看法,对知识分子的状况要做具体分析。要想方设法把正气树立起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需要解说阐述,它的确可以不断改善。   关于经济,我上次提到已经有两种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我们搞改革是从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逐步转向更多的市场调节,但不是转向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用这样的观点来看问题大有好处。第一,即使是第一种模式也不是完全行不通的,苏联人在三十年代所创造的记录,至今没有打破。有人认为那是专制独裁的结果,如果“专制”真有那样的作用的话,那就不断地加强“专制”好了。每一种制度都有其优缺点,总要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不断地调整,包括资本主义也是这样做的。这一点,就是你所说的,对社会主义不能完全否定,它是有功劳的。现在的问题是对这一点肯定不够,以为转到市场经济上去,问题就解决了。我们将来会看到,东欧的国家搞市场经济,可能多数不会很成功。第二,站在第一种模式上的人,容易对站在第二种模式上的人进行批判,处理不好就是一种“左”的错误。第三,赞成第二种模式的人容易垮大第一种模式的弱点,处理不好,也会导致右倾的错误。第四,这两种模式之间相容的东西甚多,可以通过改革来逐步调整。第五,因此,不论是赞成哪一种经济模式,都应该在政治上团结起来,这样的团结能够给经济制度的改革带来巨大利益。其实,社会主义决不是没有市场,资本主义经济也决不是没有计划。大家都想在计划与市场之间找到某个平衡点或最佳范围。   还有一个问题也很重要,就是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改革以前的经济发展成就。现在报上的许多文章,为了为改革唱颂歌,把过去的成就就说得一钱不值。这样的东西听多了,就会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搞不下去了,才只好搞改革。而改革又是什么呢?打资本主义的鸡血。西方也就来趁机起哄,说社会主义行不通,只有搞市场经济才有希望。这样就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主动调整,说成是被动的变革。对于过去的一些决策,例如三线建设,也应有较为公平的评价。如果我们对过去的成绩肯定不够,对过去的一些决策中的合理因素肯定不够,我们这四十年,其中包括改革的十年就没有多少东西可以用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了。即使是在文革期间经济的发展也不是没有成绩的。如果电、油、煤、钢能够以那时的速度发展,其结果将如下表所示。    1965  1978  发展速度       1991 电   676  2566  3.8倍       9750(亿度) 石油 1131 10405  9.2倍 能源合计 煤  2.32  6.18  2.7倍 3.08倍   22(亿吨) 钢  1223  3178  2.6倍       8263(万吨)   就是说,没有一个指标能达到1965—1978年间的发展速度,因为按照那个速度,今年末,我们将会有9750亿度电,22亿吨煤和油,8千多万吨钢。即使我们今年达到8000万吨钢,也只不过达到苏联1963年的水平。如果93年达到这个指标,说明中苏之间还有三十年的差距,这是指钢产量。而这个差距在五十年代中期还略小于30年。这就是说,苏联人在打了一次大仗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比中国人略好的钢铁发展速度。我们在今年末,大概只能达到不足7000亿度电,不足15亿吨煤和油,将近7000万吨钢。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几项指标仍然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参数。改革以来,我们的经济上了一个台阶,但这个台阶是在1978年的基础之上,这个台阶就上述四大指标来说略低于65—78的那个台阶。为什么现在许多人不相信社会主义制度还有优越性,其中包括许多中、老知识分子,因为他们看不见65—78的那个台阶,误以为那些年间,经济是停滞不前的。不仅许多中国人不知道这一点,外国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是盲目的。1987年,我在普林斯顿,有一次遇到鄢至庄,专门研究经济的。一个美国教授不久前把鄢的一篇文章送给我看,我因此知道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依然估计不够。所以,我问他有关经济发展的数字,他所估计的与实际情况相去太多。我告诉他,他的估计是不正确的。他后来似乎注意到了这一点。中国经济有一股内在的动力,即使是在文革那种注意力集中在政治问题上的时候,她也仍然取得了非常可观的经济增长速度,更何况,我们集中精力来搞经济建设的时候。   对于三线建设,是把它看成一个重大的决策错误好呢?还是充分看到当年决策时的那些理由为好?我在军工单位干了十余年,个人一直不主张发展太大的军工,可我并不认为三线建设是个重大的决策错误。三线建设确有它的理由,也不是完全没有经济效益。回到六十年代初,不仅美国违追堵击,苏联人落井下石,老蒋也在台湾蠢蠢欲动。当时的战略思想是要打破美、苏的包围。三线建设,原子弹、氢弹爆炸、卫星上天、洲际导弹,这些都是打破包围的实力。甚至包括对非洲的援助。不然,中国怎么能顺利进入联合国,不入联合国,不和美国建交,现在的许多事情又怎么办得成。所以,何新文章中关于在六十年代就搞开拓出国,使四小龙失去机会之说,虽然不无道理,却是一厢情愿之说,而且与他自己前面的立论相矛盾。如果在六十年代就会大量引进外资,即使这是可能的,我们自己也要认真考虑。社会主义需要时间来发展,而西方的投资或贷款往往带有附加条件。在六十年代,那就是不准帮助越南人;在五十年代不准帮助朝鲜人。从社会主义的大战略来考虑,我们帮助了朝鲜人和越南人并没有吃亏。如若不然,美国的势力进攻到国门前,那又是另外一种态势了。我赞成“打进来、赶出去、请进来”这个看法,可能是冯友兰先生说的。中国人与外国人发生关系,要有自己的尊严,为了这个尊严不付出代价是不可能的。时下的外交,因为怕美国人不给最惠国待遇,总有跟在美国屁股后面转,当人家的尾巴之嫌。真是来到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六·四以后,美国人天天骂中国。伊拉克侵入科威特,美国人忙自己的事,顾不过来。海湾危机,我们的宣传跟着美国人;很少有创见。我们在这里看到,美国人所称的伊拉克侵略,是和中国人侵入西藏,俄国人侵入波罗的海三国一样的东西。就历史上看科威特不归属伊拉克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和美国人一个看法。我们即使一棒打伊拉克,还可一棒打美国,揭露它以下两点:第一,海湾危机与美国人的双重标准有关;第二,美国人发动战争是为了确保石油供应。美国人说,他们的战争是解放科威特的正义战争,它连许多美国人都不相信。反战的人举着牌子,不愿意为石油流血。现在连苏联的新外长都说联合国的678号决议并没有授权美国轰炸伊拉克,就是没看到中国政府有所批评。如果战争象布什总统所预期那样进行,他就真的左右逢原,登峰造极了。美国人养的狗又该旺旺叫了。在这里的电视上看到,伊拉克的外交官比我们的要高一个数量级。我们的外交官都好象老实听话的学生干部,只会执行上面的指示。这个时候,人们才会感叹象周恩来那样的人才是太少太少了。海湾危机是一个认识美国政府华而不实、盛气凌人的强权政治的好机会。转过来谈中国的开放,引进外资,人家有条件。当年的马歇尔计划,美国人也有种种条件,斯大林拒绝了。所以,苏联人是在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几乎完全隔绝的条件下,率先实现了工业化。我们应该有个信心,苏联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能做到。我国现在的工业整体水平大约相当于苏联六十年代,人均水平只及四十年代。单就这一点,说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有很大的回旋余地,不论是改革、不改革,生产力都可能以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当然,早一点改革更主动。查一下统计资料,中国在包括大跃进和文革的二十年中,即57—77年间,工农业总值也翻了两番稍多。这样一看,心中会踏实许多,好多问题在于怎样去组织运作,并不全是制度本身造成的。这些年还有个问题,毛和周执行的是不是闭关自守的政策?前面已经提到,由于美国、苏联的包围,即使闭关,主要责任在另一方。我们在五十年代对苏开放,从来也向第三世界开放,即使在文革期间,广交会也如期举行,外贸从65年的140亿到78年的5200亿增加五倍。细算起来,还是以不给自己扣上闭关自守的帽子为好。胡绳在《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实际上部份回答了这个问题。改革、开放的政策,自然应该肯定。但是,没有必要以对过去的过份否定为代价。清算过去犯的“左”的错误,也不能不加分析地把这些错误都归结到制度上去。而且,改革、开放的本身也需要加以说明。在我看来,树青校长也有这样的认识,对于改革有两种不同的观点,绝不能混为一谈。   我在文章中提到要珍惜历史的机会。自北伐以来,真正重要的机会有两次。一次是中山先生病逝,国共失去了合作的机会。蒋介石讨共产党,给日本人打进中国创造了条件。如若不然,在中山先生的领导下,中国有可能赢得二十来年时间。第二次,就是抗战以后的内战。那时候,日本正是美国的敌人。如果中国稳定,国共合作,那么,美国在远东的盟邦就是中国。日本人的机会就逊色多了。即使是如此,日本人仍然会强大起来,因为他们的基础毕竟好得多。如果我们记住,日本人在38年就已经达到人均100公斤钢的水平,而我们最快也要到2000年时才能达到,那就不会产生各种浮躁浪漫的幻想。即使中国有幸产生最杰出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和各种长于当家理财的人,都决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这个巨大的人均差距拉下来。我们非常需要艰韧不拔、持之以恒的耐心和毅力。现在中央重申要发扬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独立自主的精神,这很明智。由于我们搞了社会主义,美国—这个自由世界的中坚,国际反共警察的司令部,是决不可能与我们完全和解的。建国以来的许多困难正来源于此。只有我们的拳头大了,才能赢得他们的尊重。建国以来,我们蒙受的最大损失在于59年和苏联人闹翻了。赫鲁晓夫当然要负主要责任。可是,当时如果能委曲求全,渡过难关,也未尝不是一种抉择。历史的因果联系是曲折的,现在该转过来谈点政治了。   在我看来,正确地处理政治问题比处理经济问题更重要。要想使国家能用稳定发展潮流去战胜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潮流,使人们都关注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其前提条件就是要在政治上妥当处理各种问题。一般来说,再好的经济政策,也不过只是在原来的经济增长率上再加上一、二、三个百分点。比如说,改革以来,一些政策收到了成效,又借了大量的外债,引进不少外资,其实际经济效果也就是保证二十年翻两番。而翻两番这个速度,自建国以来在工业方面从来都是保持着的。自然,当基数增大以后,在某个水平上翻起来会困难一些。可是不是在现在的水平上,现在的水平,正是经济有可能发展较快的时候。要是政治上没弄好,一下子就会裁大跟头。革命之所以发生,比如法国大革命,常常不是因为经济陷于崩溃之中,当时法国人的生活是欧洲最好的;而是因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脱节,许多社会问题不能妥当处理,各种矛盾突然激化而引发的。八十年代本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之一,可惜六·四也就发生在这个时候,真是教训深刻。   在现行政治制度的选择问题上,邓小平、江泽民都有明确的看法,不搞反对党制,也就是不选择西方现行的政治体制。问题在于怎样对现行的政治体制作出改革,使多数人能感到这种制度并不比西方的制度差。这一点就要请那些了解西方民主运作的人来写文章。西方的民主运作并不是效率最高,也不是真正民主的,它的假民主的虚伪、各种弱点,连西方有识之士也忧虑再三。但我们的制度弱点也很多,群众意见不少,怎样能把那些可贵的意见集中起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新制度,仍然有待于探索。社会主义一定要制度化、法律化。使遵守者受益,违背者受罚。   台湾方面的口号有“均富”、“自由”、“多元”等等。我们也要有自己的口号来写在社会的旗帜上。“均富”是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最有可能实现。“自由”实际上是由社会条件决定的,不是资本主义的,便是社会主义的,这是第一,第二,各种社会的自由又都是发展的,它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多元”是最值得分析的一个口号。我个人的看法是用一元多样化来代替这个虚假的“多元化”,我们的经济是一元多样化的,即以公有制为主体,其他经济成份并存。政治上则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多党合作,现在还不能允许有赞成资本主义的反对党。思想上,则希望能逐步扩展社会主义的思想阵地,在这里社会主义思想只要不被挤掉就不错了,但支持什么,反对什么,宽容什么则是可以说清楚的。   社会主义的确有一个怎样由集中走向民主的过程。无论是谁,都不应该幻想社会主义一产生就是充分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理想也是只有通过所谓灌输,才能被广大群众所接受。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崇拜自发性,这正是列宁高于那些社会民主党人的地方。现在,戈尔巴乔夫提出要搞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颇有否定科学社会主义之嫌。我还没有机会来看他的东西,光从口号上已经有问题了。科学社会主义本身就是民主的和人道的,如果社会主义是诞生于投票,那样的社会主义还从来没有产生过。另一方面,社会主义又需要向民主、也许应该叫直接民主,即投票来决定问题的方向发展。这正是现代资产阶级民主迷惑人的地方,也的确反映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强大。党内是要充分发扬民主才好。中国怎样进一步发展民主是一个大课题。   这封信写得太长,我要在这里打住了。许多问题,以后有机会再交换意见好了。   无论从那个层面来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资本主义都已经是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资本主义还没有开花,马克思就已经预见到他的死亡。这正是马克思伟大的地方。他的思想也不是空想,社会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的对立面已经出现在地球上。可是,从社会主义呱呱坠地的一天起,它就不得不面对比它更强大的敌人。目前,社会主义仍然很不成熟,但也不是没有希望。创造和发展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这是无比光荣和高尚的事业。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分析它所面临的危险,这是不可以须臾忘怀的重大课题。东欧国家易帜,迫使人们认识到:“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些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被说成是人为制造的幽灵。二流的马克思主义者无情地嘲笑一流的马克思主义者。当这个幽灵有朝一日被呼唤出来的时候,二流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被潮流席卷而去。东欧已经去了,苏联也正处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及时地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正确处理各种矛盾,又有什么人能担保这个历史漩涡不会把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吸进去。大江东去,历史无情,继往开来的机会是需要牢牢把握的啊!                     闻迪                    一九九一年一月 ≈≈≈≈≈≈≈≈≈≈≈≈≈≈≈≈≈≈≈≈≈≈≈≈≈≈≈≈≈≈≈≈≈≈≈ 下转文件zs9601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