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中 国 与 世 界         ※   ※                           ※   ※         一九九六年 第一期         ※   ※         (zs9601b)         ※   ※                           ※   ※※※※※※※※※※※※※※※※※※※※※※※※※※※※※ 上接文件zs9601a ≈≈≈≈≈≈≈≈≈≈≈≈≈≈≈≈≈≈≈≈≈≈≈≈≈≈≈≈≈≈≈≈≈≈≈ 【百家争鸣】          新中国政权为什么能够稳固?      --亦论知识分子与中共,评曹长青先生奇文               司养眼   共产党政权在苏东解体后,许多西方文人政客以为共产主义已经破产,中共的命运也不会久长。他们企盼新中国也步苏东后尘,来一个天翻地覆。可中国的形势似乎正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他们失望之余,便想骂街。如民运人士之骂“中国农民像狗一样,共产党给了他们一块骨头,(指土改分给农民土地)便让他们感恩戴德,念念不忘”。还有人如曹长青先生,则骂中国知识分子不争气,不如苏东的知识分子优秀。“像清朝末年的那些‘宁可不要脑袋,也要辫子’的儒生一样,愚顽不可救药。”(《世界周刊》十二月三日曹长青文)。然而骂街并骂不倒中共,也弄不明白新中国政权为什么能够持久。要弄清这个问题,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认认真真地分析。像曹先生那样骂一通街,是自欺欺人,无济于事的。     ◇“马克思主义是罪恶之源”之说不能服人   一种理论,一种哲学观点,只有与人们的生活经历相吻合,才会被人们所接受,才会有力量。曹先生说“马克思主义是罪恶之源”与历史不符,是不能被了解历史真相的人所接受的。曹先生不会不知道马克思主义只有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而已,也不会单纯到以为马克思主义产生前的世界是理想国和桃花园。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疯狂地奴役和压榨工人,包括童工,许多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许多有良知的文人学者,为当时的社会不平、不公大声疾呼。英国作家迪更斯是文学家中的代表。马克思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本质,指出了资本是各种社会不平之根源。因为马克思的学说正确反映了广大受剥削者的生活经历,而被广大受剥削者所接受,成为强大的,被资本家痛恨的马克思主义;成为向旧世界挑战的力量。   其实,首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多是知识分子。在欧洲、在俄国、在中国都是一样。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有其共性。他们富有理想色彩,忧国忧民,好鸣不平。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代表了他们所向往的理想: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没有罪恶的理想国。马克思主义之有威力,正在于它所代表的这个理想。为了这个理想,许多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如李大钊,瞿秋白等。中共在长征途中,历尽绝境,能化险为夷,摆脱石达开的命运,恐怕也是靠了这种理想的力量。当然,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是一种理想,并非现实。这种理想能否实现,取决于许多因素,也需要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国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遭受一点挫折,并非马克思主义本身的问题。说马克思主义是罪恶之源”,只能是自欺欺人,不能被了解历史的中国和世界大多数知识分子所接受。   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唤醒了千百万受压迫者。他们组织了工会,成立了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向资本家进行斗争,迫使资本家提高工人工资,改善工作条件。在组织起来的工人面前,资本家便不敢为所欲为。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对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迫使资本主义不断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欧美等许多国家所实行的福利制度,都跟马克思主义的存在有着直接的关系。改革开放前的中国虽不富裕,却为其工人提供免费住房,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和就业保险。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生活和政治地位与解放前相比,有天壤之别。说马克思主义是“罪恶之源”中国工人是要打嘴巴的。     ◇亦谈“共产主义是暴力加谎言”   曹长青先生讲“共产主义是暴力加谎言”,也与中国人的历史经历不符,不能服人。早年在中国传播马列的人,如李大钊与陈独秀等人,都是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他们并不相信暴力。在一次又一次地被当权者杀戮后,才认识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美国政客曾讥讽毛泽东“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说法。他们哪里知道这是千百万中国进步人士的鲜血换来的教训。蒋介石国民党与共产主义并不沾边,他们的暴力却是“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在国民党几十年的白色恐怖之下,有多少共产党嫌疑犯被杀,当中该有多少冤假错案!许多西方文人乐道于共产党在镇反时杀了多少反革命,却没见有人提国民党还乡团杀了多少进步人士!也没有人谴责国民党还乡团杀人手段之残忍!地主老财与共产主义并不沾边,他们对待敢于起来与其抗争的穷人,决不手下留情,都是斩草除根,连婴儿都不放过。翻开中国各地的地方志,那个被还乡团光顾的村子没有几十口,甚至上百口人被活埋,被杀戮。手法之残忍,世上少见。共产党即使再善良,再温和,也会有起码的复仇心理。他们对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不打不杀的作法,说明共产党非但不是暴力的化身,倒有点过于仁慈。   曹先生拿出王实味被杀来证明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残忍。戴晴女士因为写了王实味之死,而一举成名,被西方捧为英雄,戴女士也颇以为得意。王实味固然是个悲剧,却很难证明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残忍。事情发生在你死我活的战争年代,王实味被误认为是异己分子。尽管如此,毛泽东一再指示王实味不能杀。后在行军途中,行动不便,又恐其逃脱,被贺龙下令杀了。这只能说明贺龙是个粗人而已。蒋介石、戴立等的各种暗杀明杀和这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杨虎成将军全家被斩草除根,李公仆、闻一多等著名学者,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杀死!不知道戴女士和曹先生是否也被人“洗脑”,对这些事都忘却了。   斯大林在苏联枉杀了不少人,西方文人与政客称他为paranoid。中共和毛泽东在1957年反右,犯扩大化的错误,被曹先生用作迫害知识分子的证明,斯大林、毛泽东不是神,都犯过错误,没有必要为错误的作法开脱。但看待斯大林与毛泽东的错误,不能忘记当时的特定的历史环境。斯大林当时面对的是西方十七国的军事干涉,其中包括美国。在国内,白俄贵族四处暴动,这都是明处的敌人。在暗处,特务分子大搞暗杀和破坏,苏共领导人连遭杀害。处在这种四面包围的境地,斯大林能不paranoid吗?他若不paranoid倒是怪事了,岂不成了神明了!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本土面临的威胁微乎其微,但美国政府仍把日裔美国人统统圈起来,关进集中营。与斯大林相比,美国政府是不是也paranoid呢?中共的反右伤了不少好人。但中共当时处境艰难。美国沿中国边境设立了一个个军事基地,并扶持在台湾的蒋政府。蒋介石依仗美援,叫嚣要反攻大陆,并不断派遣特务,进行破坏,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中共能不神经过敏,犯扩大化的错误吗?但与国民党在台湾搞的白色恐怖相比,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共产党打右倾只打那些站出来提意见的,大多数只被降级或开除公职而已。国民党的白色恐怖则是只要拿了红皮书籍,就有通匪嫌疑,要被投到牢里去的。     ◇苏东解体,中国之鉴   曹先生认为苏东共产党解体,是因为苏东知识分子优秀,看破了“共产主义”的谎言的缘故。这种结论未免有些武断。真理与谎言都是相对而言。一些人的谎言则可能是另一些人的真理。要看具体情况。共产主义对少数剥削者确是“暴力”,但未必是谎言,因为共产党并不掩饰要对剥削阶级“专政”的主张。对广大工农来说,则更非谎言了。中共执政后,中国工人的社会经济地位,空前提高,成为国家的主人。有人说这是“天大的谎言”,因为工人从来就没有作过主,这未免有点迂腐。要求每个工人都成为厂长和老板是不可能的。但工厂没有了资本家,任何人都无权解雇工人,工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都有了着落,可以参与企业的管理,给领导提意见,逢年过节厂领导得登门到工人家拜年问候。这不证明工人当家作主了又是什么?世界上还有任何别的国家的工人享有这样的待遇没有?曹先生讲共产主义给人洗脑,剥夺人们的记忆与良知。事实正好相反,中共在中国持久,正因为中共过去一直教育人民不要忘记过去。新中国政权能够稳固,正是因为中国工人没有忘记过去。   中国农民的地位虽不如中国工人,但与解放前比也不知好了多少倍!解放前多少无地少地的农民,靠租种地主的土地活命。辛苦一年,打下的粮食,多半要交给地主,遇到荒年,则家破人亡,卖儿卖女,妻离子散,背井离乡。许多西方文人政客把中国60年代初发生的饥荒看作是中共的罪恶,大肆宣染。然而,到中国农村去问问老农民,看有没有人把60年代初的饥荒归罪于共产党头上?60年代的天灾人祸,加上苏联的逼债,确让中国农民吃了许多苦,很多不该死的人死了,不该病的人病了。反共毁毛的人,总想夸大人祸的成份。以此来抹黑毛泽东和新中国。其实,这个孤立的例子是难以给一个领导人和一个社会制度下定论的。一家之主有理财不当的时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有犯错误的时侯。一种社会制度的优劣要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表现出来。与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发生的各种经济危机相比,社会主义国家所遭受的一些经济挫折,实在算不了什么。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一旦发生,就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给人民带来很大的痛苦。但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这些危机而灭亡,似乎也正在慢慢地进步。今天的所谓资本主义,已非昔日可比。曹先生有何理由断然否定明天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会比今天的社会主义制度更好呢?   这山看着那山高,到了那山把脚翘,似乎是人的一种共性。苏东的垮台跟这种心理恐怕不无关系。苏东的几个失意文人与政客,抓住社会主义制度中一些黑暗面,夸大宣染。在一段时间内是可以蒙蔽一些人的。这些被曹先生奉为“优秀知识分子”的失意文人与政客,实际上是一批目光短浅的人。他们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主流,没有看到社会主义制度正在逐步完善的这一事实,抓住一点,不及其余,误导本国人民,起到了巨大的破坏作用。苏东垮台后,这些国家的人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连欧美等国的文人政客都不得不承认。而很多苏东的“精英”却“弃船逃命”,跑到欧美等国寻找他们的“幸福”去了。这些人实在是历史的罪人。   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人,长期享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忘乎所以,把这些优越性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不知道珍惜。别人骂“铁饭碗”,“大锅饭”,他们也跟着骂。却不知道这“铁饭碗”,“大锅饭”,是多么的重要与珍贵。从俄国与波兰等国政治发展的情况来看,许多苏东的民众正在慢慢地体会他们的经验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讲,苏东的垮台并不是一件坏事。凭空讲资本主义复辟,人们不关痛痒,难以体味其真正的含义。只有事情真正发生了,才会得到珍贵的亲身经历。中国工农看到苏东的变化,是不会无动于衷的。他们已经看到了失去了社会主义制度对他们意味着什么。有了这种经验,他们就不会轻意上一些失意政客和文人的当,受别人利用而成为推翻社会主义制度的工具。   中国的知识分子群中,虽出了几个败类,但其主流是优秀的,是有远见的。其优秀之处正在于其把国家人民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不斤斤计较于个人之得失,而致力于国家之富强,人民之幸福。其有远见之处,正在于其既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中尚存在的一些问题,又看到了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必将克服这些问题,不断完善的这个大方向。他们把精力用到了改进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上,而不是自暴自弃上。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持久,能够不断完善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群。 ≈≈≈≈≈≈≈≈≈≈≈≈≈≈≈≈≈≈≈≈≈≈≈≈≈≈≈≈≈≈≈≈≈≈≈ 【理论园地】       毛泽东的思想路线与经验主义思想路线的对立                晨钟   在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长期斗争中,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唯物主义历史观,是这一路线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思想。如果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来表示,那就是毛泽东一贯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   中国共产党74年来曲折的历程告诉我们,坚持这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是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得以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的理论基础,也是贯彻党的组织路线(即民主集中制)的思想基础。相反,凡是背离了这条思想路线的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就出现了“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党的民主集中制也遭到破坏。而每次对这些错误的纠正,如果不是开展了在思想路线上反对错误倾向的积极斗争,也是不可能的。   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基本经验,是中国共产党和国际工人运动在历史上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是绝不应当忘记,更不允许随意抛弃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正确的思想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始终是在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这两种倾向的斗争中进行的。而这两种错误倾向在中共党内的形成和蔓延,又是和党内少数人或狭隘集团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人民利益之上,形成了具有“错误的政治纲领和组织形态的那种宗派”(毛泽东:《学习和时局》,《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94页)分不开的。正如毛泽东曾指出的,“我们党的发展和进步,是从同一切违反这个真理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作坚决斗争的过程中发展和进步起来的。教条主义脱离具体的实践,经验主义把局部经验认为普遍真理,这两种机会主义的思想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995页)。   在反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斗争中,毛泽东总是提醒全党,在反对一种主要错误倾向时,要注意防止掩盖着的另一种错误倾向;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更不要用一种倾向反对另一种倾向。   毛泽东为了领导全党从思想根源上坚决纠正一度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发表了包括《实践论》、《矛盾论》和《改造我们的学习》等哲学著作在内的一系列重要文章。我们看到,在这些著作中他同时一刻也未放松对经验主义的批判。为了纠正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毛泽东提出了《关于读书的建议》,又率先身体力行,号召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靠开教条主义的帽子工厂,掩盖他们的帮派活动。毛泽东曾揭露他们,只批别人的经验主义,不反自己的教条主义,也不反对他们长期拉帮结派的经验主义。   毛泽东自己也犯过错误,包括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影响面那样大的错误。但毛泽东一贯在根本上坚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因此,当这些错误给人民利益带来的损害一经发现,正如历史表明的,他总是主动承担责任,努力予以纠正。今天,革命的中国人民之所以仍然满怀深情地怀念他,怀念在他领导和培育下成长的中国共产党人,归结到一点,就是由于这条能够集中人民的意志、依靠人民的创造精神、为人民谋利益的群众路线。   改革开放时期提出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对于纠正“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在初期不能说没有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上述以延安整风为代表的党内正确进行思想斗争的基本经验和历史辩证法,并没有象人们曾期望的那样得到恢复和光大。对“四人帮”的批判结束了教条主义猖撅的局面,然而经验主义和形而上学却到处盛行起来。对一个极端、一种错误形式的纠正,导致另一个极端、另一种错误形式的偏离。主观与客观相分裂,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状况,不仅仍然存在,而且进一步恶化了。   究其思想根源,主要是因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一是对毛泽东的实事求是论作了经验主义的片面解释,只反教条主义,不反经验主义,信口开河地随意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被吹捧为“思想解放”;二是把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割裂开来,不再把群众路线作为贯穿党的全部工作和各项政策的根本路线,千百万人民群众在毛泽东领导下成功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成就和基本经验,被人用一些暂时的局部失败和狭隘的局部经验极其轻率地否定了。   经验主义者离开对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历史发展的系统研究,离开对社会发展规律之认识不断深化的辩证过程,离开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对具体认识和实践的指导作用,离开社会实践-认识主体的存在及主体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用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观点看待世界,把人的认识当作是对外部世界的机械的消极的直观反映,把表象、假象、事物的外部联系当作事物的本质,把片断实践当作检验真理的绝对标准。这就必然囿于割断历史、就事论事、盲目实践的困境中。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曾经批评过那些庸俗的事务主义者:“他们尊重经验而看轻理论,因而不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缺乏明确的方针,没有远大的前途,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这种人如果指导革命,就会引导革命走上碰壁的地步。”(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8页)。   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中,经验主义给中共的思想建设带来了更加严重的危害。他们用经验主义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原则和基本理论连同教条主义的污水一齐泼了出去。例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毛泽东关于建设社会主义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基本理论,在中国官方的“当代新理论”中均被抛弃了。代之而起的是商品经济中性论、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互补论,以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中心论。经验主义者在帝国主义的经济和文化侵略面前完全丧失了革命的批判的战斗能力,不但被诱入了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泥坑,而且在这个泥坑中无可奈何地成了西方御用的现代化学派的思想俘虏。由于受到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资产阶级思想、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迷信思想的严重腐蚀,中国共产党的战斗力遭到了大规模的严重破坏,以至在党和人民的关系中出现了自中共建党以来从未有过的严重对立的险峻局面。坦率地讲,曾经在毛主席带领下为社会主义艰苦创业的几代人,对这种状况是不满意、不高兴、不赞成的。   我们认为,面对这样的局面,提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的思想路线的讨论,开展一场无产阶级思想与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思潮的大论战,一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重新教育运动,是十分必要的。   改革开放以来,实事求是成了中国报刊文章和讲话报告的口头禅。究竟毛泽东基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对“实事求是”所作的新阐述,与经验主义对它片面、庸俗的解释有什么不同呢?   毛泽东认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这个“一切事物”要求我们从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等方面,对周围环境包括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及现状进行系统的调查研究,详细地占有材料(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9页)。而不是象经验主义那样仅仅满足于局部经验的获得,这种局部经验只是得自于他们直接接触到的历史发展长途中的片断构成或个别过程。毛泽东认为,“‘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同上)。而不是象经验主义那样把事物的外部联系、表象以及空洞抽象的概念拼凑起来充作理论。毛泽东认为,“求”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中引出中国革命固有的规律,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他因此又将实事求是的态度称为“有的放矢的态度”,即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这个“的”(同上)。而不是象经验主义那样“以眼见为实”,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否认已为前人、他人以及自己过去的实践所证实的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新的实践和认识的指导作用。   两种对立的实事求是观之争,说到底,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在认识论上的分歧。   伴随着机器大工业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出现而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是人类认识史上的转折点。马克思主义克服了过去狭小的生产规模对人们眼界的限制,揭露了剥削阶级的偏见对历史的歪曲,“使人们能够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毛泽东:《实践论》,《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60页)。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和认识发展的基本来源。基于物质利益关系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尤其给予人的认识以深刻的影响。因此,作为这些基本实践和认识之主体的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马克思主义指出,日益向着深度和广度进军的社会化大生产,是现代生产力的本性及其发展的总趋势。这就决定了现代化生产力的承担者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用适应于生产力性质的公有制取代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马克思主义的任务就是要在社会主体的革命实践中,考察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性质和历史条件。它的目的是使被压迫阶级自己起来掌握自己的命运,认识到什么是他们共同的基本利益,如何争取和保卫这一利益,在推翻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斗争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把握住历史的发展规律。   西方发达国家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充分展开的地方,是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和发源地,而中国则是一个资本主义十分不发达的落后农业大国。只有把两者实事求是地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东方这块古老的大地上焕发出新的朝气蓬勃的生命力。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前仆后继的英勇牺牲,先进的人们“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共产党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4页)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中国人民实事求是地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最主要的结晶。   至于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以及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左”倾错误,前者在经济调整时期已经得到基本纠正,后者毛主席在世时也正在予以纠正。毛主席逝世后,进一步解决好遗留的问题,深入分析造成这些错误的历史原因,以便更准确地认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有人不顾在这20年期间中国社会结构和生产力结构在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上所发生的巨大飞跃,胡说什么中国经济经历了20年的停滞和徘徊,硬要塑造一个在晚年犯了严重方向路线错误的毛泽东形象。这样不公正地对待毛泽东,也许利用文革中的错误和国门突然打开时的眩晕和幻觉能骗人于一时,但不能骗人于长久。从“六·四天安门事件”到苏东巨变、到中国改革开放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到李登辉窜到美国康奈尔大学,这些往往能直接暴露事物本质的重大事件,虽然有的还是刚刚开头,已经使人们越来越清醒地看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揭示的当代世界的那些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都是客观存在着的,靠花言巧语是抹不掉的,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矛盾尖锐化了。在毛泽东最后20年的伟大革命生涯中,相对于这一时期他在所有这些关系到社会主义和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对马列主义的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无论对这些错误如何评价和估计,只要采取一个郑重的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态度,都会看到这是前进中极其局部性的问题。近年来中华大地升起的持久不熄的“毛泽东热”表明,人民对于这样不公正地对待毛泽东是不满意、不高兴、不赞成的。人民正在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进行比较、鉴别和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物质武器正在中国重新寻找自己一度失落的精神武器。如何实事求是地对待毛泽东的历史遗产,不是一个个人恩怨问题。这是一个如何对待中国人民百年来前仆后继、英勇牺牲所换来的革命成果,如何对待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的根本态度问题。   上面谈到的这些就是作为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事求是,所具有的极其鲜明的实践性、阶级性和党性原则。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和最终由现代生产力的性质界定的世界历史的基本发展趋势相一致的,而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则是把二者连接起来的哲学工具。离开了千百万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和他们的基本利益,实事求是就失去了其实践主体的阶级依托;离开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实事求是则失去了其认识主体的理论依托。脱离了这两个依托,实事求是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水之源了。   正是在这些关节点上,经验主义的“实事求是”论与辩论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论分道扬镳了。他们在观察认识问题时,不但如前所说离开了人的社会性,离开了人的历史发展,离开了社会发展总过程的基本趋势,离开了认识过程中理性逻辑思维在把握规律方面质的飞跃,因而总是在机械唯物论的小圈子里打转转;而且在历史观上始终是唯心主义的。他们在根本方向上逆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大趋势而动,把在私人劳动和市场经济基础上金钱对人的统治,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的纯粹动物式的意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生存竞争,当成是终于“找到”的那个“真实”世界的此岸性,诩之为“发展的硬道理”,而把其它一切通通斥之为“反动的空话、大话和假话”。他们不但自己成了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殉葬人,而且要把整个工人阶级和集体农民重新改造为不知其基本利益和历史使命所在的自在阶级,把劳动者阶级对世界和社会的认识重新拉回到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那种在黑暗中苦苦摸索、任剥削阶级摆布蹂躏的深渊去。   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丰富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人类文化发展迄今最完备的哲学认识工具,由毛泽东以中国百姓喜闻乐见的东方形式,传递到中国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手中。毛泽东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性、阶级性和党性,生动活泼地全面地凝聚与贯通到他所创建的“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的党的群众路线中,从而使无产阶级政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它的工作路线中得到全面的体现和贯彻。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和共产党领导下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从理论到实践的两次飞跃的无限往复,被具体地体现和规范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无限循环中。毛泽东指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854页)。   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又有了新的发展。毛泽东始终认为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一个巩固的工农联盟,主要是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村最广大的贫农、下中农的阶级联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阶级基础。他们是占中国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拥护社会主义的大多数群众中最坚定的社会政治力量。他们的社会实践和基本利益是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政策获得正确认识的基本来源,也是检验这些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主要试金石。毛泽东坚持党的干部必须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共同参加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他认为只有在这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共产党人才能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才能在巩固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毛泽东心中无鬼,无私无畏,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他把人民群众继承革命战争年代党和军队的民主作风,所创造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一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看作是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扭转干部与群众之间长期存在的不正常关系,使人民积极参加和监督对国家和社会的管理,调动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反对修正主义的重要保障。   毛主席的群众路线从认识论和工作方法上解决了如何使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其阶级性质,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不断发展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问题,同时也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把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反映论如此生动地融会贯通到共产党的群众路线中,并把坚持这一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线,这是毛泽东超出他的老师们,对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做出的重大贡献。而经验主义的思想路线之所以在当代世界历史发展的重要时刻铸成大错,给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难以挽回的严重损失,归根结蒂,就是它把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当作“左”倾错误来非难。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干部队伍阶层中发生了自建党以来从未有过的大面积溃烂。 几十年辛勤浇灌起来的社会主义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几近被摧毁。痴人说梦、指鹿为马者都能在“解放思想”的光环下被供入“科学”的殿堂。实事求是成了毫无顾忌地鼓吹实用主义的代名词。一方面“新的时代”、“新的理论体系”、“新的飞跃”、“新的体制”一类的捷报赞歌频频招摇过市,另一方面,甚至连那些早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所消灭的丑恶现象和社会痼疾也在一浪又一浪地陈渣泛起,还常常令经验主义者顾此失彼、束手无策。有人说这是“新”时代的“皇帝新衣”,信不信由你。无论如何,一旦用经验主义的思想路线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其于内政外交上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在一个日益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已不容人们再暇以时日地想入非非了。这一结论,恐怕不是假的。            (1995年7月) ≈≈≈≈≈≈≈≈≈≈≈≈≈≈≈≈≈≈≈≈≈≈≈≈≈≈≈≈≈≈≈≈≈≈≈ 【文艺之窗】           沁 园 春            长 江   录旧作献给毛泽东和自鸦片战争以来为中华民族之独立富强、自由解放而奋斗过的志士仁人们       不尽长江,桀骜咆哮,奔腾向东。       揽昆仑奇雪,融为素练,九天彩玉,汇成黄龙。       势自山来,浪随天去,拍岸惊涛正无穷。       一江水,万里征途上,豪唱始终。       千年正气相通,有无数英烈续遗风。       叹屈子赋骚,贾生伏窜,史迁遭辱,鹏举精忠。       谁敢横刀,仰天长啸,晨光熹微血染红。       倾江水,润中华天地,重振新容。           闻迪 于纽约伊萨卡市 ≈≈≈≈≈≈≈≈≈≈≈≈≈≈≈≈≈≈≈≈≈≈≈≈≈≈≈≈≈≈≈≈≈≈≈ 【祖国传真】         《城头变幻大王旗》质疑            周光春   今年2月5日,《农民日报》以《城头变幻大王旗》为题,报道了浙江湖州市等地一些私营企业的老板,向国营企业投资,引发了第二次“公私合营”。“第一次‘公私合营’(指50年代初期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靠国家政策对私有经济进行强制性改造;第二次‘公私合营’则是经济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适应的必然组合”。“它们(指私营企业)有的收购国有、集体的厂店,有的则向国有、集体企业注入资金,变成大大小小的股东,在这进进出出之间就构成了一种‘围城现象’”。“市场经济的活跃,在经济生活中开辟了一个新的’合纵连横’的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一觉醒来,‘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景象也正是这一时代的特征”。   去年9月28日《经济参考报》报道,零点调查对15个省私营企业发展状况的调查结果表明:私营企业在加速发展中呈现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经营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开始嫁接公有制。这种嫁接,外部首先表现为跨所有制合作。本次大户调查中,报告其企业与公有制企业有联营关系的,占调查对象总数的30%”。“还表现为收购或经营国有企业(在这次调查中,表示对此‘持谨慎态度’的占调查对象总数的40·3%;’持积极态度’的占23·13%,远高于‘没有兴趣’者7·46%的比例)”。去年4月22日《经济日报》登出《兰州出现新鲜事:“私”字牌下“国”字号》。早些时候一些报纸曾作为热门话题报道过:福建省泉州市的国有企业全部与外商合资。还有些报纸报道农民争相购买或兼并乡镇企业。   据去年一些报纸报道:全国居民储蓄达1·2万亿元,私人手持各种证券3200亿元,民间外汇超过100亿美元,个人资金已够收购全部国有资产。   各地报纸纷纷报道大力发展私营企业,在中央规定的私营经济政策之外,有些地方又为私营企业规定“几不限”、“几放开”。四川省以“转、包、租、卖、并、破”等措施,改造县属国有企业。江西省有关部门提出县一级不再办国有企业。   今年2月22日《经济日报》登载魏杰的文章,题为《经济改革中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提出:“当前在国有制经济中,有一种倾向,就是要通过现代企业缺席将所有国有制经济都改革好,使其完全充满活力。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国有制经济改革应该是四个字,即:一租、二卖、三变、四改。我看不能只强调改革,而且还要强调租、卖、变。”“所谓变,就是指那些租不了、卖不掉、也改不好的国有制经济,通过产权变更,而使其非国有化”。“把国有变为非国有,并不是国有资产流失,因为有些原来就不是国有,只是在过去‘左’的思潮下强行变成国有的,现在不过是非国有经济复原”。这一变“有利于经济发展,是简便生产力标准的,因而是完全必要的”,“改革国有制经济就是要尽量减少国有企业”。“国家可以卖掉一部分国有经济,收回的资金不再用于投资,而是用于解决历史负担,形成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就是用卖掉国有经济的资金给职工发退休金。作者主张,在实行一租、二卖、三变、四改的同时,“应该继续大力发展非国有制经济,在批地、银行贷款等方面为非国有制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时机”。“我国银行体制改革不能只注重对国有制银行的改革,还重视发展非国有制银行,使民营银行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   “山雨欲来风满楼”。这股私有化之风,来势迅猛。发展私营企业作为公有制企业的补充是应该的。但是要以私营企业来取代国有企业,或者通过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来搞私有化,则是十分荒谬的。   如果从认识角度来考虑,至少有两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他们只看到目前国有企业有困难,却不了解产生困难的原因,更不研究解决办法,简单地把国有企业当包袱甩。上海、天津、沈阳、武汉、重庆、哈尔滨六市,“八五”计划前三年投资666·14亿元,对17147项进行技术改造,完成577·1亿元,竣工15862项,增加产值953·6亿元,增加利税199·38亿元,创汇43·13亿美元,提高了钢铁、汽车、电站、医药等行业的经济效益和竞争能力,改革了工业结构。事实证明,许多国有企业只要稍加扶持,就可以发挥它们的潜力和优势。目前,国有企业要在按劳分配、设备更新、发展科技和面向市场等方面下功夫。国有企业的困难主要是长期以来贡献很大、补偿很少造成的,不是所有制带来的,不能在所有制上打主意。如果减少固定资产投资,用于现有企业的技术改造,是大有可为的。解决企业办社会和多余职工安排,各地正在探索,也有些好经验。   (二)国有大中型企业需要实行股份制的,一般应由国家控股,国家如果只剩下股票,虽然可以保值、增值,但企业的性质变了,企业由外商或私商掌握,工人变成了被雇用的劳动者,很难保持主人翁的地位,党的核心作用也就谈不到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宏观调控的决定,企业董事会不一定执行。今年年初的物价调控,还是靠国有粮店带头执行,才使粮价逐步稳定下来。   前面《农民日报》文章所述,“城头变幻大王旗”是“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时代呢?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难道要将包括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内的公有制重新退回到私有制吗?党的基本路线的两个基本点之一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首先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经济上的私有化和政治上的自由化是双胞胎,如果瓦解了国有企业,涣散了工人阶级队伍,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转载《真理的追求》1994年第5期) ~~~~~~~~~~~~~~~~~~~~~~~~~~~~~~~~~     我为社会主义的前途担忧        邢子陶   我是一个内战时期参加革命,已80高龄的老共产党员,时代前进得很快,思想有些跟不上。我现在所担心的是当前党风和社会风气存在的问题很多,不但不能与50年代相比,比前些年还不如。在毛主席一百周年诞辰之际,我担心在身后社会主义性质会不会发生变化。因此今天就我看到和想到的,从另一个角度来提出一些问题,讲一些看法。   一、我们浙江省对经济工作这个中心是抓得很紧的,抓出了成绩。自中央进行宏观调控以来,经济发展中一些问题已得到改善,争取继续保持发展速度大有希望。但当前各地在相互攀比速度的追逐下,经济过热现象依然存在。高速发展和起飞的好事,但要有条件,要创造条件,特别要在科技开发、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增产节约上下功夫,以加速资金运转,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减少支出,在条件具备时,再上新的台阶。而现在有些地区,一面根据中央指示减少摊派,加重人民和基层单位负担。例如,高价出卖城镇户口,自行加码电费和电话费,向每辆汽车要大额款项,用免税发标和高价发标赚钱,用摊派方式集资搞建设,以至克扣教育经费,不发工资等等。以这样搞来的资金搞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总还情有可原;但有的钱却是搞高级宾馆、舞厅、夜总会、度假村,以及重复建设低级产品的企业之类。产值虽上得很快,但水分也很大,得税相对下降,质量问题严重,产品积压,债务加重。许多开发区占地不用。农民不愿种粮,好地抛荒,粮食减产,靠向省外、国外购粮维持。长此下去,将无以为继,会形成恶性循环。现在有一种风气,只要速度越快,产值越多,就受表彰,没有正确、完整地执行中央政策。   (二)小平同志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23页)十四届三中全会也说:“依法强化征管个人所得税、遗产税和赠与税,通过分配政策和税收调节,避免由于少数人收入畸高形成两极分化。”现在两极分化的进程,实际上是在加速进行,千万富豪、亿元富豪不是个别的。他们的钱有许多并不是靠“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得来的。他们利用偷税漏税,贪污受贿,营私舞弊,挖全民和集体的墙脚,钻政策的空子,造成国家资金大量流失,变公有为私有。50年代“三反”“五反”中应受处罚的对象,现在除少数人外,都是先富起来的风云人物。“有钱能使鬼推磨”,他们利用金钱,在社会上兴风作浪。现在个体户、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发展势头很猛,比重直线上升;而国营企业却有1/3亏损,国有资产大量流失。集体所有制企业有许多实际上是私营企业,挂牌牟利;有的集体企业是厂长企业,村镇人民只靠做工赚点钱。现在有些地区为了加速发展经济,正在大力提倡私营经济,甚至公开将国有资产半送半卖或无价送给他们,而工人却处在被加重剥削和压迫之下。对国有经济的转轨和发展兴趣不大,不予扶持,并加种种限制,这值得严重注意。而另一方面,革命老区和边远山区人民,有许多却还得不到温饱。我拥护十四届三中会的决定,希望它能从纲领成为现实,在我们这里真正解决一些经济体制问题和分配上的问题。   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现在实际上精神文明这一手没有真正硬起来。目前党风和社会风气问题很多,50年代我们用短短的时间,消灭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各种丑恶现象,主要是因为当时有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干部以身作则的艰苦奋斗精神。现在则不论城乡,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思想,赌博、迷信、大操大办等现象几乎普遍存在,港澳台及西方腐朽没落文化,控制了我们的文化市场,录像片90%是他们的。街头书摊找不出几本宣传社会主义的书。而宣传色情、武斗、封建迷信的书比比皆是。歌舞厅、夜总会、卡拉OK厅、三陪女郎、封闭包厢遍布杭城和其它城市,有许多还是我们领导机关乃至政法部门办的。还有所谓“炒星族”,不久前省里举办的一个大型文化活动,还请一些港台歌星专程来杭演唱。这种活动得到某些企业大力赞助,某些演出公司大力推动,报纸上不断报道这些歌星的新闻、秘闻,把他们的身价炒得很高,一夜演出要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百万元,门票几百元一张。随之而来的产生了一个“追星族”,有些年轻姑娘甚至公开打出“爱死你”的横幅站在歌星演唱的台前;上海还有女学生闯上台去抱着歌星狂吻的。现在不少青年学业荒废,思想颓废,甚至产生歌星崇拜幻症。而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革命传统则一无所知,甚至认为井冈山在日本,鲁迅是德国人。至于对明星、歌星的姓名和事迹则如数家珍。现在中央正在抓爱国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放映百部爱国主义电影,省委和省人大通过了一些有关的决定和条例。我省《钱江晚报》、《杭州日报》也发表了一些好的新闻和文章,希望能认真贯彻下去,使情况真有改变。   四、我认为对我们的工作应有分析,实事求是,既讲成绩,也要讲清存在的问题。要把自己提出的如精神文明建设的纲要之类的决定,真正抓紧,一步步贯彻下去。现在下面的意见是觉得纲领多,一般布置多,认真在要害问题上抓出成绩来比较少。例如我省经济高速发展有很大的成绩,站在全国前列,但我省的通货膨胀、物体涨幅也是站在全国前列的,最近特别厉害,人民反映很大。如文化市场问题,单靠公安部门是不行的。这些能否都集中力量抓一抓?又如反腐败问题,据我所知,各级领导中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现象决不是个别的。群众担心反腐败只打苍蝇,不打老虎,有些高级干部贪污腐败、营私舞弊,行为确凿,却因为背后有靠山,无法处理,轻易过关,有的还升了官。有的高干子弟明白地说:“趁我老子在位的时候,大捞它一把,一旦老子下台,我就出国。”有的高干子弟以权力为后盾,在重要城市大做房地产生意,大发横财;有的支持投机诈骗分子,牟取暴利。这样下去,中国是否还会产生“四大家族”?能否冲破保护层,把隐藏的特别是上层的老虎抓出来,是关键所在。再如杭州市西湖是中国以至世界某种的风景旅游区,连新加坡李光耀也怕将它搞坏。而现在有许多损毁西湖美景的商业化创收现象,如涂漆和悬挂广告,把白堤成为“可口可乐”堤,在苏堤上搞小火车,破坏了宁静的美景(1993年12月14日《人民日报》已发表史莽写的《救救苏堤》文章给以批评),湖水严重污染,湖滨建高层宾馆等等。还有上次正在通过我省精神文明建设纲要之时,而有的市、县却在“选美”。   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成败,关键在于共产党内,在于党中央和省市的领导班子,在于他们是否是个德才兼备的有理想、有尊重人才、有文化、有纪律、能够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的三大作风的集体。当前群众对我们有种值得注意的反映,他们对我们党的干部作风有个顺口溜,说:理论联系实际变为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群众变为密切联系领导,批评与自我批评变为表扬与自我表扬。这个批评很尖锐,究竟用什么标准选择干部?如何选择干部?现在对在重要岗位上领导干部的选择,有的采取单纯由上面任命,或经过领导动员、组织保证选举出来的人,这些人中有的却是作风不正、很我争议的人。有的几次落选,仍被破格提拔,而真正好的干部被冷落,这很值得我们警惕。   基层支部应起战斗堡垒作用。但据我所知,现在的情况确实令人担忧。有的支部书记以权谋私、以权致富,对群众生活漠不关心,在党内独断专行。支部书记依靠关系十几年没有改选,有的县委、乡镇常委不照党章和上级指示办事,为了照顾“地方势力”,还明确提出若是经济工作忙,可以不改选。基层里赌博、迷信、大操大办、封建宗族关系盛行。据中央公安部统计,车匪路霸85%是农民,就是基层支部软弱无力甚或共谋作案所致。在新昌到天台的公共汽车上,有一次带孩子去比赛围棋的教练等全车人被抢。现在某些镇委、乡委忙于抓生产,对下除了召开党政工团布置工作的一揽子会议外,其它必要的会议都不开,党的建设工作无人过问。我不知道上面是否知道这些情况?   我希望在党建工作上能够认真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德才兼备的组织路线,真正弄清党组织和基层支部的情况,加以改进。   以上所说的,并不是杞人忧天,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若不改变,我们将愧对为革命而牺牲的先烈和人民。 (转载《真理的追求》1994年第5期) ≈≈≈≈≈≈≈≈≈≈≈≈≈≈≈≈≈≈≈≈≈≈≈≈≈≈≈≈≈≈≈≈≈≈≈ 【时事评论】         中东的库尔德民族问题             李山   波斯湾风云突变,五年前情景再现。九一年的海湾战争,是由伊拉克入侵一个主权国家科威特引起的。这回美国再次对伊拉克实行轰炸,是因为伊拉克侵略了自己领土的北部。一个主权国家,能够“侵略”自己的领土,实属罕事,但西方媒体在报道中确是使用这个字眼的。海湾战争以来,伊拉克北部北纬三十六度线以上地区,不仅成为针对伊拉克的禁飞区,也驻扎了大量的美英法等国军队,伊拉克的飞机只要被瞄见,一定被击落无疑(美国曾因过度警惕而误击下来自己的两架直升机),而美英法等国的飞机、军车则进进出出伊拉克北部,巡逻执法,布告安民,好不忙碌。这一切,主要是因为有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民族问题。   若深究库尔德民族问题,就无法将问题限制在伊拉克北部,而必须将流落在土耳其、叙利亚、伊朗和伊拉克境内的全部库尔德人的境况作整体考察。而这个问题的来历又源远流长,它是奥斯曼帝国留下遗产。从十九世纪起,在世界的东方和西方,分别发生了两个伟大帝国的衰落。中国和奥斯曼帝国,曾被欧洲人分别称为“东亚病夫”和“东欧病夫”。一战后,奥斯曼帝国终于分崩离析,被瓜分成弱小分散的殖民地。二十世纪中华民族完成了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同时基本上解决了内部的民族问题;而瓦解后的奥斯曼帝国,其核心地区转变为现代的土耳其,却没有解决原帝国体制内的民族压迫和民族矛盾问题。库尔德人在原奥斯曼帝国内就处于被压迫地位,成为土耳其境内占人口百分之十的少数民族之后,仍然在语言、文化方面受到土耳其族人的歧视和压迫。全部库尔德人口的近一半都在土耳其境内,除了聚居在土耳其境内东南部外,也散布在土耳其全境的城乡,其受歧视、受迫害的问题,是全国性和全社会性的。因此,库尔德民族问题,首要是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的悲惨处境问题。   二战后,土耳其成为西方对苏冷战的堡垒,也成为“自由阵营”内少有的几个长期专制独裁、军人干政的国家之一。从冷战前到冷战后,西方曾以“反对极权制度”、“人权外交”、“民主浪潮”等等口号,在世界上挑出他们想要整治的国家,去同情和干预那些国家内部的人权。然而,对土耳其这个重要盟友,却视而不见其人权劣迹,全力支持暴虐的历届军人政府,任其压迫和欺侮境内的库尔德人和赛浦路斯岛上的希腊族人。   九十年代以来,土耳其社会内部严重的民族和阶级矛盾导致了“库尔德工人党”与政府之间的内战。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的双重标准达到了荒唐的地步。一方面,对巴尔干的内战积极插手,拉一派、打一派,另一方面,对土耳其政府的种族清洗政策和军事围剿则暗中支持,库尔德人政治犯在狱中绝食,西方媒体对此有意回避。   不过,是在海湾战争之后,西方“保护人权”和“人道援助”的双重标准又上了一个新台阶。打败伊拉克后,似乎突然发现库尔德的民族问题,很方便地将伊拉克北部定为西方盟军的保护区。在这同时,土耳其政府军大动干戈围剿库尔德游击队,为追击库尔德人,大举进入伊拉克北部,在伊拉克境内纵横驰骋,长达数周。至此,伊拉克对北部领土的主权已经名存实亡了。   西方在默许土耳其放手围剿库尔德人的同时,又在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中开始培植自己的代理。这个代理,不是别人,就是“库尔德民主党”。西方不仅想利用库尔德民主党来作为插在萨达姆·候赛因背上的钉子,也想让它对亲伊朗的库尔德人组织起制衡作用,同时又从内部分化库尔德人,使之不致成为太强大的独立的势力。这是一举三得的买卖。同时,库尔德民主党和库尔德工人党是死对头,因为库尔德民主党是亲美、亲西方的,而库尔德工人党是左派、马列主义的。因此,土耳其也大力支持库尔德民主党,以消除库尔德工人党在库尔德人中的影响。   然而,西方的战略算盘出了差错,这才是导致这次美国动武的原因。看来,萨达姆·候赛因对库尔德民主党作了非常出色的统战工作,居然把它从美国的代理人拉拢成为自己的盟友。库尔德民主党在拿了西方援助之后,又和萨达姆作交易,想两头通吃。库尔德民主党帮助土耳其围剿了库尔德工人党之后,又来和亲伊朗的库尔德爱国同盟较劲,因战斗吃紧,才请萨达姆·候赛因出兵配合,如此才招来美国的巡航导弹。   美国尽管能够凭着军事优势在无伤亡情况下“安全放心”地任意惩罚伊拉克,但这次事件对美国有双重的难堪。首先库尔德民主党经过西方的多年扶植,竟然反戈投靠萨达姆·候赛因,这几乎重演了萨达姆本身的恶作剧:萨达姆的战争机器,本身就是由美国扶植起来的:在两伊战争中,它成为美国的代理,去围堵伊朗革命的影响,防止其在中东扩散。另一个难堪是:那些美国在中东的盟友,对这次军事行动多抱反对态度:首先,因为库尔德民主党帮助土耳其打击库尔德工人党有功,土耳其和伊拉克在支持库尔德民主党的立场上是一致的。因此,土耳其反对这次军事行动,拒绝美军使用土耳其南部的军事基地。而土耳其因为在北约组织内及巴尔干地区的角色重要,手中有王牌,美国也奈何不得。而中东的阿拉伯国家,目睹海湾战争以来伊拉克人民蒙受的巨大痛苦,不能不对同胞产生同情之心,因此多数表示反对西方肢解伊拉克的领土主权。   看来美国对伊拉克乃至中东的整个策略需要检讨。分而治之的套路已经用尽,在当地冲突中拉一派、打一派,今天为友,明天为敌,只能是制造出更多的、新的黎巴嫩,在继萨达姆·候赛因和库尔德民主党之后,再扶植新的代理,一定还是继续自造魔鬼。有人已经开始建议,应该将亲伊朗的库尔德爱国同盟拉过来,认新的干儿子,这个主意有多馊,看看那些亲伊朗的前阿富汗自由战士,和刚刚从波斯尼亚战场下来意犹未尽的伊斯兰圣战者,就很清楚了。   新的禁飞区把伊拉克的南北部象蛋糕一样切割下来,使伊拉克政府所能有效控制的领土不及原来的一半了。记得儿时学历史时,听老师讲旧中国各地驻着外国军队,沙俄和日本的军队在中国土地上混战,中国人只有旁观和被杀的份。中国军队在中国土地上行动竞被指责为“侵犯”日本,并因此导致了“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当时感到完全无法想象那是多麽黑暗屈辱的历史,何等的强盗逻辑横行、强权就是真理的年代。而今天的伊拉克的东北部,竟让人想起日俄战争中的辽东半岛,和“九·一八”前后的东北和热河。 (转载《侨报》一九九六年九月六日) ~~~~~~~~~~~~~~~~~~~~~~~~~~~~~~~~~~         中国民族主义涌现电脑网络           托马斯·皮克斯雷   一九八九年天安门广场的悲剧之后,许多在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把美国当做他们追寻的榜样。许多美国人,在看到中国学生呼喊出反对北京政府和要求民主的口号后,都以为美国找到了最可靠的朋友。   今天,潮水调转了头。许多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正在义愤填膺地抗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对奥运会的转播报道,并正在重新思考他们以前对美国的那些正面评价。主要由哈佛大学和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理工科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委员会,通过网际网络收集到了三千五百多份电子邮件的“签名”,针对奥运会上对中国队的报道,展开一场电子空间的抗议活动。这个委员会列出了六十四个中国学生学者社团组织的名单,其中包括斯坦佛大学、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伯克利加州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以及硅谷中国工程师协会。   抗议活动的参加者包括既联合、又斗争的伯克利和哈佛两派,号称代表了全美国的七万人的意愿,并从全美各地的支持者那里征集到三万六千多美元的捐款,并于八月二十日组成了一个十人执行委员会,包括有法律顾问。   抗议和不满的声音通过电子邮件和万维网本页,已经被大量地传回中国大陆,中国的官方媒介也报道了抗议活动,为在那里已经高涨起来的反美民族主义助长声势。虽然整个抗议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行动一开始显然完全出于自发,但由之而来的对美国的批评言论,很快地和中国大陆所流行的民族主义词令如出一辙。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体育新闻主播人考斯特在奥运会开幕式上中国代表队入场时的评语触发了这次抗议活动,考斯特提醒观众中国的各种缺点:“……[中国]有人权问题、版权问题,以及对台湾的威胁。”考斯特先生在奥运会比赛期间还多次提及某些中国游泳运动员曾经使用过禁药,并暗示中国游泳队不尽理想的表现是因为严格的药检制度和一些被取消比赛资格的运动员的缺席造成的。   许多在美国的中国观众相信这是考斯特先生有意将中国单列出来作负面的评论,他们对此迅速做出反应。七月十九日,斯坦佛大学电机博士候选人曹阳(音)发出了一个电子信件给在伯克利和斯坦佛的中国留学生,标题是:“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奥运转播胡说八道!”其中说到:“你是否注意到中国队庞大的队伍只有几秒钟镜头,比一些小国代表队的镜头还短,还加上肮脏的字眼?这是什么混蛋事!……为中国队欢呼!”一大批表示赞同的回贴跟着来了。   另一封广为流传在中国留学生的邮寄名单中的电子信件,提出疑问说,美国观众会如何反应,假如北京的中央电视台的体育播音员说:“现在出场的是美国队,一个自封的超级大国,到处干涉别的国家,……但是自己有种族问题,爱兹病问题,虐待儿童问题,枪杀犯罪……”   七月二十四日伯克利的抗议者在他们的网站上贴出了一封针对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抗议信,谴责考斯特先生的“不可遏止的冲动去拉扯到政治上去,……以及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散布谣言。”信中宣称,“我们强烈抗议考斯特先生的不负责任的评论,并要求考斯特和国家广播公司公开道歉。”从这以後,运动的支持者迅速增多,现在抗议委员会开始为抗议国家广播公司的宣传活动而募捐。根据电子信件所宣称,中国大使将帮助促使在美国的中国公司赞助这个运动。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以及中国体育饮料“美国健力宝”的总裁各自捐献了一千美元。   八月十四日,学生们在《华盛顿邮报》登出了广告,指责国家广播公司和考斯特的“可鄙的偏见和不友好态度”以及“作有敌意的评论”,要求他道歉。据学生们说,国家广播公司的体育新闻副主任马凯曾劝告他们取消刊登这条广告,考斯特先生也表示很抱歉他的评论被误解。八月二十日,马凯先生寄出一封私人信件给执行委员会的首席谈判人魏群娥(音),信中说,考斯特先生并不是成心打算作任何不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它的公民的事,……我们对所有在感情上受到伤害的人表示道歉,并且衷心希望此事能就此解决。”委员会拒绝了这个道歉,并且开展了新一轮的募捐,准备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另一份抗议广告,他们表示将继续刊登广告,直到国家广播公司和考斯特在“电视上、在报纸上做出彻底的、公开的道歉”。   对于国家广播公司的所作所为表现出的愤怒和失望,反映了在很多中国留学生中间崛起的民族主义意识。由伯克利加州大学教育行政管理专业博士候选人王容(音)发出的一封电子信件很代表学生们的情绪。她说:“目前中国的时代正在到来,很自然的会有一些小虫豸对这种震动全世界的变化感到难受。也许这只是开始,所以他们不知所措,……任何头脑冷静的政治家都应该懂得,有一小部份已经懂得了,中国留学生和学者团体不是好惹的,目前如此,将来也如此……因为这些人要不了多久就会成为中国各个领域内的领导者……”   哪怕是粗略地读一下在美国各大学的大陆中国留学生用电子邮件张贴的文章,就足可以发现,这些学生即使谈得上对美国有任何信心和依赖,也都是及其脆弱的。这次抗议能够迅速组织起来,要归功于国家广播公司,但它更说明:中国知识分子和学生远远不是美国式民主制度的虔诚信徒。相反,他们曾经对中国领导层所表现出的那种怀疑主义现在开始把矛头对向美国;哪怕是一个最小的启衅,就能点燃起他们强烈地效忠中国的热情。这些人回中国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成为美国的朋友的。 (节译自《华尔街日报电子互动版》,一九九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翻译:胡涛) ≈≈≈≈≈≈≈≈≈≈≈≈≈≈≈≈≈≈≈≈≈≈≈≈≈≈≈≈≈≈≈≈≈≈≈ ——————————————————————————————————  订阅、稿件、问题和建议等暂寄:chinaway@metropolis.idt.net ——————————————————————————————————   《中国与世界》万维网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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