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中 國 與 世 界         ※   ※                           ※   ※         一九九六年 第一期         ※   ※         (zs9601b)         ※   ※                           ※   ※※※※※※※※※※※※※※※※※※※※※※※※※※※※※ 上接文件zs9601a ≒≒≒≒≒≒≒≒≒≒≒≒≒≒≒≒≒≒≒≒≒≒≒≒≒≒≒≒≒≒≒≒≒≒≒ 【百家爭鳴】          新中國政權為什么能夠穩固﹖      --亦論知識分子與中共﹐評曹長青先生奇文               司養眼   共產黨政權在蘇東解體後﹐許多西方文人政客以為共產主義已經破產﹐中共的命運也不會久長。他們企盼新中國也步蘇東後塵﹐來一個天翻地覆。可中國的形勢似乎正朝相反的方向發展。他們失望之余﹐便想罵街。如民運人士之罵“中國農民像狗一樣﹐共產黨給了他們一塊骨頭﹐(指土改分給農民土地)便讓他們感恩戴德﹐念念不忘”。還有人如曹長青先生﹐則罵中國知識分子不爭氣﹐不如蘇東的知識分子優秀。“像清朝末年的那些‘寧可不要腦袋﹐也要辮子’的儒生一樣﹐愚頑不可救藥。”(《世界週刊》十二月三日曹長青文)。然而罵街並罵不倒中共﹐也弄不明白新中國政權為什么能夠持久。要弄清這個問題﹐需要從歷史的角度﹐認認真真地分析。像曹先生那樣罵一通街﹐是自欺欺人﹐無濟于事的。     ◇“馬克思主義是罪惡之源”之說不能服人   一種理論﹐一種哲學觀點﹐只有與人們的生活經歷相吻合﹐才會被人們所接受﹐才會有力量。曹先生說“馬克思主義是罪惡之源”與歷史不符﹐是不能被了解歷史真相的人所接受的。曹先生不會不知道馬克思主義只有一百五十多年的歷史而已﹐也不會單純到以為馬克思主義產生前的世界是理想國和桃花園。原始積累時期的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瘋狂地奴役和壓榨工人﹐包括童工﹐許多工人過著牛馬不如的生活。許多有良知的文人學者﹐為當時的社會不平、不公大聲疾呼。英國作家迪更斯是文學家中的代表。馬克思從經濟學的角度﹐揭示了資本家剝削工人的本質﹐指出了資本是各種社會不平之根源。因為馬克思的學說正確反映了廣大受剝削者的生活經歷﹐而被廣大受剝削者所接受﹐成為強大的﹐被資本家痛恨的馬克思主義﹔成為向舊世界挑戰的力量。   其實﹐首先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多是知識分子。在歐洲、在俄國、在中國都是一樣。知識分子﹐特別是中國的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有其共性。他們富有理想色彩﹐懮國懮民﹐好鳴不平。他們接受馬克思主義﹐因為它代表了他們所嚮往的理想﹕一個沒有壓迫、沒有剝削、沒有罪惡的理想國。馬克思主義之有威力﹐正在于它所代表的這個理想。為了這個理想﹐許多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犧牲了他們的生命﹐如李大釗﹐瞿秋白等。中共在長征途中﹐歷盡絕境﹐能化險為夷﹐擺脫石達開的命運﹐恐怕也是靠了這種理想的力量。當然﹐馬克思主義代表的是一種理想﹐並非現實。這種理想能否實現﹐取決于許多因素﹐也需要很長的歷史階段。社會主義國家中存在著一些問題﹐遭受一點挫折﹐並非馬克思主義本身的問題。說馬克思主義是罪惡之源”﹐只能是自欺欺人﹐不能被了解歷史的中國和世界大多數知識分子所接受。   實際上正是馬克思主義喚醒了千百萬受壓迫者。他們組織了工會﹐成立了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為武器﹐向資本家進行鬥爭﹐迫使資本家提高工人工資﹐改善工作條件。在組織起來的工人面前﹐資本家便不敢為所欲為。馬克思主義的存在﹐改變了世界政治格局﹐對整個世界的政治經濟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存在﹐迫使資本主義不斷改善工人的生活條件。歐美等許多國家所實行的福利制度﹐都跟馬克思主義的存在有著直接的關係。改革開放前的中國雖不富裕﹐卻為其工人提供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和就業保險。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生活和政治地位與解放前相比﹐有天壤之別。說馬克思主義是“罪惡之源”中國工人是要打嘴巴的。     ◇亦談“共產主義是暴力加謊言”   曹長青先生講“共產主義是暴力加謊言”﹐也與中國人的歷史經歷不符﹐不能服人。早年在中國傳播馬列的人﹐如李大釗與陳獨秀等人﹐都是手無寸鐵的文弱書生。他們並不相信暴力。在一次又一次地被當權者殺戮後﹐才認識到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美國政客曾譏諷毛澤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說法。他們哪裡知道這是千百萬中國進步人士的鮮血換來的教訓。蔣介石國民黨與共產主義並不沾邊﹐他們的暴力卻是“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走一個”。在國民黨幾十年的白色恐怖之下﹐有多少共產黨嫌疑犯被殺﹐當中該有多少冤假錯案﹗許多西方文人樂道于共產黨在鎮反時殺了多少反革命﹐卻沒見有人提國民黨還鄉團殺了多少進步人士﹗也沒有人譴責國民黨還鄉團殺人手段之殘忍﹗地主老財與共產主義並不沾邊﹐他們對待敢于起來與其抗爭的窮人﹐決不手下留情﹐都是斬草除根﹐連嬰兒都不放過。翻開中國各地的地方誌﹐那個被還鄉團光顧的村子沒有幾十口﹐甚至上百口人被活埋﹐被殺戮。手法之殘忍﹐世上少見。共產黨即使再善良﹐再溫和﹐也會有起碼的復仇心理。他們對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不打不殺的作法﹐說明共產黨非但不是暴力的化身﹐倒有點過于仁慈。   曹先生拿出王實味被殺來證明共產黨對待知識分子的殘忍。戴晴女士因為寫了王實味之死﹐而一舉成名﹐被西方捧為英雄﹐戴女士也頗以為得意。王實味固然是個悲劇﹐卻很難證明共產黨對知識分子的殘忍。事情發生在你死我活的戰爭年代﹐王實味被誤認為是異己分子。儘管如此﹐毛澤東一再指示王實味不能殺。後在行軍途中﹐行動不便﹐又恐其逃脫﹐被賀龍下令殺了。這只能說明賀龍是個粗人而已。蔣介石、戴立等的各種暗殺明殺和這相比﹐簡直不可同日而語。楊虎成將軍全家被斬草除根﹐李公仆、聞一多等著名學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殺死﹗不知道戴女士和曹先生是否也被人“洗腦”﹐對這些事都忘卻了。   斯大林在蘇聯枉殺了不少人﹐西方文人與政客稱他為paranoid。中共和毛澤東在1957年反右﹐犯擴大化的錯誤﹐被曹先生用作迫害知識分子的證明﹐斯大林、毛澤東不是神﹐都犯過錯誤﹐沒有必要為錯誤的作法開脫。但看待斯大林與毛澤東的錯誤﹐不能忘記當時的特定的歷史環境。斯大林當時面對的是西方十七國的軍事干涉﹐其中包括美國。在國內﹐白俄貴族四處暴動﹐這都是明處的敵人。在暗處﹐特務分子大搞暗殺和破壞﹐蘇共領導人連遭殺害。處在這種四麵包圍的境地﹐斯大林能不paranoid嗎﹖他若不paranoid倒是怪事了﹐豈不成了神明瞭﹗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本土面臨的威脅微乎其微﹐但美國政府仍把日裔美國人統統圈起來﹐關進集中營。與斯大林相比﹐美國政府是不是也paranoid呢﹖中共的反右傷了不少好人。但中共當時處境艱難。美國沿中國邊境設立了一個個軍事基地﹐並扶持在台灣的蔣政府。蔣介石依仗美援﹐叫囂要反攻大陸﹐並不斷派遣特務﹐進行破壞﹐在這樣的國際環境中﹐中共能不神經過敏﹐犯擴大化的錯誤嗎﹖但與國民黨在台灣搞的白色恐怖相比﹐也只能是小巫見大巫。共產黨打右傾只打那些站出來提意見的﹐大多數只被降級或開除公職而已。國民黨的白色恐怖則是只要拿了紅皮書籍﹐就有通匪嫌疑﹐要被投到牢裡去的。     ◇蘇東解體﹐中國之鑒   曹先生認為蘇東共產黨解體﹐是因為蘇東知識分子優秀﹐看破了“共產主義”的謊言的緣故。這種結論未免有些武斷。真理與謊言都是相對而言。一些人的謊言則可能是另一些人的真理。要看具體情況。共產主義對少數剝削者確是“暴力”﹐但未必是謊言﹐因為共產黨並不掩飾要對剝削階級“專政”的主張。對廣大工農來說﹐則更非謊言了。中共執政後﹐中國工人的社會經濟地位﹐空前提高﹐成為國家的主人。有人說這是“天大的謊言”﹐因為工人從來就沒有作過主﹐這未免有點迂腐。要求每個工人都成為廠長和老闆是不可能的。但工廠沒有了資本家﹐任何人都無權解僱工人﹐工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有了著落﹐可以參與企業的管理﹐給領導提意見﹐逢年過節廠領導得登門到工人家拜年問候。這不證明工人當家作主了又是什么﹖世界上還有任何別的國家的工人享有這樣的待遇沒有﹖曹先生講共產主義給人洗腦﹐剝奪人們的記憶與良知。事實正好相反﹐中共在中國持久﹐正因為中共過去一直教育人民不要忘記過去。新中國政權能夠穩固﹐正是因為中國工人沒有忘記過去。   中國農民的地位雖不如中國工人﹐但與解放前比也不知好了多少倍﹗解放前多少無地少地的農民﹐靠租種地主的土地活命。辛苦一年﹐打下的糧食﹐多半要交給地主﹐遇到荒年﹐則家破人亡﹐賣兒賣女﹐妻離子散﹐背井離鄉。許多西方文人政客把中國60年代初發生的飢荒看作是中共的罪惡﹐大肆宣染。然而﹐到中國農村去問問老農民﹐看有沒有人把60年代初的飢荒歸罪于共產黨頭上﹖60年代的天災人禍﹐加上蘇聯的逼債﹐確讓中國農民吃了許多苦﹐很多不該死的人死了﹐不該病的人病了。反共毀毛的人﹐總想夸大人禍的成份。以此來抹黑毛澤東和新中國。其實﹐這個孤立的例子是難以給一個領導人和一個社會制度下定論的。一家之主有理財不當的時侯﹐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有犯錯誤的時侯。一種社會制度的優劣要在很長一段時間才能表現出來。與資本主義社會中所發生的各種經濟危機相比﹐社會主義國家所遭受的一些經濟挫折﹐實在算不了什么。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一旦發生﹐就給社會帶來極大的破壞﹐給人民帶來很大的痛苦。但資本主義並沒有因為這些危機而滅亡﹐似乎也正在慢慢地進步。今天的所謂資本主義﹐已非昔日可比。曹先生有何理由斷然否定明天的社會主義制度不會比今天的社會主義制度更好呢﹖   這山看著那山高﹐到了那山把腳翹﹐似乎是人的一種共性。蘇東的垮臺跟這種心理恐怕不無關係。蘇東的幾個失意文人與政客﹐抓住社會主義制度中一些黑暗面﹐夸大宣染。在一段時間內是可以蒙蔽一些人的。這些被曹先生奉為“優秀知識分子”的失意文人與政客﹐實際上是一批目光短淺的人。他們沒有看到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主流﹐沒有看到社會主義制度正在逐步完善的這一事實﹐抓住一點﹐不及其余﹐誤導本國人民﹐起到了巨大的破壞作用。蘇東垮臺後﹐這些國家的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連歐美等國的文人政客都不得不承認。而很多蘇東的“精英”卻“棄船逃命”﹐跑到歐美等國尋找他們的“幸福”去了。這些人實在是歷史的罪人。   社會主義國家的一些人﹐長期享受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忘乎所以﹐把這些優越性看作是理所當然的事﹐並不知道珍惜。別人罵“鐵飯碗”﹐“大鍋飯”﹐他們也跟著罵。卻不知道這“鐵飯碗”﹐“大鍋飯”﹐是多么的重要與珍貴。從俄國與波蘭等國政治發展的情況來看﹐許多蘇東的民眾正在慢慢地體會他們的經驗教訓。   從這個意義上講﹐蘇東的垮臺並不是一件壞事。憑空講資本主義復辟﹐人們不關痛痒﹐難以體味其真正的含義。只有事情真正發生了﹐才會得到珍貴的親身經歷。中國工農看到蘇東的變化﹐是不會無動于衷的。他們已經看到了失去了社會主義制度對他們意味著什么。有了這種經驗﹐他們就不會輕意上一些失意政客和文人的當﹐受別人利用而成為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的工具。   中國的知識分子群中﹐雖出了幾個敗類﹐但其主流是優秀的﹐是有遠見的。其優秀之處正在于其把國家人民的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不斤斤計較于個人之得失﹐而致力于國家之富強﹐人民之幸福。其有遠見之處﹐正在于其既看到社會主義制度中尚存在的一些問題﹐又看到了社會主義制度最終必將克服這些問題﹐不斷完善的這個大方向。他們把精力用到了改進完善社會主義制度上﹐而不是自暴自棄上。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能夠持久﹐能夠不斷完善的原因之一就是因為有這樣一個優秀的知識分子群。 ≒≒≒≒≒≒≒≒≒≒≒≒≒≒≒≒≒≒≒≒≒≒≒≒≒≒≒≒≒≒≒≒≒≒≒ 【理論園地】       毛澤東的思想路線與經驗主義思想路線的對立                晨鐘   在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長期鬥爭中﹐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一條正確的思想路線。辯証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和唯物主義歷史觀﹐是這一路線的主要內容和基本思想。如果用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語言來表示﹐那就是毛澤東一貫倡導和堅持的實事求是的群眾路線。   中國共產黨74年來曲折的歷程告訴我們﹐堅持這條正確的思想路線﹐是黨在不同歷史時期得以制定和執行正確的政治路線的理論基礎﹐也是貫徹黨的組織路線(即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基礎。相反﹐凡是背離了這條思想路線的時期﹐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的制定和執行﹐就出現了“左”傾或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黨的民主集中制也遭到破壞。而每次對這些錯誤的糾正﹐如果不是開展了在思想路線上反對錯誤傾向的積極鬥爭﹐也是不可能的。   反對黨內錯誤傾向的基本經驗﹐是中國共產黨和國際工人運動在歷史上用鮮血和生命的代價換來的﹐是絕不應當忘記﹐更不允許隨意拋棄的。   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正確的思想路線的形成和發展﹐始終是在堅決反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這兩種傾向的鬥爭中進行的。而這兩種錯誤傾向在中共黨內的形成和蔓延﹐又是和黨內少數人或狹隘集團把自己的利益凌駕于人民利益之上﹐形成了具有“錯誤的政治綱領和組織形態的那種宗派”(毛澤東﹕《學習和時局》﹐《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894頁)分不開的。正如毛澤東曾指出的﹐“我們黨的發展和進步﹐是從同一切違反這個真理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作堅決鬥爭的過程中發展和進步起來的。教條主義脫離具體的實踐﹐經驗主義把局部經驗認為普遍真理﹐這兩種機會主義的思想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995頁)。   在反對黨內錯誤傾向的鬥爭中﹐毛澤東總是提醒全黨﹐在反對一種主要錯誤傾向時﹐要注意防止掩蓋著的另一種錯誤傾向﹔不要只提一項﹐放過另一項﹔更不要用一種傾向反對另一種傾向。   毛澤東為了領導全黨從思想根源上堅決糾正一度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佔據統治地位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曾發表了包括《實踐論》、《矛盾論》和《改造我們的學習》等哲學著作在內的一系列重要文章。我們看到﹐在這些著作中他同時一刻也未放松對經驗主義的批判。為了糾正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中“左”的錯誤﹐毛澤東提出了《關于讀書的建議》﹐又率先身體力行﹐號召全黨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幫”靠開教條主義的帽子工廠﹐掩蓋他們的幫派活動。毛澤東曾揭露他們﹐只批別人的經驗主義﹐不反自己的教條主義﹐也不反對他們長期拉幫結派的經驗主義。   毛澤東自己也犯過錯誤﹐包括在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中發生的影響面那樣大的錯誤。但毛澤東一貫在根本上堅持一條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因此﹐當這些錯誤給人民利益帶來的損害一經發現﹐正如歷史表明的﹐他總是主動承擔責任﹐努力予以糾正。今天﹐革命的中國人民之所以仍然滿懷深情地懷念他﹐懷念在他領導和培育下成長的中國共產黨人﹐歸結到一點﹐就是由于這條能夠集中人民的意志、依靠人民的創造精神、為人民謀利益的群眾路線。   改革開放時期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對于糾正“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在初期不能說沒有起過積極的作用。但是﹐上述以延安整風為代表的黨內正確進行思想鬥爭的基本經驗和歷史辯証法﹐並沒有象人們曾期望的那樣得到恢復和光大。對“四人幫”的批判結束了教條主義猖撅的局面﹐然而經驗主義和形而上學卻到處盛行起來。對一個極端、一種錯誤形式的糾正﹐導致另一個極端、另一種錯誤形式的偏離。主觀與客觀相分裂﹐理論與實際相脫離的狀況﹐不僅仍然存在﹐而且進一步惡化了。   究其思想根源﹐主要是因為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中﹐一是對毛澤東的實事求是論作了經驗主義的片面解釋﹐只反教條主義﹐不反經驗主義﹐信口開河地隨意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則被吹捧為“思想解放”﹔二是把實事求是與群眾路線割裂開來﹐不再把群眾路線作為貫穿黨的全部工作和各項政策的根本路線﹐千百萬人民群眾在毛澤東領導下成功地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成就和基本經驗﹐被人用一些暫時的局部失敗和狹隘的局部經驗極其輕率地否定了。   經驗主義者離開對中國和世界近現代歷史發展的系統研究﹐離開對社會發展規律之認識不斷深化的辯証過程﹐離開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對具體認識和實踐的指導作用﹐離開社會實踐-認識主體的存在及主體的社會性和階級性﹐用靜止的、孤立的、片面的觀點看待世界﹐把人的認識當作是對外部世界的機械的消極的直觀反映﹐把表象、假象、事物的外部聯係當作事物的本質﹐把片斷實踐當作檢驗真理的絕對標準。這就必然囿于割斷歷史、就事論事、盲目實踐的困境中。早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毛澤東就曾經批評過那些庸俗的事務主義者﹕“他們尊重經驗而看輕理論﹐因而不能通觀客觀過程的全體﹐缺乏明確的方針﹐沒有遠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見。這種人如果指導革命﹐就會引導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毛澤東﹕《實踐論》﹐《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268頁)。   在改革開放的新環境中﹐經驗主義給中共的思想建設帶來了更加嚴重的危害。他們用經驗主義反對教條主義﹐把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原則和基本理論連同教條主義的污水一齊潑了出去。例如﹐馬克思的剩余價值理論、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毛澤東關于建設社會主義和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的一系列基本理論﹐在中國官方的“當代新理論”中均被拋棄了。代之而起的是商品經濟中性論、世界經濟一體化中的互補論﹐以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中心論。經驗主義者在帝國主義的經濟和文化侵略面前完全喪失了革命的批判的戰鬥能力﹐不但被誘入了資產階級實用主義的泥坑﹐而且在這個泥坑中無可奈何地成了西方御用的現代化學派的思想俘虜。由于受到小資產階級自發勢力、資產階級思想、帝國主義文化和封建迷信思想的嚴重腐蝕﹐中國共產黨的戰鬥力遭到了大規模的嚴重破壞﹐以至在黨和人民的關係中出現了自中共建黨以來從未有過的嚴重對立的險峻局面。坦率地講﹐曾經在毛主席帶領下為社會主義艱苦創業的幾代人﹐對這種狀況是不滿意、不高興、不贊成的。   我們認為﹐面對這樣的局面﹐提出什么是中國共產黨的正確的思想路線的討論﹐開展一場無產階級思想與資產階級思想、修正主義思潮的大論戰﹐一次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重新教育運動﹐是十分必要的。   改革開放以來﹐實事求是成了中國報刊文章和講話報告的口頭禪。究竟毛澤東基于辯証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對“實事求是”所作的新闡述﹐與經驗主義對它片面、庸俗的解釋有什么不同呢﹖   毛澤東認為﹐“‘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的一切事物”﹐這個“一切事物”要求我們從經濟、政治、文化和軍事等方面﹐對週圍環境包括中國和世界的歷史及現狀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詳細地佔有材料(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759頁)。而不是象經驗主義那樣僅僅滿足于局部經驗的獲得﹐這種局部經驗只是得自于他們直接接觸到的歷史發展長途中的片斷構成或個別過程。毛澤東認為﹐“‘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係﹐即規律性”(同上)。而不是象經驗主義那樣把事物的外部聯係、表象以及空洞抽象的概念拼湊起來充作理論。毛澤東認為﹐“求”就是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從中引出中國革命固有的規律﹐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他因此又將實事求是的態度稱為“有的放矢的態度”﹐即用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這根“矢”去射中國革命這個“的”(同上)。而不是象經驗主義那樣“以眼見為實”﹐一切都要“摸著石頭過河”﹐否認已為前人、他人以及自己過去的實踐所證實的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對新的實踐和認識的指導作用。   兩種對立的實事求是觀之爭﹐說到底﹐是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在認識論上的分歧。   伴隨著機器大工業和現代無產階級的出現而誕生的馬克思主義﹐是人類認識史上的轉折點。馬克思主義克服了過去狹小的生產規模對人們眼界的限制﹐揭露了剝削階級的偏見對歷史的歪曲﹐“使人們能夠對社會歷史的發展作全面的歷史的了解﹐把對于社會的認識變成了科學”(毛澤東﹕《實踐論》﹐《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260頁)。馬克思主義認為生產活動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和認識發展的基本來源。基于物質利益關係的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火車頭﹐尤其給予人的認識以深刻的影響。因此﹐作為這些基本實踐和認識之主體的人民群眾﹐才是創造歷史的真正動力。馬克思主義指出﹐日益向著深度和廣度進軍的社會化大生產﹐是現代生產力的本性及其發展的總趨勢。這就決定了現代化生產力的承擔者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用適應于生產力性質的公有制取代資產階級的私人所有制。馬克思主義的任務就是要在社會主體的革命實踐中﹐攷察無產階級解放事業的性質和歷史條件。它的目的是使被壓迫階級自己起來掌握自己的命運﹐認識到什么是他們共同的基本利益﹐如何爭取和保衛這一利益﹐在推翻舊世界、創造新世界的鬥爭中﹐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把握住歷史的發展規律。   西方發達國家這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充分展開的地方﹐是馬克思主義的故鄉和發源地﹐而中國則是一個資本主義十分不發達的落後農業大國。只有把兩者實事求是地結合起來﹐馬克思主義才能在東方這塊古老的大地上煥發出新的朝氣蓬勃的生命力。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飽受帝國主義的欺凌。經歷了半個多世紀前仆後繼的英勇犧牲﹐先進的人們“才找到了馬克思主義這個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拿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和組織者。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毛澤東﹕《改造我們的學習》﹐《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754頁)毛澤東思想﹐就是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領導中國人民實事求是地分析和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問題的最主要的結晶。   至于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初期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出現的“左”傾錯誤﹐前者在經濟調整時期已經得到基本糾正﹐後者毛主席在世時也正在予以糾正。毛主席逝世後﹐進一步解決好遺留的問題﹐深入分析造成這些錯誤的歷史原因﹐以便更準確地認識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規律﹐本來是一件好事。但是﹐有人不顧在這20年期間中國社會結構和生產力結構在獨立自主的工業化道路上所發生的巨大飛躍﹐胡說什么中國經濟經歷了20年的停滯和徘徊﹐硬要塑造一個在晚年犯了嚴重方向路線錯誤的毛澤東形象。這樣不公正地對待毛澤東﹐也許利用文革中的錯誤和國門突然打開時的眩暈和幻覺能騙人于一時﹐但不能騙人于長久。從“六·四天安門事件”到蘇東巨變、到中國改革開放中暴露出來的一系列重大問題、到李登輝竄到美國康奈爾大學﹐這些往往能直接暴露事物本質的重大事件﹐雖然有的還是剛剛開頭﹐已經使人們越來越清醒地看到﹕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揭示的當代世界的那些基本矛盾和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都是客觀存在著的﹐靠花言巧語是抹不掉的﹐而且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矛盾尖銳化了。在毛澤東最後20年的偉大革命生涯中﹐相對于這一時期他在所有這些關係到社會主義和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問題上對中國革命和建設、對馬列主義的發展做出的傑出貢獻﹐無論對這些錯誤如何評價和估計﹐只要採取一個鄭重的馬克思主義者應有的態度﹐都會看到這是前進中極其局部性的問題。近年來中華大地昇起的持久不熄的“毛澤東熱”表明﹐人民對于這樣不公正地對待毛澤東是不滿意、不高興、不贊成的。人民正在從自己的切身經歷中進行比較、鑒別和反思﹐馬克思主義的物質武器正在中國重新尋找自己一度失落的精神武器。如何實事求是地對待毛澤東的歷史遺產﹐不是一個個人恩怨問題。這是一個如何對待中國人民百年來前仆後繼、英勇犧牲所換來的革命成果﹐如何對待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的根本態度問題。   上面談到的這些就是作為馬克思主義認識論的實事求是﹐所具有的極其鮮明的實踐性、階級性和黨性原則。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是和最終由現代生產力的性質界定的世界歷史的基本發展趨勢相一致的﹐而實事求是的辯証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則是把二者連接起來的哲學工具。離開了千百萬人民群眾的革命實踐和他們的基本利益﹐實事求是就失去了其實踐主體的階級依托﹔離開了馬克思主義這一無產階級革命運動的理論表現﹐實事求是則失去了其認識主體的理論依托。脫離了這兩個依托﹐實事求是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水之源了。   正是在這些關節點上﹐經驗主義的“實事求是”論與辯論唯物主義的實事求是論分道揚鑣了。他們在觀察認識問題時﹐不但如前所說離開了人的社會性﹐離開了人的歷史發展﹐離開了社會發展總過程的基本趨勢﹐離開了認識過程中理性邏輯思維在把握規律方面質的飛躍﹐因而總是在機械唯物論的小圈子裡打轉轉﹔而且在歷史觀上始終是唯心主義的。他們在根本方向上逆現代生產力發展的大趨勢而動﹐把在私人勞動和市場經濟基礎上金錢對人的統治﹐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純粹動物式的意識--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生存競爭﹐當成是終于“找到”的那個“真實”世界的此岸性﹐詡之為“發展的硬道理”﹐而把其它一切通通斥之為“反動的空話、大話和假話”。他們不但自己成了資產階級客觀主義和實用主義的殉葬人﹐而且要把整個工人階級和集體農民重新改造為不知其基本利益和歷史使命所在的自在階級﹐把勞動者階級對世界和社會的認識重新拉回到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那種在黑暗中苦苦摸索、任剝削階級擺布蹂躪的深淵去。   毛澤東的群眾路線豐富和發展了辯証唯物主義的認識論。人類文化發展迄今最完備的哲學認識工具﹐由毛澤東以中國百姓喜聞樂見的東方形式﹐傳遞到中國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手中。毛澤東把辯証唯物主義的實踐性、階級性和黨性﹐生動活潑地全面地凝聚與貫通到他所創建的“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的黨的群眾路線中﹐從而使無產階級政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在它的工作路線中得到全面的體現和貫徹。在認識和改造世界的過程中﹐無產階級和革命人民在馬克思主義指導和共產黨領導下從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再從理論到實踐的兩次飛躍的無限往復﹐被具體地體現和規範為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無限循環中。毛澤東指出﹕“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毛澤東﹕《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854頁)。   進入社會主義歷史階段﹐毛澤東的群眾路線又有了新的發展。毛澤東始終認為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一個鞏固的工農聯盟﹐主要是工業無產階級和農村最廣大的貧農、下中農的階級聯盟﹐是黨的群眾路線的階級基礎。他們是佔中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擁護社會主義的大多數群眾中最堅定的社會政治力量。他們的社會實踐和基本利益是黨的思想、理論、路線、政策獲得正確認識的基本來源﹐也是檢驗這些認識是否具有真理性的主要試金石。毛澤東堅持黨的幹部必須與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共同參加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他認為只有在這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三大革命運動中﹐共產黨人才能免除官僚主義﹐避免修正主義和教條主義﹐才能在鞏固工農聯盟的基礎上建設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毛澤東心中無鬼﹐無私無畏﹐堅定地相信群眾的大多數。他把人民群眾繼承革命戰爭年代黨和軍隊的民主作風﹐所創造的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一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民主的新形式﹐看作是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扭轉幹部與群眾之間長期存在的不正常關係﹐使人民積極參加和監督對國家和社會的管理﹐調動一切有利于社會主義的積極因素﹐反對修正主義的重要保障。   毛主席的群眾路線從認識論和工作方法上解決瞭如何使無產階級政黨保持其階級性質﹐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本國不斷發展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的問題﹐同時也為建立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奠定了思想理論基礎。把辯証唯物主義的能動的反映論如此生動地融會貫通到共產黨的群眾路線中﹐並把堅持這一路線視為黨的生命線﹐這是毛澤東超出他的老師們﹐對無產階級革命政黨的思想理論建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學說做出的重大貢獻。而經驗主義的思想路線之所以在當代世界歷史發展的重要時刻鑄成大錯﹐給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了難以挽回的嚴重損失﹐歸根結蒂﹐就是它把毛澤東的群眾路線當作“左”傾錯誤來非難。   改革開放以來﹐中共幹部隊伍階層中發生了自建黨以來從未有過的大面積潰爛。 幾十年辛勤澆灌起來的社會主義價值取向和道德規範幾近被摧毀。痴人說夢、指鹿為馬者都能在“解放思想”的光環下被供入“科學”的殿堂。實事求是成了毫無顧忌地鼓吹實用主義的代名詞。一方面“新的時代”、“新的理論體系”、“新的飛躍”、“新的體制”一類的捷報讚歌頻頻招搖過市﹐另一方面﹐甚至連那些早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所消滅的醜惡現象和社會痼疾也在一浪又一浪地陳渣泛起﹐還常常令經驗主義者顧此失彼、束手無策。有人說這是“新”時代的“皇帝新衣”﹐信不信由你。無論如何﹐一旦用經驗主義的思想路線取代辯証唯物主義的認識路線﹐其于內政外交上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在一個日益動蕩的國際環境中﹐已不容人們再暇以時日地想入非非了。這一結論﹐恐怕不是假的。            (1995年7月) ≒≒≒≒≒≒≒≒≒≒≒≒≒≒≒≒≒≒≒≒≒≒≒≒≒≒≒≒≒≒≒≒≒≒≒ 【文藝之窗】           沁 園 春            長 江   錄舊作獻給毛澤東和自鴉片戰爭以來為中華民族之獨立富強、自由解放而奮鬥過的志士仁人們       不盡長江﹐桀驁咆哮﹐奔騰向東。       攬崑崙奇雪﹐融為素練﹐九天彩玉﹐匯成黃龍。       勢自山來﹐浪隨天去﹐拍岸驚濤正無窮。       一江水﹐萬里征途上﹐豪唱始終。       千年正氣相通﹐有無數英烈續遺風。       嘆屈子賦騷﹐賈生伏竄﹐史遷遭辱﹐鵬舉精忠。       誰敢橫刀﹐仰天長嘯﹐晨光熹微血染紅。       傾江水﹐潤中華天地﹐重振新容。           聞迪 于紐約伊薩卡市 ≒≒≒≒≒≒≒≒≒≒≒≒≒≒≒≒≒≒≒≒≒≒≒≒≒≒≒≒≒≒≒≒≒≒≒ 【祖國傳真】         《城頭變幻大王旗》質疑            周光春   今年2月5日﹐《農民日報》以《城頭變幻大王旗》為題﹐報道了浙江湖州市等地一些私營企業的老闆﹐向國營企業投資﹐引發了第二次“公私合營”。“第一次‘公私合營’(指50年代初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靠國家政策對私有經濟進行強制性改造﹔第二次‘公私合營’則是經濟發展中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相互適應的必然組合”。“它們(指私營企業)有的收購國有、集體的廠店﹐有的則向國有、集體企業注入資金﹐變成大大小小的股東﹐在這進進出出之間就構成了一種‘圍城現象’”。“市場經濟的活躍﹐在經濟生活中開闢了一個新的’合縱連橫’的時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一覺醒來﹐‘城頭變幻大王旗’的景象也正是這一時代的特征”。   去年9月28日《經濟參考報》報道﹐零點調查對15個省私營企業發展狀況的調查結果表明﹕私營企業在加速發展中呈現出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經營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就開始嫁接公有制。這種嫁接﹐外部首先表現為跨所有制合作。本次大戶調查中﹐報告其企業與公有制企業有聯營關係的﹐佔調查對象總數的30%”。“還表現為收購或經營國有企業(在這次調查中﹐表示對此‘持謹慎態度’的佔調查對象總數的40·3%﹔’持積極態度’的佔23·13%﹐遠高于‘沒有興趣’者7·46%的比例)”。去年4月22日《經濟日報》登出《蘭州出現新鮮事﹕“私”字牌下“國”字號》。早些時候一些報紙曾作為熱門話題報道過﹕福建省泉州市的國有企業全部與外商合資。還有些報紙報道農民爭相購買或兼併鄉鎮企業。   據去年一些報紙報道﹕全國居民儲蓄達1·2萬億元﹐私人手持各種證券3200億元﹐民間外匯超過100億美元﹐個人資金已夠收購全部國有資產。   各地報紙紛紛報道大力發展私營企業﹐在中央規定的私營經濟政策之外﹐有些地方又為私營企業規定“幾不限”、“幾放開”。四川省以“轉、包、租、賣、並、破”等措施﹐改造縣屬國有企業。江西省有關部門提出縣一級不再辦國有企業。   今年2月22日《經濟日報》登載魏杰的文章﹐題為《經濟改革中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提出﹕“當前在國有制經濟中﹐有一種傾向﹐就是要通過現代企業缺席將所有國有制經濟都改革好﹐使其完全充滿活力。我認為這是不可能的。國有制經濟改革應該是四個字﹐即﹕一租、二賣、三變、四改。我看不能只強調改革﹐而且還要強調租、賣、變。”“所謂變﹐就是指那些租不了、賣不掉、也改不好的國有制經濟﹐通過產權變更﹐而使其非國有化”。“把國有變為非國有﹐並不是國有資產流失﹐因為有些原來就不是國有﹐只是在過去‘左’的思潮下強行變成國有的﹐現在不過是非國有經濟復原”。這一變“有利于經濟發展﹐是簡便生產力標準的﹐因而是完全必要的”﹐“改革國有制經濟就是要儘量減少國有企業”。“國家可以賣掉一部分國有經濟﹐收回的資金不再用于投資﹐而是用于解決歷史負擔﹐形成新的社會保障制度。”實際上就是用賣掉國有經濟的資金給職工發退休金。作者主張﹐在實行一租、二賣、三變、四改的同時﹐“應該繼續大力發展非國有制經濟﹐在批地、銀行貸款等方面為非國有制經濟發展創造有利時機”。“我國銀行體制改革不能只注重對國有制銀行的改革﹐還重視發展非國有制銀行﹐使民營銀行得到相當程度的發展”。   “山雨欲來風滿樓”。這股私有化之風﹐來勢迅猛。發展私營企業作為公有制企業的補充是應該的。但是要以私營企業來取代國有企業﹐或者通過國有企業的股份化來搞私有化﹐則是十分荒謬的。   如果從認識角度來考慮﹐至少有兩個值得探討的問題。   (一)他們只看到目前國有企業有困難﹐卻不了解產生困難的原因﹐更不研究解決辦法﹐簡單地把國有企業當包袱甩。上海、天津、沈陽、武漢、重慶、哈爾濱六市﹐“八五”計劃前三年投資666·14億元﹐對17147項進行技術改造﹐完成577·1億元﹐竣工15862項﹐增加產值953·6億元﹐增加利稅199·38億元﹐創匯43·13億美元﹐提高了鋼鐵、汽車、電站、醫藥等行業的經濟效益和競爭能力﹐改革了工業結構。事實證明﹐許多國有企業只要稍加扶持﹐就可以發揮它們的潛力和優勢。目前﹐國有企業要在按勞分配、設備更新、發展科技和面嚮市場等方面下功夫。國有企業的困難主要是長期以來貢獻很大、補償很少造成的﹐不是所有制帶來的﹐不能在所有制上打主意。如果減少固定資產投資﹐用于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是大有可為的。解決企業辦社會和多余職工安排﹐各地正在探索﹐也有些好經驗。   (二)國有大中型企業需要實行股份制的﹐一般應由國家控股﹐國家如果只剩下股票﹐雖然可以保值、增值﹐但企業的性質變了﹐企業由外商或私商掌握﹐工人變成了被僱用的勞動者﹐很難保持主人翁的地位﹐黨的核心作用也就談不到了。在這種情況下﹐國家宏觀調控的決定﹐企業董事會不一定執行。今年年初的物價調控﹐還是靠國有糧店帶頭執行﹐才使糧價逐步穩定下來。   前面《農民日報》文章所述﹐“城頭變幻大王旗”是“這個時代的特征”。我們現在處在什么時代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難道要將包括國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在內的公有制重新退回到私有制嗎﹖黨的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一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首先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經濟上的私有化和政治上的自由化是雙胞胎﹐如果瓦解了國有企業﹐渙散了工人階級隊伍﹐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轉載《真理的追求》1994年第5期) ∼∼∼∼∼∼∼∼∼∼∼∼∼∼∼∼∼∼∼∼∼∼∼∼∼∼∼∼∼∼∼∼∼     我為社會主義的前途擔懮        邢子陶   我是一個內戰時期參加革命﹐已80高齡的老共產黨員﹐時代前進得很快﹐思想有些跟不上。我現在所擔心的是當前黨風和社會風氣存在的問題很多﹐不但不能與50年代相比﹐比前些年還不如。在毛主席一百週年誕辰之際﹐我擔心在身後社會主義性質會不會發生變化。因此今天就我看到和想到的﹐從另一個角度來提出一些問題﹐講一些看法。   一、我們浙江省對經濟工作這箇中心是抓得很緊的﹐抓出了成勣。自中央進行宏觀調控以來﹐經濟發展中一些問題已得到改善﹐爭取繼續保持發展速度大有希望。但當前各地在相互攀比速度的追逐下﹐經濟過熱現象依然存在。高速發展和起飛的好事﹐但要有條件﹐要創造條件﹐特別要在科技開發、產品質量、經濟效益、增產節約上下功夫﹐以加速資金運轉﹐降低成本﹐增加利潤﹐減少支出﹐在條件具備時﹐再上新的台階。而現在有些地區﹐一面根據中央指示減少攤派﹐加重人民和基層單位負擔。例如﹐高價出賣城鎮戶口﹐自行加碼電費和電話費﹐向每輛汽車要大額款項﹐用免稅發標和高價發標賺錢﹐用攤派方式集資搞建設﹐以至剋扣教育經費﹐不發工資等等。以這樣搞來的資金搞電力、交通、通訊等基礎設施﹐總還情有可原﹔但有的錢卻是搞高級賓館、舞廳、夜總會、度假村﹐以及重複建設低級產品的企業之類。產值雖上得很快﹐但水分也很大﹐得稅相對下降﹐質量問題嚴重﹐產品積壓﹐債務加重。許多開發區佔地不用。農民不願種糧﹐好地拋荒﹐糧食減產﹐靠向省外、國外購糧維持。長此下去﹐將無以為繼﹐會形成惡性循環。現在有一種風氣﹐只要速度越快﹐產值越多﹐就受表彰﹐沒有正確、完整地執行中央政策。   (二)小平同志說﹕“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23頁)十四屆三中全會也說﹕“依法強化征管個人所得稅、遺產稅和贈與稅﹐通過分配政策和稅收調節﹐避免由于少數人收入畸高形成兩極分化。”現在兩極分化的進程﹐實際上是在加速進行﹐千萬富豪、億元富豪不是個別的。他們的錢有許多並不是靠“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得來的。他們利用偷稅漏稅﹐貪污受賄﹐營私舞弊﹐挖全民和集體的牆腳﹐鑽政策的空子﹐造成國家資金大量流失﹐變公有為私有。50年代“三反”“五反”中應受處罰的對象﹐現在除少數人外﹐都是先富起來的風雲人物。“有錢能使鬼推磨”﹐他們利用金錢﹐在社會上興風作浪。現在個體戶、私營企業、三資企業發展勢頭很猛﹐比重直線上昇﹔而國營企業卻有1/3虧損﹐國有資產大量流失。集體所有制企業有許多實際上是私營企業﹐掛牌牟利﹔有的集體企業是廠長企業﹐村鎮人民只靠做工賺點錢。現在有些地區為了加速發展經濟﹐正在大力提倡私營經濟﹐甚至公開將國有資產半送半賣或無價送給他們﹐而工人卻處在被加重剝削和壓迫之下。對國有經濟的轉軌和發展興趣不大﹐不予扶持﹐並加種種限制﹐這值得嚴重注意。而另一方面﹐革命老區和邊遠山區人民﹐有許多卻還得不到溫飽。我擁護十四屆三中會的決定﹐希望它能從綱領成為現實﹐在我們這裡真正解決一些經濟體制問題和分配上的問題。   三、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現在實際上精神文明這一手沒有真正硬起來。目前黨風和社會風氣問題很多﹐50年代我們用短短的時間﹐消滅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各種醜惡現象﹐主要是因為當時有強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幹部以身作則的艱苦奮鬥精神。現在則不論城鄉﹐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的思想﹐賭博、迷信、大操大辦等現象幾乎普遍存在﹐港澳臺及西方腐朽沒落文化﹐控制了我們的文化市場﹐錄像片90%是他們的。街頭書攤找不出幾本宣傳社會主義的書。而宣傳色情、武鬥、封建迷信的書比比皆是。歌舞廳、夜總會、卡拉OK廳、三陪女郎、封閉包廂遍布杭城和其它城市﹐有許多還是我們領導機關乃至政法部門辦的。還有所謂“炒星族”﹐不久前省裡舉辦的一個大型文化活動﹐還請一些港臺歌星專程來杭演唱。這種活動得到某些企業大力贊助﹐某些演出公司大力推動﹐報紙上不斷報道這些歌星的新聞、秘聞﹐把他們的身價炒得很高﹐一夜演出要幾萬元、幾十萬元﹐甚至百萬元﹐門票幾百元一張。隨之而來的產生了一個“追星族”﹐有些年輕姑娘甚至公開打出“愛死你”的橫幅站在歌星演唱的臺前﹔上海還有女學生闖上臺去抱著歌星狂吻的。現在不少青年學業荒廢﹐思想頹廢﹐甚至產生歌星崇拜幻症。而對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和革命傳統則一無所知﹐甚至認為井岡山在日本﹐魯迅是德國人。至于對明星、歌星的姓名和事跡則如數家珍。現在中央正在抓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的教育﹐放映百部愛國主義電影﹐省委和省人大通過了一些有關的決定和條例。我省《錢江晚報》、《杭州日報》也發表了一些好的新聞和文章﹐希望能認真貫徹下去﹐使情況真有改變。   四、我認為對我們的工作應有分析﹐實事求是﹐既講成勣﹐也要講清存在的問題。要把自己提出的如精神文明建設的綱要之類的決定﹐真正抓緊﹐一步步貫徹下去。現在下面的意見是覺得綱領多﹐一般佈置多﹐認真在要害問題上抓出成勣來比較少。例如我省經濟高速發展有很大的成勣﹐站在全國前列﹐但我省的通貨膨脹、物體漲幅也是站在全國前列的﹐最近特別厲害﹐人民反映很大。如文化市場問題﹐單靠公安部門是不行的。這些能否都集中力量抓一抓﹖又如反腐敗問題﹐據我所知﹐各級領導中以權謀私、權錢交易的現象決不是個別的。群眾擔心反腐敗只打蒼蠅﹐不打老虎﹐有些高級幹部貪污腐敗、營私舞弊﹐行為確鑿﹐卻因為背後有靠山﹐無法處理﹐輕易過關﹐有的還升了官。有的高干子弟明白地說﹕“趁我老子在位的時候﹐大撈它一把﹐一旦老子下臺﹐我就出國。”有的高干子弟以權力為後盾﹐在重要城市大做房地產生意﹐大發橫財﹔有的支持投機詐騙分子﹐牟取暴利。這樣下去﹐中國是否還會產生“四大家族”﹖能否沖破保護層﹐把隱藏的特別是上層的老虎抓出來﹐是關鍵所在。再如杭州市西湖是中國以至世界某種的風景旅游區﹐連新加坡李光耀也怕將它搞壞。而現在有許多損毀西湖美景的商業化創收現象﹐如涂漆和懸掛廣告﹐把白堤成為“可口可樂”堤﹐在蘇堤上搞小火車﹐破壞了寧靜的美景(1993年12月14日《人民日報》已發表史莽寫的《救救蘇堤》文章給以批評)﹐湖水嚴重污染﹐湖濱建高層賓館等等。還有上次正在通過我省精神文明建設綱要之時﹐而有的市、縣卻在“選美”。   中國社會主義的前途和成敗﹐關鍵在于共產黨內﹐在于黨中央和省市的領導班子﹐在于他們是否是個德才兼備的有理想、有尊重人才、有文化、有紀律、能夠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堅持黨的三大作風的集體。當前群眾對我們有種值得注意的反映﹐他們對我們黨的幹部作風有個順口溜﹐說﹕理論聯係實際變為理論聯係實惠﹐密切聯係群眾變為密切聯係領導﹐批評與自我批評變為表揚與自我表揚。這個批評很尖銳﹐究竟用什么標準選擇幹部﹖如何選擇幹部﹖現在對在重要崗位上領導幹部的選擇﹐有的採取單純由上面任命﹐或經過領導動員、組織保證選舉出來的人﹐這些人中有的卻是作風不正、很我爭議的人。有的幾次落選﹐仍被破格提拔﹐而真正好的幹部被冷落﹐這很值得我們警惕。   基層支部應起戰鬥堡壘作用。但據我所知﹐現在的情況確實令人擔懮。有的支部書記以權謀私、以權致富﹐對群眾生活漠不關心﹐在黨內獨斷專行。支部書記依靠關係十幾年沒有改選﹐有的縣委、鄉鎮常委不照黨章和上級指示辦事﹐為了照顧“地方勢力”﹐還明確提出若是經濟工作忙﹐可以不改選。基層裡賭博、迷信、大操大辦、封建宗族關係盛行。據中央公安部統計﹐車匪路霸85%是農民﹐就是基層支部軟弱無力甚或共謀作案所致。在新昌到天台的公共汽車上﹐有一次帶孩子去比賽圍棋的教練等全車人被搶。現在某些鎮委、鄉委忙于抓生產﹐對下除了召開黨政工團佈置工作的一攬子會議外﹐其它必要的會議都不開﹐黨的建設工作無人過問。我不知道上面是否知道這些情況﹖   我希望在黨建工作上能夠認真貫徹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和德才兼備的組織路線﹐真正弄清黨組織和基層支部的情況﹐加以改進。   以上所說的﹐並不是杞人懮天﹐而是活生生的現實。若不改變﹐我們將愧對為革命而犧牲的先烈和人民。 (轉載《真理的追求》1994年第5期) ≒≒≒≒≒≒≒≒≒≒≒≒≒≒≒≒≒≒≒≒≒≒≒≒≒≒≒≒≒≒≒≒≒≒≒ 【時事評論】         中東的庫爾德民族問題             李山   波斯灣風雲突變﹐五年前情景再現。九一年的海灣戰爭﹐是由伊拉克入侵一個主權國家科威特引起的。這回美國再次對伊拉克實行轟炸﹐是因為伊拉克侵略了自己領土的北部。一個主權國家﹐能夠“侵略”自己的領土﹐實屬罕事﹐但西方媒體在報道中確是使用這個字眼的。海灣戰爭以來﹐伊拉克北部北緯三十六度線以上地區﹐不僅成為針對伊拉克的禁飛區﹐也駐紮了大量的美英法等國軍隊﹐伊拉克的飛機只要被瞄見﹐一定被擊落無疑(美國曾因過度警惕而誤擊下來自己的兩架直升機)﹐而美英法等國的飛機、軍車則進進出出伊拉克北部﹐巡邏執法﹐佈告安民﹐好不忙碌。這一切﹐主要是因為有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民族問題。   若深究庫爾德民族問題﹐就無法將問題限制在伊拉克北部﹐而必須將流落在土耳其、敘利亞、伊朗和伊拉克境內的全部庫爾德人的境況作整體攷察。而這個問題的來歷又源遠流長﹐它是奧斯曼帝國留下遺產。從十九世紀起﹐在世界的東方和西方﹐分別發生了兩個偉大帝國的衰落。中國和奧斯曼帝國﹐曾被歐洲人分別稱為“東亞病夫”和“東歐病夫”。一戰後﹐奧斯曼帝國終于分崩離析﹐被瓜分成弱小分散的殖民地。二十世紀中華民族完成了現代民族國家的重建﹐同時基本上解決了內部的民族問題﹔而瓦解後的奧斯曼帝國﹐其核心地區轉變為現代的土耳其﹐卻沒有解決原帝國體制內的民族壓迫和民族矛盾問題。庫爾德人在原奧斯曼帝國內就處于被壓迫地位﹐成為土耳其境內佔人口百分之十的少數民族之後﹐仍然在語言、文化方面受到土耳其族人的歧視和壓迫。全部庫爾德人口的近一半都在土耳其境內﹐除了聚居在土耳其境內東南部外﹐也散佈在土耳其全境的城鄉﹐其受歧視、受迫害的問題﹐是全國性和全社會性的。因此﹐庫爾德民族問題﹐首要是土耳其境內的庫爾德人的悲慘處境問題。   二戰後﹐土耳其成為西方對蘇冷戰的堡壘﹐也成為“自由陣營”內少有的幾個長期專制獨裁、軍人干政的國家之一。從冷戰前到冷戰後﹐西方曾以“反對極權制度”、“人權外交”、“民主浪潮”等等口號﹐在世界上挑出他們想要整治的國家﹐去同情和干預那些國家內部的人權。然而﹐對土耳其這個重要盟友﹐卻視而不見其人權劣跡﹐全力支持暴虐的歷屆軍人政府﹐任其壓迫和欺侮境內的庫爾德人和賽浦路斯島上的希臘族人。   九十年代以來﹐土耳其社會內部嚴重的民族和階級矛盾導致了“庫爾德工人黨”與政府之間的內戰。在這個問題上﹐西方的雙重標準達到了荒唐的地步。一方面﹐對巴爾干的內戰積極插手﹐拉一派、打一派﹐另一方面﹐對土耳其政府的種族清洗政策和軍事圍剿則暗中支持﹐庫爾德人政治犯在獄中絕食﹐西方媒體對此有意迴避。   不過﹐是在海灣戰爭之後﹐西方“保護人權”和“人道援助”的雙重標準又上了一個新台階。打敗伊拉克後﹐似乎突然發現庫爾德的民族問題﹐很方便地將伊拉克北部定為西方盟軍的保護區。在這同時﹐土耳其政府軍大動干戈圍剿庫爾德游擊隊﹐為追擊庫爾德人﹐大舉進入伊拉克北部﹐在伊拉克境內縱橫馳騁﹐長達數周。至此﹐伊拉克對北部領土的主權已經名存實亡了。   西方在默許土耳其放手圍剿庫爾德人的同時﹐又在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人中開始培植自己的代理。這個代理﹐不是別人﹐就是“庫爾德民主黨”。西方不僅想利用庫爾德民主黨來作為插在薩達姆·候賽因背上的釘子﹐也想讓它對親伊朗的庫爾德人組織起制衡作用﹐同時又從內部分化庫爾德人﹐使之不致成為太強大的獨立的勢力。這是一舉三得的買賣。同時﹐庫爾德民主黨和庫爾德工人黨是死對頭﹐因為庫爾德民主黨是親美、親西方的﹐而庫爾德工人黨是左派、馬列主義的。因此﹐土耳其也大力支持庫爾德民主黨﹐以消除庫爾德工人黨在庫爾德人中的影響。   然而﹐西方的戰略算盤出了差錯﹐這才是導致這次美國動武的原因。看來﹐薩達姆·候賽因對庫爾德民主黨作了非常出色的統戰工作﹐居然把它從美國的代理人拉攏成為自己的盟友。庫爾德民主黨在拿了西方援助之後﹐又和薩達姆作交易﹐想兩頭通吃。庫爾德民主黨幫助土耳其圍剿了庫爾德工人黨之後﹐又來和親伊朗的庫爾德愛國同盟較勁﹐因戰鬥吃緊﹐才請薩達姆·候賽因出兵配合﹐如此才招來美國的巡航導彈。   美國儘管能夠憑著軍事優勢在無傷亡情況下“安全放心”地任意懲罰伊拉克﹐但這次事件對美國有雙重的難堪。首先庫爾德民主黨經過西方的多年扶植﹐竟然反戈投靠薩達姆·候賽因﹐這幾乎重演了薩達姆本身的惡作劇﹕薩達姆的戰爭機器﹐本身就是由美國扶植起來的﹕在兩伊戰爭中﹐它成為美國的代理﹐去圍堵伊朗革命的影響﹐防止其在中東擴散。另一個難堪是﹕那些美國在中東的盟友﹐對這次軍事行動多抱反對態度﹕首先﹐因為庫爾德民主黨幫助土耳其打擊庫爾德工人黨有功﹐土耳其和伊拉克在支持庫爾德民主黨的立場上是一致的。因此﹐土耳其反對這次軍事行動﹐拒絕美軍使用土耳其南部的軍事基地。而土耳其因為在北約組織內及巴爾干地區的角色重要﹐手中有王牌﹐美國也奈何不得。而中東的阿拉伯國家﹐目睹海灣戰爭以來伊拉克人民蒙受的巨大痛苦﹐不能不對同胞產生同情之心﹐因此多數表示反對西方肢解伊拉克的領土主權。   看來美國對伊拉克乃至中東的整個策略需要檢討。分而治之的套路已經用盡﹐在當地衝突中拉一派、打一派﹐今天為友﹐明天為敵﹐只能是製造出更多的、新的黎巴嫩﹐在繼薩達姆·候賽因和庫爾德民主黨之後﹐再扶植新的代理﹐一定還是繼續自造魔鬼。有人已經開始建議﹐應該將親伊朗的庫爾德愛國同盟拉過來﹐認新的乾兒子﹐這個主意有多餿﹐看看那些親伊朗的前阿富汗自由戰士﹐和剛剛從波斯尼亞戰場下來意猶未盡的伊斯蘭聖戰者﹐就很清楚了。   新的禁飛區把伊拉克的南北部象蛋糕一樣切割下來﹐使伊拉克政府所能有效控制的領土不及原來的一半了。記得兒時學歷史時﹐聽老師講舊中國各地駐著外國軍隊﹐沙俄和日本的軍隊在中國土地上混戰﹐中國人只有旁觀和被殺的份。中國軍隊在中國土地上行動競被指責為“侵犯”日本﹐並因此導致了“九·一八”事變和“七·七”事變。當時感到完全無法想象那是多麼黑暗屈辱的歷史﹐何等的強盜邏輯橫行、強權就是真理的年代。而今天的伊拉克的東北部﹐竟讓人想起日俄戰爭中的遼東半島﹐和“九·一八”前後的東北和熱河。 (轉載《僑報》一九九六年九月六日) ∼∼∼∼∼∼∼∼∼∼∼∼∼∼∼∼∼∼∼∼∼∼∼∼∼∼∼∼∼∼∼∼∼∼         中國民族主義涌現電腦網絡           托馬斯·皮克斯雷   一九八九年天安門廣場的悲劇之後﹐許多在美國留學的中國學生把美國當做他們追尋的榜樣。許多美國人﹐在看到中國學生呼喊出反對北京政府和要求民主的口號後﹐都以為美國找到了最可靠的朋友。   今天﹐潮水調轉了頭。許多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正在義憤填膺地抗議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對奧運會的轉播報道﹐並正在重新思考他們以前對美國的那些正面評價。主要由哈佛大學和伯克利加州大學的理工科中國留學生組成的委員會﹐通過網際網絡收集到了三千五百多份電子郵件的“簽名”﹐針對奧運會上對中國隊的報道﹐展開一場電子空間的抗議活動。這個委員會列出了六十四箇中國學生學者社團組織的名單﹐其中包括斯坦佛大學、哈佛大學、麻省理工學院、伯克利加州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以及硅谷中國工程師協會。   抗議活動的參加者包括既聯合、又鬥爭的伯克利和哈佛兩派﹐號稱代表了全美國的七萬人的意願﹐並從全美各地的支持者那裡征集到三萬六千多美元的捐款﹐並于八月二十日組成了一個十人執行委員會﹐包括有法律顧問。   抗議和不滿的聲音通過電子郵件和萬維網本頁﹐已經被大量地傳回中國大陸﹐中國的官方媒介也報道了抗議活動﹐為在那裡已經高漲起來的反美民族主義助長聲勢。雖然整個抗議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行動一開始顯然完全出于自發﹐但由之而來的對美國的批評言論﹐很快地和中國大陸所流行的民族主義詞令如出一轍。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體育新聞主播人考斯特在奧運會開幕式上中國代表隊入場時的評語觸發了這次抗議活動﹐考斯特提醒觀眾中國的各種缺點﹕“……〔中國〕有人權問題、版權問題﹐以及對台灣的威脅。”考斯特先生在奧運會比賽期間還多次提及某些中國游泳運動員曾經使用過禁藥﹐並暗示中國游泳隊不盡理想的表現是因為嚴格的藥檢制度和一些被取消比賽資格的運動員的缺席造成的。   許多在美國的中國觀眾相信這是考斯特先生有意將中國單列出來作負面的評論﹐他們對此迅速做出反應。七月十九日﹐斯坦佛大學電機博士候選人曹陽(音)發出了一個電子信件給在伯克利和斯坦佛的中國留學生﹐標題是﹕“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奧運轉播胡說八道﹗”其中說到﹕“你是否注意到中國隊龐大的隊伍只有幾秒鐘鏡頭﹐比一些小國代表隊的鏡頭還短﹐還加上骯髒的字眼﹖這是什么混蛋事﹗……為中國隊歡呼﹗”一大批表示讚同的回貼跟著來了。   另一封廣為流傳在中國留學生的郵寄名單中的電子信件﹐提出疑問說﹐美國觀眾會如何反應﹐假如北京的中央電視臺的體育播音員說﹕“現在出場的是美國隊﹐一個自封的超級大國﹐到處干涉別的國家﹐……但是自己有種族問題﹐愛茲病問題﹐虐待兒童問題﹐槍殺犯罪……”   七月二十四日伯克利的抗議者在他們的網站上貼出了一封針對美國國家廣播公司的抗議信﹐譴責考斯特先生的“不可遏止的衝動去拉扯到政治上去﹐……以及針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散佈謠言。”信中宣稱﹐“我們強烈抗議考斯特先生的不負責任的評論﹐並要求考斯特和國家廣播公司公開道歉。”從這以後﹐運動的支持者迅速增多﹐現在抗議委員會開始為抗議國家廣播公司的宣傳活動而募捐。根據電子信件所宣稱﹐中國大使將幫助促使在美國的中國公司贊助這個運動。中國東方航空公司以及中國體育飲料“美國健力寶”的總裁各自捐獻了一千美元。   八月十四日﹐學生們在《華盛頓郵報》登出了廣告﹐指責國家廣播公司和考斯特的“可鄙的偏見和不友好態度”以及“作有敵意的評論”﹐要求他道歉。據學生們說﹐國家廣播公司的體育新聞副主任馬凱曾勸告他們取消刊登這條廣告﹐考斯特先生也表示很抱歉他的評論被誤解。八月二十日﹐馬凱先生寄出一封私人信件給執行委員會的首席談判人魏群娥(音)﹐信中說﹐考斯特先生並不是成心打算作任何不尊重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它的公民的事﹐……我們對所有在感情上受到傷害的人表示道歉﹐並且衷心希望此事能就此解決。”委員會拒絕了這個道歉﹐並且開展了新一輪的募捐﹐準備在《紐約時報》上刊登另一份抗議廣告﹐他們表示將繼續刊登廣告﹐直到國家廣播公司和考斯特在“電視上、在報紙上做出徹底的、公開的道歉”。   對于國家廣播公司的所作所為表現出的憤怒和失望﹐反映了在很多中國留學生中間崛起的民族主義意識。由伯克利加州大學教育行政管理專業博士候選人王容(音)發出的一封電子信件很代表學生們的情緒。她說﹕“目前中國的時代正在到來﹐很自然的會有一些小虫豸對這種震動全世界的變化感到難受。也許這只是開始﹐所以他們不知所措﹐……任何頭腦冷靜的政治家都應該懂得﹐有一小部份已經懂得了﹐中國留學生和學者團體不是好惹的﹐目前如此﹐將來也如此……因為這些人要不了多久就會成為中國各個領域內的領導者……”   哪怕是粗略地讀一下在美國各大學的大陸中國留學生用電子郵件張貼的文章﹐就足可以發現﹐這些學生即使談得上對美國有任何信心和依賴﹐也都是及其脆弱的。這次抗議能夠迅速組織起來﹐要歸功于國家廣播公司﹐但它更說明﹕中國知識分子和學生遠遠不是美國式民主制度的虔誠信徒。相反﹐他們曾經對中國領導層所表現出的那種懷疑主義現在開始把矛頭對向美國﹔哪怕是一個最小的啟舋﹐就能點燃起他們強烈地效忠中國的熱情。這些人回中國后﹐並不是所有的人都會成為美國的朋友的。 (節譯自《華爾街日報電子互動版》﹐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翻譯﹕胡濤) ≒≒≒≒≒≒≒≒≒≒≒≒≒≒≒≒≒≒≒≒≒≒≒≒≒≒≒≒≒≒≒≒≒≒≒ ──────────────────────────────────  訂閱、稿件、問題和建議等暫寄﹕chinaway@metropolis.idt.net ──────────────────────────────────   《中國與世界》萬維網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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